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说文论武之文明复兴（五）：农村建设 -- 井底望天

本人从农村出来的，亲身经历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村整体逐步走向破败的境地（电力供应、水利维护、水源供应、沼气设施等）。每个家庭各自为政，自私到极点，对公共集体性质的东西没有人管。例如关系到水稻田灌溉的沟渠，20多年来从未进行过修整，一些沟渠的底部都要和田一样高了，没有人负责。

只有走人民公社化道路才是唯一可行的，名称上不在乎，叫人民合作社都无所谓。只有这样，才能充分把农民们组织起来，兴修各种公共服务性质的、必不可少的设施。当然，现在不再需要工业化的剪刀差了，那么被组织起来的农民整体上所发挥的效益给自己带来的利益必定远远大于目前这种自己顾自己的局面。

农会与工会本来就是共产党的力量之源和执政之基，还真以为资本家是可以驯化的狼崽子？还真以为掌握了军警宪特四大金刚就可以高枕无忧？

你只要提“自治”就是得罪“领导”了。其实我个人认为，在最基层推行不涉及意识形态的自治（经济和公共服务）是最现实，也最利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了。

七

当时中国的人民公社制度，后来被迫放弃，主要问题不在于其组织形式，而是在于其功能。因为中国的工业化需要农村经济输血，所以公社的职能，主要是配合国家政策，是国家简化和几亿农民打交道的手段。

这样的一边倒的组织，自然在照顾农民自身利益上有很大亏欠，自然极大的影响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但是如果大的环境变化了，中国因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大幅发展，不光不需要再从农村抽血，而且可以将城市和工业的资金和技术，反哺农村的经济发展，而将小农经济提升到现代农业技术经济。

当然当年的人民公社，是集政治、经济和文化为一体的组织，而今天就只应该保留经济和文化功能，让其成为保护农民权益、推广农业技术、便利农民融资、提供公共服务的农民自己的自治组织。而在这中间，如何让农民可以享受到可能的农地转非农地应用，带来的土地溢价，和如何让农民离土不离乡，而从各种副业、工商业上面，提供农民的收入，从而最终为消除中国的城市、农村经济二元化的弊病。

要知道，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主要的落脚处，是在于乡镇这个级别，也就是以前公社对应的地方。

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农村发展的大趋势，是整个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背景，伴随着的是，大规模农民进城而成为城市居民。这样的话，对农业土地的利用，才可以从精耕细作的小农形式，发展到依赖资金和技术的现代农业公司经营方式。只有在这种方式下，从事农业的人口，才不会仅仅限制在利润最薄的初级农产品的生产上，而是走入利润更丰厚的农业加工品上面。

在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中，基本上农村人口的转移，走的是两种不同的道路。对发达国家而言，其历史道路，基本上是农民从农村向小城镇转移，从而通过小城镇的发展，再集中到大城市和城市圈里面，而达到了减少农业人口的目标。

但是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尤其是人口规模比较大，和中国可比性比较明显的国家，比如说印度和巴西，都是靠农村人口进入大城市，从而把这些大城市，变成超级城市的道路。比如说巴西的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印度的孟买和加尔各答等等。

中国的农民进城流动，有一个非常大的障碍，就是户籍制度的限制。很多城市，尤其是东部沿海的城市，容纳了大量的农民工，但却不愿意将这些为其经济发展做出极大贡献和牺牲的农民工，成为其永久定居居民的一部分。这种只想趁人家年轻的时候，榨干能量，然后老了就滚回去的做法，是非常不人道，也对中国的城市化增加了阻力。

当然如果这些城市放开人进来，恐怕也会因为财政压力和公共服务能力不足，从而导致贫民窟的大幅出现，也不是一件好事。如何发现一个折中的法子，倒是值得大家深思。

从中国的农民工流动来看，如果把中国分成西部、中部和东部三大块的话，那么一个主要的趋势，是从中部的人口身份，向东部迁移为主，向西部迁移为辅。

最大的人口迁入地区，是广东、上海和浙江，其中广东（主要是珠三角）的数量大大高于长三角。西部的新疆也是一个主要人口迁入地区，而西部的西藏、青海和宁夏，是最少的人口迁入地区。

最大的人口迁出地区，是四川、安徽、和湖南。而基本上，就是这些地区，再加上河南、贵州等，向东边的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山东和北京等地区的移动。

其实通过对大量农民的调查了解，人家农民其实是比较重乡土的。因此其就业的倾向，首先是农村里面的非农领域，其次是外出打工，最后才是继续做农活。

而对出外打工的选择，通常是省内城市作为首选，然后省外城市，最后才是附近的县城和小城镇。

而对城市的发展而言，在初级发展的时候，通常是城市外郊县的人口向城市中心集中，然后但城市发展比较成熟之后，就出现城市向外面扩张，延伸到附近郊县的局面。比如说上海，在90年代的时候，最大数量的流动农民工，首先是来自于上海的郊县，其次才是来自安徽和江苏的农民。但随着上海市的扩张，在2000年代，就很少有郊县的农民工了。

这种情况，就造成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新格局，那就是城市向外扩张，就把附近的县城的乡镇，变成了城市某个区的街道。这个是城市发展的第二阶段。

那么城市发展得比较猛，就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就是直接把人家一个县，给改成了市区。

当然城市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就是把人家县城，从地区市里面给扒拉出来，有真正的城市来管辖。

最近发生在安徽撤销巢湖地区市，把庐江给了合肥，含山和和县给了马鞍山，无为给了芜湖，就是第一阶段的例子。

第二阶段的例子，比如说河南的周口市拿了淮阳县的许湾乡，洛阳市洛龙区拿了偃师的庞村镇，江苏的盐城市亭湖区拿了射阳县的黄沙港镇等等。

第三阶段的例子，比如说湖南的长沙市，把望城县收归为望城区。

估计中国在今后的很大一段时间里，出现最多的，就是城市扩张，把附近的乡镇，变成城区的一个街道，而这个街道，就会扩张，从而把其他乡村的转移人口给安置下来。

因此这个地方，就会成为中国农村人口城市化的一个主要切入点。通常这些乡镇的人口，大概也就是3-4万人左右。在没有融入城市之前，就搞农民自己的农民协会，融入城市之后，就搞城市现在已经比较成型的小区自治组织。

那么就要求现在的乡镇政府，要向城市的街道委员会靠拢，而出现某种情况下的瘦身运动。

集体化对于很多地方是一种现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但具体操作上，要避免出工不出力的情况。名称只是一个代号，没必要用人民公社、自治协会这类刺激神经的名词，乡镇就挺好的，既继承传统，又履行了职能。

宗族不宜强化。宗族组织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可以鼓励宗族的文化传承和教化作用，但组织上应该予以戒绝。

在市场经济中，农村个体有个体的利益，没有强有力的政治集体不可能实现诸如水利、交通、农技推广等农村必须具备的服务。

说实话， 现在实现改革的都是看毛不顺眼，能改一点是一点。

出门打工的人，有很大一部分都不回原居住地，而是向就近的城镇迁移，一是因为打工期间多少有些积蓄，二也是因为子女不多（最多两个），为子女的教育，将来考虑，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而乡镇以下，因为人口的减少而撤，并 的情况已经不少了，算是城镇化运动的一个注脚。。。

被辽和西夏欺压的宋朝，居然被考证出战争胜率更高，究竟是真相还是需要这样打扮糊弄人？当年国军战报消灭共军远超共军总数，估计跟宋人学的，敢于痛斥将领的伟大的日记体史学家凯申公千古。缺乏主人翁意识，人多装备好也可能打败仗，这点国军倒是跟宋军很像。新三座大山不炸平，现代中国人民也不会继续买账的。汉唐强盛不是分封制功劳或对手弱小，而是自耕农占主流社会保障好，东汉武功就差点，宋代土地兼并严重贫富悬殊导致的“佃农性格”，外战外行是必然的,何况社会风气鄙视武人，汉代弃笔从戎是美谈，唐代“宁为百夫长，胜做一书生”，“功名但在马上取”，宋朝“贼配军”是流行词，估计所谓“好男不当兵”就是这么来的。哪个国家哪个时代敢公开骂当兵的劳改犯？不把骂人的打成猪头，这样的血性能上战场吗？要是夫人女儿被轮奸还要服从命令忍气吞声，内战不惨败就怪了。当年光头毕竟是敢死队长，徒子徒孙想要把tg赶下台，没有必死的勇气，在中国运作“颜色革命”是笑话。

大的运动、战役离不开舆论导向，文化圈、文艺圈都是重要阵地，卖脸的卖嘴的（横竖都算）卖文的都是明星，服务类别区别罢了，不过都听投资人的。“三民主义反攻大陆”，文化金融是主战场，和真实的历史比（可以找找高戈里的《起义官兵泪血大控诉》），美化国军到了恶心地步。很多像是训导小学生似的西方作品被当作东方研究经典，决不是因为投资人傻。

下面括号的话是我加的，其余为原文。

家道穷必乖，故受之以睽（瞪眼、不合）；睽者乖（乖戾、怪异）也。 乖必有难，故受之以蹇（艰难跋涉）；蹇者难也。物不可终难，故受之以解（日子好过了）；解者缓也。 缓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损（损下益上）；损而不已，必益（损上益下），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决，故受之以夬（guài，环形、有缺口的玉）； 夬者决也（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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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损下益上】是现有的现象，井大的意思是：现在要走【损上益下】的路了。结果呢？【益而不已，必决】，必然会有不利的现象出现。但是呢，也不用怕，从小循环说：会再回到【损】。历史就是这样螺旋前进。

《易》重时，如果自己生不逢时，也是没办法的事。某些人贪的多了，未必是好事，祸福相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嘛，呵呵。有句俗话：官家钱如云烟，商家钱30年，田地钱万万年。

看下两个现象：

1.秦亡有汉；隋亡有唐；他们都是前朝存在的时间短，后朝超过200年。

2.翻开历史，只要朝代开始能熬过60年的，都能存在200年。

汉

1、高帝刘邦BC202—BC194年在位9年

2、惠帝刘盈BC194—BC187年在位7年

3、废帝刘恭BC187年高后吕雉摄政

4、废帝刘弘BC187年高后吕雉摄政BC187—BC179年摄政8年

5、文帝刘恒BC179—BC156年在位23年

6、景帝刘启BC156—BC140年在位16年

7、武帝刘彻BC140—BC86年在位54年

唐

1．高祖李渊，618年至626年在位；

2．太宗李世民，626年649年在位；

3．高宗李治，太宗第九子，649年至683年在位；

4．中宗李显，高宗第七子，683年至684年在位；

5．睿宗李旦，高宗第八子，684年至690年在位；

6．则天皇后武曌，690年至705年在位；

7．中宗李显，705年至710年在位；

8．玄宗李隆基，睿宗第三子，712年至756年）在位；

另：如从驱除外族看，历史上能与现在比的只有【明朝】

1.太祖朱元璋1368年8月至1398年。

2.惠帝朱允炆，年号“建文”，太祖孙，1398年至1402年。

3.成祖朱棣 ，1402年至14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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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总是这样，仔细的看下，很有意思。这几个朝代都是有外患入侵，国内矛盾重重。从历史研判现在：未来100年应该是文化大发展的时代 。最起码在我看来，文景之治、开元盛世还未出现嘛，帝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用太担心。

• 个人与历史的发展逻辑

就是把手边的事情做的尽善尽美。我们平常读书、学习、所受到的各种训练，都是为这个目的存在的。

有一个电影不错，《源代码》，大意是：一个军人为了查找未来会出现的核恐怖袭击，不断的穿越到现在，时间却只有2分半左右。他不断的改正自己的错误，最后不仅找到凶手，也找到了自己的幸福。美国片。

我们所求的就是最后哪个做事的方法及结果。

八

其实你看一下城市的街道一级政府，就是所谓街道办事处，是市政府的下属区政府的派出机构。

在2010年7月，安徽的铜陵市首先在铜官山区实行了撤销街道办事处一级政府的实验，把下属的六个街道给撤了。原来6个街道分管的49个小区，合并成18个大区，这样就直接减少了中间的一个层次。

比如说，改制之前，小区里面接到一个电话，说是路灯坏了。你就打电话给街道办事处，然后街道办事处的人员再打给区里面的相关部门，维修人员估计几天后才过来。而改制之后，社区的人员直接打电话给区里的相关部门，然后1个小时之后，维修人员就过来了。

铜陵这个区的人口是26万，平均每个街道办事处，要管理4.32万人，下面的小区平均是5千人。而合并之后的大区，平均是1.4万人，关键之处，是大区由居民们自主管理，不是政府机构。

那么以前的街道办的各种功能如何转移？那就是经济发展规划，城管执法等等，就收归区级职能部门。而专门为社区居民服务的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比如说办理民政、社保等等，就全部交给了社区自主管理。

当然政府机构是撤了，但是党的组织还在。社区里面基本是三块结构，一个是社区的党工委，一个是为社区居民做一篮子服务的社区服务中心，一个是大家自己组织活动的居委会。社区里面的事情，就大家开会商量决定，毕竟1万5千人，开起大会起来，还是属于比较能够畅所欲言的。这个倒是和美国的城镇居民大会，是同理了。

不过要做好这个社区管理，第一个就是社区的效率是不是高了。一种说法是，以前办一个社保，要跑社区，然后跑街道，要20多天。现在是直接到社区，然后上报民政局，只要10多天了。

第二个就是社区的资源，有没有增加。以前是平均每个小区的工作经费是3万左右，49个小区共147万。但是街道办工作经费是65.6万，撤销了街道办之后，大概是3个小区规模的大区，经费是30万。钱多了，干事的人就多了，服务成果就提高了。

第三个就是能不能真正做到社区的自治能力中民意可以充分体现？据说铜陵市招商的一个2亿元的项目，因为对狮螺山社区生活的影响太大，被社区大会给否决了。

那么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撤掉街道办事处，会撤掉196名政府公务员，如何处置？其实很简单，就是身份不变、职务级别不变、收入待遇不变，一视同仁，全部下到社区，没有人走上区政府，以免大家攀比。

在这个基础上，2011年8月，铜陵市所有的街道办事处全部取消。这个模式会在安徽省全省推广，其他的省份，比如说河南、贵州、湖北等等，都可能跟进。

如果将来社区建设做好了，大家可以自主管理了，其实连区政府一级，都可以取消了。你要维持社会治安的工作，就应该有市公安局的各个区分局来处理。其他的市里面的各种职能部门，都可以有区的分支机构，那么区长之类的位置，就可以取消了。

比如说中国的香港市，也是7百万人口的规模，就完全没有区政府这个级别，倒是有区议会，来保证社区的各种民意，可以得到重视。

前面我提倡的人民公社，或者说农民协会，其实就是相当于这样的一个变化。乡镇一级的党组织仍然存在，然后有乡镇服务中心作为县政府的派出机构，然后就是农民协会，来协调农民的各种利益诉求。

这条路子，其实在日本和台湾，已经实行了很多年了。台湾在国民党开始搞减租减息，然后向地主购买土地，分给无地农民，达到耕者有其田之后，其土地改革面临着和大陆一样的问题，就是如何保证农村经济的过度贫富两极分化，和农村经济的规模化问题。

其中主要采取的组织形式，就是农民协会。由各个村庄形成的实体农民协会，然后组成乡镇、县市、省这样的三级农民协会。上面的三层协会，没有决策权，但是通常起到向高层政府传达农民民意，对下面的实体村级农民协会进行行业和技术指导等等方面的工作。

当然参照上面的例子，如果要做到县管村的话，就会像铜陵的铜官山区直接区管理49个村了。同样以铜陵的铜陵县为例子，人口是32万人，比铜官山区要多一点，总共有4个镇、4个乡，下辖107个村委会、8个社区居委会、5个居委会，就是120个村级单位了。

而且这些村落之间的距离，又不是城市社区那么近，可以就近合并。这样就有赖于城市化的步伐，比如说铜陵县所在的五松镇和附近地区老州乡，慢慢形成一个铜陵市新区，而市区面积，可以再吃下一个顺安镇，那么就希望把其他农村地方转移出来的人口，安置在这些新社区了。

那么不少读者认为，其实乡镇一级的任务很重，很多时间是穷于应付上级的检查，往往是事情没有人干，而县政府里面，倒是人浮于事，一边忙得要死，一边闲得要死。

出现这种现象并不奇怪，主要的问题，其实还在于交通。如果能够做到村村通公路，把大家的心理距离缩短，那么你基本可以把2、3个镇子的公众服务，用一个服务中心，就可以涵盖。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把县城里面的相关部门，派到这些分支机构去。由于这些地方到县城的距离有不少太远，对大家的生活也没有多大的影响，就会出现派驻机构的人员，得到了充实，而县城的机构里面的人员得到了精简，改变现在的出工的无力，有闲的不出工的居民。

当然这种改变，同样要决定于政府职能和社区职能的明确划分，以及村庄的村民自治的发展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