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龙狮之舞——唐蕃英雄记【壹】 -- 京华烟云AMIP

这位可怜皇帝的前半生，一直笼罩在母亲武则天的可怕阴影中。公元683年12月，辗转病榻多年的高宗皇帝终于离开了人世，时年二十七岁的太子李显即位，是为唐中宗，但他仅仅过了两个月就被母亲赶下了皇位，事情的起因是这位新皇帝执意要任命自己的岳父韦元贞为帝国的宰相——侍中，当大臣们对这种任人唯亲的不当做法提出抗议时，中宗愤怒地答复说：“如果我愿意，即使把整个天下送给韦元贞都可以，一个小小的侍中又算得了什么？！”

听到自己儿子这没出息的言语，无比震怒的武太后二话没说，立即叫他收拾行李下岗滚蛋，空下来的位子则由他的弟弟、同样是母亲手中政治傀儡的睿宗皇帝李旦接替。

退位的李显从此开始了提心吊胆的流放生活，不知道自己头上所悬的那柄达磨克利斯之剑何时砍落。史载，在流放途中，每次听到母亲派来使者传旨的消息，李显就吓得要自行了断，以免像两个哥哥李弘、李贤那样莫名其妙地死于非命，或者像那些忠于唐室的大臣那样落到周兴、来俊臣等酷吏手中生不如死。而每当这时候，一直陪伴在李显身边的妻子韦氏便劝慰开导他，说事情未必坏到了那种地步，也许母亲只是差人来随便看看而已，最坏的结果也大不了一死，何必如此慌张。

也许真的是女人更了解女人，每次提心吊胆的接旨最终都像韦氏所说的那样有惊无险。在总共长达十四年的流放生涯中，如果没有妻子的支持，李显根本就活不下去，因此可以说他对妻子感激万分。这位丈夫于是承诺，如果将来重见天日，妻子可以做她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做丈夫的绝对不会干涉——《新唐书》载：“帝幽废，与后约：‘一朝见天日，不相制。’”

就在流放的头一年，他们最小的女儿也就是后来的安乐公主诞生了，据说当时由于环境窘迫，父亲根本没有条件为孩子提前准备什么，匆忙中甚至只能脱下自己的衣服给新生女儿充做襁褓，所以这个孩子便被取名为“裹儿”。十四年的流放中，裹儿随父母见证了所有的艰难，也给苦闷中的父亲带来了漫漫长夜中唯一的光亮，我们很难想象，在那衣食不继的困境中，每当听到幼女饥饿的哭喊，身为父亲却无能为力的李显不知会如何痛苦，因此这个女儿日后独占了父母亲几乎所有的宠爱，似乎也就可以理解了。

所谓否极泰来，被废为庐陵王的李显最后终于咸鱼翻身。宰相张柬之等人发动了神龙政变，李显被大臣们拥立复位，重新当上了大唐帝国的皇帝。大臣们未必不清楚这位太子爷其实才具平平难堪大任，但做为李氏皇族最正牌最年长的皇子，李显已经成为了一个代表唐室正统的抽象符号，他的复位在众望所归之下也就水到渠成了。

中宗复辟后，果然实践了自己当初的诺言，他封妻子韦氏为皇后，并给予后者极大的自由空间，甚至后来明知道她与人私通，他也睁一眼闭一眼不予追究。对于和自己一起经历苦难历程的女儿裹儿，皇帝自然宠爱异常，甚至达到了无论什么要求全部满足的程度，从而为自己日后的死亡悲剧埋下了祸根。

此前这个女孩已被女皇武则天封为安乐公主，并许配给了武三思之子武崇训为妻，当年这场象征着李武两皇族团结合作的婚礼办得极为拉风，不仅迎亲仪式隆重无比，而且在权倾朝野的武三思要求下，宰相李峤、苏味道以及著名文人沈佺期、宋之问、徐彦伯、张说、阎朝隐、崔融、崔湜、郑愔等“赋《花烛行》以美之”，女皇的宠臣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以及新贵宗楚客等人，尽管自己肚子里墨水实在不多，但也纷纷让人捉刀，史载他们“假词于人，皆有新句”。

也许是感同身受亦或爱屋及乌，中宗皇帝对李唐皇室的其他女儿也倍加关爱，比如说他曾亲自收养了一个小名叫奴奴的皇族女孩，这个孩子的父亲是中宗的侄子雍王李守礼，而她的爷爷则是中宗可怜的同胞兄长、后世以“章怀太子”著称的李贤。

调露二年（公元680年），著名神棍同时也是武皇后宠臣的正谏大夫明崇俨（后世有许多关于他和武则天的八卦，人们认为他俩很可能曾是情人）被人刺杀，武则天怀疑是二儿子太子李贤干的，随后的搜查中果然在太子府邸发现了大量铠甲，李贤于是被废。据说，为了感动冷酷无情的母亲，李贤曾写过一首诗，这首名为《黄台瓜辞》的诗歌后来成为与曹植《七步诗》齐名的千古绝唱：

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

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

三摘尚自可，摘绝抱蔓归。

但是，被儿子比喻为瓜蔓的武则天并没有心慈手软，她依然决定把瓜继续摘下去——四年后，很可能在她的暗中授意下，李贤于流放地巴州被左金吾将军丘神绩杀害。李贤唯一幸存的儿子、十二岁的李守礼也因父获罪，后来和四叔李旦及其儿子们一起，被奶奶武则天囚禁在宫中长达十余年，直到圣历元年也就是公元698年才获释。

就在这一年，由于狄仁杰等人的努力，李守礼的三叔、一直流放在外的庐陵王李显被年迈的武则天恢复了太子地位。同样在这一年，李守礼的一个女儿出生了，很可能出于对自己当年无法照顾好女儿的愧疚补偿之情，太子李显决定，自己代刚释放出来正处在窘迫之中的侄儿，收养这个小名叫做奴奴的孩子。

公元705年的神龙政变后，李守礼随即被中宗李显封为雍王，他的那个女儿奴奴很可能还留在宫中，继续在皇帝叔祖的抚养中长大，但也许奴奴的父亲压根就不关心这件事，他还有别的更有乐趣的事儿要忙呢——史载李守礼所生子女非常多，前后竟达到了六十多人。

这位生殖力旺盛的种马王爷在历史上留下的口碑并不是很好，也许是因为小小年纪就被幽闭宫内无法接受良好教育的缘故，据说李守礼才识猥琐低劣，每天“惟弋猎酣乐”，他唯一擅长的本事就是天气预报，尤其是预报晴雨例不需发，因而被皇族人士认为在气象研究方面具有相当深的造诣，最后甚至引得堂弟玄宗皇帝亲自询问秘诀，但得到的答案却令人心酸不已——雍王感慨地说，这都是拜奶奶武则天所赐，当年他被幽闭宫中时经常挨打，落了一身毛病，因而每当天气变化身体就会有所反应。据说，听到堂兄的这个回答，当年有着同样遭遇的玄宗也相当伤感。

尽管李守礼的儿女众多，但他的儿子们却都不成器，其中的一个甚至成为安史之乱后吐蕃人攻占长安时扶持的傀儡皇帝，让李唐皇族蒙受了无法洗刷的耻辱；他的女儿们则多不贞洁，私生活乌烟瘴气，每每成为帝都街头巷尾那些八卦消息里的主人公。也许，对李守礼的那个被中宗皇帝收养的女儿奴奴来说，在充满慈爱的养父身边长大，比跟着自己不着调的父亲要幸福得多。

但再幸福的生活也总有结束的一天。神龙三年（公元707年）二月，吐蕃太后赤玛蕾派遣使臣向唐朝皇帝献上珍贵礼物，为其孙吐蕃赞普野祖如求婚于大唐公主。此时，唐蕃之间已维持了数年和平，吐蕃太后为藏王请婚，看上去无疑是一种相当友好的表示，满足于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唐中宗如果想继续维持这种难得的和平局面，就不能不做出积极回应。

可是嫁哪个女儿呢？史书上记载包括倍受溺爱的安乐公主在内，中宗一共有八个亲生女儿，单看数量无疑不少，可她们都已经出嫁，总不能为了和亲让人家离婚吧？而且，现在唐蕃关系已非文成公主和亲时可比，早已上升到双方最重要的层次，如果像当年那样随便找个宗室女应付，恐怕会再次激发吐蕃人的愤怒。

于是，中宗皇帝的目光，只能落在了正在自己身边玩耍的养女奴奴身上。

这个孩子当时只有九岁。

可是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神龙三年（公元707年）四月，无可奈何的中宗皇帝终于下诏，封自己九岁的养女奴奴为“金城公主”，出降吐蕃赞普。所谓“出降”，其实就是“出嫁”，但这两个字无疑更拉风，很给人一种居高临下的恩赐感，因而在唐朝和亲的记载中被广泛使用。

中宗皇帝与自己的这位养女无疑已经建立了相当深厚的感情，《新唐书.吐蕃传》说皇帝亲自把公主送到始平县（现在陕西咸阳的兴平市）才依依惜别，告别酒宴上中宗“命吐蕃使进前，谕以公主孩幼，割慈远嫁之旨，悲泣歔欷久之”。

皇帝养父为了纪念自己这个今生可能再也见不到的公主女儿，专门将离别之地始平县按公主的名号改称为“金城”，对当地罪犯实行大赦并免除了居民一年的赋税：“帝悲啼嘘欷，为赦始平县，罪死皆免，赐民徭赋一年，改县为金城，乡曰凤池，里曰怆别。”

而按照《册府元龟》的记载，事实上，唐蕃双方很可能在已经订立了和平盟约后，才有了这件婚事，也就是说本次和亲有可能是双方商定的和平条件之一。这部书记录了唐玄宗开元六年（即公元718年）十一月，吐蕃使者所呈给唐朝国书中的一段话：

“孝和帝在日，其国界并是逐便断当讫，彼此亦已盟誓。汉宰相等官入誓者等一十人。吐蕃宰相等亦同盟誓讫，遂迎公主入蕃，彼此安稳。”

其中的“孝和帝”指的其实就是玄宗的伯父中宗皇帝，他死后的谥号为“孝和皇帝”。按照这个记载，其实唐蕃双方事先已勘定彼此国界，双方宰相等官员也都参与盟誓，然后吐蕃才来迎娶金城公主。

至于双方会盟的时间，按照《新唐书.吐蕃传》以及《册府元龟》的记载，后来唐玄宗与吐蕃商议会盟时，曾令大臣解琬持神龙二年唐蕃会盟的誓词前往商议，由此可以证明，双方的会盟应该发生在神龙年间（公元705~707年），因此它被后世命名为“神龙会盟”。

这是历史上唐蕃双方的首次会盟，对于这一和平局面的促成，吐蕃实际执政者赤玛蕾太后无疑功不可没。在赤玛蕾摄政的八年当中（公元705~712年），吐蕃与大唐狼烟不起，信使往返，成为继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和亲之后，唐蕃关系最为融洽的一段时期。

英籍藏学家理查德逊（H.E.Richardson）认为，做为孙媳妇的赤玛蕾一定与文成公主相当熟悉，她可能受到文成公主的深刻影响，因而对唐采取了和睦的外交政策。可是另有一种看法，认为赤玛蕾之所以积极向唐求请和亲，实际上是为了掩饰国内不稳的政局，因而是吐蕃十分典型的欺骗外交。

无论真相究竟如何，无可怀疑的一点是，赤玛蕾确实为吐蕃所有主政者中除了末代赞普朗达玛以外，唯一没有和李唐动过干戈的人。

唐蕃双方完成会盟后，赤玛蕾在景龙四年（公元710年）春，派遣出身外戚的重臣尚赞咄热拉金等人前往唐朝迎婚，唐方则遣左卫大将军杨矩护送金城公主进藏。这个杨将军日后收受吐蕃贿赂，误导唐朝做出影响重大的错误决策，也使自己变得臭名昭著，这里暂且不表。

金城公主的和亲是唐蕃的第二次联姻，对此后吐蕃文化发展具有极大影响。首先，与文成公主一样，金城公主进藏不仅带来了大量财物，而且还带来了许多专业技术人才，这对于吐蕃生产力的提高无疑有着相当大的促进作用，《新唐书》也记载说“帝念主幼，赐锦缯别数万，杂伎诸工悉从，给龟兹乐”。

其次，文成公主时李唐皇室对佛教其实并不太感冒，但后来由于自命弥勒下凡的武则天的影响，皇室成员基本上都成了佛教徒，而金城公主很可能将自己的这种宗教信仰带到了西藏。比如后代西藏史书记载说，金城公主在吐蕃开创了两种佛事活动，一个是“谒佛之供”，即金城公主将文成公主带到吐蕃的释迎佛像，重新迎供于大昭寺，并举行了朝佛的祭奉仪式，这个仪式一直延续至今；另一个是“七期”祭祀，即人刚一去世，立即向神及死者施以食品祭祀，在死后49天之内，每逢7日祭祀亡者一次，即所谓“七期荐亡”，这种风俗也沿用至今。

此外，按照汉文史书记载，金城公主还为吐蕃引进了《毛诗》、《礼记》、《左传》、《文选》等汉文典籍，对汉文化输入西藏，作出了莫大的贡献。

关于金城公主进藏后的故事，其中的许多内容可能并不令人愉快，我们今后找时间再说吧。而就在她进藏的那一年，这场和平的积极策划者赤玛蕾太后即将走到自己生命的尽头。

吐蕃政局最大的特色，在于从松赞干布以后长达二百多年的国祚中，仅传承了十代赞普，除了朗达玛等三位短命藏王以外，其余赞普在位时间都很长，政局相对稳定。而国祚并不比吐蕃长太多的大唐，却经历了多达二十一位皇帝（其中包括武则天），期间发生的宫廷阴谋之多可想而知。

吐蕃的问题在于新旧任赞普接续之时，常常发生动荡不安的现象，但是，日渐衰老的赤玛蕾太后在最后转移政权时，却避免了这种动乱。敦煌保存的吐蕃大事纪年记载，公元712年，在赤玛蕾太后的主持下，她的孙子、吐蕃赞普野祖如获得了正式的赞普尊号“赤德祖赞”。想当年，正是在吐蕃大相噶尔.钦陵的主持下，野祖如的父亲都松芒波杰在吐蕃王臣们的集会议盟上接受了“赤都松赞”的正式尊号，这代表着藏王已经正式成年，即将亲自执掌吐蕃政权。完成这件大事不久，赤玛蕾太后便撒手人寰。

我们翻开吐蕃大事纪年，可以发现在公元712年及以后的几年之中，都没有任何大臣叛变或国内动乱的记载，由此可见，赤玛蕾成功地将政权交接给她的孙子，期间没有发生任何动荡。这在吐蕃史上是少有的现象，诚属难能可贵。

正因为赤玛蕾太后有功于吐蕃，所以在其身后获得了与赞普同等的待遇，即按照王室大葬的完整程序下葬，可谓备极哀荣。公元713年冬，赤玛蕾的葬礼正式举行，在得到金城公主报讯后，唐朝睿宗皇帝（中宗皇帝的这位亲弟弟宣布，按照哥哥的先例，继续认金城公主为自己的养女）专门派遣使者持节前往吐蕃，参加已故王太后的吊祭会葬仪式。

这在唐蕃外交中也创了孤例，要知道纵观唐史，大唐除了曾派遣使者吊祭过文成公主以外，其余吐蕃后妃的丧礼，唐朝是从来不派遣使者前往的，就连日后听到金城公主的死讯，她名义上的兄长唐朝玄宗皇帝（实际上是她的堂叔）也只不过为“公主举哀于光顺门外，辍朝三日”，唯独赤玛蕾例外。这位吐蕃太后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对于这位伟大女性的生平，我们发现除了敦煌保存的吐蕃历史文书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后世的西藏史书对她几乎只字不提，从而导致现代西藏人几乎不知道历史上有她的存在。对这种奇怪的现象，学者们分析后认为可能有以下两个原因。

青藏高原地域特殊性之一，就是女性地位较高，女性不论在家庭或社会上，均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因此，《册府元龟》根据传闻写了吐蕃“女子无敢干政”之后，又加上一句：“然缁徒之间，或有专柄者。”但研究者认为，事实上若将上文的“或”字修正为“多”字，则更为写实贴切。就因为妇女在吐蕃有较高的地位，对于藏人而言，妇女的掌权主导一切，早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

因此学者们认为，对于赤玛蕾掌政的事迹，在不足为奇的情况下，西藏史家也就未予以必要重视，不予记载。

另外，就目前已知第一手史料的记载而言，赤玛蕾太后的所有作为，根本未触及宗教方面的事务，究竟赤玛蕾对于佛教、苯教的态度如何，在宗教上有过什么措施，后来的人们都无从获知。对于持“唯宗教史观”的后世西藏佛教史家，由于赤玛蕾的事迹丝毫没有宗教味儿，也就失去了提笔去记载或探究的动机。

因此，在后代以教法史料为主体的西藏历史文献之中，自然也就见不到赤玛蕾的踪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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