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春秋左传注读后07孙子兵法与孙子 上 -- 桥上

上 孔子、兵书、士会

要说《孙子兵法》，就不能不先说说孔老夫子。据认为孔老夫子和《孙子兵法》的孙子是同时的人，和孙子正好是一文一武两个“圣人”。孔老夫子不喜欢打仗，他曾经说过：“胡簋之事，则尝学之矣；甲兵之事，未之闻也。”（《哀十一年传》（p 1667）（12110603））这句话还有另一个版本：“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孔老夫子还说过：“行有馀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第一》）所以在孔子的教育系统中，并没有包括兵书这一类。但是，在需要动手的时候，孔老夫子其实也不含糊。例如：公元前五〇〇年（齐景公四十八年，鲁定公十年），孔老夫子辅佐鲁定公参加夹谷之会，要与齐国签订和约，有人告诉齐景公：“孔丘知礼而无勇，若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必得志焉。”齐景公果然采用了这一招，但没想到孔老夫子其实是主张文事而有武备的。由于事先做了准备，孔子临危不乱，也招来了士兵，与那些“莱人”对抗，齐人的讹诈没能得逞，而鲁人则超额达成了他们的目标（《定十年经》（p 1576）（11100002），《定十年传》：（p 1577）（11100201）、（p 1578）（11100202））。又例如：两年之后，公元前四九八年（鲁定公十二年），由于季氏对自家的采邑“费”失去了控制，“季氏将堕费”，就是要毁掉“费”的城墙，这个城墙还是六十八年前季家假公济私利用公家的徒役筑成的（《襄七年传》（p 0951）（09070301））。于是，控制了“费”的季氏家臣“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公（鲁定公）与三子（季孙、叔孙、孟（仲）孙）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仲尼（孔子）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从这里可以看到，在这场战斗中，是孔老夫子担负起了军事指挥的责任，平定了叛乱（《定十二年传》（p 1586）（11120201））。

而且，在教育中，孔老夫子也没有对军事视而不见，而是在《春秋经》的讲解中将军事与政治结合起来，他不太关心的仅仅是军事的纯技术方面。所以，孔子讲解《春秋经》的教材《春秋左传》的特点之一就是描写了大量战争场面，非常生动，涉及了军事的方方面面，足以成为重要的军事参考书。

当然，孔老夫子只说他自己没有学过军事，正说明还是有其他人学过军事的。晋国的士会就是这样一位熟读兵书、还会打仗的人。士会又叫随会、范会，是晋国的大夫，谥武子，是春秋时期孙武子之外另一位重要的武子。这位士会可是个大人物，在当时非常有名，前面提到过，连汉朝的皇帝都把他拉来当自己的祖先。而且，在他告老回家四十多年以后，还有人惦着他。公元前五四六年（晋平公十二年，楚康王十四年），晋国和楚国达成一致要“弭兵”，就是要停战，结果也确实在几十年之内大体维持了和平的局面。当晋国和楚国两大霸主率领各国诸侯盟誓以后，功德圆满，楚国方面的主事人令尹子木（屈建）就问晋国方面的主事人中军元帅赵孟（赵武）：“范武子之德何如？”这里的“范武子”就是士会。赵孟回答说：“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晋国无隐情，其祝史陈信于鬼神无愧辞。”子木回国后把这段对话告诉了楚国国君楚康王，楚康王评论说：“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辅五君以为盟主也。”（《襄二十七年传》（p 1133）（09270407））楚康王所谓“光辅五君”是指：士会从晋文公、晋襄公开始就是大夫，到晋灵公、晋景公时期已经是卿，最后在晋成公七年，“晋侯请于王，戊申，以黻冕(fú miǎn)命士会将中军，且为大傅。”（《宣十六年传》（p 0768）（07160102））就是说士会担任了晋国的中军元帅兼大傅。中军元帅主持军务，同时是晋国的正卿，实际执掌晋国的政权；大傅后世一般称太傅，当时是晋国国君的老师，同时掌管礼刑之事，有很高威望。晋国某一任的大傅阳处父甚至曾经改变了晋襄公任命中军元帅的决定，也就改变了晋国历史的走向（《文六年传》（p 0544）（06060101）），因此，晋国的太傅也是非常有影响力的职位；士会一身而兼此二职，反映了他在晋国称霸中原的事业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所以其对手楚人才会念念不忘。

最反映士会既熟读兵书又会打仗的是公元前五九七年（晋景公三年，楚庄王十七年）的晋、楚“邲”之战，当时士会还只是上军将，在晋国的六卿中排第三，排第一的是当时的晋国中军元帅荀林父，排第二的是荀林父的副手中军佐先縠。邲之战是楚军包围郑国，晋军出动救援，但出动时已经晚了，郑国已经投降，晋军还在黄河这边。于是士会讲了很长一段话，劝晋军主帅荀林父暂时不宜与楚国开战，在这一段话中，士会多次征引前人，征引了包括兵书在内的各种典籍，说服了荀林父。但是中军佐先縠不服荀林父指挥，率领自己的部队擅自进军，荀林父也只好随之过河，结果晋军被楚人打败，狼狈的渡过黄河逃回，晋军的“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虽然晋军的中军和下军崩溃了，但是“上军未动”，上军是士会指挥的，士会事先就提出要预作准备，防止对方突然进攻，但没几个人听他的，他就派出自己的手下在敌军的来路上设下埋伏，阻挡敌军，这样上军就没有随中军和下军一起崩溃。随后士会自己殿后，率领上军有秩序的撤退，上军基本没有遭受损失。虽然“邲”之战对于晋军来说是大失败，但是败军之战更能反映指挥员的水平，正是在这次失败中，士会充分表现出了作为一个优秀军事家的素质。

下面是《左传》的相关记载，其中的“随武子”就是士会：“夏六月，晋师救郑。荀林父将中军，先縠(hú)佐之；士会将上军，郤(xì)克佐之；赵朔将下军，栾书佐之。赵括、赵婴齐为中军大夫，巩朔、韩穿为上军大夫，荀首、赵同为下军大夫。韩厥为司马。及河，闻郑既及楚平，桓子欲还，曰：“无及于郑而勦(jiǎo)民，焉用之？楚归而动，不后。”随武子曰：“善。会闻用师，观衅而动。德、刑、政、事、典、礼不易，不可敌也，不为是征。楚君讨郑，怒其贰(nì)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岁入陈，今兹(zǎi)入郑，民不罢(pí)劳，君无怨讟(dú)，政有经矣。荆尸而举，商、农、工、贾不败其业，而卒乘辑睦，事不奸矣。蒍(wěi)敖为宰，择楚国之令典；军行，右辕，左追蓐(rù)，前茅虑无，中權，后劲。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能用典矣。其君之举也，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举不失德，赏不失劳。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礼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若之何敌之？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子姑整军而经武乎！犹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huǐ)有言曰，‘取乱侮(wǔ)亡’，兼弱也。《汋》(zhuó)曰，‘於(wū)铄(shuò)王师！遵养时晦’，耆(qí致也)昧也。《武》曰：‘无竞惟烈。’抚弱耆昧，以务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晋所以霸，师武、臣力也。今失诸侯，不可谓力；有敌而不从，不可谓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师以出，闻敌强而退，非夫也。命为军帅，而卒以非夫，唯群子能，我弗为也。”以中军佐济。”“潘党既逐魏锜(qí)，赵旃(zhān)夜至于楚军，席于军门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为乘(shèng)广三十乘，分为左右。右广鸡鸣而驾，日中而说(shuì)；左则受之，日入而说。许偃御右广，养由基为右；彭名御左广，屈荡为右。乙卯，王乘(chéng)左广以逐赵旃。赵旃弃车而走林，屈荡搏之，得其甲裳。晋人惧二子之怒楚师也，使軘(tún)车逆之。潘党望其尘，使骋(chěng)而告曰：“晋师至矣！”楚人亦惧王之入晋军也，遂出陈(阵)。孙叔曰：“进之！宁我薄(bó)人，无人薄我。《诗》云‘元戎十乘(shèng)，以先启行’，先人也。《军志》曰，‘先人有夺人之心’，薄之也。”遂疾进师，车驰、卒奔，乘(chéng)晋军。桓子不知所为，鼓于军中曰：“先济者有赏。”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晋师右移，上军未动。工尹齐将右拒卒以逐下军。楚子使唐狡与蔡鸠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贪，以遇大敌，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灵，以济楚师。”使潘党率游阙四十乘，从唐侯以为左拒，以从上军。驹伯曰：“待诸乎？”随季曰：“楚师方壮，若萃于我，吾师必尽，不如收而去之。分谤、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败。”（《宣十二年传》：（p 0721）（07120201）、（p 0737）（07120209）、（p 0739）（07120210））。

在上面士会说服荀林父的那段话里，士会说到“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其中的“知难而退”与《僖二十八年传》有人引用的《军志》“知难而退”（p 0456）（05280303）一致，士会应该也是在征引《军志》的内容；士会提到的仲虺(huǐ)有言曰，‘取乱侮(wǔ)亡’与《襄三十年传》有人引用的《仲虺之志》“乱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国之利也” （p 1175）（09301002）极为相似（《襄十四年传》中亦有人提到：“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乱者取之。推亡、固存，国之道也。’”（p 1019）（09140901）），至少士会是在引用仲虺的观点；仲虺是商汤的左相，《定元年传》有：“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p 1523）（11010102），看起来《仲虺之志》也包含了一些军事方面的内容，可能亦是当时兵书的一种；在我看来，士会这段话中的另外三句：“会闻用师，观衅而动。”“军政不戒而备，能用典矣。”“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可能也是引用了某种古代军事著作，至少说明当时有“典”，这个“典”中包含了有关“军政”的内容，士会是在化用这些经典。另外还有两句：“《汋》曰，‘於铄王师！遵养时晦’，耆昧也。”“《武》曰：‘无竞惟烈。’抚弱耆昧，以务烈所，可也。”是士会引用《诗经》来说明军事问题，也是当时特有的现象。

士会既能打仗，又对当时的兵书以及军事理论十分熟悉，谥为“武子”可说是实至名归。

就在上面那段《左传》中，楚军方面的令尹孙叔（孙叔敖）在下命令时也引用了《诗经》中的句子：“元戎十乘(shèng)，以先启行。”孙叔在下命令时还引用了《军志》中的“先人有夺人之心”，在《昭二十一年传》中也有人引用《军志》说“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p 1427）（10210601），在《文七年传》中赵宣子（赵盾）也说“先人有夺人之心”（p 0558）（06070402），当然也是在征引《军志》。在《僖二十八年传》中还有人征引了《军志》中的另外三个句子：“允当则归。”“知难而退。”“有德不可敌。”（p 0456）（05280303）。上述例证都反映了当时有那么一些人能熟练掌握当时的《军志》等兵书。

看了《左传》中记载的这些征引兵书的情景，会发现征引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两类观点，一类观点是所谓“先人有夺人之心”，三次有人引用这句话，可见这个观点在当时人的心中是很流行的，打仗的时候随时随地想要争取主动。这三次中有一次还是楚人在引用，也说明楚人也属于华夏这个文化系统，而不是什么蛮夷。另一类观点是“乱者取之，亡者侮之”，以及“知难而退”，类似的思想多次出现在《左传》所记载的当时人关于战争的议论之中，《孙子兵法》也曾提到：“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孙子译注》（p 027）李零（040200）《(军)形第四》），可见孙武子对古兵书中反映的这类想法同样是很熟悉的。

不过由于孔老先生是教育界的权威，他对专门的军事教育不感兴趣，那些古兵书难免在后来的教育中被打入冷宫，也就很难流传下来，而且自春秋末期开始，随着社会条件的改变，出现了一大批新兵书，也排挤了这些古兵书。

在新兵书中，最重要的就是《孙子兵法》。不过，《孙子兵法》中有一处也曾提到“《军政》曰”（《孙子译注》（p 051）李零（070400）《军争第七》），看上去这个《军政》也应该是古兵书，不知是否就是《左传》中多次征引的《军志》。

• 《左传》中的成语10附：晋楚战邲2

中 孙书、申公巫臣、夫槩王

《孙子兵法》的孙子就是著名的军事家孙武。按司马迁的说法：“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於吴王阖庐。……（阖庐读了孙武的书，又见他训练宫女有效。）於是阖庐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史记》 中华书局1973 七 傳[一] 二一六一 《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第五》）。由此可见，孙子是活动于春秋时代的。既然如此，我就在《春秋左传》中寻找一下孙子的踪迹。

据说孙子与齐国的孙书有关，这位孙书是逃到齐国的陈国公子的后代，从第一代逃到齐国的陈完算起，是第六代（《庄二十二年传注》（p 0221）（03220104）），是陈家第六代族长陈乞（陈僖子）的弟弟（《昭二十六年传注》（p 1472）（10260403））。那位陈完是公元前六七二年（陈宣公二十一年，齐桓公十四年）逃到齐国的，经过将近二百年的经营，到公元前四八一年（齐简公四年），第七代陈氏族长陈恒（陈成子）执掌了齐国的政权，最后到战国时代，陈氏（后来又称田氏）终于成为齐国的国君。

陈乞和孙书的父亲陈无宇（陈桓子，陈家第五代族长）最后一次在《左传》中出现是公元前五三二年（齐景公十六年），这一年“陈氏始大”（《昭十年传》（p 1317）（10100205））。陈乞和孙书还有个哥哥陈开（陈武子），在《昭二十六年传》中出现过一次（（p 1472）（10260403）），当公元前五一六年（齐景公三十二年）。按说应该是陈开继承族长之位，但不知为何，后来是他弟弟陈乞当了族长。也许陈开当过陈氏的族长，不过后来早死，最终是陈乞继承了陈氏的族长之位。总之，陈乞和陈开应该都是第六代。

同是第六代的孙书很有出息，《左传》中提到，早在公元前五二三年（齐景公二十四年），年轻的他就能独立带兵攻城略地（《昭十九年传》（p 1403）（10190701））。不过，孙书也很倒霉，《左传》再提到他时，就是他的绝唱了。在那次独立带兵出征三十九年后，公元前四八四年（齐简公元年，吴王夫差十二年），吴国来讨伐齐国，在艾陵打了一仗。其时正当吴国强盛：二十二年前（公元前五〇六年，齐景公四十二年，吴王阖庐九年，楚昭王十年），吴国崛起，“五战，及郢”，几乎灭掉楚国（《定四年传》：（p 1544）（11040305）、（p 1545）（11040307））；两年后，公元前四八二年（吴王夫差十四年，晋定公三十年），吴国在黄池之会上与晋国争当盟主（《哀十三年传》（p 1677）（12130401））。因此，艾陵之战战前，齐国上下都觉得这一仗打不赢，将领们纷纷准备后事。这时，陈家（“氏”族）的族长陈乞（陈僖子）竟告诉孙书：“尔死，我必得志。”孙书只好表态说：“此行也，吾闻鼓而已，不闻金矣。”开战以后，齐国损失惨重，主将国书被杀，孙书也战死了（《哀十一年传》（p 1661）（12110301）、（p 1663）（12110302））。孙书战死，进一步提高了陈氏家族在齐国的地位，为陈氏在齐执政并进而“代姜有齐”打下了基础，估计这也是孙家能得“氏”的原因吧。注意，孙书是这个“孙”氏家族得“氏”的第一人，是家族的始祖，他的兄弟辈不会以“孙”为氏。

说到这里，细心的您就会发现，孙书死于公元前四八四年（齐简公元年，吴王夫差十二年），离吴王阖庐“西破彊楚，入郢”已经过去了二十二年。孙武在《史记》中出现是在吴王阖庐三年（《史记》 中华书局1973 五 世家[一] 一四六六 《卷三十一吴太伯世家第一》），相当于公元前五一二年（齐景公三十六年，此时伍子胥入吴已经十年，六年后“吴入郢”），在孙书死前二十八年。如果孙书死时年五十五岁，则他生于公元前五三九年（齐景公九年），孙书死时还在上战场，不太可能再大了。如此，公元前五二三年他独立带兵出征时为十六岁。如果孙武入吴时年二十七岁（他作为一个谋士不太可能太小），则孙武与孙书年纪相同。孙武不可能是孙书的后人。

这样，就再详细讨论一下著名的“阖庐入郢”的前因后果，不过这就要从八十多年以前说起了：

根据《左传》的叙述，公元前五八四年（吴王寿梦二年，楚共王七年，晋景公十六年）的时候，吴国还是弱国，与中原华夏诸国没什么交往。此前，楚国楚庄王有一位重要的谋臣叫申公巫臣叛逃到了晋国，还“窃妻以逃”，带走了著名的美女夏姬。本来楚庄王和楚国的重臣子反都曾想将夏姬据为己有，又都被申公巫臣花言巧语阻止了。楚国的另一位重臣子重向楚庄王的儿子楚共王请求赏给他申、吕之地，也被申公巫臣所阻止。这样，子重和子反都深恨申公巫臣，他们利用楚共王新即位而且年幼，借机杀掉了申公巫臣所有留在楚国的亲族，将这些人的家产据为己有。申公巫臣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发誓要报复，还写信给子重和子反，说“余必使尔罢于奔命以死”，他很清楚楚国的弱点。于是申公巫臣向晋国国君晋景公建议派自己出使吴国，联吴抗楚。正好当时晋国称霸的主要对手就是楚国，晋景公就批准了他的建议。申公巫臣到了吴国以后，取得了吴王寿梦的信任，把自己的儿子屈狐庸留在吴国，帮吴王出谋划策。申公巫臣还把自己带来的护卫队留下一半，留下十五乘兵车，以及相关人员，让这些人教给吴国人当时先进的车战技术，教给他们怎样造兵车和相关的器械，教给他们怎样射箭，怎样驾车，怎样布阵，让他们对抗楚国。

而在战略上，应该说吴国是采用了申公巫臣提出的非常聪明的办法，即让楚人“罢于奔命”的战略：“吴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马陵之会，吴入州来，子重自郑奔命。子重、子反于是乎一岁七奔命。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通吴于上国。”这样，吴国崛起，楚国受到了很大的削弱。

下面是《左传》中的相关记载：“楚之讨陈-夏氏也，庄王欲纳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诸侯，以讨罪也；今纳夏姬，贪其色也。贪色为淫。淫为大罚。《周书》曰，‘明德慎罚’，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务崇之之谓也；慎罚，务去之之谓也。若兴诸侯，以取大罚，非慎之也。君其图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蛮，杀御叔，弑灵侯，戮夏南，出孔、仪，丧陈国，何不祥如是？人生实难，其有不获死乎！天下多美妇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连尹襄老。襄老死于邲(bì)，不获其尸。其子黑要(yāo腰)烝(zhēng)焉。巫臣使道焉，曰：“归，吾聘女。”又使自郑召之，曰：“尸可得也，必来逆之。”姬以告王。王问诸屈巫。对曰：“其信。知罃(yīng)父，成公之嬖(bì)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军，而善郑-皇戌(xū)，甚爱此子。其必因郑而归王子与襄老之尸以求之。郑人惧于邲之役，而欲求媚于晋，其必许之。”王遣夏姬归。将行，谓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诸郑，郑伯许之。及共王即位，将为阳桥之役，使屈巫聘于齐，且告师期。巫臣尽室以行。申叔跪从其父，将适郢，遇之，曰：“异哉！夫子有三军之惧，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将窃妻以逃者也。”及郑，使介反币，而以夏姬行。将奔齐。齐师新败，曰：“吾不处不胜之国。”遂奔晋，而因郤(xì)至，以臣于晋。晋人使为邢大夫。子反请以重币锢之。王曰：“止！其自为谋也则过矣，其为吾先君谋也则忠。忠，社稷之固也，所盖多矣。且彼若能利国家，虽重币，晋将可乎？若无益于晋，晋将弃之，何劳锢焉？””“楚围宋之役，师还，子重请取于申、吕以为赏田。王许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为赋，以御北方。若取之，是无申、吕也，晋、郑必至于汉。”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杀巫臣之族子阎、子荡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阎之室，使沈尹与王子罢分子荡之室，子反取黑要与清尹之室。巫臣自晋遗二子书，曰：“尔以谗慝贪惏事君，而多杀不辜。余必使尔罢于奔命以死。””“巫臣请使于吴，晋侯许之。吴子寿梦说之。乃通吴于晋，以两之一卒适吴，舍偏两之一焉。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陈，教之叛楚。置其子狐庸焉，使为行人于吴。吴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马陵之会，吴入州来，子重自郑奔命。子重、子反于是乎一岁七奔命。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通吴于上国。”（《成二年传》（p 0803）（08020601），《成七年传》：（p 0833）（08070501）、（p 0834）（08070502））

二十年以后，公元前五六四年（晋悼公十年，楚共王二十七年，郑简公二年），当时晋国和楚国争霸，郑国正夹在两国中间，成为两国争夺的对象，当时郑国站在楚国一边，晋国带了各国军队一起讨伐郑国，十月，包围了郑国。郑国人害怕了，向晋国求和，晋军的将领中行献子（荀偃，“氏”为荀、中行，有两个“氏”，字伯游，名偃，谥献子，当时为上军将，位第三）提议不许郑国求和，继续包围郑国，引诱楚国来救，然后一举战胜楚国，彻底解决问题。而晋国的主帅知武子（荀罃，“氏”为荀、知（后来常写为智），字子羽，名罃，谥武子，中军将）却采取了更稳妥的办法，也就是申公巫臣的那套办法，“三分四军”，轮流出击，以疲敝楚军。经过两年的争夺，到公元前五六二年（晋悼公十二年，楚共王二十九年，郑简公四年），终于彻底降服了郑国，“三驾而楚不能与争”（《襄九年传》（p 0972）（09090901）），恢复了晋文公的霸业。

下面是《左传》中的相关记载：“冬十月，诸侯伐郑。庚午，季武子、齐-崔杼、宋-皇郧从荀罃、士匄门于鄟门，卫-北宫括、曹人、邾人从荀偃、韩起门于师之梁，滕人、薛人从栾黡、士鲂门于北门。杞人、郳人从赵武、魏绛斩行栗。甲戌，师于氾，令于诸侯曰：“修器备，盛糇粮，归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围郑。””“郑人恐，乃行成。中行献子曰：“遂围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与之战。不然，无成。”知武子曰：“许之盟而还师，以敝楚人。吾三分四军，与诸侯之锐，以逆来者，于我未病，楚不能矣。犹愈于战。暴骨以逞，不可以争。大劳未艾。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诸侯皆不欲战，乃许郑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戏，郑服也。”“将盟，郑六卿，公子騑、公子发、公子嘉、公孙辄、公孙蠆、公孙舍之及其大夫、门子，皆从郑伯。晋-士庄子为载书，曰：“自今日既盟之后，郑国而不唯晋命是听，而或有异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趋进曰：“天祸郑国，使介居二大国之间。大国不加德音，而乱以要之，使其鬼神不获歆其禋祀，其民人不获享其土利，夫妇辛苦垫隘，无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后，郑国而不唯有礼与彊可以庇民者是从，而敢有异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载书。公孙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国亦可叛也。”知武子谓献子曰：“我实不德，而要人以盟，岂礼也哉？非礼，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师而来，终必获郑，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将弃我，岂唯郑？若能休和，远人将至，何恃于郑？”乃盟而还。”“晋人不得志于郑，以诸侯复伐之。十二月癸亥，门其三门。闰月戊寅，济于阴阪，侵郑。次于阴口而还。子孔曰：“晋师可击也，师老而劳，且有归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四月，诸侯伐郑。己亥，齐-大(太)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郑，门于东门。其莫，晋-荀罃至于西郊，东侵旧许。卫-孙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诸侯会于北林，师于向。右还，次于琐。围郑。观兵于南门，西济于济隧。郑人惧，乃行成。”“诸侯之师观兵于郑东门。郑人使王子伯骈行成。甲戌，晋-赵武入盟郑伯。冬十月丁亥，郑-子展出盟晋侯。十二月戊寅，会于萧鱼。庚辰，赦郑囚，皆礼而归之；纳斥候；禁侵掠。晋侯使叔肸告于诸侯。公使臧孙纥对曰：“凡我同盟，小国有罪，大国致讨，苟有以藉手，鲜不赦宥。寡君闻命矣。””（《襄九年传》：（p 0967）（09090501）、（p 0968）（09090502）、（p 0968）（09090503）、（p 0969）（09090601），《襄十一年传》：（p 0988）（09110301）、（p 0991）（09110502））

四十年以后，就是公元前五二二年（楚平王七年，吴王僚五年），因为其父亲伍奢被抓，楚国的伍子胥叛逃到吴国，当时的人都知道伍子胥很厉害（《昭二十年传》：“奢之子材，若在吴，必忧楚国，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来。不然，将为患。”（p 1408）（10200202）），伍奢听说伍子胥逃走了，也说“楚国的君臣以后会不得安宁了”（《昭二十年传》：“楚君、大夫其旰(gàn)食乎！”（p 1408）（10200202），“旰食”杨伯峻先生注：“旰音幹，晚也。谓楚之君臣将有吴国来攻之忧患，不得早食。”）

伍子胥投靠的是公子光，就是后来的吴王阖庐。伍子胥和阖庐这两个人都很能干，而且都想对付楚国，所以一拍即合。阖庐上台后，就问伍子胥：“伐楚何如？”伍子胥就提出了与前面申公巫臣所提极为相似的战略（可能也基于他作为楚人的经验）：“楚执政众而乖，莫適任患。若为三师以肄焉，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昭三十年传》（p 1509）（10300401）），他是说要组织三支部队，轮流出击，一支部队攻入楚国，楚人势必全军出动，楚人出动，吴国的部队就撤回本国，楚人撤回，就再派另一支部队出动，这样，楚国军队势必会在反复长途行军中受到很大消耗，吴国军队不断出击骚扰楚军，想各种办法误导楚军，等到楚军被疲敝以后，再全军出动，必定会彻底打败楚军。阖庐采纳了伍子胥的战略，于是，“楚自昭王即位，无岁不有吴师。”（《定四年传》（p 1542）（11040303））。正是按伍子胥的这个战略，吴人疲弊了楚军，最终，到公元前五〇六年（吴王阖庐九年，楚昭王十年），“及楚人战于柏举，”“吴入郢。”（《定四年经》（p 1534）（11040014））。

下面是《左传》中的相关记载：“吴子问于伍员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恶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将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对曰：“楚执政众而乖，莫適任患。若为三师以肄焉，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阖庐从之，楚于是乎始病。”“秋，吴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xū)帅师救潛，吴师还。楚师迁潛于南岡而还。吴师围弦。左司马戌(xū)、右司马稽帅师救弦，及豫章。吴师还。——始用子胥之谋也。”“桐叛楚。吴子使舒鸠氏诱楚人，曰：“以师临我，我伐桐，为我使之无忌。””“秋，楚-囊瓦伐吴，师于豫章。吴人见舟于豫章，而潜师于巢。冬十月，吴军楚师于豫章，败之。遂围巢，克之，获楚-公子繁。”（《昭三十年传》（p 1509）（10300401），《昭三十一年传》（p 1512）（10310401），《定二年传》：（p 1529）（11020201）、（p 1529）（11020202））

申公巫臣最早提出的这一套针对楚国的欺骗战略持续了将近八十年，吴国、晋国都用这个法子对付楚国，但楚人还是不停的上当，当然自有其不得已之处：一方面是楚国的地方辽阔，军力虽强，但和所要保卫的地方以及所觊觎的地方相比，还是不足。当时，楚国与吴国的边界在今安徽中部，离吴国首都（今苏州附近）几百里，而离楚国的中心地带（今湖北东南部）则有一千多里；同样的，晋国首都（今山西南部）与郑国首都（今郑州附近）之间的距离也只有几百里，而楚国从其中心地带到郑国也有一千多里。这构成了实行此计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则是楚国的政治一直混乱，按的伍子胥说法就是“楚执政众而乖，莫適任患”（《昭三十年传》（p 1509）（10300401）），是说楚国的执政者虽多，但互相对立，没有人能负起责任，这构成了实行此计的精神基础。长期实行此计，当然中间不免有中断的时候，但也断断续续实行了下来，最终楚国受到重创。要不是吴国和晋国先后消亡，恐怕楚国也说不定早就灭亡了。

不过，在入郢的战斗中，限于当时的军政制度，伍子胥还不是主要的将领，只是一名谋士，当时的职位是“行人”（《定四年传》：“伍员为吴行人以谋楚。”（p 1542）（11040302）），“行人”这一职位一般是负责外交的，但是在吴国这一职位的职掌可能有所不同，应该也参与军务，当初申公巫臣的儿子屈狐庸在吴国也是担任“行人”的。当时同样作为吴王谋士的还有伯嚭（《定四年传》：“伯州犁之孙嚭为吴大宰以谋楚。”（p 1542）（11040303）），伯嚭的职位“大宰”也是“文”官。而入郢这场战斗的主角应该是吴王阖庐的弟弟，也是阖庐的副手，此人后来被称为夫槩王。

公元前五〇六年（吴王阖庐九年，楚昭王十年）冬天，吴国军队联合了蔡国和唐国的军队一起进攻楚国，先乘船沿淮水上行到达蔡国首都（今河南南部新蔡县附近），再南下翻山到达汉水岸边，与楚军隔江对峙。

当时，楚军的统帅是令尹子常（囊瓦），就是因为他宠信小人，才得罪了楚国的“国人”，还逼反了伯嚭。也是因为他的贪婪，才得罪了楚国的属国蔡国和唐国的国君，触发了吴国大军的讨伐。在与吴军对峙时，楚国的“左司马沈尹戌(xū)”（左司马兼沈县的长官名“戌”）给子常出主意，请子常率领军队继续沿汉水与吴军隔江对峙，自己偷偷翻山到今河南南部一带，召集那里的楚国军队，先毁了吴军的船队，再抄吴军的后路，与子常两面夹攻吴军。

和子常商量好以后，这位“戌”就出发了。可惜，他一走，子常就听信了部下的蛊惑，贸然渡过汉水向吴军发起了进攻，结果，三次战斗都打败了，子常的信心也动摇了。

到了“十一月庚午”这一天，吴、楚两军又在柏举对阵，此时，夫槩王就出场了。早晨，夫槩王向吴王阖庐建议说：“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后大师继之，必克。”是说楚军统帅子常（囊瓦）不得人心，楚国的军队没有必死的决心，自己先率兵冲击楚军，吴王率领大军随后跟进，一定能打败楚军。吴王没有批准他的方案，可他说：“所谓‘臣义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谓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是说下级看到对己方有利的机会，应该立即行动，不必等待上级的命令。现在正是这样的时机，今天我要是死在战场上，吴国军队必定可以打进楚国的都城。于是夫槩王就带领自己的私家军队五千人率先冲击子常直属的部队，子常的部队被打垮，楚军全军陷入混乱。这时吴国的大军也加入进攻，楚军大败。夫槩王表现了他对敌军情况判断的准确，更显示了他勇武的一面，为吴军立下了头功。

随后，在追击楚军的过程中，到了一条河边，楚军正要渡河，吴军准备发起进攻，夫槩王又提出：“困兽犹斗，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败我。若使先济者知免，后者慕之，蔑有斗心矣。半济而后可击也。”夫槩王是说野兽被困住以后必然会凶猛的反扑，人也一样，要是他们明白自己难免一死，必定会拼命抵抗，还可能会打败我们。不如让他们看到那些抢先渡河的人可以逃命，其他的人就会羡慕他们，争相逃命，丧失抵抗意志，等他们渡河渡到一半时我们再发动进攻，效果最好。于是按他的计策行事，又打垮了楚军。这里夫槩王又展现了他聪明的一面。这个计策为彻底打垮楚军，攻入郢都奠定了基础。（《定四年传》（p 1544）（11040305））

夫槩王有勇有谋，有大将之风，可以说在吴军打败楚军的战斗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但是在攻入郢都之后，吴王阖庐和夫槩王的弱点就暴露了出来，他们先是“以班处宫”，按地位高低抢占楚国的宫室（注意，当时无论是伍子胥还是孙武，还有伯嚭，都是排不上号的），急于享受；随后又互相争夺，反目成仇（《定四年传》（p 1545）（11040307），《定五年传》（p 1550）（11050503））。终于功亏一篑，未能彻底打败楚国，种下了吴国最终败亡的种子。

这样看来，作为实践的军事家，现有历史记载没给孙武留下多少建功立业的余地。

下 银雀山、舟师、教材

那么，从《孙子兵法》的文本中能否找出孙武与吴国的联系呢？能。《孙子兵法》中有一段：“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哉！”（《孙子译注》（p 042）李零（060300）《虚实第六》），很合于吴人与越人世代相仇的历史条件，说明《孙子兵法》的作者有很大可能是站在吴国人的立场上讲这句话的。而吴越相争到公元前四七三年（吴王夫差二十三年，越王句践二十四年）就因吴国被越国所灭而中止了，不再有讲这样的话的条件了。当然，越灭吴之后，越国的边境直达齐、鲁，也不能完全排除其他诸侯国的人士讲这样的话。不过《孙子兵法》中还有一句话是“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孙子译注》（p 077）李零（110500）《九地第十一》），也强调吴人与越人的世代为仇。把这两条结合起来看，《孙子兵法》的某位作者与吴国有关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另外，著名的银雀山汉简中与《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同出的还有《吴问》和《见吴王》两篇，似乎也曾是《孙子兵法》的一部分，《见吴王》主要叙述了训练宫女的过程，其内容与《史记》所述大体相合。《吴问》是吴王问起晋国的范、中行、智、韩、巍（魏）、赵这六家：“六将军分守晋国之地，孰先亡？孰固成？”晋国这六家共同执政的格局应该形成于公元前五五二年（晋平公六年，吴诸樊九年，鲁襄公二十一年）晋国驱逐栾氏以后，而这一格局被打破则在公元前四九七年（晋定公十五年，吴王阖庐十八年，鲁定公十三年）范氏、中行氏被赶走之时。因此《吴问》中的场景应发生在公元前五五二年到公元前四九七年这一区间内。如果吴王限于阖庐，则上限还应后推至公元前五一五年（吴王僚十二年，楚昭王元年，鲁昭公二十七年），此年公子光（后来的吴王阖庐）杀掉了吴王僚。阖庐入郢的公元前五〇六年是在这一区间内，而孙书则战死于公元前四八四年，在这一区间外。所以孙子看来很可能是与吴王阖庐打过交道的。

但是，又有很多迹象表明，《孙子兵法》主要是针对北方的条件的。是成书于战国时期的。

关于《孙子兵法》主要是针对北方条件的，最明显的例子是《孙子兵法》中利用对飞扬尘土形态的观察判断敌军动向的那一段：“尘高而锐者，车来也。卑而广者，徒来也。散而条达者，樵采也。少而往来者，营军也。”（《孙子译注》（p 064）李零（090200）《行军第九》）这一段是说：观察尘土飞扬的形态，如果看到尘土高而集中的，是有战车部队来了，如果尘土低而分布广的，是有步兵部队来了，如果尘土分散而呈条状，这是部队在砍柴禾，如果尘土较少，又呈往来状，那是部队在安营扎寨。这种有人走动就尘土飞扬的现象显然不符合南方水乡的条件，而只有在北方那些干旱半干旱地区这种现象才比较常见，因此这种观察敌军动向的方法应该主要适用于北方的战场。

而且，在吴国与楚国的战争中，有一个重要的战争样式就是“舟师”之战，也就是水战，“舟师”就是当时的水军，当时的陆军则对应称为“陵师”（《定六年传》：“四月己丑，吴-大子终纍败楚舟师，获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国大惕，惧亡。子期又以陵师败于繁扬。”（p 1557）（11060401））。

《左传》中关于“舟师”之战的例子还有不少：《襄二十四年传》：“夏，楚子为舟师以伐吴，不为军政，无功而还。”（p 1090）（09240401），《昭十七年传》：“吴伐楚，陽匄为令尹，卜战，不吉。司马子鱼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马令龟，我请改卜。”令曰：“鲂也以其属死之，楚师继之，尚大克之！”吉。战于长岸，子鱼先死，楚师继之，大败吴师，获其乘舟馀皇。使随人与后至者守之，环而堑之，及泉，盈其隧炭，陈以待命。吴-公子光请于其众，曰：“丧先王之乘舟，岂唯光之罪，众亦有焉。请藉取之以救死。”众许之。使长鬛者三人潜伏于舟侧，曰：“我呼馀皇，则对。师夜从之。”三呼，皆迭对。楚人从而杀之。楚师乱，吴人大败之，取馀皇以归。”（p 1392）（10170601），《昭十九年传》：“楚子为舟师以伐濮。费无极言于楚子曰：“晋之伯也，迩于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与争。若大城城父，而置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说，从之。故大子建居于城父。”（p 1402）（10190601），《昭二十四年传》：“楚子为舟师以略吴疆。”（p 1452）（10240901），《昭二十七年传》：“楚莠尹然，王尹麇帅师救潛，左司马沈尹戌帅都君子与王马之属以济师，与吴师遇于穷，令尹子常以舟师及沙汭而还。”（p 1482）（10270201），《定二年传》：“桐叛楚。吴子使舒鸠氏诱楚人，曰：“以师临我，我伐桐，为我使之无忌。””“秋，楚-囊瓦伐吴，师于豫章。吴人见舟于豫章，而潜师于巢。冬十月，吴军楚师于豫章，败之。遂围巢，克之，获楚-公子繁。”（p 1529）（11020201）、（p 1529）（11020202）。

以上这些例子表明，在吴、楚等南方各国之间一个重要的战争样式就是水战，甚至吴国还开辟了从江苏到山东半岛之间的海上航路（《哀十年传》：“徐承帅舟师将自海入齐，齐人败之，吴师乃还。”（p 1656）（12100301））。尤其是吴国和楚国，从考古资料看，其首都都建在近水的地方，其首都的规划都考虑了水战的需求。而在《孙子兵法》中，却完全没有水战的迹象，最多说过一句“以水佐攻者强。水可以绝，不可以夺。”（《孙子译注》（p 089）李零（120300）《火攻第十二》）但是这显然不是说的水战，而是如《昭三十年传》提到的以水作为攻城的武器（吴王阖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灭徐。”（p 1508）（10300302）），后来知伯攻晋阳也用了这一招。

由此可见，水战也完全不在《孙子兵法》定稿时作者的视野之内。

总之，以上例证说明现行《孙子兵法》确实主要是针对北方的条件的。

关于《孙子兵法》出自战国时期，有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军队规模。《孙子兵法》中两次提到出动“十万”军队（《孙子译注》（p 008）李零（020100）《作战第二》，《孙子译注》（p 092）李零（130100）《用间第十三》）。当然在《孙子兵法》中军队的编成不一定与《左传》中一样，兵车的比例可能低一些，但无论如何，在《左传》的记载中，从来没有这么大规模的用兵。

在春秋时期，尤其到了春秋后期，由于已经把杂处的游牧族逐渐排挤出去，周王朝体系内的各诸侯国争斗的越来越激烈，小的诸侯国一个个被吞并掉，各国的军队规模确实也在逐步加大。

以晋国为例，公元前六三二年（晋文公五年，楚成王四十年）城濮之战，“晋车七百乘，韅、靷、鞅、靽。”（《僖二十八年传》（p 0460）（05280308））四十三年后，到了公元前五八九年（晋景公十一年，齐顷公十年），“晋侯许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赋也。有先君之明与先大夫之肃，故捷。克于先大夫，无能为役，请八百乘。”许之。郤克将中军，士燮佐上军，栾书将下军，韩厥为司马，以救鲁、卫。”（《成二年传》（p 0789）（08020301））按杨先生的说法：“晋国各军将佐各有部队，此次荀首、荀庚及其部队均未出动。此役，较城濮之役兵车多一百辆。城濮之役，三军将佐均出动，而此役三军将佐仅出动一半，可见晋国虽名为三军，每军实力已大加扩充。”（《成二年传注》（p 0789）（08020301））再往后，经过五十二年，到公元前五三七年（晋平公二十一年，楚灵王四年），“韩赋七邑，皆成县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晋人若丧韩起、杨肸，五卿、八大夫辅韩须、杨石，因其十家九县，长毂九百，其余四十县，遗守四千，奋其武怒，以报其大耻。”（《昭五年传》（p 1267）（10050402）），以及再过八年，到公元前五二九年（晋昭公三年，鲁昭公十三年），“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车四千乘。”（《昭十三年传》（p 1353）（10130302）），“寡君有甲车四千乘在，虽以无道行之，必可畏也。”（《昭十三年传》（p 1357）（10130305）），晋国的军队又大大扩充了。另外，晋国军队的编制从二军到三军再到四军再到六军，也是晋军扩张的迹象。

再以楚国为例，公元前六六六年（楚成王六年，郑文公七年），“秋，子元以车六百乘伐郑，入于桔柣之门。”（《庄二十八年传》（p 0241）（03280302））。随后，也是城濮之战，战前，公元前六三一年（楚成王三十九年，晋文公四年），楚国的蒍贾对前令尹子文评价即将出征的统帅子玉时说：“子玉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过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僖二十七年传》（p 0444）（05270401）），重点是楚国可以出征的军队不会超过三百乘太多，与前面“晋车七百乘”相差不大。而到了公元前五三〇年（楚灵王十一年，晋昭公二年），楚灵王对大臣右尹子革夸耀说：“昔诸侯远我而畏晋，今我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子与有劳焉，诸侯其畏我乎！”（《昭十二年传》（p 1338）（10121101）），其中不羹有两个，所以下面说“是四国者，专足畏也”，则此四处能调动的军队的规模就已经超过了四千乘。由此可见，楚国的军力也大大扩充了。

尽管军队规模已经扩大了，但是这里两大霸主国的军队规模也不过数千乘，军力应该还不到十万，或者刚刚满十万，一般不太可能倾巢而出。兵车更少，离后来所谓“万乘之国”还有距离，其他小国军队的规模自然是等而下之。因此当时任何一个诸侯国也都不可能像《孙子兵法》中所说的那样动辄“兴师十万”。这说明了《孙子兵法》定稿时应该已经是“万乘之国”流行的战国时期。

当然《孙子兵法》与很多其他古籍一样，很可能是累积的形成的，这样就可以解释上面所说《孙子兵法》既像是与孙武有关又像是与孙武无关，既像是形成于春秋时期，又像是形成于战国时期的矛盾。

如果《孙子兵法》是累积的形成的，那么现行《孙子兵法》中就会既有孙武的手笔，也有后来者加工润色的痕迹。实际上，我们今天所见的《孙子兵法》中确实有很多未最后定稿或被人重新编辑以适应自己需要的迹象，可以佐证累积的形成这种推论。例如李零先生在《孙子译注九地第十一解题》中就指出：“本篇共包含十三个片断。这十三个片断，内容十分凌乱（字数约占全书六分之一强），不但各个片断之间往往并不衔接，而且后半篇与前半篇也屡有重复，活像同一篇的两个本子（参看赵本学《孙子书校解引类》及邓廷罗《兵镜三种》凡例），甚至在“九地”之外又有“绝地”出现（简本并多出“穷地”），都反映出此篇较之他篇在整理上显得十分草率。我们认为，它很可能是由各篇编余的零章碎句组成，而《九变》则可能是从这些零章碎句中分出的一部分（参看拙作《银雀山简本〈孙子〉校读举例》）。”（p 073）（110000）。

如果《孙子兵法》确实是累积的形成的，那么我们现在见到的本子大体上就是在最后定稿者手中形成的样子，当然也不排除《孙子兵法》在后来长期的流传过程中，还会有少量散佚窜变的部份。至于所谓最后定稿者，应该也是开门立派的一位宗师，估计他写出的这个文本应该也有教材的性质，既是教材，那么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他当时的学生，从这个角度看，这位最后定稿者及其学生大体活动的时期是战国时期，其主要活动范围是在北方。

照楼主的排除法，孙氏来源于陈氏，而分蘖不早于孙书，故孙武必小于或等于孙书的辈分；

而孙武确实是孙书同时代，甚至建功早于历史记载的孙书，所以孙武不可能是孙书的后辈；

而如果是同辈，则不可能两人同时姓“孙”；

所以最合理的解释是二者同为一人：在齐曰孙书，在吴曰孙武，是不是齐吴口音之讹（可惜丁坎走了，不能请教）？

或是孙武本就是齐国派往吴国的“行人”（这个职位有点像现在的外交武官或军事顾问）

那么，齐国为什么派孙书去帮助吴国呢？而且还可能是“易名秘密入境”。更确切的说，是“陈氏”为什么派孙书易名秘密入境去帮助吴国？甚至鼓动吴国来攻打齐国呢？

历史书早已认定，这是田氏代齐的最后一跃：彻底打击和削弱齐国的保皇党军事实力！从这个意义上讲，陈氏就是典型的挟洋自重的卖国贼行径，而孙书的角色就是“死间”！故有

历史有时候真的很有趣。《孙子兵法·用间》曰

又曰

其实在当时是很普通的现象，我在下一篇里会稍微展开说一下，大意是当时家中的庶子常常会到别国任职，不影响他以后再回国任职。

当然如果丁坎能回来，说说读音的演变就更好了，不过还有一种可能，武是孙书的谥。

下面再说说比较煞风景的可能性，即孙武是另一位以孙为“氏”的人，前面提到过，当时是很可能不同的家族有相同的“氏”，在《左传》中，以孙为“氏”的至少还有卫国的重要家族，这个家族应该属于姬“姓”，是卫国的公族后裔。另外似乎晋国的晋悼公在当国君以前已经以孙为“氏”，《左传》中称之为孙周。即使在齐国，也不是不可能有另外一个孙“氏”，《左传》中有明文，齐国曾经同时存在两个高“氏”。

由于这些原因，所以我才没有直接写上孙武即孙书，并非想故弄玄虚，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不小可能的。

想成阴谋论：同一人，隐姓埋名，强敌国，弱旧国，唯恐天下不乱的死间行为。——虽于史无征，但历史上还是有类似的事件发生的，比如苏秦遣张仪入秦等，所以猜测还是有些依据的，当然这样历史也更触目惊心更好看。

我的祖师爷是——————————————————————————————————————————————————————————————————————————————————————————————————————————————————————————————————————————————————————————————————————————————————————————————————————————————————————————————————————————————————————————————————————————————“想当然”的孔融，所以我的祖祖师爷还是孔老夫子，所以我们还是同门师兄弟呢！

您可别误会，我说好吧可不是负面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