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人民共和国的五十年 1 (ZT) -- 大江东去

讨论五十年的功过得失，特别是前三十年与后二十年的关系：究竟是前三十年黑暗得赛过解放前呢？还是前三十年为后二十年打下了基础？　

在很多二、三十岁的青年人眼中，甚至在许多五、六十岁的中老年人眼中，前三十年都常常是一连串荒唐记录的汇总。五七年反右、五八年大跃进，紧接着三年自然灾害（或者更多的是人祸），然后就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二十多年经济停滞，物资紧缺，米、面、油、盐、肉、布料、自行车、火柴等等都要凭票，住房紧张，工资冻结，再加上政治迫害，以言定罪，文化娱乐被八个样板戏统治，一切再糟糕不过了。

相比之下，电视节目里的旧中国反而显得更加生动活泼，虽然有军阀割据，国共交战，却汽车、电话、电报、电灯、自来水和一应衣食用品等等都与世界时尚同步，而且绝对不需要凭票供应，只要你有钱，一切货物应有尽有。文人学者出有车，入有鱼，雇得起保姆，住得起洋房，听戏有梅兰芳，听曲有“何日君再来”，日子过得自在又舒适.　这样，在部份媒体的刻意营造下，新中国五十年至少有三十年打了折扣，剩下二十年又有严重的贪污腐败，...　

令人奇怪的是，就在中国媒体对中国的五十提不起精神来时，印度的学者却在隔着喜马拉雅山对中国啧啧称羡.１９９７年８月１０日印度独立五十周年之际，《洛杉矶时报》发表了该报驻北京记者罗恩?特姆佩斯特的一篇长文，对比了中印两国五十年的历史和道路。罗恩被派驻中国以前曾任该报驻印度记者三年，对中印两国对比很有兴趣。罗恩说，中印两国差不多同时宣布独立。印度选择了市场经济和议会民主制度，尼赫鲁在１９４７年８月宣告：“机会之门为我们打开了”，我们要结束“贫穷与无知和疾病与机会不等”。

两年以后，毛泽东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国家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但是，罗恩说：“当印度领导人今天在准备庆祝印度头一个五十年的时候，却不得不承认除了在人权和公民自由的领域外，几乎在每一个层面，中国都在改善其人民包括最穷的公民的生计方面比印度做得更多、更好。

印度外交部长、前驻中国大使说：“毫无疑问，从直接的对比当中，中国做得比印度更好。所有的主要指标都比印度更好。好在哪里呢？罗恩说：“例如，从１９６０年以来，中国使公民的平均寿命增加了２０岁以上。中国男人的平均寿命为６９岁，中国妇女为７１岁。印度的平均寿命虽有增加，但平均只有６２岁。识字率方面，差别更大。尽管中国有十年文革的动乱，很多学校都关了，但实现了人口８１％的成人识字率，而印度为５２％。从１９９０年，中国的年均国内总产值增长率为１２．９％，印度为３．８％。１９９４年印度人均收入为３２０美元，只占中国的５３０美元的６０％。”

“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新的各国人力发展指标根据识字率、平均寿命和平均收入计算得出，中国的得分是６０，接近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最高分，但是印度只有４４分，亚洲国家中唯一低于印度的是老挝和孟加拉国。”　原因何在呢？罗恩说：“许多专家现在相信，到目前为止中国得以如此迅速向前推进的原因是部份得力于较早时更粗暴的改革，特别是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７６年毛泽东专政统治时期在枪尖下强迫实施的土地改革措施。人们只主要记得毛泽东时代１９６０－１９６１年大跃进失败之后的饥荒和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文化大革命的恐怖政治统治和迫害。

但是，特别是在共产党统治初期的１９５０年代，中国却得利于土地的重新分配、普及义务教育、简体字和保健与福利政策以及有助于恢复中国的精神和自尊的其他改革。虽然从今天来看总是要复杂得多，但是共产党对宗教、迷信、秘密会社、三合会和宗派的镇压也帮助中国打破了盘踞地方上的贫穷.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阿马提亚?森是印度西孟加拉人，他认为：“中国对印度的相对优势是其改革前（１９７９年以前）奠基工作的产物，而不是其改革后重定方向的结果。”　　

《洛杉矶时报》不是亲华的报纸，更不是亲共的报纸，绝不是亲毛的报纸，而且又正值美国国内反华舆论高涨时期，但它却发表了这么一篇文章，可见天下还是有公道的。事实上，早在八十年代国门初启，人们热衷于进行横比、纵比的时候，就曾有一些中国学者以印度作为参照系为新中国的成就辩护过。那时，大批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纷纷出国参观访问，体验了北美、欧洲、日本各地的高速公路、新干线后，未免自惭形秽，在报纸上发表了无数篇横比文章，大意无非是感叹资本主义的繁荣昌盛，痛惜中国的贫穷落后，诅咒文革耽误了建设时光，懊悔当初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

那时候也有一些“没出过国”的或者出过国却“头脑僵化”的人起而反驳，纵与解放前比，横与象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比，说明前三十年没有白过，也干了许多事情。遗憾的是，这股声音在一片热热闹闹的痛惜和懊悔声中总是显得那么孤弱。事实上，到八十年代中后期，诅咒文革升温为诅咒新中国，由否定三十年进而到否定五千年中华文明，懊悔心理则转变为急切地追求“全盘西化”，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连同崇美崇洋情结一起弥漫着从摇滚乐到电影电视的每一个文化角落。　

八九政治风波以后，一味向发达国家看齐的单向横比态度有所变化。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喻权域先生专门写了一本题为《论三个时间差――与两代人谈社会主义》的书，条分缕析地比较中外各国的发展成就，令人信服地说明，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在世界上也是毫不逊色的，甚至是非常出色的。

我手头一时没找到喻先生的书，但却有几份统计资料可供作一个简单对比。为了说明问题，看来得烦请读者有耐心看一看下面这张表：　１９６５－１９８５年间部份国家和地区ＧＮＰ年均增长率对照表

{　－－－－－－－－－－－－－－－－－－－－－－－－－－－－－－－－－-}

{　国别　　 增长率（％）　　国别　　增长率（％）　　国别　　 增长率(％)}

{　－－－－－－－－－－－－－－－－－－－－－－－－－－－－－－－－－-}

{　美国　　 １．３４　　　中国　　　７．４９　　　印度　　　　１．７ }

{　英国　　　１．６０　　　苏联　　　５．８９　　　巴西　　　　４．３ }

{　西德　　　２．７０　　　匈牙利　　７．４２　　　阿根廷　　　０．２ }

{　日本　　　４．７０　　　保加利亚　７．８４　　　墨西哥　　　２．７ }

{　新加坡　　７．６０　　　捷克　　　５．１５　　　埃及　　　　３．１ }

{　香港　　　６．１０　　　波兰　　　８．６７　　　肯尼亚　　　１．９ }

{　台湾省　　　缺　　　　　泰国　　　４．００　　　加纳　　　－２．２ }

{　南朝鲜　　６．６０　　　马来西亚　４．４０　　　尼日利亚　　２．２ }

{　－－－－－－－－－－－－－－－－－－－－－－－－－－－－－－－－－ }

以上选列了四类国家，即西方发达国家，亚洲的“小龙”、“小虎”们，社会主义国家，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从这张表中不难看出，单纯就物质财富的增长而言，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是四类国家中最高的。中国六、七十年代的发展速度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很高的，仅次于波兰、保加利亚、新加坡，与“四小龙”相比中国的速度并不逊色，却比“小虎”们整整高出一头，更是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

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舆论曾经一度从羡慕发达国家到赞美“四小龙”。学术圈的一些活跃人物提到“四小龙”就眉飞色舞：你看香港、新加坡、台湾、南朝鲜起点和中国差不多，但现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却直追美国！三十多年来，深圳和香港一河之隔，但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一个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结果呢？一个长期是小渔村，一个却摩天大楼一栋挨一栋。这是为什么？　　

提问者显然觉得自己很高明，事实上也的确有许多人鹦鹉学舌，跟着起哄。　其实，这样的问题愚蠢至极。按照这种逻辑，我们倒可以反问，同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光芒普照下，曼哈顿富人区和贫民区一街之隔，为什么一个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另一个却破破烂烂、污水横流？　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香港、新加坡是城市国家，是财富的汇聚中心，或者用老式的语言，叫吸血中心。就象旧中国的上海一样，外滩的精美欧式建筑、大世界的奇巧热闹是与上海以外的城镇的破败、手工业的衰落、农村的凋敝相联系的，它不过是外国资本吸噬中国膏脂的最重要的中转站罢了。１９４９年以后，上海不再是全国财富的汇聚中心，相反，倒是成为全国建设的技术和资金支持中心，因此，上海本身发展才显得缓慢起来。而香港则正是在一定程度上接过了旧上海的角色才得以繁华起来的。

本来，在１９４９年前后，人民解放军完全可以象风卷残云般地收复香港。中国共产党可以废除无数个不平等条约，为什么独独要遵守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的租让香港条约呢？这就是新中国领导人的深谋远虑了：考虑到新中国必然要遇到西方的长期封锁，保留香港作为打破西方贸易封锁的通道。　正是靠着这样一个新中国外贸独家代理商的地位，香港收取了高额的代理费，发展起来了。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与西方各国的贸易额大幅度增长，但其中相当大部份仍然是经香港转口的贸易。有数以亿计的中国打工仔作苦力，香港怎能不肥得流油呢？ 　　至于台湾的发展，更是离不开大陆，或者更准确地说离不开反攻大陆，充当美国全球冷战战略的“不沉的航空母舰”。说得难听一点，就是给美国当冷战的打手。膘肥体壮才能当好打手，因此美国给台湾（还有南朝鲜）几乎无限额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以便台湾当局稳定军心民心，练好武功。更重要的是，美国向台湾单方面开放市场，允许台湾产品大量出口美国，以增强台湾的自身造血机能。

除此之外，不能不提到台湾从大陆掠走了大量黄金。 据《蒋介石详传》披露，国民党从大陆运~} ~{台的黄金达８７５吨，以今天的世界市场黄金价格（一克黄金１０美元）粗略计算，合８７．５亿美元。最近台湾作家李敖评论台独时就坦率地揭了台湾发展的老底：“还有一点也是我一再讲过的，就是在１９４９年的时候，蒋介石把全中国的黄金，有９２万两的黄金，全部运到了台湾。然后其中的８２万两，做了台湾新台币发行的准备额、准备金。然后台湾才开始所谓经济起飞，这么多年来台湾就变成了暴发户。可是这是用全中国的钱，建设了中国的一个省。这等于劫贫济富。这是很对不起大陆的，用会计学的说法是耽误了大陆发展的机会成本。我觉得这是很混蛋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认为，当时台湾抢走了中国大陆国库的黄金，现在自己发了财，就想逃掉，哪有这么简单。”　可见，如果把“四小龙”的发展称为“奇迹”，那么中国就简直可以称为“神迹”了。

因为中国的起点是一穷二白，既无资金又无技术，还少外援（苏联人援了一阵子，又半途撤走，还把钱要回去了)，也没有外国财富可供吸噬，全凭勒紧裤腰带干活，却能在建国后短短３０年的时间里走完英国１００年的路程，这不是“神迹”是什么？

前三十年干了些什么？　　在民间的反思中，人们也逐渐认识到，虽然前三十年运动不断，但工农业生产却并非停滞不前，人们不是闲了三十年，而是埋头苦干了三十年。这也有统计数字为证，请看：

{一些主要产品产量及增长率比较表－－－－－－－－－－－－－－－　指标值}

{　－－－－－－－－－－－－－－－－－－－－－－－－－－－－－－－－－－}

{ １９４９年　　　５２年　　　　 ７８年　　　　９５年 }

{工农业产值（指数）　５６．５　　　１００　　　　７７９　　　３３０３ }

{钢铁（万吨）　　　　１５．８　　　　１３５　　　３１７８　　　９１５３}

{煤炭（亿吨）　　　　０．３２　　　０．６６　　　６．１８　　１２．１２}

{粮食（万担）　　　　２２６４　　　２３７８　　　６０９５　　　８９０２}

{棉花（万担）　　　　４４．４　　１３０．４　　２１６．７　　　　４３４}

{肉类（万吨）　　　 ３３８．５　　８５６．３　　　３６９２}

{石油（万吨）　　　　　 １２　　　　　４４　　 １０４０５　　１４７６４}

{－－－－－－－－－－－－－－－－－－－－－－－－－－－－－－－－－--- }

{－－－－－－－－－－－－－－－－－－－－－－－－－－－－－－－－－－ }

{（续上表）　 年均增长率（％） }

{－－－－－－－－－－－－－－－－－－－－－－－－－－－－－－－－－－ }

{　　　　　　　　　 １９４７－７８　　　　５２－７８　　　　７８－９５}

{工农业产值（指数）　　　　９．４７　　　　　８．２１　　　　　８．８ }

{钢铁（万吨）　　　　　　 ２０．１　　　　　１２．９　　　　　６．４ }

{煤炭（亿吨）　　　　　　１０．７　　　　　　８．８９　　　　　４．０４}

{粮食（万担）　　　　　　　３．４７　　　　　３．６９　　　　　２．２５}

{棉花（万担）　　　　　　　５．６１　　　　　１．９７　　　　　４．１７}

{肉类（万吨）　　　　　　 　 ３．６３　　 ８．９８〔注]}

{石油（万吨）　　　　　　２６．３　　　　　２３．４　　　　　　２．０７}

{－－－－－－－－－－－－－－－－－－－－－－－－－－－－－－－－－－－}　

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前三十年大多数主要产品实物量的年均增长率居然还高于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年！ 　　这是真的吗？其实这只要问一问你身边的退休工人们就可以知道。五、六十年代象铁人王进喜这样的劳动模范并不是少数鹤立鸡群的人物，而是很普遍的现象。特别是在那些国营大中型企业和重大工程项目中，由于工作意义感强，工人政治文化素质高，其主人翁意识和工作积极性都是今天的人难以想象的。

既然发展速度这么快，为什么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却没有什么提高，工资一直不动呢？有人责问。　　不错，从５７年开始２０年没涨工资，老百姓生活改善不大，这是事实。但是这不等于生产停滞，经济不发展。这个道理就象一个白手起家的大家庭一样，如果家长决定把挣来的钱都用来盖房子、置家当，饭桌上的油星自然就不会见长，所谓勒紧裤腰带搞建设就是这个意思。

事实上，这２０年里，中国办了两件大事，第一是保家卫国，第二是置办家业。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紧张，苏联在中苏边境屯兵百万。南方则是美国侵越战争升级，中国面临南北夹击的险峻形势。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负责任的领导人都会把相当大的力量集中到国防建设上。正是由于中国不惜耽误经济建设的进程，下决心搞三线建设，把大量企业从沿海迁往内地，而且以“分散、进山、进洞”的非经济方式建设军工企业，表明了中国敢于迎战一切来犯之敌的决心，所以美国、苏联和蒋介石集团才不敢轻举妄动，才保证了现代化建设的和平环境。　　在积极备战的同时，这２０年的经济建设也没耽误多少，置办了不少家业。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经济发展的起伏较大，但总体态势仍呈较快增长。

据柳随年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明教程》记载，成绩还真是不少，我这里只能作极为简略的摘引。　比如，农业现代化装备水平有较大提高，１９７５年的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的产量分别相当于１９６５年的６．７倍和６６倍，排灌动力机械增长４．９倍，化肥施用量增长３．１倍，用电量增长４．７倍，此外，农业种子改良取得突破性进展，杂交水稻开始推广。工业上，建设了一批技术先进的大型工业企业，如大庆油田、胜利油田、１３套大型化肥生产设备、攀钢、酒钢、贵州铝厂、武钢的一米七轧机工程，汽车工业搞了湖北二汽，四川德阳第二重型机械厂等，煤炭工业建设了贵州六盘水、四川宝顶山等大型煤矿，电力工业建设了刘家峡水电站、丹江口水电站和一大批火电站，交通上建成了八条铁路干线和南京长江大桥，修建了长距离的输油管道，通信上建起了载波通信干线和一批卫星地面站。科学技术方面，两弹爆炸、一星上天，人工胰岛素合成，国防科技力量明显增强。

总的来说，“三五”计划和“四五计划”如期完成，“五五”计划开始顺利执行，１０年时间总共建成了１１００多个大中型项目，工农业总产值由１９６５年的２２３５亿元增至１９７６年的４３５６亿元，翻了一番还多。

在建国１７年取得成就的基础上，经过这１０年的努力，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我相信，任何一个热爱家园的人，看到自己的家底打得越来越扎实，家里的耐用品越来越多，应该会感到喜悦和自豪的。当然，如果这时候有邻居挑拨离间，向这家的孩子们说，看你们干了那么多活，还是吃不上肉，没有发展，说明你们家的制度不好，你们家长有问题，孩子们也是有可能上当的。特别是其中有些孩子心胸不够宽广，受过家长的责骂或体罚就把仇恨铭刻在心，看不到家里点点滴滴的进步，最容易带头或跟着埋怨、发牢骚，甚至咒骂祖宗十八代。

好吧，有人说，就算前三十年真的有这么快的发展吧，但那时起点低，发展速度自然应该快一些。这就象学生的学习，从０分到６０分容易，从８０分到９０分就难了。　　其实不然。如果不存在社会制度方面的原因，那么技术和经济的增长应该是正反馈系统。我们都知道技术和知识在以几何级数爆炸性增长，也就是说越发展越快。经济增长也一样。在资本主义刚刚起步时，经济增长速度是很低的。从哥伦布登上新大陆到十八世纪末工业革命的发生，经历了近三百年时间，这期间英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远不到１％。从工业革命开始到１８７０年代的一百多年左右的时间里，英美德等国的年增长率也不过是２％左右，此后到一战前夕，年均增长率上升到２―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１９７０年代初，号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发达国家作为整体的年增长率也就是４．４％。可见，所谓起点低发展速度就快的观点完全不符合事实。按照这种推论，原始社会的发展速度就应该是最快的了。从逻辑上说，发展起点越低，资金积累越慢，因而速度越慢。随着发展速度的提高，积累越容易，反过来会加速经济发展。这是一个正反馈机制。

举个例子。建国初期搞铁路建设时，既没有大型起重机械，又缺少运输卡车，数以百万吨计的土方、石子，全部的枕木、铁轨都得凭人拉肩扛，建成一条铁路谈何容易。特别是中国山地多，地形复杂，象成昆铁路，１０８５公里路段，却有６０％是桥梁和隧道，施工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但是，今天就省事多了，各种铁路建筑机械一应俱全，爆破、运输、吊装一条龙作业，建铁路跟搭积木似的。

综上所述，前三十年中国老百姓还真是干了很多好事、大事、大好事的。遗憾的是，许多人，甚至经过那个年代的老一辈人，都把这一切忘光了。有一次我和一位刚刚退休的教数学的老教授聊天，请他谈谈这一辈子的经历和感受。他说，我这一辈子算是糊里糊涂地过来了，年轻时候跟着搞大跃进，然后是三年自然灾害饿肚子，人到中年又卷入文革派性斗争，一事无成啊。我又问他，做过什么值得回忆的事没有呢？他想了半天，没说上来。实际上，这位教授从留校任教到退休，一生教过无数学生，确实是桃李满天下。中国的发展不正是由这样一位位普通教师、学生、工人、农民的辛勤工作所推动的吗？但是，这么重要的生活内容居然被人们遗忘了，或者被抹去了意义！ 这是集体性记忆丧失的一个典型案例。这是多年来知识界那股“妖魔化当代中国”思潮的杰作啊！是中国先进行了“自我妖魔化”，然后才有美国“妖魔化中国”！　

旁观者清。美国有一位叫龚忠武的华人学者，六十年代毕业于台湾大学，后获得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他曾经对这一段历史发过一通议论：“在毛泽东的晚年，中国北部有苏联陈兵百万，南部有美国帝国主义在越南进攻，在这样一个南北夹击的情况下，毛泽东坚持反帝反修，最后把美国赶出越南，解除了美国的围堵为中华民族争得了生存空间。这不都是毛泽东打出来的吗！美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被人打败过，朝鲜战争我们和他打了个平手，而越南战争美国是战败了。美国的经济最近二十年来一蹶不振，其转折点是越南战争。在这之前世界冷战秩序是一个二元秩序，而毛泽东打出了三分天下，变成三元秩序，从而也确立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以后才有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中美建交。可以说，没有毛泽东晚年的越战，就不可能有中国现在改革开放的局面。 我们不能要求毛泽东一方面打仗，一方面又把经济建设好。”

后二十年：势能转？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各样的商品仿佛一夜之间从地底下冒出来，而且不断地升级换代，城市变得鲜光了，农村变得活跃了，超级商厦美伦美奂，集贸市场人声鼎沸，人们的思想解放了，日常的言论也自由了，过去看电影当过节，现在不出门就能任选频道。即使在最偏远的农村和山区，也摆上了黑白电视机，也多了几件时新衣服，多了几句时髦话。　　

这一切的确令每一个普通中国人感到欢欣和自豪，人们一度放声讴歌改革开放，讴歌这片希望的热土。　这一切来得太快了，人们陶醉在欢呼、欣喜之中，以至常常来不及想一想为什么，很容易就接受了一个解释：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初一看，这并没有什么问题，细一想，却失之简单化。任何事物都是有因才有果，试想，如果没有前人建设的武钢、鞍钢、首钢、杭钢，如果没有大大小小的水泥厂，仅仅一个允许私人建房的政策，怎么能一夜之间呼唤出一幢幢楼房，铺设起一条条公路呢？如果没有前人建设的铁路网、航空网，北方市场怎么能一下子出现那么多南方水果呢？如果没有前人建设的棉纺厂、丝织厂、化纤厂，怎么能一下子取消布票呢？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在乘凉时，固然应该感谢允许乘凉政策，却不应该忘记谁栽的树。　　就以八十年代初农村的巨变为例吧。毫无疑问，包产到户、个体生产充分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到１９８４年时粮食产量创下历史最高记录。但是也不要忘记，仅仅有积极性是不够的。如果仅仅靠积极性就能解决问题，岂不又回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逻辑中去了吗？事实上，除了包产到户因素外，八十年代农业的丰收至少还有以下四个重大因素。　第一是种子革命。七十年代初杂交水稻良种育成，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大体完成推广，使水稻单产约增加２０％。与此同时，其他各种农作物如小麦、棉花、油料等也都陆续发生了种子革命，对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二是化肥革命。中美发表《上海公报》以后，西方允许部份民用产品对华出口。中国迅速引进了１３套大型化肥生产装置，这些装置到１９７９年时绝大部份刚好建成投产，迅速增加了每亩化肥的施用量。这在长期以农家肥为主的田里起了明显的增产效果.　　第三是水利革命。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在前三十年里，各级政府利用农闲每年大规模地组织社员兴修水利，全国的大小水库七、八万座，沟渠畅通，堤坝坚实，极大地增强了防洪抗旱能力，保证了农业稳产高产。　第四是国家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缩小城乡产品剪刀差，这对于增强农村购买力，繁荣市场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农业如此，工业、交通、能源、教育、科研、国防各个领域何尝不是如此呢？试想，如果没有三十年建设的积累，在１９４９年就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要钢没钢，要煤没煤，要油没油，要资金没资金，要技术没技术，又如何使商品奇迹般地摆满货架、摆满每个家庭呢？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固然得感谢巧妇，是不是也应该感谢一下提供大米的人呢？ 　　

有一次，我和一位当着地方干部的朋友交谈，顺便谈到这些看法。他还我一个更有意思的说法：“物理学讲能量守恒，动能势能相互转化。比如骑自行车上山，很费力。到了山顶时，人就精疲力竭了，但这时的势能却最大。然后撒把下山，不用费力，速度就越来越快，这就是势能转化为动能。我看，改革开放以来焕发的活力，就是把前三十年积累的势能转化为动能了。一旦下到山底，走上平路，则势能既被消耗光，而动能又被磨擦阻力损耗，这时大撒把政策就会走不动了。”　 我越琢磨越觉得这个比喻意味深长。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一无外债二无内债，财政实力雄厚。这就是一个势能很高的位置，用金融业的术语就是有良好的信誉。单是吃这个信誉，广借内外债，就可以维持一段舒舒服服的日子。而到了内外债均数以万亿人民币计的时候，再要借债就不容易了，这就必须靠自己的努力。　再如，当时中央集权程度较高，这也是一种高势能态，因为分权容易集权难，从集权到分权，顺水推舟，皆大欢喜。但是当形势需要重新部份集权时，比如九四年分税制改革，希望提高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就很困难。更如，土地从三级所有到基本上个人所有，这很容易；但如果此后发生严重的土地兼并，再要重申土地集体所有，就很困难了。

最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初期，干部的廉洁程度也是个高势能态，从廉洁到腐败容易，这叫从恶如崩，从腐败到廉洁就难上加难，这叫从善如登。正是有这种高势能态的廉洁干部，在一段时间内可以让别人致富，自己守着清贫，基本上可以维持勤劳致富的社会秩序；一旦干部腐败起来，和群众抢夺致富机会，甚至雁过拔毛，社会公平感就会荡然无存，而改革的形象也就会遭到严重扭曲。也就是说，正是改革开放前的历次运动造就的一支相对清廉的干部队伍，支撑着改革开放的大业。

做人要讲良心，我们不能吃着人家的，用着人家的，住着人家的，却一天到晚咒骂人家的十八代祖宗，恨不得把人家从坟墓里刨出来鞭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心平气和地回顾五十年的历史，才能找回做一个中国人的自豪和尊严，也才能在前进的道路上经受新的磨难和挫折。历史并不是就此到了尽头，日子还要过下去。

一个忘记、歪曲历史的民族，一个得意便忘形的民族，是不会有前途的。　中华民族悠悠五千年文明史相沿不绝，正是表明了中华民族的博大、自信和成熟。我们终究会认真地面对历史的。

记得南方周末上登过不同意见

文中关于毛的评价，大家可以保留意见。但是关于经济问题的评论，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文摘】贪天之功为毛有 ---- 此文供参考

秋实

　　在俺的故乡，沿河边蜿蜒十数里，有一条不大不小的黄土道，凸起如铁路路基。道路有时遇沟而断，或有几根从沟底拔地而起的水泥残柱，或有半截未完成的桥梁，满是苍苔水锈，演示着岁月的无情侵蚀。

　　县档案室的老人说，这是当年大跃进时轰轰烈烈上马的工程，说是要修铁路。后来发生了大饥荒，调整整顿，压缩基建规模，不得不下马。这一下马，便再无重建的机会。如今家乡早通了火车，走的却是几十里外的另一个小镇。这条路荒废至今，完全未派上用场，只有那些断梁残柱，默默地为一段历史作见证。

　　这条路的兴建，持续了一年多。它已完成的部分，当年不仅算了产值，计入了增长速度之中，而且还披红戴绿、敲锣打鼓的向党中央报过喜。随后工程下马，道路荒废。按一般统计规范，以前既然将它计入产值，算了国民收入，则后来废弃之时，就应当作为资本损失，冲减后来年份的产值和国民收入。当俺就这一点，请教统计局的老同志时，他一楞：“当年哪个管这个！产值产值，顾名思义，就是本年生产的价值，不虚报就很好了，还冲减麽个子资本损失。那时我没听到有这个说法。”

　　俺再问：“既然不从后来的产值中冲减，那现在统计中的1958年产值，是不是刨去了这个工程呢？”。他回答：“没听说。那时只核实了虚报的粮食产量。这个不算虚报，又不知道是暂时下马还是永久废弃，哪个去调它？”

　　这样子的统计水分，恐怕以中国这样的计划经济国家尤为严重。按统计口径规定，本年生产的全部产品，包括在建固定资产，以及尚未卖出而加入库存的产品等等，都要计算产值和国民收入，这在中国和西方的统计中都一样，没啥区别。但市场经济中的企业，一旦遇到在建固定资产意外毁弃、或不得不处理库存时，都会计算资本损失，冲减收入和利润。此损失在汇总计算国民生产总值(GDP)时，也是从中刨去了的。 在这方面，资本家企业主唯利是图，为了减税，计算起资本损失来不遗余力，不惜拿放大镜一点一点地找，可谓捐滴不漏。计划经济则恰恰相反，管企业的都是官，产值是考核指

标，利润动机极弱，没什么人在乎资本损失，倒是产值报越高越好。

　　由于这个原因，计划经济中增长１％，与市场经济中增长１％，并不完全可比。前者常是花里胡哨，虚头不少，外表漂亮，里实遭糠；后者精打细算，锱铢必较，往往货真价实，多得实惠。这种经济实效方面的差距，当增长平稳的时候，或许还不大。一旦计划经济出现剧烈波动，项目上马下马频繁，资本损失变得显著了，这时候谈计划经济的增长率，就不能不特别的谨

慎。

　　不幸的是，中国在从1949到1979这三十年期间，经济波动之剧，世所罕见。本来，1958年前，毛泽东不直接插手经济事务的时候，中国经济发展尚称稳健，速度也不低。没料想毛泽东对此却很不高兴。为了发挥他赶英超美的奇思妙想，不惜耍手腕逼迫周恩来提出辞职再挽留，既杀鸡儆猴，又顺势夺取经济指挥大权，掀起了一场歇丝底里的全民大狂热。结果，1961年社会总产值下降34%，1962年再降10%，倒是创造了经济大跃退的世界奇迹，其间高达两千万的非正常死亡，更创造了二十世纪世界之最。

　　面对千万饿死冤魂，毛泽东不得不拱手交出经济指挥大权，退居二线，终日懒床，跟女服务员吵架斗嘴呕气去也。灾星闭关不管事，国民经济也就开始逐渐恢复生气。经过周恩来、陈云、刘少奇等人数年调理，经济重新步入轨道，至1965年已大致出现全面增长的起飞势头。偏偏毛泽东又不甘寂寞了，他发动了举世闻名、史无前例、至今仍被毛派们津津乐道缅怀不已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直接后果，是中国经济再次出现连续两年大衰退：1967年生产下降10%，1968年再下降5%。除此之外，无数项目停工，设备锈蚀，工程报废，资本损失更是一个天文数字。这些报废的工程，仍然算在毛时代

的经济成就中，没有人想到将其从国民收入中除去。

　　从1966到1976年，整个文革时期，中国经济就象患了疟疾一样，大打摆子。两年经济衰退之后，1969年经济出现恢复性增长，速度高达25%。同时毛泽东强调发挥地方积极性，财政经济管理权限大幅下放给地方，削弱了中央综合平衡能力，各地大肆投资，经济过热，以致1970年增长率仍在24%居高不下。过大的基本建设规模导致原材料全面紧张，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此即所谓一放就乱，无法持久。于是社会总产值增长速度逐年下滑，1972年降低到只有4.5%。以后就象打摆子一样，一年奇高，一年又奇低：1973年增长率涨到8.6%，74年却跌到仅1.9%，在邓小平整顿下，75年增长率上升到11%，76年毛泽东打倒邓小平，增长率又跌落至仅1.4%。

在中国这样靠高投入来维持经济增长的国家，增长率隔一年就降低只有1-2%的水平，是极不正常的事情。扣除经济波动带来的资本损失后，这实际上相当于零增长甚至轻微负增长。这是极为危险的信号，其严重程度仅次于1961-62年和1967-68年的经济崩溃。当时主持经济工作的邓小平，称国民经济已到崩溃的边缘，显然是有根据的。

　　可笑今天为文革翻案的左派们，连这点最基本的历史事实都不敢承认。只能玩弄花招，将25%的高峰增长率与负10%的大衰退平均平均，然后两眼一瞪，说道：这不是还有7%的增长率吗？于是得胜还朝，洋洋得意地宣称，所谓“崩溃的边缘”是个大谎言。照这种逻辑，大概60年代初的大衰退大灾荒也是不存在的?D?D将61-62年的负增长与前三年的增长率一平均，不是也有4-5%的增长吗？怎么能说是衰退呢？

　　俺已经说过，由于大起大落所导致巨额资本损失，这种平均增长率的水分极大，可能大大高于实际的经济增长。有意思的是，就算用如此夸大了的增长率来计算经济成就，也不能证明某些文革派所吹嘘的，文革时期或毛时期的增长率创造了“世界奇迹”。请看下表：

中国主要经济指标年均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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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 　　工业　　国民　　职工平　　 居民消费水平

时期　　总产值　 总产值　 收入　　均工资　　农村　　　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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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66　　 6.46　　10.3　　4.66　　-0.31　　 1.29　　　1.34

66-76　　 6.79　　 8.8　　4.95　　-0.14　　 1.48　　　3.30　　

76-86　　10.59　　11.8　　9.10　　 8.14　　 7.32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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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1

　　不难看出，文革时期的各项经济发展指标，充其量也只是与曾经发生大灾荒的1956-66年持平，其工业发展速度甚至还低于后者，根本没有什么好吹的。国民收入增长率还不到5%，不仅远远低于后来的邓小平时代，也比不上同时代的东亚邻国和台湾。如果这样的中等增长也可以吹成奇迹，则毛泽东的奇迹似乎也太便宜了一点儿。

　　最说明问题的是人民生活水平的变动。文革时期连同其前十年，职工平均工资不仅没涨，反而持续下降。即使加上各项福利，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才有3%的低速增长。农民更惨，消费水平只有1.5%的些微提高，辛辛苦苦三十年，到1976年仍有两亿五千多万农民食不裹腹，衣不保暖，挣扎在温饱线以下。过来人回忆文革时期的困苦情形，至此完全从统计资料中得到了证实。

　　既然经济发展了，为什么人民生活水平没提高？拥毛人士回答说，前人载树，后人乘凉，当时人民都勒紧裤腰带积累了，才挣下了邓小平时代高速增长的家底。如果此说为真，毛时代的积累率应当大大高于以后才是。实情如何呢？我们还是用统计数据来说话：

各个时期的积累和消费占国民收入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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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累率(%)　　　消费率(%)

---------------------------------------------

1952-57　　　　24.2　　　　　　75.8

1958-62　　　　30.8　　　　　　69.2　　

1963-65　　　　22.7　　　　　　77.3　　

1966-70　　　　26.3　　　　　　73.7　

1971-75　　　　33.0　　　　　　67.0　　

1976-80　　　　33.2　　　　　　66.8　　

1980-85　　　　31.2　　　　　　68.7　

1986-90　　　　34.3　　　　　　65.7

=============================================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1

　　显而易见，毛时代的积累率通常只有25-30%左右，不仅不高，反而低于毛后时代的30-35%。拥毛人士特别喜欢引用的积累一说，完全无法得到统计数据支持。事实上，前三十年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无法用高积累来说明。依俺看，主要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实际经济增长极为缓慢。在毛泽东左一个运动，右一个运动的瞎折腾下，多少工程上马了又下马？多少不合需要的产品生产了又丢？折腾来折腾去，有多少被当官的浪费了的“学费”，没有使人民得到实惠，却始终鱼目混珠于增长数字中，为那个时代硬充着门面？

　　回顾前三十年，即使按照充满水分的平均增长数字，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只不过是平平庸庸的中速增长，完全无法与毛后时代辉煌灿烂的高速发展相比拟。扣除水分后，更是令人难堪的低速增长。人民生活改进的惊人缓慢，不少地方甚至日益贫困化，衣不蔽体食不裹腹的绝对贫困人口增加到两亿五千多万，在在为此提供了映证。

　　如果毛时代有奇迹，那就是，在有毛泽东这样的经济灾星不断干扰搅局的情况下，中国经济没有变得更糟，而是在艰难而缓慢地成长着。虽然比不上同时崛起于东亚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但比起那些最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来，我们在艰难困苦中取得成就，也可以算是相当不错了。而“两弹一星”、杂交水稻等科技成就的取得，更是足以使每一个中国人自豪。也就因为这些，

某些拥毛人士，便贪天之功为毛有，拿这些成就来为那个时代的主宰毛泽东评功摆好了。

　　可惜历史的真实轨迹，却给我们提供了极有讽刺意味的图景。发明杂交水稻的袁隆平，他的育秧盆，文革中就曾被揪斗他的造反派砸碎。当他望碎片流泪的时候，也许根本不会想到，有一天文革派会无耻地拿他当时顶着压力做的成果，来证明文化大革命好！就象袁隆平一样，真正对中国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大多是那些被毛泽东批判过的反冒进派、秋后算帐派、小脚女

人、右倾分子、白专典型、逍遥派、翻案分子、臭老九们，以及广大缺乏毛所谓的“社会主义觉悟”的普通老百姓们。所有这些成就，都是他们，排除毛泽东和他发动的激进运动的干扰，于千辛万苦中艰难备至艰苦卓绝忍辱负重地干出来的。没有毛泽东这个大灾星对经济的干扰破坏，以中国人的勤劳智慧，所能取得的成就何止于此？

　　有时候，听到那些“贪天之功为毛有”的言论，俺很是惊异于他们的浅薄无知或是卑鄙无耻。

后二十年进步是明显的。归公于邓公的改革开放

文风轻薄啊。“终日懒床，跟女服务员吵架斗嘴呕气去也”这种写法，文氓作风。

老毛何许人也，指挥过千军万马统一过中国的人。就凭此点也足以在中国历史有一席之地。不管对其建国后作为有何评价，何必说得如此轻薄？

即退一步说，评价政治人物也应从政治上的作为来谈，何至于作这种人身攻击？建国以来的历史错综复杂，这样简单化情绪化的话，还是少说为好。现在动动嘴皮子当然容易，可当时之情形，又怎见得便必是如此？更何况现在还有许多当下的政治因素掺在一起。公平评价，谈何容易。

我只是认为关于经济的评述很有道理，所以就贴了过来。至于，关于毛的那部分，基于尊重作者版权的原因，不太好随意修改。

原文自然不无道理，但是也过分牵强。

横比虽然不妥，但一味的纵比也不能说明问题。而且，文革十年毕竟耽误了大好时光，过远远大于功，这是不可否认的。

而且仅仅比较经济增长率，意义不大。毕竟中国底子太薄，但凡有点变化，相比过去就是显著的。

那时候我们虽然也在进步(算是吧)，但别人比我们速度快多了。

前三十年平均增长率是8.2%，后三十年，算10%吧，差距也不是很大

但同时期，1956-1970年是日本经济的黄金发展时期，年平均增长率高达9.7%，特别是1966-1970年连续5年经济增长率在两位数以上。1970年之后，除了1972、1973年这两年经济增长率在8%以上外，其余年份大多在5%以下。1971-1993年年平均增长率只有3.9%，至于1993年之后，那就是“失去的n年”，这个n不知道应该是多少。

美欧日都是类似的，从二战后到石油危机，黄金二十年啊。

前三十年，整个世界都在快速发展，也就显不出中国的特殊。后三十年，中国堪称一枝独秀，也就被突显出来了。

说到文革十年毕竟耽误了大好时光，不管别的，毕竟历史已经过去，说什么也没用，现在中国的东西，早十年出现会如何？

好好想想吧

说到文革十年毕竟耽误了大好时光，不管别的，毕竟历史已经过去，说什么也没用，现在中国的东西，早十年出现会如何？好好想想吧，不要只看到现在的好的东西，好的东西早十年出现当然好，这个应该是人都知道，还要看到现在的不好的东西，不好的东西早十年出现会如何？

不说别的东西，只说６４，有人认为６４好，有人认为６４不好，反正６４反腐败是好的，对吧？

你以为文革对中共当官的腐败是减弱作用呢？还是文革对中共当官的腐败是增强作用呢？

如果，文革对中共当官的腐败是增强作用，也就是说文革让中共当官的更腐败了，那么，如果没有文革的话，中共当官的会更清廉而腐败会更微不足道，是这样吗？

我以为这个可能性太小了，对吧？

反过来，如果，文革对中共当官的腐败是减弱作用，也就是说文革让中共当官的更不腐败了，那么，如果没有文革的话，中共当官的会更腐败，是这样吗？

我以为这个可能性大一些，对吧？

如果没有文革，我猜中共当官的腐败也应该早出现十年，反正早十年６４就会出现，中国很有可能在苏联前面解体了，不仅因为中国近两百年都没有统一的国家概念，还因为中国比苏联穷的多的多，一旦让穷人的一部分先富起来是很难掌控的，因为有了文革，富起来在相当长的时间还不是很光荣的，当年的现实是中国人对于财富的追求还是有一定的自我控制的，客观上起到了对那时的中国人对于财富的追求的掌控效果。

环境问题我就不说了，如果没有文革，现在的环境问题也会提前十年到来，特别是而且还会更严重，因为文革时期的西方也不太重视环境问题。

也可以说毕竟中国底子太薄，但凡有点变化，都非常难，万事开头难，第一桶金最难，不信你就开个公司试试

其实呢，在打基础阶段，仅仅比较经济增长率，意义最大，因为增长率最苛刻，最科学，因为给个总数都是很大滴，意义不大，明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