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从援朝十三号工程说开去 -- 潮起潮落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向全国人民发出向苏联学习的号召,党中央决定成立一所专门的俄语人才培训学校. 50年代,中苏关系处于黄金时期,俄语成为具有特殊地位的语言,各地纷纷建立俄文专科学校,或在综合性大学设置俄语专业。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等19所高等院校相继成立俄文系、科;中央各部以及各地党政军系统相继开办了俄文学校和训练班。1952年,政务院和军委联合颁发《关于全国俄文专科学校的决定》。文件对俄文专科学校的教学方针和任务、学生来源、毕业分配等问题作出详细的规定和要求。从这一年起,我国的俄语教育有了迅速的发展,教育质量也有了很大幅度的提升。全国先后建立了北京俄专、上海俄专、哈尔滨外专等七所俄文专科学校,综合性大学普设俄文系,公共外语大多是俄文,全国初高级中学也多开设了俄语课程,而且课时最高占到了总学时的13.3%。 1954年,政务院批准的《关于全国俄文教学工作的指示》颁发。《指示》就各校的培养任务、教学计划、教学方法等做了规定,进行了完善性的补充,引导俄语教育走向系统化和统一化。如规定俄文专科学校的任务是培养翻译干部和俄文师资;大学俄文系的任务主要是培养中学俄文师资,有条件的大学可培养苏联文学的研究人才;高等师范学校俄文系和俄文专修科的任务是培养中学师资。各俄文专科学校和高等学校俄文系在条件具备时,应设研究生班等。50年代上半期是我国俄语教育迅速发展的几年。在苏联专家的协助下,经过全国广大俄语教育工作者的努力,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编写等都陆续完成;中青年教师逐渐成长,师资队伍日渐充实。1951年,中国向苏联派出了第一批留学生375人,其中包括136名研究生。之后每年都向苏联派出大批留学生,人数最多的1956年有近2100人,占当年派出总人数的86%。另外,为满足群众学习俄文的需求,除了俄文专科学校以外,有关部门还经常举办一些俄语翻译培训班、俄语学习班、俄语速成班;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及各地分会都办起俄文夜校;各地广播电台也积极开展俄语广播教学。到1956年底,高校专业俄语教师已近2000人。1953年至1956年间,全国俄文专科学校及综合性大学俄文系共招生12000多人(不包括高等师范院校及各业务部门所办俄文学校的学生数和教师数).

而50年代末,随着中苏关系的走低,全国俄语教育规模开始收缩。1957年开始动员在校俄语专业学生改学其他语种,三年制应届毕业生继续学习一年,并把俄语专业的学制一律改为四年,同时规定俄语专业暂停招生一年。对于在职的一些俄语人员,动员他们再学习一门专业知识,由单纯的俄语翻译人员变为懂俄语的工业专业干部或科技人员;大中城市的初级中学恢复外语课,让部分过剩的俄语人员转到中学任教;部分俄语人员进各俄语院校轮训,以培养更高水平的俄语翻译、教师和研究人员。到1959年,经过类似的转、并、停以后,初期成立的俄文专科学校也都改为外国语学院,同时开始招收其他语种的学生,俄语专业学生人数逐渐减少。

1958年,俄语教育开始强调要为政治服务,教育内容上增强了政治性和实用性内容,所编教材政治材料占主导地位,而且学生开始半工半读。1961年,教育界开始总结经验和教训,公布了“高教六十条”和“普教五十条”两个文件,针对高校的外语教学则颁布了《关于高等学校外语课程设置问题的意见》。《意见》对大学和中学的外语教育衔接提出了要求,由于当时中学设置的外语课一般是俄语或英语,因此,此时的俄语教育还具有一定的规模。据统计,1964年,在中学学习外语的人数中,学习俄语者仍占到总人数的67%,高等院校外语专业中,俄语学习者则占到46%,英语和其他外语学习者总共占54%

"文化大革命”是从文教战线开始的,文教领域中外语教育受到了特有的批判,经过前几年调整规划的外语教育刚刚取得了一些成绩,就逐渐进入了全封闭状态。许多俄语学人在这段时期遭受了不公平的对待,大量学有专长的俄语教师纷纷被迫改行,俄语教育走向沉寂。1970年11月,周恩来总理在和北京一些大学的师生座谈中说,“反修不能把俄语也反掉了”,并想尽一切办法减少外语教育的损失,保护外语人才。1971年,我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得以恢复,对外交往不断扩大,外语人才需求量也越来越大,一些外语院系相继恢复招生或增设新的语种,俄语教育也有所恢复。但此时的俄语教育规模已远不能和50年代相比,全国不足1千人学习俄语,而且所学内容具有特定的政治色彩,并随时遭受来自“四人帮”的破坏。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后期,外语教育虽然没有被完全取消,但包括俄语教育在内的整个外语教育所遭遇的破坏是灾难性的。“文革”十年,俄语教育也可以说沉寂了十年。

1977年,小平同志再次复出后主动抓科学和教育工作,在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重要讲话。其中涉及到教育体系恢复与重建等重大问题。1978年,全国外语教育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研究外语教育如何为实现新时期总任务做贡献的问题。会议总结建国以来办外语教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讨论了加强外语教育、提高外语教育水平的办法和措施,并就外语师资队伍建设、教材编写、电化教学等方面的规划进行了初步讨论。这次座谈会对我国外语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78年是新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也是新中国外语教育的分界年。建国初“一边倒”的俄语教育政策让其他外语语种的教学在困境中艰难生存,发展缓慢。加上“文革”十年的影响,外语教育面临着一个百废待兴的局面。但随着1978年底改革开放的春风,外语教育得到了迅速的复苏。经历过曲折起伏的俄语教育也进入了一个新的理性恢复和发展期。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外语院校的改革和发展也迎来了空前的大好机遇。1979年3月教育部印发《加强外语教育的几点意见》。《意见》指出,语种布局要有战略眼光和长远规划,当前主要的任务是大力发展英语教育,但也要适当注意日、法、德、俄等其他通用语种的教育。《意见》同时指出,俄语在外语教育中应保持必要的比例,俄语人才的培养不能断线,要采取少而精的原则,高校俄语专业的培养规模每年可保持在二百至三百人左右,中小学可在少数学校开设俄语课,与苏联接壤的各省、自治区开设的面可适当大一些,有条件的外国语学校要开设俄语专业,为高等学校输送水平较高的俄语人才。有关高等学校可设置各种研究苏联和翻译苏联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情报资料的机构,使现在的俄语教师既能发挥作用,又能巩固和提高其专业水平,储备一批俄语骨干。 《意见》所规定的外语教育方针正确,措施有力,切合实际,因而受到外语教育界的广泛欢迎,并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为实现四化而努力学习外语”成为各行各业人员和青少年的实际行动,全国出现了学习外语的热潮。俄语教育界也重新审视俄语教育的使命,分析新时期面临的新问题,提出各种改革方案与措施。据统计,80年代中期,全国开设俄语专业的高等院校有近30所,在校学生总数2500余人,出现了“文革”后最好的局面。俄语教育按国家有关要求,每年都为社会输送数百名俄语人才。为了更好地落实全国外语教育座谈会的精神,全国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高等外语院校研究协作组、中国高校外语电化教学协会、全国高校外国文学研究会和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等学术团体相继成立。在1980年11月举行的全国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讨论了俄语专业的教材编写五年规划;在次年召开的年会上,又详细讨论了教学大纲和教材编写计划,提出了提高教材编写质量的意见。1982年,《关于加强中学外语教育的意见》明确指出中学语种设置要有战略眼光和长远打算,建议开设俄语的中学和班级要保持一定的数量,一些省市、自治区,如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新疆,以及北京、天津、上海等,开设俄语的中学应适当多一些,并要求保障好师资配备的质量。1981年,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成立。该群众性学术团体自成立以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学风,积极联系和团结全国高等院校的专业俄语教学和研究工作者,广泛开展学术研究,积极推进国内外俄语学术交流,致力于促进我国俄语教学和研究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经过几年发展,我国俄语教育无论从制度建设,还是在人才培养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随着中苏关系的回暖,我国俄语教育逐渐开始融入国际学术及教育交流。1984年,国家教委派出以上海外国语学院院长胡孟浩为团长的代表团访问了苏联。考察团先后参观访问了莫斯科大学、苏联科学院俄语研究所等十五所教学和科研机构,考察了苏联作为外语的俄语教学及苏联文学教学科研情况,并同苏方学者、教授进行了一系列学术座谈,这是中苏两国俄语教学界二十五年来的第一次接触。期间,代表团还和世界俄语学会秘书长克斯托马洛夫座谈,克斯托马洛夫代表该组织表示希望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能作为中国俄语教师的代表加入世界俄语学会。1985年,世界俄语学会通过决议,正式接纳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为该组织集体会员。1986年,北京外国语学院王福祥教授率团参加在布达佩斯召开的世界俄语学会年会,并当选为主席团成员。1985年5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是新时期教育改革的起点。1987年,我国高等学校俄语专业进行了第一次全国范围的俄语测试,目的是了解全国俄语基础阶段的教学现状及学生水平,为制定教学大纲提供比较可靠的依据。1987年,我国派团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届国际中小学生奥林匹克俄语竞赛,10名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80年代中后期的俄语教育在理性的发展中有了较大的起步。尽管遭遇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联国内动荡局势及其解体,但我国的俄语教育总体上并未出现明显的波动,走过了一个理性的恢复期。

苏联解体后,随着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和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日益密切,各领域的合作不断扩展和深化,尤其是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中期,中俄边贸热引起了短期的俄语人才紧俏,俄语教育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发展高潮,大批中国人再次进入高校和“速成班”学习俄语。但不久,由于俄罗斯等国家的经济等原因,骤然升温的俄语教育又开始有所降温。1992年,国家教委成立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下设俄语组,承担起俄语教育的调研、咨询、指导和服务等方面的任务。1993年,教育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颁布。《纲要》明确提出,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地位。1998年,《关于外语专业面向21世纪本科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指出:“由于社会对外语人才的需求已呈多元化的趋势,过去那种单一外语专业和基础技能型的人才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市场对单纯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的需求量正逐渐减少。因此,外语专业必须从单科的‘经院式’人才培养转向宽口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模式”。根据社会需求和意见精神,俄语教育领域开始探索复合型专业人才培养之路。1999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将民办学校由此前的补充地位提高为与公办学校共同发展,俄语教育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民办力量。90年代是俄语人才培养模式转变的过渡期和关键期,小到课程设置、授课方法,大到人才定位、专业发展和学科规划,都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深化和规范,为以后俄语教育的全面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到90年代末,俄语教育一直保持着低速的平稳发展,许多高等院校增设或恢复了俄语专业,但招生人数并没有明显增多。据统计,1999年我国开设俄语专业的高校有60余所,各类高校在学俄语人数约为7000人。 通过1992年中俄《联合声明》、1994年《俄中联合声明》,中俄建立了新型的两国关系,双方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国防等领域的合作逐步加深。1996年双方将两国间的“建设性伙伴关系”重新定位为“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决定成立由两国社会各界代表组成的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随着中俄关系的深入和俄罗斯经济的恢复,我国各领域对俄语人才的需求逐渐增强,俄语教育开始孕育着新的发展。

进入新世纪,我国开放程度进一步扩大,在经济全球化、教育国际化的大趋势下,外语教育迎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有着悠久传统和特殊地位的俄语教育迎来了发展的“第二春”,各类层次的俄语在学人数都有了历史性的突破。开始于上世纪末对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探索,在这段时期得到了全面的深化和扩展。各高等院校开始关注并尝试采取一些强化复合型俄语人才培养力度的手段。俄语学科和俄语专业的改革与建设一直是广大俄语人讨论、关注和探索的中心问题。 1984年,我国有11所高等院校具有俄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截至2009年初,我国具有俄语硕士学位授予权的院校或科研院所已达50多所,有10所高等院校或科研院所拥有了俄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学位授予权,俄语教育已经形成了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目前,全国有100多所高校开设俄语专业,各类高等俄语教育在校学生数超过2万人;120多所高校开设公共俄语课程;中学俄语学习人数在较长时间的持续减少后终于有了增长回升的趋势,如山东、黑龙江等地许多中学增设或恢复了俄语。近年来,赴俄留学的学生不断增加,每年都有数百名国家公派人员赴俄学习,自费留俄的人数也已超过1万人。 今天,我国俄语教育人才培养规模不断壮大,培养层次和模式日趋完善;各类高等院校俄语教育特色渐显;俄语专业和公共俄语测试评估体系逐渐完善;国际交流及合作不断深化扩展;各类高水平国际俄语学术会议频繁召开,俄语教育进入了一个健康、快速的全面发展期。国内俄语学人不断深入研究俄语人才培养的最佳目标,推动俄语教育事业在各层次的创新和改革。在国际上,我国的俄语教育也拥有了相当的地位,并得到广泛认可。目前,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是世界俄语学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单位。近几年来,我国有10余位俄语学者获得过普希金奖章、俄罗斯国家友谊勋章,或其他俄语教育突出贡献奖等荣誉。

2006年和2007年,中俄两国互办“国家年”,双方文化和教育交往频率大大增加。两国高校互派留学生和教师进修的机会明显增多,合作项目的落实情况也有很大改进。2009年中俄两国迎来建交60周年,并在中国举办“俄语年”。9月10日,中央电视台俄语频道正式开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间近年来在诸多领域的合作逐步深化。第十二届世界俄语大会也将于2011年在中国召开。所有这些,都给俄语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当然,也带来了更高的要求,带来了更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