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人文主义谈话录 -- 万年看客

二十三年的服役期之后，我最近刚刚从加州公路巡警队退役。这二十三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的主要巡逻范围是马林县南端。金门大桥就坐落在我的片区。这座桥是享誉世界的地标建筑，面向太平洋，直通旧金山，风景秀丽，令人心折。

不幸的是，这座桥也是自杀者眼中的圣地，是全世界自杀人数最多的地点之一。1937年金门大桥正式通车。大桥总设计师约瑟夫.施特劳斯曾经这样说过：“这座桥在设计上完全杜绝了自杀的可能性。在这里跳桥自杀既不实际也不可能。”但自从通车至今，从大桥上一跃而下投向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600人。有些人认为，在两塔之间离开人世将会把你引向另一个维度——这座桥本身已经遭到了极端浪漫化——只要从桥上一跃而下，你就能摆脱所有的烦恼和悲伤，桥下的流水将会洗清你的灵魂。

但是还是让我告诉你将这座大桥当作自杀手段究竟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吧。四到五秒钟的自由落体运动之后，你的身体会以约每小时75英里的速度撞击在水面上。撞击力道足以粉碎全身的骨头，骨茬则会刺穿体内脏器。大多数人都会当场死亡，少数尚且还有一口气在的人们则只能无助地在水中挣扎片刻，很快溺水而死。我认为那些想要依靠大桥来自杀的人们并不清楚自己的死法将会多么可怖。

除了两座塔楼周围以外，桥面两侧都贯穿了一根32英寸粗细的钢缆。大多数人在轻生之前都会站在这根钢缆上面。我可以告诉你，根据我的经验，一旦人们在人生当中最黑暗的时刻踏上这根钢缆，再想把他们拉回来就难了。屏幕上这张照片是我在去年拍摄的。照片上这位踩在生死线上的年轻姑娘正在向一位警官倾诉自己的人生。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那一天我们成功地将这位姑娘从钢缆上拉了回来。

当我刚开始在桥上工作的时候，我们没有受过正规的自杀干预培训，只得依靠自己的摸索来应对自杀者的绝望呼声。不仅那些打算自杀的人们因此而痛苦不堪，当值警官同样难免心力交瘁。与当年相比，今天我们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现在资深警官和心理学家负责培训新人。

屏幕上的人名叫杰森.加伯。我在去年7月22日遇见了杰森。当我收到无线电呼叫，说有人正坐在大桥中段打算自杀。当我到达时，发现杰森正在与另一名负责巡查金门大桥的警官谈话。杰森刚刚32岁，他专门从新泽西飞到了这里。事实上，此前他已经飞来了两次，两次试图在这座桥上自杀。我们和杰森大约谈了一个小时，然后他问我们是否知道潘多拉盒子的故事。在希腊神话中，宙斯创造了潘多拉并送她来到人间，临行前交给她一个盒子并告诉她，“永远不要打开这个盒子。 ”有一天，好奇难耐的潘多拉终于打开了盒子。瘟疫，苦难以及各种邪恶随即一涌而出。唯一留在盒子里的美好事物就是希望。然后杰森问我们：“如果你打开盒子，里面却没有希望，那又会怎么样呢？”他停顿了片刻，向右边一歪身子就不见了。这个和蔼聪慧、来自新泽西的年轻人就这样自杀了。

那天晚上，我见到了杰森的父母。我觉得谈话期间我的神色并不太好，因为第二天杰森家的家庭拉比专门给我打来了电话询问我感觉如何。他是受到了杰森父母的委托。自杀的连带伤害可以影响许多许多人。

我向你们提几个问题：如果你的家庭成员、朋友或亲人有自杀倾向，你会怎么做？你会怎么说？你知不知道自己应该说些什么？根据我的经验，要紧的做法不是说，而是听。为了礼节而倾听。不争论，不指责，也不要说什么你知道他们的感受，因为你很可能不知道。只要陪在他们身边，你就有可能成为他们止步回头所需要的转折点。如果你觉得有人打算自杀，不要害怕，一定要与他们当面点明这个问题。你可以这样开口发问：“其他人在类似情况下曾想过结束自己的生命，你有没有过这些想法？”像这样的当面质问很可能拯救他们的生命。还有另外一些值得注意的迹象：绝望，相信现状一团糟而且永远不会改善，无助感，相信自己无能为力，社交活动锐减，丧失生活兴趣。

我在几天前才决定要进行这次演讲。那一天我收到了来自一位女士的电子邮件。她在今年1月19日失去了她的儿子。在她的允许与祝福之下，我想给大家念一下这封邮件。

“嗨，凯文，我想你现在应该正在TED大会的现场。那感觉一定非常不一般。本周末我向到桥上走一走，只是告诉你一声。希望你能将这番话传播给许多人，他们回家之后又会转告自己的朋友，这些朋友又会去转告他们的朋友。”

“我现在仍然很麻木，但确实比以前更加频繁地意识到迈克再也回不来了。在1月19日那天，迈克从佩塔卢马出发，开车前往旧金山，打算与他的父亲一起观看49人队的比赛。他再也没有抵达。那天晚上我向佩塔卢马警察局报告了他的失踪。第二天早上，两名警官来到我家，告诉我迈克的车停在桥上，一位目击者看到他在前一天下午1点58分跳下了大桥。”

“十分感谢你为那些由于一时软弱而无法依靠自己的人们提供了依靠。就算没有遭受过真正的精神病患，谁还没有过心情低落的时候呢？生命不应该结束得那么容易。我的祈祷与你们拯救生命的斗争同在。金门大桥应该是横跨美丽海湾的通道，而不是墓地。祝你本周好运。维姬。”

我无法想象她要具有怎样的勇气才能走上金门大桥，重走一遍他儿子生前最后走过的道路，并且还有勇气继续生活下去。

我想给你们介绍一个体现了希望与勇气的人。2005年3月11日，我接到了一通北塔桥人行道附近发现疑似自杀者的无线电呼叫。我骑着摩托车赶赴现场，看到了这位凯文.柏沙。他一看到我就立刻越过人行道栏杆，站在了贯穿桥面两侧的钢缆上。在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我听着凯文讲述了自己的抑郁和绝望。那一天，凯文自己决定从栏杆另一侧爬回来，给生命一个机会。当凯文爬回来之后，我向他表示了祝贺。 “这是新的开始，也是新的生命。”不过我又问他，“是什么使你决定回来呢？是什么是你决定再给希望和生命一次机会呢？”你知道他怎么说吗？他说：“因为你听我说话。你让我说话，你只是听着。”

事后不久，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凯文的母亲的信件。我把这封信带到了现场，想在这里念一下。

“亲爱的布里格斯先生，3月11日的事件永远不会在我们的心头消逝，但多亏了你，凯文仍然与我们同在。我真的相信凯文的所作所为其实是在大声呼救。他被诊断有精神疾病，现在已经得到了妥善的药物治疗。我在凯文只有六个月大的时候收养了他，当时我完全不知道他有任何遗传病。但是感谢上帝，现在我们知道了。凯文告诉我们，他现在已经没事了。我们真心感谢上帝将你派来。大恩难谢的纳薇拉.柏沙。” 她还在信纸底部写道：“P.S. 那天晚上我赶到旧金山总医院的时候，医院把你登记成了病人。老天，我可是费了半天功夫才搞清楚是怎么回事。”

今天，凯文已经成为了一位慈爱的父亲，一位贡献自我的社会成员。他经常公开谈论那一天的事情以及他的抑郁症，希望他的故事能够激励其他人。

自杀并不只是我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还令我遭受过切身的痛苦。我的祖父就是服毒自尽的。这种行为虽然结束了他自己的痛苦，却彻底剥夺了我了解他的机会。这就是自杀造成的恶果。大多数自杀或者打算自杀的人们并不想伤害他人。他们只是希望结束自己的痛苦。通常的解决方法有三种：睡眠，药物或酒精，还有死亡。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响应并参与了数百起大桥上的精神病患与自杀者的报警电话。在所有我直接参与过的事件当中，我只失手过两次，但是两条人命也已经太多了。杰森是其中的一个。我与另一个人谈了大约一个小时。在那段时间里，他三次握住了我的手。在最后一次的时候，他看着我说，“凯文，我很抱歉，但我得走了。”然后就一跃而下。实在是极其可怕的景象。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在桥上遇到的绝大多数人并没有自杀。此外，占到自杀者总数百分之一二的幸存者都表示，在放手的一瞬间，他们就意识到自己犯下了怎样的错误，意识到了自己想要活着。金门大桥不仅连接着马林与旧金山，还联系着人们。这份羁绊，或者说我们建造的桥梁，是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努力维护的。自杀可以预防。帮助与希望确实存在。谢谢大家。

Kevin Briggs是加州高速公路巡警队警官，本次演讲举行于2014年3月的ted大会上。

（Hans Rosling上台，手拿一盆衣物，身边摆着一台洗衣机。）

在我四岁那年，我母亲平生第一次用上了洗衣机。对于她来说这是了不起的一天。 为了购买这台洗衣机，我父母已经存了好几年的钱。机器开动的第一天，我们甚至邀请了奶奶来现场参观。 奶奶比我们更激动。在她的一生中，她一直只能用木柴烧热水，然后用手洗搓洗七个孩子的衣服。而现在她即将目睹电力为她代劳。

我母亲小心翼翼地打开洗衣机门，把衣服放进洗衣机，就像这样（将手中衣物塞入洗衣机）。 然后当她关门的时候， 奶奶突然说道：“不，不。让我来按按钮吧。” 于是奶奶按下了按钮。接着她说道：“棒极了。我想多看看。给我一把椅子。给我一把椅子。我想看这洗衣机。” 她坐在洗衣机前， 如痴如醉地看完了整个洗衣过程。对于我奶奶而言，洗衣机就是个奇迹。

今天，在瑞典以及其他富裕国家， 人们在使用很多各种各样的机器。 瞧瞧吧，我们的家里满是机器； 我甚至都叫不上它们的名字来。 如果人们想要去旅行，他们还会使用能够承载他们到达遥远目的地的飞行机器。 但是世界上还有许多需要依靠生火来烧水做饭的人们。有时他们甚至食不果腹。20亿人类同胞如今正生活在每天开销少于2美元的贫困线以下。与此同时，最富有的人们——有10亿人口——则生活在我所谓的“航空线”之上， 因为他们每天消费超过80美元。

但是这两组人加在一起只有30亿人口，而世界上一共有70亿人口，所以还有40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线和航空线之间。他们能够使用电力，但问题是他们当中有多少人拥有洗衣机呢？我详细检查了市场数据，我发现洗衣机已经越过航空线并且继续一路向下渗透， 目前紧贴航空线下方还有10亿人生活在所谓的“洗衣机线”之上（笑声）。他们的每日开销超过40美元。换句话说目前全球共有20亿人拥有洗衣机。

那么剩下的50亿人怎样洗衣服呢？ 或者更加准确地说，世界上绝大多数女性怎样洗衣服呢？之所以要这么问是因为洗衣服对于女性来说还是件苦差事，必须要用手揉搓。 洗衣服是一项艰苦耗时的工作，每周她们不得不在这件差事上耗费好几个小时。 有时她们还要从很远的地方抬水回家洗衣服，或者带上衣服前往很远的小河边。她们都想要洗衣机。她们不想将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耗费在这项产出率如此之低的工作上。 她们的愿望和我奶奶的愿望并无二致。看看这照片吧，两代人以前的瑞典人也要从河边取水，用木柴烧水，用手搓洗。她们同样想要洗衣机。

但当我给一群关心环保的学生们讲课时，他们告诉我，“不，不能让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拥有汽车和洗衣机。” 我们要怎样告诉这位妇女她不能拥有洗衣机呢？我问我的学生——在过去两年我一直在问这个问题——“你们当中谁不开汽车？”他们中一些人自豪地高举起手说，“我不开车。” 然后我又提出了真正的难题： “你们当中谁会手洗牛仔裤和床单？” 没人举起手。 甚至绿色运动的中坚人士也使用洗衣机（笑声）。

为什么人人都在使用洗衣机却又不想让别人用呢？洗衣机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我对全球能源使用使用情况进行了分析。这张图表上面有70亿人口，包括出门能坐飞机的人口，能用洗衣机的人口，能用电的人口以及生火烧水的贫穷人口。像这样的一个单位是指化石燃料——如石油，煤炭或者汽油——的一个能源单位。 这也是供应全球大多数电器所必需的燃料。 全世界使用了12单位能源， 最富有的10亿人使用了6个单位。换句话说世界人口的七分之一用了一半的能源。 这些家里虽然有洗衣机但并未摆满其他各类电器的人们使用了2个单位。仅仅是有电可用的人们使用了3个单位，每10亿人用1个单位。生火做饭的人们总共都用不到1个单位。加在一起是12个单位能源。

但是关心环保的学生们有着另外的关注重点——而且他们是正确的——也就是未来。未来的趋势是什么？如果我们只是延伸当前趋势，不进行任何真正的提前量分析，到2050年，有两件事可能会增加能源使用。第一是人口增长，第二是经济增长。人口增长会主要发生在最贫困人群当中，因为他们儿童死亡率很高，因此妇女的生育率也很高。这样一来我们会面临额外20亿人口， 但这并不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能源使用的格局。

接下来还有经济增长。在新兴经济体当中的最强经济体——我称之为“新东方”——将会跨越到航空线以上。“好极了！”他们肯定会这么说。他们会效仿旧西方，同样消耗大量的能源。电力线以上的人们也都想要洗衣机。他们将会向上爬。他们的能源使用量会翻倍。此外我们都希望贫困线上的人口也能用上电灯。他们家庭会有两个孩子，他们的人口增长不会止步。总能源消耗会因此增加到22个单位。当然这22单位里的大部分还是会被富人消耗掉。

那么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因为气候变化的可能性很高，并且会带来切实的风险。当然人们的能源利用必须更加高效节省。他们必须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习惯。他们必须着手开发并且越来越多地利用绿色能源。但除非航空线以上的每个人的能源消耗都像其他人一样少，否则他们没资格给其他人提意见，告诉别人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掌声）。

这也是我们希望发生的事情。在未来实现这一点将会是实实在在的挑战。但我向你保证，这个生活在里约热内卢贫民窟的女性想要洗衣机。巴西能源部长为全国每家每户供电的决定使得她非常高兴——以至于这位能源部长后来竞选总统的时候，这位妇女还给她投了一票。她就是迪尔玛.罗塞夫，最近刚刚当选成为全球最大民主国家之一的总统。在民主制度之下，人们会为了洗衣机而投票。他们都喜爱洗衣机。

洗衣机的魔力究竟在哪里呢？我母亲在那非常有意义的第一天就解释了洗衣机的神奇之处。 她说，“汉斯，我们只要把脏衣服塞进洗衣机里就行了。机器会替我们干活的。现在我们可以去图书馆了。”这就是魔法的作用：你把脏衣服塞进洗衣机，拿出来的会是什么呢？是书（洗衣机里伸出一只手，递出来一本童书）。儿童书。 我母亲终于有了为我读书的时间。（洗衣机里又递出来好几本书）我作为大学教授的职业生涯就是从我母亲为我念书开始的。 她也给自己买了不少书。她开始学习英语，并且还读了许多小说。我们真心爱上了这台洗衣机。我和我母亲想说什么呢？“感谢工业化！感谢钢铁厂！感谢发电站！感谢化工行业！感谢你们给我们带来了读书的时间！”谢谢大家。

Hans Rosling(1948.07.27-)：瑞典卡罗琳学院国际卫生学教授，Gapminder基金会董事长。本次演讲举行于2010年12月的ted大会上。

http://www.ted.com/talks/hans_rosling_and_the_magic_washing_machine

一百年前曾经有一位名叫罗伯特.卡尔顿.布朗的年轻人在纽约打拼。他的谋生手段是为报社与杂志社供稿，无论是诗歌还是散文，人家需要什么他就写什么。他在1913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这是一本地摊小说集，题目叫做《玛丽怎么了？》，其中收录了此前他为《女性世界》杂志撰写的若干篇短篇小说。

今天的布朗只是个籍籍无名之辈，甚至在维基百科当中也查不到他的存在。在现今这个时代，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不过维基百科当中确实有一条关于《玛丽怎么了？》的词条，词条内容并不是这本书，而是一部同名电影。制片方是托马斯.爱迪生旗下的活动电影放映机公司。这是全世界第一部系列电影，共计十二卷拷贝，每卷拷贝都是一集。这种新兴技术为布朗留下了深刻印象。

三十岁的时候，布朗搬到了巴黎定居，并且改名鲍勃.布朗。他创作了更多的诗歌，并且与其他旅居他乡的美国文化人混在一起，成为了一个旗帜鲜明的现代主义者。此时他认为书籍的死期已经到了，而且他有必要对此作出公开声明。于是他本着现代主义者的一贯做派煞有介事地刊发了一份宣言：“书籍仅仅是陈旧过时的词语容器而已。如今人们需要现代化的词语传递机制，阅读应当通过机器来完成。”

机器的确令人兴奋难耐。一夜之间，汽车、收音机与飞机纷纷涌现。艺术界与音乐界也正在张开双臂欢迎美好的技术未来。但是布朗却认为，“在文学界当中，只有阅读落在后面，抱残守缺，不思进取。我们从古腾堡活字印刷演进到莱诺铸排机，然后又演进到光学排字法。但是我们的书籍依然固守着原有的陈旧制式，我们也将这种雷打不动的制式当成了向眼睛输送文字的唯一方法。自古以来，写作就被禁锢在书籍当中。如今已经到了打破禁锢的时候了。”

于是布朗发明了一台机器，“一种轻便的装置，与电气接口相连之后即可在十分钟内读完十万字小说。”（笑声）电影行业最近刚刚推出了有声电影（talkies），于是他将自己的发明称作有声读物（readies）。“通过全新光学排字技术将微缩字体印制在透明胶带上，只要一条打字机色带尺寸的材质就能承载整本书的内容。”

尽管他全篇用得都是过去时态，但是我想大家应该能够猜到，这台机器从未脱离布朗的脑海真正问世。但是他还是从一帮作家朋友那里筹集来了捐款，并且出版了一本书，名叫《鲍勃.布朗的有声读物》，其中收录了埃兹拉.庞德、威廉.卡洛斯.威廉斯以及南希.库纳德等人的作品。上周纽约某书店还展出了这本书，你可以通过亚马逊进行网购，每本2875美元（笑声）。作为一位上个世纪初的古人，鲍勃.布朗恳请我们与书籍挥手告别。“我恳请读者们用内心之眼注视一下永远都在的未来，暂时忘记书籍所散发出的中世纪气息。上帝保佑，书籍已经气息奄奄，很快就要死透了。”

八十年前，只有特别前卫的人们才会预言书籍的死亡，如今是个人都敢这么说。你只要在自家门前站一小会儿，就难免会有一位陌生人冲过来拽住你的领子，将饱经杜松子酒浸润的嘴唇凑到你的耳边低声细语道：“忘了纸质载体吧，电子书已经来了。由死树残体与光滑外皮捆扎而成的物件很快就要被扔进废品堆里了。书籍已经没有未来了。”实际上这句话节选自2000年新年当天《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

麻省理工大学媒体实验室前任主管尼古拉.奈格庞提多年以来一直在宣扬同样的主张。1996年，他提出书籍制作到了2020年将会像打铁一样无关紧要。去年秋天他再次提出：“纸质书籍已经死了，已经没有指望了。”他认为这项主张的基础是技术层面上的效率提高。他用比特来当做自己的衡量标准，一本普通的书籍，重量大约一磅，体积大约一百立方英寸，售价大约二十美元，其中包含的信息量不过区区五百万比特而已。这点信息在芯片上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随时都能毫无重量地从云端以光速发送到我们面前。

同样的梦想也曾经有过更老的版本。某位法国广告艺术家让.马克.柯太尔曾经在1899年设计过一套香烟卡片，上面绘制了2000年的未来世界。在未来世界的教室当中，学生忙着摇动粉碎机的曲柄，老师们则忙着把书本往粉碎机里塞。然后通过某种奇妙机制，书中内容就会通过电线直接输入学生的头脑当中。两年前，在线杂志《Slate》的主编雅各布.维斯伯格拿到了自己平生第一个Kindle。他很喜欢这个“新颖高端的文字投放系统”，并且声称“在五百五十年的幸福联姻之后，阅读与印刷终于走到了分道扬镳的地步。作为人类文明最重要的造物，纸质书籍即将与报纸和杂志一道成为明日黄花。”实际上，就在本周，亚马逊网正式宣布网站售出的Kindle版本图书数量正式超过了纸质版本。在我看来，他们进行宣布的口吻未免喜气洋洋得有些过头了。

这一周我们都在世界末日前夕大搞派对。在我们身边，大型连锁书店纷纷倒闭，出版业笼罩着愁云惨雾，主流作家们——“主流”二字实在令我无语——如同恐龙一样行将灭绝，而毛茸茸的哺乳动物先驱早就开始到处探头探脑了：博客写手、短信写手、微博段子手即将统领地球。感谢您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古腾堡先生，您现在可以安息了。

显然这不是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认为纸质书籍这种古老的载体形式即将迎来灿烂辉煌的新时刻。在各个问题上存在着若干彼此纠结的论点，请允许我简述一二。首先，我们需要明确我们在谈论“书籍”的时候究竟意味着什么。书籍是一件具有实体的物品，是某些人口中“死牛皮包裹的树木残渣”。书页上可以空无一字，但是我们依然称之为“书籍”。另外，今天的人们又提出了所谓“内容”的概念，也就是作家的创作成果。根据这些人的说法，内容在付印之前就已经成为了“书籍”。但是像这样区分内容与容器的做法多少有些令人不满意的地方。“书中美文”与“瓶中美酒”给人的感觉总是不太一样。超文本的发明人泰德.尼尔森认为，“纸张只是被信息喷溅了一身的物件”。但是我们在读书的时候难道就仅仅是在从书页上吸取信息吗？感觉上读书似乎还要更有趣一些。读者与书籍的互动方式显然比起酒客与酒瓶的互动方式更加复杂。

我认为I.A.理查兹正是想要表达这种想法。1924年，出于文学批评研究的目的，他将纸质书籍与机器进行了比较。“书籍是促进人们思考的机器。”是什么机器呢？不是风箱，也不是火车头，而更像是提花织机，用来将纷繁复杂的人类文明线头有序地编织成片。显然他心理并没有想着皮革与纸张。今天我们可以更轻松地将书籍与机器等同起来。Kindle显然就是一台机器。这样说来，电子书算不算书籍呢？正反两方面我们都有话说。比方说，巧克力兔子肯定不是兔子。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将书籍定义为沿着一侧装订起来的一打纸张。这样一来，一部手机能装一百万册的电子书自然就被排除出了书籍的行列。但是我认为我们还是应该从另一个方向来看问题。比方说电吉他肯定是吉他。而且尽管电吉他无疑是效率更高的发声工具，但是并没有人担心原音吉他将会走上末路。顺便说一句，“原音吉他”这种说法其实是同义自指，类似的说法还有“电影摄影机”，“织物尿布”，还有“乔治.H.W.布什”（笑声）。

印刷书籍，或者说死树书籍，或者说实体书籍，事实上仅仅是——请捂住耳朵以免受伤——非电子书籍而已。但是就像原声吉他那样，死树书籍也会勾引起人们的怀旧情绪——一种名声多少不太好听的感情。同样，黑胶唱片也会勾引起类似的怀旧感情。许多发烧友都狂热地认为，无论多么先进的数字技术都无法彻底还原黑胶唱片甜美清晰的音质。我个人认为他们都是神经病（笑声）。但是我必须承认，当我手里捧着一本装订精美、做工考究的硬皮书时，心中也会涌现出类似的感情。

有一个专门形容我这种怀旧情绪的术语。我记得这个词的发明人是《洛杉矶书评》的丹.艾伦莱赫。他将这种感情称作“书籍恋尸癖”（笑声）。“忠于印刷品的读者们撤退到了后一条防线，书籍也因此而沦为了艺术化恋物癖的迷恋对象。”我很肯定他这么说是存了损人的心思。他提到了“格罗夫出版社平装版黄页的柔和木质清香，”。“柔和”与“木质”这样的形容词还算不错。但是我相信在座的作家当中肯定有人还能想出更优美的措辞。伦敦有一位作家在潜心研究了旧书的气味之后写道，这股气味“结合了青草的气味，一丝酸液的气味，一丝香草的气味，并且以麝香气打底。”（笑声）这位行文高手的本行其实是化学，这段关于旧书气味的文字最早刊登于《分析化学期刊》上面，并且接受了同行审阅。

今天的人们正以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劲头讨论着书籍的气味。这个现象很能说明问题，但是究竟是什么问题呢？这些人的行为究竟是出于爱慕还是恐惧呢？如今当真有一个名为“书籍气味”的网站（笑声）。一位名叫瑞秋.莫里森的行为艺术家最近打算在纽约现代艺术馆图书馆里搞一个项目。她打算把书架上的书逐本闻一遍，并且在账簿上详细记录每一本书的气味。换句话说就是闭着眼睛光靠鼻子读书（笑声）。她声称自己的灵感来自对于未来的想象：未来的人们可能一想到书籍居然有气味就会觉得恶心。这是多么奇怪的痴迷啊。书中的词句是闻不出来的。我建议我们放下这个问题，并且一直同意书就是书，无论是纸质书还是电子书。

作为技术的产物，书籍的外形在过去五百多年里并没有多大变化，而且这一点的理由也很充分。鲨鱼的外形在过去亿万年间同样没有多大变化，因为鲨鱼很擅长扮演鲨鱼的角色。同理，书籍也很擅长扮演书籍的角色。我要再次冒着被人当做书籍恋尸癖的风险进行主张：死树书籍是技术成就的高峰。作为工具的书籍完美地契合了所要完成的任务。书籍就像锤子一样。锤子的形状可以千变万化，但是却永远不会遭到淘汰。就算建筑工人们装备了能够在顷刻间喷射几千根钉子的气动射钉枪，寻常人家依然需要置办一把锤子。类似的例子还有自行车。自行车出现在一个没有汽车的世界里。如今无论是速度还是行程，汽车与摩托车都已经远远地将自行车甩在了后面。但是自行车根本没有过时的迹象，论销量比汽车还高。电子书轻盈且数字化，纸质书笨重且实体化，但是无论如何书籍都是技术力量的体现，只不过如今技术进步了而已。

卷轴在当年也曾经是先进技术。抄本代替卷轴的时候肯定也有人感到感伤怀旧。抄本是一个效率极高的理念，众多书页沿一侧装订起来，便于携带。我敢肯定，当年一定有人抱怨说，抄本的内容获取顺序杂乱无序——他们的原话未必就是这么说的——而卷轴的内容获取方式则是线性有序的。显然后一种方式更适合书籍，因为书籍就应当从头读到尾。但是抄本比卷轴实在是方便得多。如果你是一位公元八世纪的作家，而你的作品只有卷轴版本，那你可以说是完蛋了。

技术进步带来了印刷术与活字印刷，但是印刷术的问世并没有像抄本那样改变书籍的形制。印刷机实际上是一台复制机器，能够让书籍内容更稳定且更可信。得知其他人手中的书籍版本和自己一字不差，这一点对于当时读者的心理冲击力绝对不容小觑。但是人们还是惊慌起来，因为印刷机掀起了一场滔天洪水。早在1620年，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就曾经抱怨道：“书籍的总量可怖地增长着，最终将会造成无法克服的无序状态。”亚历山大.蒲柏也曾经说过：“天意将印刷机的发明当成了惩罚学者罪孽的祸害。如今的纸张如此便宜，印刷厂如此众多，以至于写手的洪流席卷了大地。”蒲柏的这番话无疑语带讽刺。

如今我们的印刷厂数量更多，纸张更加便宜，上网费用甚至比购买纸张更低，作家写手更加遍地横行，书籍更加堆积如山。就在本周，鲍克出版数据公司刚刚宣布了美国年度新书统计汇总结果。2010年，传统出版商一共出版了316000种新书与翻印版旧书，比2009年上涨5%，而2009年与2008年相比又上涨了4%，此前也是逐年上涨。我这里之所以要特别强调传统出版商，是因为鲍克公司同样也统计了非传统方式出版的书籍，例如自费出版书籍，订制书籍，以及超小众书籍（天知道是什么意思）。2009年美国非传统出版界共计出版了超过一百万种新书，2010年该数字翻了一番有余，达到了270万种。非传统出版业商业模式的关键词是“网络驱动”。这些书籍依然是实体书，但是离开了网络却不能存在。

所以如果你是一位读者，你很可能会认为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书籍数量太多。托马斯.德.昆西也有类似的观点。“考虑到目前书籍堆积如山的现实情况，我确信我们遇到了这个时代特有的选择障碍问题。这个问题的症状非常猖獗。主要症状之一就是获取书籍的饕餮欲求以及一层层堆砌语言的冲动。文学日益成为了折磨人的手段，而不是愉悦的源泉。”“选择障碍”在我看来是个很不错的说法。书太多了，时间却不够。所以当人们担忧书籍之死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在担忧读者之死——不对，甚至都不是死，仅仅是注意力区间萎缩而已。

的确，现在有很多人整天忙着刷脸书，打游戏，没有时间看书。但是我觉得这并不是问题。当年也曾经有人整天忙着看电视，忙着打球，或者忙着打理庭院。二十年前，伟大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拉塞尔.贝克有一次打算观看棒球比赛电视转播。在比赛正式开始之前的节目当中，一位名叫简.李维的作家介绍了自己最新创作的小说，讲得是一个小姑娘如何成长为体育记者的故事。节目主持人的态度倒是不错，但是在节目当中他把这本书拿在手里掂了掂：“三百多页的书啊，这可不少啊，你就不担心读者没时间看吗？”贝克说他当时简直想冲着电视屏幕大吼一声“你丫闭嘴！当着这么一大帮就要花费整整三个钟头看棒球的观众问这个问题，你还知道要脸吗？！”今天在座的都是读者，是人群中的特例。大多数人永远都忙得没时间看书。但是我们依然在这里。

最近读书的问题又和互联网以及数字媒体扯在了一起，但是实际上问题出现的时间要早得多。马歇尔.麦克卢汉早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提出了“电子时代”的理念，而当时他所拥有的唯一一件电器不过是一台雪花飞扬的黑白电视而已。但是这已经足够了。这台电视向他赋予了看待书籍的全新视角。他很乐意宣扬“印刷文化”的死亡。他认为“电子时代将会召回部落时代的伟大口述传统。”对于麦克卢汉来说，这就等于重新回到了伊甸园。“通过依赖口述获取信息，人们被吸引到了部落羁绊当中。口语总是比书面语更加富有感情。基于听觉与触觉来获取信息的部落成员参与到了集体无意识当中，生活在一个由神话与仪式塑造的、充满魔力且自成一体的世界里。这个世界具有十分神圣的价值。”对于麦克卢汉来说，书面语言是割裂而特化的，口头语言则富有创造性与参与性。“字母表是视觉割裂与特化的技术，留下了茫茫一片由分类数据组成的沙漠。”麦克卢汉认为，识字的人们只要想清楚这个问题，就难免陷入道德恐慌。

批驳印刷审查的方法之一就是声称印刷术提供的沟通渠道实在太过狭窄，而且这条渠道是线性的，甚至还经常是碎片化的。而讲话，或者说在最佳情况下搭配了手势与接触的面对面人际沟通，则能够调动所有的感官，而不仅仅只是刺激听觉而已。如果说沟通的最高境界是灵魂的交汇，那么书面文字仅仅是这个境界的影子而已。麦克卢汉大概会认为，那些闻书的人迫切地想要获取通感与触感，他们想要获取更丰富的感官体验。而印刷品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我们这些读书人是他口中的“印刷依赖者”，一听就不是好话。对于麦克卢汉来说，电子时代预示着口语的伟大回归，只不过这一回的对话将会是全球性的。麦克卢汉生前电脑几乎还不存在。1964年他这样写道：“今天，电脑成为了前途无量的工具。任意一种编码或语言都将能够即时翻译成为另一种编码或语言。简而言之，电脑技术将会带来全世界所有人相互理解与全世界大团结的局面。无重环境的出现”——六十年代的人们整天都在谈论“无重”，因为当时宇航员刚刚上天——“可能会与无语环境相伴相生，并且带来永久的集体和谐与和平。”

麦克卢汉的许多预言都精准得令人不寒而栗，但是上面这番话着实不太靠谱。“无语环境”？“集体和谐”？他似乎没有预见到微博的出现。但是他的理念在当时确实很有影响力。几年之后雅克.德里达因为抱怨写作受到书籍的禁锢而声名鹊起。“书籍的形制将会迎来一段动荡时期”——这是1967年——“并且变得越发不自然。概念当中的书籍总是自然而然地具有整体性，但是整体性对于写作来说却极其疏离。神学与逻各斯中心主义为书籍提供了无微不至的保护，使其免于写作及其短平快式活力的侵扰。”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理论家预言书籍即将死亡的方式都是写书（笑声）。可能有人认为我仅仅是在说便宜话而已，但我不这么认为。我坚定地认为，对于书籍所承载的延展性、说服性与理性对话来说，书籍的形制是必不可少的。许多预言书籍绝灭的理论家都小心翼翼地无视了自己也要靠写书来宣扬观点的讽刺之处。顺便说一句，鲍勃.布朗在多年游历之后还是返回了美国，并且在纽约格林威治开设了一家书店，起名就叫“鲍勃.布朗书店”。他一直在坚持写作，并且于1959年出版了平生最后一本书，《奶酪大全》。这部书我买了一本，里面全都是关于奶酪的知识（笑声）。但是在他改邪归正之前，布朗的确提出了一个值得考虑的观点。他认为书籍的弊端在于读者的视线必须从上到下在书页上进行之字形移动。他认为字句应当自动从视野中滑过。罗伯特.库弗在1992年开始使用个人电脑之后产生了一个更激进的理念。“从句首到句末，从首行到尾行，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这种阅读顺序完全是作者强行指令的结果。现在的人们应该努力超越这种限制。”换句话说书籍过于线性了。起承转合的老一套已经够了。现在电脑与超文本带来了全新的自由。链接与子网页营造了多维度的空间。

1993年，一位略微有些疯狂的电脑科学家泰德.尼尔森发明了超文本。他的愿景成为了今天互联网的基石，尽管至今他仍然认为自己一开始的绝妙理念遭到了扭曲与践踏。大屏幕上是尼尔森为自己的原本理念勾勒的草图。他设想了一套超文本存档机制，不同页面平行存在，不像书籍那样受限制。页面之间的线条就是我们所谓的链接，他更喜欢称之为“可视化嵌入包含”。当然他也通过写书来解释了自己的理念。1992年，罗伯特.库弗接过了超文本的大旗。他对于超文本的描述是“通过电脑技术支持，在非线性或者非顺序性空间内的写作。”这句话摘自他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一篇书评，名曰——谁能想到呢？——《书籍的末日》。连个问号都没有，干脆就是宣言的口吻。“流动性、偶发性、不确定性、多元性、非连续性，这些都是超文本的关键词。而且这些词语正在飞快地成为原则，就像相对论在不久前刚刚取代了坠地的苹果一样。与印刷品的固定单向翻页模式相比，超文本提供了极端分化、互动且声源众多的技术，更青睐多元对话而非定义式叙述，从而使得读者摆脱了所谓作者的统治。”

作为作者的库弗承认，自己就是印刷品式写作的典型，而且并不是在超文本空间畅游的专家。更何况当时他已经年逾花甲，觉得自己大概创作不出真正的超文本小说了。于是他在布朗大学开设了“超文本小说”这门课程。在他看来，“超文本小说”的优势之一在于向读者赋权，让读者可以自由自在地组织文本顺序。文本变得不确定起来，失去了先后顺序的确定性。这一切都是好的。

今天距离库弗宣称“书籍末日”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回首过去，我不惜以身试险，宣称一下超文本的末日（笑声）。不仅伟大的超文本小说从未问世，就连平庸的超文本小说也没有出现过。却原来1992年是布朗大学开设“超文本小说”课程的最后一年。8年之后的2000年，库弗本人的态度也发生了彻底扭转。这时互联网已经搞得如火如荼了，可是库弗却对自己的所见所闻很不感冒。“对于严肃文学来说，网络并不是很宜居的环境。网络是一个喧嚣躁动、投机肤浅、电子商务横行的商业化环境。网络世界的主宰都是些黑客、推销员与身披画皮之辈。文学的轻声细语在这种环境里很难被人听到。就算碰巧真被人听到了，也只能得到片刻的注意。”

就我个人而言，我还算是一位比较快乐的网民。我不太喜欢脸书，但是偶尔也会刷刷微博。我必须承认，我的微博对于促进文学发展并没什么帮助，甚至对于我的下一本新书都没什么帮助。文学是有形的，是沉静的。网络是无形的，是喧嚣的。文学是缓慢的，网络以光速运转。书籍茕茕孑立，网络通联八方。就信息而言，网络空间就是超文本空间。但是话说回来，我还是更支持从超文本狂热当中摆脱出来的2000年版本罗伯特.库弗。所以请允许我拿出水晶球看一眼未来吧：书籍是肯定能幸存下来的。我绝对肯定。

书籍有一种奇异的特质。引用四百年前苏格兰诗人威廉.德鲁蒙德的说法，“书籍有一种奇异的特质，尽管是人类造物当中最脆弱的，却能比黄铜、钢铁与大理石更加弥久。”他所谓的“最脆弱”自然指的是纸张。现在又有了电子。某些类型的书籍将会灭绝。比方说未来的字典就不会印刷在纸面上。我们突然发现抄本从来都不是最适宜查询单词发音或者词义词源的技术。过去四百年来这项技术多少还算说得过去，但是现在更好的技术已经出现了。字典行业的龙头老大牛津大辞海早已意识到了这一点。尽管官方尚未表明态度，但是我怀疑未来恐怕不会再有死树质地的牛津大辞海了，网络版的牛津大辞海早已发展得像模像样了。同理，百科全书也会走上这条路。无论你对于维基百科是褒是贬，维基百科的涵盖范围早已比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超出了上百倍，而且远远更加深入生活。世界上几乎所有语言版本的维基都已经出现了。诚然，维基百科并不完全可靠，有时有些业余，还有时完全就是错的。不过维基百科的诸多重要贡献之一就是提醒了我们，纸质百科全书有时也难免业余或者出错。此外还有电话簿。真会有人怀念电话簿吗？电话簿的灭绝对于地球森林植被的保护肯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除了这些例外，死树书籍还是会幸存下来。最难幸存的书也是做工最差的书。纸张粗劣，装订马虎，封面设计好像在说“看完后请置于垃圾箱内”。对于传统出版业来说，出版商们应当迎合人们收集有价值物品的强大本能。实体书应当是设计与欲望的体现。应当允许那些喜欢将鼻子埋在书页之间的人们尽情享受书的清香。这些人肯定不会消失。或许纸质书籍就应当主打高价牌，或许书籍的吸引力就应该是老派复古，就好像枫木与云杉质地的小提琴一样。这样的命运肯定强过灭绝。

目前在我看来，很多书籍都比从前更为美丽。封面设计不断登峰造极，想象力得到了极大释放。尽管难以付诸言辞，但是我总觉得这个现象颇有讽刺之处。说到出版商，我觉得他们应该也能幸存下来。不过这一点我并没有太大信心。在全新的电子世界里，他们面临着来自亚马逊等网站的严肃挑战。但是我认为目前很多出版商纯粹是在自己作死，具体的作死手法包括将书籍当做商品，盲目追逐畅销书，偏向名人而非作家，简而言之就是自轻自贱。我相信，只有那些对于自己的传统优势——尤其是编辑艺术——重获自信的出版商才能取得最终胜利。有很多作家都很乐意甩开中间人自己单干，但是本人真心不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一家将书籍当做书籍并加以尊重的出版商会精心编辑我的作品，并且帮助我的书找到最合适的读者，这样的出版商是我的终生友人。

相比之下我更担心书店。就像约翰.厄普代克临终前夕所说的那样，书店已经成为了“孤独的堡垒，生机正在汩汩流失”。在文学生态体系里，实体书店尤其是独立实体书店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目前我还没有看到亚马逊或者其他在线购书网站成功复制实体书店的这部分功能。我认为哪怕是在一个大多数书籍都已经遭到数字化的世界里，实体书店依然有求生之道。书店依然可以在区域范围内与个人层面上发挥作用。至少这是我的希望。

但是电子书不应当成为出版商的生存威胁。电子书是礼物，是机会。电子书的质量应当得到进一步的提高。直到六个月之前我才开始用掌上设备读书。你们在这方面的经验应该比我更丰富。但是在我看来，很多出版商在推出电子书的时候并没有认真考虑版面美观的问题。如今的电子书看上去太业余了。审校工作很不过关，连字符到处乱用，断篇缺页，脚注功能十分别扭。如果出版商本仅仅将电子书当做捞快钱的手段，那是没有前途的。他们向读者收费太高，向作者付费太低，对于电子书本身缺乏尊重。他们根本不觉得阅读电子书也应当是一种审美体验。我希望这一切都只是暂时现象。

与此同时，出版商的惫懒也为那些专攻电子书制作的专业机构提供了机会。这一来我们就步入了危险的领域，因为当你制作优质电子书的时候，可以做到很多传统印刷术根本做不到的事情。你可以制作“增强版”电子书。我的一本旧书最近就通过某家专业公司推出了增强电子书版本。我的原版书里搭配了照片与线描图来解释较为复杂的科学内容，电子书则能利用视频与小程序来提供额外的时间维度。我对此乐见其成。毕竟书籍自从问世之初就是图文并重的。但是还存在着其他许多种令我不太自在的可能性。我不希望在我的书或者我读的书里面出现超链接。我不希望看到与社交媒体联动的书签系统。我也不希望电子书与在线交友网站（笑声）或者任何其他形式的多任务功能搅和在一起。我没兴趣为书中角色创立头像。我拒绝一切将我从书中拉出来的东西。书籍并不是搭配字幕的多媒体奇观。

更有甚者，现在很多人都认为，等到世界上所有书籍都可以在线浏览的那一天，等到谷歌或者其他公司最终建成数字化普世图书馆的那一天，等到所有书籍都在读者面前打开的那一天，世界上所有的书都会汇总成一部可供搜索的云端大书。有些人正在寻求各种聪明的手段来促进这一天的到来。他们推崇“混搭”的做法，认为应该允许读者随心所欲地将书中各个部分任意组合成型。他们主张将电子书做成用户界面，使得读者们的读书笔记可以显现在公共空间当中而不是各自私人藏书的书页空白处。任何一本书都不是孤岛，书与书之间交叉链接，被人打成碎片又重新组装起来。在早已深入我们日常生活的网络空间当中，超文本又要卷土重来了。书与书之间的藩篱不复存在，著作权瓦解冰消。书籍将会成为液体，从封皮之间渗透出来。许多聪明且有名的人们都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我却认为他们对于书籍本质以及书籍前景的理解实在是大错特错了。

实话实说，作为信息传递渠道的书籍的确十分狭窄，只是一条抽象词汇构成的线性溪流。麦克卢汉并没有说错。书籍的确十分受限，的确仅仅以饱受限制的一维方式刺激了五感当中的一种，就像鲍勃.布朗意识到的那样。电子书与纸质书在这一点上是一脉相承的。无论一本书如何应和、引用或者剽窃了之前的作品，每一本书依然的确是一座孤岛。每一本书的生与死都是自己的事，并不是汪洋恣肆的词语江河当中的一滴水，可以被人恣意地取样采集。上述景象就是我心目中的噩梦。

小说家兼纸质媒体怀旧达人尼克尔森.贝克在很久以前为了给《纽约客》供稿而勉为其难地试用了一下Kindle。他花了很多时间来取笑这件器具。“这个屏幕灰中透绿，令人作呕”等等。他说Kindle“就像一台1982年的白色雪佛兰Impala，上面还拴着一个鲨鱼造型的气球”。但是他还是逼着自己用Kindle看了几篇惊悚小说。“一旦我陷入情节之中，这一切就都不重要了。噗的一声，Kindle就在我手里烟消云散了。我在人行道上走来走去，在阳光下看书。三台除草机在不远处嗡嗡作响，某个身穿肉红色衬衣的人正在马路对面拿着水管给草地浇水。但是我却置身于法庭当中倾听着杀人犯的供述。欲知后事如何的原始本能紧紧地攫住了我。”

电子书会消失，就像死树之书也会消失一样。当你把死树之书从书架上拿下来的时候，尽管可以享受皮革封皮的清香。但是一旦开始阅读，气味、皮革以及其他一切都会消失。甚至就连穿过视界的文字流都会隐去形迹。我们看不到字母，我们甚至都看不到单词。或者说我们不仅能看到单词，还能听到单词。我们能感到词句的节律与抑扬顿挫，宛如欣赏音乐一般。我们被抛进了一个虚拟世界，而这个虚拟世界就像现实世界一样栩栩如生，其中的法则同样不容违背。作家的理想就是让书消解在读者手中。约翰.邓恩说过：“想出书的人就要做好成为这本书的觉悟。”在他看来，我们的生活本身就是供他人阅读的书籍。书是信息而不是载具。这是一条很长的信息，一行一行地组织成篇。这就是书，而书将会留存下去。

我们步入了一个渠道众多的信息宇宙，书籍仅仅是其中的一条渠道而已。不同的渠道具有不同的特质，其中一项特质是时间视界。假如你通过视频获取信息，人类历史似乎起源于二十世纪初期。通过照片与视觉特效的帮助，视频的时间视界还能往回再推进一点点。肯.伯恩斯拍摄的美国内战纪录片走得就是这个路子。网络上的人类历史仅仅起源于二十年之前。脸书与微博根本没有历史可言。只有书籍，失联的、冻结的、线性的、实体化的书籍，才能打破通向过去道路上的技术壁垒。根据“书籍”一词的定义，书籍的时间视界基本上就是人类历史的开端。当我们时时刻刻生活在当下的时候，书籍才是体现永恒的家具。（掌声）

因为人家想要多巴胺嘛！读到这句忽然觉得这是强迫症，又一想其实这强迫症可能也和多巴胺有关。

感谢到场的各位。能够在联邦俱乐部发言是我极大的荣幸。自从三十年前上中学以来我就听说过这个俱乐部，并且一直想成为其中一员。

话说得客气一点，过去的一年可谓紧张至极。出乎意料的各种各样的好事与坏事纷纷砸到了我的头上。

先说说不太好的事。我的书的出版日期——正好是一年前的昨天，去年1月11号——之前的两天，《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夹枪带棒的社论。自从我的书出版之后，每天我都会接到五百多封电子邮件，简直就像被炮弹击中一般。出版日当天，我受邀参加了《今日秀》，上场顺序排在《泽西海岸》的主演Snooki后面（笑声），《宿醉2》的剧组成员前面。Snooki遇到的问题无非就是下一步的作秀打算。可是轮到我上场的时候，主持人梅丽迪斯.维拉在清晨六点当着二百万观众向我抛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究竟是不是一个怪物？”（笑声）这段访谈视频在五天时间里获得了五十万点击，而我的家庭也正式成为了整个西方世界最为臭名昭著的家庭。

再来说说好事。自从我的书出版之后，全国各地各种生活背景的人们纷纷在邮件里告诉我，我的书令他们又哭又笑，并且更好地理解了自己的家庭。他们的反馈抵消了我所遭受的一切不快，并且支持我度过了随后比较艰难的一段时期。

最后再来说说完全不着调的事。为了给《时代》拍摄封面，我家里居然放进来了两头活老虎（笑声）。工作人员告诉我，参与拍摄的不过是两头虎崽而已，一头六周大，另一头八周大，只要把它们当成大猫咪就行了。但是显然我们在沟通方面有点问题，因为实际拍摄用的两头老虎分别是六个月大与八个月大，完全是两头张牙舞爪的猛兽，脖子上拴着锁链，各自搭配了两名全身套着防护服的驯兽师，一面使劲拽着链子一面喂它们吃活鸡（笑声）。最不可思议的部分在于，摄像师为了追求画面效果，居然要求我拿出真正虎妈的气势，抓住小老虎的后脖颈子把它提溜起来（笑声）。我问道：“这些家伙不吃人吧？”驯兽师想了半天说：“大概不会，它们已经吃饱了。”（笑声）

言归正传，我的书之所以引起了这么强烈的反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误读了我书中的内容。正如你们所知道的那样，《华尔街日报》的评论员仅仅看来我的书的开头部分，就写下了文章标题《为什么中式母亲更优秀》。我此前已经说过很多次了，但是在这里还是觉得自己有必要再说一次：我在看到报纸之前根本没听说过、更没有选择这个标题，而且我也不同意标题的论点。我不认为中国父母养育孩子的方式就一定更优秀。我相信养育孩子有许多优秀方式。而且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一位堂堂耶鲁大学法学教授不去研究全球化与外交政策，非要写什么育儿经，那时因为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恰好遇上了一场大危机。当时正好是我十三岁的小女儿露露的青春叛逆期。

首先简单回顾一下我自己的个人背景。我父母都是中国移民，他们当年对我的教育非常严格。两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来到美国读博。他们刚刚来到美国的时候一贫如洗，冬天负担不起暖气费，只能整天在屋里裹着毯子。我父母要求我毫无余地的尊敬他们，对待我与三个妹妹的教育手段非常严格。实际上我在书里开列的那张举世闻名的清单——成绩不许掉到A-以下，不许在朋友家里过夜，必须学钢琴或者小提琴——仅仅是个玩笑而已，但是我小时候这一切都是我父母对我实打实的要求。这套做法对我很管用。今天我和我父母关系很好。我在假期经常去他们家拜访，他们和我的孩子也很亲。我能有今天多亏了他们的教导。尽管小时候我也整天抱怨我们家管得太严，但是今天回头再看，我父母对我的殷切期望——当然他们也很爱我，没有爱是不行的——是我所得到过的最好的礼物。因此尽管我丈夫不是中国人，我还是想要按照中国家长的方式来养育我的大女儿与二女儿，索菲亚与露露。

教育索菲亚其实特别简单。她是个随和的孩子，也很上进，基本上用不着我的督促。此外她的个性也很强。比方说她专门要求我在全书末尾表明她自己的立场：“妈妈，读这本书的人都会以为你用高压手段对付我。其实我是自愿配合你的。”如此顺利的开局令我骄傲起来。做家长也没什么难的，只要态度强硬一点就行了。但是接下来我的二女儿露露也出生了，而且她是个火爆脾气。于是我就栽了个大跟头。露露和我自从第一天就斗得不可开交。其实比第一天还要早，早在我怀孕的时候她就特别活泼，把我踢得青一块紫一块。在我看来，她一生下来就知道如何说“不”。尽管我在去年一年时间里一直在极力解释，我写这本书是因为书中内容很有趣（笑声），但是书里却充斥着两个女儿和我之间的激烈冲突，而且最后总是她们占上风。从媒体的角度反过来看我自己的感觉很奇怪。比方说有一家媒体就这样写道：“蔡美儿残忍地将三岁大的女儿赶到了冰天雪地里。”但是实际情况其实在第二章第四页已经写清楚了。没错，那一天的确很冷，露露当时的确也只有三岁。那是我让她学钢琴的第一天。我让她在钢琴前面坐下，但是她的反应却一点也不像索菲亚。她抡起两个小拳头，死命地冲着钢琴一通乱砸。我让她停下，她就高声尖叫，拽自己的头发，扯我的耳朵。我们两个闹腾了足足有一刻钟，最后我把她拖到大门口，打开门说道：“露露，你要是再不安静下来，我就要把你赶出去了。”当时外面很冷，露露身上就穿着毛衣和短裙，连外套都没有。可是她一步就冲到了门外，然后转过身来瞪着我。当时我吓得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看过书的读者们都应该知道，最后我用热巧克力与饼干才把她哄回屋里来。那一刻我意识到，她宁肯在外面挨冻也不肯听我的话。以后的情况基本上大同小异，每一次都是她最终占上风。书中还有另一次关于音乐的事件，你们很多人或许都能感同身受。在一次小提琴练习期间，露露突然喊道：“妈妈你够了！”我说：“我什么也没说！”她说：“你的想法太大声了！”（笑声）当时我的确在想她的手肘太高、姿势不对之类的东西。

总之，全书前三分之二的内容都以幽默风格为主，穿插着不少自我嘲讽。但是后三分之一内容的风格就大不一样了。书中内容变得更严肃了，因为我的生活恶化了。露露在十三岁那年开始了叛逆。以前我们也经常吵架，但是每次都能和好。但是这一回我能感到她不一样了。可能是因为青春期的原因，她变得极其易怒，疏离，粗鲁，看什么都不顺眼。正在这时，她的妹妹卡特琳又得了白血病，必须接受骨髓移植。这是我生命中最黑暗的两年。我一直是一个自信过头的母亲。但是那时候我开始扪心自问：“难道我的家庭正在解体吗？难道我的一切都做错了吗？”我在这里不想剧透，但是全书的最高潮发生在莫斯科红场。我和露露十分难堪地在大庭广众之下尖叫着闹翻了。她对我喊出了一番最令我痛苦的话，就算梅丽迪斯.维拉的杀伤力都不如她。“我恨你，我恨这个家，我恨小提琴，你是个自私鬼，你除了打击我什么都不会，你说你是为了我好，其实都是为了你自己。”

我觉得我在书里面对于自己的剖析还是很深刻的，基本上把自己的错处都挑出来了。总之在这次事件之后，我开始全面反思自己的家教原则，因为我突然意识到：“老天，我真可能会失去自己的女儿！”然后无论是学习成绩还是小提琴一下子就变得无关紧要了。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我还是让她放弃了小提琴，尽管当时她的水平已经很高了。她更喜欢打网球。我对她管得更松了。她有了自己的Ipod与脸书页面，过去两个月她在同学家里借宿了四次（笑声）。顺便说一句，这些改变并不令我感到高兴，我只是没有选择而已。

所以《虎妈战歌》只是我对于自己的子女教育经历的总结，不是子女教育指导，也不是假装专家的尝试。实际上，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日期正是我和露露在红场上大吵大闹的第二天。那天早上我起床之后打开电脑就开始发呆。我这人写东西很慢，往往盯着屏幕一看就是几个小时。一天时间能写两个句子就已经谢天谢地了。但是这一回我可谓文思泉涌，仅仅花了两个月时间就写完了全书的前三分之二，我的两个女儿与丈夫看过了其中的每一页。为我审稿成为了我们全家的活动。令人尴尬的是，这本书的文学性在我的设想当中要强得多。尽管书中内容全都是真的，但我并没有打算写一本回忆录。我的榜样是戴夫.艾格思为喜剧名家戴维.塞达里斯撰写的传记《令人震惊的天才与令人心碎的工作》（A Heartbreaking Work of Staggering Genius）。我特别喜欢那些叙述者不太可靠的书，作为读者你最好不要照单全收，因为字里行间充满了自我矛盾。所以我故意没有将书中角色写得特别圆满，并且借用我两个女儿的批判口吻表达了事件真相。只要你仔细读一读，就会意识到，我的女儿们根本不像我当年那样是从传统亚裔家庭当中成长起来的。我当年根本不敢与父母顶嘴。相比之下，我的故事当中充满了索菲亚与露露坚强且叛逆的声音。许多浅尝辄止的读者并没有意识到，这本书其实是在宣扬叛逆。露露自然是个小叛逆。而且在全书最后一章，我还揭示了我父亲当年也是他们家的叛逆分子。他当年也是在大闹一通之后闯出了家门，此生再没有回过亚洲。而且整本书的基调也极其不妥协。我母亲第一次看完书稿后告诉我：“中国人绝对不会写这种书！”（笑声）

所以我这本书的内容实际上比你们有些人的印象更复杂。不过话虽如此，这本书的确也体现了我自己的立场。这是我应得的。如果让我把我的孩子们从头教育一遍，我还是会采取我以前的做法，仅仅采取一点微调。我不打算向所有人推荐我的方法，更不认为我的方法就一定比其他家长更好。但是我为自己是一位严格的母亲而感到骄傲，我为我的女儿赶到骄傲，而且现在我与我女儿的关系也很好。同时我还认为，总体而言，西方家长的教育方式——我这里所说的“西方家长的教育方式”仅仅是泛指而已，西方的家长教育方式也有千百种，即便今天在座的各位肯定也是各有高招——过于放纵与宠溺了。我相信，西方家长完全可以稍微提高一下自己对于子女的要求，而且我们的孩子完全有能力迎难而上。

最后我想再说三点以供讨论。首先是对于我的观点的最常见误解之一。假如我面前摆着一个魔法按钮，可以让我为我的孩子们选择快乐或者成功，那么我一定立刻选择快乐。这种事根本不用想。我只是觉得情况没这么简单。我不认为只要告诉孩子们“你们想干什么都行”或者“你真完美”，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到快乐的成人生活。实际上我甚至不认为他们会因此自然而然地得到快乐的童年生活。关于金牌与满分成绩之类的笑话暂且不论，我认为所谓虎式教育与成绩或者成功根本没有关系。关键是要相信自己的孩子，并且让他们意识到，他们的实际能力远远超过自己的认知。如果他们不找借口，不怪罪他人，用最高标准要求自己，那么他们想干什么都能干成，任何障碍都挡不住他们，别人的想法永远不会左右他们。我的父母当年就是这样教育我的，我也这样教育了我的女儿。

其次是一条挺有趣的事实。这本书已经被翻译成了30多种语言，其中也包括中文。这本书在中国尤其受欢迎，可惜受欢迎的理由完全不对。在中国，我的书遭到了彻底反方向的营销。我第一次看到中文版的封面就立刻给我的经纪人与丈夫打电话：“这可不行，咱们得告他们！”这本书的英文标题是《虎妈战歌》，中文版的标题却是《我在美国做妈妈：耶鲁法学院教授的育儿经》（笑声）。封面则是我站在三色旗前面。但是当我与中国的律师、法官、朋友以及熟人谈过之后，他们全都向我保证，这个封面尽管看上去俗不可耐，但是促销效果却很好。因为中国的教育面临着与美国截然相反的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即便是小学生每天也会从早上七点学习到晚上十点。每次大考之后成绩都要公布。老师不让成绩好的学生与成绩不好的学生交往。社交与放松时间非常有限。根本不可能在同学家过夜。我最近刚刚去了一趟中国，目的是写一篇关于中国女性亿万富翁的新闻报道。结果一大群人在演播室里对我连番发问，显然是把我的书当成了指导手册。他们问我，中国家庭教育最需要采取的做法是什么。我想了想说道：“我这么说你们可能不信，但是我认为中国孩子的玩耍时间应该更多一些。”（笑声）顺便说一句，我认为美国在这方面应当反其道而行。

最后，在长期以来的炒作当中，人们都认为我这本书描写了中式教育与西方教育的对抗。但是这并非我的用意。仔细想想的话，所谓虎式家教与美国传统开拓者与奠基者的教育方针并没有什么不同。我小时候接触的儿童文学，例如《伍德龙一家》（Caddie Woodlawn），《自由战士》（Johnny Tremain），还有《草原上的小木屋》，全都反映了这种精神。说道借宿，你们认为林肯小时候在别人家里借宿过几次呢？将整个美国从大萧条当中拉扯出来的那一代人会如何教育自己的子女呢？我认为他们大概不会整天只想着怎么让孩子玩得更快活。对于他们来说，家教就意味着向子女灌输工作伦理，让子女明白尊敬与责任的意义。我写这本书并不是为了与外交政策扯上关系。我之前已经出过两本这方面的书了，可惜没人看（笑声）。但是这种关系的确是存在的。家教与国家未来之间的确存在着关联。无论我们这些家长喜欢与否，我们都要养育这个国家的下一代。我们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子女的福祉，还要考虑美国梦能否持久延续下去的问题。或许现在我们应当抓住时机，重新拾起那些传统的美国价值观——不是中国价值观——例如勤奋、责任、顽强与尊重卓越。谢谢。

感谢主持人的热情介绍。经你这么夸奖，我都等不及想要听我自己作报告了。（笑声）

把人捧得这么高是有副作用的。前几天《纽约》杂志刚刚将我评选为纽约市最聪明的一百人之一。我自然是感到不胜荣幸。不过话又说回来，麦当娜在这张榜单上同样赫然在位。（笑声）而且据说明年Lady Gaga还要把我从榜单上挤下去（笑声）。所以我还能说什么呢？

今天我的演讲主题是未来。你们的未来。预测未来是很困难的。我这里引用一下著名西方哲学家兼职棒大联盟明星尤吉.贝拉的名言（笑声）：“预测实在太难了，预测未来尤其难。”（笑声）我是一名物理学家。我们能够预测未来几十亿年里宇宙的未来。所以让我再引用另一位著名西方哲学家兼电影导演伍迪.艾伦的名言：“永恒是一段长得不得了的时间，尤其是在临近末尾的时候。”（笑声）

有人可能会问，物理学家都是干什么的呢？这个嘛，我们发明了激光，我们发明了半导体。今天激光与半导体已经成为了世界经济的基础。我们组装了全世界第一台电脑。我们发明了互联网。我们撰写了万维网协议。最初撰写万维网协议的人就是一位物理学家，旨在追踪亚原子粒子。顺便说一句。我们还发明了电视，发明了收音机，发明了医生诊疗室里的一切仪器。我们发明了核磁共振成像仪。我们创造了太空项目。我们创造了全球定位系统。而且我们这些物理学家最喜欢预言未来。

当年我们建造互联网的时候，有一位物理学家曾经预言，“互联网将会成为高雅文化、高雅艺术与高雅社会的所在地。”（哄堂大笑）如今我们知道互联网上5%的内容都是色情片。（笑声）这是因为目前互联网用户以青少年为主。等到爷爷奶奶们也成为互联网用户之后，互联网上50%的内容就都要成为色情片了。（笑声）

……

今天请允许我担任各位的导游，前往二十年后的未来。……有人可能会说：“你们才没本事预言未来呢，过去的事情你们都预言不了。2008年房价崩溃你们怎么没有预言出来呢？”这话说得可不太对。我们就先来看看2008年房价崩溃，以及谁预言了这场崩溃。首先我们要知道财富是从哪里来的。归根结底，财富来自科学与技术。而科学发展呈波浪形，一项科学发明会引发一连串后续发明。波浪创造了财富。财富是很没定性的东西，于是就形成了泡沫。泡沫破了之后就出现了萧条。

在进入未来之前，我们先来补习一下历史课。时间是十九世纪初，物理学家们发现了热力学定律，可以精确计算出一块煤炭所能提供的能量。由此我们掀起了工业革命，一夜之间我们拥有了火车头，拥有了工厂，工厂创造了大量的财富，整个社会前所未见的巨量财富。这笔蒸汽机带来的财富无处可去，就涌向了伦敦证券交易市场，炒热了英国铁路股票。这个硕大的泡沫是不可持续的，于是就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破灭了。资本主义遭到的打击如此深重，以至于马克思主义就此诞生。

我们物理学家也是很没定性的人，于是又掀起了下一轮创新浪潮。电力与内燃机带来的财富又在美国证券交易市场造成了巨大的泡沫。以电力与汽油引擎为形体的财富数额之大，实在前所未见。这一次的泡沫在1929年破灭了。

八十年后的科学家们掀起了第三轮浪潮。高科技、激光、计算机、全球定位、太空项目，再次创造了巨额财富，再次创造了不可持续的泡沫。在美国，泡沫涌向了房地产市场，于是就有了2008年房价崩溃。但是同样的泡沫在欧洲也存在，并且支持着“地中海式生活方式”。但是地中海式生活方式是不可持续的，我想最近几年我们就能看到这个泡沫的破灭了。

所以今天以及接下来八十年的问题在于：第四轮浪潮会是什么样子呢？第一轮浪潮是蒸汽动力，在全世界掀起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及造成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泡沫崩溃。第二轮浪潮是电力技术，将包括爱迪生在内的一批发明家捧成了富翁，并且导致了1929年的崩溃以及大萧条。第三轮高科技浪潮规模更大，带来了激光与半导体，导致了2008年的崩溃。第四轮浪潮呢？我们认为应当是三方面的结合：生物技术、纳米技术以及人工智能技术。

首先我们来谈谈摩尔定律，即电脑运算力每十八个月翻一番。想想吧，如今各国的国力与财富都基于这条曲线。今天你在百货商店买一张生日贺卡，打开之后里面有一块芯片播放“祝你生日快乐”的歌曲。这块芯片的运算能力超过了1945年同盟国全部运算力的总和。无论是希特勒、斯大林还是罗斯福都会不计一切代价获取这样一块芯片。可是今天我们听完音乐之后顺手就把贺卡扔到垃圾桶里去了。假如希特勒在1940年搞到了这样一块芯片，今天在座各位兴许就全都要说德语而不是英语了。

再来看看1969年。这一年我们将两名人类送上了月球表面。但是看看当时任务控制中心的照片吧，他们的处理器不仅硕大笨重，而且只有64K的内存。你的手机的运算能力就超过了1969年NASA所有计算机的总和。我们用赶不上一只手机的运算能力将人类送进了外太空！（笑声）我可不敢凭借一只手机就进入太空，可是当年我们就是这么做的。

2020年眼看就要到了。到时候芯片的价格大概会是一分钱左右，和便签纸与口香糖包装纸差不多。换句话说电脑将会消失，无处不在又无迹可寻。以电力为例吧。今天我们走进一个房间以后下意识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电源开关。我们想当然地认为这个房间应该通电，电力应该存在于这个房间的屋顶、墙壁与地板当中。电力无处不在又无迹可寻，以至于我们都不再使用“电力”这个词了。可是电是从哪里来的呢？谁知道是从哪里来的。这就是电脑的未来，电脑的未来就是消失。无处不在又无迹可寻。“电脑”这个词也会从英语语言中消失。那么电脑的运算能力从哪里来呢？谁知道从哪里来。

我们再来谈一谈当互联网也无处不在又无迹可寻的时候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吧。互联网完全可以存在于你的眼镜里。今年谷歌正在尝试销售具有面部识别能力的眼镜，看到某个人就能把此人的姓名与生平显示出来。所以你永远都能知道自己正在跟谁说话。假如对方说汉语，谷歌眼镜还能自动为你翻译英语，所以你可以与任何人讲话。这项功能可是太有用了。比方说你正在求职，参加了一个鸡尾酒会，但是却不知道席间谁才是大人物。未来你在任何一场酒会上都会准确无误地知道应该拍谁的马屁（笑声）。又比方说你碰上了一个熟人，但就是想不起来他的名字。这时谷歌眼镜就会告诉你，“这是吉姆，你个白痴（笑声）。每个月都要提醒你一次有完没完了？你自己不能长点脑子？”

当然，人们可不打算把自己打扮得像《星际迷航》里的外星难民一样寒碜。他们也要赶时髦。儿童将会是推动这方面科技发展的最强动力。在座的有些人可能会想，“我已经太老了，玩不了这些新鲜玩意了。”那就去请教你的孙子孙女吧。实现这种技术有三种方式，可以将信息直接投射到视网膜上，可以使用屏幕化的眼镜，还可以使用目镜。早晚有一天时装模特走台步的时候也会佩戴上这些设备，随时随地在线将会成为时尚。而且你如果想要断线只要按一下取消键就可以了。

只要你需要信息，随时随地都能获取。这是个人娱乐的未来，也是家庭办公的未来。不过这里也有问题。如果说你不戴眼镜或者不喜欢戴眼镜又怎么办呢？那你眨眨眼就能上线了。谁会是第一批试用在线隐形眼镜的人呢？参加期末考试的学生（笑声）。遇到不会做的题目就眨眨眼，然后答案就全都出现了。元素周期表，晶体结构，还有傻了吧唧的公式，你都再也用不着死记硬背了。第二个购买这种隐形眼镜的人会是谁呢？巴拉克.奥巴马总统（笑声）。这样他就再也用不着提词器了。演员们也会爱死这项发明的。第三个购买这种隐形眼镜的人会是谁呢？乔.拜登副总统。这样他就再也不会在全国电视节目上满嘴放炮了。游客们也会很需要这项发明的。比方说在罗马之类的地方，当地小贩不会说英语，你不会说克罗地亚语，结果想要砍价都没办法。未来你们两个就有话说了。对方说话的时候你就能看到字幕。谷歌正在研究中英互译的问题，已经达到了联合国译员的水平。这样的技术目前已经存在了。

假如说你是个游客，在罗马街头观光，你的隐形眼镜还可以复活昔日的罗马帝国。就像《黑客帝国》里面一样，你可以生活在虚拟现实当中。你的隐形眼镜可以在你面前展开任何一个你能想象得到的世界。这种技术叫做增强现实。当电脑彻底融入日常生活的时候，增强现实将会成为下一个最热的热点。这种技术其实在好莱坞电影里得到过描述。第一部描述这项技术的电影是哪一部？自然是前任加州州长主演的《终结者》（笑声）。终结者机器人无论看到什么东西都会自动生成背景信息。

你永远都知道自己身处何地，永远不会迷路，能够与任何人用对方的母语交谈，而且永远不会搞错元素周期表的排序，只要眨眨眼就行。这是科幻小说吗？不是。军方早就把这项技术运用到操作层面上了。军方称其为“大地勇士”，这是一款安装在头盔上的目镜，戴在眼前就能上线。我在乔治亚州某军事基地为科学频道拍摄节目，用得就是这款设备。我戴上“大地勇士”之后，不仅能在战场上网，还看到了战场地图，上面标注着友军位置，火炮位置，空军与装甲车的位置等等。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将这项技术压缩进隐形镜片里，这样你一眨眼就能进入虚拟世界了。

技术的发展使得资本主义本身也遭到了数字化。音乐是第一个遭到数字化的产业。这一点已经极大地改变了音乐产业，不仅是音乐作品价格降低与下载更方便而已。如今你只要哼哼几个小节就能在网上反查到自己听过的歌曲。但是音乐产业却说：“哼，人们永远都会通过传统方式购买音乐作品的。”此言差矣。我和好几位音乐行业的经理人谈过话。你知道他们认为在音乐行业里谁说了算吗？苹果公司。Ipod与Itune已经控制了音乐产业。忽视未来的人就是这样的下场。如果不能主动参与未来，就难免被未来碾压过去。

下一个遭到数字化的产业是出版、媒体与电影业。现在你已经能用智能手机随时随地收看任何电影了。早晚有一天，你只要和自己的隐形眼镜说一声就能下载电影并且获得身临其境的体验。这就是未来，便宜而方便。用不着再去影碟店扒拉碟片了，也不用把整个音乐曲库搜索一遍来寻找某支单曲了。只要开口就行。电影、杂志与报纸都已经数字化了。未来将要遭到数字化的是医疗产业、教育产业与交通产业。不要抗拒未来，而是要走在未来的前头。

货币将会遭到数字化。今天你去购物如果钱包里没带现金或者信用卡就没办法了。未来你用手机就能付账。人们在日本与欧洲已经可以敲手机付账了。现金与信用卡都将会落伍。早晚隐形眼镜也能实现这个功能。只要一眨眼，你就不小心买下了一件特别昂贵的首饰（笑声）。

今天用手机打字的时候，如果手指特别粗就没有办法了。但是未来物理学家将会造出智能纸张，材质是塑料，可以卷起来收好。你可以把很大的屏幕或者键盘卷起来收进手机里面。实际上，未来我们可以用这种材料来制作墙纸。墙纸也能智能化。今天你的墙纸老旧变色之后你怎么办？凉拌（笑声）。换墙纸可不是小工程。未来你只要和墙纸商量一下,“要不然咱们换个颜色吧。”

数字化还能为医疗产业带来变革。比方说现在是凌晨四点，你感觉不太舒服。是昨天的披萨饼有问题吗？还是说你犯了心脏病呢？你只需要走到墙边上说：“魔镜魔镜告诉我，值班大夫是哪个。”（笑声）然后机器医生就会来给你看病了。机器医生是IBM最近推出的人工智能项目，能够上网搜索医学期刊，能用英语和你进行语音交流，能够告诉你究竟是披萨饼的问题还是说你确实应该去医院。这项技术能够极大降低医疗成本。许多穷人不去看病就是因为太贵。直到非去不可的时候已经是急症了，收费更加高昂。未来的小病小灾机器医生就能解决，你只要对着墙说话就行了。又比方说你出了车祸，需要立刻找个律师。机器律师立刻就能为你服务。一般性法务与医疗的价格都会大幅下降。当然我们依然需要律师与医生，需要处理专门问题的专业人才。但是一般性事务将会越来越多地依赖技术。我们还会有机器教授。假如哪天你漏了一节课——当然别漏我的课——也能叫机器教授给你补课。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专家系统。专家系统是第一套进入市场的人工智能系统。问题在于大脑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期，哪怕是你们的大脑也很复杂（笑声）。但是我们现在意识到，专业化意见确实可以得到计算机化。

你未来的起居室是这样的：四周墙壁上都贴着智能墙纸，形成了360度的环绕屏幕。观看足球或者橄榄球比赛转播的时候你可以置身于球场上，球员环绕在你周围。你未来的感情生活也可以如法炮制。好比说你是大学学生，现在是周五晚上，你没有约会对象，那怎么办呢？我们都知道你会去把自己灌醉（笑声）。未来到了周五晚上，你要是没有约会对象，就可以站在墙壁前面说：“魔镜魔镜告诉我，今晚可以和谁过？”（笑声）墙壁此前已经知道了你喜欢什么样的人，于是就与周围其他墙壁进行交谈，寻找符合条件且此时同样眼巴巴地站在墙壁前面问魔镜的人们。然后你们两个就可以出去玩一夜，看电影什么的。这时你又可以对墙壁说：“魔镜魔镜快显灵，我们俩想看老电影，《卡萨布兰卡》就行——不过把亨弗莱·鲍嘉的脸全都换成我的。”（笑声）无论施瓦辛格还是鲍嘉都不是你的对手，你可以成为任何一部大片里的英雄。

置入日常物品的芯片会更便宜，更强大，更高效。就连圣诞节都会遭到改变。芯片会被植入玩具，使其成为智能玩具。这将会为英语带来许多自相矛盾的新名词，例如“智能芭比娃娃”（笑声），另一个类似的自相矛盾说法则是“管用的微软”（笑声）。接下来是电视的未来。五十多年以来，电视一直是平面的。但是我们物理学家最近终于攻克了裸眼3D技术。裸眼3D电视的荧屏由上千条垂直棱镜组成，可以将图像分别射向左眼与右眼，这样就不用戴眼镜了。未来几年里这项技术将在你的起居室当中掀起一场革命。目前这项技术已经在电子游戏领域获得了应用。

那么你的办公室会变成什么样呢？首先个人台式电脑将会消失。未来的电脑都是所谓便签条式电脑，或者说便签条就是电脑。你可以在上面涂涂画画，然后随手扔掉。当你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的时候，你涂画的内容也会跟着你一起走，因为这些内容已经存入了云端。无论你走到哪里，你的文件都可以通过云技术毫无缝隙地覆盖你的行程。未来的电脑都是一次性的，每台只花几分钱。未来的工位将会实现3D化，贴满五颜六色的电子贴纸，看上去如此美丽可爱，搞得你根本没心思干正经工作（笑声）。

你的汽车未来会是这样的：你再也不用自己开车去上班了。驾驶将会得到数字化，就好比电影与音乐得到数字化一样。BBC曾经在北卡罗来纳将我安置进了一辆自动驾驶的汽车，这辆车利用GPS与雷达来导航。一开始还是我在开车，然后BBC的摄像师就告诉我：“松开方向盘。”我说：“你疯啦？”他说：“相信我，放手吧。”我一闭眼一松手，车就自己掌控了方向。今天你们回去的时候也可以拿自己的车尝试一下，权当科学实验（笑声），这就是未来的架势。总之，根据谷歌的说法，在未来八年之内第一辆具有自动驾驶能力的数字化汽车就会上市。有几个州目前已经许可了此类汽车上路，现在我们就可以在这些州的道路上见到没有驾驶员的汽车了。州际高速公路将是首先应用这项技术的地方，住在城郊的人们每天上班兴许暂时还用不着。但是州际公路上驾驶运货卡车的司机总要驶过漫长的旅程，比方说从旧金山到纽约足足要驾驶80个小时。他们将会首先应用这项技术。早晚有一天，我们上班的时候坐进汽车只要按一下按钮就能到达目的地。目前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自动驾驶比人工驾驶更安全。人类会困倦，会分心，人类就是一团糟（笑声）。而机器则可以避免这一切问题。

电脑对于眼镜/汽车与住宅实现了无缝覆盖。我们不再需要一个一个地启动开关或者调和不同系统了。还有一个所有人都想问的问题：那么飞天汽车怎么样呢？实际上飞天汽车如今早就问世了，并且通过了检测。问题在于飞天汽车的价格与油耗都太高，只能充当富人的玩具。

技术的发展是阶段性的。拿纸张举例，纸张的发展经历过首先是莎草纸阶段，一份卷轴要在一百个人手里传阅，这个阶段历经了几千年；然后是第二阶段，做到了人手一本书；然后出现了个人图书馆，一个人可以拥有一百本书；最后在第四阶段，纸张极大丰富，以至于成为了时尚行业的创作素材。这就是电脑的未来。电脑与电力都遵循类似的发展模式。第一阶段是一百名工人围着一台电动马达，然后出现了私人电灯，再然后是圣诞节的无数电灯，今天电灯同样也成了时尚业的创作素材。电脑也是一样。电脑刚问世的时候一百多名科学家围着一台电脑，然后比尔.盖茨与史蒂夫.乔布斯为每个人都提供了一台电脑，下一个阶段有形的个人电脑将会消失，你将会通过云技术一下子接触上千台电脑，最后电脑也会成为时尚行业的创作素材。一切大众科技都有这个趋势，目前电脑技术处于第三阶段，并且必然向自来水与电力一样上升到第四阶段。

下面是购物的未来.今天你在服装店里看见一件颜色、造型、设计都很完美的衣服，可惜尺码不对，那就没办法了。未来你只需要掏出信用卡刷卡，你的尺码就会上传到云端，然后商家就会为你定做同款服装并且将账单寄给你。未来一切都会正好合适，不仅是衣服，还有圣诞礼物。如今我们已经有了3D打印机，能用塑料打印复杂的机器零件，使用液态金属进行打印的技术也正在研发当中。未来庆祝圣诞节的时候，你只要用电子邮件将礼物设计图发送出去就行，一台3D打印机就能让全家欢度圣诞。顺便说一句，未来就连人体器官都可以打印。目前已经可以成功打印心脏组织了。

这就是所谓的完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基础是供求关系，而未来的供求关系将会完全平衡。消费者将会完全了解某件商品的真实成本。好比说你走进一家杂货店，你的隐形眼镜就会扫描所有商品，将价格最低与质量最好的商品单列出来。顺便说一句，智能眼镜之间也可以彼此交谈。丈夫进商店买东西再也不用担心买错，因为全程都有老婆在监督，不会出现老婆想买西红柿结果丈夫买回来桔子的情况。未来商家再也不能骗人了，因为消费者对商品知根知底。那么怎样才能赚钱呢？必须要去挖掘大数据，进行靶向营销与投放式广告，为此才能在未来商业环境当中生存下来。

接下来这方面尤其重要。我们这里谈到了音乐数字化、电影数字化、交通数字化，接下来就是重中之重的医疗数字化。医疗行业也正在缓慢地得到数字化。我们可以将足够小的芯片装在胶囊里，胶囊前面装上摄像头，吞服下去之后用磁铁引导，就可以在屏幕上显现胃肠道内部的图像。中年男性最害怕直肠检测。有了这项技术之后，“内部情报”这个词就有了全新的含义（笑声）。我们正在研发可以专门攻击单个癌细胞的分子，这可是非同小可。国立卫生研究院正在对于可以单个杀死癌细胞的纳米药物进行人体测试。受试者都已经到了癌症晚期，生命垂危，不能再依靠化疗了，而纳米药物的疗效则令人印象深刻。将来的纳米颗粒可以完全消除肿瘤。

就这样还不算，下面我们还要谈谈将要彻底根除“肿瘤”这个词的发明，也就是智能马桶。马桶里装着DNA芯片，可以检测癌细胞碎片以及酶与蛋白质。等到你的乳腺长出肿瘤来的时候，癌细胞的数量已经有几十亿个了，必须马上做手术。未来马桶将会警告你：“你已患有乳腺癌，请在十五年内尽快采取措施。”（笑声）就连洗手间里的镜子都能探测呼吸当中喷出来的酶与蛋白质。

我们现在上医院往往要做核磁共振。我有一位同事正是因为发现了核磁共振的原理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但是为什么核磁共振成像仪体积这么大呢？因为需要足够大的磁铁来提供足够成像的磁场。在未来，磁场强度的不足可以依靠计算机的成像能力来弥补。德国人已经研制出了全世界最小的核磁共振成像仪，只有公文包大小。《科学美国人》采访这些德国科学家的时候问他们，根据物理定律，核磁共振成像仪的体积下限在哪里，答案是和手机一样大。只要拿在一只手里对人扫一扫就能形成体内成像。这样的技术已经不远了。未来家庭医药箱的计算能力将会超过今天的整座医院。

再来说说DNA。我曾经把我的血样交给BBC，BBC又转交给了剑桥大学，最后剑桥大学给了我一份我的基因测序图，包含我体内绝大多数的染色体。做一张测序表需要花多少钱呢？当初第一个试水的詹姆斯.沃森花了三百万美元，今天的商业化基因测序已经降到了一千美元，未来一百美元就能拿下。此外BBC还顺便将我的祖先向上回溯了两万年。我们今天的技术已经可以追溯两万年来的基因传承了。我们要如何利用这样的基因知识呢？我们可以人工培养器官。比方说我们可以用可降解塑料做成耳朵形状的支架，在上面植入你的细胞，就能长出一只耳朵。如今我们已经可以人工培养膀胱了，还有皮肤、软骨、鼻子、耳朵等等。几年之前我们就成功培育了整个的膀胱，几个月前我们刚刚成功培育了整套气管。“器官衰竭”这个词也终将遭到消灭。下一个人体组织工程学的目标是肝脏。所以在座的酗酒者千万要挺住，不要在我们研究成功之前就把自己亲生的肝脏败坏完了（笑声）。

那么大脑这个器官又怎么样呢？我们可以看看核磁共振形成的大脑图像。说真话的时候图像平淡无奇，可一旦撒谎就热闹了。首先你要知道真相，其次你要编造谎言，再次你要将这个谎言与此前你说过的所有谎言协调起来。如此繁重的大脑活动足以将大脑变成彩灯闪烁的圣诞树。我们现在的技术可以将瘫痪病人与机器连接在一起，使得他们可以移动物体乃至于移动自己的手脚。有一位完全瘫痪的病人，全身只有大脑还运作正常。一个正常运作的大脑终生受困于一具丝毫不能运动的躯体。布朗大学的科学家们为他的大脑安装了一块芯片，现在他可以用意念上网，收发邮件，操纵轮椅，甚至还能开关烤面包机。只要电脑能做到的事情他都能做。下一步就是将电脑与正常运作的身体连接起来。目前军方已经研制成功了可以用大脑操纵的机械手臂。现在机械手臂可以与你击掌，与你碰拳，还可以与你握手而不至于捏碎你的手骨。我的同事斯蒂芬.霍金已经彻底丧失了控制声带的能力，如今他不仅不能说话，就连手指都不能动。所以我们在他的眼镜上佩戴了脑电图探测器，下次你们可以留心一下他右边的眼镜片，这样他就可以依靠意念打字了。

这就是未来，或许不是十年后的未来，但是二十年应该差不多。二十年后我们可以依靠意念操作室内一切器物，包括机器人。日本现在已经有了类似技术。我还提到教育是下一个遭到数字化的领域。我们都知道，上小学的时候我们经常会不想去学校，只能让妈妈帮忙请假。我当初反正没少麻烦我妈。这样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未来你会拥有自己的替身代替你上课。替身上的屏幕可以显示你的图像，老师的图像也会显现在你面前的屏幕上。你将会拥有完美的出勤率，就算你卧病在床也是一样，因为教室也已经数字化了。今天已经有硕士生导师在网上开课了。但是这样做也有问题。电子教室的问题就是辍学率。在参加电子教室实验的学生当中，80%都没能坚持到底，第一周过去就不干了。为什么呢？因为你需要人与人之间的鼓励，需要老师的指导，需要来自同学们的压力，需要促使你学习的社交结构。电子教室与还做不到这一点。真人与电子系统同样不可少。

再说几句关于机器人的问题。未来我们能够拥有真正的机器人吗？我有幸见到过目前全世界最先进的机器人“阿西莫”。阿西莫会走路，会爬楼梯，还会跳舞，而且比我跳得好。此外阿西莫还有谈话功能。于是我代表BBC来到日本，采访了阿西莫的发明人，问他阿西莫作为全世界最聪明的机器人到底有多么聪明。发明人当着广大电视观众的面非常诚实地答道：阿西莫的智力相当于蟑螂（笑声），而且还是一只脑残的白痴蟑螂（笑声）。阿西莫究其本质而言只是一台特别先进的录音机而已，它的所有活动都是通过预存程序来实现的。换句话说，我们在不久的将来所能拥有的机器人并不会比蝴蝶更聪明。目前全世界30%的机器人都是日本制造的。日本人为什么斥巨资研发机器人呢？因为这些机器人就是未来的机器护士。日本是全世界所有工业国家当中老龄化速度最快的一个，护理老人需要护士，所以他们才如此大力地研发机器人。

我还想谈一下就业市场的问题，然后给大家放一段视频，主题是五十年后的未来。我们将要参观一下未来医生的办公室。但是首先我们来谈谈未来就业市场的赢家与输家分别是谁。对于蓝领工作来说，输家将会是重复劳动的工人，在工厂当中千百遍重复同样动作的工人。汽车流水线上的工作岗位肯定保不住。但是垃圾工、保洁员与建筑工人还能保住自己的工作，因为机器人的智力只有蟑螂的水平。机器人不懂如何分辨垃圾，不知道怎样的行为算是犯罪，也不会盖房子。这些都是非重复劳动。对于白领工作来说，输家将会是中介与中间人。所以如果你打算日后成为一名掮客，最好三思而后行。今天我想要出门，并不会去找旅行社，而是直接上网订票。我想买股票也不会去找掮客，而是自己上网选购。那么今天的股票掮客们我来要干什么呢？未来的股票掮客不靠卖股票挣钱，而是要售卖机器人没有的东西，也即是智力资本。建议、分析、创造力、经验与直觉，这一切机器人都没有。所以未来的输家是重复劳动工人与中间人，而赢家则是垃圾工——因为每一件垃圾都不一样，建筑工人——因为每一座房子都不一样，摇滚歌手——他们能提供智力资本，还有科学家。托尼.布莱尔曾经说过，摇滚音乐为英国带来的利润已经超过了煤炭行业。未来就是由智力资本而非商品资本主导的。想想你今天的早餐吃的是什么吧。几百年前的国王都不能像你一样吃到从世界各地运来的食品。农业已经便宜到这种程度了。电影、书籍、幽默、想象力、科学、分析，这些才是未来的通货。

最后我想讲个故事。我小时候最崇拜的偶像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我最喜欢的一则爱因斯坦轶事情节如下：爱因斯坦年老之后，厌倦了反复进行同一场演讲。有一天他的司机对他说，“爱因斯坦先生，我其实是个兼职演员。我听您作报告这么久，已经把报告全文背下来了。今后我可以戴上假发与胡子，客串一把伟大的爱因斯坦，而您就休息一下，当我的司机好了。”爱因斯坦觉得很好玩，于是依计而行。这位司机的演技很高超，谁也没有看出破绽。可是在某次演讲的时候，一位在场的数学教授提出了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于是司机说道：“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就让我的司机来回答吧。”（笑声，掌声）谢谢大家。

作为一名专门研究人类大脑与人类意识的专家，有一个现象我一直很感兴趣，但是从来没有亲眼见过。这就是安东综合症（Anton Syndrome）。这种症状还有一个更通俗的名称，叫做“失明否认”。患者最近刚刚因为大脑受创而失明，但是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失明了，依然试图像正常人一样继续生活。他们的确注意到自己的日常起居突然间变得非常不方便，但是他们却意识不到这是由失明导致的。我从没亲眼见过这样的病例。这种病例极其罕见，而且一般只会维持几天。如果今天在座的哪一位日后碰上这样的患者，只要给我发一份邮件，我一定立刻赶下一班飞机飞过去。

一般人的确很难相信这种病症的存在。我有几个朋友的学生都认为我在胡编乱造。一个人如果真的失明了，怎么可能自己意识不到呢？这的确是可能的。这些患者并不傻，也不疯，只是遭受了某种大脑功能失常而已。

我今天的演讲题目是一种远远更加常见的症状，也就是“无神论否认”（笑声，掌声）。我们都认识这样的人，他们在口头上并不承认自己是无神论者，而我们并不清楚他们心里究竟知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我最近和Linda Lascola 谈过这个问题。大家也都知道，我和Linda一直在研究一个有趣、重要且少有人问津的领域，也就是私下里是无神论者或者不信者的教区神职人员。在Dan Barker 的帮助下，我们为第一阶段研究找到了六位受访者，不过其中一位临时变卦了。我们刊发了关于剩下五人的研究结果。现在这项研究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研究结果在今年夏秋季应该就会刊发出来。我们目前还没有足够的受访者来进行第三阶段的研究，倘若正式进行，则规模还要大得多。

Linda负责面对面访谈的工作。她注意到了一种模式：许多教士尽管参加了我们的项目，但是却并不愿意自称无神论者。我们最近在《全国天主教报道》上面发布了一条征集受访人员的广告。说句实话这条广告居然能刊登出来的确令我意外。我们在广告中声明，我们打算研究“教士本人对于上帝的信仰方式以及教区信众认为他应该采取的信仰上帝方式之间的错位”。我们不敢直接点出无神论这三个字来，否则肯定不能过关。但是受访教士们都很乐意地承认，自己对于上帝的看法与教区信众以为自己对于上帝的看法并不一致。这一点往往令他们焦虑不已。

许多教士都难以承认自己其实是无神论者。毕竟“无神论”这个词在美国意味很坏。而且还有认知失调的问题，因为他们都是上帝的仆人，不应当说出这种话来。当然最严重的问题是所谓的沉没成本问题。假如你将自己的大半生都投入到了一项事业，背弃这项事业自然是十分困难的。

我们这些无神论者并没有这个问题。我们毫不介意自称无神论者。实际上今天我的演讲瞄准了两群听众，首先是今天在场的听众，其次是在网上收听了演讲之后有可能改换门庭的听众。进一步说，今天的在场听众里未必就没有秘密的基督徒。我的演讲也是说给你们听的。所以我不仅向我们这些自己人发言，也向那些对我们感到好奇的外人发言。

我们无神论者是一个快乐的群体。我们恪守道德，但是却不会被人为的愧疚大山压弯腰杆。我们的确会为了自己的错误感到愧疚，但是我们不会混淆错误与罪孽。你又怎么样呢？你会不会是无神论者呢？

美国有个喜剧演员名叫Jeff Foxworthy。他是红脖子笑话界的桂冠诗人（笑声）。他的保留段子是“如果……那你肯定是个红脖子”。“如果你结了三次婚都没换过丈母娘，那你肯定是个红脖子。”（笑声）“如果你们家餐桌中心的装饰品出自某著名标本制作师的手下，那你肯定是个红脖子。”（笑声）我之所以喜欢这些笑话，是因为它们尽管取笑红脖子，但是笑声中却带着感情。我觉得红脖子们应当不会介意这些笑话。所以现在我想效仿Foxworthy的榜样，也来凑个趣。“如果你足够自省，以至于对于无神论者产生了兴趣，那你很可能也是个无神论者。”假如你现在正在听我说话，那你很可能就是个无神论者（笑声）。在你点开另一个网站之前，我还要告诉你，“假如你因为害怕进一步了解自己而不敢听我把话说完，那你很可能也是个无神论者。”（笑声）这样一来应该就没有死角了。咱们再来说说细节问题吧。

理查德.道金斯在《新政治家》的圣诞特刊上提到过一项最近刚刚完成的有趣调查结果。2001年的人口普查表明70%的英国人认为自己是基督徒。今年道金斯基金会委托伊普索-莫利调查机构又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如下。自认为是基督徒的英国人比例从72%下降到了54%，上下误差2%。这可是非同小可的下降。更有趣的是，在这54%的“自觉基督徒”当中，一半人去年一年没有去过教堂，16%的人过去十年没有进过教堂，还有12%从来都没有进过教堂（笑声）。更有甚者，只有44%的自觉基督徒——连一半都不够——声称自己相信耶稣是上帝之子（笑声）。而且你们恐怕还会像我一样怀疑，这44%声称自己相信耶稣是上帝之子的基督徒当中，恐怕还有不少人心里想着“从比喻角度或者象征主义角度而言，的确可以这么说。”他们并不认为“耶稣是上帝之子”这句话应该从字面上理解。谁会真信这一套呢（笑声）？剩下56%的自觉基督徒对于这一点连信都不信。

所以现在我想问问你，你相信耶稣是上帝之子吗？如果你不信，那你可能是个无神论者（笑声）。许多基督徒都知道，如今市面上原教旨主义者多得很，他们兴许会认为我这句话语气还不够强。“如果你不信，那你就是无神论者！”我觉得话还是不要说得太绝比较好。

再问几个问题。你是否认为上帝会逐字逐句地亲自倾听每一位信徒的祈祷并且亲自出手干预人们的生活？如果你不信，那你可能是个无神论者。你是否认为在战争或者球赛期间（笑声）上帝会支持我们所支持的一方？如果你不信，那你可能是个无神论者。你是否认为上帝创造了世间万物？如果你不信，那你可能是个无神论者。

今天会场之外的听众们可能会说，你说的这些我全都不信，但是我的确相信更高一层力量的存在。我不相信人格化的上帝或者创造生命的上帝，但是我的确相信某种高层次的神圣存在，一切善之力量的源头。我能理解你们的想法（屏幕上出现《星球大战》当中尤达大师的照片，笑声）。愿原力与你同在。但是在我看来，《星球大战》仅仅是科幻作品而已。你又怎么看呢？

讲个小故事。有一次我接受了某个基督教广播电台的采访。主持人问我：“你难道不相信宇宙当中存在着维系一切事物并且保护着我们的生命的力量吗？”我说：“我当然相信了。我管这种力量叫做万有引力。”（笑声，掌声）我觉得我这么说并不能使自己成为有神论者。

再来一条常见反应。“上帝是一个概念。上帝是根植于人们心中的概念，这个概念能够丰富人们的灵性体验，并且能激励与鼓舞他们。”你要是相信这句话，那你绝对是无神论者（笑声，掌声）。上帝不是一个概念！关于上帝的概念才是概念呢！一杯咖啡不是概念，“一杯咖啡”才是概念。这都是哲学的入门功课。我管这种言论叫做“假深刻”（Deepity）。假深刻就是看上去很深刻其实却模棱两可的主张（笑声）。假深刻可以引向两个方向，一个是显然错误，但如果当真正确的话则非同小可（笑声）；另一个方向是显然正确但是无关紧要。

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我最喜欢的假深刻实例。“爱只是一个单词而已。”（笑声）想想吧，不管爱是什么都肯定不会是一个单词。你在字典里是找不到爱的（笑声）。正确说法应该是加上引号——我们这些哲学家就喜欢摆弄引号——“爱”只是一个单词而已。这就是显然正确但是无关紧要。“奶酪汉堡”也只是一个单词而已啊（笑声）！“单词”也只是一个单词而已啊！

认为“上帝是一个概念”也是假深刻。我相信上帝的概念确实存在。而我依然是无神论者。实际上我相信上千种关于神的概念都是存在的。这难道能使我成为一名多神论者吗（笑声）？更进一步，我甚至相信上帝的概念的确能够改善某些人的生活。只不过我同时还相信有更好的方法可以帮助这些人过上更好的生活而已（掌声）。

早先的演讲当中，Dan Barker谈到了教士反思项目（Clergy Project）。教士反思项目的第一位毕业生是一位前任五旬宗牧师名叫杰里.杜威。最近在华盛顿举行的理性大集会上，他进行了一场精彩的演讲，充满了铿镪顿挫的福音派布道风格。他描述了自己经历的五个哲学阶段。一开始他相信上帝爱所有人。但是上帝也将很多人送进了地狱。这两点协调不起来。于是他改换心意，认为上帝拯救所有人。但是这一点与地狱永劫还是协调不起来。于是他又认为上帝在每个人的心中。这种说法的确破绽更少，他也坚持了好久。然后他又想到上帝其实是每个人的内在对话。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时候他与第五阶段之间仅仅隔着一本圣经而已。第五阶段就是认为上帝是个幻觉（笑声，掌声）。现在他正在利用自己的布道天赋四处宣扬上帝是个幻觉。

按照Dan的要求，只有前任或现任神职人员才能加入教士反思项目。理查德、Linda和我都不符合这个条件，所以我们完全没有涉入项目参与者的讨论、辩论与反思。我们把他们扶上马，并且祝他们好运。现在这个项目已经有了超过200多名成员。他们当中经常有人市场给我们发来邮件，通报项目进展。尽管从不做广告，但是他们依然在不断招收新成员。他们很小心，不会上街散发传单。他们希望心存疑虑的教士们主动找上门来。项目成员的身份自然完全保密，但是为了加入项目，你必须证明自己的身份符合条件。这也是项目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他们唯恐把记者或者捣乱分子放进来。新成员甄别过程的谨慎与繁复成为了目前项目进展的瓶颈。

目前项目资金有限，尚且不能为成员提供再就业培训——这的确是我们的努力方向。但是更重要的是，项目成员会为彼此支持鼓劲，提供建议。我们曾经想项目成员提起过集资举行在就业培训的想法，结果一位前任教士说：“你们要是真的把再就业培训搞起来，咱们这个项目一下子就能招到一万人。”这个项目的有趣之处在于，当初我和Linda第一次发表关于失去信仰的教士的研究报告时，我们都很担心宗教界领袖会对我们群起而攻之，说我们无事生非。但是宗教界的反应却异乎寻常地冷淡。显然人们都知道我们研究的现象的确存在，只是不知道这个现象的规模而已。我和琳达采访过的失信教士都认为自己只是失信教士集体的冰山一角而已，但是他们没有胆量向自己的教士同行们吐露真言。他们的处境就像五十年代的同性恋一样，甚至还要更糟糕，因为他们认不出其他同性恋（笑声）。他们尽管怀疑其他教士就像自己一样不信上帝，却不敢首先开口询问。他们的确应当小心行事。几周之前，一位教士反思项目的成员鼓起勇气，向一位项目之外的好友承认自己是个不信者。第二天他就丢掉了工作。

你怎么知道自己是个无神论者呢？你能说清一厢情愿与信仰之间的区别吗？这可不容易。科学整天都要应对这个问题。科学发展了一套所谓“学科信仰”的方法，包括双盲测试，让好几位不知道你的假设的解码人员来诠释你的数据，同行审议，重复试验，等等。这些手段在宗教当中全都无影无踪。科学家经常要面对令人尴尬的事实，他们经常发现自己无法相信自己的数据，甚至更无法相信自己的同行可能伪造数据。但是宗教则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宗教界的做法完全背道而驰：不会就装。特蕾莎修女就是个典型案例。令我大出所料的是，天主教教会居然在她死后出版了她的日记以及与信众的通信。根据这些资料的披露，这个女人多年来一直是个无神论者，而且一直因为上帝不跟她说话而饱受折磨。

我一直有一份疑心：如果某个教士加倍努力地扶危济困，那他很可能是个秘密的无神论者，他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弥补自己的虚伪而已。反倒是那些闲着没事就知道打高尔夫球的家伙可能信仰更坚定（笑声，掌声）。教皇又如何呢？他有可能是无神论者吗？已故美国新闻评论员、老而弥辣的安迪.鲁尼曾经说过：“根据传统，教皇总会在复活节祈祷世界和平，尽管他的努力从未生效，从未预防或者终止过任何一场战争，但他却从来不以为然。教皇对于年复一年的到处碰壁究竟是怎么想的呢？莫非上帝把他的脑子玩坏了吗？”我相信教皇肯定考虑过这个问题，而且他是个聪明人。因此我怀疑教皇也是个无神论者。他是个温文尔雅的人，是个很合群的人，还是他所属体制的首席官僚。但是我不知道他究竟是不是无神论者。我觉得他自己都不知道。这就是宗教信仰的问题。

宗教圈子总是要求人们公开宣称自己的信仰，天主教尤其如此。红衣主教拉青格在成为教皇之前留下过一段十分有趣的文字，认为宣称信仰是良好天主教徒的本分，哪怕他们心里并不相信。哪怕就凭这一句话，我们也不能因为教皇当前的言论就确定他有多么虔诚。这就好比一个小孩到别人家里做客：“感谢您为我准备了这顿美味大餐——我妈让我这么说的。”

作为一名哲学家，我实在忍不住要提到下面这个问题。我的偶像W.V.O.昆恩提出过“激进翻译”（radical translation）的理念。比方说你来到异国他乡，不会说外语，也没有双语人员为你充当翻译。你不得不从头编写一部双语词典。这样做确实有可能，肯定很困难，不过也很有趣。昆恩认为，我们在编订这本词典的时候要遵循施惠原则（principle of charity），旨在将真正的信仰最大化。“翻译的要旨在于……在字面上看起来大错特错的主张很可能仅仅是由于两种语言的差异所导致的。”比方说某些岛屿上的土著人声称，鹈鹕与他们是有一半血缘关系的兄弟。他们当真这么相信吗？还是我们的翻译出了问题呢？我们的解答方式是询问进一步的问题。这一来我们就坐上了滑梯，一开始的礼貌好奇心最后难免变成侮辱性的挑衅。这一来你就遇到了外交问题。“可我的确是这么相信的啊！”对方愤愤不平地说道。于是你就极富外交技巧地说道，“好的，好的，你的确这么相信——白痴。”（笑声）最后一句一定要小声说。类似这样的表面意见统一一定是不真诚的。人们在谈论宗教的时候总是难免发生这种事。我们难免会想，莫非是我翻译错了吗？难道对方真的是个白痴吗？难道他在有意欺骗我吗？还是说他的部落出于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而有意滥用了施惠原则呢？这种现象在大脑损伤病人当中很常见。这些病人十分擅长回避那些指出他们自身技能缺陷的问题，这种能力似乎是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的。

研究信仰问题时的不确定性还因为所谓的“信仰之网”而变得更加困难。信仰与词语牢牢绑定在一起，而这些词语与实际感官信息之间却若即若离。“岩石”与“桌子”这样的词语很好理解，因为你能看到这些词语指代的事物。但是在讨论抽象理论问题的时候就不太好办了。这一点对于人类学家来说确实有些棘手。有一位名叫罗德尼.尼德姆的人类学家在《信仰、语言与经验》（Belief, Language and Experience）一书当中这样说道：“我意识到我不能绝对自信地描述这些人对于神的态度，不知道他们的态度算不算宗教信仰。实际上我只得不情愿地承认，我不知道这些人对于我以为他们相信的那个人格形象究竟抱有怎样的心理态度。”写这段话的时候，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尼德姆已经花费了很多年来研究这群土著人。不过他忽视了重要的一点。他以为自己是土著人群体当中的局外人，但是他却没有注意到群体当中的儿童同样是局外人。假如你在某种宗教传统中长大，你也一定面临过这个问题。当教中长老或者父母第一次向你灌输教条的时候，你也难免会想：“等一会儿先！他们当真相信这一套吗？”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在宗教领域，我们几乎很难依靠证据来主张“X等于P”，P是我们所研究的宗教理念。因此我们的研究不可能产生任何切实成果。尼德姆只是比其他人更倾向于自我批评而已。简而言之，如果我们打算对于宗教信仰进行分类定义，其难度不亚于在浓雾当中穿越一片长在沼泽地中央的密林。这道无法逾越的防御工事比任何要塞更坚固。城墙可以翻越或者拆毁，但是浓雾、沼泽与密林根本没有供你发力的地方。是谁把宗教设计成了这个样子呢？谁也没有这么设计，这都是文化进化的结果。太容易被人解释清楚的思想是传承不了多久的。宗教之所以如此云山雾罩也是适者生存的结果。

你可能会想：“既然这么难说清楚，你还费什么事呢？”他们就指望你这么说。干脆别费劲了。家长面对小孩子，脑损伤病人面对医生，都会无意识地采取这种回避策略。诈骗犯还会有意识地使用回避策略。那些不想让你独自探索某个世界的人总会这么做。随着而来的则是“不问不说”的政策，正是因为如此你才不问别人的宗教信仰。我想要主张一条稍有不同的原则：不问只说。

容我解释一下。为了打破上述魔咒，我主张了一条今天早些时候讨论过的政策，也就是强制性宗教研究课程，在学校课程当中对于各种宗教进行比较。我认为这是打造一个更宽容世界的关键。顺便一提，魁北克在这方面一马当先，他们的学校课程涵盖了魁北克文化圈当中的所有主要宗教，包括天主教、新教、犹太教以及土著信仰。这门课从2008年正式启动，而且是必修课。最近有些结账提出了诉讼，因为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接触关于其他宗教的事实，或者关于他们自己信仰的宗教的事实。他们把官司打到加拿大最高法院，然后就输了。在魁北克，任何人都无权不让儿童接受关于宗教的知识（掌声）。这里或许是世界上极少数几个将维持儿童的无知状态等同于虐待儿童并且由国家进行干涉的地区之一。

但是加拿大的情况也并非完美无缺。亚伯达省最近就出了一点问题。这里出台了一套法案，禁止在家自行教育的家长以及教会学校在学术项目当中涉及同性恋有罪的内容。你可能认为这是好事，但我不这么认为。亚伯达省教育部门的官方发言人是这么说的：“他们在其他领域如何处理他们的意识形态是他们的私事。但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基础是尊重多样性。我们会命令他们将这一点教给孩子们。”你可没这个本事。尊重不是靠命令就能得到的。亚伯达省真正应该采取的作法是允许某些家长们将自己的偏见教给孩子，但是同时也要强制他们将并不抱有此类偏见的其他人的看法教给孩子（掌声）。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宗教时代。几千年来，各大宗教都不用担心自己的教众会大量索取关于其他宗教乃至于其本身的信息。这些宗教出现在一个很容易维持无知状态的世界里，并且在其中发展壮大。但是手机、互联网、半导体收音机以及其他相关技术带来的信息透明造成了认识论环境的剧烈变化。几千年来各大宗教从未经历过这样的变化。任何适应不了这个新环境的宗教都将会灭绝。如今只有寥寥几种走火入魔的宗教才完全不允许儿童们享受信息技术的便利。

最后我想再谈一下为什么我们不该主动询问别人的信仰，因为这样做会平白无故地惹火别人。一个人可以有很多不愿意他人询问自己信仰的合理理由。“我不想让家里人知道。”“我不想撒谎。”“我不想考虑这个问题，更不想考虑为什么自己不想考虑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不应当主动挑事，因为主动挑事总没有好结果。我们必须等待对方主动产生接受挑战的意愿。你知道佛罗里达没有北极熊吗？你知道飞机燃油不能喝吗？你知道全世界的手机数量比凯迪拉克轿车更多吗？我想你们全都知道。但是谁也并没有特意告诉你这些信息。是你自己通过足量的背景知识推导出了这些主张的真实性。我们所掌握的大多数知识都是自然而然地获得的，而不是有人专门告诉我们的。文火慢工一点一滴地地将儿童逐步暴露在大量知识面前，可以有效地培养他们抵抗宣传的能力。老师们应当时常随便抛出一点事实：“顺便说一句，今天依然有些人相信天堂与地狱。”说完了也不用深入阐述，继续上课就行了。或者不妨告诉孩子们沃尔特.迪斯尼不相信上帝。不用小题大做，只要让事实自然而然地渗透进去就好。

我们在实际层面上正在朝向所谓“圣诞老人迷思”的方向前进。我不想废除圣诞老人的习俗。假如这个习俗对社会有害，早就有人应该发现了。与魔鬼迷思比起来，圣诞老人迷思还算是良性的。魔鬼迷思才是恶性的，我们应当竭尽全力祛除这个迷思。圣诞老人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是一个半透明的存在。人人都知道圣诞老人的存在，也知道其他人对待圣诞老人的态度就像自己一样仅仅为了好玩。假如能让上帝迷思也变得半透明起来，那不是很好吗（笑声）？我们可以继续说什么“上帝保佑”之类的口头语，就像谈论圣诞老人一样不正经。幽默是化解禁忌的强大溶剂。如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以上帝与天堂为题材的漫画。没有人主张自己受到了冒犯。尊荣上帝高踞天堂王座的理念如果说还没有彻底沦为化石，也已经出气多进气少了。我们应当尽快下手彻底了结这个理念。

对于那些通过网络收看这场演讲的人，我想说的是，看看今天在场的人们有多么欢乐，这些人们尽情享受着生活以及其中的一切荒谬之处。你所在的教会能做到这一点吗？我很怀疑（掌声）。宗教十分擅长打道德牌与悲情牌，而我们则想要废掉这几张牌。我们的信条是世间一切理念都没有免于嘲笑的特权。谢谢大家。

我今天想要谈一点不太一般的事情。对我影响最深的人之一就是格林.贝克。我之所以要当着咱们这个无神论/怀疑论团体的面提起格兰.贝克，因为这么做肯定会把他气个半死（笑声）。据我所知，他在一切问题上的看法都是错的（笑声）。同时他也是我的朋友。正是因为受到了他的影响，我才写了之前的两本关于无神论的书，《上帝知道》（God Know）和《无神论者天天过节》（Everyday is an Atheist Holiday）。在格林.贝克还没离开CNN，还没有彻底发疯之前（笑声），我经常参加他的节目。因此我从他那里学到了一点东西。我们都知道他有哪些错误，知道我们不喜欢他哪几点。但是他确实有几个我挺喜欢的特点，我认为这几个特点要更有趣，也更深刻一点。

格林.贝克真心有几个优点。首先他抗击打能力特别强。你对他说什么他都无所谓。我第一次上他节目的时候，他想强调一下我的演艺界背景，所以他是这么介绍我的：“我今晚的嘉宾是瑞灵兄弟（RinglingBrothers）小丑学院的毕业生。”于是我就说，“没错格林，我是小丑毕业的，你是摩门教徒。所以我们都喜欢穿图案搞笑的内衣，不过原因不一样。”（笑声，掌声）电视访谈的潜规则之一就是不能按照对方铺好的道路走下去。如果你去参加彪马的节目，只要你的言论稍微偏离一下他的节目路线，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就都不会再叫你回去了。但是在格林.贝克的节目里我却可以满嘴放炮，他会让我畅所欲言，而且下次做节目还会找我。他真心实意地相信开放性的思想市场。一个与你的意见分歧如此深刻的人居然如此坚定地相信你应当把话说完，相信对话应该继续下去，愿意为自己的论敌提供发言平台，这简直不可思议。

许多人——我相信今天在座的听众当中就有很多人——都曾经因为我居然参加格林.贝克的节目并且声称格林.贝克是我的朋友而对我大加指责。汤米.斯马特尔斯就是最早这样抨击我的人之一。就像乔治.卡林一样，他也从喜剧英雄逐步转变成了政治英雄与道德英雄。我曾经与汤米.斯马特尔斯以及马丁.马尔一起参加过一个名为《绿屋》（Green Room）的访谈节目。算上我在内节目现场一共有四个明目张胆的无神论者。当我提到自己参加过格林.贝克的节目时，汤米-斯马特尔斯，我的偶像之一，当场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笑声）。我什么也没说，老老实实地听他骂我。首先是因为他是我的偶像，其次则是因为他没说错。通过参加格林.贝克的节目，在他面前微笑，听他对我说话，我等于是把自己的力量、自己形象的一部分借给了他。澳洲土著人相信，拍摄某人的照片就等于夺取了他的一部分灵魂。从艺术角度来说这个观点其实很正确：我将自己灵魂的一部分交给了格林.贝克。做完节目之后，他在台下接着数落我：“要是希特勒主持谈话节目，你是不是也要去露一脸啊？”（笑声）我说：“你还别说，我肯定去，而且我还要当着他的面说真话。”

尽管汤米-斯马特尔斯骂我骂得完全正确，但是这件事还有截然相反而且在我看来同样完全正确的另一个侧面：我是第一个在格林.贝克的节目里声称“上帝并不存在”的嘉宾。既简单又明确的一句话。的确，我去参加格林.贝克的节目是给他捧场长脸，但是与此同时，格林.贝克的观众也从他自己笑脸相迎点头称是的嘉宾嘴里听到了“上帝并不存在”这句话。我还想进一步谈一下格林.贝克，因为今天在座的都是无神论者。假如今天在座的是一帮基督徒，我肯定除了无神论什么都不说。格林.贝克每天要做四个小时的电台节目加上一个小时的电视节目。大多数人都不懂得，如果你的工作就是卖嘴，每天都要在公共场合说两个小时的话，那么两周之后你肚子里的存货就一点也剩不下了（笑声），然后你的这份工作还要再做二十五年，期间你只能满嘴胡吣。霍华德.斯特恩是这样，彪马是这样，凡是坐在话筒后面挣饭吃的人有一个算一个都是这样。格林.贝克自然也不能免俗。格林.贝克经常说着说着话就把自己绕进去。不管任何时候，只要你听到某位经常在广播当中发言的人说话，这段话肯定自然而然地遭到了断章取义。就算你听完了这句话之前与之后各半个小时的内容，也还是免不了断章取义。格林.贝克与霍华德.斯特恩这样从事广播行业的人已经与他自己的受众群体之间缔结了特殊的情感关系，他们的节目不是表演，也不是论文。格林.贝克与霍华德.斯特恩就好像你家里哪个整天说胡话的叔叔一样。你所截取的言论根本无法反映所有那些他办过的好事，他说过的正确观点，他曾经打动人心的时刻，他曾经与受众建立的关系。

我从来不收听格林.贝克的节目，也从来不收听霍华德.斯特恩的节目。不过如果有人对我说他们两个说了什么什么话，我肯定不当一回事。因为假如我真要评判这句话，那么至少要将他们的节目连续收听整整一年。所以比方说格林.贝克把自己逼到了死角里，说了些不着四六的疯话——换句话说就是发表了一些意见（笑声）。有一次他主张要把十诫经文竖立在政府办公楼前面。他认为十诫不仅是基督教价值观。他还说，他的朋友佩恩.吉列特同样也会同意十诫当中的许多理念具有普世的道德价值。十诫完全可以树立在政府大楼前面，因为佩恩.吉列特——我是唯一一个他在这种时候能想起来的无神论者（笑声）——也会同意十诫里面包含着所有人都在努力争取的目标。

这个论点的有趣之处在于格林.贝克根本没有拿着上帝说事。我们谈论无神论的时候总会扯上道德，总会谈到一个人没有上帝的指引与惩戒要如何保持道德。我在与宗教团体谈话的时候有一个最喜欢的问题，每次我都盼着有人问这个问题，因为我有现成的回答（笑声）至于其他我答不上来的问题则会尽量避免。这里我跟大家露个底：一般在演讲之后的问答环节，你们会注意到我只回答我想回答的问题，而不是实际提出的问题（笑声）。这是公众演讲最重要的技巧之一。我就盼着他们站起来问我：假如没有上帝，是什么阻止了你去强奸与谋杀每一个你想要强奸与谋杀的人呢？我的答案则永远是：你说得非常不错，我的确已经把每一个我想要强奸与谋杀的人全都强奸与谋杀了（笑声）——你知道具体数字是多少吗？一个也没有啊！！！你这个恶心变态的王八蛋！！！（哄堂大笑，热烈掌声）一个也没有啊！！！就是一个零啊！！！谁的答案要是正数就活该进监狱啊！赶紧从我们的社会里滚出去啊！我们都知道道德高于上帝，因为就算是你这个混账王八蛋也会说“上帝是善的”，如果道德并不比上帝更重要，你说这个还有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不相信道德的价值，你就不会说“上帝是善的”，而是会说“上帝怎样都无所谓，因为祂是上帝”。回去翻翻圣经，上帝的确把坏事都干尽了（笑声）。

所以当格林.贝克声称十诫当中包含着无神论者也应该认同的价值观时，他等于是在说道德独立于上帝而存在。他也因此而赢得或者说输掉了（这取决于你本人站在哪一边）“上帝具有道德力量”的辩论。然后他问我，“你愿不愿意写几篇关于十诫的文章？”他这是给我布置家庭作业呢（笑声）。我们一直在说格林.贝克有多么傻，但是我居然拿还要写他布置的作业，说明我其实比他还要傻一点（笑声）。我于是就写了一篇关于十诫的文章，不是从无神论者的角度出发——因为我肯定代表不了所有的无神论者——而是从我个人的角度出发。格林.贝克将我的这篇文章用在了他自己的集会上。顺便说一句，每当加拿大人打算自我感觉良好一下的时候，就会播放格林.贝克搞群众大会以及拉斯维加斯的录像，然后自我安慰道：“我们毕竟还没烂到这种程度嘛，呵呵。”（笑声）这次大会总共来了十几万人都不止，他给每一位到场人员都发了一本小册子，里面收录了他那些神经病朋友的神经病文章，内容包括了从恢复金本位到废除医保体系等等的疯话。同时他也收录了我的文章，基本没做文字改动，就是将分段调整了一下，然后就拿去给他的受众们看，“这就是无神论者的道德观。”

我在格林.贝克的节目上公开声称“上帝并不存在”。汤米-斯马特尔斯的意见完全正确：我这么做就等于将自己的一大部分力量借给了格林.贝克。但是我认为我从中并非一无所获。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仅仅与完全同意我们观点的人谈话。我认为我们也应当在思想集市上发言。

无神论者们有一个特点我想着重谈一下。有些无神论者主张：“我不反感宗教信徒，但是他们最好还是把嘴闭上，我不想整天听他们传教。”我的观点恰恰相反。假如你当真相信人人都能得永生，那么把获得永生的方法藏在心里不与别人分享才是最不道德的行为。我同样还相信，意识到自己有错的最佳方式就是将自己的思想到处传扬，发微博，发帖子，逢人就说，这样你才能被别人彻底打脸（笑声），这样你兴许能意识到自己错在了哪里。我很喜欢信徒们挨家挨户敲门传教的做法。有时我还会开门放他们进来，从我自己的角度跟他们理论一番。有时我也会心情不好，不想和他们认真辩论，这时候我就会一丝不挂地开门迎客，桀桀怪笑道：“快快请进哇哈哈哈！！！”（笑声）我这绝不是虚张声势，第一我真敢全裸（笑声），第二我也真希望他们进来（笑声）。我们可以开诚布公地谈一谈，兴许我还能把基督耶稣从他心里面“一炮”轰出去呢（笑声，掌声），这都不好说。我一看见传教士的领带就能硬起来（笑声）。顺便说一句，这一手我至今只玩过两次，两次他们都没敢进来，以后也再没敢来（笑声）。

简而言之，尽管我们分歧严重，但是格林.贝克和我还是张罗着成了朋友。我们两个都很努力地试图在不玩花样的前提下将对方拉到自己这一边。有时我觉得说服别人与操纵别人的区别或许仅仅存在于我自己的意识当中。但是我觉得怀疑论者们还是应当注意这两者的区别，因为这一区别非常重要。我的另一位朋友天文学家菲尔.普雷特——我曾经邀请他在电台里与无限格斗解说员乔.罗根辩论我们究竟有没有登月（笑声）。我跟菲尔说乔.罗根要来做节目，他认为我们从来没有登月。你是搞天文的，你们两个辩论一场吧。结果乔.罗根在电台里把菲尔打了个体无完肤，所有当天节目的听众都会觉得“看来我们还真没登上过月球”（笑声）。乔.罗根言谈豪爽，机智幽默，反应敏捷，还知道得理饶人。而菲尔的口才实在不怎么地。结果登月骗局就这样一下子被戳穿了。我们只得在演播间隙把副主持送进去给他解围。菲尔.普雷特确实是正确的，菲尔.普雷特确实更聪明，菲尔.普雷特也确实说不过人家。

几年前，菲尔.普雷特在某次TAM大会上进行了一场我在整个怀疑主义群体当中听到过的最骇人听闻的演讲，题目叫做《别当二逼》（Don’t be a dick）。他认为人们在与他人说话的时候应当采用最能说服对方的方式，应当摆出友好姿态，以便改变对方的想法。我极其痛恨这种想法。只有那些完全不尊重别人也不爱别人的人才会认为我们可以并且应该依靠特定技巧来利用人性的弱点——顺便说一句，杀人狂查尔斯.曼森最喜欢的书就是《人性的弱点》（笑声），我最近看曼森传记才知道他也是卡内基的粉丝，你们看他学得多好（笑声）。当然菲尔说得也对，我们的态度的确应该友好亲切，不要咄咄逼人或者出口伤人，除非你打心眼里就觉得咄咄逼人并且很想出口伤人。我在和别人争论的时候，只要觉察到对方试图在任何层次上以任何方式操纵我，我立刻就会关闭自己的大脑。每当别人对我说“去死吧脑残”的时候，我的心跳的确会加快一点点。但是假如有人跟我这么说：“嗯，这的确是个很有趣的观点”（笑声）、“在这一点上你还有什么其他想说的吗”、“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吧”、“你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还有其他可能性或者解释吗”，这些屁话才真会让我抓狂。我不是从不改变观点的人。只不过改变观点就像减肥一样：你要是想减去一堆肥肉，就得先长出来一堆肥肉（笑声）。同样，如果想要学会虚心听取别人意见，那你一开始就得装满一脑子错误观点。如果有人怀疑我的看法，我希望他们开诚布公，有一说一，提供他现有的所有证据，讲明自己的顾虑，从自己的观点与立场出发。我相信，想要说服别人改变观点完全不需要耍手段。

有时候为了打发时间，我也会看看宗教信徒撰写的说服无神论者手册，看看保守派与自由派撰写的用来说服对方的手册。它们所采用的技巧纯粹就是侮辱人性。它们都认为世上有一把能够打开人心的神奇钥匙，认为人们可以依靠某些并非发自真心的言语来扭转别人的想法。也许的确是这样，但就算真是这样我还是要大力反对这种做法。因为这样做太瞧不起人，还招人恨，而且还彻底无视了我与格林.贝克进行争论的一大部分意义。我和格林.贝克争论的时候，我们两个都多多少少地觉得自己未必就一定没错。当你与基督徒或者通灵术信徒谈话的时候，如果你的内心最深处一丁点也不认为自己可能有错，那你还不如趁早闭嘴。如果你在开口之前就制定了一整套将谈话对象扭转过来的计划，那你比蠢猪也好不到哪里去。当然这决不是说你在主张别人有错的时候不应该讲礼貌，绝不是说就应当出口成脏。你可能是个轻声细语的体面人，也可能是个扯着嗓门的傻逼（双手指自己，笑声），顺其自然就好了。在我看来，这就是不借助手腕来说服他人、在开口之前不存胜负心的意义。我这里不是主张将心比心什么的，而是说不要将辩论当成打仗并且制定作战计划，彻底杜绝自己被对方说服的可能。如果你觉得生气那就尽管生气，如果你想要闭嘴那就尽管闭嘴，这都无所谓。

我和泰勒以前做过一档节目叫做《阿喷和阿呔脱口秀》（Penn and Teller Bullshit），一共做了八年（热烈掌声）。经常有人问我在做节目的时候都说过什么错话，这张清单可是短不了。我说过一句媒体大加引用的话：我曾经声称自己打算用整套节目的最后一期集中报道一下我们以前犯过的错误。2001年9月初，我们联系了七八家电视台，准备推出《阿喷和阿呔脱口秀》。然后双子塔就遭到了袭击。当时我们在拉斯维加斯，就像绝大多数西方人一样，我们对于双子塔袭击的反应是下定决心继续生活。现在回想起来，我希望自己当时做得更多一点。总之911之后两周《阿喷和阿呔脱口秀》就正式播出了。在这场骇人的悲剧之后，我们推出了一档充斥着裸体的喜剧节目，旨在说服人们放弃宗教信仰（笑声）。事实证明我们是错的。911之后我与乔治.卡林谈过一次。我和乔治都是公开的无神论者，而911事件更是极大地巩固了我们的无神论信仰。当时美国很多电视台都在报道全国教堂爆满之类的新闻，与此同时我所认识的每一个无神论者都声称自己要更加激进地宣扬无神论，决不让步半分。我特别讨厌“宽容”这个词，因为这个词听上去太拿自己当回事。“这就是你的观点吗？呵呵，我就什么都不说了。”你要是真觉得自己有理就说出来嘛！

两三年之后，我真心为自己当时的作为感到羞愧，因为当时我做节目的基调在有些方面太愤世嫉俗了。我当时把“愤世嫉俗”与“怀疑主义”搞混了。彪马曾经说过，他为自己愤世嫉俗的态度而感到骄傲。这话在我听来非常恶心。我相信自己是全世界最不愤世嫉俗的人之一。每当电台访问之类的节目声称“佩恩.吉列特是一个相当愤世嫉俗的人”的时候我总是气得不行。我的确笃信怀疑主义，但是但同时也真心相信这个世界正在好转，相信人性本善之类的信条。在披头士乐队主演的电影《一夜狂欢》当中有一场戏：乔治.哈里森甩开其他人在制片厂里遛弯——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喝酒嗑药玩得太嗨，当时根本拍不了电影（笑声）。他走到一个小摄影棚里，那里面正在做一档促销衬衫的电视节目。工作人员问他看不看这档节目，他说看。工作人员正高兴的时候他又说，我们就喜欢一边看这个节目一边骂脏话（笑声）。乔治.哈里森的理论着实让我眼前一亮：当你检视收视率的时候，并不知道有多少人仅仅出于恨意才收看你的节目。

实际上我的好朋友——现在你们肯定已经猜不到我要说谁了（笑声），不过接下来这个名字在另一个与今天的听众完全不同的群体里也会产生像格林.贝克一样的反应——我的好朋友，MSNBC的劳伦斯.奥唐奈说过，他很确信自己的观众群体当中有10%的人完全出于恨意才收看他的节目。劳伦斯和我是两路人，这种事丝毫不能使他难受，相反却使他斗志昂扬。但是我做不到这一点。当初制作《阿喷和阿呔脱口秀》的时候我们就盘算，肯定会有宗教信徒为了骂我们或者笑话我们而看我们的节目，反正对于电视台来说只要收视率上去了怎样都无所谓。于是我们就做了好几起节目并且做好了接收仇恨信件的准备，做好了愤世嫉俗的准备。这种事我以后再也不会做了，因为你只能爽一时，事后却要别扭很久。我一门心思等着接受仇恨邮件并且将其当成笑柄。我们做了创造论专题与圣经专题等等，总之就是存心撩拨人。但是我们实际收到的仇恨邮件却礼貌和善得令人震惊（笑声）。“我是我主基督耶稣的跟随者，我相信圣经的字面含义。基督耶稣拯救了我的生活。我为你祈祷并且感谢你为这档节目付出的努力。我很欣赏你坦诚直言的态度，很欣赏你激情充沛的风格，也很欣赏你的搞笑才能。”

我不是说我和泰勒读过了每一封仇恨邮件，这些邮件在最终转到我们手里之前已经被过滤过好几遍了。但是像这样的信件总归能送达我们的手中，而且看过这些信件的人总会忍不住与我们讨论一番。这些信件的态度十分和善，口吻十分友好，但是立场却决不妥协。“我为你祈祷。你是错的，但我还是为你的坦诚而感到高兴。”这些信件彻底扭转了我对于自己的工作、格林.贝克以及所谓思想集市的看法。通过公然宣称“基督徒都是混蛋”，我居然从宗教人士那里赢得了极大的尊敬。

……

早在开始制作《阿喷和阿呔脱口秀》之前，早在见识到那些与我意见相左的人们的善意之前，早在认识格林.贝克之前，我曾经采取过一种令我今天感到颜面无光的无神论做法：我曾经因为收到死亡威胁而洋洋自得。为了表明我的观点多么正确，我总会炫耀自己收到的死亡威胁信件，信里面充满了疯言疯语，吓得我不得不报警。在开始制作《阿喷和阿呔脱口秀》之后，在认识了格林.贝克之后，在见识了如此之多的善意之后，我开始尝试着抛弃这种做法，尝试着不再利用这些骗人的事例来堵别人的嘴。因为人群当中总有一小撮精神病态的家伙会写出这种不负责任的吓人信件。这些家伙的信仰根本无关紧要，他们的叫嚣根本反映不了他们所属的信仰体系，只能反映他们自己的为人有多么恶心。

我希望为类似格林.贝克这样的人轻轻地喝彩几声。他们的观点虽然与你南辕北辙，却坚信思想市场保持开放的重要性，相信坏观点的克星是更多的观点，坏言论的克星是更多的言论。最重要的是，我们决不能以为自己拥有不受冒犯的权利，为了充分感受与享受我们的生活，我们应当时时做好受人冒犯的准备。我之所以写了《上帝知道》和《无神论者天天过节》这两本书，某种意义上是受到了格林.贝克的启发，而不是因为我想对格林.贝克大吼一声“操你妈逼”。我相信我们可以尽可能强硬、激进、大鸣大放地主张自己的观点，有什么就说什么，竭尽所能地拉拢别人，但是与此同时也要允许别人采取同样的做法。……

本周末我们要庆祝世界人权日。这个节日的设立是上个世纪的重大成就之一。自1947年以来，来自六大洲的代表们投票决定起草一份宣言，庄严地宣扬世界各地人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在二战硝烟尚未散尽之际，许多国家都急切地呼吁这样一份宣言的问世，从而确保我们能在未来避免同样的惨剧，确保全体人类的固有人性与尊严得到维护。

于是代表们投入了工作。在长达几千工时的时间里，他们讨论，动笔，修改，再讨论，再动笔，再修改。他们听取了世界各地政府、机构与个人的意见与建议。1948年12月10日凌晨3点，整整两年的起草与最后一夜的漫长辩论之后，联合国代表大会主义对于最终稿的内容进行了投票表决。48个国家投票赞成，8个国家弃权，9个国家投票反对。《世界人权宣言》就此正式得到通过。

《宣言》提出了一条简明有力的理念：人人生而自由, 在尊严及权利上一律平等。《宣言》指出，权利并非来自政府的授予，而是所有人与生俱来的资产，无论我们生活在哪个国家，无论我们的政治领袖是谁，甚至无论我们是谁。因为我们生而为人，所以我们生而有权利。因为我们生而有权利，所以政府有责任保护我们的权利。

在宣言得到通过63年之后，许多国家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将人权的愿景变成了现实。许多曾经阻碍人们享受完全自由，完全尊严以及完全人道的壁垒一步一步地遭到了拆除。在世界上的许多地区，种族主义法律遭到了废除；将女性贬低为二等公民的立法与社会举措遭到了取缔；宗教少数派自由进行信仰活动的权利得到了保障。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进步的取得都殊为不易。人们发动斗争，发动组织，在广场上与家门后不懈运动。他们不仅改变了立法，还改变了全社会的心态与看法。由于过去几代人的努力，曾经因为不义而生活受限的千百万人如今获得了更加自由的生活，可以更加彻底地投身于所在社区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活动当中。

正如你们所知，为了彻底巩固这些成就与进步，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今天我想特别着重地谈论一下为了保护某一个特定群体而需要进一步完成的工作。在全世界众多地区，这个群体的人权依然无法实现。从很多方面来说，这是一个隐形的少数群体，他们遭受过逮捕、殴打、恐吓乃至处决。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遭受过同胞的厌恶与暴力，而本应保护他们的政府当局却视而不见，甚至还经常参与其中。他们被剥夺了学习与工作的权利，他们自己的家庭与国家对他们避之不及，为了消灾免祸，他们不得不抑制或者否认真实的自我。我这里谈的就是男女同性恋，双性恋以及变性者，或者说LGBT群体。他们同样生而自由，并且根据先天的平等尊严而有权主张这份自由。他们面临的问题是我们当前时代的最大人权挑战之一。

在我发言的时候，我很清楚我的祖国在同性恋人权问题上的表现远非完美。直到2003年，同性恋在美国某些州依然是犯罪行为。许多美国LGBT人士都曾经遭受过骚扰与暴力，欺凌与排斥对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来说尤其普遍。所以就像许多其他国家一样，美国自己的手头上也有许多亟待解决的人权问题。我知道，这个话题对于很多人来说过于敏感了。LGBT群体人权保护所面临的障碍深深地根植于个人、政治、文化与宗教信念当中。因此我此刻心中充满了敬意、理解与谦恭。这方面的进步确实进展缓慢，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不能拖延。本着这种精神，我想谈一下我们必须共同应对的、不仅困难而且重要的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就LGBT群体人权保护问题达成共识。

第一个问题也是最核心的问题：有些人主张同性恋权益不同于人权。但实际上两者是一体的。六十年前起草并通过《世界人权宣言》的各国政府的确并没有想到如何将宣言内容应用在LGBT群体头上。他们同样也没有想到土著人、儿童、残疾人或者其他遭到边缘化的少数群体。但是在过去六十年里，我们已经逐渐意识到这些群体的成员同样拥有完全的尊严与权利，因为他们就像其他人一样也是人类的成员。我们并非一夜之间意识到了这一点，而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最终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其实是在保护人们固有的权利，而不是凭空创作并赋予他们新的或者特殊的权利。就像身为女性或者身为种族、宗教、部族或者民族少数群体一样，身为LGBT并不能使你不成为人。因此同性恋权益与人权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因为性取向，或者因为不遵从所属文化的性别行为规范而遭到殴打或者杀害，这就是对于人权的侵犯。政府主张同性恋违法，或者对于伤害同性恋的行凶者有罪不罚，这就是对于人权的侵犯。女同性恋与变性后的女性遭受所谓的“矫正性强奸”或者强制性激素治疗，这就是对于人权的侵犯。因为公开呼吁反对针对同性恋的暴力行径而遭到杀害，或者被迫背井离乡寻求异国庇护，这就是对于人权的侵犯。因为同性恋身份而无法获取救命的物资，或者因为同性恋身份而无法获得公平的司法对待，或者因为同性恋身份而无法出入公共场所，这就是对于人权的侵犯。无论我们看上去怎样，来自何方，究竟是谁，我们全都享有完全的人权与尊严。

第二个问题在于同性恋是否源自世界上的某个特定区域。有些人似乎相信同性恋仅仅是西方现象而已，因此非西方人有理由排斥同性恋。实际上，同性恋可以生于并归属于全世界任何一个社会。任何年龄，任何种族，任何信仰的人都可能是同性恋。同性恋可以是医生、教师、农夫、银行家、士兵与运动员。同性恋是我们的家人、朋友与邻居，无论我们是否清楚他们是谁或者是否乐意接受他们。同性恋并不是西方的发明创造，而是人类的现实。而且对于所有人——同性恋与异性恋——的人权保护也并非仅仅是西方国家政府的事业。在种族隔离刚刚崩溃之后撰写而成的南非宪法就明文保障了包括同性恋在内所有人的人权。哥伦比亚与阿根廷同样以法律形式保障了同性恋的权益。尼泊尔最高法院已经公开承认了LGBT群体的平等法律地位。蒙古政府已经承诺要以法律手段应对反同歧视问题。

还有人担心保护LGBT群体的人权是只有富裕国家才能享有的奢侈。但是对于任何国家而言，不保护人权都会带来相应的代价，包括被疾病与暴力夺去的同性恋与异性恋的生命，原本可能强化社区但却遭到封口的观点与意见，还有最终未能落实的同性恋创业者的主意。在社会当中，将任何一个群体视为低等或者异类都伴随着相应的代价，无论是女性，少数族裔还是LGBT。博茨瓦纳前总统莫哈埃最近指出，只要LGBT人群不得不生活在阴影当中，就不可能针对艾滋病开展行之有效的公共卫生项目。这番话对于其他挑战同样适用。

第三个也是最棘手的问题，就是援引宗教或者文化传统来支持侵犯或者不保护LGBT群体人权的做法。这种行为与荣誉谋杀、火焚寡妇以及女性生殖器切割之类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的正当化并无区别。至今依然有人以文化传统为名为此类行为进行辩护。但是针对女性施暴不是文化，而是犯罪。奴隶制也曾经被人们视为得到了上帝的批准，如今的奴隶制则早已显出了原形，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丧尽天良的侵犯人权之举。这些事例告诉我们，任何传统与习俗都不能高于人权。针对LGBT群体的暴力、对于同性恋身份以及行为的非法化、将同性恋驱逐出家庭与社区之外、乃至于对于杀害同性恋暴行的默许或者明确支持也是如此。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各种文化与宗教当中的传统与教诲很少直接与人权保护相悖离。事实上，我们的宗教与文化正是我们对于人类同胞的感情的重要源泉。不仅只有奴隶制的辩护者们将宗教当成靠山，废奴主义者们同样依赖宗教。我们不应该忘记，对于宗教自由与LGBT权益的追求源自同一个源头。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宗教信仰与活动都是人生意义与个人身份的重要来源，也是立身之本。同样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与家人之间的情感纽带也是人生意义与个人身份的重要来源。照料他人是我们表达真正人性的方式。正因为人类体验是普世的，因此人权也是普世的，贯穿了一切文化与宗教。

第四个问题是追求全人类平权进程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一切进步都始于诚恳的讨论。有些人主张并且相信同性恋都是恋童癖，同性恋是一种可以传染或者治愈的疾病，以及同性恋人群会主动招募新成员。这些理念全都是错的。但是假如这些理念的倡导者与支持者们遭到无视，不能尽情表达自己的恐惧与顾虑，那么这些理念并不会因此消失。任何人都不会在强制之下放弃自己的信念。普世人权包括了言论自由与信仰自由，哪怕这些言论与信仰损害了他人的人道福祉。但是在一个所有人的人权都应当得到保护的世界里，信仰自由绝不等于行为自由。

在这些问题上达成共识光靠言论是不够的。我们当然需要对话，事实上我们需要规模不一的各种对话。而且我们需要将各种信仰之间的鲜明分歧当做开展对话而非回避对话的原因。但是真正的改变来自立法层面。在包括我的祖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法律承认都走在了公共意识转变之前而非跟随其后。法律具有教化的能力。支持某种歧视的法律也会助长其他种类歧视的气焰。保护平等的法律则能加强平等诉求的道德力度。从实践角度而言，在恐惧变革的情绪消散之前，法律自身就必须变革。我国当年也有很多人坚信杜鲁门总统在军队当中取消种族分离的做法大错特错，声称这种做法会破坏军队团结。只有等到他坚持执行了这项政策之后，我们才意识到这样做能够怎样显著地强化我们的社会架构。甚至就连这项政策的支持者起初也未能预见到日后的丰硕成果。同样，我国还有人认为“不问不说”政策在军中的废除会对军队造成不良影响。如今海军陆战队总司令——他曾经是反对废除该政策的主要人物——公开承认自己的担忧“并无实据”，海军陆战队已经接受了这项变革。

最后，变革还来自将心比心的意愿。我们都应当扪心自问，假如我因为爱上现在的爱人而获罪，我会作何感想？如果我因为某种无法改变的自我本质而遭到歧视，我又会作何感想？当我们为了所有人的尊严而采取宽容与尊重的态度时，经常需要对于根深蒂固的信仰进行反思，也需要谦恭地与那些另有想法的人们进行互动从而扩大相互理解，这时候我们全都难免面对这样的挑战。

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在于我们应当如何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让全世界都接受包括LGBT群体在内的普世人权理念。的确，LGBT群体必须主动承担一马当先的角色，就像今天在座的诸位一样。他们的经验与知识价值无量，他们的勇气振奋人心。许多著名LGBT活动家为了人权事业而献出了生命。还有很多牺牲者的姓名我们永远无法得知。但是那些已然被剥夺权利的人往往也是最无力促成变革的人。单枪匹马的少数派永远无法取得实现政治变革所必须的多数意见。当人类的任何一部分遭到打压的时候，我们其他人都不能袖手旁观。任何藩篱的倒塌都是藩篱两边共同努力的结果。在女权运动当中，来自男性的支持至关重要。种族平等斗争的胜利有赖于各种族参与者的努力。与伊斯兰教恐惧症或者反犹主义的战斗需要各路信徒的积极参与。同性恋平权斗争也不能例外。

话说回来，如果我们目睹人权遭到践踏与侵害却无动于衷，那么侵害者就会认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不用承担后果。但是假如我们采取切实行动，同样能发出一条强大的道德信息。国际社会今年在日内瓦已经达成了在全球范围内加强LGBT权益保护的共识。在3月份的人权理事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85个国家支持了一份倡议，倡议呼吁性取向非罪化以及制止针对特定性取向与性别身份人群的暴力。在随后4月份的理事会上，南非率先对于针对LGBT群体的暴力做出了表态。南非代表雄辩地表述了南非在争取人权平等斗争当中的努力以及各种人权事业的不可分割性。由此联合国首次通过了在全球范围内保障同性恋人权的决议。在美国，今年美国人权委员会专门成立了应对LGBT问题的工作组。我们希望由此出发，未来能够建成专门应对这个问题的人才库。

现在我们需要更进一步，在联合国以及世界各地鼓动更多的LGBT群体人权的支持者。对于那些听任自己的国家逮捕、迫害与处决同性恋的政治领袖们，我恳请你们考虑以下事实：身为领袖意味着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保护自己的人民；为所有公民的尊严而奋斗并且说服其他人依此而行；确保所有公民得到法律的平等对待。我绝对不认为同性恋不会犯罪。就像异性恋一样，同性恋同样可以具有犯罪的能力与意愿。当他们犯罪以后同样应当被绳之以法。但是同性恋本身绝不应当被视为犯罪。

对于各国人民，我要说保护人权也是一门的责任。同性恋的生活不仅由法律决定，也要受到家庭与邻里的影响。曾经在世界范围内为推动人权做出巨大贡献的埃莉诺.罗斯福曾经指出，人权起始于家中、街头、学校、工厂、农庄与办公室。这些地方是你们的地盘。你采取的行动，你奉行的理念，足以决定人权能否在你所在的地方繁荣发展。

最后对于全世界的LGBT人士，无论你身处何方，无论你生活在怎样的环境当中，无论你此时已经得到了众多支持还是感到孤立无援，请一定要明白你并不孤独。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群策群力，以期尽早终结你所面临的不义与危险。至少在我的祖国情况确实如此。美国是你们的盟友。千百万美国人民是你的朋友。奥巴马政府将LGBT群体的人权保护当做人权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之一。在美国的驻外使馆里，大使们正在关注当地的特定案例与法律，并且与众多合作伙伴进行合作，从而加强面向所有人的人权保护。我们在国务院打造了一支特别工作组来支持协调这方面的工作。下个月我们将为每一座美国驻外使馆提供一套完成任务所需的工具包。对于那些维护LGBT群体人权的人，我们设立了应急援助机制。今天早晨在华盛顿，奥巴马总统签署了美国政府第一份国外侵害LGBT群体人权事件应对方案。以国务院以及政府早已完成的工作为基础，总统要求美国政府所有涉外机构尽力遏止LGBT非法化，提升LGBT难民与庇护寻求者的援助力度，确保我们的对外援助能够促进LGBT权益的保护，与其他国际组织合作共同抗击歧视，并且在LGBT人士遭到侵害时迅速做出反应。

我同样骄傲地宣布，我们刚刚开设了一个全球平等基金会，用来支持全世界投身于这方面工作的民间组织。基金会可以帮助他们记录事实，进行定向宣传，研究法律，管理预算，培训远东，与女权组织以及其他人权组织结成伙伴关系。我们已经投入了三百万美元，希望能够吸引其他人的支持。在恶意环境当中推进LGBT人权的男男女女们——其中有些人今天也来到了现场——勇敢而敬业，理应得到我们所能给与的一切协助。

前方的道路肯定不会平坦。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但是我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已经亲眼见证了变革的发生可以多么迅速。就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眼前，公众对于同性恋的态度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多年以来，我们的思考越发深入，辩论越发细致，还与同性恋人士建立了工作与个人层面的密切关系。因此包括我本人在内的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信念都越发巩固。进步在很多方面都非常显著。举一个例子：两年前印度德里最高法院宣布了同性恋非罪化。“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总结印度宪法的主旨，那就是包容。”

我毫不怀疑，对于LGBT群体人权的支持将会越发繁盛。因为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问题非常简单：所有人都理应享有尊严与人权，无论他们是谁或者他们爱谁。美国人在敦促他人保护人权的时候经常喜欢说一句习语：“要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美国历史就是与不宽容与不平等反复抗争的历史。为了反对奴隶制，我们发动了血流成河的内战。全国各地的人们曾经为了妇女、土著人、少数族裔、儿童、残疾人、移民、劳工等等弱势群体的权益而走到一起。迈向公平与正义的进军至今尚未停歇。那些主张扩展人权范围的人们正是站在了历史的正确一边，历史将会因此而铭记他们。那些主张限制人权的人们则是站在了错误的一边，历史因此也不会忘了他们。

我知道我今天谈到了许多尚未尘埃落定的话题。就像以前反复发生的那样，人们的观点终将统一于不可变易的真理面前：人人生而自由, 在尊严及权利上一律平等。我们再次听到了实现《世界人权宣言》的号召。为了我们的人民、国家与后代，让我们响应这声号召吧，让我们站到历史的正确一边吧。我们今天的工作将会决定他们的生活。我怀抱深切的希望与信心来到你们面前。我相信无论前路如何漫长，我们都将会携手并肩走向终点。谢谢大家。

能够再次来到悉尼，并且在悉尼歌剧院演讲，我感到非常激动。感谢你们的热情欢迎……每次我来到澳大利亚，都会深深地感受到这里的温暖、友好与美丽，以及引而不发的幽默感。要不是我已经有了其他国籍，我非得在这里申请入籍不可。

女士们先生们，二十一世纪已经过去了十三年。在这十三年里，女性——或者说西方世界当中的女性——见证了许多值得庆祝的进步。在美国，在澳大利亚，在欧洲以及西方世界其他地区，女性在法律面前享有自由且平等的地位。这是值得庆祝的。

一位女婴的降生能够如同男婴一样受到欢迎，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情况并非从来如此。事实上在目前世界大部分地区情况都并非如此。

西方女童受教育的权利如同男童一样受到法律的保护。这是值得庆祝的。今天的高等教育机构在招生时拉拢女生的力度就如同拉拢男生一样。我们认为这样做理所当然，但是情况并非从来如此。世界大部分地区情况都并非如此。

几乎所有西方中小学都会向青少年提供某种形式的性教育。青少年们得知，性行为可以有趣且兴奋，但也可能带来意料之外的后果，并且影响人的一生。每一名青少年都要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他/她自己的决定。这种事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是值得庆祝的。世界大部分地区情况都并非如此。

例如美国计划生育联盟（Planned Parenthood）这样的民间组织教育女性了解自己的生殖权利。无数法律公司专精于为女性提供法律援助。西方社会为遭受家暴的女性提供了繁复的保护措施。遇到麻烦的女性可以得到来自公共与私人机构的援助。西方婚姻制度确保了女性有权主动提出离婚并且得偿所愿。在婚后财产分割以及子女监护权问题上，女性也能得到法律保护。事实上，在实际操作当中，西方的母亲在争夺监护权的时候有时比父亲更有优势。这一切都是全新的现象。这一切都是值得庆祝的。

在所有西方政府部门当中，当一男一女两人争夺同一晋升机会的时候，假如两人资历相当，那么西方政府部分在原则上会倾向于女性。这是平权行为的一种，旨在纠正劳动市场当中经年累积而成的性别失衡。这是全新的现象。就连许多西方私企也至少在纸面上采取了相同的原则。更多的企业与机构提供了日托服务与弹性工时制度，鼓励女性在为人母与职业生涯之间取得一定程度的平衡。这一切都是极其值得庆祝的。

西方社会鼓励女性自主创业，而且女性可以保留自己的经营收入。西方女性有权继承遗产并将自己的遗产留给自己指定的任何继承人。就像男性一样，西方女性有权投票，有权竞选，有权组织活动与抗议，有权就自己关心的议题向政府请愿。女性可以成为律师、法官、首相与总理。这一切都新鲜得令人不敢置信。这一切都是极其值得庆祝的。

上述所有领域都极其值得庆祝，因为我们已经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但是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所有里程碑式成就的取得全都是艰苦斗争的成果。而且斗争远远并未结束。我所提到的每一项成就以及更多我没有提到的成就背后都有着以自由平等为理论基础的支持者与宣传家。但是每一条进步路线——包括西方妇女解放运动在内——也都有着自己的反对者。反对的基础可以是宗教、传统、名誉、家庭、国家、教会，甚至仅仅是为了让别人闭嘴。但是所有那些反对女性享有自由平等生活的人们在西方都遭到了并且正在遭受着挫败。无论是在道德层面还是在逻辑层面上，他们的谬误都被暴露无余。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已经名誉扫地，神经质地蜷缩在一旁舔舐着伤口。

一位自由且受过教育的女性，一位掌握着自己的生育权利、收入支配权利与命运的女性是更优秀的学生，更优秀的公民，更优秀的母亲、妻子、教师、护士、医生、女朋友。与一位受教育权利遭到剥夺，无法实现全部潜能，因此智识受到压制的女性相比，她是产出更高的雇员，总体而言也是更圆满的人。一位无权维护自己性别特质的女性，一位无权工作或者无权获得公平酬劳的女性，也是一位心怀怨憎的女性。总体而言，当女性的权利与自由得到尊重与保护而非损害的时候，社会会变得更加强大、坚韧且和平。人们已经给出了很多理由来解释西方文明的进步，所有这些理由都有着一定的真实性。但是其中最有力的解释或许就是西方社会释放了全体公民的潜能。

话说到这里，我描绘了一幅玫瑰色的完美景象。在庆祝的时候，人们的注意力往往放在里程碑上面。人们点亮彩灯，挂好气球，开怀畅饮。但是即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女性的处境也绝非完美。首先，尽管立法与教育方面的努力层出不穷，针对女性的暴力依然不曾断绝。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最近就发生了强奸与谋杀女记者Jill Meagher事件。这起惨案表明，晚间孤身一人外出饮酒的女性依然不安全。更糟糕的是，针对女性、儿童以及一部分男性的家庭暴力在家门之后依然猖獗。在我目前定居的美国，每年依然会有一千二百名女性与五百名男性死于配偶或者伴侣之手。有人可能会说，对于三亿五千万人口而言，这个数字并不大。但是每一条生命都是有重量的。每年在美国都有二十万女性与四万男性因为家暴而不得不接受急救。根据我找到的欧洲数据，12%到15%的女性在十六岁之后曾经陷入过暴力的两性关系当中。鉴于许多家暴事件并未得到曝光，这些数据肯定不完整。重点在于，即便是西方的女性也并非生活在万事安好的环境当中。虽然值得庆祝的成就很多，但是需要进一步完成的工作同样也很多。根除针对女性的暴力尤其是家庭暴力的斗争依然尚未停歇。

但是女士们先生们，西方世界女性运动取得的里程碑成就如今还面临着另一个全新的挑战。许多前往西方的移民都来自尚未完全接受男女平等的文化，他们的到来挑战着自由与平等的理念。这些人的出身文化时至今日依然对女性抱有根深蒂固的敌意。而且多元文化主义正在当今西方大行其道。这两者的结合极大地威胁了女性解放进程的完成，假如这一进程的确能够完成的话。在很多方面，这种由某些移民群体与西方道德相对主义心态共同支持起来的强硬反女性思潮都是历史的倒退，很可能会颠覆现有的女性解放成果。

诚然，绝非每一位移民都对女性抱有敌意。成千上万人离开了政治经济自由均受到限制或者根本不存在的故土，来到西方寻求更好的生活。一旦立住脚之后，他们不仅抓住了西方社会提供的经济与政治机会，同样也接触到了女性权利与自由的理念。他们尊敬这些理念，并且在自己的家庭当中进行实施。这个事实同样也是值得庆祝的。

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忽视黑暗的另一面。越来越多的移民来到西方之后接触到了性别平等理念，但是他们对此感到骇然，并且竭力试图将其加以扭转。这些人在自己家里发动了反对女性的运动，于是他们自己的女儿，姐妹，妻子与其他女性亲属就成为了第一批受害者。这种拒绝将女性视为平等存在的立场根植于千百年来的惯例当中。五十多年以前的某些西方国家以及一百多年前其他国家在实际当中都采取过同样的做法。当年这种做法在西方得到正当化的理由是上帝。如今那些企图侵害女性权益与自由的移民则打出了宗教自由与文化平等的旗号。以自由之名剥夺他人自由，这种做法着实耐人寻味。

在西方，针对女性的暴力与不宽容如果发生在家里，就会被贴上家庭暴力的标签。但是家暴与家暴还有区别。例如，假如一位白人基督徒或者无信者妻子遭到了丈夫的殴打，而且事情遭到了公开，那么这名女性的心里很清楚自己的丈夫在道德上有亏。这位丈夫同样知道这一点。法律、教会以及其他社会机构都会站在受害者一方。行凶者面临着赔礼道歉改过自新的压力以及锒铛入狱的可能性。如果受害人有亲友，那么他们肯定站在她这边。

但是假如受害者是一位穆斯林女性，生活在巴基斯坦或者中东，当她遭受了丈夫的殴打之后，丈夫会引用古兰经，列举妻子的错误。不仅丈夫一方的亲友会支持他，妻子一方的亲友也会支持他。公共舆论会认为妻子一定做出了招致殴打的错误行为，当她停止这些错误行为之后，丈夫的殴打也会随之停止。

这仅仅是以文化与宗教之名为暴力虐待女性进行辩护的一个例子。切割女童生殖器的做法在某些人口中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传统历来如此。强制佩戴面纱，强制足不出户以及其他限制女性自由的做法都通过安拉、先知、圣典与习俗的名义得到了正当化。在名节与信仰的名义下，众多少女（请注意不是少年）被灌输了守贞的信条。发生过婚前性行为的女孩要么足够机智，在嫁给父母挑选的丈夫之后能够在婚床上伪装处女之身，要么就会在被人揭穿之后遭受各种维护所谓荣誉的暴力，甚至包括荣誉谋杀。

顺便说一句，反对女性自由平等理念的不仅局限于某些穆斯林。某些来自印度、中国、正统犹太教地区、希腊东正教地区以及拉美天主教地区的移民同样试图在西方社会当中限制女性自由，而且他们绝不会想到要将同一套做法施加在男性头上。在西方，那些来自尚未接受女性自由平等理念的文化群体的男性家长往往不会像白人男性家长一样经受同等严格的审视与批判。为什么呢？原因固然很多，但是文化多元主义才是罪魁祸首。

你们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文化多元主义意味着来自不同种族与文化背景的人们能够以法治为准绳在同一个开明社会当中共存共荣。这是一种看法。任何理性个人都不会反对这种看法所描绘的图景。人类的多样性的确能够给人以启迪，令人感到兴奋与快乐。但是西方开明社会当中的文化多元主义实际上已经步入了歧途。文化多元主义本应是以和平共处为纲的和谐模式。在诸如饮食、服装与属灵生活之类的问题上，各个族群团体仅仅通过强调与现存规范、价值观与法律相协调的方面来彰显自己的身份认同。但是这种想法仅仅是理论而已。我们只能在与现实生活脱节的学术机构教科书里面，或者在更加与现实生活脱节的主流报纸、广播与电视编辑室里面找到这样的场景。更有甚者，某些目光短浅的政客为了获取特定移民群体的支持，不惜曲意迎合自封的移民领袖，让他们去动员那些最不可能自主了解当前政治选项的同胞们。文化多元主义或许的确曾经是种族、宗教与文化层面的和谐典范，但如今却绝非如此。

如今的文化多元主义等同于伪装成宽容的漠不关心，使得那些富裕且自由的人们可以心安理得地转过身去，不理会穷人与弱势群体的自由与权利遭到了怎样的侵害。文化多元主义使得人们可以在不宽容面前以宽容自居。文化多元主义无非是伪装成心胸开明的道德种族主义。左派白人男女以最高的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与其他白人。但是同时他们又会用各种拗口的字眼与千折百回的复杂句式为印尼人、伊朗人、尼日利亚人、阿拉伯人、非裔美国人以及美国土著人的各种古怪习俗进行辩护。

文化多元主义的本质就是伪装成百花齐放的种族隔离。少数族裔移民得知他们可以从开明国家政府提供的机会与服务当中受益，但是同时还可以继续忠诚于他们离开——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是逃离——的文化传统，继续忠实于先辈的宗教与陋习。但是假如有人抱怨这种只针对白人的文化偏袒，文化多元主义就会指责他们是种族主义者，眼光狭隘，不宽容等等。与此同时，社会凝聚力遭到了损害，社会也因此而出现了危险的裂隙。看看今天的欧洲吧。

但是最糟糕的是，就像苏珊.莫勒.奥金在十年前写下的那样，文化多元主义对于女性很有害，尤其是那些最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的女性。由于文化多元主义的掣肘，西方女权主义者系统性地忽视了将移民女性纳入女性解放运动当中。仅有的一点零星努力也遭到了难看的失败。尽管反例并非没有，但是总体而言现实就是这样可悲。

难道西方女权主义者有责任直面移民群体当中的反对女性思潮吗？当然是这样！西方以及非西方的女权主义者们必须磨练技艺，唯此才能拆解文化多元主义的逻辑基础。就像西方女权主义者长期以来一直在质疑基督教与犹太教一样，全体女权主义者如今必须对伊斯兰教以及其他移民宗教提出质疑。女权主义者们必须群策群力，在移民群体内部以及不同群体之间培养自己的发言人。

澳大利亚的女性总理曾经将反对党的男性党首称作厌女癖。我仅仅将这一幕当做无伤大雅的政治娱乐而已。我也曾经是一名政客，我们就是干这个的。为什么这一幕这么富有娱乐性呢？因为这位党首托尼.艾尔伯特是一位白人基督徒。而且考虑到他正担任党首之职，各路媒体早就祭出显微镜从里到外把他看透了。假如他当真是个厌女癖，媒体肯定会不依不饶地把他彻底曝光。但是在澳大利亚以及其他西方国家还存在着真正的厌女癖。比方说某一对亚裔夫妇重男轻女，在孕期的第16周到20周之间，一旦确定了胎儿的性别是女性，就会采取堕胎。这种陋习不仅存在于印度与中国部分地区，而且在英美两国亚裔移民群体当中也有报道。假如澳大利亚的女性首相与男性反对党首能够携手合作，在澳大利亚共同应对这个问题，这不是很好吗？我当然希望澳大利亚的亚裔移民比起英美两国的亚裔移民更开明。但是假如在澳大利亚真有人以完全合法的方式实施性别灭绝，政府与反对党能采取什么措施呢？

荣誉谋杀就是谋杀，杀人者在西方要面对法律的严惩。但是在荣誉谋杀背后还存在着一张家人与亲戚结成的繁复网络，正是这张网络拣选出了被害人并且批准或者协助了凶手的行为。谋杀结束之后他们还会进行相应的庆祝活动，气氛庄严肃穆，披着祈祷的外皮。如果我是一位澳大利亚籍的女权主义者，我一定会要求政府与反对党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立场。我会要求他们针对包办婚姻，禁止女童上学，强行将女童送回父母原籍国等等弊病采取措施。我会要求他们开发侦测手段来寻找生殖器遭到切割的澳大利亚少女。总理女士说的不错，澳大利亚以及全世界的确存在着真实且残忍的厌女癖。但是有罪之人并不是托尼.艾尔伯特。他与她或许可以共同解决真正的问题。

作为一名生活在西方的女性，我有很多值得感恩的事情。我们有很多值得庆祝的事情。但是我们面前的工作也很多。随着世界越来越小，联系越来越密切，关于自由的叙事已经触及了每一种文化当中的每一位个人，无论他们身处多么偏远。目前中东的情况就是这样。但是高歌猛进的叙事绝非只有自由而已。各种仇视女性的思想也获得了极大的助力。女士们先生们，尤其是女士们，我们最好在尚有余力之时就把这股歪风邪气打压下去。谢谢大家。

非常不幸地是，这将是一场非常糟糕的演说。我不想骗你们，你们从我这里几乎什么也学不到。你们在离开的时候肯定会感到失望，你们的生活并不会得到改善。更糟糕的是，你还会意识到生活的本质毫无意义，你的一切努力到头来都只是徒劳，死亡早晚会将你与你的心爱之人击倒。你的一切成就最终都要归于尘土。这些都是人类生活的基本事实，但是这些事实经常遭到否认。

今天我们就要将黑暗摆在桌面上好好审视一番。我要为“杯中半空”的心态唱一曲赞歌，向大家揭示将生活视为无奈苦旅的智慧与美丽之处。我们生活在一个袭扰不断的时代，许多人应对袭扰的方式是受伤的自怜心态：一切本应顺利进行，但是实际上却问题频发。我认为这种想法应当逆转过来：本来就没有理应一帆风顺的事情，因此实际上并没有发生特别严重的问题，我们仅仅只是回归到了危机状态当中，其实危机才是人类生活的常态。根据报纸的原则，谋杀与疾病是例外反常的情况，因此才能成为新闻。实际上这一原则本身其实非常新颖，因为历史上充斥着此类事情。认为自己身处历史上的非正常时期其实是误读了生活的本质，也就是一连串的危机。不要忘了，在情况还算不错的2004年，咱们大家其实过得都不怎样么样。我印象中的“繁荣年份”其实都不咋地，至少我本人一点也没有“繁荣”的感觉（笑声）。

世界上有两股重要思想，分别是佛教思想与基督教思想。这两种思想都着重强调了生活的不完美本质。从完全世俗化的角度而言，我希望借用一点它们的智慧。认为生活的本质就是受苦，人类的本质就是堕落，这种想法确实有其智慧之处。我十分喜欢“堕落”的概念。对于美满婚姻或者人际关系来说，堕落是一个很不错的起点，因为我从来都不完美。自甘堕落可以有效地避免别人对你的指责（笑声）。

但是首先我想谈谈阳痿的问题（笑声）。在座各位有谁最近遭受了阳痿（笑声）？请举手？那边那个女生别添乱（笑声）。关于阳痿的有趣事实之一就是阳痿与悲观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当人们期待你在床上表现特别神勇的时候，你最容易遭受阳痿。十六世纪法国哲学家蒙田曾经以阳痿为题写过一篇精彩的文章。他的核心论点在于，假如你在步入卧室的时候满心期待，那么事情的进展往往不会如意。他家的临近村庄里有一位男士因为无法满足自己的女人，愤而引刀自宫，然后将割下来的部分交给这个女人，作为自己赎罪的表示。这件事使得当地社区一片哗然，也促使蒙田提笔写下了这篇文章。他的结论是：“步入卧室之际，一定要竭力贬低自己的床上功夫，唯此你才有机会为对方留下良好印象。”

但是我认为蒙田的观点其实比看上去更深刻。他谈得不仅是性生活，而是生活。提升自己的期望，确信一切都将顺利进行，那么你就难免紧张焦虑并且因此陷入失败。成功的债务就是熟识失败。如果你认为自己理应成功，那么你就几乎必然失败。悲观主义并不必然导致一事无成或者消极无为，但是我认为我们在一开始就应当做好事之不济的思想准备。

今天的哲学家、思想家以及公众人物都忙着建议我们如何改善生活。我想向大街介绍一个曾经在古罗马繁盛一时的哲学流派，这个流派与今天的主流思想可谓背道而驰。这就是斯多葛主义。我本人最喜欢的斯多葛主义哲学家名叫塞内卡，生活在尼禄统治时期。当时罗马帝国正值多事之秋。假如你认为今天社会环境不好，当年的情况只能更恶劣。塞内卡相信哲学这门学科的目的是在困难时期帮助人们保持理智。而保持理智的最佳方法之一就是彻底掌握悲观主义，成为这门奇异且看似令人沮丧的思想的主宰。

塞内卡写过一本关于愤怒的书。今天我们认为愤怒是个生理问题。塞内卡则认为这是无稽之谈。在他看来愤怒的根源在于乐观主义。他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人们（尤其是北欧居民）为什么不会因为下雨而感到愤怒。因为我们都知道下雨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并没有将这种明智的想法应用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找不着家门钥匙的时候或者因为堵车而停在路上的时候往往气得大吼大叫。因为我们本能地相信，冥冥当中存在一个钥匙永远不会丢、道路永远不会堵塞的世界。对于现实生活来说，这样的起步可谓别扭至极。我们的期望决定了我们为什么会生气。并不是说降低期望值之后我们就再也不会伤心难过了。塞内卡的观点认为，更明智的做法是极大地缩减我们对于所谓“正常状态”的预期。

塞内卡主张我们的命运掌握在命运女神的手里。命运女神生性反复无常，残酷而虚荣，是我们生活当中一切不可控因素的总和。在古罗马，命运女神的形象无处不在，从公共雕塑到铸币上的图样都能看到她的身影。她传达了这样一条信息：我们的生活归根结底掌握在别人手里。无论我们怎样理性地努力控制自己的生活，或早或晚她都会降伏我们。为了应付命运女神的任性多变，塞内卡建议我们采取一种所谓“预先冥想”的做法：每天早上起床以前你都应该想清楚这一天所有可能碰上的坏事，不是因为这些事情必然发生，而是为了在它们万一发生的时候不至于手足无措。“智者在每一天开始时都会想到：命运女神不会赐予我们任何我们能够真正拥有的东西。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当中的一切都不会永远稳固。个人乃至城市的命运都是可悲的。多少亚洲的大城与叙利亚的城镇一旦毁于地震？我们周遭的一切都必然朽坏。你生下来就是必死的凡人，你的后代同样是必死的凡人。”写下这段话后过了一年，庞贝城就被火山吞没了。

我们生活在动荡的环境当中，我们必须接受这一现实作为最基本的出发点。我们决不能以受伤的意外态度来应对不幸，因为不幸原本是生活契约的基本组成部分。塞内卡甚至认为“任何人假如不能容忍自己的孩子可能无端夭折这一想法，就不应该生养孩子。”我有两个孩子（笑声）。他也提出过一些旨在给人打气的古怪观点：“有什么必要为了部分生命的逝去而哭泣呢？整个生命的逝去才值得流泪。”他还主张“人们早上出门之前应当吞服一只活蟾蜍，从而确保当天不会遇到任何更恶心的事情。”（笑声）总之人生的出发点应当以悲观主义为基调。

有趣的是，我看到这些言论时反而受到了鼓舞。之所以在开场之前我要播放莱昂纳德.科恩的歌曲，是因为他的音乐虽然哀伤，但却有振奋人心的功效。你会感到你的悲伤并不孤独。悲伤看似是对于正常的快乐状态的偏离，但是悲伤其实才是人生的默认状态。艺术在很大程度上肯定了这种暗黑的本能感受。不幸地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希望的世界里。我们周遭环绕着各种成功学书籍。成功学的特点之一在于督促我们有所作为。几年前我研究过成功学书籍，遇到了一位名叫安东尼.罗宾斯的成功学作者。他的作品可能是我存心读过的最令人郁闷的书（笑声），你们要是从没看过他的书，以后最好也别看（笑声）。此人写了一本名叫《唤醒心中的巨人》的书。他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很渺小，但是每个人心中都沉睡着一个巨人。他写到，他自己曾经贫穷、渺小、抑郁而且肥胖，但是他努力采取了行动。“我在内心深处发现了一股神奇的力量，使得我能够掌握我的身体健康。我永久性地减去了38磅体重，追求到了向来思之不得的女性，组建了我一直想要的家庭。利用这股力量，我将自己的收入水平从勉强糊口提升到了每年一千万美金。我曾经蜗居在简陋的公寓，因为没有厨房而不得不在浴池里洗碗。利用这股力量我与家人搬迁到了现在的住所，一座丹麦风格的豪宅。”他在书中还贴心地附带了一张新居的照片（笑声）。

类似这样的书我们在水石斋书店里应该都见过不少，每一本都比上一本更令人窝心。这些书籍全都属于更广泛思潮的一部分，即认为任何人都可以成功的理念。这种理念主张机会属于所有人而非少数人。任何一位在公开场合发言的政客都发表过类似的言论。“任何人都不能妨碍你。你一定能做到。”这是一个看上去很美的理念，只不过背后隐藏着严重的缺陷。最严重的缺陷之一在于，接受这套理念的人难免时刻感到嫉妒。嫉妒的妙处在于你不会嫉妒所有人。今天在座的各位恐怕谁都没有嫉妒过女王。因为女王看上去太怪异了（笑声）。她离我们的距离太远了，我们对她一点感觉也没有。但是你们有谁从没嫉妒过同学会现场的任何一位同学呢？当你们在报纸上看到当年同学功成名就的新闻，你们有谁从没感到过嫉妒呢？请举手？看来和阳痿的人数一样多（笑声）。这种嫉妒的理由是机会感。我们不会嫉妒女王，因为我们觉得自己与女王本来就不平等。一旦你觉得自己与某人多少还算平等，他做到的事情你也能做到，但是你又没有做到，那你就会感到嫉妒与沮丧。机会感、平等感以及人人都能成功的理念是一个非常压抑的出发点，总会令我们感到自己的成就不够大。

我在研究成功学书籍的时候发现，成功学书籍其实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就是安东尼.罗宾斯之流的正能量书籍，“你能做到”，“你能成功”等等；第二类书籍的主题则是指导你应对所谓的“自尊低下”。我认为这两大门类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一个主张“人人皆能成功”的社会很容易就会养成自尊低下的问题，因为所有人都想成就一切，所以许多人都会觉得自己的生活一塌糊涂。今天一般人都不太可能取得与比尔.盖茨相提并论的成功，就像十七世纪的一般人不太可能打入贵族阶级一样。但是我们往往并不这么觉得。随便打开一份杂志，里面的文章都会告诉你，只要你会写代码，只要你家里有个车库，只要你脑子里有点想法，只要经历过几次挫折，你就能成为比尔.盖茨。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和一位做风投的业内人士谈过这个问题，他说98%的商业提案最终都会失败。这个事实从来没人宣传，我们只知道盯着一小撮少数人。

乐观社会当中经常提出的另一个十分乐观同时也十分堵心的理念就是精英主义。这一理念认为，只要我们足够努力地打造一个完全公平的社会，这个社会当中的任何人就都能取得成功。政治谱系各处的政客们都在不遗余力地鼓吹精英主义。但是精英主义伴随着极其恶劣的副作用。如果你真心相信我们可以建设一个理想化的世界，让每一个人都获得与其自身能力相一致的地位，那么在这个社会当中一切没有地位的人们就都是咎由自取。假如你相信这个社会当中的成功者理应成功，那也就等于相信这个社会当中的失败者活该失败。相信我们目前正生活在精英主义世界当中的人越多，因为自己的失败而过分自责或者对于他人的失败毫无同情心的人也就越多。

有一回我在美国——这里毕竟是精英主义的大本营——和几位朋友吃饭，大家喝得都有点上头，说话也随便起来。他们讲了很多关于“垃圾白人”（white trash）以及“拖车穷鬼”（trailer trash）的笑话，说什么拖车穷鬼都住在城乡结合部的拖车里，闲着没事就跟自己的孙子辈打炮。我说：“这些笑话并不好笑啊。你们干嘛这么说？”我的一位朋友回答道——这番话简直气得我五内俱焚——“你是欧洲人，还是社会主义者，所以才会觉得我们这种态度有问题。我之所以有今天的地位”——他是个手握实权的人——“完全是因为我自己努力拼搏的结果。我父亲是个酒鬼，但我还是打拼了出来。我理应身处万人之上。那些住在拖车里的家伙纯属自找，我没那个闲心可怜他们。”

我认为我们根本没有可能打造一个真正的精英主义世界。认为我们居然当真能够建设一个所有成功人士都理应获得成功且所有失败者都活该失败的社会简直是发疯。人生当中的影响因素实在太多了。一刀切式地主张某人理应拥有目前的地位完全是不可接受的做法。古罗马的成功者绝不会以为自己的成功完全归功于自己。他/她知道这是命运女神的施为。因此当某件事情顺利进行的时候，他们总会向命运女神献祭。并不是我以千万英镑的高价出售了我的公司，并不是我打赢了选战并且赢得了某个职位。这都是命运女神赐予我的礼物。只要她愿意随时都可以将这份礼物收回去。这份礼物并不归我所有。我之所以得到这份礼物与我本人的行为并无关系。

我们如今已经丧失了这种观点。我们远比古罗马人更加乐观，我们相信自己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这种信念极大地推升了我们的自尊。吊诡的是，今天人们的自杀率高于过去，盛行个人主义的社会自杀率也更高。症结在于在这样的社会当中，一切失败都会被归咎到个人头上。成功的取得全靠个人，那么失败的降临也自然就全怪个人。有趣的是，在经济萧条时期，特定类型的自杀人数反而会下降，因为突然间出现了一个可以解释个人失败的公用理由，从我们身上卸下了一副重担。实际上在经济形势循环的各个阶段都有人失败，但是萧条时期的失败却能够得到社会公认的解释。这样的公认解释对于社会来说是很重要的。

我认为，如今关于失败的公认解释已经消失在了另一套生活叙事当中。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上的工作与工作观。如今的人们都希望工作成为成就感与满足感的来源。这种看法如今已经成为了我们的基本假设。但是在历史上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狂理念。比方说古希腊人就认为工作是苦役，只有脱离金融体系的人才能享受真正幸福的生活，工作的领域之内不存在幸福生活所需的条件。早期基督教则认为工作是对于亚当原罪的惩罚。直到十八世纪，有些资产阶级哲学家才开始歌颂工作，他们主张工作是自我实现与自我塑造的方式。通过工作，你可以将最珍贵的内在品质公之于众并因此拿到酬劳。这是个很美丽的理念，但同时也带来了相应的损害。

巧合的是，关于工作的乐观主义理念与关于爱情的乐观主义理念基本上同时出现在了西方社会当中。十八世纪中期的许多资产阶级哲学家也构想出了关于爱情的新理念。突然间爱情就成为了婚姻的先决条件。从历史上来看这个理念的疯劲甚至更有过之（笑声）。以前你不会与自己的爱人结婚，而是会与邻近的农场主结婚。现在人们突然觉得应当与相爱的人结婚，应当从事热爱的工作。这一来就废掉了两个至关重要的安全阀：爱好与婚外情（笑声）。千百年来，你的真正生活都发生在晚间与周末，你真正的恋爱对象也都是配偶以外的第三者。我的确认识几个婚姻生活特别幸福美满的人，也认识几个特别享受工作的人，但他们都是极少数。据我估计大概只有5%的人才会这么幸运。我们这些剩下的95%则将难以企及的最高理想当成了生活的常态。用如此理所当然的态度来看待如此美好稀缺的事物，这种生活哲学实在是非常吊诡。

我想进一步谈谈悲观主义振奋人心的一面，谈谈怎样才能愉快地难过。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在书桌上放一个骷髅头（笑声）。骷髅头是中世纪室内装潢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张漂亮的红木桌子上少不了羽毛笔笔筒，同样也少不了骷髅头。当你工作的时候，看到骷髅，就会想到“不久后我也会是这副德行”（笑声）。这样做不是出于绝望，而恰恰是为了集中精力关注最重要的事物。时刻想到死亡绝不会使人觉得生命毫无意义，只会敦促你调整自己的优先事项。我们每个人都时刻生活在濒临死亡的边缘。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濒死体验。不过那些曾经真正与死亡擦肩而过的人们都声称，从那以后有些事情的重要性大大提升，另一些事情的重要性则大大下降了。后者包括别人对你的看法以及工作的某些方面。前者则包括你真心喜欢的人们对你的看法。对于死亡的思考是健康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外在旅行的时候不妨有意游览一下废墟。古罗马与古希腊都留下了不少废墟。但是现代社会同样留下了许多废墟。在英格兰北部有去工业化的城镇，在莫哈维沙漠有安置退役飞机的坟场。眼看着现代文明分崩离析是很有益的体验，能够有效地打消我们自高自大的气焰。我们生活在一个以人类成就为中心的世界里，人类成就整天摆在我们眼前。因此我们应当经常步入自然，步入历史，看一看时间留下的痕迹，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在工作环境与社交环境当中，往往会有些纡尊降贵的人们让我们觉得自己很渺小。我倒是希望大家在真正宏大的事物面前感到渺小。永恒、时间、死亡，在这些事物面前感到渺小是很有益的。可能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当中的有些人才会热衷于攀登冰川，或者从飞机上俯瞰大地，或者在两极冰盖上漫游。如此巨大空旷的空间令我们感觉自己渺小得无以复加，并且能将我们从恶臭一般附着在身上的自高自大与自我中心主义当中解放出来。

此外你还可以发掘悲伤的艺术作品。假如你感到难过，那么不妨找一位描述悲伤的艺术家，不要找那些只会吵吵“生活真美好”的家伙。比方说去读一下叔本华的著作，读一下帕斯卡尔的著作，听一下莱昂纳德.科恩的歌曲。听一下艾尔顿.约翰的歌曲也不错。艾尔顿.约翰有一首好歌名叫《悲伤之歌》（Sad Song）：

或许有时候我们都需要分享一点痛（Guess there are times when we all need to share a little pain）

多少辛酸往事（And ironing out the rough spots）

在遗忘之前难以抚平（Is the hardest part when memories remain）

这时候我们都需要打开收音机（And it's times like these when we all need to hear the radio）

老歌金曲的曲调（`Cause from the lips of some old singer）

分享着早已熟知的苦闷（We can share the troubles we already know）

换句话说这首歌其实是对我们自己的悲伤心态的肯定。通过悲伤的歌曲，我们自己的悲伤得到了舒缓。我想现场播放一下《悲伤之歌》，并且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唱。

（音乐起，全场齐唱）

悲伤、伤感歌曲以及悲观主义还有一层功效，就是提升你的性吸引力。有一个时尚杂志很少提及的事实，悲伤能提升谈恋爱的成功率。换句话说，假如你近来桃花不顺，应当为此感到高兴，因为这说明你生活的其他方面进展顺利（笑声）。请大家看一下自己领到的传单，上面有一幅爱德华.霍普创作于1927年的画作《自动餐厅》（Automat）。画面上是一位独坐在咖啡厅里的女子。我认为她很可爱。可爱的原因之一就是她的神情很忧郁。想象一下，假如这位女性坐在朋友中间放声谈笑，手舞足蹈，她的吸引力立刻就会下降（笑声）。因为在恋爱当中我们想要接触对方的忧伤，分享彼此的忧伤，将自己的忧伤与其他人的忧伤联合起来。整天乐呵呵的恋爱关系有什么意思呢？恋爱关系的基础就是共苦。在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坦诚自己近来有多么孤独是很有效的做法（笑声）。当然这方面很可能存在性别差异，男性听说女性近来约会次数不多之后往往会振奋许多。

最后我还希望大家意识到充分体验生活当中最黑暗时刻的意义。不要将悲伤视为反常，而是要将其视为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我们不应当回避悲伤，而是应当全身心地拥抱悲伤。引用尼采的话来说，“对于那些与我有任何羁绊的人，我祝你们经受苦难、孤寂、疾患、虐待、侮辱与病症。我愿我的朋友们不至于对于深切的自我厌恶、痛苦的自我怀疑以及难以忍受的一败涂地感到陌生。”换句话说，身为十九世纪最伟大哲学家的尼采建议我们，任何关心我们的人都想要受苦。这是怎么回事？尼采相信，在忍受、超越与直面苦难的能力以及干大事的能力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如果你拒绝让你的悲伤压在身上，哪怕只有一个钟点的时光；假如你总是汲汲营营地试图提前避免或者推迟一切可能的苦痛；假如你认为苦痛是邪恶的，是可憎的，是理应消灭的，是异常变态的存在，那么你的心中显然窃据着舒适的宗教。你对幸福的理解多么浅薄啊，你这个贪图舒适且渺小的家伙！幸福与不幸乃是双生姐妹，要么一并成长，要么一起萎缩，就像你的处境一样。”

并非巧合的是，尼采是个滴酒不沾的人。他平时只喝牛奶。因为酒能浇愁。人们在难过的时候往往会喝酒。几杯下肚之后你也会开心一点。尼采认为这实在是大错特错的做法，因为在最黑暗的时刻我们对生活当中真正需求的认识才最清醒。如果我们一旦感到难过就想办法缓解，那么我们就做不了任何好事。忍受苦痛的能力与自在且悲观的能力非常重要。除了酒精以外，尼采还很反感基督教。他将酒精与基督教称作“希望文明的两大麻醉剂”。他反感基督教的原因与反感酒精的原因一样，因为基督教让人们感觉良好的速度太快了。假如你担心自己胆子小，新约就会安慰你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假如你担心自己没有朋友，“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假如你觉得工作把你压榨得太甚，“你们作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简而言之基督教能迅速改善你的心情。

尼采认为我们所有人都想要很多好东西。我们想要活跃的性生活。我们不想当温柔的人。我们想当聪明人。我们想要好工作。但是我们有些人放弃得太快了，因为舒适令我们上瘾。基督教在尼采看来是一门伪善的信条，因为基督教否认了人们真正想要但是往往因为过于软弱而争取不来的东西，同时又歌颂人们不想要但恰好拥有的东西。于是软弱就成了善良，卑贱成为了谦恭，屈服成为了恭敬，无力复仇则成为了宽容。

尼采一生潦倒，死后被人遗忘很久，饱尝了人间辛酸。但是他全身心地拥抱了黑暗。他并不会说“我生活中的挫折其实并不算挫折”，而是会说“我的生活充满挫折，而且我很难过”。他全盘接受了悲观主义。悲观主义是我们往往避之不及的一大生活特色，但是因为逃避得太快，我们失去了拥抱黑暗的机会，错过了黑暗带来的经验教训，切断了我们与他人之间可能结成的最深切联系，也就是通过坦诚苦难经历而结成的联系。归根结底，友谊的基础就是坦诚。我们的想法可能在全世界看来都不可接受，但是依然是人类经验的一部分。我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在座各位能够形成共享黑暗的心态以及承认生活究竟多么艰难的能力。后排为大家准备了一些不幸饼干。谢谢大家捧场，祝愿大家今天诸事不顺。

我相信人。我也喜欢人。像咱们这样把一大帮科技从业者集中起来讨论人的问题的组织与活动难免让我觉得有些讽刺。今天你们将要在现场听到的内容在网上随便一搜就能搜到。我今天完全可以不来现场，而是对着自家电脑的摄像头说话，你们也可以呆在自己家里盯着屏幕听我说话。但是感觉毕竟不一样。所有的信息交流都会完全一致，唯一的区别在于你们不在这里。正是我们一起来到现场，成为一个团体并且进行互动，才使得这样的体验如此特殊。假如今天剩下时间里的所有其他发言人全都烂得不能提，你也不会因为来到这里而后悔。等你回家以后有人问你：“大会演讲人水平怎么样？”“别提了，烂死了。”“那你明年还去吗？”“当然要去！我认识了很多有趣的人，我过得很愉快。”理念的交流要依靠交谈来完成。在我们这个世界里，科技已经极大地扩展了我们的梦想与能力范围，但是我们依然会以人的身份聚集在一处。这个现象很令我着迷。

尼尔.阿姆斯特朗说得好，他很感激能够受到那些激励他心存向往的人们的领导。这一来我们就不得不问：领导一词究竟是什么意思。例如《如何培养领导风格》这样的书你们大家都读过，我也读过。但是这些书里讲得其实并不是领导能力，而是管理能力。一切真正的领导都拥有且仅仅拥有一样资产：追随者。无关等级，无关智力，无关资历，追随者就是造就领导的唯一因素。只要有人心甘情愿地追随你，你就是领导。那么追随者又是什么呢？追随者就是自愿前往你所选择的目的地的人，就是那些举手示意“我愿意追随你”的人。我们可以依靠权威让别人做各种事情，但是你并不会因此而成为领导。那么进一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有人自愿追随你。

影响人类行为有且只有两种方式。要么操纵他们，要么激励他们。在商业世界，最常见的操纵手法就是降价。只要价格足够低，就能吸引消费者。还有赠品促销，买二送一，陪送免费玩具。基本理念就是把商品免费赠送出去，降低交易伙伴的风险，使得对方选择你而不是你的竞争者。这样做很有效。企业通常所谓的创新也是操纵手法之一。这里的创新其实只是营造新鲜感而已。真正的创新足以颠覆整个行业，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为手机添加一个摄像头是很不错的功能，但是这并不是创新。这其中的区别就如同踱步与跳跃一样大。绝大多数企业在谈论创新的时候只是想着怎样退出下一款夺人眼球的新鲜玩意儿而已。我个人最喜欢的例子是高露洁牙膏。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高露洁牙膏仅仅有两种口味，今天则足有27种。因为竞争越发激烈，销售数字越来越难看。于是他们就推出了一款新产品，暂时吸引了公众的注意。但是竞争者随即有样学样。于是数字又滑落了下来。于是他们就推出了下一款新产品，再下一款新产品。到头来就出现了同一系列的27种产品，这也意味着高露洁的竞争对手同样推出了几十种价格类似、质量类似且服务类似的产品，整个市场上不同口味的牙膏足有上百种。但是没有任何数据表明今天人们刷牙次数比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更多。和谐牙膏公司如今最头痛什么问题呢？产品辨识度。这一点简直要笑死我了。他们等于是在问“我们要怎么才能从自己挖的坑里面爬出来”。

还有其他很多种操纵人的方式。恐惧就是一种很好用的方式。在座各位家长应该知道我是什么意思。还有挑逗愿望的信息。这种信息可以让人走进健身房，但是并不能让他们每周坚持来三次。只有激励人的信息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不能否认操纵人的方法确实有效。问题在于任何操纵手法都换不来忠诚与信任。长期来看操纵手法的成本更高，买家与卖家的压力都更大。在操纵已经成为常规的时代，各方势力都试图操纵我们，让我们为他们投票，购买他们的产品。我们应当如何选择呢？这就是压力的来源。但是卖家同样有压力。在操纵成为常规的市场里，企业如何才能脱颖而出呢？如何才能让别人听到自己的声音呢？如何才能赢得追随者呢？

操纵的反面是激励。只有极少数个人与企业成功应用过激励方法，例如苹果电脑、西南航空、马丁.路德.金、JF肯尼迪、纳尔逊.曼德拉等等。无论自身规模如何，无论身处哪个领域，所有这些组织与领袖都采取了完全一样的思考、行动与沟通方式，与其他人完全相反。这可能是全世界最简单的理念，我称之为黄金环。用图表来表示的话就是三个同心圆，最内环是“为什么”，中环是“怎样做”，外环是“做什么”。这张图区分了有能力激励别人的人以及没有这种能力的人。世界上的所有组织都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做什么”就是这个组织提供的产品与服务。一部分组织知道自己是怎么做的，也就是理解使自己赢得竞争的商业策略。但是只有极少数人与极少数组织能够清楚说明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挣钱不是“为什么”，仅仅是结果而已。“为什么”指的是你的目的、路线与信仰。你的组织为什么存在？在这个行业领域当中为什么需要你的公司？你今天早上为什么要起床？我们为什么要在乎你？

一般人的思考、行动与沟通方式都是从外向里，从较为清楚的领域进入比较含糊的领域。我们告诉别人我们是干什么的，然后告诉他们我们为什么比竞争者更优秀或者更与众不同，再然后就期待对方做出某种行为，例如付款、投票、表示支持等等。但是拥有激励能力的领袖不会这么做。无论他们体量如何，身处任何领域，每一位此类领袖的思考、行动与沟通方式都是从里向外。举个例子。我用苹果电脑，因为很容易上手。假如苹果没那么有个性的话，他们的宣传口径就会是这样的：“我们制造优秀的电脑，设计优美，使用便捷，贴近用户。想买一台吗？”这只是大路货而已。“这是我们的新车，油耗经济，座椅宽敞，车窗镀膜。”“这是我们的律所，我们全体人员都是名校出身、身经百战的优秀律师。”相比之下，苹果的实际沟通方式是从“为什么”开始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我们相信现状必须得到挑战。我们相信独辟蹊径的价值。我们最擅长的挑战现状方式碰巧是制造设计优美，使用便捷，贴近用户的电脑。想买一台吗？”苹果所做的就是逆转了传递信息的顺序，让我们意识到做什么并不重要，为什么才真正重要。你所做的事情仅仅为你的信仰提供了确实的证据。人们不会接受你的产品，只会接受你的动机。所以今天在座的各位才会心安理得地认为苹果公司不仅可以经营电脑业务，还可以出产MP3，手机与DVR。

苹果不过是一家公司而已。苹果的每一家竞争者全都能无障碍获取相同的资源，相同的代理人，相同的咨询机构，相同的营销人才，相同的信息发布媒介。这是个零和游戏。区别在于苹果的竞争者全都用“做什么”来定义自己。“我们是电脑公司。”而苹果则用“为什么”来定义自己。“我们是现有秩序的挑战者。我们的目的是为每一位个人提供对抗老大哥以及不走寻常路的机会。”他们的具体做法仅仅是对与这一主张的证明而已。戴尔的产品质量也很好，苹果的每一项产品戴尔也全都造得出来。几年前戴尔当真这样尝试过，推出了自己的MP3播放器与掌上电脑，可是却卖不出去。我们为什么要从一家电脑公司那里买MP3播放器呢？但是我们每天都在购买苹果公司的非电脑产品。人们不会接受你的产品，只会接受你的动机。

黄金环理念要想生效需要三个要素。首先你自己要清楚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其次具体做法一定要讲规矩，一定要让你本人以及你的手下人严格遵守你的原则与价值观。最后在做什么的层面上一定要一以贯之，你的所有做法都必须证明你的信念。这就是“真实”背后的理念。人们喜欢购买“真实”的品牌的产品，为“真实”的候选人投票。所谓真实就是真心相信自己的言行。自从原始人时期人类就是这样的。人类种族之所以成功不是因为我们最强壮，甚至也不是因为我们最聪明，而是因为我们最懂得社交。我们有能力形成社区与文化。社区与文化又是什么呢？就是拥有同一套原则与信念的人们。国家是什么？国家也是拥有同一套原则与信念的人们。公司是什么？公司理应是拥有同一套原则与信念的人们。当我们身边围绕着与我们信念相同的人们的时候，就会发生了不得的事情：信任出现了。不要误会，信任是一种感觉，信任是一种人类体验。仅仅做到言行合一并不能使别人信任你，只会让他们觉得你很可靠而已。我们都有一两个完全不靠谱的废柴朋友，但是我们却信任他们。信任是相同的信念与价值观催生的感情。我们能否生存下去的关键取决于是否有能力找到可以与其结成信任关系的他者。当我们信任他们，他们也信任我们，我们就会更乐意承担风险，去探索，去尝试。这一切自然都伴随着风险。因此我们必须有自信，就算我们一步踏空，也一定会有人接着我们。

诚然，就算没有信任人类依然会具有生存下去的意志，只不过这时候就是人人为自己了。没有了信任，我们会毫不留情地把别人推倒路边，因为我们要赢，我们要生存下去。雷曼兄弟就是典型的反面教材。雷曼兄弟在“干什么”与“怎么干”的层面上可谓优秀得无以复加。但是他们没有哪怕一丁点能够将整个公司聚拢在一起的使命感。外界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公司就土崩瓦解了。不是几个月，不是几星期，仅仅几天的功夫雷曼兄弟就完蛋了。因为压力刚刚显现的时候，公司里的每一个人就立刻打起了退堂鼓。老子不伺候了，我还得找饭辙呢。雷曼兄弟并不是第一家遭遇困难的公司，也不是第一家碰上金融丑闻的公司。区别在于，在伟大的公司、文化以及社区当中，压力只会促使集体群策群力解决问题。没有信任，我们就只能面对树倒猢狲散的局面。

人类最基本的欲望之一就是归属感的满足。我们是社会动物，每一个人天生都有满足归属感的能力。如果我让你走上街头，寻找与你信念相同的人，你很清楚自己要怎么做。你会与别人交谈。你们可能谈得来，也可能谈不来。关键在于你知道自己应当干什么。将这种行为称作约会也好，称作交友也好，称作应酬也好，总之我们的生存取决于此。问题在于，归属感不能量化。但是如果你知道应当注意哪些迹象，事情就简单得多了。如果我让你走上街头，把所有头戴红帽子的人都挑出来，想必一点也不难，因为你知道究竟要注意什么。我们作为个人或者组织所作出了每一项决策实际上都是一种沟通手段，我们通过这种手段告诉别人我们是谁以及我们相信什么，从而吸引他们与我们结成信任关系。

我们都见过有些人会把哈雷机车的商标纹在身上到处招摇，他们当中有些人甚至都没有哈雷机车。但是这个纹身与哈雷公司并没有关系，而是为了他们自己。哈雷公司将自己的信念阐述得如此明确，经营举措如此规范，产品质量如此稳定，以至于这个公司成为了整整一个群体的个性与身份象征。因此机车党才会把企业标志纹在身上，因为他们想要吸引你那些与他们信念相同的人。

你当然可以撒谎，当然可以对别人说你认为他们想听的话。谎言同样也能将他们吸引到你身边。但是一旦他们发现自己上了当，你再想重建信任就不容易了。老虎伍兹就犯下了这样的错误。他撒谎了。他把我们想听的话告诉了我们，而且我们一开始很受用。问题是他的谎言被揭穿了，现在他不得不付出远超以往的努力来恢复人们的信任。如果我告诉你某足球明星背着老婆到处偷吃，你生气吗？一点也不。足球明星本来就是这副德行（笑声）。但是老虎伍兹为自己塑造了另一副形象，而且他撒谎了。真正触怒我们的不是行为，而是言行不一。

正如刚才我说的那样，归属感的满足是最基本的人类欲望之一。而且这种欲望的力量强大得不可思议。你们大多数人都是从法国来的吧？谁是巴黎人？你们肯定没有与全巴黎的人成为好朋友。但是如果你去里昂，碰上另一位巴黎人，你们两个很容易就能成为朋友。假如你去美国度假，在纽约地铁里听到有人说法语，赶紧凑过去套近乎：“你是哪里人？”“我是里昂来的！”“我是巴黎来的！”然后你们就成了好朋友（笑声）。当你身处一个感觉不到归属感的环境当中，自然会寻找那些与你抱有相同信念与价值观的人从而形成信任关系。更不可思议的是，像这样结成的人际关系居然是真实的。如果对方告诉你“你一定得去试试某家餐馆”，你就当真会带着自己的家人去哪家餐馆，仅仅因为地铁上某位不久前还与你素不相识的人这样告诉了你。

正是因为归属感的满足是最基本的人类欲望之一，而且每一个人天生都有满足归属感的能力，所以类似今天这样的活动才不能在互联网上进行复制。因为作为人类，我们在生物学层面上就天生具有当面辩读他人反应的能力。博客界对于我的理论一直十分生气。但是每年都会有两万多名博主飞往拉斯维加斯举行年会。我想问一句：他们干吗不搞线上聚会呢？因为人与人走到一起来的感觉是无法复制的。

我这里说的不是我的观点，而是生物学教条。如果你俯瞰人类大脑的横剖面，就会发现人脑的进化结构完全吻合黄金环理念。大脑的最外层是新皮层，这是智人的大脑，负责理性分析与语言。中间的部分叫做边脑，负责我们的感受，例如信任与忠诚。此外这部分大脑还负责人类行为的最终决策，而且没有语言能力。因此人们才无法回答“你为什么和我们合作”与“你为什么喜欢我”之类的问题，因为控制行为的大脑部分控制不了语言。因此“你为什么爱你的丈夫/妻子”这个问题才如此难以回答。

你爱你老婆哪一点？不知道。大多数人一开头都会这么回答。然后他们就会自己为自己找借口：她很可爱，我认识她很久了，她一直陪着我等等。这些话听上去简直像是在形容家里的宠物（笑声），未必就是婚姻所需的特质。我姐姐是这样评价我姐夫的：“我从来没想到我会嫁给这种人。”（笑声）她等于是在说：“我在结婚之前为未来的丈夫开列了一张属性清单，而他一条也挨不上。但是我还是爱上了他，并且想与他共度余生。”为了给自己的感觉找理由，我们会说出各种怪话，例如“她补全了我”。难道我以前就只有一条左胳膊一条左腿吗？终于找到另一个只有一条右胳膊一条右腿的人可以拼起来了？我们其实是在利用大脑当中不负责语言的部分为我们对于另一位个人或者另一个组织的感觉寻找理由。我们在职场上也会这么说。我们评价某某人“一点就通”或者“一窍不通”。通到哪里去呢？我们要怎样才能在正式开工之前就把通与不通的人们区分开呢？我们的通常做法就是利用大脑当中不负责语言的部分来形容那些与我们信念相同的人。

这种归属感如此强大，有时简直令我害怕。我们在人世间最珍贵的资产是什么？没错，就是我们的孩子。那么假设你晚上要和配偶一起出门，需要有人看孩子。你有两个人选，其一是隔壁的十六岁少女，你们关系很熟，但是她并没有看孩子的经验。其二是刚刚搬过来的专业育儿师，她的经验很丰富，但是你们关系不熟。你会选择谁呢？肯定会选择那个十六岁少女。你宁肯将全世界最珍贵的资产托付给毫无经验的社区成员，也不肯托付给经验丰富的外人。那么为什么我们在职场当中不这么做呢？为什么我们如此关心求职者的工作履历是否好看、为我们的竞争者赚了多少钱呢？我们为什么从来不考虑他们究竟相信什么呢？我们能信任你吗？你能信任我们吗？

所谓领导能力，就是头戴红帽子走上街头高呼“都来看我的红帽子”的能力。其他所有头戴红帽子的人，无论他们是否知道自己的帽子是什么颜色，都会被你吸引过去。因为你将他们的自我认识组织成了语言，将他们珍视的信念与价值观组织成了语言，他们感到自己可以信任你，可以以你为核心组建社区。这就是领导能力的本质。领导能力就是将我们自己的愿望、信念与价值观付诸言辞的能力。领导能力与沟通交流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能够清楚表述自己信念的人就是领导者。

假设我们坐船出海，不幸流落到了一座荒岛上。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如何离开荒岛。有人举手说“我愿意领导大家。”然后他站起来，“谁有想法？你认为我们应该生火？好想法。你认为我们应该收集食物？好想法。你认为我们应该造船？好想法。我们来投票决定吧。”与此同时，另一个人也站了起来。“刚才我们靠岸的时候，我看到岛的另一边有炊烟，那里一定有渔村。只要我们能到达哪个村庄，就一定能获得帮助。为了到达村庄，我们必须穿越岛屿中心的森林。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穿过这片森林。如果你愿意帮忙，我很感激。如果你不愿意帮忙也可以留在这里，我们得到援助之后就会回来救你。”你想追随哪个人呢？肯定是第二个人。没有任何数据表明那个渔村当真存在。我们所拥有的仅仅就是这个人的坚定信心而已，而存在于他的信念当中的世界我们全都看不见。就因为他能用言语将如此飘渺的未来清晰表达出来，我们居然就愿意心甘情愿地跟他走，甚至愿意为他冒险。“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砍倒树木，但我还是愿意跟随他走进森林，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大家。”

讽刺的是，我们自己的生存取决于相互帮助的能力。于是我们团结一致，自愿决定承担风险，自愿跟随他走进森林。这一路走得殊为不易，我们不得不越过河流，翻过巨石，砍倒树木，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走到了他所说的渔村所在地，可是那里并没有渔村。难道他欺骗了我们吗？难道这一切都只是个大笑话吗？难道我们的努力全都徒劳无功吗？我们质问他，“渔村在哪里？！你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就能活下去的！”他这样回答我们：“我的确相信这里有一个渔村，但是这已经不重要了。看看我们同心协力能做到什么地步吧！我们穿越了身后那片森林，换句话说这个岛上已经没有我们去不了的地方了。”这就是领导能力。当人们相信你的信念的时候，他们为了你的鲜血、汗水与泪水而为你工作；当人们不相信你的信念的时候，他们仅仅为了你的钱而为你工作。领导的目标不是拉拢一帮需要你能提供的东西的人，而是聚拢一批与你信念相同的人。

人们可以因为无数跟你无关的理由而购买你的产品。你的产品可能恰好符合他们的购物标准，你的竞争者可能更遭人恨。重复交易与忠诚是有区别的。重复交易意味着我会多次购买你的产品；忠诚意味着我不惜拒绝质量更好价格更低的产品，继续购买你的产品。正是那些忠诚于你的人，那些通过购买你的产品获取归属感的人，那些将你的产品与自身身份认同划等号的人，才是对你影响最大的人。因为你们之间结成了个人化的关系。我们将这些商标、公司、组织与领导当成了我们表达自我的手段。所以Mac电脑的持有者才会这么喜欢在机场里显摆。

基于事实与数据，从纯理性角度来说，Mac电脑的质量真是不咋地。价格至少比同配置PC电脑高出四分之一，有时候还要翻倍，装机软件数量更少，外接设配数量更少，而且运行速度肯定更慢——我敢这么说，因为我用过。从理性角度而言任何人都不该购买Mac电脑，但是就是有人买，而且买了一台又一台。而且这些人购买Mac的时候根本不会货比三家，根本不关心其他品牌的性能与价格。他们早就决定了非得买Mac不可。如果你询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喜欢Mac电脑？”他并不会这样回答你：“我认为我是一个喜欢挑战现有秩序的人。因此我很有必要用那些能够向外部世界证明这一点的个人、品牌与产品保卫我自己。我利用这些事物作为彰显自我的象征，从而将与我信念相同的人吸引到我身边。然后我就可以与这些人结成强大的信任纽带，因为我自己能否生存下去完全仰赖于此。”（笑声）在生物学层面上，控制行为而非语言的那一部分大脑就是这样思考的。相反，他们会寻找各种理由：用户界面合理、操作简捷、设计优美，等等。到最后他们说的话甚至一点道理也没有。“因为我是个有创意的人。”

所以Mac电脑的使用者从来不会在顶盖上粘贴家人照片，免得熠熠生辉的苹果标志被照片挡住（笑声）。你们谁也没见过沾了污垢的Mac电脑吧？因为他们整天都在擦电脑（笑声）。惠普电脑的使用者从来不会专门购买屏幕清洁剂（笑声）。只有Mac的使用者才会把自己的电脑擦得一尘不染，因为这台电脑是他们为人的象征。假如你告诉他们，你买了一台质量不咋地的电脑，他们当场就会跟你急眼。因为你并没有侮辱他们的电脑，而是侮辱了他们自己。苹果的信念如此明确，做法如此规范，产品品质如此一贯，以至于苹果标志成为了一大批人的自我认知象征。如果我能用足够多且彼此一致的象征围绕我自己，你就能对我有初步了解。

好比说旗帜，旗帜也不过是标志而已。但是我们看见别人焚烧国旗还是会火冒三丈。人家自己掏钱买了一面国旗凭什么不能自己烧掉呢？我们之所以愤怒，是因为焚烧作为标志的国旗就等同于攻击我们自己的价值观。黑手党当初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你杀了我表弟，我就要杀你全家（笑声）。我们会自愿保护本社区成员，保护与我们信念相同的人。你要是攻击与我信念相同的人，也就等于攻击了我本人。

伟大的组织就是这样的。伟大的组织是由文化与共同价值观凝聚起来的社区，社区成员共同进退，甚至不惜做出重大牺牲来相互保护。因为讽刺的是，我自己能否幸存恰恰取决于我愿意为了别人牺牲多少。我们今天真正急需的不是谈论技术能够做到什么，而是讨论技术为什么存在，技术的目的是什么，技术要怎样才能在人性层面上帮助我。研发新技术不算创新，解决每一个人的深切个人化问题才是创新。我们颂扬苹果是全世界最具创新能力的公司。可是苹果产品当中有多少是史蒂夫.乔布斯自己设计出来的？一项也没有。他甚至都不是苹果电脑的设计者，而是斯蒂夫.沃兹尼亚克。Itunes，Ipod，Iphone全都不是乔布斯设计出来的，而是苹果公司其他员工的功劳。乔布斯的贡献只有一条，就是用明确的语言告诉所有人，他们为什么要来上班，苹果公司为什么存在。就像尼尔.阿姆斯特朗说的那样，你只要激励人们心生向往，他们就会自觉自愿地解决问题。这就是创业的本质。创业不是经营生意，而是解决问题。

35年前，早在苹果公司还不存在的时候，乔布斯与沃兹尼亚克就在加州库比提诺市的车库里制造了一个他们称为“小蓝盒子”的装置，用来免除长途电话收费。当时全美国只有一家长途电话公司。后来他们成立了苹果公司，朝着蓝色巨人IBM发起了挑战。然后他们又挑战了微软，挑战了音乐行业，挑战了出版行业，下一步就要拿电视与电影行业下手了。苹果公司的行为模式一贯都是如此。苹果公司员工的工作就是到处寻找剥夺个人机会、抑制个人发展的弊端。然后他们将技术提供给个人，让他们拥有挑战现状的手段。过去几十年里苹果公司的广告主旨一直没有改变过。例如那个著名的《1984》广告，奔跑的少女朝向大屏幕投掷铁锤，一位个人挑战社会现状。还有“我是Mac/我是PC”系列广告，还有带着Ipod跳街舞的舞者。苹果广告的核心永远是个人。乔布斯一直主张要革命这个革命那个，因为苹果不是品牌，而是路线。“不同凡想”是信念而不是彰显特色的宣传口号。真正能将一家企业与竞争者区分开的因素是“为什么”而不是“怎样做”。这样一来，与你信念相同的人就会自发地聚拢在你身边，把你当做自己人。

有一条原则名叫“创新渗透原则”。在钟形曲线标准差图表所表示的总人口当中，2.5%左右的人是创新者，13%左右的人是第一批接受创新的吃螃蟹用户，34%的人是早期多数用户，然后是晚期多数用户，最后还有16%守旧者。最后这帮人之所以改用按键电话机仅仅是因为拨盘电话机停产了（笑声）。在不同时期以及不同条件下，我们都曾经身处这张标准差图表的不同区域。2.5%的创新者与13%的吃螃蟹用户都非常相信直觉。控制行为与决策的大脑部分不负责语言，而是负责感觉。这就是本能的来源。本能不在血液里，不在骨髓里，不在灵魂里，也不在心里。所以我们才会说某项决定“感觉是对的”。接下来的大多数人则更加怀疑且务实，十分重视价格、质量、售后与功能。没人试用过的产品他们肯定不会碰。对待这些人我们需要降价促销，通过降低风险来鼓励他们尝试不熟悉的事物。相比之下，前面两组人很乐意尝试新鲜事物，仅仅是为了体现自己的信念。但是问题在于，要想实现大规模市场成功，就必须渗透15%到18%的人口。这就是某个新产品能否成为社会现象的转折点。而这个点很难到达。我这里说得不是总人口，而是与你信念相同的人口。

达到10%是很容易的，就算今天我这番话你一句也没记住，在你的客户群当中，大约总会有10%的人热爱你。注意他们不是喜欢你，而是热爱你，因为喜欢是理性决策的结果，热爱则是情感使然。你喜欢你的工作吗？喜欢啊，工资不错，同事们人都很好，很有挑战性。你热爱你的工作吗？倒也不能这么说。10%很容易达成，真正达到转折点就不容易了。这就是杰弗里.摩尔所谓的跨越裂谷理论。这时候就需要领导能力发挥作用了。这里我举两个例子，一个商业方面的例子，一个社会方面的例子。

美国有一家Tivo公司，这家公司在十一二年前最先发明了DVR技术。如果你询问任何一家公司“你的产品为何失败？”对方的回答无非是四个原因的排列组合：资金短缺，执行不力，用人失察、市场不景气。相比之下，Tivo当年拥有一切成功要素。从十一年前直到今天，他们的产品始终是市场上质量最高的。任何人都无法否认这一点。他们有最优秀的工程师。市场上对于Tivo有口皆碑。而且他们也拉到了风投。但是Tivo依然是商业与经济上的失败案例。他们根本没赚到钱。股票上市以后从四五十美元一路下坠，最后长期徘徊在十美元以下。之所以情况这么悲惨，是因为Tivo公司发明了这项了不起的技术之后，试图用事实与数据告诉大众市场这件产品究竟是干什么用的。“我们的产品可以暂停电视直播节目，自动跳过广告，记住你的收视习惯，不用你亲自操作就能自动录制你最喜欢的节目。”怀疑且务实的大众消费者则这样回答：“我不需要这个东西，我不喜欢这个东西，我不想要这个东西，你吓着我了。”有几个吃螃蟹组的消费者倒是买了，但只是杯水车薪而已。他们原本可以告诉第一组人这个产品为什么存在。“如果你想要彻底掌控自己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我们碰巧有合适你的产品。们的产品可以暂停电视直播节目，自动跳过广告，记住你的收视习惯，不用你亲自操作就能自动录制你最喜欢的节目。”产品功能应该成为产品精神的明证，而不是说服消费者不要选择竞争对手的产品的理由。

再来看我最喜欢的例子。1963年夏天，25万人聚集在华盛顿街头，倾听马丁.路德.金博士的“我有一个梦想”演讲。演讲事先没有发布请柬，当时也没有发布演讲日期的网站。这25万人究竟是怎么聚集起来的呢？金博士并不是当时美国唯一一位民权活动家，并不是唯一一位杰出演讲家，并不是唯一一位遭受过种族歧视折磨打击的过来人，事实上他甚至都不是一位道德完人。他与当时其他活动家的区别就在于他从不告诉人们需要做什么，而只是宣扬他自己相信什么。“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而与他信念相同的人又把自己的信念告诉了别人。就这样一个接一个传递下去，最终就聚集了25万听众。这25万人里面有多少是为了金博士本人才赶来的？一个也没有。他们全都是为了自己才来的。他们之所以赶来，是因为他们自己相信美国不应该是现在这个样子，因为他们自己相信他们的子女应该在一个不一样的国家当中成长起来。所以他们才会坐上长途车，花费十几个小时来到华盛顿，站在八月烈日之下，只为听一个人演讲。他们之所以赶来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信念。顺便提一句，金博士的名言是“我有一个梦想”，不是“我有一个计划”。计划没有激励人的力量。要想激励人，就不能主张你想干什么，而是要主张你相信什么。那些与你信念相同的人会把你当成自己人，因为你用语言表明了他们心目当中自己的形象。你所说的话与你所做的事使得他们有能力告诉别人自己相信什么。

所以我们说销售的核心就是建立人与人的关系。信任与忠诚都是人类体验。互联网与相关科技十分有助于加快信息交换，联络他人，扩散信息。但是想要通过互联网来建立密切的人际纽带是很困难的。互联网与科技可以与人类体验并存，但是并不能取代人类体验。你的朋友并不在脸书上。你的博客与微博并不是对话平台。我们在现实对话当中会彼此互动，将自己的想法呈现在他人面前。而在线交流则是单向拣选的过程。“我的想法，我的想法，我的想法，哎这个想法不错，很像我的想法，我的想法，我的想法，哎你是个傻逼，我的想法，我的想法……”你可以询问任何一位在博客里向用户征求信息反馈的零售商，他们都会告诉你用户根本不会反馈建设性的建议，只会抱怨。网上交流没有风险，不必担心暴露自己，所以我们才这么投入。只有当某人在你面前真心袒露自己的时候，你们之间才能产生信任。

有一个术语名叫“泛社交关系”。真实的社交意味着双方都很了解对方。而在泛社交关系当中一方对于另一方的了解要远远更多。这种关系倒是也能形成强大的纽带，只不过这条纽带是单向的。例如我们非常了解某个名人，而名人却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存在。我们把名人当成了朋友，甚至直呼其名。泛社交关系的问题在于，即便是单向纽带产生的感觉也是完全真实的。创新并不是指使别人做这个做那个，而是将他们聚拢到身边，产生双向的感觉。所以我们才能群策群力解决问题，所以我们才能群策群力前往那座看不见的渔村。如果人们不相信你与他们信念一致，他们就不可能与你结成紧密纽带。创新的前提就是将你的愿景当中尚且不存在的未来清楚表达出来。你的愿景是什么？你的渔村在哪里？你必须说得足够清楚，让其他人也想你自己一样清楚，这样他们才会心甘情愿地付出鲜血、汗水与泪水将你送到那里，不是为了你，而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想去。他们将会像你家隔壁的十六岁少女一样照看好你的孩子，因为你是他们的自己人，因为他们知道你当真相信自己的信念。真正的信任于忠诚并不依赖于产品与服务，而是依赖信念与价值观。

这世上有掌权者，也有领导者。掌权者可以用权威影响我们，但是只有领导者才能激励我们。我们之所以追随领导者，并不是因为我们别无选择，而恰恰是因为我们做出了选择。因为我们不是为了他们，而是为了我们自己。对于那些希望得到激励的人以及希望激励别人的人，我在此献上我的理论。谢谢大家。

今晚我想谈一下我的新书《地位焦虑》，谈一下地位焦虑的多种成因与解决方法。首先我要定义一下什么是地位焦虑。我认为这个术语是我的发明，可以用来描述日常生活当中的许多时刻。我想我们都曾经在十分寻常的场合体验过地位焦虑。比方说你去参加一个聚会，听说当年的老同学或者老同事如今比你混得更好，上了更好的大学，买了更好的房子，等等。这些事情都能触发我们的地位焦虑。戈尔.维达尔说得好：“每次我的朋友取得成功，我的内心都会死去一小部分。”（笑声）所有这些问题都与地位焦虑有关。

我第一次感到地位焦虑是在大学毕业走入社会的前夕。当时我碰到了乔治.奥威尔的一句名言：“二十岁之后就没有人关心你为人好不好了。”言外之意是以后人们只会关心你能不能做成事情。我的新书的第一部分检视了地位焦虑的起因。我认为地位焦虑的成因之一在于，无论我们现在地位如何，我们都曾经享有过极高的地位。比方说婴幼儿得到的照料就足以令罗马皇帝眼热不已。在婴儿时期，你饿了以后就会有人把食物送到嘴边，如果你不喜欢就干脆扔在地上，自然会有人清理。你只要冲着玩具摇摇手，所有人都会喜笑颜开。不幸的是，随着我们日渐长大，局面也会变得日渐棘手。如果你长到二十五岁还是只会把晚餐往地上扔，只会冲着玩具摇手，别人对你的印象大概不会太好。

一夜之间你的生活当中出现了全新的元素。仅仅做你自己突然就不够了，你还要取得各种各样的成就。我们对于地位的渴求解释了成人生活当中的许多行为。经济学家曾经认为人类行为的主要乃至唯一动机就是金钱。但是我认为我们应当注意到地位在工作当中起到的作用。许多低收入工作之所以令人不愉快，不仅因为工资低，还因为这些工作地位低下，缺乏尊重。同理，许多高收入工作之所以有趣，也是因为你在积聚财富的时候还顺便收获了体面与尊重。

另一个感到地位焦虑的原因是我们身边围绕着许多势利眼。势利眼往往被人们与旧式贵族阶层体系联系起来。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这套体系早已遭到了淘汰。但是我认为势利眼指的是仅仅以一两项标准衡量一个人，并且仅仅凭借这一两项标准来不留余地地评判此人的人格与人品。比方说音乐圈里就有势利眼。无论你的灵魂多么丰富多彩，只要提一句自己喜欢菲尔.柯林斯的歌，音乐势利眼都不会拿你当一回事。时装界也有着装势利眼，一看你穿的衣服就觉得你这人不咋地。当然现代世界最有势力的势利眼是职业势利眼。两个陌生人一见面第一句话肯定是：“你是干啥的？”你的回答很可能决定对方的反应。他可能很有兴趣与你继续寒暄几句，也可能呵呵两声之后掉头就走（笑声）。这种事是很要紧的。

势利眼的反面是你家令堂（笑声）。当然未必就是你的母亲，而是理想化的完美母亲形象。有些母亲也是势利眼，这个事咱们再另说。但是在理想情况下，你的母亲并不会关心你干了什么，只会关心你是谁。但是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都不是我们的母亲，他们只会关心我们干了什么，不会关心我们是谁。这一点很能解释地位焦虑的成因。这也解释了我们为什么如此努力地去获取所谓的地位标志，例如名车豪宅金银首饰之类的东西。

我们经常讥笑那些特别关注某一类地位标志的人，将他们称作“钱串子脑袋”，或者说什么“开好车的未必是好人。”但是单纯采取讥笑态度或许会使我们错过追求奢侈品行为背后的尖锐情绪。下次你再看见一个开法拉力车的人，要知道他不仅是一个对于意大利引擎技术感兴趣的发烧友，还是一位用汽车来传达深刻情绪信息的人。“请善待我，请对我好一点。”更重要的是，假如你开着法拉利而不是骑着自行车去参加聚会，别人对你的态度的确会好一点。所以我们都认同物质财富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荣誉。我们经常抱怨这个社会越来越物质，越来越贪婪。这种说法其实有些无的放矢。很多情况下，我们对于特定的物质财富并没有多少兴趣，只不过社会向物质财富赋予了情感价值。我们想要的往往并不是物质财富，而是财富拥有权带来的体面与尊重。追逐财富行为的背后是情感的脆弱以及关于自身地位的不安全感。我们希望用首饰、服装与职业来保护自己。

几个月以前我与一位心理学家聊天，他说在他看来英国人口当中情感健康者的比例只有10%。他所谓的心理健康指的是不借助任何外物来彰显自己的社会地位，积极经营友谊与亲情，为了工作而工作，而不是为了出人头地。他还指出，那些到处作报告开班授课的人生讲师们往往不在10%之内。他们的做法显然体现了自身的脆弱。

今天我们所遭受的地位焦虑可能比过去更严重。这一现象不仅有着心理学上的解释，也有历史与政治层面的解释。原因之一在于我们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批不相信社会地位——包括高等地位与低等地位——可以且应该在亲子之间继承的人。我们相信地位理应是个人奋斗的成果。更有甚者，我们还相信通过努力取得的高等地位不应当存在上限。美国人的立国哲学就是任何人都能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任何人，人的成就没有极限。我在写这本新书的时候研究了好几本集中体现这种思想的成功学读物。比方说现在加拿大就有一本畅销书名叫《敢于致富》（The Courage to be Rich）（笑声）……这些作品发出的声音我们如今都很熟悉：只要有足够强大的意志力，就能实现一切。这的确是一个美好的理念，但是我们也要小心其中暗藏的毒刺。

如今你在书店的成功学专柜大约能见到两类书籍，第一类是《如何在周六之前挣到十亿美元》，第二类则是《如何应对自尊低下》。“自尊低下”是个很丑陋的术语，但是也很有用。我认为这两类书籍的内在关系非常密切，因为如果到了礼拜六你还没能挣到十亿美元（笑声），那你肯定需要安慰与抚慰（笑声）。我们的社会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很与众不同，但是社会的本质就决定了不可能每一个人都与众不同。这一来就坑坏了许多人。社会不仅培养了高期望值，也培养了低下的自尊。

今天一般人都不太可能仅仅依靠意志力取得能与比尔.盖茨相提并论的财富与成功，就像十七世纪的一般人不太可能仅仅依靠意志力成为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一样。但是我们往往并不这么觉得。公共舆论往往让我们觉得，只要你充满激情，只要你懂得编程，只要你家里有个车库（笑声），你也可以成立一家大型软件公司。期望值太高，自然就会觉得自己无能。

现代社会与此相关的另一个特色是嫉妒。我们不会嫉妒所有人，甚至都不会嫉妒所有比我们更富有的人。今天在座的各位恐怕谁都没有嫉妒过女王，尽管女王比我们更加富有。因为女王离我们的距离太远了，根本就是另一个世界的居民。但是我们很容易嫉妒如今比我们混得更好的老同学。他家的房子虽然比白金汉宫小得多，却比你家的房子大一点。任何刺激我们与其他人比较的因素都会加剧地位焦虑。作为一名作家，我恐怕不会去嫉妒一位现年六十岁的澳大利亚女性诗人，而是更可能嫉妒一位三十四五岁的男性英国哲学作家。任何在想象层面拉近人与人距离的因素都可能增加嫉妒的风险。

十九世纪中期，托克维尔在游历美国之后如此预言：民主制平等主义社会当中最常见的情绪就是嫉妒，因为这样的社会——尤其是美国——一刻不停地告诉我们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当然这是一种很美好的想法，但是如果与现实生活当中的不平等结合起来，就会极大地加剧嫉妒。现代社会依然存在等级制度，只不过更加微妙而已。比尔.盖茨看上去和我们没什么区别，平时也穿牛仔裤，他的家庭生活看上去也平平无奇。在历史上我们根本无法了解拥有他这样社会地位的人究竟过的是怎样的生活，而如今我们则更容易将他视为与我们一样的人。由于媒体的帮助或者说坑害，我们往往觉得自己与那些整天用成功形象折磨我们的家伙之间毫无距离。

还有一个相当吊诡的理由，也就是我们对于社会公正程度的认知。古代的人们认为社会本来就是不公正的。你看到一位富人，就会想到他的财产可能是杀人越货抢夺来的，或者全靠祖上荫庇。但是在过去二百年里，各种政见的西方政客们都试图打造一个精英主义社会。在精英社会当中，只要你具有真正的才能，强大的意志力以及其他相关品质，就一定能取得成功。现代政治的信条就是我们应当全力实现精英主义社会。精英主义固然造福了无数人。但是精英主义也有黑暗的一面。假如社会真心相信现有的成功者理应成功，那么同时也就必须相信现有的失败者活该失败。社会公正不仅体现在回报的再分配当中，也体现在惩罚的再分配当中。在自认为已经完全实现精英主义的社会当中，人们对于失败者的态度往往更加苛刻。我们的语言就能反映这一点。三百年前英国社会底层贫民被人称作“不幸者”，今天同一批人则被称作“失败者”。这个现象说明我们真心相信生活是一场比赛，物质与名声是目标，而且比赛的公平程度可以接受。套用现代社会的严苛说法，“成功者创造自己的命运”。我们的成功完全归功于我们自己，我们的失败也完全归咎于我们自己……

不幸的是，相信社会公正的人越多，受到公正理念的负面冲击的人也就越多。我们的社会已经抛弃了运气决定人生的概念。如果我说我最近开办了一家跨国公司，每天上百万美元的流水，经营情况一片大好，我的运气太好了。你可能会觉得我在故作谦虚，其实是想显摆自己的本事。如果我说最近我被解雇了，可是不是我的错，我只是运气不好而已。你又可能会觉得我是在给自己的无能找借口。回到另一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这种想法是非常奇怪的。在古罗马，假如你取得了某方面的成功，第一件事就是向掌管这方面事务的神灵献祭一只鸡或者一只羊。古罗马人相信你的成功并不完全取决于你，而是你与神明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必须感谢神灵。在古代基督教国家，基督徒国王赢得胜利之后也会向上帝祈祷。因为并不是你与你的军队赢得了胜利，而是你与你的军队以及上帝赢得了胜利。以我的行业为例，假如你完成了一首精彩的诗作，功劳不能全归你一个人，还要归功于美丽的缪斯女神。如果今天我对我的出版商说“不好意思我要拖稿了，缪斯女神抛弃了我”，他们大概不会特别同情我的境遇。如今我们都是各自传记的作者，为自己遭遇到的一切事情负责。这一来失败的耻辱就遭到了极大的增强。我接触过许多失业人士，问他们失业生活最糟糕的地方是什么。他们的回答往往未必是钱，而是耻辱。他们觉得自己是自作自受，因此没脸见人。

如果你们觉得太郁闷的话，万幸的是我花了半本书的篇幅来讨论解决之道，总结了千百年来人们应对地位焦虑的方法。我这本书讨论的核心问题就是我们应当在多大程度上重视别人的观点，重视外部世界给与我们的地位。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遇到了一个群体，他们对于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有些极端的答案。我专门研究了决斗的历史与决斗者的心态。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假如有人贬低了你的地位，骂你是个娘娘腔或者软弱无能，又或者骂你的妻子到处乱搞，那么你的正当反应就是必须向他提出挑战，用手枪或者利剑一决生死。宁可为了追求名誉与地位而杀死对方或者被对方杀死，也不能让别人的心里抱有关于你的负面看法。简而言之就是对于他人想法的极端敏感。当然这种做法非常累人。作为一名作家，我要是用这种方法解决所有对我有看法的人（笑声），我的剑刃早就让鲜血糊满了。

但是如果说决斗代表了西方传统的一个极端，那么还存在着另一个极端。西方传统当中一直存在着两种与决斗理念截然相反的处事方法。这两种传统认为意见与真相并不是一回事，意见就是别人的想法，真相就是实际情况。我们应当牢记两者的区别，关心真相而非意见。这两种传统的代表都是殉道者，不惜以死亡来捍卫信念的人。其他人针对他们的仇恨丝毫不能动摇他们对于自己事业的独立信念。其一是基督教，其二是苏格拉底哲学。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将耶稣与苏格拉底的死亡两相对比。两人都是殉道的烈士，也都坚守了各自的价值观，无论身边的人们对他们做出了怎样的评判。这两种传统对于我们的自我审视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

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发现，许多哲学家都报有所谓的“智能厌世论”，将他人言语当做耳旁风。在你因为别人对你的想法而感到难过之前，最好先搞清楚他们的脑子里究竟都装了些什么货色。许多哲学家都鼓励我们不要一味尊敬别人，而是不妨把他们都当成弱智。他们并不主张自怨自艾的厌世，而是推崇自我解脱与升华的厌世。或许我用不着整天想着讨别人的欢心，或许我应当理直气壮地讨厌别人，就像别人讨厌你一样。或许这样做正是幸福生活的组成部分。或许不必太拿别人当回事，因为他们本来就不值得尊重。人性有一个很奇怪的方面：我们在敬佩别人之前就希望这些人敬佩自己，我们希望我们自己都不尊敬的别人来尊敬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我最喜欢的哲学家是叔本华。他曾经极尽刻毒地指出，没有必要尊重所有人的意见，因为所有人都是白痴。叔本华是一个知行合一的人，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极其厌世，平时几乎不出门。但是我认为我们都应该听听这个坏脾气德国人的意见，因为这番话很有鼓舞人心的功效。

“一旦我们充分了解身边大部分人肤浅、无谓与愚蠢的本质，了解他们的视野多么狭隘，他们的感情多么卑琐，他们的观点多么扭曲，我们就会逐渐地对于他们脑海中的想法感到无动于衷。人世间挤满了不值得开口交谈的人（笑声）……如果一位音乐家心里清楚，台下听众除了一两人以外全都是聋子，他对于雷鸣般的掌声会作何感想呢？”

如果你和老年人谈一谈，他们往往或告诉你身为老人的好处之一就是可以不用顾忌别人的看法。这并不是说随便什么人的看法你都不关心了，而是说你的选择性与指向性更强了。并不是所有人上了年纪以后都能自然达到这层境界，我认为这是人生修炼的成果，而且是非常珍贵的成果。

千百年来人们应对地位焦虑的另一种方法是借助艺术。艺术作品往往是针对创作环境下主导社会地位体系的挑战。比方说十九世纪小说里的男女主人公社会地位往往不高，都是些面包师、织工与石匠之类。但是小说却能让我们注意到这些在现实生活中遭到忽视的人们的价值。艺术作品试图纠正我们的势利眼，让我们在从没有注意过的地方发现生活的真正价值。许多此类小说都隐含着近乎政治颠覆性的因素。在小说以外的现实世界享有高地位的人在小说里的地位却非常低下，反之亦然。悲剧艺术尤其专注于描述那些丧失了社会地位的人。在绝大多数悲剧当中，主人公都出于种种原因遭到了侮辱，丧失了财富，不得不用性命抵偿过错，总之都遭遇了地位的骤然下降。但是悲剧作品对于这样的地位下降却显现了深切的同情与理解。换句话说悲剧作品看待失败的方式与日常生活当中对于失败的描述大相径庭。现实生活当中的失败者往往会受到特别严苛的对待，他们的故事往往会被浓缩成一两句话。但是在悲剧当中，我们能够更加充分地体味与尊重失败者。例如，我们一般并不会将哈姆雷特称为失败者。几乎可以说莎士比亚有意识地引导着我们的感情指向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会认同的价值观与思想感情。

现代社会对于那些搞砸了自己生活的人们特别不客气。比方说英国小报上就充斥着突然失去地位的人们的故事：某某人搞婚外恋被发现了，某某人把短信发给了不该发的人，等等。他们的悲惨遭遇在小报上得到了连篇累牍的宣扬，笔调粗硬且饱含恶意。我曾经与笔锋最恶毒的《周日体育报》报社的编辑们谈过这个问题。我问他们会怎样描述西方经典悲剧当中的故事情节，假如这些故事的梗概在周五被人送进了新闻编辑室，那么相应的新闻大标题是个什么样子。以《奥瑟罗》为例，这个故事会搭配怎样的标题？他们设想的标题是《为爱迷狂：移民凤凰男怒杀参议员之女》（笑声）。又比如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在他们手下就成了《信用诈骗终曝光，购物狂第三者服毒自尽》（笑声）。最后还有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他们将其演绎成了《乱伦虐恋酿恶果，奸母孽子自毁双目》（笑声），简直与原作当中的悲悯基调南辕北辙。

还有一种缓解地位焦虑的传统方法，就是好好想想自己的有生之年究竟多么短暂，好好想想自己的死亡以及死亡步步紧逼的本质。曾经与死亡擦肩而过的人们往往会告诉你，死亡往往会促使人们调整自己的优先事项。有些事情变得特别重要，还有一些事情的重要性则大为下降。后者当中往往就包括地位。人们往往会更关注内心感受、友谊以及自行设定的职业目标……假如你觉得自己的人际圈子太大，需要应酬的人太多，不妨想一想万一你要是得了绝症，这些人当中有谁会到医院里探望你。此外死亡还有另一层妙处：你不光可以反省自己的死亡，还应该想到其他人不久以后也要面临死亡，尤其是那些当下让你感到地位焦虑的人（笑声），他们其实也活不了多久。欧洲人一直都有游览废墟的传统，例如古希腊废墟，古罗马废墟以及古埃及废墟等等。置身废墟当中，人们难免想到，无论帝王将相还是贩夫走卒，最终都要一视同仁地归于尘土。死亡是维护平等的最伟大力量。这一切关于死亡的反思其实说到底就是视角二字。住在城市里每天翻阅大量报纸，收看大量电视节目，我们往往会过分关注当下。而任何能让你脱离这一环境的事物都能重新塑造你的视角。

走入大自然也是不错的选择。去看看高山、冰川、大海，去看看比任何人都远远更加宏大的存在。这样能使你以有益的方式感到渺小。请允许我从自己的书里挑选一段内容，详细阐述一下大自然转变人类视角的能力。“辽阔的自然风光如同废墟一样能够有效地缓解焦虑，因为它们代表了无限的空间，正好比废墟代表了无限的时间一样。在它们面前，我们这具脆弱而短命的躯体就如同飞蛾或者蜘蛛一样无关紧要。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无论怎样巨大，也根本无法与最伟大的个人与沙漠、高山、冰川以及大海之间的差距相提并论。自然界如此宏大壮阔，相比之下任意两个个人之间的差距简直渺小得可笑。你可能感到自己在社会等级体系里面无足轻重，但是只要身处辽阔的空间当中，你就会如释重负地感到全体人类在宇宙当中同样无足轻重。我们不必通过使自己变得更加重要来改善自我认知，而是应当认识到其实任何人都没那么重要。我们为了谁比谁高一寸而汲汲营营，但是在比我们任何人都要巨大十亿倍的事物面前，不妨暂且搁置这番计较。我们可能会在感动之余将这种感受称为‘无限’，‘永恒’，或者更传统一点，‘上帝’。”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目前生活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仅仅崇拜其他人类以及人类成就的社会当中。人类崇拜就是我们的文化核心。与我们大不相同的是，历史上任何社会的崇拜核心都是非人的外物，例如神祇、自然或者精灵等等。我认为这一点对于我们的地位焦虑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本书的关键词就是“成功”。我需要在这里说明我想用这个词表达什么意思。我本人对于成功很感兴趣。我是一个很有抱负的人。但是在讨论我对成功的理解之前，我们应当注意到一般人对于成功的理解承载了太多的前提，而这些前提未必都能站得住脚。当我提到某人是成功人士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到此人挣了大钱或者非常出名。当然这是成功的一种模式或者诠释，但是成功的涵义并未穷尽于此。追求地位是正常且自然的人类行为，追求成功也是一样。但是我们一定要小心，不要不加批判地接受外部世界的成功与地位标准，一定要确保自己的确认同成功的目标。我们很容易就会不加区分地接受外界对于幸福生活的定义。随便翻开一份报纸杂志，里面都在喋喋不休地告诉你怎样的生活、怎样的婚姻、怎样的工作、怎样的假期、怎样的为人才算是幸福的。但是许多此类描述与我们的实际需求以及抱负都相去甚远。或许焦虑的确是难以避免的，但是我们起码可以为了正确的事物而感到焦虑。如果为了那些即便得到之后也不能使我们更加快乐的东西而感到焦虑，那也未免太悲哀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