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写给胖卡弟弟 -- 虎王2006

而不是抗生素，毕竟药都是应急用的，应急的东西再怎么能，也无法长久支撑一个人的身体，更何况这种东西还贼贵，即使是很小一部分顶级精英都不一定支撑得了其长时间的费用的。

其实古人有的也喜欢掉书袋或者类似的记载每件事情的，客观上也算是符合现代的史学观了。典型的是战国时期的董狐的故事，和后来的起居注。可以看出来史家是喜欢事无巨细的记录很多东西的，有时候也会加以总结，当然，有时候他们更多是不加以评注。

关于纸张的保存问题，确实是很大的问题。加上古时候很多时候造纸技术是不过关的。更成为问题。古代的基层资料，在当时可能认为是无甚价值的，自然不会有多少人加以特殊保护，使之流传到今天。不用说当年，就是现代不也一样？我曾经在大学时期在某个烂柜子里看到过8*8时期学生的悔过书几份，这类东西恐怕也未必有人以为是史料。还曾经见过文革后期某老先生出差花销账目一本，不到一个月花了一万多块钱，当时给我惊愕的，因为当年的一万多实在太惊人，而且他账目极其详细，买了什么，送谁了，寄送样品，差旅费，等等，都有，当然自己花的也不少啊，然后我就发现了其实当年也不见得就比现在清廉多少。可惜当时没有偷出来加以保护，估计现在也没有了，过三十年说不定也算份文物。

敦煌文书里面有大量的户籍资料，和一些详细性的关于钱粮户籍和当时社会生活的记载，作为官府类似调查资料的一种参考文献？

http://www.doc88.com/p-495549656855.html

秦代的竹简也有类似的。什么里耶秦简，睡虎地秦简之类的。

http://tech.sina.com.cn/d/2007-12-07/17281900276.shtml

其实根据这些内容不难推测，关于整个社会体制调查的文献类资料很可能是汇总在地方官给皇帝的邸报或者是奏折里面，但是这部分资料流传下来的很少很少。而极少有公开发行或者传抄的。一部分原因大概是因为无趣，另一部分原因是无用。

每个朝代一旦更替，一般焚烧宫室不可避免，这使得上一代的起居注和奏折能保留下来的极少。

西方出现系统调查那是后来的事情吧。举个例子，马可波罗游记，和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对社会文化生活环境的认识，基本两个属于同一水平线。而前者显然晚的多，而且由于身份的局限性，后者理应比前者在题材上要局限一些。1600年以前的，甚至更早的，目前我还不太清楚西方有啥非常完善的调查资料出来。1600年以后，中国三百年里，连话都不敢随便说，阅微草堂笔记这样的都不敢随便写，更不要提社会调查。封建王朝很多年里是反对老百姓群集议事的，明清两代尤其如此，好像当时有法律，多少人以上聚众是有一定的控制的，当然法外的情况也很多。因此封建社会即使有社会调查也一定是官员做的。

然后，因为官和吏是不同的，官很可能不会数学，或者是并不深入群众，这个社会调查也用处不大，或者是错误百出：）或者官真的调查了，写了个奏折给皇帝，却被战火烧掉了；或者是官真调查了，但是写的太无聊了额，皇帝不看，哈哈。

包括葡萄大在上几个帖子里面所说的观点，我很多是比较认同的。其实个人觉得古人只局限在个人的兴趣爱好上，或者是需求上来做，有一部分原因还是封建王朝对思想的控制和客观的价值观的引导，就是葡萄大你说的，什么都要往伦理道德上扯，往“实用主义”上扯。

中国历朝历代都要丈量地亩人口，要不怎么交丁税，摊丁入亩一直到雍正才解决。故此中国历代都是有人口的调查的，敦煌石室的文书也反映了这点。

但是比较奇怪的是，这种结论很少公布或者被外人所知。可能是我不太了解当时的社会情况。比如后来韩非子那篇著名的写人口的“大父未死又有二十五孙”，基本上全是猜测性、模型性的推断而少有实证数字。后来的钱穆的关于中国人口的考证，依然是很多建立在推论的基础上而不是传递下来的史料的基础上。莫非当时人口地亩是带密级的资料？

其实，目前另一种观点认为，现代科学的几个基本工具在中国没发展起来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有很重要的力量。比如某些人就认为中国古代只有技术而无科学，理由是没有成型的科学哲学的理念出现，仅凭朴素的哲学观念推动不起来科学的系统的发展。个人认为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比如统计学，假设检验（当然这两个在西方起步的也比较晚），比如再早一些的归纳演绎基本方法，比如更早的哲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工具。

因此现在中科院入学先学一门课，叫做“自然辩证法与科技革命”，然后，如果是博士的话要加学一门“科学社会主义”。

其实葡大你讲的一些，比如传统文化某些地方对社会发展是个牵制或者制约，我在上硕士一年级之前，甚至更早想过一点。还有其他的一些想法，我当时也想过。无他，受了这么多年的理科教育（虽然教育的不成功，出来还是数盲），结合早年自己的传统文化浸淫，两下对比，大体有点感觉。葡大的某位祖上不就也在这个问题上思考甚多吗？甚至为此牺牲自己利益而不辞，虽然他不是学理工科的。

西方古代史的材料按照中国标准基本都只能归于“野史”和“传说”。

葡萄对西方太崇拜了！

你可以看看下面这个博客，虽然有些偏激，但是也值得一观。

http://blog.sina.com.cn/huangzhongp

这是我的《庄冬:艾因斯坦的笑话和民主是个啥东西？》里面的一段

(四) 黄言陪忽悠的周期率

说民主的人们有一个津津乐道的有名的黄炎培和毛主席的对话。这里我给大家一个我自己的对这个有名的对话的解读。这是那个有名的对话的原话：

黄炎培：“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主席：“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对话完！

很明显，“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是不受什么“周期率”的支配的。如果说这个“周期率”的支配的意思是“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表达的含义的话，那这个“周期率”的支配的意思就是“万物都有一死”，或者说是“生的快，长的快，死的也快。”

所以，黄炎培实际上是在忽悠万物都有一死，最多也就是说了有的物生的勃焉，长的勃焉，死的也忽焉，就是“生的快，长的快，死的也快。”

但是他用“周期率”这三个字加上了“周期”还带“率”，不是姓塞(就是“科学”)还能是姓啥？也许黄炎培是自觉的和有意的在忽悠，那他就是聪明的。也许黄炎培是不自觉的和无有意的在忽悠，那他就是盲目的。

为什么我说黄炎培是在忽悠呢？

因为他说“周期率”没给出“周期”，恐怕他也根本就没想过说“周期率”应该算算“周期”是啥。如果连“周期”都不算也不知道的话，还谈什么“周期率”呢？

所以，我肯定黄炎培是在拿“周期率”忽悠，只是他是否在自觉的和有意的忽悠不能确定吧了。特别是考虑到黄炎培关心的其实是乃至一国的 “中国”，可他却列了一连串的“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我肯定黄炎培是在拿“周期率”忽悠就又多了一个证据。

我的时间有的是我都嫌黄炎培罗嗦了，不就是“改朝换代”嘛，忽悠“周期率”还没算周期。

其实呢，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虽然多各朝各代却也是从短的十几年、几十年到长的几百年长短不一的，那里有什么“周期”呢。

如果看中国历史一定要说出个什么周期的话，我孤陋寡闻就只知道一个《孟子公孙丑》记载“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人家孟子好歹给了个周期：五百年！

连我这样竞争性不是很强的人都看出来黄炎培是在忽悠了，所以我猜毛主席也一定看出来黄炎培是在拿姓塞的那个先生在忽悠了。

自然的，来而不往非礼也，毛主席就拿姓得(就是“民主”)的那个先生忽悠回去了。

大家看看毛主席的这段话到底是不是纯忽悠吧。

“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我前面已经说了根本就没有什么“周期率”。黄炎培忽悠的“周期率”的内容其实是我前面说的万物都有一死的意思，无非是有的命长一些，有的命短一点而已，因此所谓跳出这“周期率”的新路实质上就是长生不死药。

我不管在延安的窑洞里的时候毛主席是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我相信毛主席那时是一个唯物论者，也就是说我相信毛主席相信万物都有一死，也就是说我相信毛主席相信政府也都有一死，也就是说我相信毛主席相信没有什么政府的长生不死药。

当然啦，我相信毛主席相信“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是一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情。就更不用说毛主席说的“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跟“两个先生”的关系不大或者说至少是没什么必然的等价关系了。

不过呢，有人说了：“黄的话是一种善意的提醒，提醒共产党一旦掌握政权，能否注意历史兴衰经验，避免王朝更迭覆辙。与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同一目的。”

其实黄与郭是完全不同滴！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是看到了中共的农民起义成分和李自成的相似性属于打预防针是为了避免一种具体的实实在在的农民起义胜利后的常见病，黄的话是泛泛而谈“避免王朝更迭覆辙”又不直来直去开门见山是忽悠王朝的长生不死药（王朝更迭覆辙是什么？就是王朝的死嘛，王朝的死避免得了吗？），两者完全不同。

这就好比你老婆生了个儿子，郭医生说孩子有可能会得麻疹打我的麻疹预防针吧，黄医生说孩子会死吃我的长生不死药吧，两者完全不同。至于善意不善意的吧，我就不关心了。

有人还说：“黄的所谓“周期”，其实是规律，不能从字面理解为时间。所以他用“勃”“忽”来修饰。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之一，就是不能事事以数字计量。若黄定出确切时间长短，反倒近巫近卜，符合忽悠的特征了。”

但是我以为黄的所谓“周期”，其实不是规律，只是“改朝换代”和有生就有死的另一个说法而已。不能从字面理解“周期”为时间，那理解为什么？先信仰黄的正确性，然后再往正确的地方解释？规律不需要修饰，用“勃”“忽”来修饰的不是规律。为什么不干干净净直来直去开门见山而要用“勃”“忽”来修饰呢？既然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之一就是不能事事以数字计量，那就不要用有数字计量含义的概念如“周期率”，因为这样不仅不会帮助交流思想时保证准确无误还至少有忽悠的嫌疑。有巫卜定出确切时间长短的吗？没有吧？因为那样一来就可以验证了。黄当然不比算命的傻，若黄定出确切时间长短，也就可以验证黄就无法忽悠了。黄含糊其辞才反倒符合忽悠的特征了。

西方文明来源于在遇到问题时不断的探索和试验。优点在于具有主动挖掘性和在大量探索试验上可能找到意料之外的新路径。缺点是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挫折，其中重大的挫折会使整个国家灭亡。但作为西方整体而言，由于具有这个这种主动挖掘性，所以使得在工业化发展时代中世界上领先优势始终在西方文明的国家阵营中轮换。

我国由于漫长的历史因素，使得我们的文明更强在归纳性。这种归纳性，优点一是吸收兼容性好，这样可以总结先进经验使自身能够快速追赶上新的历史优势潮流；优点二是在一定时期内能保持文明和国家长久稳定，因为与西方文明不同的是我们民族在面对问题时会主动在从前归纳出来的思想体系中寻找答案，而且很坚决的寻找，不怕浪费时间。只有发现这个思想体系已经完全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才会重新思考新出路，而思考出来的能解决问题的新思路和办法又再次被归纳到思想体系内。所以不能说我们文明的发展是停滞的，只是我们文明的历史发展路径与西方文明的截然不同。这种归纳性的缺点，被动大于主动、应变差、发展缓慢、处理问题费时，创新少。

黄炎培说的没什么错误。前面的满清、国民党、常凯申已经证明了他的话

放射型和收敛型

https://www.here4news.com/article/3657503

可能东部资料更多更全吧

这次看TG的了。

易的符号还太少，无法变成文字符号，结果走进死胡同。

西方语言（以英语为例）26个字母，有元音辅音差别，就是阴阳的表现，有5种元音和一种半元音，就是四象，20种辅音就是八卦。

这样西方文字就有出现无穷的排列组合的机会，适用和配合于人类大脑无限的思维能力。

而中文常用的2000个汉字本身就束缚了发展余地，更无法对应无穷尽出现的新事物，也无法注意到周期性的东西。

中国古代历史就是一个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分叉，被证明是个失败的历史或原地打转的无限重复的历史。

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响和十月革命的炮响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开始反思自己，然后决定师从西夷，改造我们的文字，改造我们的学习--东方人的反思和决心的程度是令人感到震惊的。

改造我们的文字就是引进西方语法，标点符号，实施白话文，使用拼音字母；改造我们的学习就是实事求是，消灭八股。

改造我们的文字并不彻底，到今天还在阻碍我们进步（看看日韩改造文字的结果）。改造我们的学习也远远没有结束，应试教育就是八股的表现，党八股更是我们天天都要听要看的。

钱学森问温家宝的问题，温这样的教育世家也回答不上来，真是"久居兰室不闻其香,久居鲍市不闻其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