主题：【原创】发展与变革 -- wild007

西方的思想方法就是过分一根筋。

你所说的这种解释，不过是朱熹的一家之言。

而王阳明认为，“‘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谓充扩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并不是通过分解来认识事物，而是通过端正对事物的看法以认识自己的本心，从而能本能地直觉地做事。这其实是在强调从整体去认识和改造事物。

当我们总是感慨官僚的强大和周期律的无奈时，总是刻意忽略了自己的不作为。按照西方的观点，这是人的“劣根性”，或者说是“人性”，故而成为一个无解的迷局。但在古代的中国，即便官僚再强大，他们也不敢欺小民太甚，因为总有一些豪侠刁民让他们伤透脑袋，最后不得不妥协。很多人认为这是因为中国人都懂“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所以才能从官僚集团里虎口拔牙，但是，今天的社会，这句话更是家喻户晓，为何我们见到贪官污吏就老是强调自己的弱小了呢？

中国“封建社会”的改朝换代，或者说“周期律”的兑现，主因多半是人口突破了土地的承受极限，而官僚的腐败和王公贵族的过度膨胀则加剧了这一过程。而在此之前，社会就已经很不“和谐”，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讲述的故事发生在北宋尚处于“盛世”之中，还远不到土地承受力的极限。但就是这样的情况，各色人等就变得很不安分。衣食无忧，家境宽裕的宋江因吏不能变官的阶层局限，一步步走向社会的反面，成为“土匪头子”；李逵一个“淳朴”的山野村夫，“成长”为杀人不眨眼的武夫；杨志因丢失官僚的不义之财而落草；晁盖一个自给自足，极有民望的乡绅，却一门心思当强盗；等等等等。仿佛那时代到处都是“亡命徒”，而且有一大票都是衣食无忧，甚至从经济条件来说足可以媲美今天的富翁的人物，他们似乎都不太“爱惜”自己的性命，整天活在刀口上。而据说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崇文忌武的社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社会需要一定的制衡，而制衡必须有实力作后盾，法律就算制定得再完善，没有执行力也就是一纸空文。在古代的中国，虽说“刑不上大夫”，但龙头铡、虎头铡铡起官僚贵族来可不见得是稀罕事。一句“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足可以让任何大员掉了脑袋，这当然不是单纯的统治阶层爱惜羽毛，而是他们知道不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在今天西化盛行的社会里，我们已经很不理解老百姓的这种力量究竟来源于何处，因为临时缩头已经是整个社会心知肚明的共识，连见义勇为这种最起码的道德行为都变得稀缺，又谈何进一步的惩恶扬善呢？比起那个几乎被公认的“羸弱”的宋朝，今天的我们真有资格“鄙视”宋人吗？

凡事有果必有因，今天的社会无限拔高生存权，其引申的涵义就是用死来胁迫所有人听命。当舆论的主流变成“谈死色变”乃至“谈伤色变”，人们也就变得畏首畏尾。今天的人既妒忌又看不起富二代，认为他们都是贪生怕死，不堪重任的纨绔。可是看看富二代的生活：飙车、磕药、赌博、登山、圈养猛兽等等，虽说很多“不健康”的成分，但危险性却是远超平民的生活。真要说贪生怕死，这一点上恐怕今天的平民根本比不过贵族，但凡一涉及到“死”或者“伤”，平民大多就“怂”了。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舆论引导是一方面，社会繁荣度也是一方面。古代中国人其实可以很容易体验到“生活的真谛”，对“富贵如过眼云烟”是可以在短短的一生中有切实的体验的，故而成功的官僚和乡绅一有机会就拼命散财，对有“前途”的年轻人更是不惜倾力提拔。应该说拥有丝绸、茶叶和瓷器的古代中国一直都比较富裕，其生活水准基本可以比肩今天的美国，故而富裕和小康生活对古代中国人压根不是什么稀奇事，祖上几代多少都是富过的。于是中国人除了在东晋时闹过昙花一现的“钱神论”，钱财的话语权是每况愈下。

观察当世和审视历史的时间尺度不同，所以可能不太好厚古薄今或是相反。另外，社会生产力水平虽然不一定能决定国家的管理水平，但肯定影响暴力机关的控制能力。

甚至民力和暴力机关其实是相关的（暴力机关可以为统治者所用，亦可为民力所用），只是今天西化的大环境把民力分而拆之，变成一个个“细胞”，才反衬暴力机关无比强大。

我已经找到了民力匮乏的根源，后面会逐步展开。

分化，收买，挑动内斗是一些基本招数，但其效用必然取决于一些更深层次的因素。找到根源，才能有对策。就象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一样，剥削的根源一旦被揭露，无产阶级革命立刻风气云涌。

本文是前文离题万里后的一种重新归纳，其实应该算是第一章节，不过既然已经写了前文，那就将错就错吧。

宗族化社会是一种将简单的关系复杂化的社会，与尽可能将社会条理简单化的工业社会似乎完全两个方向，如果说工业社会更象机器人的话，那么宗族化社会无疑更象人一些。或许很多人认为宗族化社会是一种落后文明的产物，但是当美国人开始修家谱，花街流行着政治联姻，宗族化早已在异国他乡悄然回归，或者这本来就不是中国特有的“愚昧”。

传统社会经过中国近两千年的发展演化，其传导和反馈机制已经变得相当完善，就象人体一样形成致密、错综复杂而又切实有效的神经血管网络。在医学上，即便我们拿着解剖图，可是当真正用手术刀切开人体后，绝大多数人都会彻底晕菜，图例上鲜明的主动脉和神经血管，即便挑到你面前，你也不一定认识。社会也是一样，故而要说明宗族化社会的前世今生，必须选取一个突破口，本文选取的突破口就是所谓的“农民起义”。

如果翻看过相关的中国历史，会逐渐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大体上最让统治者揪心的阶层不外乎三个，其一是军头，分封的王、节度使、出征的元帅等皆在此列；其二是贫民，这个也很好理解，“穷乡恶水出刁民”嘛；其三则是“吏”，或者说“僚”，亦即今天多数“公务员”的前身，这个我想很多人都没想到。不过就象2008年以前多数人都没想到花街竟然会和美国同床异梦，我们也总想当然地认为“官僚集团”也是铁板一块。历史上陈胜、刘邦、宋江、李自成等都在“吏”的位置上起兵做乱，自然这里面肯定有玄机。

在中国传统的官僚文化中，官和僚的分界是相当明晰的，出身不好的僚想要进入官的阶层，其难度并不比民入官低多少。新版水浒第一集中，宋江混入官的骑队努力试图平等对话，结果被嘲弄并弃于道旁，很好地揭示了这一“内幕”。在科举制度尚处于鼎盛时期的北宋，官和吏的分界即如此明晰，后世不断被蚕食的科举选士制度还有多少可信度可就真是天知道了。据说古时经常有“状元”世家，大体上父子叔侄总会接二连三地中状元，这些状元的成色是真的出类拔萃，还是可以类比重庆的“六连号”，不能不说得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军头的反叛在宋后随着崇文抑武之风逐渐式微。贫民的反叛则破坏大于建设，较少有建设性的作为，故而民心丧失很快，历史上真正的“农民起义”不是被迅速扑灭，就是被人篡夺了领导权。而其实只有“吏”的反叛最具有隐蔽性，也是成功率最高的。我们常说“官逼民反”，其实民反不反，统治者大体是不太在乎的，因为民很短视，给点糖就容易散伙，只要没有强势外族的参合，民再怎么闹也是死路。在西方，大小格拉古也给出了类似的答案，单纯的民力是最不靠谱的力量，民众的诉求统一很难且昙花一现，本质上属于乌合之众。只是在中国古代，最能掌握民力的不是什么“保民官”而是“吏”这一阶层。作为所有行政事物的直接执行者和一线反馈者，由于上有仕途天花板，下为民怨的直接承受者，吏所受的压力是很大的，基本一直处于两头受气的状态。而偏偏民间精英的最好归宿恰恰又是吏，这就使得“怀才不遇”的感慨最容易发生在这一阶层。可以说一旦掌握着基本的暴力机关、担负王朝经济和政治的微神经微血管的吏阶层的“吏心”开始与统治者分道扬镳，那就真正意味着王朝更替成为定局。也因此，我们常说的“官逼民反”大体可以拆分为两句“官逼民怨，民怨吏反”。

不过吏的地位当然还是高民一筹，所谓“不怕县官，只怕现管”，吏自己的屁股也不完全干净，要想吏反，可真不是件容易事，故而还需要看看吏反究竟有些什么样的具体条件。下回分解。

给公务员涨工资，就是必然的手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