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走资派的前世今生之二.种子里的特洛伊木马 -- 史文恭
有这样一个故事:
“ 1949年11月，在当年段祺瑞执政府外交部旧址院前(东单外交部街31号)挂起了新中国外交部的牌子。
11月8日入夜后，新中国第一任外交部长周恩来在李克农、王炳南等的引导下，来到了他在二楼的办公室。房里铺着厚厚的地毯，西侧有门连着外间的大会客室，可用来接待 外国使节和重要外宾。周恩来问道：“没有我在西花厅的办公室大，却比那边还阔气。我说要因陋就简的，为什么要搞得这么豪华？”副部长李克农笑了：“总理，这是旧物利用，我们毋须添置新的。这些红木古董都是北洋政府外交部的。”
周恩来说：“我今天告诉你们，在我当外交部长的任内不得建造新的外交部大楼，也不许增添更多的房子和办公用具，这些就很好嘛！一定要勤俭办外交。”……”
这个故事,原本是讲述周公外交部长任期里的一个小插曲,但这个细节却隐含着一个深刻的变化.----------在1949年之前的近28年的漫长岁月里,TG的所有领袖们,在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被悬赏和追捕的造反者
(或者说革命者),而他们的工作场所,要么是江西农村的农宅,要么是陕北农村的窑洞,或者华北山村的平房,在有些岁月,甚至还在崇山峻岭的行军途中,-----而此时,这些曾经奔波于山林,漫步于乡间的革命者住进了高楼大厦,地毯和红木家具.---一句话,就是他们的敌人所曾经拥有的华屋美食,现在都归他们所有了.
即使是一向自律甚严的周公,也不得不接受这个豪华的办公室了.
另一个故事同样说明了初尝胜利滋味的TG那种喜洋洋的心态.---在1949年6月后,东哥从香山搬进中南海,在"临时国会"--政协的筹备期间,有一次东哥,周公,胡服,朱老总和任弼时这五大书记开会后出来,往怀仁堂走,快到门口的时候,东哥突然停住了脚步,问身边跟随的警卫员李凤华:”你到这里来过吗?” -----措手不及的李凤华一下子风中凌乱了,---他只好认真地说,没来过.东哥听到回答后,郑重其事,好像长辈告诉晚辈一件重要而又必须记住的大事一样,说:”这里,过去是皇帝住过的地方.”说完,东哥愉快地笑了.五大书记们也都笑了.
这个回忆在多年之后,李凤华依然感到熠熠生辉.----而对于我们而言,同样感到了东哥此时入主中南海之后的那种建筑于久远历史感之上的豪迈和”愉快”.---和周公的红木家具一样,TG的首脑机关落户中南海的原因正是因为此处早就被袁世凯和傅作义使用过,因此,为了不多花钱另外建一个建筑,TG的领袖们就如此落户“大内”了.-----而从现在看来,无论是落户中南海和在天安门上检阅游行队伍,这两个细节在现在看来都具有一个闪烁着奇异光芒的意义,-----TG再也不是那个延安窑洞里,群众和干部可以方便到东哥那串门的TG了,他们成为了一个,------用TG的语言讲,-----就是上层建筑里的统治集团.----是的,作为革命党时期的TG,”统治集团”这个词几乎是一个集众多丑恶于一体的贬义词,但事实上,统治集团(正常情况下的
），只是社会结构里最高的那一层的通称,而在那一层里,集中了最好的社会资源.这一点,无论在哪个国家,哪种社会,都是一样的.
当然,对于东哥,周公这样的意志力无比坚强的伟人,纵然有再美好的物质基础,都无法动摇他们的理想或者”革命意志”.然而对于此时以农民为主的,忽然从农村进入花花世界的城市并相继走上大大小小的领导岗位的TG成员而言,这样的物质享受,是否会消磨他们的革命党本色,则是另一个现实而无法逃避的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TG成为统治集团的那一刻,他们必然就接受了之前统治集团所留下的那些社会资源,这一份”嫁妆”就好像特洛伊木马一样埋进了后来成为参天大树的”走资派” 的这个种子.在建国初期,刚刚进城的TG还能保持他们的勤俭本色,但慢慢的,种子就会发芽,而时间也会证明它的威力了.
不过,行文至此,必须要说明一个关键的问题,即上面说的这颗藏着特洛伊木马的种子事实上是一个历史的必然.----举一个例子,俺曾经说过, 史文恭:那年庐山（八）神仙会（下）,杨尚奎作为江西省省委书记,占据了南昌最好的一幢房子.那么,反过来讲,假如在理想的情况下,如果按照TG的道德标准,又该如何分配这幢豪宅呢?比如说,让广大的劳动人民排队,每人每天住一次?轮着来?---显然这种做法是毫无可行性的,因为好的社会资源永远是稀缺的,也因此,是不可能为这些资源在全社会的基础上进行所谓的”公平”而”广泛”的分配的.
而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指出,这种”豪宅大家轮着住”的思想,是一种早就被TG批判过的错误思想,学名叫”绝对平均主义”,在这个上面犯错误的名人就有王实味和丁玲女士,要知道,即使是”社会主义社会”,TG奉行的分配制度也是按劳分配,按照这个规则,身经百战,艰难奋斗了几十年的杨尚奎自然有这个资格住这个豪宅,而那些刚刚被解放的老百姓们是否有这个资格呢?
因此说,作为所谓的官僚阶级或者走资派形成的渊源,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TG通过艰难困苦,奋斗得来的全国胜利.由于这个胜利是彻底的,通过武力获得的一个国家的原始股,因此,这个胜利是压倒性的.而所谓的官僚阶级或者走资派,正是这个胜利的战利品所培养出来的一个必然的变种.-----但是,这个变种的成长却不是那么必然的平坦,而是要在第一代TG领袖人物的理想主义和道德标准面前多次反复和波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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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么开骂？
11月8日入夜后，新中国第一任外交部长周恩来在李克农、王炳南等的引导下，来到了他在二楼的办公室。房里铺着厚厚的地毯，西侧有门连着外间的大会客室，可用来接待 外国使节和重要外宾。周恩来问道：“没有我在西花厅的办公室大，却比那边还阔气。我说要因陋就简的，为什么要搞得这么豪华？
你说的是中南海的总理办公室，楼主说的是外交部的部长办公室。总理那时兼任外长，所以说是＂他的办公室＂也不算错, 虽然他并不常去。我觉得文章想说的是以周总理的威望也不能完全制止别人享用＂战利品＂。
第一次坐史姑娘的沙发，赞。
未必哪个国家,哪种社会的统治集团都集中了最好的社会资源，比如1949年的国民党统治集团
他们掌握了大量的物质资源不假，但也未必是最好的
不能说因为他们是最好的，所以他们成为统治集团；更不能说因为他们是统治集团，所以他们是最好的
正常情况下的统治集团，是控制着最好的那一部分社会资源的。
曾几何时，这种写法是小中见大，细致入微，有那么符合普世原则，盛行一时且读者众多。现在，至少在西西河，这已经有些过时了吧。历史和历史人物往往不是可以以常理推测的，遇事都按人性来，那TG的历史哪里会有那么波折与起伏跌宕呢。因为一般作者掌握的资料，自身的经历远没有所写的历史人物那么丰富，靠一般人性去推测信息缺失严重的历史和人物，瞎子摸象而已，摸到耳朵觉得大象像蒲扇，摸着尾巴觉得大象像蛇。说者觉得有理，其实历史可能根本不是这样的。如果摸出来的东西和某些历史相左，那作者只有一个办法，剪裁。谁说大象不像蒲扇，我砍下耳朵拿给你们看，像不像！
研究历史简略的方法是看结果，每个事件的结果，每个时期人物的结局。虽然不会百分百正确，有些时候运气也会起决定作用，但至少这些是明明白白的史实。由结果来推原因和过程。
我的理解，在写文章时候昧着良心的表现只有两种：
一，有意虚构、捏造论据。
二，有意在逻辑推导中制造混乱。
“有意”是主观目的，除非本人承认，外人无法判定，所以拿这个扯没意义；所以只能看是不是有这样的行为。
史文恭本文，我没有看到这两种行为。如果谁看到了，可以指出。无论据的指责，也是无意义的。
小史的“小故事”是这样的：
“ 1949年11月，在当年段祺瑞执政府外交部旧址院前(东单外交部街31号)挂起了新中国外交部的牌子。
11月8日入夜后，新中国第一任外交部长周恩来在李克农、王炳南等的引导下，来到了他在二楼的办公室。房里铺着厚厚的地毯，西侧有门连着外间的大会客室，可用来接待 外国使节和重要外宾。周恩来问道：“没有我在西花厅的办公室大，却比那边还阔气。我说要因陋就简的，为什么要搞得这么豪华？”副部长李克农笑了：“总理，这是旧物利用，我们毋须添置新的。这些红木古董都是北洋政府外交部的。”
周恩来说：“我今天告诉你们，在我当外交部长的任内不得建造新的外交部大楼，也不许增添更多的房子和办公用具，这些就很好嘛！一定要勤俭办外交。”……”
小史啊，你难道看不出来？你引的这几句话，既不符合两人身份，也不符合两人关系，更不符合外交部未来的发展状况。
话不多说，看看当时的情况：
外交部的第一个部址座落于北京东城的外交部街33号。清末，这个地方是国宾馆。民国初年，北洋政府的外交部在这里办公。北平解放后，先由华北人民政府使用，在华北人民政府结束工作后，外交部迁入办公。
当时，院内有两座西洋风格的建筑。部长办公室、部办公厅和会见外宾的会客室设在东楼，其他6个司局和委员会在西楼办公。不少工作人员也住在西楼。开始时，科级干部每8个人住一间房，地下室也住了不少人。后来，在院内的红楼和贡院附近的顶银胡同又增加了一批宿舍，但住房仍很紧张。
办公楼除具有办公、会客、住宿的功能外，有时还要在这里举行招待会。这时，东楼的大部分办公室，包括部长、副部长办公室内的办公用具全都被撤出来，然后将办公室布置成招待会会场，甚至连大客厅前面的阳台也要摆上桌椅招待客人。如果举行一个几百人的招待会，宾主得分散到几个地方。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在招待会开始后，不得不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向客人祝酒。新中国接待第一个正式来访的外国政府首脑——蒙古总理泽登巴尔时，也在这里举行过招待会。据说，有一次招待会进行中间突然断电，周恩来就举着蜡烛到各个房间去祝酒。后来，这类招待会才改在北京饭店举行。
嗯，外交部不盖新楼，先占顶银胡同，再占北京饭店，60年再占外交部新址，这房地产开发的眼光啊，肯定是超过李嘉诚啦。
又查了一下你这引文的出处。原始出处似乎是“《知情者说》，陈敦德著”。也不知道你到底是看过没有。
这《知情者说》里还有一段：
“1950年3月10日下午，毛泽东刚从苏联访问回到北京没几天，经周恩来同意，安排他们在勤政殿旁边的小房里，透过窗户纸的小窟窿，观看罗马尼亚首任驻华大使提奥多拉·鲁登科递交国书的全过程。
仪式开始前，周恩来前来检查，他不让这些将军大使们将纸窟窿捅得太大，说让外国人看见殿堂里这儿那儿一排大窟窿，不雅观，只准每人用铅笔戳个小洞。
仪式结束后，这些即将出国当大使的将军们就热烈地议论起来。有的嘟囔：话那么多，咋记得住呀？有的不以为然地说：反正事先写好，到时背下来就行了。
他们讨论后，得出了两点共识：其一，致辞应有充分准备，预先有个腹稿；其二，我们首次递交之前，多预习几次走步子、站立的位置、呈递的姿势，等等。有人就建议何不趁热打铁，当场就来演习演习。于是，他们就在勤政殿里的小屋中，你当元首、我呈国书地轮流预演起来。”
偶然发现当事人王幼平（摇篮里的新中国外交部:周恩来是第一任部长）跳出来反对：
不过他也澄清了一个“趣闻”：“现在社会上一些书刊发表的文章说我们这些大使曾演习如何呈递国书，有些文章甚至指名道姓说×××扮演大使，王幼平扮演国王。这完全是杜撰，根本没有这回事。”
说到占有社会资源，外交部街倒也有个有趣的例子。
外交部在33号院，到今天，除了迎宾馆大门之外，已经因为楼房年久变成高危房，而遭到全部拆除。
同在外交部街的31号院，从明代冉驸马府、宁远伯李成梁府，清子阿巴泰饶余郡王府、端重亲王府，到多尔衮后代睿亲王新府，再经多重演变，成为北京24中。
59号院，号称“协和医院别墅区”，为北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仍然完好无损，成为摄友们拍照天堂。
我要屏蔽它们。
西西河就是被这些东西搞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