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欧洲会爆发穆斯林问题吗？ -- 晨枫
吉卜赛人在全世界什么地方都是“外来人”，没有自己的国家，没有商业手工业的技能，除了一部分有些音乐舞蹈天赋一部分会大忽悠算命就没啥谋生的本事了。
罗马尼亚加入欧盟以后就有大批的罗马尼亚国籍的吉卜赛人到法国，在地铁里面弹琴，唱歌的还算是好的，最多的就是在旅游景点装哑巴然后骗人签名给钱的。
本来处于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考虑，还有那些地铁音乐家的水平我对他们还没什么方案。但是后来在我搬家之前的那个地方，我意外的发现附近有个破败的厂房，里面有有人居住的痕迹，但是院墙门什么全部用破烂挡得死死的，从墙的缝隙里面瞟进去的时候就能感觉里面的人眼神在往外射箭。外面墙上贴着各种各样的招贴画，有黑人歌手演唱会的，黑人参与选举的，但是最多的还是那种招贴，大意是“我们是无家可归者，这块地方是我们的，enter at your own risk”
另外还有几次在工作地点旁边的地铁站附近被粘着搭讪要签名收钱，还有一次在早晨的火车上一个30岁左右的吉卜赛人女性竟然恶狠狠的让我签名。
这以后我对这帮人的印象就相当相当的差。
为什么我能确认他们是吉卜赛人呢，因为他们的特征非常非常明显：
1. 男的个头一般都不高，几乎没有180的，大多数在170左右，瘦的就是黑瘦，胖的就圆滚滚的像个球。毛发胡须很重。最常见的随身物品就是那种两个轮子加个口袋的超市购物车，里面放的是音箱。
2. 女的个头也不高，大多数穿那种“波西米亚风”的拖地长裙子，然后配一双塑料拖鞋。
所以基本上看到“长裙+拖鞋”，就是罗马尼亚的吉卜赛人了
应该是实用性的，而不是宗教/文化性的。
不过也可能是我不了解，因为我看到的是：少女白纱，妇女黑纱，这种区别，不知道是否普遍，如果普遍，那么就应该是文化性的。
记得某大牛还在河里说过这事。就是一个穆斯林姑娘移民到了加拿大不愿意带头巾，结果被父兄给打死的事情....
我在爱尔兰，校园里的穆斯林姑娘都是带头巾的。
我还认识一个漂亮的法国小妹，是穆斯林，不带头巾，不喝酒不吃猪肉。
中国新疆，我在乌鲁木齐街头的见闻。穆斯林姑娘上街有带头巾的有不带的，不过要是参加什么活动，正式场合什么的，还是带的。其实也分族群，带头巾这档子事上，似乎维族比回族认真些。可能也和教育水平有关，很多大学以上学历的穆斯林姑娘不喜欢带头巾。
鼓舞将来的政客们在适当时候高呼：
All hail the Spanish Inquisition!
以前觉得那个是宗教矛盾，后来觉得说是民族矛盾也可以。
大战不可避免了，但愿欧洲倒下，以解此次经济危机
在加拿大认识三个穆斯林女性，一个是同学，另外两个是同事。女同学是阿尔及利亚人，第一天上课丈夫全天陪同，害的我们很长时间以为第一天出现的那个男同学有什么问题退学了呢。女同学上课时一定穿袍子带头巾的，但是不遮脸。她去其他女同学家里做过客，一看没有男性在家，就先把头巾摘了。后来女同学教她用MSN聊天，第一件事就是先戴上头巾，其实不过是连线跟另外一个男同学聊天而已，还没有开视频呢。
同事甲是伊朗人，在办公室西式打扮，完全没有袍子头巾那回事。她给我们显倍过一些艺术照，完全是波斯美女的样子，飘飘的头巾，好看的袍衫，即使头上带头巾也不是把头发完全遮起来的样子，而就是拿头巾当装饰品。袍子也不是那种黑袍子，而是完全体现女性美的袍衫。
同事乙是也门人，在办公室黑袍头巾，但是不遮脸。头巾一天一个样，一个赛一个的好看，几乎没印象她带过那种老土的黑色或者白色。她每天定点去一个固定的神马地方礼拜，小毯子卷个卷儿夹在咯吱窝下。有次忘记带门卡，被关在楼梯走道里，半天也没有人路过。那个地方有个应急门是通办公区，正好挨着我们的茶水间，我从旁过她就赶紧敲小窗户让我放她进来。我就随口问了一句，干嘛去啦，怎么关这儿了。她就用手指指她的小毯子。
再歪一下楼，说说犹太人。在加拿大见过一帮正统的犹太人，带黑礼帽，留垂髯。因为是旅游区，没得机会交谈。纽约有个B+H相机店，里面全是犹太人员工，都是垂髯白衬衣小黑帽子。感觉他们比以色列的犹太人还犹太人。
《我的名字叫红》的作者奥尔罕·帕慕克在他的另外一本书《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回忆》就很好诠释了这种纠结。
六：土耳其-希望在左梦想在右，向着希望与梦想飞奔
这个国家以一个游牧民族名字命名，这个游牧民族曾经几度崛起，这个民族创造的帝国东方与西方最强大的君主们也曾经避其锋芒求城下盟约，在一个千年里这个游牧民族震撼过东方，也震撼过西方。这是一个最终定居的游牧民族，也是文化最灿烂的游牧民族之一，这也是创造不逊色于农耕文化帝国的文明的游牧民族，也是立国时间超过中国任何一个王朝的游牧民族，这个帝国鼎盛时期疆域横跨亚洲欧洲和非洲，控制面积达2000多万平方公里。正是这个帝国横梗在东方与西方之间，使西方不得不向大海寻找去东方的路。这个游牧民族叫突厥，这个游牧民族缔造的帝国叫奥斯曼帝国。
到20世纪初，曾经辉煌的奥斯曼帝国遭遇到和东方的中国一样的深刻危机，屡战屡败内焦外困被称为欧洲病夫的奥斯曼帝国幸运的有一批被称为欧洲最优秀的外交官，他们无疑要比还沉迷天朝大国梦想的中国士大夫有着清醒的多的头脑。但是当时被嘲讽为帝国的全部实力系于外交官的奥斯曼帝国终究是不能依靠外交官挽救帝国的命运的。帝国的危机本质是帝国封建制度与伊斯兰教文明与来自建立在西方现代制度上的科技和文明挑战的冲突与矛盾。在如何拯救帝国与民族前途的问题上，与苏丹交从甚密的帝国元帅在民族危亡之际终于废除苏丹和哈里发建立了现代的土耳其共和国。这个帝国元帅叫凯末尔，被称为土耳其之父的那个凯末尔。
面对分崩离析的国家与民族处在命运十字路口的土耳其之父凯末尔在这个时候对外巧妙的利用了协约国之间的矛盾，使其签订了挽回败局的《洛桑条约》，开打破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先河。对内在1931年5月凯末尔提出了作为土耳其共和国立国纲领的六条根本意义的原则，后来这六条原则被总结为为六大主义，并写进土耳其共和国新宪法第二条，既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平民主义、革命主义、世俗主义和国家主义。这六大主义一直是土耳其政府制定政策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土耳其共和国的官方政治意识形态。六大主义的前五项，是土耳其现代政治结构的理论基础，而国家主义则是土耳其经济现代化的指导原则。围绕着这六大主义的一系列改革被称为凯末尔改革，为当时同时期亚非欧民族国家独立与改革唯一成功的例子。
凯末尔改革后土尔其完全接受了西方的制度、观念。也承认了西方的文明，并且用事实证明由此而给土尔其带来的力量和活力。因此，这个国家也就成了中东最西方化的国家。但是作为伊斯兰世界中一个最西方化的改革模式伊斯兰国家在建立现代共和国后，尽管几十年里不断进行世俗化和现代化改革依旧不能摆脱半农业化国家的命运。长期以来，尽管土耳其共和国的领导者们在凯末尔改革的指导下巧妙利用东西方矛盾有效的 捍卫了土耳其共和国的领土与主权完整。但是就象硬币有其2面一样，作为一个98%国民均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在世俗化的进程中，在如何国家现代化的选择上，在政治改革的努力中，冲突与危机始终震荡着土耳其的大地。例如1971年3月12日， 土耳其的一批将军们以维护凯末尔世俗主义的原则的名义，推翻了由正义党领导的无能对付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和已经尖锐化政治危机的民选政府。1971年5月21日， 土耳其宪法法庭宣判民族秩序党的政治纲领与载入宪法的世俗化国家的原则相抵触，取缔了这个具有伊斯兰教性质的政党。并且同时还取缔了与民族行动党有密切联系的泛伊斯兰主义协会，查封了一大批具有伊斯兰教倾向的报刊。在近80年的土耳其共和国的历史里，这样的政变并非孤例。清华大学的高鸿钧教授写过这样一段话：“伊斯兰世界没有西方那样的传统，也不具备现代西方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及价值观，从西方引进的民主政治要么变成党派斗争的闹剧，要么蜕变为个人独裁的怪胎，要么被频繁的军事政治所打断。”土耳其在现代化进程中恰好都具备了这三种情况。
然而，尽管土耳其的宪法第24条明文规定，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利用或滥用宗教，或宗教感情，或宗教认为神圣的事物，达到产生个人或政治影响的目的。刑事法典第163条甚至规定， 组织与管理以宗教为基础的政党，可以判处15年徒刑。并且军人们以捍卫世俗化原则为借口多次干涉国家政治，但是，从战后土耳其实行多党制以来，与凯末尔主义者坚持的世俗化趋向相背离，要求恢复伊斯兰教传统的趋向，像波浪似地不断向前发展，已至到了90年代达到了新的高峰。如果凯末尔知道今天伊斯兰教又在土耳其复兴了，而且还以政党的形式出现，实在会不知道做何感想。1996年，1月伊斯兰政党繁荣党作为议会第一大党组阁，这标志着土耳其历史中一个新的篇章就要拉开了，面对过去与未来的冲突，面对宗教与世俗的挑战，土耳其何去何从？
造成今天土耳其伊斯兰主义对凯末尔改革的核心世俗主义造成强有力挑战的成因主要是，在土耳其共和国建国后尤其是2战后的几十年中，历届政府面对经济与社会转型措施失当，不但政局不稳而且军人频繁干政，通货膨胀难以遏止，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贪污腐化严重，经济长期不景气并带来高失业率是土耳其国民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尽管土耳其可以用漂亮的参照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向世人展示这是一个现代国家，但是今天土耳其工业发展依旧缓慢，外汇首要来源首先是旅游业，伴随最近几年高增长的同时是高通涨与高负债高赤字。也正式因为经济发展长期不如人意，造成尽管在1963年就与欧盟签署加入欧盟协议的土耳其今天依然迟迟不能加入欧盟。你可以说，土耳其是一个信奉伊斯兰教国民占绝对多数个国家为土耳其加入欧盟设置了重重障碍，不过谁也不能否认土耳其的高通涨与高负债高赤字尤其是其高负债高赤字政策严重阻碍了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进程。经济长期不振的同时，奉行凯末尔主义的世俗派本身也逐渐在执政过程里日益精英化，使凯末尔主义中六大原则局限在一批少数人的圈子不能真正深入土耳其社会基层中去。无论其曾经有多少赞誉多大成功，无论其本身制度在设计上是多么完美，无论其有多么远大的抱负与梦想。失去了国民的支持，脱离社会与现实的改革终究不会走出多远，脱离社会与国民的改革终究不会走出多远，凯末尔的希望与土耳其的梦想终究还能走出多远，只有时间来检验，但是明天仅有希望与梦想是不够的，远远不够的。
笔者按：凯末尔主义与凯末尔模式尽管不能说是伊斯兰世界现代化改革的成功典范，但是对伊斯兰世界现代化的实践，不仅值得伊斯兰世界研究与关注，也值得我们今天中国人思考。中国和土耳其都是拥有辉煌过去而在近代历史中遭受沉重打击，尽管中国和土耳其选择了截然不同的道路，但是这里我们需要思考的不是不同选择的成因而是要思考在追赶以今天西方为主导的现代化的时候如何面对传统。对实现现代化中国和土耳其有着一样的希望，对实现民族复兴是中华民族与突厥民族所有的相同的梦想。然而一股全盘西化，从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甚至宗教师从西方的思潮从20世纪起就从来没有在追赶的国家和民族中失去市场。只是随着时代的不同不断改头换面，不断试图改变追赶的 脚步。但是追赶成功如日本在今天依旧面临一个亚洲还是欧洲的困惑，何去何从日本茫然以对。追赶至山脚的土耳其呢？希望在左梦想在右，土耳其向着希望与梦想飞奔。
(全文完)
贴这个的原因其实还是因为最近青史里关于49前后,与79前后的争论.这里也就贴下自己以前的帖子,或许可以给大家换个角度思考的一个尝试.
曾经在前不久和朋友开玩笑的说过一个比较:儒教和伊斯兰教在对社会规范的影响方面最异曲同工的地方就是他们都从社会生产社会个方方面面从头到脚乃至各个细节上都有着严格的教诲与规范;从而达到他们对各自理想社会的诉求.
49年的中国不只是改朝换代,是另造了翻天地.对此有人可以嗤之以鼻,有人感恩不尽,有人更是视之死仇,无他闹的天翻地覆尔.
建国前三十年的争论,不管观点如何,在我看来,不管谁是谁非,就国家而言.如果一个国家在进行现代化改造之前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即使由一代代精英份子去引导去强行启动,结果都是事倍倍而功半半的.
49年时代的中国与一战刚结束时候的土耳其有类似的地方.尤其就几千年封建思想与儒教体系对于中国实行现代化国家与国民改造而言,其被束缚的程度丝毫不弱于当时保守伊斯兰教的传统对于当时乃至今天伊斯兰教的社会的束缚.阿拉伯与伊斯兰世界在过去与今天的困境,尤其是他们改造自身文化和传统并与现代社会尤其是发达社会全面衔接的问题困扰一代又一代阿拉伯近现社会的精英的不仅仅是体制与制度而是各种越来越冲突激烈的矛盾与已经越来越不可遏止的暴力恐怖主义的社会不满宣泄方式.这样的问题,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那意味的是梦魇,是无以穷尽的灾祸.
而就49年,就当时的中国来说.不管谁执政,无论执行具体的什么策略,都必须要解决与国家现代化改造不相容的国家传统文化与社会习俗问题.我先以伊斯兰社会来举例:刚遇刺不久的前巴基斯坦总理贝布托在执政期间一直想废除巴基斯坦一条古老的法律:任何妇女被强奸时候不能有四个及四个以上男子作为目击证人,否则均视为通奸.就这样一个在今天中国乃至世界上多数的文明社会都鄙夷的法律,当时作为女性总理的贝布托摄于强大的传统保守势力而在她执政期间不敢废除.(此法在今年终于在贝布托的人民党与穆沙拉夫的联手下废除了,不过还仅仅是法律条文上的废除).与之类似的在华人世界也有相应的例子:香港地区在上世纪60年代才废除援引自大清律的纳妾制度,而台湾地区更要晚了20多年.一些关于妇女的社会陋习修改都拖沓于此,假使那些事关土地与财产以及社会生产关系的各种交之于已经完成相应社会改造后的社会制度其必然结果是:民主制度只会使当时社会阶级分配比率固化,而不会使整个国家进入到当今西方社会的发达与文明状态.再直接点说,不管什么政党或者谁在1949年去解决中国问题.不解决好,当时国家的封建传统文化改造,乃至这样的文化赖以生存的土地制度与封建土地生产关系.中国最坏的结果就会类似今天纷争的中东,最好的结果不过是今天印度十亿人民一亿社会的又一个版本.
以基马尔（凯末尔）成长为背景的土耳其资料（牵涉日本）
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121501
以基马尔（凯末尔）成长为背景的土耳其资料（牵涉日本）
http://www.here4news.com/article/2121501
1907年，基马尔作为一个军官因功升迁至奥斯曼帝国第三军团。第二年，作为土耳其青年党激进骨干之一的基马尔参与了第三军团发动的兵变，随后基马尔服役的第一个部队奥斯曼帝国第五军团宣布响应（驻扎在叙利亚、耶路撒冷等行省地区）给了当时帝国的保守派致命一击，从此奥斯曼帝国开始了所谓第二宪政时期。土耳其青年党因此也从流亡中的地下党一跃成为了独裁的执政党。基马儿因此也在随后的岁月里平步青云，并因为在一战中著名的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中出色的阻碍了精锐的英法盟军的进攻而成为了土耳其的英雄。这为他最终进入帝国军队的中枢机关土耳其总参谋部奠定了最后的基础。
开始的话头提到了日本，这个倒不是故意要勾起萨兄的好奇心。我这样说，是因为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获得了胜利，让一直以来寻求国家复兴之路的土耳其青年党找到了效仿日本建立君主立宪制度的改良道路。此前，不仅在基马儿在奥斯曼帝国内部而且在土耳其青年党内部都存在民族主义优先与自由主义优先的路线争执甚至是路线斗争。日本的成功，让土耳其青年党在党内两派领袖萨巴赫丁与艾哈迈德.里扎最终达成了就苏丹权利地位问题的一致意见。这实际上是以土耳其青年党为首的土耳其精英，为维持帝国摇摇欲坠的统治的最后一次努力。这样的努力不仅促成了1908年的土耳其宪政革命，也在土耳其青年党完成对帝国的寡头独裁统治后，经过审时度势主动在1914年选择了和德国的结盟。试图通过对外战争解决一直以来威胁帝国统治的最大对手：俄罗斯。
但是，一战的结果不仅是一打皇冠落了地，也是被阉割的土耳其不再困扰于是继续维护苏丹的权威以保持广大的奥斯曼帝国获得国家的最大利益， 还是实行民主宪政改革把土耳其建设成为西方模式中的现代化国家这样的路线斗争之中。于是，利用土耳其在战后的内忧外患，顶着土耳其国家英雄与土耳其青年党宪政革命英雄双重光环的基马尔几乎就是当时土耳其推翻苏丹统治完成国家转型的不二人选。
实际点说，基马尔推翻哈里发建立现代民主宪政的选择实际有着土耳其作为一个帝国从瓦解走向新生的复杂背景。其中的曲折，尤其是作为其中不可忽视的当事人基马尔在这一时期的所作所为的表现，远没有楼主文中写的那么浪漫与简单。
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他曾经试图尽一切努力去和他的同伴们一起去维持一个腐朽的帝国，在失败之后他只有通过建设一个共和国来使一个民族重生。
该看的书太多啦！
土耳其看来要向左（向泛奥斯曼主义）方向走，而偏离西方化的路线了。这对欧亚政治格局的影响会很有意思。
近来美欧经济形势剧烈动荡，你老兄是不是浑水摸鱼发大财了？
....
而是极右取代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