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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整理】民国废柴蒋百里--给李肿捅凑个趣 -- 胖的卡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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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再贴一点蒋百里的观点

1931发生了“一二八”抗战。十九路军参谋长张襄和淞沪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林建铭,都是保定军校学生出身,不时地轻车简从到富国门路来,请百里指示当前的战略。百里倾注全神为之规划一切。那时,中日两军在虹口区会战,华军由于对英、美等西方国家有所顾虑,不能通过租界,而敌军则能自由驰骋。百里忿忿不平地说:“我们为什么不冲进公共租界?为什么在我国领土上敌人可以通行而我们反受限制?”他还指出进兵公共租界可以造成有利于我们的形势:一是可乘敌人无备而包抄之,二是可扩大战争范围,迫使英、美不能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十九路军将领翁照垣赞成此项意见。可是,蒋介石、汪精卫还在作国联调停和英、美仗义执言的美梦,坚持其“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外交方针,不肯采取进入公共租界作战的方针。

1934年,百里担任农商银行的常务董事,集中精力研究过银行法及经济学。随后,他以私人资格赴日本考察,了解到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回国后热心于中国的国防工业建设,把制定发展钢铁、煤炭、石油等多种经济计划,做为其建设国防计划之一部。他当时分析中日战争是持久的,津浦、京汉两路及沿海的大片国土将被敌占,中国的国防将以三阳(洛阳、襄阳、衡阳)为据点,中国战时大本营宜设于芷江、洪江一带,这地区有森林、矿产,又有沅水流贯其间,是天然的防守地带。出于这一战略预测,他认为中国的工业布局,无论从地域或民族性来讲,从利于防空和坚守险要来看,应以湖南的南岳为工业核心,分布株州至郴州之线。并认为湖南是中国的乌克兰,对农业现代化尤有急起直追之必要。后来,实业部讨论煤钢计划时,他着眼于战时工业布局,提出了白己的看法。他说“设厂地点,其初步小型工厂可设于安徽之马鞍山,大冶的铁和淮南的煤,运起来都很便利。一旦对外作战,九江以下都不是安全区。大型工厂宜设于株州以南、郴州以北,而萍乡的煤,宁乡、醴陵、永兴的铁,其质量都是可用的。”这个意见当时得到南京政府资源委员会的同意,但受到实业部的反对而未实行。

他鉴于当时美国生产的柴油过剩,柴油的成本又只比自来水稍贵,且提炼三次可用于汽车,五次透明无色,十三次可供飞机之用,便以私人资格与美国煤油公司驻沪代理人谈及中国的煤油计划。当美国代理人愿与中国政府签订三年内尽量供给柴油,分期付款的合同时,他便拟就了技术、设备、需要、供给的整套计划及统计表,交实业部作进一步的研讨。他计划中的第一储油池在庐山,第二在衡山,第三在武陵山脉川湘边境一带。油池均设于山洞内。他还找到了许多工程师,制定了三年炼油计划,企图利用美国供应柴油的三年时间,开发中国西北部的石油。这些计划被实业部采纳,并递交了行政院会议。同时,他还不遗余力地拟制了包括公路、铁路、河川的战时交通计划,供当局参考。

1935年12月份,百里回国后,根据对欧美各国国防建设和战时总动员法考察的情况,写有《总动员纲领》,向军委会作了详尽的报告,并提出了发展国防应以建立空军为重点的建议。他对德国、意大利等国,发展国防以军民兼融,平战结合的方针很感兴趣。他说:“现代经济和其他各部门,无一不与国防有密切的配合,各国的情况虽不尽同,其以国防为中心思想则无二致。德国的国道计划,表面看来着眼刁:发展交通,骨子里却是国防计划之一部。德国公路路基筑得极其坚固,汽车每小时可行一百五十公里,这在战时便是绝好的炮兵阵地,这是一举两得的计划,比之临渴掘井高明得多。”他主张国防建设要合符经济原理,消费性国防和生产性国防,要以发展生产性国防为主。他说:“法国有名的马其诺防线,工事设在地飞,用心不可谓不周密,但是不合符经济原理,这是一种消耗性的国防。而德国在地面上设防,则是一种积极性的国防,平时战时两得其利。”

在意大利考察时,他很重视意国国防建设贯穿生活与战斗一致的做法。他说:“意大利的新村计划,规定罗马附近的新建筑物,要与左邻右舍保持相当的距离,这种安排表面与卫生行政有关,实际也是国防计划之一部,便是由密集式化为散兵式,战时可以减少敌机轰炸的破坏程度。”他预测到“将来会有这么一天,耍实现乡村都市化与都市乡村化,尽可能扩大城市的面积,以防人口过度集中的危险。”

百里考察了各国的空军后,得出的结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海军为主导,我预料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以空军为主力。”认为:“现在欧洲各国正在拼命发展空军。空军易攻难守,所谓防空绝无充分保障,而空军破坏力之强。远远超过军舰及潜水艇。”但他不同意美国飞行家林白对空军作用估计过高的看法。林认为空军机动力之强,破坏力之大,随着其发展,今后的仗就打不起来了。百里却说:“我认为,正由于战争的破坏力加强,战争的爆发性也就随之而更大。”他列举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起因来证明自己的看法:“上次大战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其重要一环,是因德国积极扩张海军和潜水艇,严重危及‘海上王国’(英)和‘金元王国’(美)的安全,所以人人都想避免的战争终于不得不爆发起来。”

百里在欧美各国考察中,研究了杜黑将军的制空权理论,认识够空军参加作战对战争的胜负将起重大作用。回国后,他根据中国经济条件,写出了《意国空军建设之顺序与意见》一文,力主集中财力发展空军,并使空军成为一个独立的军种。他指出“中国建设国防,无论从政治、外交、经济、工业、军事哪一个角度来看,都已万万赶不及了,此时唯一快而有效的方法,就是积极发展空军,加速航空人才的培训。”做为陆军出身,他是倡导空军独立理论的第一人。他认为无论人事、技术、训练各方面,空军都有独立之必要。并提出对空军的任务可分为三大端:战略空军飞往敌国投弹,战术空军破坏敌军的交通线和补给线,空军与地面陆军配合动作,炸毁敌人桥梁及炮位等。

他认为中国为大陆国和工业落后国,速成国防自以发展空军为最适宜。所以他在意大利参观秋操时,就电呈军委会,建议无条件扩充空军。其理由是:比发展海军来得快,经济力还勉强可以应付;可与将来的盟军配合作战。他估计中国陆军必将反对空军独立,所以指出空军发轫之始,可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亲自主持,以杜反对独立者的悠悠之口。

百里鉴于自民国成立以来,无论哪一派当权,都是重军功而不重人才,一个粗犷、无文的武夫,为着忠于一人一系,立了一点战功,当局不管其懂不懂得军事和经济,就提拔做个独当一面的大员,以致误国误民。所以他在建议呈文中画龙点睛地着了一笔:“勇者受勋,能者在位”。主张以荣誉酬军功,务使能者在位,而不以位置为酬庸之典。

百里所精辟阐述的观点,主要有六个方面:

一是建设国防,“必须先设想一个预想敌国”。认为:国家假使没有设想一个预想敌国而对之练兵,其兵既不能对外敌作战,势必横行国内,为祸于国家。盖中国旧时之将帅,多承袭过去藩镇拥兵自重,割据称雄之陈腐思想,以为有兵即可有权,有权即可兼并地盘,篡窝高位。推其原因,都是由于彼等对于国防知识之缺乏,贪欲无厌。所以他在《国防论》中指出:“无兵而求战,是为至危;不求敌而治兵,其祸尤为不可收拾也。”

二是认为“中国民族主义终必胜利”。他在《国防论》的扉页上明确告诉国人,“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他指出中国最大的武器就是坚强不屈的意志,敌人想屈服中因人的意志是不可能的。“战争的目的,在届服敌人的意志。屈服一个将军的意志,使之放弃抵抗,这是可能的。屈服一个政府的意志,使之改变政策,也是可能的。但要届服一个民族求生存求自由的意志,这在古今中外都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国民族主义终必胜利”。

三是认为经济为国家战力之重要因素。建设国防,必须注意到“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他说:“如果国民经济脆弱,军人生活贫困,驱一群营养不足及配备不全的士兵到前方,而后方却充满着啼饥号寒的群众,必至民心动摇影响军心,这种仗打起来是很危险的。”他研究古今中外历史,发现蒙古人平时利用马匹之运动性,就水草迁徒,行游牧以生活;即因之编成强大骑兵部队以征服世界。希腊人因地处海边,平时造船航海经商似生活,即因之编成强大海军以征服地中海与中东。中国人因黄河水患,筑围堤水坝以御水,即因之筑成城堡以为战争时坚强之防守工具。马匹、船舶与围堤,为蒙古人,希腊人与中国人平时经营生活之工具,战时却变为战斗之工具。乘马、造船航海与筑堤,为三民族经营生活之技术,战时却变成战斗之技术。所以,他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得出了“强兵必先理财”和“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者强,相离者弱,相反者亡”的结论,并把这种生产、生活和作战相结合的国防体制称作“生产国防”。在《世界军事之新趋势》一文中,他针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指出:中国“国防的部署,是自给自足,是在平静持久”。这些观点都成为当时人人传颂的名言。(我个人认为这一点最重要,事实上土共就赢在生产、生活和作战相结合,而解放战争蒋介石就输在未工业化的国家打现代化的仗,经济、技术、后勤统统跟不上,不输才怪。)

四是主张实行“民兵制”。他说瑞士的民兵制,足以达到全民皆兵,构成全面之防御。认为“国防空虚及武器落后的中国,只有鼓励农村抵抗,进行广大而散漫的游击战,乃为补救之不二法门”。

五是“动员与总动员”。他认为今后之战争,将为国家总力之战争,而国家总力之因素包括战斗的与经济的,是“人”,“物”和“人与物的组织”。有人有物,如果没组织能力加以组织,则不能发挥其力量。有人与组织能力,则虽缺乏物质,仍可由人的智慧研究出代用品予以补足。而人又须注意到数量、康健与统一的意志三件事。所谓统一的意志,不仅是在军队中,而是要求全国人民与政府之各级官吏都要做到。

欧洲各国之所以能施行全国总动员,是赖其行政系统之健全,与各级官吏能本其职责彻底执行其任务。所以,有人问他当时中国国防症结何在?他便一针见血地说:“所谓国力的要素,可以大别之为三种:一日‘人’;二日‘物’;三日‘人与物’的组织。”“盖今日之中国亦处有‘人’有‘物’,而组织不健全之第三种。中国生死存亡之关健,完全在此‘组织’一事。”

六是重视军官的素质,主张学校的教官与部队军官相对流。他说:“中国近来衰弱的原因,是由于知识与行为分离。读书的人一味空谈理想,不适事实,负责做事的人,一味凭其直觉盲动,毫无理想。在军事方面说,不到十年前,一字不识的人可以做大元帅,做督军。他们自然也有一种统御的才能,但一点常识也没有,在现在时代里怎能担任国家的职务呢?反之,在各校当教官的,是终身当教官,没有实际办事的经验。”他认为军官的重要素质是责任感与守法精神。在“瑞土民兵制”一文中说:“瑞士民兵家里都藏有枪械武器。在一次罢工风潮中,政府用武力镇压,这些工人不敢使用家藏的武器,因他们遵守法令,武器是用以对外敌的。”其次,他认为军官必须有识,“识是包括世界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化、民族各类之常识,乃是高级军官处理国防政务所必须具有的。”在宋之外交一书中,他分析宋代重文轻武,裁抑将帅,致国防削弱,及至外患迭来,主政者又泥于复仇思想,不能认清当时强弱形势,以致一误再误,至于亡国。

1937年初,他奉蒋介石之托视察全国各地的防务。他认为正确的国防之策,不能简单地重复古人的或外国人的东西,只能从中国当前的实际出发,“研究前进的战法”。所以,他欣然从命,以孱弱之身,风尘仆仆地到了山东、湖北、湖南、河南、山西、河北、广东等地,走遍了半个中国。视察期间,他还陪同意籍顾问史丹法尼考察各地的经济情况,以便厘定改革方案。到达杭州时,与老友钱均甫相见,钱问及中日两国的情况,百里说除打之外别无出路,战争即将爆发,世界大战也不可避免。钱问他中国能不能打过日本时,他胸有成竹地说:“感谢我们的祖先,中国有地大与人众的两个优越条件,不战则已,战即不能不动用拖的哲学,拖到东西战争合流,我们转弱为强,把敌人拖垮而后矣。”他讲到在济南、青岛、汉口、长沙、衡阳、郑州、石家庄、娘子关、太原、北平、天津等地,看到到处兵荒马乱、啼饥号寒的情况后,深深感到在打仗时期军事当然重要,“但是不能不吃饭”,“军事实力的基础是经济”,“经济生活根本动摇了,社会的不平衡一天重一天,而百战百胜的雄师,遂至一败涂地”。在邹平,他访问了梁漱溟,兴致勃勃地谈到了“民兵制”,认为这种隐兵于农,耕战结合的兵役制度,弱大之国应采用。

1938年初夏,百里访问法国后偕第四女蒋和转道马赛,乘罗索尔号轮回国。途中接到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大捷的消息,船长举杯向百里及中国旅客致贺。他非常高兴和自豪,私下对女儿说:“你来看,国际礼貌是不爽毫厘的,我们表现一份力量,他们就给我们一分颜色,你们年轻人应当牢牢记着这个规律。”在九龙写了《抗战一年之前因后果》一文。

在这篇文章中,百里把中国历史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自周朝开辟中原到秦汉统一中国,是完成本国文化的时期;第二时期从汉朝张骞开辟西域到宋未文天祥的死,是养成中华民族同化力的时期,第三时期从宋未至民元,即从蒙古崛起到辛亥革命,是锻炼我们民族抵抗力的时期。”在文章中的末尾一段,百里认为抗日战争除了考试作用外(谁最努力),还有一种排泄作用。他说:“譬如人类疾病中有一种‘癌’,不是外来的菌,而是自己身体内变坏了的细胞所构成,天幸敌人给了我们一种妙药,将这种毒细胞尽量地吸收过去(汉奸),使我们民族的血液变得清洁和健康了。”

随着中日战争的扩大,中国北平、上海、南京等大城市丢失,国内的亡国论也甚嚣尘上。对此,百里非常愤慨。为了鼓励全国军民坚持抗战必胜信念,他发表了《抗战基本观念》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以古论今,分析了工业落后和武器不如人的国家,同样可以取得最后的胜利,提出:“假如说我们机器、武力不如人就决不能取胜,那么复国英雄与革命志士起事的时候,弱国对抗强权的时候,武器与机器总是不如人,但终久能够获得胜利,这是什么原因呢?”他用这个历史事实,雄辩地说明了“强者未必永强,弱者未必永弱,弱不一定就不胜,强不一定就不败”的道理。接着分析了几座大城市的得失,与战争全局并不发生大的影响。他说:“我们是农业国家,工业国家全部国力集中几点,一个纽约可抵半个美国,一个大阪可抵半个日本。中国国力中心不在都市。南京、上海之失,与中国的抵抗力完全没有影响。”他指出中国最大的武器就是坚强不屈的意志,敌人想屈服中因人的意志是不可能的。“战争的目的,在届服敌人的意志。屈服一个将军的意志,使之放弃抵抗,这是可能的。屈服一个政府的意志,使之改变政策,也是可能的。但要届服一个民族求生存求自由的意志,这在古今中外都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国民族主义终必胜利”。

他谴责日本假口防共,是自欺欺人之谈。“说共产是思想问题,若渭威力可以压制思想,世界上就绝对不会有革命问题发生,也无从有新生的国家了。……凭着日本二百万军队来防止中国赤化,等于俄皇尼古拉用禁卫军压迫布尔什维克党人一样”。

百里还写了《欧洲大陆英雄之覆辙》一文,讥诮日本还够不上和他的盟友并驾齐驱:“一个陷人坑,第一位英雄掉了下去,第二位英雄自作聪明绕来绕去,仍然走上了那条路,一样地陷下去。”“日本竟也混在一起高唱反共,只怕还够不上掉在陷井的中央,只能掉在陷井的角落里。”

百里对于抗日战争的前途是持乐观态度的,他深恶痛绝“视外围人之势力为绝对之不可抗。。他说,要是这样的话,“中国除永远沉沦之外,别无它法”。对抗日战争的总方针,他力主实行持久战。认为“中国国家的根本组织,不根据于贵族帝王,而根据于人民。中国国民的军事天才,不发展于侵略霸占,而发展于自卫”。在中国历史上,“利用国民自卫心来保卫国家,没有不成功的”。他分析日本的国情后,指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在战略上利在速战,武力中心在第一线。所以,“对付日本的唯一方法,就是在军事-匕反其道而行之”,“彼利速战,我持之以久,使其疲敝,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线,我则置之第二线,使其有力无用处”。基于这一思想,他拟定了建立民军的三条组织大纲:第一建制之主义——以自卫为根本原则,绝对排斥侵略主义;第二编制之原则——军事区域之单位宜多,而各单位内之兵力宜少;第三建设之顺序——以京汉铁路以西为总根据地,逐渐东进,以求设备完全。

百里认为抗击侵略的战争,应该启发全国人民的爱国心及其自尊心,使人人乐为国家效命。他说:“现代战争倘不基于国民的自发性,决不能战至最后的一兵一卒。”并认为当今世界,轴心国作战,人民处于被动的地位,民主国作战,人民处于自动的地位。如果轴心国与民主国破裂,战事的第一阶段,轴心国以团结对付散漫,以有准备对付无准备,可能处于压倒优势,而战事拖延愈久,散漫的也团结起来了,无准备的也加速完成准备了,那时候,民主国必愈战愈强,轴心国将由涣散、枯竭而趋于毁灭。他的这一分析,正是中国的抗日战争和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遵循的发展规律。

1938武汉即准备撤退,百里奉命将陆大由湖南桃源县迁往贵州。在长沙暂住时,他夜以继日地整理了陆大讲演的两个题目。第一题为《参谋官之品格》,第二题为《知与能》。

百里认为:参谋二字是从日文中译来的,我国原来叫做“军师”或“幕宾”,姜太公被尊为“师尚父”,黄石公授张良兵书时告以“读此可为王者师”。如此说来,参谋长便是帝王的先生。他说:姜太公穷得以钓鱼为生,周文王礼聘至再才肯出山,这便是参谋官的“品”,张良世代为朝相,韩亡后散尽家财誓为故国报仇,不惜牺牲一己,这便是参谋官的“格”。他赞颂张良和诸葛亮的品格,说“诸葛亮一直等到先生三顾茅庐,然后才‘感激’,才‘驰驱’,而一出茅庐之后,人家把皇帝送给他做,他却报之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告诫参谋人员,要以先贤为样板,尊重自己的荣誉。他说参谋官的地位由“军师”降为“幕宾”,虽不在三军主帅之上,但还是处于平起平坐的对等地位。自从中国成立新军以来,参谋长再而为军曹,甚至成了司令官的“马弁头儿”,可以招之使来,挥之使去。今天要恢复参谋长的荣誉和原有地位,只有拿人格去争取,如果不能自重,休怪别人不肯敬重我们。

百里对《知与能》的阐述极为精辟。他说,学问是要去求才能取得的。求就是仰面求人,不一定教授可以教你们,一个士兵也可以给你们宝贵的经验。他强调讲学问一定要有大海般的心,才能吸收世界上的一切细流。其次脑子要软,软得象水一样。世界上最软的东西是水,盛于方则方,盛于圆则圆,大路流不通就走小路,小路走不通就走地下的路。这便是能够改变自己适应环境的道理。如果一个人的脑子硬化,就不能接受新的事物,就没有求学的资格。他指出: “各种地形不同,各种敌人的情况也不一致,人类自有历史以来,没有一件事是象演戏一般完全一致的,每次都有新的情况,全靠我们能虚心、能体验、能适应。所以能变就能打胜仗,不能变就不能打胜仗。这是讲学问的基础常识。”

他曾命学员把手表都交上来,从中检查了十只手表,发现有三十分钟的差距。他说:“中国人不认识时间的重要性,是个最大的缺点。在这三十分钟之内,如果德国跟捷克作战,他们的飞机早巳粉碎首都布拉格而有余。”教导学生珍惜时间,求知求能。

百里到达桂林后,应桂林市政府筹备处处长庄仲文之请,发表了十点关于国事的意见。要点是:

第一,兵力宜集中使用,而训练新兵则宜以营为单位。军政部的职权在于物色合格的帅级人才,……每营集中训练,单位不大,经过三个月的训练,自可成立巩固之单位。每营训练成熟,然后集合成师,则全师亦有坚强之战斗力。这就是孙子所谓“治众如治寡”的道理。

第二,军事期间,电信频繁,电报积压,往往数日方能到达。各省当局私人应酬电报,阻碍正常业务,宜予以切实取缔。

第三,目前各省公路,大多崎岖难行,致车辆之汽油消耗增加,机件损毁较易,而汽油机件均为舶来品,应尽可能求其经济使用。各省因增强修路队而雇用民工,民工所费仍在国内流通,楚弓楚得,亦殊值得。

第四,现在一般人习于坐汽车,汽车车辆异常缺乏,故各站宜尽量利用其他工具如马车、骡车、人力车等,分任运输之责。亦可组织挑夫队,每五十里为一站,用以疏散人口和搬运行李。

第五,有各种新工具、新武器而不善使用,则有等于无。故使用武器之重要,尤甚于有好武器,此点必须向部队说明。

第六,抗战时不宜好高鹜远,要有若干飞机、大炮、坦克车,才能克敌制胜,这是目前办不到的事。应将现有武器合理地用在抗战上。

第七,提倡科学不求百废俱兴,宜因陋就简,集中人力物力于一门,则较经济合算。

第八,湘军每营有夫一百六十名,故部队行止自如,其后兵革久废,遂有营长吃缺之举,北洋派鉴其弊害,而有取消夫额之章,故北洋军队到南方必拉夫,引起民怨沸腾。而军无辎重,即使攻克一城,士兵弹药已尽,必不能进行追击,以收克敌致胜之战果。

第九,我国近年建设,固无统盘计划,往往因局部之利而成全局之害。如石家庄滹沱河,蜿蜓曲折,本为足资防守的要地,但当地土豪争设水坝而阻上游,形势遂坏。故各建设之始,必须研究历史与地理,方免恶果。

第十,抗战以来,通都大邑以为必可坚守者,往往不崇朝而失,而台儿庄、广济等不甚著名之地,反获胜仗。今后抗战,宜求战志(士气)之坚定,而异日和平之后,更宜确定军队战志,以备未来之国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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