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从援朝十三号工程说开去 -- 潮起潮落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向全国人民发出向苏联学习的号召,党中央决定成立一所专门的俄语人才培训学校. 50年代,中苏关系处于黄金时期,俄语成为具有特殊地位的语言,各地纷纷建立俄文专科学校,或在综合性大学设置俄语专业。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等19所高等院校相继成立俄文系、科;中央各部以及各地党政军系统相继开办了俄文学校和训练班。1952年,政务院和军委联合颁发《关于全国俄文专科学校的决定》。文件对俄文专科学校的教学方针和任务、学生来源、毕业分配等问题作出详细的规定和要求。从这一年起,我国的俄语教育有了迅速的发展,教育质量也有了很大幅度的提升。全国先后建立了北京俄专、上海俄专、哈尔滨外专等七所俄文专科学校,综合性大学普设俄文系,公共外语大多是俄文,全国初高级中学也多开设了俄语课程,而且课时最高占到了总学时的13.3%。 1954年,政务院批准的《关于全国俄文教学工作的指示》颁发。《指示》就各校的培养任务、教学计划、教学方法等做了规定,进行了完善性的补充,引导俄语教育走向系统化和统一化。如规定俄文专科学校的任务是培养翻译干部和俄文师资;大学俄文系的任务主要是培养中学俄文师资,有条件的大学可培养苏联文学的研究人才;高等师范学校俄文系和俄文专修科的任务是培养中学师资。各俄文专科学校和高等学校俄文系在条件具备时,应设研究生班等。50年代上半期是我国俄语教育迅速发展的几年。在苏联专家的协助下,经过全国广大俄语教育工作者的努力,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编写等都陆续完成;中青年教师逐渐成长,师资队伍日渐充实。1951年,中国向苏联派出了第一批留学生375人,其中包括136名研究生。之后每年都向苏联派出大批留学生,人数最多的1956年有近2100人,占当年派出总人数的86%。另外,为满足群众学习俄文的需求,除了俄文专科学校以外,有关部门还经常举办一些俄语翻译培训班、俄语学习班、俄语速成班;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及各地分会都办起俄文夜校;各地广播电台也积极开展俄语广播教学。到1956年底,高校专业俄语教师已近2000人。1953年至1956年间,全国俄文专科学校及综合性大学俄文系共招生12000多人(不包括高等师范院校及各业务部门所办俄文学校的学生数和教师数).
而50年代末,随着中苏关系的走低,全国俄语教育规模开始收缩。1957年开始动员在校俄语专业学生改学其他语种,三年制应届毕业生继续学习一年,并把俄语专业的学制一律改为四年,同时规定俄语专业暂停招生一年。对于在职的一些俄语人员,动员他们再学习一门专业知识,由单纯的俄语翻译人员变为懂俄语的工业专业干部或科技人员;大中城市的初级中学恢复外语课,让部分过剩的俄语人员转到中学任教;部分俄语人员进各俄语院校轮训,以培养更高水平的俄语翻译、教师和研究人员。到1959年,经过类似的转、并、停以后,初期成立的俄文专科学校也都改为外国语学院,同时开始招收其他语种的学生,俄语专业学生人数逐渐减少。
1958年,俄语教育开始强调要为政治服务,教育内容上增强了政治性和实用性内容,所编教材政治材料占主导地位,而且学生开始半工半读。1961年,教育界开始总结经验和教训,公布了“高教六十条”和“普教五十条”两个文件,针对高校的外语教学则颁布了《关于高等学校外语课程设置问题的意见》。《意见》对大学和中学的外语教育衔接提出了要求,由于当时中学设置的外语课一般是俄语或英语,因此,此时的俄语教育还具有一定的规模。据统计,1964年,在中学学习外语的人数中,学习俄语者仍占到总人数的67%,高等院校外语专业中,俄语学习者则占到46%,英语和其他外语学习者总共占54%
"文化大革命”是从文教战线开始的,文教领域中外语教育受到了特有的批判,经过前几年调整规划的外语教育刚刚取得了一些成绩,就逐渐进入了全封闭状态。许多俄语学人在这段时期遭受了不公平的对待,大量学有专长的俄语教师纷纷被迫改行,俄语教育走向沉寂。1970年11月,周恩来总理在和北京一些大学的师生座谈中说,“反修不能把俄语也反掉了”,并想尽一切办法减少外语教育的损失,保护外语人才。1971年,我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得以恢复,对外交往不断扩大,外语人才需求量也越来越大,一些外语院系相继恢复招生或增设新的语种,俄语教育也有所恢复。但此时的俄语教育规模已远不能和50年代相比,全国不足1千人学习俄语,而且所学内容具有特定的政治色彩,并随时遭受来自“四人帮”的破坏。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后期,外语教育虽然没有被完全取消,但包括俄语教育在内的整个外语教育所遭遇的破坏是灾难性的。“文革”十年,俄语教育也可以说沉寂了十年。
1977年,小平同志再次复出后主动抓科学和教育工作,在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重要讲话。其中涉及到教育体系恢复与重建等重大问题。1978年,全国外语教育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研究外语教育如何为实现新时期总任务做贡献的问题。会议总结建国以来办外语教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讨论了加强外语教育、提高外语教育水平的办法和措施,并就外语师资队伍建设、教材编写、电化教学等方面的规划进行了初步讨论。这次座谈会对我国外语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78年是新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也是新中国外语教育的分界年。建国初“一边倒”的俄语教育政策让其他外语语种的教学在困境中艰难生存,发展缓慢。加上“文革”十年的影响,外语教育面临着一个百废待兴的局面。但随着1978年底改革开放的春风,外语教育得到了迅速的复苏。经历过曲折起伏的俄语教育也进入了一个新的理性恢复和发展期。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外语院校的改革和发展也迎来了空前的大好机遇。1979年3月教育部印发《加强外语教育的几点意见》。《意见》指出,语种布局要有战略眼光和长远规划,当前主要的任务是大力发展英语教育,但也要适当注意日、法、德、俄等其他通用语种的教育。《意见》同时指出,俄语在外语教育中应保持必要的比例,俄语人才的培养不能断线,要采取少而精的原则,高校俄语专业的培养规模每年可保持在二百至三百人左右,中小学可在少数学校开设俄语课,与苏联接壤的各省、自治区开设的面可适当大一些,有条件的外国语学校要开设俄语专业,为高等学校输送水平较高的俄语人才。有关高等学校可设置各种研究苏联和翻译苏联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情报资料的机构,使现在的俄语教师既能发挥作用,又能巩固和提高其专业水平,储备一批俄语骨干。 《意见》所规定的外语教育方针正确,措施有力,切合实际,因而受到外语教育界的广泛欢迎,并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为实现四化而努力学习外语”成为各行各业人员和青少年的实际行动,全国出现了学习外语的热潮。俄语教育界也重新审视俄语教育的使命,分析新时期面临的新问题,提出各种改革方案与措施。据统计,80年代中期,全国开设俄语专业的高等院校有近30所,在校学生总数2500余人,出现了“文革”后最好的局面。俄语教育按国家有关要求,每年都为社会输送数百名俄语人才。为了更好地落实全国外语教育座谈会的精神,全国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高等外语院校研究协作组、中国高校外语电化教学协会、全国高校外国文学研究会和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等学术团体相继成立。在1980年11月举行的全国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讨论了俄语专业的教材编写五年规划;在次年召开的年会上,又详细讨论了教学大纲和教材编写计划,提出了提高教材编写质量的意见。1982年,《关于加强中学外语教育的意见》明确指出中学语种设置要有战略眼光和长远打算,建议开设俄语的中学和班级要保持一定的数量,一些省市、自治区,如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新疆,以及北京、天津、上海等,开设俄语的中学应适当多一些,并要求保障好师资配备的质量。1981年,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成立。该群众性学术团体自成立以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学风,积极联系和团结全国高等院校的专业俄语教学和研究工作者,广泛开展学术研究,积极推进国内外俄语学术交流,致力于促进我国俄语教学和研究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经过几年发展,我国俄语教育无论从制度建设,还是在人才培养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随着中苏关系的回暖,我国俄语教育逐渐开始融入国际学术及教育交流。1984年,国家教委派出以上海外国语学院院长胡孟浩为团长的代表团访问了苏联。考察团先后参观访问了莫斯科大学、苏联科学院俄语研究所等十五所教学和科研机构,考察了苏联作为外语的俄语教学及苏联文学教学科研情况,并同苏方学者、教授进行了一系列学术座谈,这是中苏两国俄语教学界二十五年来的第一次接触。期间,代表团还和世界俄语学会秘书长克斯托马洛夫座谈,克斯托马洛夫代表该组织表示希望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能作为中国俄语教师的代表加入世界俄语学会。1985年,世界俄语学会通过决议,正式接纳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为该组织集体会员。1986年,北京外国语学院王福祥教授率团参加在布达佩斯召开的世界俄语学会年会,并当选为主席团成员。1985年5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是新时期教育改革的起点。1987年,我国高等学校俄语专业进行了第一次全国范围的俄语测试,目的是了解全国俄语基础阶段的教学现状及学生水平,为制定教学大纲提供比较可靠的依据。1987年,我国派团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届国际中小学生奥林匹克俄语竞赛,10名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80年代中后期的俄语教育在理性的发展中有了较大的起步。尽管遭遇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联国内动荡局势及其解体,但我国的俄语教育总体上并未出现明显的波动,走过了一个理性的恢复期。
苏联解体后,随着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和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日益密切,各领域的合作不断扩展和深化,尤其是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中期,中俄边贸热引起了短期的俄语人才紧俏,俄语教育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发展高潮,大批中国人再次进入高校和“速成班”学习俄语。但不久,由于俄罗斯等国家的经济等原因,骤然升温的俄语教育又开始有所降温。1992年,国家教委成立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下设俄语组,承担起俄语教育的调研、咨询、指导和服务等方面的任务。1993年,教育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颁布。《纲要》明确提出,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地位。1998年,《关于外语专业面向21世纪本科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指出:“由于社会对外语人才的需求已呈多元化的趋势,过去那种单一外语专业和基础技能型的人才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市场对单纯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的需求量正逐渐减少。因此,外语专业必须从单科的‘经院式’人才培养转向宽口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模式”。根据社会需求和意见精神,俄语教育领域开始探索复合型专业人才培养之路。1999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将民办学校由此前的补充地位提高为与公办学校共同发展,俄语教育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民办力量。90年代是俄语人才培养模式转变的过渡期和关键期,小到课程设置、授课方法,大到人才定位、专业发展和学科规划,都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深化和规范,为以后俄语教育的全面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到90年代末,俄语教育一直保持着低速的平稳发展,许多高等院校增设或恢复了俄语专业,但招生人数并没有明显增多。据统计,1999年我国开设俄语专业的高校有60余所,各类高校在学俄语人数约为7000人。 通过1992年中俄《联合声明》、1994年《俄中联合声明》,中俄建立了新型的两国关系,双方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国防等领域的合作逐步加深。1996年双方将两国间的“建设性伙伴关系”重新定位为“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决定成立由两国社会各界代表组成的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随着中俄关系的深入和俄罗斯经济的恢复,我国各领域对俄语人才的需求逐渐增强,俄语教育开始孕育着新的发展。
进入新世纪,我国开放程度进一步扩大,在经济全球化、教育国际化的大趋势下,外语教育迎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有着悠久传统和特殊地位的俄语教育迎来了发展的“第二春”,各类层次的俄语在学人数都有了历史性的突破。开始于上世纪末对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探索,在这段时期得到了全面的深化和扩展。各高等院校开始关注并尝试采取一些强化复合型俄语人才培养力度的手段。俄语学科和俄语专业的改革与建设一直是广大俄语人讨论、关注和探索的中心问题。 1984年,我国有11所高等院校具有俄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截至2009年初,我国具有俄语硕士学位授予权的院校或科研院所已达50多所,有10所高等院校或科研院所拥有了俄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学位授予权,俄语教育已经形成了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目前,全国有100多所高校开设俄语专业,各类高等俄语教育在校学生数超过2万人;120多所高校开设公共俄语课程;中学俄语学习人数在较长时间的持续减少后终于有了增长回升的趋势,如山东、黑龙江等地许多中学增设或恢复了俄语。近年来,赴俄留学的学生不断增加,每年都有数百名国家公派人员赴俄学习,自费留俄的人数也已超过1万人。 今天,我国俄语教育人才培养规模不断壮大,培养层次和模式日趋完善;各类高等院校俄语教育特色渐显;俄语专业和公共俄语测试评估体系逐渐完善;国际交流及合作不断深化扩展;各类高水平国际俄语学术会议频繁召开,俄语教育进入了一个健康、快速的全面发展期。国内俄语学人不断深入研究俄语人才培养的最佳目标,推动俄语教育事业在各层次的创新和改革。在国际上,我国的俄语教育也拥有了相当的地位,并得到广泛认可。目前,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是世界俄语学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单位。近几年来,我国有10余位俄语学者获得过普希金奖章、俄罗斯国家友谊勋章,或其他俄语教育突出贡献奖等荣誉。
2006年和2007年,中俄两国互办“国家年”,双方文化和教育交往频率大大增加。两国高校互派留学生和教师进修的机会明显增多,合作项目的落实情况也有很大改进。2009年中俄两国迎来建交60周年,并在中国举办“俄语年”。9月10日,中央电视台俄语频道正式开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间近年来在诸多领域的合作逐步深化。第十二届世界俄语大会也将于2011年在中国召开。所有这些,都给俄语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当然,也带来了更高的要求,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一些说法也不过就是穷人乍富而已，更何况通过这些年的洗礼，我们大多数人已经变成了一群个人主义者，更不乏极端个人主义者--范跑跑们和他们的追随者们。从历史上看，极端个人主义以及由此产生的极端民族主义正是这个世界不安定的根源。
口号就是让每个美国家庭锅里都有一只鸡。
不幸碰到了大萧条，成了美国历史上评价最差的总统之一了
。
以后能甩掉的话绝对要毫不留情地踢开这货
本来就是丛林社会，没用的直接清洗掉，对外人讲什么仁义道德，瞎扯淡。
好像到现在我还没发现，巴基斯坦不算，因为中国对印度从没误判过。
所以不要纠结什么怀德不坏德的拉，总统说的好，国家之前谈感情太伤感情了
苏联援助中国 => 中国公共外语大多是俄文,全国初高级中学也多开设了俄语课程
中国援助朝鲜 => ? (朝鲜清洗延安派)
? => 中国学校教朝鲜语
朝鲜歌曲_全世界都羡慕我们
朝文歌词：
歌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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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风琴声音正悠扬
千里马精神激昂我祖国
如鲜花处处在怒放！
我们的父亲是
金日成元帅您
我们的 家是党怀抱
我们都彼此像亲兄弟
世界啊，全来羡慕吧！
啊，世界啊，全来羡慕吧
啊，我祖国，全来羡慕吧！
天空啊，那么蓝
我的心，真愉快
手风琴声音 真悠扬
人们都和睦相处生活
我祖国无限的美好
我们的父亲是
金日成元帅您
我们的家是党怀抱
人人都彼此如亲兄弟
世界啊全来羡慕吧！
天空蓝又蓝，我心情愉快。
手风琴越拉越响亮。
人们和睦相处，
我们祖国无比美好。
(副歌)我们的爸爸是金日成元帅，
我们的家是党的怀抱，
我们大家都是亲兄弟，
世上无所羡慕。
在孩子们明朗的笑容中孕育着祖国的未来。
我们的力量强大无敌，
任何风浪都不怕呀。
继承白头山精神，
我们祖国不可战胜。
告诉你，我家这些朝鲜亲戚，既有来自平壤的，也有来自平城、沙里院、海州、新义州和金策的，还不够全面吗？全是朝鲜比较好的地区啊。
再告诉你，朝鲜的配给无所不包，看似按照职务规定了相似标准，但平壤与地方却是天壤之别！就说中层干部每年的那双皮鞋吧，新义州出的皮鞋几乎全部送到平壤了，新义州的干部只能穿黄海北道生产的皮鞋，3个月底就穿了。这公平吗？至于主食、副食，差距就更大了！地方经常有配给不兑现的情况。而且，在咸镜南北两道的山沟沟里，农民真的可用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来形容！因为国家实在没有能力管那种犄角旮旯了，而当地山多，收成根本就吃不饱肚子。即使是平壤这个首善之地，1970年代一般老百姓的日子，也比长春这样的城市要艰苦单调，肉少、蛋少、禽类更少，这就是现实。网上有人说当时边民从朝鲜运大米吃，而我当时幼小的眼睛看到的是，我的一个海州来的表哥【具体关系我也不太清楚了】在我姥姥家吃饭的样子！姥姥一直教育我要好好吃饭，吓唬我如果不好好吃饭就把我送到朝鲜去挨饿！那可不是1990年代啊，才1975年啊！可想而之，朝鲜欺骗世界的本事有多大！欺骗的历史有多长！
但印象还是有点的，1983年跟姥爷他们去的时候，朝鲜住宅附近小卖部里铅笔15分钱1支【很差的铅笔】、圆珠笔是20分钱一支【塑料杆、塑料芯，类似现在国内的一次性圆珠笔】，钢笔好像没有卖，是学校发的，很简陋而且经常会墨水堵住笔尖。
所以，我是按照老人的要求从中国带了长城牌铅笔100支、丰华圆珠笔6支、英雄牌铱金笔6支、马利牌水彩画笔3支、马利牌水彩画颜料1套，香水橡皮30块，是送给各户6个表兄弟姐妹当礼品的。由于是我亲自去文具店买的，价格还大致记得，当时国内长城牌HB铅笔是1毛钱1支，丰华“高级”圆珠笔【不锈钢套、不锈钢芯壳，很漂亮，到现在外观也不落伍】是1.1元/支，英雄牌铱金笔是1.3元/支【塑料壳、不锈钢套，仿派克造型】，香水橡皮6分钱/块【5种颜色5种香味，其中有一种是透明的，最受欢迎】，马利水彩画笔和颜料的价格我记不清了，但肯定不贵，一共不会超过5元钱，因为这些礼品是我用自己节约的钱买的，合计不会超过30块钱【当时哪有多少钱啊】。
而姥爷姥姥带去的礼品有：热水瓶6只、搪瓷烧锅6套【3件套】、半自动尼龙花面料2节缩折伞6把、白糖6包【每包1市斤】、银耳若干【袋装，上海买的】、全毛料9公尺、绸缎9米等【一家1.5米，去后才剪开分的】】（印象中好像是各6套，但又觉得两老、我和表姐4个人去似乎带不动这些）。
另外给我印象深刻的是，朝鲜的亲戚对我们的礼品千恩万谢，小兄弟们拿着我送的文具在小朋友面前炫耀。
另外，我是住在姥爷的哥哥家的，即我的大姥爷家，在平壤的普通江区。好像是一栋歪歪扭扭很陈旧的多层住宅【一般干部】，有3间房子1个厕所1间厨房，没有阳台；他们腾出一大间给我们4个人住，另一间他们老两口和1个女儿【我叫姨母】住，姨母早就成家，为了接待我们才回娘家帮忙的，还有一间是客厅兼饭厅兼书房，家具全是夹板的很单薄，与姥爷家的豪华度无法比，没有大沙发、没有大书柜、没有电话、没有装饰字画、没有地毯、没有电饭煲......也没有自行车，倒是有1台电视机，是19英寸朝鲜国产黑白电视机，老是图像抖动；还有就是收音机，很小的晶体管4管机，当时国内也就15、6块钱一台；另外唯一的电器就是一台小电扇，是9寸的，没有底座，只有一个铁架子；厨房很简陋，烧煤炉，自来水龙头只有1只，厕所只是一个水泥的蹲便器，要接水冲洗，洗澡是用大锅烧水后放塑料桶里，拎到小厕所里洗，洗澡的肥皂是黑色的，有股很怪的味道。另外，就是经常水压低断水，要到1楼人家去“借水”，也遇到过多次夏季停电保生产。
吃饭全部在家里，第一天和最后一天购置了1只鸡，还有一小盘烤猪肉，平时以素为主，有点鸡蛋、明太鱼就算好菜了，一般的菜肴大致是：泡菜2-3种、一个酱汤、一个素菜。
看得出，他们活得很艰辛，小姨母比我母亲年纪轻2岁，但看上去要苍老10岁以上，瘦得厉害；而其他亲戚也几乎没有一个胖子，有一次乘地铁，车站工作人员居然称呼我姥爷首长同志，why？因为一群人中只有他老人家满脸油光肥头大耳，那身打扮在国内其实就一土巴巴的普通离休老干部打扮：白色的确良两用衫、黑色长裤、皮鞋外加一块罗马手表，但在朝鲜当时却是标准的部长级干部打扮；而姥姥也是唯一佩戴金丝边眼镜、衣着相对时尚的老太太。
另外，当时好像金日成像章控制得没有现在严格，姥爷姥姥他们很随意地向亲戚借来戴上就到处乱跑。哦，地铁当时似乎是3分钱一张票，那是我第一次乘地铁，确实很新鲜。
1、像章
朝鲜是单位或人民班发的，根本就没有买的地方，中国是各大企业不务正业制作后拿到市场上去销售赚钱，据说最疯狂的时候有上万种，而人们从没有规定必须佩戴，是完全真心实意崇拜领袖或赶时髦而大量购买，有的人还收藏，有的人荒谬地在胸前戴上十几枚，犹如朝鲜的“将军”佩带勋章，但国家也不怎么管，后来闹出了把像章别在肉上的闹剧【是不是很像今天的行为艺术家哈？】，总理才以很温和的劝告口气说是尊敬主席是好的，但要克制，不要浪费，要严肃一些，而他的话也没有立即成为规定，一直到2年后1970年以后，这股热潮才自然地褪去，而人们开始只佩戴1枚小像章了，许多人如家庭妇女也就不戴像章了，政府的态度依然是听其自然，而企业赚不到钱，除了徽章厂外不务正业捞一把的也就少了。告诉你吧，最狂热的时候连我妈医院都干制造像章的事情，然后还偷偷分钱，一人1-2元，名义上是给大家买毛选的钱，因为计划体制下根本就做不了帐啊，不分也不行。
2、粮票
朝鲜至今要用粮票购买粮食，这和我们当年一样；但不同的是，即使是3年人祸期间，中国的饭店吃饭是不用粮票只认钞票的，而朝鲜的饭店也不收粮票【他们使用够粮卡】，但除了涉外饭店却要收就餐券，一般老百姓很少发，但黑市上可以买；黑市交易价+吃饭的计划内饭菜钱，略高于涉外饭店的外汇折算价格。
3、自由市场
当时的中国和朝鲜都有黑市，但中国对黑市基本上是不太过问的，运动来了就冲一下，运动过去又出现，这与朝鲜计划体制破产后很类似，但1990年以前，朝鲜的黑市是很隐匿的，被发现了轻则管制，重则被送去劳动教养甚至判刑；而且，中国自留地是集体化以后就规定的，因此部分地区能形成比较稳定的农副产品黑市供给，而朝鲜一直到1990年代才明确自留地制度，此前根本就形不成计划外农副产品的黑市供给，那点可怜的商品往往是农民口里省下来的。
4、城乡二元化
朝鲜并不比中国的城乡差别小，他们早在1960年代就提出人为地扩大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集中财力搞工业建设，其实都用到了军工和没用的事情上去了，对农民的掠夺远远比中国厉害。而且，除平壤、新义州、开城、南浦、清津好点外，其他所谓城市就相当于中国的小镇，而由于工业极不发达，这些所谓“城市人口”相当比例处于隐形失业状态。比如，搞个农机厂，有200工人，但既无设备也没有产品，其实只是修理农具，而实际上只需要20人就可以了，怎么办？就瞎折腾，今天去支农，明天学习主体思想，后天去打扫卫生......但却依然领工资，只是呢，发的票证经常买不到东西，去黑市买又买不起，生活就很艰难了。其实，这种人浮于事的现象我国改革开放前也存在，但朝鲜要严重得多。你只看统计数据，这些人算是城镇人口，好像人家城市化水准有多高，其实，这种特殊体制下的特殊状况，与我们通常比较的城市化程度，有相同的比较基础吗？
5、医疗
朝鲜声称早就建立了3级国民保健体系，可事实是，人民看病要先从基层看起，基层医生不同意转诊，你就不能去上一级医院看病。因此，至少早在1970年代，医生受贿就相当普遍。不论在哪一级医院，你不给医生好处，让你只能“看”病、无法治疗，不给你药啊。与朝鲜相对应，当年的中国，基层医疗远远要扎实得多了，而且药品的保障也比朝鲜强不知多少倍，即使穷乡僻壤，青霉素、链霉素总是有的，别小看这两样药，多少人脱离死神啊！而朝鲜呢，抗生素全是俄罗斯进口的，要主任特批才能用，害人啊！我亲戚就有1970年代到东北探亲的时候拼命开药的，从维生素、抗菌素到消化药，啥都要，我妈从单位里为他们弄了不少寄过去。
其实美国总统每次选举，都对人民作出许多承诺，能不能实现就
两说了，大不了下次不选他。你要看看奥巴马的选举演说，那比朝鲜
做的承诺美妙的多，不过他也就是说说，下次选举肯定没他事了。
朝鲜人民军文艺小分队的漂亮海军妹妹参观中国军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