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国经济10年后将崩溃？欢迎证伪 -- 北大28楼

不是凭空跳出来的。

我不介入你和lz的恩怨。不评论任何帖子，仅阐述自己的观点。

人工智能，我之所以称呼其为一个时代，因为其对整个社会的资源/信息的整合/管理可能会有巨大的变化，不是目前的信息时代所能完成的。这里人工智能是否能超过人不是主要问题所在。争论是否超过人毫无意义。

但是超越人的智力将是人所面对的一个意义重大的问题，因此才有了相关的争论，而不在于是谁与谁的争论。

不过对其本身发展最终将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事务发展的本身是不尊循人的意愿或理解的，有着其自身的规律，比如达尔文所发现的是为其中之一。

中国人中有多少蒙古基因，马来基因，更何况基因传播是在统计学意义上发生作用的，而不是以人的个体来看的。

活下来，这可是中国人的信仰

Get Ready for a New Human Specie

刚看到有人举报你这句中国人要活下去的话，大概是有人联想到小悦悦那边去了，弦绷的真紧啊，呵呵。

举报估计是被盯上了吧，老铁给了这么多红包，预算还是充足的

但是有极限，就是在开采过程中消耗的能量不能超过所获得的能量。

月球上的氦根本不用想，但是克服地球引力的运输设备和人员的能量就得多少。

可燃冰除了开采不了以外，真要开采，其对气候变化的恐怖影响难以估量。

就像古代开采不了石油和深层煤炭，一样是成本太高。

月球上的氦3同理。到时候弄个月球基地专门提炼氦3，收集几吨一次性运回来，多搞几趟成本肯定就降下来了，从能量角度看绝对是有赚的。

不是储量问题，而是将一种以前视为非可利用能源变成现在的可利用能源的问题。

就像光纤发明以前，人类估算全球要做到每家都通电话，花在用户电缆和中继电缆上需要多少多少亿吨铜，不也是说几乎耗光地球储量，没做别的用的了。但还没到普及率10%，光纤发明了，移动通信也民用了，原来不可用、不经济的介质变得经济可用了，铜就转移到别的用途上去了。

工业革命以来很多资源开采成本下降实际上是大规模化石燃料补贴造成的假象.

顺便请考虑一个哲学问题,我们每天都看到太阳升起(不考虑阴晴天气变化)，看到一千次，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肯定说次日太阳必然第一千零一次升起呢？

什么是成本？这是需要澄清的。当然，对于资本主义社会里一般的个人和企业，成本就是花多少钱。但是，到底什么是“钱”，而且钱所对应的价格每年每年是变化的，这么算下去就说不清了。

实际上，科学的“成本”概念应该指的是生产单位使用价值（也就是社会产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这一般是比较大的，也就是社会平均的劳动生产率很低。

而资本主义时代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社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从而单位社会产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断缩短。在人们经验上，就是成本不断降低。

但是，社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物质基础是什么呢？一个主要的物质基础就是平均每个劳动力所使用的能源大大增加了。

现在的问题是，这种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趋势是历史的特殊的、暂时的现象，还是一种永久的、绝对的现象？

首先，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代，不存在这种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趋势。因为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代，人类所使用的能源主要来自动植物等可再生能源，其自然的再生产规模是有限的。

而在资本主义时代，由于大量使用了化石燃料，而化石燃料是自然界在几亿年时间里积累起来的太阳能，被人类在几百年里就释放了，这就在近现代造成了一个似乎劳动生产率可以无限增长下去的现象？

问题是，未来，离开了化石燃料，这种现象还可以持续下去吗？

下面的贴谈到休谟的哲学问题，意思就是，即使我们看到太阳升起1000次，但是单凭这个经验，仍然不可以科学地论断太阳必然第1001次升起。当然，在我们了解了太阳系的运行原理，了解了地球围绕太阳转以后，那么我们就可以科学地论断太阳明天必然升起。

技术乐观主义者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就是强烈地依赖过去某些技术成功的事例。但是，即使这些成功发生了1000次，但是除非我们有足够的科学和事实根据，我们仍然不可以论断第1001个问题必然可以得到成功的解决。这里，举证的责任在乐观主义者一方。

况且，我们以往的技术成功的经验，实际上主要是人类历史过去一两百年的经验。无论就人类历史还是地球的自然演化历史来说，这都是特殊的、短暂的一瞬，而不是历史的一般。具体说，过去的一切“成本”不断降低的例子，到目前为止都是大规模应用不可再生的化石燃料的结果，因而没有证据表明，一旦化石燃料枯竭了，人类仍然可以重复这些成功。

最后，人类的知识是有限的，人类的技术既可以是有益的也可以是有害的。为了解决某些局部问题而采用的某种技术，在长期有可能带来当时想象不到的、全局性的破坏作用。人类技术的破坏作用已经越来越大，甚至可以说现在已经发展到了弊大于利的程度。如果真的发现、发展了大规模的新的能源，从而人类对环境的干预能力比现在大几十几百倍，福耶祸耶？

随着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深化，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国的经济前景感到忧虑。无论左派右派、政府民间，现在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中国现有的经济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严重不平衡，长此以往，中国的经济增长将难以为继并进而威胁到社会稳定。所以，及时地、大幅度地调整和改善中国的经济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或者说，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成为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经济最主要、最迫切的任务。

但是，怎样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呢？有人认为，中国经济的一切问题永远都是由于政府部门过大、国有企业垄断造成的，由于政府和国有企业滥用垄断权力，造成广大劳动者收入不足，进而抑制了居民消费。这种说法不仅违背事实、经不起推敲，而且完全是颠倒黑白。众所周知，经过几十年坚持不懈的私有化，国有经济部门已经由原来的在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下降到现在的不足20%。而几十年私有化下来，并没有看到收入分配越来越平等，国民经济结构越来越合理。恰恰相反，正是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已经在中国经济中占了绝对优势，才造成广大劳动者为了谋生不得不普遍出卖劳动力，不得不忍受极其低廉的工资和恶劣的劳动条件，这是中国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平等的根本原因。

至于政府部门，政府税收近年来确有比较大幅度的增加，但这是相对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政府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严重偏低的不正常状态。即使现在，中国的宏观税率，即各级政府税收之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仍然不到20%，远低于美国的约30%，和西欧诸国的40-50%。稍有政治、经济、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任何一个现代经济要有效运转，都离不开政府的强大干预。要有效地稳定宏观经济、调整收入分配、将收入不平等限制在一个绝大多数人勉强可以接受的界限内、以及提供基本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政府不掌握相当的财政资源是不可能的。与这些社会经济需要相比，中国的政府税收占经济的比例不但不高，反而仍然偏低。中国的资产阶级，如果继续忽悠一批无知小资，攻击政府的公共职能以及国有企业，其结果，必然是加速本来就不稳定的市场经济的崩溃，从而自掘坟墓。

要正确地认识和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不能凭主观想象，不能凭道听途说，更不能根据一己偏见和私利妄加揣则，而必须根据事实和逻辑做认真的思考，要学一点宏观经济学。

一个国家的国民收入，可以从两个角度分析，收入角度和支出角度。从支出角度看，一个国家的国民总支出可以分为居民消费、政府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即出口减进口）。从收入角度看，一个国家的国民总收入可以分为劳动收入、资本收入和政府税收。所谓劳动收入，包括各种工资收入以及农业劳动者的经营收入。所谓资本收入，包括资本家的各种收入如利润、利息（含折旧）。如果不考虑统计误差，那么，国民总收入必然等于国民总支出，就可以得出下面的恒等式：

居民消费+政府消费+投资+净出口 = 劳动收入+资本收入+政府税收

对上述各项略作调整可以得出下式：

资本收入= 投资 + （居民消费-劳动收入） - 政府储蓄 + 净出口

其中，政府储蓄即政府税收减政府消费。如果政府储蓄为零，净出口为零（即贸易帐户平衡），而劳动收入与居民消费相当，那么资本收入便直接等于投资。换句话说，对于所有资本家来说，他们集体的投资越多，总利润也就越大。这就是世界著名的波兰经济学家卡莱茨基所说的“工人挣多少花多少，而资本家花多少赚多少”的经济学原理。

上图说明了1980年以来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宏观经济支出结构的变化情况。这个图说明几个问题。首先，居民消费与劳动收入总额一般基本相当。劳动者占社会的绝大多数，而劳动者的收入主要是用于维持生活，所以劳动收入总额与居民消费通常基本相当。当然，除了劳动者以外，资本家也要消费；另一方面，劳动者也有少量储蓄。在宏观上，资本家的消费和工人的储蓄大致可以相互抵消。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劳动收入和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总的来说是趋于下降的，由八十年代的50%以上下降到现在的35%左右。

其次，多年来，政府储蓄有时为正有时为负，但总的来说，是围绕零值波动，即使偏离零值，其偏离幅度也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几个百分点以内，对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构成主要的影响。

第三，资本收入总额与固定资产投资和净出口之和基本相当，这与上述公式的推理是一致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资本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30%；现在，已经上升到约50%。固定资产投资与净出口之和也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约50%，其中，净出口约5%，固定资产投资约45%。

中国的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不仅大大超出中国自己历史上的投资份额，也大大超出其它国家历史上的投资份额，中外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中国的投资水平偏高，长此以往，将形成巨大的过剩生产能力，导致企业赢利能力普遍下降，银行坏账堆积，同时严重浪费能源和其它资源。这些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投资崩溃、经济危机或通过金融危机触发经济危机。

据笔者推算，中国合理的投资水平大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30%。（具体推算方法为：假设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率为5%，折旧率5%，长期资本产出率3：1，则长期合理投资率 = （5%+5%） * 3 = 30%；该推算方法属于主流经济增长理论的常识）

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深化，主要西方国家的经济将长期处于停滞，甚至可能反复发生衰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出口将很难维持高速增长，甚至可能很快陷于停滞。另一方面，如果中国经济要继续快速增长，中国对能源、矿产、高技术设备的进口必然继续快速增加。如果出口增长减速，而进口却继续快速增长，那么中国的净出口必然萎缩。本文假设，在未来的10年左右，中国的贸易顺差将逐步消失，转为贸易平衡。

据此可以推算，在未来10年左右，中国的固定资产总额与净出口之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必须由现在的50%左右减少到30%左右。相应地，资本收入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必须由50%左右减少到30%左右，而劳动收入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必须由35%左右增加到55%左右（仍然低于美国现在的劳动收入份额　－　约65%）。

换句话说，为了保持宏观经济基本平衡，避免大的经济危机，中国有必要在未来10年左右的时间对收入分配结构做非常重大的调整，调整规模须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0%左右。中国现在的国内生产总值约为40万亿元人民币，20%就是 8万亿元。中国的就业人口总数约8亿。所以，粗略地说，要完成这一调整，就相当于要给中国的每一个劳动者，每年普涨工资1万元。

显而易见，靠市场的自发力量是不可能完成这一调整的。因为资本家经营的动机从来就是私人利润的最大化，没有哪个资本家会为了其他资本家的利益或为了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而主动给自己的工人涨工资。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谁可以代表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呢？只有政府，只有被主流经济学家和无知小资骂得狗血喷头的政府，才可以代表和维护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

那么，政府可以采取哪些办法来实现国民收入分配的调整，大大地提高劳动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的份额，进而切实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呢？政府大概可以考虑下面几种方法。

首先，中央政府可以直接通过法令，将全国所有地方的最低工资普遍上调10000元，相当于每月上调800元。这样做的好处是简单，坏处是完全不可行。因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制造业几乎完全要依靠对廉价劳动力的残酷剥削。最低工资上调10000元，大批像温州那样的奸厂奸商就会全面破产。即使不是这样，资本家从来也不会甘心情愿地拿出钱来白送给劳动者，普涨最低工资的法令必然遭到全国资本家的集体抵制和强烈反对，迫使政府自行取缔。

第二，政府可以考虑通过更加有利于劳动者的劳动法规，并强化劳动法的执行，以及鼓励工人组成工会进行集体谈判等。然而，这些法律法规很难不受到资本家的强烈反对。并且，考虑到中国的具体情况，这些法律法规一般需要依靠地方政府来执行，而地方政府由于财政和其它原因（比如腐败、贿赂），往往与当地的资本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这些法律法规将很难得到贯彻实施或在贯彻实施过程中被大大地灌水、打折扣。

第三，政府可以考虑直接对资本家征税，然后直接分配给劳动者，也就是有些书斋学者主张的通过二次分配调整来缓和一次分配不均的矛盾。但是，这个税怎么收呢？收间接税（比如销售税、增值税）），不符合累进税制的原则，实际上会大大增加劳动者的消费负担。收直接税（比如收入税），中国的资本家向来善于偷税漏税，政府很难区分哪些资本家属于确实无力纳税，而哪些资本家属于蓄意逃税。况且，资产阶级还会动用媒体，煽动一批不明真相的小资追随他们一起抗税。所以，至少就中国的具体国情来说，只要私有制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国家就很难进一步扩大税收基础。税收基础不能扩大，再分配自然也谈不上。

万能的市场经济自发调整不行，政府领导改良又无从下手，如此说来，中国经济岂不是死路一条，坐等经济危机爆发了？不然，尚有出路一条，就看中央政府敢不敢用、想不想用了。

要真正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际上有一个十分简单易行的方法。但是，多年来，一方面被主流经济学家忽悠，另一方面某些领导坚持改革开放一百年不动摇，以为离了市场化私有化地球都不转了，头脑被严重禁锢，思想极度僵化，完全忘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矛盾可以靠增加一些社会主义的“特色”来解决。实际上，只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原则，发挥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导作用，中国现有的经济问题，就不难解决。

既然资本家，为了他们的一己利润，不愿意提高工人工资。国家完全可以主动投资生产性企业，一方面增加工人就业，一方面给工人较高的工资。国营企业可以奉行薄利多销的原则，不需要追求利润，只要销售收入足以补偿工人工资略有盈余即可。况且，只要发扬企业民主，效仿鞍钢宪法，真正发挥工人的主人翁精神，国营企业的效率超过私营企业也不是不可能的。当然，国家也应该给予国营企业适当的保护，保护它们不受私营企业通过血汗工厂、破坏环境等不正当手段进行恶性竞争的侵害。

设想国家每年投资15000亿元，按资本产出率3:1 计算，可以形成工资总额每年5000亿元。按照每个工人每月工资2000元，每年工资25000元计算，可以每年创造2000万个良好待遇的公有制就业岗位。10年下来，国有部门就可以恢复并超过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规模，从而在国民经济中稳固地发挥主导作用。

另外，每年15000亿元的生产性投资，通过购买机器设备以及建筑工程，可以间接创造约5000亿元的工资收入。这样，每年直接间接可以增加劳动收入约10000亿元，10年下来，就是10万亿元，如果按照现有的国内生产总值，就相当于增加劳动收入份额25个百分点。当然，10年中，国内生产总值还会大大增长，但每年的国营企业投资额也可以相应增加。所以，采用这个方法，可以确保10年后国民收入分配按照期望的规模调整。

那么，这每年15000亿元的投资，资金来源如何解决呢？其中一半，可以通过出口税解决。中国的出口总额目前约为每年15万亿元，如果征收5%的出口税，就可以筹资7500亿元。大家知道，中国出口的商品多数处于被跨国公司控制的商品链的末端，在整个全球商品链中往往只获得很少的附加值。由于中国资本家自己恶性竞争，在市场自发竞争的情况下，这种附加值低下的状况很难根本改变。由中国政府强行征收5%的出口税，相当于给所有出口商品加价5%，相当于将本来转让给跨国公司的大量剩余价值截留一部分，用于中国自己的生产和消费。同时，征收出口税简单易行，只要严格把握住海关这一个口子，资本家就无从逃税。当然，征收出口税以后，出口商品的数量会受到一些影响。不过，一方面，出口商品少一些，可以减少国内剩余价值外流，另一方面，这也符合减少出口依赖、增加内需的经济调整大方向。

投资资金的另外一半，可以靠国有银行贷款，或由中央政府发行专门的建设公债再由国有银行认购。房地产泡沫破裂以后，国内银行势必严重缺乏有可靠投资回报的贷款途径，因此将有大量的剩余资金可以投资给生产性国营企业。

那么，国家这每年15000亿元、10年15万亿元的投资可以投在哪些领域呢？首先，随着劳动者收入的增加，对于满足劳动人民基本需要的各种消费品的需求必然大大增加。所以，国家可以首先投资于能够满足劳动人民基本需要的各种轻工业和相关服务业，发挥国营企业优势，保证质量、童叟无欺，为广大劳动人民提供廉价实用、无毒无害的各种基本消费品，将各种靠偷工减料、欺诈甚至坑害消费者谋利的，温州式的私营企业和商贩从这些行业中完全挤出去。

其次，近年来，虽然中国农业继续保持增长。但是，许多地方水利和其它基础设施早已严重失修，人民公社留下来的老本已经消耗殆尽，因而农业后继乏力。除此以外，由于小农经济的短视和资本主义农业的急功近利，造成土壤退化、农村污染严重、转基因泛滥。农村基层社区也普遍陷于瘫痪，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可以考虑，由国家出面将那些大量抛荒的土地集中连片购买下来，或由国家出面向农村集体统一租用土地，大办社会主义国营农场。社会主义国营农场，可以根据长远的农业发展计划，恢复和新建各种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还可以根据社会公益的原则，维护土壤肥力、减少和消灭污染，并逐步扩大有机农业的耕种范围。还可以以国营农场的职工为基础，逐步恢复健康、有序的农村基层社区。

第三，中国现在的能源结构高度依赖以煤炭为主的化石燃料，并且严重依赖石油进口，在长期不可持续。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国家可以大力增加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方面的投资，并改造基础设施，以适应未来无油少油时代的要求（关于中国所面临的能源危机及对策，以后专文论述）。

综上所述，只要中央能够下决心，根据宪法，切实维护和发扬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则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各种难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只是不知道，中央领导在这个问题上敢不敢充分解放思想，打破私有化市场化的僵化教条。

实际上，以上论述，笔者完全是从中国现有精英集团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出发的，完全不是为了搞社会主义，而是为了中国资本主义（或曰市场经济）的长治久安。如果中央不采纳笔者的建言，不难想象，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宏观经济支出结构，很可能不能够及时得到调整，或者虽然调整了但是调整幅度太小，因而2020年以后甚至不到2020年，长期过度投资导致严重生产能力过剩和巨额银行坏债，进而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如果经济危机同时伴随着大规模资本外逃，中央政府将完全无力应付。

上世纪初，美国经济曾经面临类似的问题，由于美国资产阶级一味地追求短期利益、疯狂谋取垄断利润，终于导致了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大萧条以后，美国资产阶级痛定思痛，不得已让出了一部分收入和财富，缓和了阶级矛盾，美国经济才重新走上正常增长的轨道。

过去几十年，中国一向依靠高速经济增长维持社会稳定。一旦发生大萧条，中国现有的精英集团是否还有改正错误、重新调整的机会就难以逆料了。搞不好，人民群众还会普遍提出清算九十年代以来非法私有化的问题。一旦出现那样的局面，对于中国的精英集团来说，岂非灭顶之灾？

所以，为了中国资产阶级的长远大计，万望中央能痛下决心，全面地、积极地推进国进私退的战略部署，一直进行到公有制真正恢复主导地位时为止，方可保证中国社会长期稳定、和谐。否则，中国难免不走回头路，甚至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历史悲剧再度上演也不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