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民国废柴蒋百里--给李肿捅凑个趣 -- 胖的卡门

“二十二日晨抵济南，有民政厅长李树春奉韩复榘之命来站等候迎接。李陪同百里先生去石泰岩饭店下榻，我去省府见韩。韩一见面就问：他（指蒋百里）干什么来？我答说：他来视察山东防务，不是蒋委员长有电报说明了吗？对这样的答复从韩的神情来看似乎不满意，可能认为这是打官话，而非实情。我于是将百里先生一向如何重视山东在全国的战略地位，此次来山东纯出于他自己主动的要求的话告诉了韩。当我说明百里先生认为，我们中国人控制了山东高地和山西高地，则广大中原非敌人所得而有，同时我们如控制山东，敌人亦难据徐州，而徐州江北在我之手，南京便得其屏障时，韩竟笑了起来，说：“难道他们南方人还想守住南京!？”随后他说出自己的看法：中国现在只有西撤至平汉路以西，待国际局势变化，合盟国之力乘机反攻，才能收复国土。最后韩嘱托我代为向百里先生致意，请来省府午饭，却没有请我作陪的话。我转身到石泰岩饭店率直地把韩的神情态度以及所说的话全告知了百里先生，他倒说韩之所见并没有错。对此我不免有些诧异不解。于是百里先生给我讲明了其中道理。大意如下：

单靠中国自己的力量无法抗得住强敌，大半国土皆要沦陷而不能守，那是没有问题的，抗且抗不了，要战胜它就更有待国际大势的变化不可了，所以西撤，待机反攻，合盟国之力以求收复失地，这些话自然是都没有错。不过单是这样讲却很不够。单是靠他人，而没有“求诸己”的一面，那怎么能行？须知反攻战胜敌人的主要条件仍然在中国人自己。于此，至少可以举出两个事关紧要的问题：

一、抵抗不了而西撤，要看怎样地撤。在政治上、军事上中国一直不像一个统一的国家，若一旦败退，更见其分崩离析，而不是有领导地、有步骤地西撤，或是撤至西部后闹不团结，缺乏能够对外说话有力的一个中央政府，那纵然有了有利的国际机会到来，怕亦无用。

二、待机反攻，要看如何等待。要积极做准备工作待机反攻，不能无所作为消极等待反攻。反攻的准备工作也不能待西撤之后再作，而要从西撤之日起就着手准备东返。更确切地说，应在未曾西撤时，即做好向东反攻的准备才行。这是从时间上说。再从空间上来说，在西部有西部须做的准备工作，在东部又有东部须做的准备工作；并非撤到西部就放弃东部不管。不然的话，失土岂易收复?”

“我是1937年八月九日到上海的，九日、十日、十一日，天天去国富门路他（蒋百里）的寓所与他长谈。但他一见面却力促我速回山东，要我催促山东当局将重要的物资——特别是兵工厂和民用工业的机械设备、运输工具汽车及车辆修理厂等——尽快西迁。这一则是免于资敌，一则是将来被敌人封锁时需用，缺少它不得。而这类物资多很笨重，运输力又有限，非及时筹划，早日动手不可。他还告诉我，上海工商、金融各界均在政府催促动员之下开始西迁了。此事要紧，我亦知道，只是自己刚到京沪一带，不想立刻回去。经他热心督促，我决定先到南京，打算从南京的山东省驻京办事处向济南通电话或电报来谈此事。

此番到沪听他谈话，知他对抗战前途充满了信心。他总是说：“打不了，也要打；打败了就退，退了还是打；五年、八年、十年总坚持打下去，不论打到什么田地，穷尽输光不要紧，千千万万就是不要向他（指日寇）妥协，最后胜利定规是我们的。你不相信，你可以睁眼看着，我们都会看得见的，除非你是一个短命鬼。”他的这番议论听到的人很多，未曾直接听到而间接听到的人也很多，几乎是传诵一时。然而料想不到百里先生本人却竟未及亲见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先自身逝，真是令人惋惜!”

1938年蒋百里先生病逝后就地敛葬，1947年其好友陈仪等协助迁葬，起棺时竟然尸身不朽。其生前至交竺可桢大哭，曰：“百里，百里，有所待乎？我今告你，我国战胜矣!”一时众人泣不成声。蒋百里先生遗骸火化后迁葬西湖。

1934年，蒋百里更坚定地指出："中日战争一旦开始，必是一场持久战；中国抗战重心肯定不在城市，而在农村。"（刘仕平：蒋百里军事思想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2005．第255页。）

像1935年春，蒋百里向蒋介石建议："中日必有一战，要警觉日寇模仿八百年前蒙古铁骑灭南宋的路线，即由山西打过潼关，翻秦岭，占领汉中，再攻四川与湖北。彼计若成，（我）亡国无疑。必须采取抗战军'深入腹地'，建立以陕西、四川、贵州三省为核心，甘肃、云南、新疆为根据地，拖住日寇，打持久战，等候英、美参战，共同对敌的策略，方能最后胜利"，并认为，"修筑西（安）汉（中）公路实为建设后方抗战核心的根本之举。"（熊尚厚、严如平：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民国人物传（第十一卷）．中华书局．2002．第352，354-355，355页。）

比如：“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反对孤注一掷的作战方法，强调对日作战是一场长时期持久的战斗。他反对“一线配备”与“一次决战”，认为那样做，一败之后，将永无复兴之望。

“以时间为基础，与敌相持，在久而不在一时……我们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作长期不断的抵抗，他把我们第一线部队打败之后，我们再有第二、第三等线的部队去补充，把我们第一线阵地突破以后，我们还有第二、第三各线阵地来抵抗，越能持久，越是有利…… ” ——选自１９３２年４月蒋介石在南昌军事整理会议

“对日抗战是不能避免的。由于中国的力量尚不足击退日本的进攻，我将尽量使之拖延。……当战争来临时，我将在沿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最后，我们将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四川，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的参战，共同抵抗侵

略者。”——选自１９３６年６月蒋介石对英国人李滋罗斯的谈话

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救国家生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选自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７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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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发生了“一二八”抗战。十九路军参谋长张襄和淞沪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林建铭，都是保定军校学生出身，不时地轻车简从到富国门路来，请百里指示当前的战略。百里倾注全神为之规划一切。那时，中日两军在虹口区会战，华军由于对英、美等西方国家有所顾虑，不能通过租界，而敌军则能自由驰骋。百里忿忿不平地说：“我们为什么不冲进公共租界?为什么在我国领土上敌人可以通行而我们反受限制?”他还指出进兵公共租界可以造成有利于我们的形势：一是可乘敌人无备而包抄之，二是可扩大战争范围，迫使英、美不能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十九路军将领翁照垣赞成此项意见。可是，蒋介石、汪精卫还在作国联调停和英、美仗义执言的美梦，坚持其“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外交方针，不肯采取进入公共租界作战的方针。

1934年，百里担任农商银行的常务董事，集中精力研究过银行法及经济学。随后，他以私人资格赴日本考察，了解到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回国后热心于中国的国防工业建设，把制定发展钢铁、煤炭、石油等多种经济计划，做为其建设国防计划之一部。他当时分析中日战争是持久的，津浦、京汉两路及沿海的大片国土将被敌占，中国的国防将以三阳(洛阳、襄阳、衡阳)为据点，中国战时大本营宜设于芷江、洪江一带，这地区有森林、矿产，又有沅水流贯其间，是天然的防守地带。出于这一战略预测，他认为中国的工业布局，无论从地域或民族性来讲，从利于防空和坚守险要来看，应以湖南的南岳为工业核心，分布株州至郴州之线。并认为湖南是中国的乌克兰，对农业现代化尤有急起直追之必要。后来，实业部讨论煤钢计划时，他着眼于战时工业布局，提出了白己的看法。他说“设厂地点，其初步小型工厂可设于安徽之马鞍山，大冶的铁和淮南的煤，运起来都很便利。一旦对外作战，九江以下都不是安全区。大型工厂宜设于株州以南、郴州以北，而萍乡的煤，宁乡、醴陵、永兴的铁，其质量都是可用的。”这个意见当时得到南京政府资源委员会的同意，但受到实业部的反对而未实行。

他鉴于当时美国生产的柴油过剩，柴油的成本又只比自来水稍贵，且提炼三次可用于汽车，五次透明无色，十三次可供飞机之用，便以私人资格与美国煤油公司驻沪代理人谈及中国的煤油计划。当美国代理人愿与中国政府签订三年内尽量供给柴油，分期付款的合同时，他便拟就了技术、设备、需要、供给的整套计划及统计表，交实业部作进一步的研讨。他计划中的第一储油池在庐山，第二在衡山，第三在武陵山脉川湘边境一带。油池均设于山洞内。他还找到了许多工程师，制定了三年炼油计划，企图利用美国供应柴油的三年时间，开发中国西北部的石油。这些计划被实业部采纳，并递交了行政院会议。同时，他还不遗余力地拟制了包括公路、铁路、河川的战时交通计划，供当局参考。

1935年12月份，百里回国后，根据对欧美各国国防建设和战时总动员法考察的情况，写有《总动员纲领》，向军委会作了详尽的报告，并提出了发展国防应以建立空军为重点的建议。他对德国、意大利等国，发展国防以军民兼融，平战结合的方针很感兴趣。他说：“现代经济和其他各部门，无一不与国防有密切的配合，各国的情况虽不尽同，其以国防为中心思想则无二致。德国的国道计划，表面看来着眼刁：发展交通，骨子里却是国防计划之一部。德国公路路基筑得极其坚固，汽车每小时可行一百五十公里，这在战时便是绝好的炮兵阵地，这是一举两得的计划，比之临渴掘井高明得多。”他主张国防建设要合符经济原理，消费性国防和生产性国防，要以发展生产性国防为主。他说：“法国有名的马其诺防线，工事设在地飞，用心不可谓不周密，但是不合符经济原理，这是一种消耗性的国防。而德国在地面上设防，则是一种积极性的国防，平时战时两得其利。”

在意大利考察时，他很重视意国国防建设贯穿生活与战斗一致的做法。他说：“意大利的新村计划，规定罗马附近的新建筑物，要与左邻右舍保持相当的距离，这种安排表面与卫生行政有关，实际也是国防计划之一部，便是由密集式化为散兵式，战时可以减少敌机轰炸的破坏程度。”他预测到“将来会有这么一天，耍实现乡村都市化与都市乡村化，尽可能扩大城市的面积，以防人口过度集中的危险。”

百里考察了各国的空军后，得出的结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海军为主导，我预料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以空军为主力。”认为：“现在欧洲各国正在拼命发展空军。空军易攻难守，所谓防空绝无充分保障，而空军破坏力之强。远远超过军舰及潜水艇。”但他不同意美国飞行家林白对空军作用估计过高的看法。林认为空军机动力之强，破坏力之大，随着其发展，今后的仗就打不起来了。百里却说：“我认为，正由于战争的破坏力加强，战争的爆发性也就随之而更大。”他列举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起因来证明自己的看法：“上次大战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其重要一环，是因德国积极扩张海军和潜水艇，严重危及‘海上王国’(英)和‘金元王国’(美)的安全，所以人人都想避免的战争终于不得不爆发起来。”

百里在欧美各国考察中，研究了杜黑将军的制空权理论，认识够空军参加作战对战争的胜负将起重大作用。回国后，他根据中国经济条件，写出了《意国空军建设之顺序与意见》一文，力主集中财力发展空军，并使空军成为一个独立的军种。他指出“中国建设国防，无论从政治、外交、经济、工业、军事哪一个角度来看，都已万万赶不及了，此时唯一快而有效的方法，就是积极发展空军，加速航空人才的培训。”做为陆军出身，他是倡导空军独立理论的第一人。他认为无论人事、技术、训练各方面，空军都有独立之必要。并提出对空军的任务可分为三大端：战略空军飞往敌国投弹，战术空军破坏敌军的交通线和补给线，空军与地面陆军配合动作，炸毁敌人桥梁及炮位等。

他认为中国为大陆国和工业落后国，速成国防自以发展空军为最适宜。所以他在意大利参观秋操时，就电呈军委会，建议无条件扩充空军。其理由是：比发展海军来得快，经济力还勉强可以应付；可与将来的盟军配合作战。他估计中国陆军必将反对空军独立，所以指出空军发轫之始，可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亲自主持，以杜反对独立者的悠悠之口。

百里鉴于自民国成立以来，无论哪一派当权，都是重军功而不重人才，一个粗犷、无文的武夫，为着忠于一人一系，立了一点战功，当局不管其懂不懂得军事和经济，就提拔做个独当一面的大员，以致误国误民。所以他在建议呈文中画龙点睛地着了一笔：“勇者受勋，能者在位”。主张以荣誉酬军功，务使能者在位，而不以位置为酬庸之典。

百里所精辟阐述的观点，主要有六个方面：

一是建设国防，“必须先设想一个预想敌国”。认为：国家假使没有设想一个预想敌国而对之练兵，其兵既不能对外敌作战，势必横行国内，为祸于国家。盖中国旧时之将帅，多承袭过去藩镇拥兵自重，割据称雄之陈腐思想，以为有兵即可有权，有权即可兼并地盘，篡窝高位。推其原因，都是由于彼等对于国防知识之缺乏，贪欲无厌。所以他在《国防论》中指出：“无兵而求战，是为至危；不求敌而治兵，其祸尤为不可收拾也。”

二是认为“中国民族主义终必胜利”。他在《国防论》的扉页上明确告诉国人，“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他指出中国最大的武器就是坚强不屈的意志，敌人想屈服中因人的意志是不可能的。“战争的目的，在届服敌人的意志。屈服一个将军的意志，使之放弃抵抗，这是可能的。屈服一个政府的意志，使之改变政策，也是可能的。但要届服一个民族求生存求自由的意志，这在古今中外都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国民族主义终必胜利”。

三是认为经济为国家战力之重要因素。建设国防，必须注意到“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他说：“如果国民经济脆弱，军人生活贫困，驱一群营养不足及配备不全的士兵到前方，而后方却充满着啼饥号寒的群众，必至民心动摇影响军心，这种仗打起来是很危险的。”他研究古今中外历史，发现蒙古人平时利用马匹之运动性，就水草迁徒，行游牧以生活；即因之编成强大骑兵部队以征服世界。希腊人因地处海边，平时造船航海经商似生活，即因之编成强大海军以征服地中海与中东。中国人因黄河水患，筑围堤水坝以御水，即因之筑成城堡以为战争时坚强之防守工具。马匹、船舶与围堤，为蒙古人，希腊人与中国人平时经营生活之工具，战时却变为战斗之工具。乘马、造船航海与筑堤，为三民族经营生活之技术，战时却变成战斗之技术。所以，他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得出了“强兵必先理财”和“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者强，相离者弱，相反者亡”的结论，并把这种生产、生活和作战相结合的国防体制称作“生产国防”。在《世界军事之新趋势》一文中，他针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指出：中国“国防的部署，是自给自足，是在平静持久”。这些观点都成为当时人人传颂的名言。（我个人认为这一点最重要，事实上土共就赢在生产、生活和作战相结合，而解放战争蒋介石就输在未工业化的国家打现代化的仗，经济、技术、后勤统统跟不上，不输才怪。）

四是主张实行“民兵制”。他说瑞士的民兵制，足以达到全民皆兵，构成全面之防御。认为“国防空虚及武器落后的中国，只有鼓励农村抵抗，进行广大而散漫的游击战，乃为补救之不二法门”。

五是“动员与总动员”。他认为今后之战争，将为国家总力之战争，而国家总力之因素包括战斗的与经济的，是“人”，“物”和“人与物的组织”。有人有物，如果没组织能力加以组织，则不能发挥其力量。有人与组织能力，则虽缺乏物质，仍可由人的智慧研究出代用品予以补足。而人又须注意到数量、康健与统一的意志三件事。所谓统一的意志，不仅是在军队中，而是要求全国人民与政府之各级官吏都要做到。

欧洲各国之所以能施行全国总动员，是赖其行政系统之健全，与各级官吏能本其职责彻底执行其任务。所以，有人问他当时中国国防症结何在?他便一针见血地说：“所谓国力的要素，可以大别之为三种：一日‘人’；二日‘物’；三日‘人与物’的组织。”“盖今日之中国亦处有‘人’有‘物’，而组织不健全之第三种。中国生死存亡之关健，完全在此‘组织’一事。”

六是重视军官的素质，主张学校的教官与部队军官相对流。他说：“中国近来衰弱的原因，是由于知识与行为分离。读书的人一味空谈理想，不适事实，负责做事的人，一味凭其直觉盲动，毫无理想。在军事方面说，不到十年前，一字不识的人可以做大元帅，做督军。他们自然也有一种统御的才能，但一点常识也没有，在现在时代里怎能担任国家的职务呢?反之，在各校当教官的，是终身当教官，没有实际办事的经验。”他认为军官的重要素质是责任感与守法精神。在“瑞土民兵制”一文中说：“瑞士民兵家里都藏有枪械武器。在一次罢工风潮中，政府用武力镇压，这些工人不敢使用家藏的武器，因他们遵守法令，武器是用以对外敌的。”其次，他认为军官必须有识，“识是包括世界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化、民族各类之常识，乃是高级军官处理国防政务所必须具有的。”在宋之外交一书中，他分析宋代重文轻武，裁抑将帅，致国防削弱，及至外患迭来，主政者又泥于复仇思想，不能认清当时强弱形势，以致一误再误，至于亡国。

1937年初，他奉蒋介石之托视察全国各地的防务。他认为正确的国防之策，不能简单地重复古人的或外国人的东西，只能从中国当前的实际出发，“研究前进的战法”。所以，他欣然从命，以孱弱之身，风尘仆仆地到了山东、湖北、湖南、河南、山西、河北、广东等地，走遍了半个中国。视察期间，他还陪同意籍顾问史丹法尼考察各地的经济情况，以便厘定改革方案。到达杭州时，与老友钱均甫相见，钱问及中日两国的情况，百里说除打之外别无出路，战争即将爆发，世界大战也不可避免。钱问他中国能不能打过日本时，他胸有成竹地说：“感谢我们的祖先，中国有地大与人众的两个优越条件，不战则已，战即不能不动用拖的哲学，拖到东西战争合流，我们转弱为强，把敌人拖垮而后矣。”他讲到在济南、青岛、汉口、长沙、衡阳、郑州、石家庄、娘子关、太原、北平、天津等地，看到到处兵荒马乱、啼饥号寒的情况后，深深感到在打仗时期军事当然重要，“但是不能不吃饭”，“军事实力的基础是经济”，“经济生活根本动摇了，社会的不平衡一天重一天，而百战百胜的雄师，遂至一败涂地”。在邹平，他访问了梁漱溟，兴致勃勃地谈到了“民兵制”，认为这种隐兵于农，耕战结合的兵役制度，弱大之国应采用。

1938年初夏，百里访问法国后偕第四女蒋和转道马赛，乘罗索尔号轮回国。途中接到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大捷的消息，船长举杯向百里及中国旅客致贺。他非常高兴和自豪，私下对女儿说：“你来看，国际礼貌是不爽毫厘的，我们表现一份力量，他们就给我们一分颜色，你们年轻人应当牢牢记着这个规律。”在九龙写了《抗战一年之前因后果》一文。

在这篇文章中，百里把中国历史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自周朝开辟中原到秦汉统一中国，是完成本国文化的时期；第二时期从汉朝张骞开辟西域到宋未文天祥的死，是养成中华民族同化力的时期，第三时期从宋未至民元，即从蒙古崛起到辛亥革命，是锻炼我们民族抵抗力的时期。”在文章中的末尾一段，百里认为抗日战争除了考试作用外(谁最努力)，还有一种排泄作用。他说：“譬如人类疾病中有一种‘癌’，不是外来的菌，而是自己身体内变坏了的细胞所构成，天幸敌人给了我们一种妙药，将这种毒细胞尽量地吸收过去(汉奸)，使我们民族的血液变得清洁和健康了。”

随着中日战争的扩大，中国北平、上海、南京等大城市丢失，国内的亡国论也甚嚣尘上。对此，百里非常愤慨。为了鼓励全国军民坚持抗战必胜信念，他发表了《抗战基本观念》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以古论今，分析了工业落后和武器不如人的国家，同样可以取得最后的胜利，提出：“假如说我们机器、武力不如人就决不能取胜，那么复国英雄与革命志士起事的时候，弱国对抗强权的时候，武器与机器总是不如人，但终久能够获得胜利，这是什么原因呢?”他用这个历史事实，雄辩地说明了“强者未必永强，弱者未必永弱，弱不一定就不胜，强不一定就不败”的道理。接着分析了几座大城市的得失，与战争全局并不发生大的影响。他说：“我们是农业国家，工业国家全部国力集中几点，一个纽约可抵半个美国，一个大阪可抵半个日本。中国国力中心不在都市。南京、上海之失，与中国的抵抗力完全没有影响。”他指出中国最大的武器就是坚强不屈的意志，敌人想屈服中因人的意志是不可能的。“战争的目的，在届服敌人的意志。屈服一个将军的意志，使之放弃抵抗，这是可能的。屈服一个政府的意志，使之改变政策，也是可能的。但要届服一个民族求生存求自由的意志，这在古今中外都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国民族主义终必胜利”。

他谴责日本假口防共，是自欺欺人之谈。“说共产是思想问题，若渭威力可以压制思想，世界上就绝对不会有革命问题发生，也无从有新生的国家了。……凭着日本二百万军队来防止中国赤化，等于俄皇尼古拉用禁卫军压迫布尔什维克党人一样”。

百里还写了《欧洲大陆英雄之覆辙》一文，讥诮日本还够不上和他的盟友并驾齐驱：“一个陷人坑，第一位英雄掉了下去，第二位英雄自作聪明绕来绕去，仍然走上了那条路，一样地陷下去。”“日本竟也混在一起高唱反共，只怕还够不上掉在陷井的中央，只能掉在陷井的角落里。”

百里对于抗日战争的前途是持乐观态度的，他深恶痛绝“视外围人之势力为绝对之不可抗。。他说，要是这样的话，“中国除永远沉沦之外，别无它法”。对抗日战争的总方针，他力主实行持久战。认为“中国国家的根本组织，不根据于贵族帝王，而根据于人民。中国国民的军事天才，不发展于侵略霸占，而发展于自卫”。在中国历史上，“利用国民自卫心来保卫国家，没有不成功的”。他分析日本的国情后，指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在战略上利在速战，武力中心在第一线。所以，“对付日本的唯一方法，就是在军事-匕反其道而行之”，“彼利速战，我持之以久，使其疲敝，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线，我则置之第二线，使其有力无用处”。基于这一思想，他拟定了建立民军的三条组织大纲：第一建制之主义——以自卫为根本原则，绝对排斥侵略主义；第二编制之原则——军事区域之单位宜多，而各单位内之兵力宜少；第三建设之顺序——以京汉铁路以西为总根据地，逐渐东进，以求设备完全。

百里认为抗击侵略的战争，应该启发全国人民的爱国心及其自尊心，使人人乐为国家效命。他说：“现代战争倘不基于国民的自发性，决不能战至最后的一兵一卒。”并认为当今世界，轴心国作战，人民处于被动的地位，民主国作战，人民处于自动的地位。如果轴心国与民主国破裂，战事的第一阶段，轴心国以团结对付散漫，以有准备对付无准备，可能处于压倒优势，而战事拖延愈久，散漫的也团结起来了，无准备的也加速完成准备了，那时候，民主国必愈战愈强，轴心国将由涣散、枯竭而趋于毁灭。他的这一分析，正是中国的抗日战争和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遵循的发展规律。

1938武汉即准备撤退，百里奉命将陆大由湖南桃源县迁往贵州。在长沙暂住时，他夜以继日地整理了陆大讲演的两个题目。第一题为《参谋官之品格》，第二题为《知与能》。

百里认为：参谋二字是从日文中译来的，我国原来叫做“军师”或“幕宾”，姜太公被尊为“师尚父”，黄石公授张良兵书时告以“读此可为王者师”。如此说来，参谋长便是帝王的先生。他说：姜太公穷得以钓鱼为生，周文王礼聘至再才肯出山，这便是参谋官的“品”，张良世代为朝相，韩亡后散尽家财誓为故国报仇，不惜牺牲一己，这便是参谋官的“格”。他赞颂张良和诸葛亮的品格，说“诸葛亮一直等到先生三顾茅庐，然后才‘感激’，才‘驰驱’，而一出茅庐之后，人家把皇帝送给他做，他却报之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告诫参谋人员，要以先贤为样板，尊重自己的荣誉。他说参谋官的地位由“军师”降为“幕宾”，虽不在三军主帅之上，但还是处于平起平坐的对等地位。自从中国成立新军以来，参谋长再而为军曹，甚至成了司令官的“马弁头儿”，可以招之使来，挥之使去。今天要恢复参谋长的荣誉和原有地位，只有拿人格去争取，如果不能自重，休怪别人不肯敬重我们。

百里对《知与能》的阐述极为精辟。他说，学问是要去求才能取得的。求就是仰面求人，不一定教授可以教你们，一个士兵也可以给你们宝贵的经验。他强调讲学问一定要有大海般的心，才能吸收世界上的一切细流。其次脑子要软，软得象水一样。世界上最软的东西是水，盛于方则方，盛于圆则圆，大路流不通就走小路，小路走不通就走地下的路。这便是能够改变自己适应环境的道理。如果一个人的脑子硬化，就不能接受新的事物，就没有求学的资格。他指出： “各种地形不同，各种敌人的情况也不一致，人类自有历史以来，没有一件事是象演戏一般完全一致的，每次都有新的情况，全靠我们能虚心、能体验、能适应。所以能变就能打胜仗，不能变就不能打胜仗。这是讲学问的基础常识。”

他曾命学员把手表都交上来，从中检查了十只手表，发现有三十分钟的差距。他说：“中国人不认识时间的重要性，是个最大的缺点。在这三十分钟之内，如果德国跟捷克作战，他们的飞机早巳粉碎首都布拉格而有余。”教导学生珍惜时间，求知求能。

百里到达桂林后，应桂林市政府筹备处处长庄仲文之请，发表了十点关于国事的意见。要点是：

第一，兵力宜集中使用，而训练新兵则宜以营为单位。军政部的职权在于物色合格的帅级人才，……每营集中训练，单位不大，经过三个月的训练，自可成立巩固之单位。每营训练成熟，然后集合成师，则全师亦有坚强之战斗力。这就是孙子所谓“治众如治寡”的道理。

第二，军事期间，电信频繁，电报积压，往往数日方能到达。各省当局私人应酬电报，阻碍正常业务，宜予以切实取缔。

第三，目前各省公路，大多崎岖难行，致车辆之汽油消耗增加，机件损毁较易，而汽油机件均为舶来品，应尽可能求其经济使用。各省因增强修路队而雇用民工，民工所费仍在国内流通，楚弓楚得，亦殊值得。

第四，现在一般人习于坐汽车，汽车车辆异常缺乏，故各站宜尽量利用其他工具如马车、骡车、人力车等，分任运输之责。亦可组织挑夫队，每五十里为一站，用以疏散人口和搬运行李。

第五，有各种新工具、新武器而不善使用，则有等于无。故使用武器之重要，尤甚于有好武器，此点必须向部队说明。

第六，抗战时不宜好高鹜远，要有若干飞机、大炮、坦克车，才能克敌制胜，这是目前办不到的事。应将现有武器合理地用在抗战上。

第七，提倡科学不求百废俱兴，宜因陋就简，集中人力物力于一门，则较经济合算。

第八，湘军每营有夫一百六十名，故部队行止自如，其后兵革久废，遂有营长吃缺之举，北洋派鉴其弊害，而有取消夫额之章，故北洋军队到南方必拉夫，引起民怨沸腾。而军无辎重，即使攻克一城，士兵弹药已尽，必不能进行追击，以收克敌致胜之战果。

第九，我国近年建设，固无统盘计划，往往因局部之利而成全局之害。如石家庄滹沱河，蜿蜓曲折，本为足资防守的要地，但当地土豪争设水坝而阻上游，形势遂坏。故各建设之始，必须研究历史与地理，方免恶果。

第十，抗战以来，通都大邑以为必可坚守者，往往不崇朝而失，而台儿庄、广济等不甚著名之地，反获胜仗。今后抗战，宜求战志(士气)之坚定，而异日和平之后，更宜确定军队战志，以备未来之国患。

他指出中国最大的武器就是坚强不屈的意志，敌人想屈服中因人的意志是不可能的。“战争的目的，在届服敌人的意志。屈服一个将军的意志，使之放弃抵抗，这是可能的。屈服一个政府的意志，使之改变政策，也是可能的。但要届服一个民族求生存求自由的意志，这在古今中外都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国民族主义终必胜利”。

并认为当今世界，轴心国作战，人民处于被动的地位，民主国作战，人民处于自动的地位。如果轴心国与民主国破裂，战事的第一阶段，轴心国以团结对付散漫，以有准备对付无准备，可能处于压倒优势，而战事拖延愈久，散漫的也团结起来了，无准备的也加速完成准备了，那时候，民主国必愈战愈强，轴心国将由涣散、枯竭而趋于毁灭。

他也说了建设国防，必须注意到“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他说：“如果国民经济脆弱，军人生活贫困，驱一群营养不足及配备不全的士兵到前方，而后方却充满着啼饥号寒的群众，必至民心动摇影响军心，这种仗打起来是很危险的。”他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得出了“强兵必先理财”和“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者强，相离者弱，相反者亡”的结论，并把这种生产、生活和作战相结合的国防体制称作“生产国防”

“动员与总动员”。他认为今后之战争，将为国家总力之战争，而国家总力之因素包括战斗的与经济的，是“人”，“物”和“人与物的组织”。有人有物，如果没组织能力加以组织，则不能发挥其力量。有人与组织能力，则虽缺乏物质，仍可由人的智慧研究出代用品予以补足。而人又须注意到数量、康健与统一的意志三件事。所谓统一的意志，不仅是在军队中，而是要求全国人民与政府之各级官吏都要做到。

他说明了“强者未必永强，弱者未必永弱，弱不一定就不胜，强不一定就不败”的道理。接着分析了几座大城市的得失，与战争全局并不发生大的影响。他说：“我们是农业国家，工业国家全部国力集中几点，一个纽约可抵半个美国，一个大阪可抵半个日本。中国国力中心不在都市。南京、上海之失，与中国的抵抗力完全没有影响。”

认为“中国国家的根本组织，不根据于贵族帝王，而根据于人民。中国国民的军事天才，不发展于侵略霸占，而发展于自卫”。在中国历史上，“利用国民自卫心来保卫国家，没有不成功的”。他拟定了建立民军的三条组织大纲：第一建制之主义——以自卫为根本原则，绝对排斥侵略主义；第二编制之原则——军事区域之单位宜多，而各单位内之兵力宜少；第三建设之顺序——以京汉铁路以西为总根据地，逐渐东进，以求设备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