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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子午谷

引言

三国世事，风云变幻，纷纷扰扰，引得无数后人竞折腰。

蜀建兴六年春，诸葛亮率军首次北伐，蜀将魏延曾提出兵出子午谷，而诸葛亮却对此有如过耳清风，于是无数争端遂起。日后坊间对此事或曰子午谷计是何等天下奇谋，或答子午谷计又是那般自寻死路，真真一出三国公案。可惜口沫横溅至今，“子午谷奇计”依旧一地鸡毛。

何谓“子午谷之谋”

《三国志魏延传》云：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

同传注引《魏略》载：夏侯楙为安西将军，镇长安，亮於南郑与群下计议，延曰：“闻夏侯楙少，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

此即当下所流行“子午谷之谋”。表面上二者虽所言一事，然则《三国志》意在潼关，而《魏略》重在长安。相较之下，《魏略》终究不可比“迁固之良史”可信，故当以正史为实，并由此推论魏延子午谷之谋本图潼关云云。

长安守将

潼关以西，百里之遥，始有长安。

按“子午谷之谋”所述，蜀军志在“异道会于潼关”。而在魏延军方面，突破长安城则是潼关战略最为重要的一环节。若如长安城不破，潼关战略无疑是纸上谈兵。再将战事简化，长安守将夏侯楙究竟是几流货色关系整个战局。

《三国志夏侯惇传》云：“惇弟廉及子楙素自封列侯。初，太祖以女妻楙，即清河公主也。楙历位侍中、尚书、安西、镇东将军，假节。”

《魏略》载：“楙字子林，惇中子也。文帝少与楙亲，及即位，以为安西将军，持节，承夏侯渊处都督关中。楙性无武略，而好治生。”

《魏略》又载：“亮于南郑与群下计议，延曰：闻夏侯楙少，主婿也，怯而无谋。……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

夏侯楙此人在史书中本属“默默无闻”之辈，然而，《魏略》中魏延一番劈头盖脸的“盖棺定论”却让其在后世名声大噪。夏侯楙虽并未与魏延兵戎相见，但其形象却便在早已后世心中输了一阵，好似为主婿者注定要随人数落，落下“怯而无谋”、“必乘船逃走”的结局。而如此诡异逻辑，遂演变成蜀军攻陷长安不过唾手可得。

两军交战，胜负重在为将者一招一式。长安会战，看似是骨灰级VS菜鸟，胜负似乎冥冥之中早有定数。然而，偶然中有必然，必然中亦含偶然。昔蜀将关羽威震华夏、名动一时，但最终栽在了被认定为菜鸟的陆逊手里，而陆逊恰是东吴主婿。关羽一世英名遂毁，陆逊却一战成名，关羽兵败一事大可作为此类案件的“反面教材”。此番魏延在诸葛亮面前大乘口舌之快，轻敌之意溢于言表，而长安会战依旧是骨灰级VS菜鸟，种种迹象正如克隆当年关羽兵败。即便魏延最终照猫画虎、依葫芦画瓢，做了个“关羽第二”，也不足为奇。

强将手下无弱兵，虎父无犬子。观史书前后，夏侯楙虽并不见经传，然而，长安城终究为喉舌之地。曹丕既然委以重任，虎门之后的夏侯楙即便再有所不济，但也不至于落入酒囊饭袋、束手就擒之流。魏延一席“怯而无谋”、“必乘船逃走”云云，细究之下难脱武断之嫌。

长安可破乎

长安城一战，单从三军主帅角度来看，蜀军无疑比魏军更有优势。然而，除此之外，蜀军再无其它绝对优势。

依“子午谷之谋”，蜀军需十日内便穿越子午谷抵达长安。柏杨版通鉴注曰：“子午谷长三百三十公里，北起陕西省长安县西南，南至石泉县；北方出口称子口，南方出口称午口；悬崖绝壁，栈道无数，极为险要。”

子午谷的险要，很大的原因在于秦岭，《史记》称秦岭为“天下之阻”。而子午谷正位于其中，其山势之险峻，途径之恶劣可想而知。即便魏延所选蜀军皆为上等精壮之士，十日长途奔袭山路，战力难免会下降。反观魏军，却是养精蓄锐、以逸待劳。

再按魏延战术部署，长安所留守军兵力应与蜀军相仿，否则魏延也不至于狂妄的只用“精兵五千，负粮五千”来奇袭长安。可自古以来，守城容易攻城难。即便蜀军十倍于魏军，也无绝对攻陷长安把握，更何况短期之内。昔上庸城面临司马懿奇袭，仍然稳如泰山十六日，若非孟达被人上演“无间道”，上庸城还有可能继续安守。

长安城为自古名城，且为魏国边境重地。即便无重军把守，但军事防备力量亦不会沦落为不堪一击。况长安守军并非以歼敌为最终目的，魏军大可选择集中兵力出城，以牵制为本，与蜀军保持的距离，即不作战又不让其顺利东进行补给。剩下的，魏军只需安守长安等待援军到来并笑看魏延对着长安城池一声叹息。

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退而言之，即便长安城内真如魏延所料“将熊熊一个，兵熊熊一窝”，但军事问题仍旧不可简化为“敌将怯弱，攻之必逃”。相较之下，魏军的战术选择反而远远多于孤注一掷的蜀军。而魏延苦心筹划的“子午谷奇谋”，似早已将并未交锋的夏侯楙定型为马邈、刘禅之流，而魏延坐享邓艾之功亦不过信手拈来。熟不知邓艾破蜀终究是机缘巧合，若如世事皆按魏延这等“万一”逻辑，完全忽略“一般情况下”，蜀军不妨大胆假设许昌城内疏于防守，一路杀至魏国宫殿。自此，三分归一统。

会师潼关

潼关，自古天下雄关，素有“关门扼九州，飞鸟不能逾”之名。

潼关战略，即迅速抢占潼关为蜀军根本目的，并借此完成“关门打狗”局面。然而，倘若兵出子午谷直取长安不过是“悬危”，那么占取潼关可称是几无胜算。

如按魏延逻辑，长安一役正应事先所料，夏侯楙果真“烂泥扶不上墙”，蜀军迅速突破长安城并再次急行军赶至潼关。此时，魏延所率五千精兵历经两次急行军十余日，其部队早已沦为强弩之末，面对素有天下雄关之称的潼关且有无攻城器械，一旦潼关稍有防备，蜀军依旧只能徒唤奈何。况且，潼关去洛阳不过二三日路程，骑兵一昼夜可到，守军只需坚持一二日，援军便可到达，魏延惟有全军覆没一途。

纵使再按魏延逻辑，蜀军又侥幸拿下潼关，然蜀军又可安守几日？至于诸葛亮一军，行军途中是否又能保证不被被魏军阻击，并且又与二十日左右抵达潼关？魏延所谋占领潼关实为封闭关中，但进出关中并非只有潼关，尚有武关一途。当时司马懿率军雄踞南阳，潼关若有失即可径从武关驰援关中。既然潼关不能封闭关中，“子午谷之谋”终究沦为破产。

再退而言之，魏延以数千疲惫之师坚守潼关数日，而诸葛亮一军亦在二十日左右急行军赶至潼关。但在行军途中，诸葛亮一军要不断分兵围困途中魏国的守城，以形成“打狗”之势。而反观此时魏军，大军大可效仿击破马超的先例，绕道潼关背后阻击蜀军主力并夹击魏延孤军。自此，魏、蜀两军交战关中地区，一军为急行军数十日、兵力分散，且补给线长的疲惫之师，而另一军却为以逸待劳的精锐骑兵部队。种种优劣长短，自然显而易见。

结语

蜀汉北伐，兵不过数万，敌强我弱，“众寡不侔”。“子午谷之谋”，悬危之计，纵然有成功可能，然则需要种种机缘巧合小概率的事件一并发生。世事无常，却终究有章可循。如若武将立功，皆欺对方无人，抱着有如邓艾一般“奇兵制胜，一招制敌”的信念便可大功告成，那古今中外军事战争中多少有识者的处心积虑、精打细算岂又不沦为笑柄。

北伐大计，细水长流，并非朝夕可建。诸葛亮虽无有万全之计，但其终究稳妥于“子午谷之谋”，自然不必以小搏大，险中求胜。分兵抄袭，一旦失败，弱者愈弱。更甚者，更会沦为万劫不复。后世皆言诸葛亮生平谨慎，用兵不知奇正相居，实则诸葛亮深明可持续发展战略，制魏延而不许，是对魏延负责，更是对蜀汉芸芸众生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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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为某论坛辩论用的立论，非技术帖,内容其实比较空

一直奇怪邓艾怎么那么容易就被干掉了，现在总算明白了。

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可叹

超出了司马昭的许可范围，

司马昭没有外战的功劳，觉得加官进爵没有依据，以当时的情况呢，伐蜀之战能拿下汉中，已经满足了司马昭的要求；可邓艾偏偏超额完成任务，其实他所作的措施，对于安定蜀中都是有用的。他做的伐吴计划，也是切实可行的，但是仅仅伐蜀成功，他就加官太尉，封邑20000户，除长子邓忠已经封侯，又加封一子为亭侯。如果邓艾真的伐吴成功，司马昭拿什么赏他呢。

最搞笑的是后来有人给他述冤的奏章，辩解道“七十老翁，反欲何求”，这人显然忘了司马懿是熬到多老才政变的了

聚光灯下的荒诞人生——细说袁术

引言

三国之时，风云人物辈出，为后世书写了一段荡气回肠的故事。对于这个正处于“拨乱反治”的时代，登上历史舞台的人物往往是复杂的。心态、动机以及价值观的变迁，自然造就些许希望建功立业或占山为王偏安一隅者，可以说，这便是三国时代的众生相。作为汉末声名显赫的袁术，无疑成为了这众生相中最真实的标本。

四世三公

东汉末年，朝纲紊乱，政治腐朽。自章帝以来，伴随着宦官与外戚二者的权力斗争中，些许地方豪强开始异军突起。传至灵帝一朝，地方豪强已逐渐演变为割据势力，单是在中央把持朝政的权臣已不在少数。在这些崛起的世家大族中，表表者当属“弘农杨氏”和“汝南袁氏”。

一提起“汝南袁氏”，当下有个的流行说法——“四世三公”。“三公”之位，虽在汉朝时复有变，所指不尽相同，但作为朝廷重臣的象征，则并无变化。古往今来，家世显赫的世家大族自是不少，然而，若是像袁家这样的名门望族却又是凤毛麟角。

袁氏一门，发迹于司徒袁安。袁安，字邵公，汝南人。“少传良学，严重有威”。明帝年间，历任楚郡太守、河南尹、太仆等职。章和元年（公元87年）六月，迁司徒。安生三子，次子袁敞，“少有节操，及在朝廷，廉洁无私”。元初二年（公元115年）十二月，拜为司空。长子袁京，和帝年间官至蜀郡太守。其子袁汤，“少传家学，诸儒称其节”。桓帝初为司空，后迁司徒、太尉。汤子袁逢、袁隗，汉末名臣。灵帝年间先后位至司空、司徒。

所谓“国有史,家有谱”。经过百余年的苦心经营，汝南袁氏“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 其余位至中郎将、郡太守、国相县令者更是无数。彼及汉末之时，袁氏一门早已是门生故吏遍布，“势倾天下”，可谓人臣之位已极。其家族势力之强盛，可见一斑。

作为司空袁逢的“嫡出”，袁术是名正言顺的少爷。袁术幼时的表现，史书上用了“气侠”二字来形容。所谓“气侠”，即指东汉末年一群“以救时难而济同类”为最高准则，且具有侠客气质的“游侠”之士的主要特点，有如早年的曹操、袁绍、张邈等人便是此间的代表人物。至于少即以“气侠”闻名于世的袁术，其早期行径也正是如此。

为了顺利的登上仕途之路，年芳弱冠的袁术开始“折节”读书。依仗着显赫的家族背景和当时在朝中担任司空的父亲袁逢，“折节”后的袁术很快便被“举孝廉，除郎中，历职内外”。随后，袁术又在朝廷和地方做了不少官，诸如河南尹、折冲校尉、虎贲中郎将等职务。

对于袁术为官期间的品行如何，唐朝有本《北堂书钞》在注引《魏书》中曾提到。袁术在任长水校尉的时候，“好奢淫，骑盛车马，以气高人”。于是，时人流传了一句话，语曰“路中捍鬼袁长水。”

作为“少以侠气闻”的袁术，所谓“以气高人”，自然是其游侠行径中的一面。而“路中捍鬼袁长水”一语，也正如后世所说“路见不平，把刀相助”。至于“好奢淫，骑盛车马”，袁术的作风倒是同袁氏一门所遗留的“传统”颇有几分相似。据史载，“东京杨氏、袁氏，累世宰相，为汉名族。然袁氏车马衣服极为奢僭；能守家风，为世所贵，不及杨氏也。”

诛杀宦官

自章帝以来，东汉一朝的宫廷史，几乎就成为了外戚与宦官二者的斗争史。传至桓、灵二帝年间，外戚与宦官的矛盾更是被空前激化。中平六年（公元189年），昏庸无能的灵帝撒手人寰，以上军校尉蹇硕为代表的宦官集团同以大将军何进为首的外戚集团间的战争随之升级。

在外戚与宦官一系列残酷的斗争中，身为另一股主要力量的士族阶级，他们虽不满外戚的骄横跋扈，但却更憎恶宦官的横行无忌。于是，众多士族逐渐开始偏向外戚一方，并羞与宦官为伍。而这场发生在中平末年的斗争，其中最热心诛杀宦官的，莫过于高门之后的袁氏二兄弟。

作为同父异母的兄弟，“二袁”的关系其实并不融洽。袁绍虽在袁术之上，但绍毕竟不是正室所生，且又过继给袁术的伯父成当嗣子。所以，袁术一向自视甚高，称绍为“家奴”、“非袁氏子”，以至于此后二人反目成仇。然而，在面对着清除宦官这灾难根源的问题上，兄弟二人却是十分默契。袁绍本人自幼喜欢结交朋友，在外戚宦官之间，袁绍一向与外戚比较接近。他和梁冀处得不坏，同窦武可算是生死之交，与何进又有宾主关系。因此上，他自然成为了宦官的死对头。至于袁术所以反宦官，很大程度上便是受袁绍的影响。

灵帝病逝后，大将军何进密谋诛杀阉官。对于在当时已具一定名望和号召力的“二袁”，其颇受何进器重。“（何进）以袁氏累世宠贵，海内所归，而袁绍素善养士，能得豪杰用，其从弟虎贲中郎将（袁）术，亦尚气侠，故并厚待之。”很快，“二袁”便积极投身于策动反对宦官的斗争中，并随之成为了不可或缺的领军式的人物。

四月，何进杀掉了权倾朝野蹇硕，立刘辩为帝，并与太傅袁隗“参录尚书事”；七月，何进向何太后建议，罢免所有的宦官，改用郎官，太后不肯；八月，何进再入长乐宫，向妹妹何太后请旨。这一次，何进不再要求罢免所有“常侍”，而是要求杀尽所有“常侍”。不久，清除宦官的策划不幸泄漏，并被“中常侍”张让知晓。于是，张让与段珪等把何进邀到尚书省的阁楼，将其密诛于嘉德殿之前。

何进被宦官所害的消息传出，反对宦官斗争随即面临严重考验。此时，官居虎贲中郎将的袁术当即挺身而出。袁术配合何进的部下吴匡、张璋率领虎贲二百人迅速入宫诛杀宦官。“术因烧南宫九龙门及东西宫，欲以胁出让等”。张让等困迫，只得挟持少帝与陈留王数十人步行出洛阳北门，于仓皇之中逃到了黄河边上的小平津。不久，中军校尉袁绍率兵赶来。袁绍在“朱雀阙”下面杀掉了中常侍赵忠，并随即成为诛杀宦官的又一主力军。

伴随着凄凉的哀叫声、无尽的鲜血，以及所有的大小宦官，洛阳城内的空气中瞬时充满了血腥的气息。宦官们为自己的祸乱朝纲、迫害忠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京城内的宦官，无论长幼、尊卑、贫富，都未能逃脱屠杀的厄运。这一天，被“二袁”等诛杀的宦官近二千余人。至此，以“十二常侍”为首宦官集团彻底宣告覆灭，而东汉最后一次的外戚与宦官之争也随之画上了句号。

南阳与豫州

横行无忌的宦官集团被铲除了，然而，宦官集团的消失毕竟不能使大汉王朝再现昔日的辉煌。西凉董卓，一位坏蛋中的集大成者，他适时的出现乘机窃夺了洛阳朝廷的政权。废少帝、立献帝，接踵而至的一系列血腥暴政，朝野内外风声鹤唳，王朝再次面临着空间的危机。

为了使这行之将木的国家在苟延残喘些日子，此时已展露头角的“二袁”拒绝了与董卓同流合污。背负着一身对国家的忠诚以及年少的满腔热血，“二袁”开始了崭新的旅程。袁绍先走了，去到了冀州号召各州、各郡一致讨董勤王；不久，袁术也启程了。作为踏上中原的首站，袁术带着自己的部队向南阳进发。

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袁绍冠冕堂皇的讨董檄文开始充斥着各地，一面面勤王的大旗也随之拔地而起。此时，吴郡富春人孙坚，一个向来被世人所不齿的“轻侠”之士，以长沙太守的名义跻身于诸侯联盟之中。当然，孙坚的目的并不单纯为了勤王。

孙坚一路北上，沿途杀了与自己共同起兵的荆州刺史王睿，吞并了王睿的兵，随后又杀了不肯送军资给他的南阳太守张咨。孙坚的狼子野心暴露无遗，即借勤王之机迅速抢占荆州之地，扩充自己的军事实力。然而，孙坚的如意算盘最终未能实现。

以董卓为首的洛阳朝廷正式任命刘表为荆州刺史，刘表在当地士族蒯越、蔡瑁等人的大力支持下迅速站稳脚跟。刘表示好于袁术，“上术为南阳太守”。刘、袁二人暂时联合，矛头自然指向了孙坚；同时，来自伐董联军中的袁绍、刘岱、孔伷等人也与孙坚形成了敌对势力，孙坚顿时陷入四面楚歌的危境中。面对唾手可得的形势，孙坚的却不能如愿。无奈之下，孙坚被迫将南阳地盘拱手让与袁术，就这样，袁术轻而易举的控制了“户口数百万”南阳郡。

袁术当然知道，吃了亏的孙坚不会就此善罢干休。于是，“（袁）术表坚行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吏”，并与孙家建立了长期“同盟结好”的关系。表面上袁术似乎是主动向孙坚示好，但实质却是为了将孙坚引离荆州，并利用其进攻董卓，进而伺机据有豫州。

在迫近洛阳之前，孙坚已基本掌控了豫州。孙坚的进军，得到了豫州各郡的响应。狡猾的袁术曾一度中止对孙坚的支援，但因孙坚的强硬责难，袁术只得照旧送粮。率领着荆、豫两州的军队，孙坚让董卓的部队在阳人吃到了苦头，军队一直攻打到洛阳近郊。

随着讨董勤王战争的结束，整个中原的矛盾随之转化。“是时，关东州郡务相兼并以自强大”。 于是，以袁术、孙坚为一方，袁绍、曹操为一方的两大整治集团开始了一场地盘争夺战。

孙坚的占据豫州，引起了袁、曹集团的眼红，二人率先发难。袁绍乘孙坚讨董未返之际，“遣会稽周喁为豫州刺史，来袭取州”。袁术没有容忍哥哥袁绍的这种举动，率军击退了周喁，袁、孙二人继续掌控豫州。

孙坚之死

随着豫州争夺战告终，袁绍表示要拥戴幽州牧刘虞称帝并另组一个朝廷，与董卓的政府对抗。他向弟弟袁术征求意见，“（袁）术好放纵，惮立长君，托义不肯同”。

“二袁”关系的破裂，使得中原两大政治集团势如水火，剑拔弩张。不久，为了占据有利的形势，迅速消灭对方，两大整治集团“乃各外交党源，以图相谋”。“（袁术）既与（袁）绍有隙，又与刘表不平，而北连公孙瓒；绍与瓒不和，而南连刘表。”自此，一个新的对峙局面又随之形成。

初平三年（公元192年），两大政治集团开始交火。这一年中，袁、孙二人尝到的无疑只有苦涩。

作为南阳太守，袁术已经享有了荆州的一部分。然而，袁术依旧无法忘怀荆州。曹操的初据兖州，使袁、曹集团无法迅速出兵继续攻占豫州。袁、孙二人乘此机会，决策集中力量攻击刘表，借以除去肘腋之患。“（袁）术使（孙）坚征荆州，击刘表。”文人出身的刘表手下自然没有可以与骁勇的孙坚匹敌的忠勇之士，然而，却有一位诡计多端的黄祖。

刘表派遣黄祖出征。无能的黄祖不是孙坚的敌手，很快便溃不成军。大军节节胜利，孙坚“追渡汉水，遂围襄阳”。

面对着垂涎已久的荆州之地，急于求成的孙坚却失去了一位三军统帅所应有的冷静。孙坚的“猛壮”促成了“单马行岘山”的鲁莽，厄运随之降临。“（孙）坚乘胜夜追祖，祖部兵从竹木间暗射坚，杀之。”

孙坚的厄运，同时也注定了袁术的失败。“（袁）术遂不能胜表”，占领荆州的计划宣布告终。

割据南阳，据有豫州，攻占荆州，这一系列计划是袁术在中原争霸所围绕的主线。而这些计划的得以实施，很重要一部分便是依赖于骁勇善战的孙坚。孙坚的死，对于袁术在战略上的打击无疑是致命的。

割据江淮

孙坚的侄儿孙贲，带领着残兵败将回到了南阳。袁术把他留了下来，并上表保荐其为豫州刺史。不久，袁术逼迫孙坚的夫人吴氏交出了孙坚在洛阳宫中所捡到的传国玉玺。玺上刻有八个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袁术的“奢淫肆欲，征敛无度”，使得“户口数百万”的南阳一片狼藉；孙坚的意外战死，让袁术开始忌惮已经派兵由襄阳北进的刘表。初平四年（公元193年），无奈的袁术放弃了南阳郡，移军至兖州陈留郡的封丘县，准备伺机夺取曹操的兖州。

志在必得的袁术，开始了与曹操的正面交锋。朝廷任命的兖州刺史金尚的出现，帮助袁术获得了东汉政府这面旗号；与曹操宿有怨恨的“黑山余贼”以及“匈奴於扶罗”的加盟，使袁术在兵力上处于上风。一切条件都在向袁术倾斜，然而，胜负的关键并不全在于这些。

袁术毕竟不是曹操的对手，曹操的老谋深算，让勇而无谋的袁术尝尽了苦头。匡亭一役，曹操大败袁术，“（袁）术退保封丘”。曹操乘胜追击，包围封丘，袁术再次突围而出，退于襄邑。曹操继续高歌猛进，“追到太寿，决渠水灌城”。袁术无奈，“走宁陵，又追之”。最后，有如惊弓之鸟的袁术一直逃到了九江郡，方才摆脱了曹操的追击。

接连失去了南阳、豫州诸地，使得袁术身无居所。抱着割据江淮的野心，袁术来到了九江境内。

九江郡在扬州境内，此时驻扎在九江的，正是孙坚的旧部孙贲。孙贲的存在，赋予了袁术新的契机。袁术借用孙贲这支战斗力颇强的部队击退了自己任命的扬州牧陈瑀，并随之自封了一个东汉时未曾出现的新官位——“徐州伯”。不久，洛阳朝廷再度易主。董卓的被诛，使其余孽李傕控制了长安。李傕“欲结术为援”，袁术成为了左将军，封阳翟侯，假节。

袁术的扬州，起初只有九江一郡。兴平元年（公元194年），袁术向南扩展，派遣孙坚之子孙策攻下了庐江郡。朝廷发派刘繇为扬州刺史，由于袁术的存在，刘繇不敢在九江郡行使职权，只好渡过长江，来到曲阿依附丹阳太守吴景与丹阳都尉孙贲。

刘繇在曲阿县与吴、孙二人关系不是很好，他担心袁术命吴、孙二人打自己的主意。于是，吴、孙二人被挤出了曲阿。

刘繇的部队沿江设置了两个据点以遏止袁术的势力，袁术派孙贲、吴景二人攻打，“连年不克”。兴平二年（公元195年），意在脱身而去的孙策，以“助（吴）景等平定江东”的借口说服了袁术。袁术大喜，表孙策为“折冲校尉”、“行殄寇将军”。孙策率领着父亲孙坚的旧部韩当、黄盖等人浩浩荡荡的杀奔而去。孙坚一路上招兵买马，“比至历阳，众五六千”。

孙策的善战，较其父有过之而无不及。孙策的大军沿途一路势如破竹、“所向皆破”，很快便拿下刘繇的横江与当利口，随即渡过长江，攻陷了曲阿。其后，孙策又占据了会稽和豫章两郡。自此，“小霸王”的名号随之威震江东。

继孙坚的不幸战死，孙策的离去，无疑成为袁术又一重大的损失。袁术曾经许诺孙策为九江郡太守，但其拿下九江郡后，却委派了丹杨陈纪；孙策攻陷庐江郡，袁术再次食言，将太守之位发表于刘勋。以袁与孙二家的关系，袁术本有机会将孙策的这股力量收为己有。然而，袁术的失德无信为后事写下了伏笔。伴随着孙策的离去，袁、孙两家逐渐分道扬镳，而袁术的力量也随之大幅度削弱。

最后的疯狂

徐州户口百万，在汉朝是个殷实的大州。徐州牧陶谦死后，据有扬州的袁术开始伺机夺取徐州。

在哥哥袁绍的支持下，平原刘备被拥戴为徐州牧。“（袁）术生年以来，不闻天下有刘备。”袁绍的举动，自然使得袁术大为恼火。于是，袁术率兵向徐州进发。

兵微将寡的刘备，面对着袁术的虎狼之师，只得硬着头皮接战。“（刘）备留张飞守下邳，引兵与袁术战于淮阴石亭，更有胜负。”袁、刘二人的激战，给了此时寄居在徐州的吕布天赐良机。在陶谦故将曹豹的帮助下，吕布乘势袭取下邳，击退了张飞，并随即占据徐州。

袁术最终在广陵击败了刘备，但徐州的再次易主他人，使袁术与吕布的对峙有提上了日程。袁、吕二人自此时战时和，时敌时友。

随着攻占徐州计划的失败和落空，急功近利的袁术逐渐被称霸天下的欲望冲昏了头脑。于是，一场可笑的闹剧随之上演。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无才寡德的袁术企图称帝于寿春。消息一传出，自然招来了部下一片反对声。自作聪明的袁术为了绝众人之口，便替自己找了以个借口，一个迷信、甚至自欺欺人的借口。

在中国历史上，每当一个王朝衰败的时候，谶语，这个神秘的事物便会随即出现，并对历史的推进或多或少地发挥着作用。所谓谶语，即是用一些隐晦的游移不定的话来预测未来的事件。而作为出现在两汉时期的谶言中，“代汉者,当涂高也”，无疑成为最具杀伤力的。

依据袁术自己的解释，袁家出自春秋时代的辕涛涂，自己名术，号公路，均与“涂“字相通；汉朝属火德，火生土，所谓五德终始，故代汉而起的朝代必应“以土承火”，即“代汉者”是属于土德的大舜之后，而辕涛涂恰好是大舜之后。

袁术的实力，仅仅拥有庐江、九江两郡。但是，携带着自己编织的信仰，袁术却愚弄了自己。

建安二年（公元197年），接近疯狂的袁术不顾众人的劝解，设置了公卿百官，决定称帝于寿春。处于对曹操的忌惮，袁术不敢正式公告于天下，只得“僭号于九江”。就这样，袁术成为了一个的“无人知晓”的皇帝。

称帝后的袁术，以寿春为京城，改称九江的为淮南，并以九江太守为“淮南尹”。为了显示袁氏帝国的繁荣昌盛，袁术随即大兴土木，立后选妃，郊天祀地。很快，荒淫无度袁术便使得江淮地区寸草不生，“人民相食”。在先后被吕布、曹操二人击败后，可怜的袁术只得离开京城寿春，去投靠其部下陈简、雷薄。

逆天而行的袁术成为了烫手的山药。陈、雷二人的闭门不纳，使袁术处于众叛亲离的困境中。抓着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被逼无路的袁术怀揣玉玺奔向了自己如日中天的哥哥。于是，在某种力量的驱使下，被袁术称为“家奴”的袁绍，最终还是派遣长子袁谭接纳了这位与自己素不相善的弟弟。

袁术踏上了赶往青州的路程。然而，刘备的领兵拦截，使袁术只得再次返回寿春。

“袁术至于此乎”!

六月，在离寿春不远的江亭旁，筋疲力尽的袁术吐出了最后一滴血，同时也结束了自己生命中最后一个夏天。

后记

袁术死后，袁术的家人被昔日的孙策收留。袁术的女儿进入了孙权的后宫，儿子也在孙权的朝廷中做了郎中。于是，袁、孙两家的故事继续发展着。

野心勃勃的袁术就这样倒在了称霸天下的道路中。作为“气侠”之士，袁术早年的游侠行径以及诛杀宦官的义举为其赢得了不错的口碑，而袁术也借汉末的乱世成为了中原土地上雄霸一方的军阀。然而，袁术又注定无法成为有如曹操般的人物，“勇而无断”的性格特点使袁术葬送了自己前程。袁术的失败，不仅是个人，同样也属于这种类型的人，甚至时代的悲剧。

从痛苦的挣扎到生命的绽放——浅议三国士人阶级的思想变迁

汉末三国，由于诸侯的割据，战乱的频繁，促使刘氏大厦面临着倒塌的危机。而随着汉室倾颓以及各种新文化浪潮的兴起，以儒家为正统思想的观念也随之受到了空前的冲击。作为历来在政治舞台上不可或缺的士人阶级来说，当他们面对着眼前的社会现实，他们的思想也因此发生了变迁,并出现了若干值得注意的新动向。

一、鲜血与战乱——儒家思想的式微

自从汉武帝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强调人君受命于天、神化专制皇权以及尊君抑臣为特点的儒家大一统思想便取得了独尊地位，并成为统治阶级的主要工具之一。而儒学的这种独尊统治地位不但表现在两汉封建王朝的统治原则和政治权力中，同样也体现在士人阶级身上。作为在儒家正统思想哺育之下成长起来的两汉士人们来说，儒学不但是士人们立身的基本准则，更是他们做官食禄最重要的一块敲门砖。可以说，儒家思想是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是一种垄断士人们精神思想的工具，并且儒家思想和以及所谓的名教治国也确实在统治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到了东汉时期，光武帝刘秀采取了“以柔治天下”的政策。而这种政策的实施，在某种意义上培植出了一种侵蚀皇权的强大势力，这便是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的出现。作为视“臣事君以忠”的儒家思想为立身准则的两汉士人来说，外戚与宦官历为被士人阶级所不齿，对于他们的独揽朝政、扰乱朝钢，常使一心一意维护统一王权的士人们痛心疾首。于是，一场为了维护王朝政权抗争便开始了。窦宪专权，乐恢上书和帝但遭窦宪胁迫自杀；宦官擅权，杨震上书安帝要求削弱其权势却被遗归乡里并于半路上饮鸩自杀；梁冀独揽朝政，张纲上书顺帝却被派到广陵郡去做太守，事后不到一年死于他乡......一次次的斗争，一次次的失败，士人们被自己想方设法所维护的政权深深的刺痛了，残酷无情的现实和政治格局的巨大变动，使士人们以儒家为正统的思想也开始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他们由最初的忠于皇权、政权维护者，逐渐转变成为标榜自我、政权的批评者，而这一切又为后来的“党锢之祸”埋下了伏笔。

东汉末年桓、灵二帝期间，此时的外戚和宦官专权已达到了极至。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王权也随之衰落。当士人们面对着宦戚专政所造成的这一切恶果，为了维护朝纲、统一政权，他们决定本着尚存的一点儒家道德精神，不惜任何代价进行反抗和斗争。但事与愿违，一直在为大一统政权而苦心劬劳的士人们再次受到了重创，他们不屑的努力只换来两次死者达百余人，并且死者中包括陈蕃、李膺等当时的士林清英的“党锢之祸”。对于这两次党禁，与其说士人们是在有意维护名教，倒不如说是对儒家正统思想束缚的一种挣脱，而儒家思想的地位也随之受到了再一次的冲击。

时间继续推进。公元184年，张氏三兄弟领导了著名的“黄巾起义”，在短短的数月里东汉王朝呈现分崩离析之势；公元190年，西凉董卓再添祸乱，先是一手独揽政权，后又以臣子身份擅自废立，致使各路诸侯群起而攻之；随后，郭、李二人兴兵长安，袁术寿春僭号，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献帝被玩弄于鼓掌之中，天下形势一片大乱。在这段事关“国家兴亡”的时间内，众多士人对于这些种种大不敬的行为却没有太多斥责，甚至予以了默认。他们看起来似乎是束手无策、无能为力，但不如说成他们已经不把庇佑天子的天命当成一回事了更贴切些。正如曹操针对当时群雄逐鹿的局面曾经说过，“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仔细想想，在当时汉献帝仍然在位的情形之下,割据势力中抱有登基称帝企图的人不在少数。由此可见，这时汉朝的皇权已绝无神圣可言，而当初汉儒们为了维护皇权而苦心营造的天人感应的神话,也已被三国时期的现实无情地击破了。

此外，王朝的衰败、儒家思想的动摇，最终致使部分士人阶级出现了一些越礼叛教的言行。孔融，建安七子之一，孔子20世孙。按照常理，这位自小就以孝闻名的才子应该极力维护儒家的正统地位才是，可长大成人之后的孔融却常常以儒家的叛逆者形象出现。其“父之与子”“母之与子”的高论，相信即使是现代人也要为之瞠目结舌；祢衡，汉末辞赋家，与孔融为友。祢衡称赞孔融是“仲尼不死”，孔融称祢衡为“颜回复生”。如若是寻常人物，随便吹捧几句，大可不必在意，但若是孔融就另当别论了。作为孔子的20世孙，他默许了“仲尼不死”的赞美，按照正统的观念，这不仅是对儒家的不尊，更是一种对先祖的亵渎。从孔融的言行可以看出，儒家思想已经在这位汉末名士身上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既然孔子衣钵的传人都可以视儒学于无存，那么其他士人对待儒学的态度自然可想而知。

时间还在推进，大规模战争同样也在继续。社会的动荡、战乱，政治的黑暗、祸乱使一批批名士们再一次的奔赴了刑场，加之战争所带来的无数瘟疫和自然灾荒，造成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情景，此时的东汉王朝也就彻底走到了尽头。面对着眼前如此残酷的现实，名教已无力回天，不能在以此来维系人心，而儒学独尊地位也随之轰然倒塌。乱世对人类生命的压抑和残害,成了士人们内在生命意识苏醒的契机；诸子百家的重新活跃，更是为士人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于是，士人们开始了新的旅程。

二、恢复生命本色——道家思想的抬头

汉初，老庄的道家思想曾盛极一时，成为了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可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道家便失去了原有的优势和地位。但是，老庄的道家思想终究没有从历史的舞台上消失，它作为一支暗流，始终存在着并且不断在演变着。到了东汉末年，由于当时政治格局的巨大变动以及儒家思想的轰然倒塌，致使士人们开始寻找新的思想寄托。而也就在这时，道家思想走上了复兴的道路。

从士人阶层这一角度来看，一方面，正是由于东汉末年以来社会的动荡、战乱、时疫不断等诸多因素，包括普通百姓和部分士人集团，时刻都面临着危在旦夕、生命毫无保障的危险。而传统价值观念的失衡所导致的信仰危机，也促使士人们开始逐渐疏远政权并且由忠君忧国趋向于展现自我，即抓住短暂的人生，在生命的瞬间追求生存价值的永恒；另一方面，刚从儒家思想束缚中解脱出来的士人们，面对眼前惨痛的现实，感到人生无常，此时的他们迫切需要有一种适合当时状况的思想观念作为支撑。而道家思想的“任自然”、“养生”、“重情”等类似的说法正好为士人们的现状及需求找到了契合点。

马融，汉末著名经学家，达生任性，不太注重儒者节操，开启了破弃礼教的风气，并且他和弟子郑玄曾先后注解过《老子》；张修、张角，二人分别是汉中五斗米教和太平道教的创建者，而这两个教派也正是道教早期的重要流派；钟会，魏国太傅钟繇之子，博学识，精通数般技艺。他不但注解过《老子》、《易经》，而且根据《三国志.钟会传》记载，“及会死后，于会家中得书二十篇，名曰《道论》。”另外，再加上刘劭、夏侯玄、荀粲等一批汉魏之际的知名学者的推崇和提倡，道家思想顺理成章的从诸子之学中脱颖而出，慢慢的步入了前台，并成为了当时社会的一种风气。

儒家正统思想束缚力的大大削弱，促使了社会价值尺度的失衡，并且打破了士人们生活中原有的行为准则，而道家思想的崛起，帮助士人们找到了新的出发点，他们为了加快了展现自我生命价值的步伐，出现了多样化行为准则。以当时“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的一些士人择主现象而言，同样不难究其端倪。

陈琳，建安七子之一。初为大将军何进主簿，后避难冀州，为袁绍典文章。官渡之战时，曾起草了一篇讨伐曹操的檄文，檄文把曹操的祖宗三代骂了个狗血淋头，但随后在曹操平定冀州后，陈琳却惊人的归顺了曹操；贾诩，三国时期一流谋士。汉末先事董卓，董卓被诛后，跟随郭、李二人，并劝二人兴兵长安，致使天下大乱。随后其又在短短的数年间为先后为段煨、张绣等人出谋划策，直至最后才成为了曹操麾下的重要谋士；荀彧、郭嘉，曹魏阵营中重要人物。最初本是袁绍帐下之人，但随后认为袁绍难成大事，于是弃袁投曹；张松、法正,二人仕刘璋多年，本属西川老臣，可谁知后来却暗通他人，将西川之地尽献于刘备。诸如此类在不同的君主之间不断“跳槽”的例子，在三国时期实在是举不胜举。按照儒家“一臣不事二主，臣事主以忠”的忠义观念，上述的这些行为本应遭到天下士人的唾弃，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当时的舆论对士人们的这些“跳槽”之举,通常表现出一种理解和宽容,完全没有以此为耻，反而是大多数士人们都奉行了这种“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的原则。上面这些活生生的例子再一次证明了，儒家的思想此时已从士人们的脑海中彻底淡化了，时代的不同，使士人们的思想文化观念已经发生了改变，看问题的方式和角度也随之改变，对君主的态度不再表现为从一而终,取而代之的是较为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这种带有较为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的行为，更好的使士人们展现出了的自我的生命价值，而这种行为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

老庄思想的抬头，使士人们拥有了一片新的精神家园。在这里，他们可以不必束缚在各种旧的道德思想观念中，可以尽情的享受心灵上的自由，可以努力去追求生存价值的永恒。但是，道家的思想并不能完全满足士人们的现实需要，在新的历史时代，新的社会条件下，老庄思想再次进行了改造和升华，做出了新的诠释。即汲取了老庄的基本精神，同时以道释儒，将道家和儒家思想很好的融合起来，而这个新兴的事物便是对魏晋时期思想文化和士人生活方式产生巨大影响的哲学思想——玄学。

三、解脱与自由——玄学的兴起

魏晋年间，由于儒学的不断式微，旧的思想习惯和社会生活准则已经不能再作为垄断士人们的精神工具，而老庄思想在被众多士人普遍接受并重新做出诠释后，作为新兴思想文化的玄学由此便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玄学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其实是道家的一种崭新的表现方式，是老庄思想在现实生活中的发展和升华而所产生的一种新兴产物，故玄学也有新道家之称。另一方面，玄学的产生是士人们在树立了新的人生追求、新的生活习尚和新的价值观念后，与儒家思想独尊时期形成的各种旧的思想理念及行为准则所产生矛盾的必然结果。而关于这个矛盾，其实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自然与名教之间矛盾。于是，新一轮的斗争又开始了。

何晏，正始年间名士，领导了这一时期的思潮“正始玄学”。根据《三国志》载，何晏“好老庄言，作《道德论》及诸文赋，著述凡数十篇”。他提倡“以无为本”，认为自然就是万物包括人存在的本质，以此来反对儒家的尚名节、重仁义；王弼，魏晋经学家，玄学创始人。他认为“万物皆由道而生”，强调“贵无”而“贱有”，从本末、体用、动静等关系上来论证“以无为本”，并著有《周易略例》、《老子注》、《老子指略》等；嵇康，魏晋时期著名思想家、文学家、音乐家，“竹林七贤”第一人。嵇康虽出于儒学世家，但平日唯好老、庄之说。他十分厌恶儒家各种烦琐的礼法，主张回到自然，并提出了著名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政治思想。

不难看出，士人们为了继续反对名教，他们开始借助于玄学，但上述这些仅是部分的表现。魏晋年间的士人以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眼前的世界，以一种新的情趣来体验各自的人生，他们为了继续追求精神上的自由，展现出自我的价值，他们的行为大多表现为任性不羁、超越世俗，并且以饮酒、服食、发牢骚等为主要特征，而这些正是基于老庄思想的追求精神自由、寻求个体解放之上。

何晏，正始名士。他除了拥有一个玄学创始人的身份外，同样是当时“嗑药”一族的祖师爷；阮咸，竹林七贤之一。他在为母服丧期间，“借客驴著重（丧）服”追鲜卑婢，并“与婢累骑而还”的故事，流传至今，脍炙人口；阮藉，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他曾用躲在裤裆里的虱子来讽刺儒家所推崇的“君子”，在任东平相期间，因平日十分好酒，而兵营厨师善酿酒，便去求步兵校尉一职；刘伶，竹林名士。他在自己的家中不爱穿衣服，所以别人进到房间里时经常讥笑他，但刘伶却不以为然，反而认为自己是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指责别人未经允许擅自闯进了他的衣裤之中。

士人们在儒家的道德教条和仪礼规范失去原有的约束力以及新的的社会思潮影响下，他们发现身后的一切开始变的渺茫。于是，一种符合人类本性的，返朴归真的生活成为新的追求目标。以上这些行为不但是士人们为了来反对名教、挣脱礼制的束缚所进行的激烈抗争，它更突出的反映了士人们对自我个性解放的追求。可以说，魏晋玄学带给了士人阶级精神和身心上的快乐，但却没有给整个社会和时代带来太多的益处。

四、结语

东汉末年至魏晋之际，由于战乱不断、民不聊生，所以它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政治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一个时代。对于时代来言，它绝对不是一件好事。然而，自从汉末儒学独尊的局面完全是被打破了后，思想学术界变的异常活跃而又变动不定，先是老庄思想的复苏，接着是魏晋玄学的兴起，再加上佛教的加入，造就了思想界一个最具自由性、最富有热情的时代。所以，对于各种思想文化兴起于发展来讲，它又是一个福音。至于其中各种政治思想的兴起与发展，可以说既是儒家思想文化崩塌之后的必然趋势，同样也是时代前进过程中的必然结果。而在这段时间内社会中体现出的那些所谓的主流意识，也并非是真正的占据了主导地位，它其实只是各种新兴思想文化和观念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以及相互借鉴的所形成的产物。但不管怎样，这些新兴的文化思潮以及士人阶级在这些思想下所展现出的各种言行，还是展现出了三国文化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