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我要旗帜鲜明地为改开三十年大唱特唱赞歌 -- 不会飞的鱼儿
只会更坏，没有更好。
如果不愿意文革，大家都不愿意收敛自己身上的兽性，那再丛林一次又如何？
所谓的改开是个伪命题。文革就是某种改革无论成败，开放实际是个如何解除封锁的问题。结果是意识形态方面向西方媾和，挂免战牌。
曾希圣在安徽期间大搞“一言堂”。在安徽，差不多一切要依曾希圣说的办，不管正确的或是错误的。
1957年“反右运动”时，中共中央曾下发文件列出“划右派的六条标准”，曾希圣又另加了反对强制推行他的农业“三改”政策和反对所在单位主要领导的两条“右派标准”，结果当时安徽省打出的“右派”的人数在全国名列前茅，至于平时工作中他伤害的干部应当更多。
在曾希圣在安徽工作的最后四年（1958-1961），安徽省粮食产量逐年下滑，1961年降到最低点（61年全国粮食总产量是上升的），比1949年的639万吨还要少10万吨，难怪最后三年安徽饿死那么多人（此时安徽的人口比1949年增长了三分之二）。而安徽粮食生产复苏，恰恰是在曾希圣调离安徽以后（1962年初，李葆华调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1959年1月24日，中共安徽省一届三次会议在合肥召开，通过决议：继续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继续鼓足干劲，为实现比1958年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而奋斗。2月7日省委批转《关于<桐城县闹粮问题的真相>的报告》，严厉指出：叫喊粮食紧张，实质上是否定“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总路线。省委号召进行“反瞒产斗争”，同时，提出了更高的农业生产指标。会后，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付省长张凯帆到含山、和县农村调查。看到农村已经饿死了人，他忧心如焚，赶回合肥，要求向省委常委会议汇报。曾希圣对他说：“你不要汇报了，你为什么总看阴暗面，不看好的呢？好的是主流。老张（曾与张是老战友），我看你是有点右，要注意。”
1959年7月，张恺帆不断得悉其家乡无为县大量饿死人的消息后，来到无为作实地考察发现已有不少人饿死，气得斥骂县委书记：“你把人还给我！”他应农民的要求，下令解散了无为县的几千个食堂，并下令开仓赈粮。这一“张老K大闹无为县”的事件被当作传奇故事在安徽广为流传。对这一事件细节是否真实和作何评价姑且不论，但它至少告诉我们，安徽农村大量饿死人的现象在省级领导中是不难知道的，而且是早已知道的。可是曾希圣这位省委书记做了什么呢？他(省委)把张凯帆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约要报请中央批准？），并开除党籍，撤销副省长职务，关押二百多天，批斗后送淮北煤矿劳动。此后安徽饿死人现象更加严重，无为县在三年中饿死的人据说居全省之首。
七千人大会时，全国被定为重灾省的有河南、山东、甘肃、青海四省，安徽没有包括在内。在1月底中央准备结束会议的时候，中央收到一封来自安徽的匿名信和另外的几封来信。几封信几乎都是同样的内容：话没有讲完，憋着一肚子气。省委压制民主，不让人讲话。
安徽和全国其它省（区）的一些（匿名）信可能是促使毛泽东做出延长会期、开“出气会”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而曾希圣呢，还想继续隐瞒真相。他居然请彭真捎话给刘少奇，让刘少奇给安徽代表再鼓鼓劲。
1962年1月30日晚上，刘少奇参加安徽代表的全体会议。刘少奇说：安徽这几年出现的非正常死亡、农业减产，工业现在也减产，明年还要减产，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到底是什么原因？天灾是主要的，还是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要的？安徽的盖子还没有彻底揭开。
1962年2月3日下午，在天怒人怨声中，曾希圣被迫作检讨。他说：一是对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没有认真研究，不求甚解，贯彻不力；二是实际上形成了对中央封锁消息；三是对中央有些部门傲慢、胡乱顶撞，对友邻地区关系没搞好；四是对同级和下级不民主，不以平等态度待人。所有这些，都使党受到了严重损失，使人民受到了严重损失，使工作受到了严重损失，造成了严重非正常死亡，破坏了农村生产力……1959年、1960年安徽农村工作错误是主要的，教训是非常沉痛的……
曾希圣的检讨多次被愤怒的代表打断，有人泣不成声、有人怒火万丈，甚至高呼极端口号。如果不是刘少奇极力维持秩序，很难想象当时会发生什么事。这天的会议中曾希圣连个座位都没有，最后还是自己找了把椅子坐到了会场边上。
一件小事可以从侧面看出曾希圣的独断专行：
在一次人大会议期间，毛主席参加安徽省代表组的会议，发现代表们都眼望着当时任安徽省长(还是书记？)的曾希圣，看他的脸色。毛主席严肃地批评曾希圣，为什么大家要看着你的脸色发言？并当场支走了曾希圣，让他退出会场。
曾希圣推卸历史责任：
曾希圣说：“安徽的问题本来没有那么严重，是周总理打电话给我，说中央很困难，本来想从江苏调点粮食，江渭清说，他也很困难，调不出来。这才打电话给我，周总理在电话里说‘老曾啊，你能不能调点粮食支援一下中央？’我问总理要多少？总理说‘最好是调五亿斤。’我说：调五亿斤有困难，先调三亿给中央。周总理同意先给三亿。“这时曾有些激动地对我说：“小梁，你那时还在上中学吧？”我点点头说：“是”。曾接着说：“那时你们还是孩子，不懂中央和省里当时的困难，总理说话了，江渭清又不给，我能再说不给吗？都不给，中央怎么办？那三亿斤粮食确实把安徽的群众害苦了。”
曾希圣的后台：
“曾希圣不但是邓的老部下，是“亲密的挚友”，而且是邓和卓琳的媒人--1939年曾希圣在延安介绍卓琳和邓相识。1965年，曾希圣被安排到邓的老家四川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他与吴芝圃、李井泉一样，在文革中被批斗，同样地，1978年中共中央为曾希圣平反。”
附：《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P427页记载的1957-1965年安徽省粮食产量：
年份 粮食产量（万吨）
1957 1027.0
1958 884.5
1959 701.0
1960 674.6
1961 629.0
1962 670.7
1963 697.7
1964 812.1
1965 9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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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让人趋恶可以取得更大的成果，这点先哲们有过论述外链出处，可是在取得巨大成绩时，往往会迷失善良的本性，堕入魔鬼的陷阱中。人本来是趋利忘义的动物，所以引人向善难，使人趋恶易，从这点来说，太祖可与摩西、佛祖比肩，邓公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杰出人物。现在中国的资本主义现在已经发展到了极致，无论是世界资源和国际环境都不允许其对外继续扩张，对内的盘剥也接近极点，反思并换路是必须的选择。就像后三十年里对前三十年的基本否定一样，再换路也需要对后三十年同样做个基本否定的，邓公被怀疑和批判是个必须的过程，相信百年后历史才会给他一个中肯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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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希圣真的要千刀万剐。
也许整惨了只是个借口。
君不见，贵为江绵恒、朱云来都放弃国内顶尖院校选择米国二流研究生院？
如今的城管抓小贩，真像。
我家每月人均1斤半肉票，家里当时五口人。农村的亲戚很多，他们把养的猪卖给供销社后会返还几十斤肉票，经常送给我家几斤。那时每年每人1丈2尺布票，只是买棉布要票，买化纤布不要票，买针织品收几寸布票。农村也是这个标准，亲戚们来看我们，送5尺、1丈的布票，也算礼数。农民缺少的是现金。
全部好，连太阳黑子的黑子都没有。
什么是客观。
原来在乌有看的，现在应该还有。
我从来没想到过现实中真会有这样的事。
满大街都是人，成片的人跪拜，一个小城市，开车足有一两个小时出不去，刚出了城，听说前边几个村寨都有四面八方的人准备接灵，为了赶时间，改道才到的老家。
整个视频有40多分钟，满城人那个哭啊，有人手上还打着吊针，据说是从医院出来的，过zf大院时，都在喊，进去兜一圈——当然最后没有。
后来关注过张，知道在兰考没人敢说他一句坏话，即使在论坛上，可以到百度兰考吧去试试，现在张的墓隔三差五就有很多人去献花，逢清明等特殊日子更不用说。
可以看看这个：http://tieba.baidu.com/p/706944550?pn=1
好像不稳定。
....
他不提自己大搞浮夸风，虚报粮食产量的事，也不提搞瞎指挥造成的生产力破坏，把饿死人的责任推到周总理找他调了3亿斤粮食上，真是无耻。
安徽省1958年至1960年三年实际粮食总产量仅为452.02亿斤，却“估产”为820.91亿斤，这必然导致高征购。
另外当时安徽搞水利抽调的劳动力过多，也是影响粮食生产的一个重要原因。
安徽有3千多万人口，3亿斤粮食摊下来每人不到10斤，绝不是大面积饿死人的主因。而且他当时肯定没有向总理如实汇报安徽的情况，不然总理不会从安徽调粮的。
改开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也带来了很多恶果
如果90年前的先贤再世，恐怕是要再上井冈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