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东山顶上的酥油茶】甘孜事变：末代女土司的生死之恋（上） -- 京华烟云AMIP

尽管与所在的甘孜州同名，但川藏北路的甘孜县却并非州府——州府所在地是川藏南路上的康定，据说在当初甘孜州成立的时候确实曾想把首府放在甘孜县来着，但终因离省会成都太过遥远而作罢。

至于“甘孜”这个词本身，其藏语意思为“洁白之地”，其名称来源于甘孜县内已有五百年历史的黄教名寺甘孜寺。在甘孜州成立之前，这里属于民国设立的西康省，省长为川军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如果再往前追溯，甘孜县在历史上分属于孔萨、麻书、白利三家土司，直到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被川边大臣赵尔丰改土归流，设置了县级的甘孜委员会，次年又改为甘孜县。

民国期间，这里曾发生过一起著名事件，除了甘孜本地土司、活佛外，各大势力如民国中央政府、西康刘文辉集团、青海马步芳集团甚至达赖和班禅集团都或多或少地牵扯其中，那就是1939年轰动一时的“甘孜事变”。现在来看，该事变的起因也许仅仅是单纯的爱情，但它却不幸与复杂的政治搅和在一起，导致的结果遂十分严重——当时正值抗日战争的生死关头，汉藏两族却兄弟阋墙闹得不可开交，双方各执一词，也使得后人难以评说这段历史。

关于这个故事中的女主人公德钦旺姆，著名藏学家降边嘉措先生曾写了一本书《情定西康——末代女土司的生死之恋》，书中说道：

“20世纪30年代，在遥远而偏僻的康巴地区，在甘孜县城，发生了这样一个偶然事件，一位英俊潇洒的青年卫队长的出现，改变了年轻美貌、又精明能干、被称作‘康巴之花’、‘康巴地区的三位女中豪杰’之一的德钦旺姆土司的命运，改变了孔萨土司家族的命运，改变了这位卫队长的命运。与此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班禅行辕的命运，因而也改变了九世班禅转世灵童的认选过程，改变了十世班禅的命运；也影响到西康地区和西藏地区政治局势的发展变化。”

那么，这究竟是怎样一个故事呢？

事情还要从1936年说起，当时西康省尚在筹建之中，就在那一年春天，长征的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先后进入甘孜县，此时驻守甘孜的是川军刘文辉二十四军的骑兵团，团长为马成龙，也有说法认为他还身兼甘孜县长。

马成龙本是清末赵尔丰边军的一个什长（即统率十名士兵的班长），随赵来到川边作战，后因军功升至花翎千总。民国成立后，马任连长，驻防理化（今理塘县）木拉石。孤军独戍，四处无援，他便在木拉石娶了一个藏族妇女作妾，借此同当地地方势力的首脑结成亲戚，并利用这个姻亲关系，与理化、乡城、稻城等县的地方武装的头面人物盟誓歃血呼兄唤弟，最后他不但未被地方武装吃掉，反逐步升至团长，驻守巴塘多年。但是，因为他不是刘文辉的嫡系，终于以升任二十四军的少将参军的理由被夺去团长职位，在康定赋闲家居。

后来，刘文辉感觉康北空虚，于是再次委任与当地藏族关系不错的马成龙为骑兵团团长，驻守甘孜。马受命后，便先招了几个旧部，到甘孜建立了二十四军骑兵团团部。但藏区招兵并不容易，当地人对官方心存疑虑，怕自己的枪、马被没收，大多不愿应募，只有少数对马成龙相信的来报名入伍。最后这个骑兵团官比兵多，有名无实，根本没形成战斗力。

屋漏偏逢连阴雨，这时正赶上长征的红军计划取道康北北上，马成龙到甘孜不久，红军通过关系不错的白利寺格达活佛给马成龙送了一封信来，信中大概意思说，甘孜是北上红军必经之地，如马成龙敢于调集地方武装，死守甘孜抗拒红军，则红军亦将采取对策，马如自不量力，无异以卵击石，自取灭亡。但如果驻军能自动退出甘孜，避往他处，红军则不予追击，马可以从容撤退。但有一个条件，甘孜县府的粮仓内，还存有杂粮数百石，马撤退之前必须好好保存，以备红军到后食用，如敢毁损颗粒，无论是谁逃到无涯海角，红军也要清算。

马成龙接到信后无计可施，只好决定出逃青海避避风头，投奔同为回族的马步芳。对于甘孜仓库的存粮，马成龙则按红军要求严密封存，交给格达活佛派人看守。

红军很快顺利进驻甘孜，此时康北一带不但没有驻军，各县的政权机构在动乱中也纷纷解体，呈现出混乱的无政府状态。这样下去肯定不行，红军遂于1936年6月在甘孜成立了中华苏维埃甘孜博巴政府，作为甘孜一带的红色政权机构。

所谓“博巴”，其实是藏语中“藏族人”一词的译音。红军在进驻甘孜两个月前，已于1936年四月在炉霍建立了“中共川康省委”，以后又相继在道孚、泰宁、甘孜、瞻化（今新龙县）、雅江设立了县委。有了党的组织机构，政权也要跟得上才好，于是在1936年5月5日，中华苏维埃中央博巴自治政府宣布成立，该政权又被当地人称为“博巴依得瓦”——“依得瓦”是康巴方言，意为“人民”，它隶属中央苏维西北联邦政府，下辖道孚、泰宁、炉霍、甘孜县、瞻化（今新龙县）、雅江几个县级博巴政府。

这里顺便再说一下中华苏维埃中央博巴自治政府所隶属的这个“中央苏维西北联邦政府”。1935年，红军在嘉绒藏区的绥靖城（今阿坝州金川县城）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也就是“格勒得沙”（嘉绒藏语译音，意藏族人民）共和国，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革命政权，其实际控制地区为丹巴、懋功、抚边、四土、绰斯甲、绥靖、崇化等地，下设政府各部，确定嘉绒藏语为国语，政府领导主要由本地人担任，这个政权有自己的国旗，甚至还有自己的军队——它组建了完全由藏、回青年构成的格勒得沙革命军和绥靖回民支队（也称回族独立连）及游击队。但是到了1936年7月红军北上，格勒得沙共和国也不得不解散。

为展示自己与反动军队的巨大差异，红军在藏区不仅对当地人态度和蔼可亲，而且采取了相当灵活的方针政策，比如公元1985年，人们在曾任博巴政府副主席的白利寺格达活佛生前用过的枕头内发现了一份文件，原来它是1936年4月12日红军与甘孜县两大宗教势力甘孜寺、白利寺签订的《互助条约》，这是红军与甘孜政教势力达成的政治协议，标志着康北以“兴番灭蒋”为政治基础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博巴政权的领导设置也体现了这一灵活原则，比如康北藏区头面人物多德也就是德格土司泽旺登登出任中华苏维埃中央博巴自治政府主席，各县博巴政权的首脑也都由当地高层担任。

当年中华苏维埃中央博巴自治政府的领导名单中，除了格达活佛等当地政教名流外，还有一名叫做德钦旺姆的政府副主席，其本来身份是甘孜县势力强大的孔萨女土司，但奇怪的是，这位副主席却从没有到任，也没有上过哪怕一天班，甚至当她被选为副主席时，其本人都不在甘孜而是在遥远的青海。

对此通常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当年红军攻占甘孜县城时，甘孜县长马成龙和一部分驻军，用欺骗手段，劫持了女土司德钦旺姆，一路跑到青海去了。女土司所在的孔萨家族后来多持此说。

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孔萨女土司德钦汪姆听信谣言，认为红军如来甘孜，她是一个土司必会遭到清算，听说马成龙要去青海，便派人来对马成龙说，她愿同马一道去青海。马应允了，德钦汪姆便收拾贵重财物和细软衣服共十几驮，同马成龙一道，逃到青海去了。

女土司虽然不在，但孔萨家族与红军的合作才刚刚开始——准备成立甘孜苏维埃博巴政府的过程中，筹委会的办公地点就设在孔萨官寨，朱德、刘伯承、邵式平和王维舟等人与格达活佛会面、开展工作，主要就在孔萨官寨，邵式平就住在孔萨官寨后院，王维舟的红33军军部设在孔萨官寨前院。

根据红军领导人的建议，大会筹备委员会提议选举女土司德钦旺姆为博巴政府副主席，但却遭到一些代表的反对，个别代表的态度还很激烈，反对者的理由似乎也非常充分：出席会议的代表有几百人，包括各界人士，为什么单单要选一个既不出席会议，还跟着国民党跑的人？最后，孔萨家族坚持认为女土司的出逃并非她本意，而是被国民党诱拐跑的，该提名才算通过。

可红军不能久驻甘孜，不久即全部离开这里北上了。从1936年3月31日红四方面军到达甘孜，到同年7月16日红二方面军六师最后离开甘孜县境，红军在甘孜停留的时间一共只有三个半月。但不要小看这几个月时间，它播下了TG与当地人未来合作的种子，十几年后解放军从甘孜进军西藏，便得到了格达活佛等当年博巴政权许多老朋友的大力帮助，尤其是在解放大陆的最后一战——昌都战役中，解放军的后勤供应几乎都是由这些活佛、土司们组织提供的。

红军撤走后，恰好这时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和广东陈济棠秘密联合策划共同反蒋，蒋介石为了集结兵力以防万一，于是把派去尾随红军，进入川康边境内的中央军十六军调离了西康，从此西康彻底成了刘文辉的地盘。逃到青海的马成龙一行听说红军已全部北上，十六军也已调走，西康各地均已平静，便辞别马步芳，偕同德钦汪姆女土司一道返康，回到了甘孜。

• 【东山顶上的酥油茶】甘孜事变：末代女土司的生死之恋（下）
• 【东山顶上的酥油茶】甘孜事变：末代女土司的生死之恋（中）

坐沙发变大胖子

干巴巴的历史不吸引人。

他是否有姓忘记了，要查下，旧时藏族除了贵族土司等外，基本都没有自己的姓氏。

这老先生很牛，长期担任十世班禅的翻译，也写了不少书。

“降边”（也有译为‘降白’）藏语是“智慧”，“嘉措”是“海”，合起来就是“慧海”。

怎么，这个名字听上去像是和尚的法号？这么说还真没错，这就是八世达赖喇嘛的法名，也就是说他和八世达赖用的是同一个名字。

降边嘉措出生于川藏南路的交通枢纽巴塘，家庭是藏族农民，靠租种领主的土地为生。当时除了贵族家庭，普通藏族人是没有姓氏的，而贵族所谓的姓氏，往往也是从领地、封地、绰号等演变而来，和汉族的姓氏是不太一样的（当然了，一些汉族姓氏也是这么演变来的）。

能减肥吗？

下基本上是正史，八卦的内容少，因此还要再润色一下，免得太干。

苏联内战的时候，既有红哥萨克也有白哥萨克，双方都是英勇无比。原来只知道有反动的康巴游击队，看来康巴人也有站在TG这一边的嘛

在那之前，可以说许多康巴人对TG的印象都不错，甚至多数高层都和TG积极合作，尤其是在康藏公路还不怎么靠谱的那几年，军用物资的运输基本都依靠这些人提供的牦牛等牲畜，可以说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解放军进军西藏将相当困难。

可惜西康和西藏解放后，双方的蜜月期只持续了短短几年，很快就兵戎相见。

是必然的了。

贵族、土司、活佛等既得利益者的激烈反抗是一方面，但这些人的反应是可以预见到的，如果仅仅是他们在闹事，解决起来也不会像后来那么麻烦。

这就要说到另一方面，其实相当一部分叛乱分子只是老百姓，本应该是民主改革的受益者而不是反对者，那这些人为什么被推向对立面呢？

受当时大环境影响，民主改革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大量极左的现象以及不尊重民族习俗的事情，甚至有些地方还出现了分光粮食后饿死人的情况，让许多普通藏族人无法理解既而失望，藏族高层趁机煽风点火，不满的老百姓遂跟着起哄，造成形势不可收拾。

其实，在给中央上的那份有名的《七万言书》中，十世班禅列出了藏区民主改革中出现的八大问题，周恩来也承认“八个问题都是事实”。八个问题中的第一个就是“平叛”，班禅写道：

“由于我们藏族是一个对自己的宗教和自己的民族具有深厚的信仰、热爱、自尊心的、勇敢而勤劳的民族，所以他们就利用这种实际存在的思想势力，说共产党既然要消灭我们的宗教和民族，那么我们雪域上吃糌粑、念“玛尼”的全体人们，就要团结一致，拿起武器，为了保卫自己的宗教和自己的民族，争取独立等散布了许多诱骗人的甜言蜜语，而很多群众和中上层人士由于对实情不睹、不闻和不了解而上了当，这才使得叛乱在我们大部藏族地区成了普遍性的。”

而派来开展民主改革工作的许多TG干部也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十世班禅就曾回忆说：“（他们）在执行时，把开一两次会和急躁的进行少许学习看成是发动了群众，把积极分子所讲的都信以为真”。他们做事简单粗暴，满脑子只有阶级斗争，“实际斗争运动中，完全执行了党的政策的是少的”。

当然，并非所有干部都是这样毛躁，但那些极左人士无疑起到了相当不好的示范，最后造成的结果是，“不要说有罪过的人，就是中立的中上层人士，和中、富农奴也感到十分惧怕和惊慌”。

现在看来，如果当初民主改革开展得当而不是那样左，大叛乱的后果也许不会那么严重，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参与。但这也只能说事后诸葛亮，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整个中国都在跃进，西藏何能独免。

对了，十世班禅因为这份《七万言书》引起太祖震怒，吃了不少苦头，如果没有周相的暗中关照很可能活不到文革结束，他后来感慨地说：“我在监狱里没有死掉，主要是周先生的恩情。”

佛爷的《七万言书》与老彭的《万言书》，尽管里面也有一些内容至今值得商榷，但都是那个年代难得的老实文章了。

送花成功。有效送花赞扬。恭喜：你意外获得 4 铢钱。1通宝=16铢

参数变化，作者，声望:1；铢钱:0。你，乐善:1；铢钱:3。本帖花: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