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长篇原创】元帅之死－－贺龙事件始末 -- 温相
以前我们的历史书籍告诉我们，毛泽东既不准备打倒这个，也不准备消灭那个，最后出现那种结果都是因为林彪、江青等人背着毛泽东干的，事实证明，这种说法已经站不住脚了。
而现在呢，网上一些人则告诉我们，毛泽东既准备干掉这个，也准备打倒那个，其他人都是服从、听命，林彪、康生、吴法宪他们都是冤枉的，因为他们是奉命行事，他们就和行尸走肉一样。
可是，这种说法却说不通，我以前讲过了，有人认为国内的历史资料是为执政当局服务的，那么也就是不具备完全的历史真实性，然而，身居海外的一些致力于指责周恩来的高文谦等人在给林彪反复推敲之后还不得不羞答答的承认贺龙一案是林彪亲自策划发动的，也就是说贺龙死于林彪之手。这就足以说明一个问题，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以毛泽东、林彪为代表的中央“左”派手上都沾有他人的鲜血，只不过份量不同罢了。
有些人试图用毛泽东这一面挡箭牌来给他们准备翻案的那些人说事，试图证明林彪、吴法宪之流的清白，我以为这是徒劳的，为什么呢？因为历史白纸黑字的写过他们犯罪记录，这是不容篡改的。
当然，有一点应该明确，那就是没有毛泽东的批准，贺龙是打不倒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批准打倒贺龙与毛泽东一开始就决定打倒贺龙不是一回事，对于贺龙，毛泽东是有一种复杂的心态的，他也曾经明确指示要对贺龙一批二保。可是，毛泽东为什么最后听信一面之词决定打倒贺龙了呢？我在这篇长文的后面几章中将给予介绍。
此外，我提一点，现在流行的翻案观点是说到底就是毛泽东还是“英明神武”，因为只有英明神武的圣人才不会偏听偏信，才不会三人成虎，而事实恰恰相反，李银桥在他自己的回忆录中清楚的记载了一件事，他和其他人约好，反复三次的向毛泽东撒同样的一个谎言，到第三个人说的时候，毛泽东已经相信无疑了，而翻过来要让毛泽东不相信这件事，也要通过三个人甚至更多的人来解释。毛泽东诚然是一名优秀的政治家，可是，政治家也是人，也有人的弱点。特别是晚年的毛泽东，多疑、善变，阴暗面上升，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的权威被利用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只不过我们以前一律强调毛泽东被利用而忽略毛泽东利用人而已。
具体的答复我在后面的贴子还要提到，此不赘。
想起星球大战中的黑暗武士了.
比喻不恰当,但也有相似之处,
文革离今天已经差不多四十年了，我们这些人虽然生在七十年代，但是，对于文革没有足够的认识，对于这些今天看来十分幼稚的罪名，我们有过怀疑，这就像我们今天看到六六年的红海洋一样感到费解，就像看到年轻人追星一样困惑，我再举一个例子，叶子龙和许建国、周荣鑫、赖祖烈四人在战争年代在五台山脚下的一次喝酒，叶子龙说为了雪地四兄弟干杯，这么一句简单的话在文革中成为叶子龙的一大罪状，雪地反党四人集团就此形成，其中赖祖烈被整死。可笑吗？
可笑的同时也是可悲的。
（参见《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134页）
相爷误会了，在下不是要把责任全推到太祖身上。
只是觉得太祖听信一面之词决定打到贺龙这个论点有点弱。
我的看法，同相爷讨论一下。林贺有矛盾是确定的，林想搞掉贺也是确定的。林当时圣眷正隆，而贺应牵涉到刘，已失圣眷。这时候林揣摸上意，趁机搞掉贺龙。对太祖来说，应该是正中下怀，正可以借力打力。所以黑材料本身并不重要，只是个工具，重要的是贺龙已经失宠的事实，和太祖觉得他可能是个威胁。否则中央文革也不会去搞贺龙的黑材料。比如张春桥的历史更不清楚，但中央文革不会去搞张的黑材料，别人（69年炮打张春桥）搞了也没用。春桥圣眷正隆的时候，林彪也想搞掉他，但结果非但没有成功，反把自己都折进去了。
我个人觉得，就贺龙这个个案来说，贺龙失宠在先，然后林彪同江青等人再去罗织，这个次序不应该是反过来的。当然罗织后的黑材料又坚定了太祖的决心。可能太祖最初并不想至其于死地，只终结其政治生命，弄个闲差养起来。
贺龙这一案的处理上，毛林双赢。两人都有责任。
无斋兄客气了，西西河里面包括你在内一批兄弟怎么批判我的贴子我都不会在意，因为你们这是善意的争鸣，而非无理取闹，更非语多讥讽。
再说，你在疑惑中的所提的问题也正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为什么毛泽东会轻信这些简单的栽赃，然而，要是从政治权衡角度考虑，就会发现，毛泽东放弃罗瑞卿，放弃贺龙，直到放弃杨余傅都是有他整体考虑的，因为这些人和林彪比起来，和文革发展的大局比起来，微不足道。而林彪和毛泽东晚年大权独揽的思维比起来也是微不足道，这也就是毛泽东最后决定放弃林彪的主因。
我的一小部党史小玩意关于毛泽东晚年政治心路准备动笔开写，届时还请包括无斋兄在内的仁人志士给予指正。
谢谢老兄的关注。
杨成武回忆录只字不提他在负责贺龙专案组时对贺龙的特殊关照，余立金的老婆就会哭诉他老头如何被林彪、吴法宪等人陷害的事实，也不提余立金当初是怎么整许光达，怎么和黄志勇合起来对付贺龙、徐向前、许光达的。
所以，列宁不看回忆录，也就是有这么一层意思。不过，列宁毕竟是革命导师，就像袁世凯不喜欢古玩一样，老袁自己说他用过的东西将来都是古玩，嘿嘿。
我们老百姓研究党史，资料有限，也就得参照回忆录，我个人的一点心得就是回忆录一定要全看，但是，一定不要全信，否则那就是生吞活剥。
回忆录毕竟给你提供第一手资料出来，然则撰写人自身有局限性，所以，还要再参照其他相关描述，这就使得问题比较明晰起来，如果回忆录能够说明一切，那就不叫回忆录了，改名叫法律文件得了。
我在《贺龙落马》这一章将集中谈谈杨成武在贺龙专案中所起的作用，包括余立金，不过，我就不同意现在网上一些人的极端理解，似乎杨成武、余立金整了贺龙，所以，他们后来就活该被整，好像报应因果一样，这样固然解恨，可是不解决问题，也不能因此通过对这段历史这些人的了解增进什么有益的东西，反而容易给自己的思路引入歧途。再说，这种想法本身也不成熟，透着一股孩子气。
所有的政治人物都应该一笔帐一笔帐的算清，有功说到，有过提及，不能以功代过，也不能以翻案掩盖错误，这也是我对林彪等人的一个基本态度，写作这个长篇的另一个目的也是还一个人间的林彪，而非网上的林彪。
一点个人想法，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见笑随便。
一九八一年三月六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罢免了曹轶欧的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此前，曹轶欧就查抄康生的家庭给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写过一份材料，里面详细的谈到了二月兵变前后康生的所作所为，这份材料经过党史研究人员整理以后发表在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党员通讯》上面，根据曹轶欧的说法，二月兵变之前，叶群找到康生，时间就是林彪发表五一八讲话后不久，叶群对康生说，现在都动起来了，贺龙为什么还没有动？康老是肃反专家，对待贺龙的历史问题，康老有没有什么高明的看法，贺龙到处插手军队，首长不满意。曹轶欧还说叶群走后，康生不愿意管这件事，曹轶欧本人也不赞同，她说贺龙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不能给人当枪使唤。康生批评曹轶欧头脑简单，康生说叶群突然来这里不是没有目的的，林副主席对贺龙不满是由来已久的，我们现在不动以后就会被动。曹轶欧为了这件事还让值班秘书把叶群来访一事记录下来，以后这个东西保留在李鑫那里。（李鑫也做了证明，证实材料确实经他保管）
曹轶欧还回忆一件事，那就是二月兵变的事情传开以后，邓小平做了一次辟谣，邓小平说：“这个二月兵变问题，我们查了。因为我们早知道这个事，我正式跟同志们说，没有这个事。”这是邓小平在人民大学讲的，以后人大的造反派问我（指的曹轶欧）和康生，康生说有些事情你们以后就知道了。曹轶欧还抱怨康生为叶群他们背黑锅。（曹轶欧回忆全部引自《党员通讯》2000年第十一期《曹轶欧回忆文革中的康生》）
实际上，一些公开的反映文革历史的书籍中也提到了这一点，《中国高干夫人档案》中就指出“康生为了配合林彪的‘政变经’，捏造了彭真、贺龙的二月兵变。”（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一版，399页）
林彪的政变讲话是在一九六六年五月，而六月下旬，康生就开始着手整理贺龙的材料，再结合康生以后主动要求给林彪出版《林彪文选》一事就可以看出来，康生所作所为是为了主动迎合林彪、叶群的整垮贺龙的计划的。
二月兵变这件事再次发出一个信号，那就是贺龙“不可靠”，贺龙的“军阀本质不改”。
第三件事就是叶群让军委办公厅警卫处处长宋治国写出诬陷贺龙的六点证明材料。宋治国写的“揭发”材料中主要提到以下六点：
1.罗瑞卿家里办公桌下面压了一张照片，是罗瑞卿、贺龙、薛明、郝治平的合影，天天看，没有毛主席的照片。
2.我（宋治国）觉得贺同罗瑞卿、彭真、杨尚昆等反党分子来往很密切，他们经常密谈。
3.贺龙亲自保管1支精制进口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带上”。
4.贺龙对警卫人员教育不是政治挂帅，而是业务挂帅，如教育人家如何把枪法练好，并且要求每个警卫人员要百发百中。
5.听说体委自动销毁了120部电台，此事甚为可疑。
6.据说贺龙曾经在他家电话上安装了一个窃听器。
宋治国的这份揭发材料是在叶群的不断督促下写成的，这份材料出笼以后，林彪马上作出批示，连同李作鹏、吴法宪诬陷贺龙的材料一起送到毛泽东处。
第四件事是李仲公对于贺龙的诋毁。
李仲公是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长，他是贵州人，曾经奉蒋介石之命劝导贺龙“归顺”被贺龙一度扣押，解放以后，李仲公曾经以自己是贵州人地理人物熟悉为由请周恩来任命他做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薛明回忆，周恩来因此想到贺龙，请贺龙出面和李仲公谈一谈，李仲公见到贺龙以后很慌张，贺龙揭了李仲公的老底，李仲公灰头土脸，“自知无趣，赶紧告退。”（引自《不尽的思念》，薛明回忆周恩来与贺龙）以后，李仲公怀恨在心，当1968年3月26日，中央贺龙专案组到国务院参事室来了解贺龙的历史问题时，李仲公在专案组的逼迫之下把贺龙的两封信交给专案组，据李仲公称这是贺龙的亲笔信，内容是一九二九年贺龙向蒋介石表示要投诚。此信交给周恩来的联络员郑凯以后又由总理办公室交给林彪处，林彪做了“此件很好，说明贺龙一贯立场如此”的批示，然后送毛泽东处，据说毛泽东看信以后大为动容。（1978年5月26日,李仲公审查小组作出《关于李仲公问题的处理决定》。决定撤销了李仲公的国务院参事的职务，把李仲公当初提供的信件定义为诬陷）
以上四件事其中两件是反映的贺龙的历史问题，再联系晏章炎的那封诬告信，可以说是三件事，而二月兵变和宋治国的诬告则是贺龙历史“问题”的延续，正是因为有了前面的铺垫，才让人们感觉贺龙有可能作出以后的这些事情来。
这里顺便说一下文革中的专案，现在我们用现代的眼光看，这些似乎都是无稽之谈，然而，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中，特别是专案经常披露出一些触目惊心的大问题、大事件，而平素大家已经习惯了接受某人或者某事的历史结论，一旦这些东西被翻转过来时，首先不是感到其他，而是震惊，即便是毛泽东也是一样。比如他对刘少奇（套在王光美专案组中办理）的专案的批示中就有“触目惊心”这句话，虽说刘少奇是毛泽东既定要打倒批臭的人物，可是，专案组提供的某些刘少奇的“反革命历史”仍旧让毛泽东大吃一惊，这也就是毛泽东在给章士钊回信中所说的“个别人情况复杂，尚难肯定”。
而贺龙这些材料特别是附送的李仲公提供的所谓贺龙的亲笔信以及晏章炎的回忆乃父晏勋甫的材料，让毛泽东对这位一直忠心耿耿跟随自己多年鞍前马后的贺龙同志又有了新的看法，当然，毛泽东对贺龙早就有了他自己的判断，而且，这些材料送上去以后也就等毛泽东的一句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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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也很难，谁都有自己的局限性，自己可能觉得挺对，别人就不一定这么看，不过争取客观吧。
客套话不说了，静候大作。
在唐师曾的新书中提到，许光达之子许延滨和他说其父是被红卫兵用军用皮带活活抽打死的，不知确否。
是被专案组给弄死的，活活弄死的，许延滨本人并没有亲眼目睹许光达的死亡过程，而原兰州军区某部副军长都曼林后来交待，他们装甲兵许光达专案组专门雇佣了一批男护士来殴打许光达，因为护士一般都清楚人的身体的部位，怎么打才能造成内伤，这样还不容易被发觉，都曼林本人是许光达专案组主要成员，因为痛打许光达有功，得到吴法宪、黄志勇乃至黄永胜的表彰，都曼林被越级提升为副军长，是林彪亲自签署的命令。
仅仅是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出发,能多一些证据总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