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读书笔记 -- 苏苏苏

一 孔子生年考

孔子生年，聚讼二千年矣。《春秋》公羊、榖梁二传，皆谓鲁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司马迁《史记》，谓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依前说者，贾逵（《左氏解诂》。）、服虔（《左氏传解谊》。）、边韶（《老子铭》。）、何休（《公羊解诂》。）、杨士勳（《榖梁疏》。）、王钦若（《册府元龟》。）、刘恕（《通鉴外纪》。）、胡安国（《春秋传》。）、洪兴祖（《阙里系谱》。）、黄震（《黄氏日钞》。）、马端临（《文献通考》。）、宋濂（《宋学士集》。）、胡广（《四书大全》。）、王圻（《续文献通考》。）、崔述（《洙泗考信录》。）、钱曾（《读书敏求记》。）、江永（《乡党图考》，《孔子年谱》，及《群经补义》。）、李锴（《尚史》。）、孔继汾（《阙里文献考》。）、钱大昕（《养新録》，及《三史拾遗》。）、李惇（《群经识小》。）、孙志祖（《读书脞録》。）、蔡孔炘（《孔子年谱》。）、狄子奇（《孔子编年》。）诸人；依后说者，杜预（《左传注》。）、陆德明（《左氏音义》。）、苏辙（《古史》。）、刘安世（《元城语録》。）、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孔传（《东家杂记》。）、郑樵（《通志》。）、朱熹（《论语序说》。）、吕祖谦（《大事记》。）、叶大庆（《考古质疑》。）、罗泌（《路史馀论》。）、孔元措（《祖庭广记》。）、金履祥（《通鉴前编》。）、薛应旂（《四书人物考》。）、邓元锡（《函史》。）、彭大翼（《山堂肆考》。）、夏洪基（《孔子年谱》。）、吕元善（《圣门志》。）、黄宗义（《南雷文约》。）、万斯大（《礼记偶笺》。）、马骕（《绎史》，《孔子年谱》。）、阎若璩（《困学纪闻笺》，《潜邱剳记》。）、齐召南（《帝王表》。）、梁玉绳（《古今人表考》，《史记志疑》。）、陈宏谋（《四书考辑要》。）、郑环（《孔子年谱》，《孔子世家考》。）、成蓉镜 （《经义骈枝》。）、孔广牧（《先圣生卒年月考》。）诸人。（详见孔广牧《先圣生卒年月考》。）韩非有言：“郑人有相与争年者，一人曰，吾与尧同年，其一人曰，吾与黄帝之兄同年，讼此而不决，以后息者为胜耳。”（《外储说左上》。）若孔子生年，殆亦将以后息者为胜。余兹姑取后说，（近人俞樾刘师培从前说，最近崔适《史记探源》从后说。）至于详考确论，不徒不可能，抑且无所用。今谓孔子生前一年或后一年，此仅属孔子私人之年寿，与世运之升降，史迹之转换，人物之进退，学术之流变，无足重轻如毫发。而后人于此，月之日之，考论不厌其详。而他学者，如老庄，如杨墨，则人之有无，世之先后，年之夭寿，茫不加察，晦沦终古，是乌足当知人论世之实哉？今所考论，一以确有援据而有关大体者为断。至于细节，则略勿致辨，以避劳而且拙之讥。

以上斜体原文取自http://www.bsm.org.cn/bbs/simple/?t633.html

内容：一说孔子襄公二十一年生，一说二十二年生。

钱穆结论：没必要辩。

苏注：但本书之后还是要用孔子生年进行其他问题的推算的，在第33页的第三则考证，就“由襄公二十二年递推之”，可见钱穆用二十二年说。

二 孔子为委吏乘田考

苏评：其实从钱穆结论看，其实是孔子始仕年考。

孟子曰：“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史记孔子世家》作“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畜息蕃。”司职者，毛大可《四书改错》云：“《周礼》牛人有职人，主刍豢者。职通作枳，杙也，所以系牛。又名乘田者，以公牛刍豢，皆甸田中事也。”（古乘与甸通。）季氏史，《索隐》云：“有本作委吏”。赵岐曰：“委吏，主委积仓库之吏。”崔述《洙泗考信录》云：“委季吏史四字相似故误，后人又妄加氏字耳。《阙里志年谱》云：二十岁为委吏，二十一岁为乘田吏，殊无明据，大抵在郯子来鲁之先，否则不能自通于国君也。”今按：旧说定孔子始仕年二十者，由《索隐》引《家语》孔子年十九聚于宋之上官氏，一岁而生伯鱼。伯鱼之生，鲁昭公以鲤鱼赐。始仕通贽，君赐及之，故疑在是年。若以非此则不能自通于国君为说，而赐鱼之说非虚，则崔意与旧说，其可信之程度正相类耳。《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来，时孔子年二十七。孔子仕定在此前，则似可信。

内容简述：

关于孔子始仕年的旧说一派：

“旧说定孔子始仕年二十者，由《索隐》引《家语》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上官氏，一岁而生伯鱼。伯鱼之生，鲁昭公以鲤鱼赐。始仕通贽，君赐及之，故疑在是年。”

崔述说法如下：

《孔子世家》之“孔子为季氏吏，料量平”，众人考此“季氏吏”为“委吏”之误。崔述说，《阙里志年谱》二十为委吏，二十一为乘田吏，“殊无明据”。崔述云：“大抵在郯子来鲁之先，否则不能自通于国君也。”

钱穆结论简述：

旧说的前提是第一赐鱼不是虚假传说，第二不是这样的方式就没法通国君。这些前提都成立，其实旧说和崔说的可信度也差不多。《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来鲁，孔子年二十七。孔子仕在次年前“则似可信”。

苏评：旧说用赐鱼故事就解决了孔子始仕年的问题。而崔说面临孔子曾为委吏的记载，因为当“委吏”就被视为仕，崔称《阙里志年谱》的年岁记载无据，其实是排除了委吏问题对系年的影响，另以昭公十七年郯子来鲁为孔子始仕年的下限。钱穆采纳了这个下限，同时对赐鱼传说和通国君途径这些考证的前提，提出了一定疑问。

苏附评：《阙里志》为明朝陈镐撰，孔允植重纂。难怪崔述斥其记载为无据也。明朝之书，述说先秦之事，不列出处，确不可用。

三 孟懿子南宫敬叔学礼孔子考 附南宫敬叔南容非一人辩

苏评：这则考证，两个自然段，正对应这则考证的正副标题。其实上一则考证可命为“孔子始仕考”，那么这一则考证也可命名为“孔子始设教收徒考”。

【此自然段为孟懿子南宫敬叔学礼孔子的时间点考证】《世家》“孔子年十七，孟釐子卒，懿子及南宫敬叔往学礼焉。”崔述云：“《春秋传》此文在昭公七年，（按今《史记》鲁楚两《世家》及《年表》，并误在昭公八年。）由襄公二十二年递推之，则孔子至是当年十七。然孟僖子之卒，实在昭公二十四年。《传》但因七年孟僖子至自楚，病不能相礼，而终言其事。《世家》以为本年之事，误矣。懿子，敬叔生于昭公之十一年，（杜注云：“似双生。）当七年时，二子固犹未生，安得有学礼之事？《阙里志》、《年谱》亦载此事于十七岁，则作年谱者，但采《史记》诸子之文，缀辑成书，而初非有所传也明矣。学者乃以《年谱》为据，何其不思之甚也？”梁玉绳《史记志疑》亦云：“此是史公疎处。《索隐》、《古史》竝纠其误。”今按：是年孔子实三十四岁也。又考《左传》昭公二十年，“卫齐豹杀孟絷，宗鲁死之。琴张将往弔，仲尼曰：齐豹之盗，而孟絷之贼，女何弔焉？”时孔子年三十，琴张盖已从游。孔子自称三十而立，其收徒设教，或者亦始于是时耶？

【此自然段为南宫敬叔南容非一人辩】又按王世懋曰：“《史记孔子弟子传》，南宫适【欧疑此处之“适”为排版印刷错误，应为“括”】字子容，而述《论语》两条以实之，初未言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也。而《索隐》注遽云：是孟僖子之子仲孙阅，《论语》注遽云：谥敬叔，孟懿子之兄。适见《家语》，一名縚，已有二名，《左传》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索隐》又云仲孙阅，是又二名，岂有一人而四名者乎？孔子在鲁，族姓颇微，敬叔公族元士，从孔子时定已娶矣，孔子岂得以兄子妻之。《礼记》，敬叔载宝而朝，孔子曰：丧不如速贫之为愈也。若而人，岂能抑权力而伸有德，谨言语而不废于有道之邦耶？”阎百诗曰：“南容名适，一名縚，与敬叔名说，载宝而朝者，当是二人。”

内容简要叙述：孟懿子南宫敬叔学礼孔子的时间点考证，基本直接引用崔述著作。几个时间点：以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年为基点，鲁昭公七年，孔子年十七；鲁昭公二十年，琴张已经跟从孔子游学，孔子年三十；鲁昭公二十四年，孟僖子去世，其子孟懿子的南宫敬叔奉父遗命学礼孔子，孔子年三十四。以上根据《左传》的记载，没多大疑问。但记载这事是在《左传昭公七年》，司马迁误以为这全部的事发生于昭公七年，而且还在鲁楚两《世家》及《年表》，把这事误记在昭公八年。所以出现了司马迁《孔子世家》明说“孔子年十七”就收身份尊贵的徒弟的年代误植。

附：

【《左传昭公七年》的孟僖子遗言全部相关记载，有很多孔子祖先的信息。】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苟能礼者従之。及其将死也，召其大夫曰：“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而灭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共。故其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是，鬻于是，以糊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孙纥有言曰：‘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今其将在孔丘乎？我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师事仲尼。仲尼曰：“能补过者，君子也。《诗》曰：‘君子是则是效。’孟僖子可则效已矣。”

钱穆根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琴张已经从孔子游的记载，推测孔子于当年开始收徒设教。

第二自然段考南宫敬叔。基本直接引用王世懋。王世懋考证认为，南宫括字子容（简称“南容”），与孟僖子之子南宫敬叔，是两个人。

南容：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关于南容的全部记载】南宫括字子容。【集解】：孔安国曰：“容，鲁人”。【索隐】：家语作“南宫縚”。按：其人是孟僖子之子仲孙阅也，盖居南宫因姓焉。

　　问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集解】：孔安国曰：“羿，有穷之君，篡夏后位，其徒寒浞杀之，因其室而生奡。奡多力，能陆地行舟，为夏后少康所杀。”【正义】：羿音诣。荡，大浪反。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答。【集解】：马融曰：“禹尽力於沟洫，稷播百穀，故曰‘躬稼’也。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括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谦，故不答。”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集解】：孔安国曰：“贱不义而贵有德，故曰君子。”“国有道，不废；【集解】：孔安国曰：“不废，言见用。”国无道，免於刑戮。”三复“白珪之玷”，【集解】：孔安国曰：“诗云‘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南容读诗至此，三反之，是其心敬慎於言。”以其兄之子妻之。

王世懋指出，《史记》没说南容就是孟僖子之子南宫敬叔，是《史记索隐》说的，而《论语》的注也说是一人。《史记索隐》又说《孔子家语》里这一个人（他以为南容和敬叔是一个人）又称为南宫縚，自己又说是孟僖子之子仲孙阅。也就是说，《史记索隐》认为南容（南宫括字子容）=敬叔（《左传昭公七年》说其名为“说”）=南宫縚=仲孙阅。王世懋要去等于号的诘难：第一，孔子地位低，敬叔地位高，孔子以其兄之子妻南容，恐怕妻不到敬叔头上。所以不是一个人，第二，《礼记檀弓》记载：“南宫敬叔反，必载宝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货也，丧不如速贫之愈也。丧之欲速贫，为敬叔言之也。”这一处的孔子对敬叔的做法有点不以为然，而《论语》和《仲尼弟子列传》里，孔子是表扬南容的。恐怕不是一个人。

苏评：孔子至晚二十七始仕，三十岁收徒，到三十四收了这两位尊贵的学生。另，王世懋是王世贞的弟弟，钱穆检阅书目的范围很广。

四 孔子与南宫敬叔适周问礼老子辩

苏评：内容超出了篇名的内涵，本篇对孔子与老子会面的各种传说的源流进行了考证。篇幅较长，为经典篇章。

【第一自然段，大致为时间考。】阎若璩《四书释地续》云：“《孔子世家》载适周问礼于老子，在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年三十。《庄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见老聃，是为定公九年。《水经注》云：孔子年十七适周，是为昭公七年。《索隐》谓：孟僖子卒，南宫敬叔始事孔子，实敬叔言于鲁君，而得适周，则又为昭公之二十四年。是四说者宜何从？余曰：其昭公二十四年乎？盖《曾子问》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堩，日有食之。惟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恰入食限，此即孔子从老聃问礼时也。他若昭二十年，定九年，皆不日食。昭七年，虽日食，亦恰入食限，而敬叔尚未从孔子游，何由适周？”冯景《解春集》驳之曰：“《春秋》昭公世凡七日食，不止二十四年。且二十四年二月，僖子卒，五月日食，则此时僖子甫葬，敬叔方在虞祭卒哭之时，焉能与孔子适周？”毛奇龄《毛氏经问十二》驳阎说同。梁氏《志疑》云：“敬叔生于昭十一年。当昭七年，孔子年十七时，不但敬叔未从游，且未生也。若昭二十四年，孔子三十四时，不但僖子方卒，敬叔未能出门从师。且生才十四岁，恐亦未见于君，未能至周。而明年昭公即孙于齐，安所得鲁君请之？此皆当缺疑之事。必欲求其年，则《庄子》五十一之说，庶几近之。”今按：孔子适周问礼于老聃，其事不见于《论语》、《孟子》。《史记》所载，盖袭自《庄子》。而《庄子》寓言十九，固不可信。后人必信为真者，徒以有《曾子问》从老聃助葬日食诸语为之旁证故也。然其事若断为在定公之九年，其年既无日食，则《曾子问》所载为虚。而孔子适周之事，益见其不足信矣。阎氏所举四说，云《史记》载适周在昭公之二十年者。《史记》特叙孔子适周事于昭七年后，二十年前，含混其辞，未尝实指为在昭之二十年也。此自是阎说之误。《水经注》（按此引皇甫谧《高士传》。）十七适周之语，特以史载孟僖子之死在孔子十七年下，遂从而为之说，错谬益不可信。昭公二十四年之说，既具如诸家之驳。且《索隐》但解僖子之死与使其子学礼在二十四年，亦何曾谓二十四年适周问礼。此皆由误读古书而来。（《毛氏经问》辨此颇详。）至《庄子》五十一之说，则又与《礼记》相舛。何说而必以《庄子》之寓言十九者为可信？郑环《孔子世家考》谓“定公九年，孔子为中都宰，无籍敬叔之请车，而亦无暇适周矣。”是五十一之说，又难凭也。即诸说之自相矛盾，亦足见其事之非信史矣。（孔广森《经学卮言》又定孔子适周在定公之三年，其说曰：“子在周时，《家语》有刘文公论圣人之语。定公四年，文公即卒。元二两年，未没昭公之丧，访乐苌宏，又非攸宜。前后推校，则适周其在定公之三年欤？”然家语为王肃伪书，其言非可徵信。则定公三年之说，亦复非也。林春溥《孔子世家补订》亦疑刘文公以定四年卒，则适周当在定二三年。然又以与《庄子》冲突，疑《孔丛》伪讬非实。良以《孔丛》、《家语》，其可信之价值，犹在《庄子》下也。）

【第二自然段：从思想上考定《礼记曾子问》的记载为虚。】且孔子适周见老聃问礼一事，又不徒其年岁之无考而已也。汪中《老子考异》曾列举三疑，谓：“老子言行，今见于《曾子问》者凡四，是孔子之所从学者可信也。夫助葬而遇日食，然且以见星为嫌，止柩以听变，其谨于礼也如是。至其书，则曰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下殇之葬，称引周召史佚，其尊信前哲也如是。而其书，则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彼此乖违甚矣。故郑玄注谓古寿考之称，黄东发《日钞》亦疑之，而皆无以辅其说。其疑一也。本传云：老子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又云：周守藏室之史也。按周室既东，辛有入晋（《左传》昭二十年。）司马适秦，（《太史公自序》。）史角在鲁。（《吕氏春秋当染篇》。）王官之族，或流播于四方。列国之产，惟晋悼尝仕于周，其他固无闻焉。况楚之于周，声教中阻，又非鲁郑之比。且古之典籍旧闻，惟在瞽史，其人并世官宿业，羁旅无所置其身。其疑二也。本传又云：老子隐君子也。身为王官，不可谓隐。其疑三也。”今按：汪氏疑楚人隐者不为周史，是也。顾余谓《戴记》出于晚世，其语亦何可信？《论语》孔子言礼，皆关君臣名分，国政大体，绝不拘牵小节。曾子亦云：“俎豆之事，则有司存”。与《曾子问》所记四事皆不类。则不徒史传可疑，即《戴记》亦虚造。盖出后世小儒，转袭孔子问礼老聃之语而假托其事。汪氏必谓孔子之所从学可信，亦非也。（《论语述而篇》窃比于我老彭，包注：“老彭，殷大夫，好述古事。”《集注》本之。王弼则云：“老，老聃，彭，彭祖。”何义门曰：“老聃之生在彭后，不应反居其上。”翟晴江曰：“《大戴礼》孔子云，昔商老彭及仲虺，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此最足明圣人窃比之意。孙奕读彭为旁，旁侧也，谓欲自比于老子之侧，盖谦也。强生异端，穿凿无理。”崔东壁亦云：“《论语》不载老子。”(互见考辨第七二)。推此言之，则《戴记》之不可信益显。）

【第三自然段：推定《庄子天道篇》的记载为虚伪。】抑余犹有辨者：《庄子》云：“孔子南之沛，见老聃”，则固非适周。后人混而论之，亦非也。南荣趎见老子，亦南行七日七夜而至。则《庄子》书中之老子，固一南方之隐者。惟《天道篇》谓“孔子西藏书于周室，见老聃，繙十二经以说”，此则汉人之语。何者？藏书乃秦人焚书以后乃有此想。（姚鼐云：“谓圣人知有秦火而预藏之，所谓藏之名山。”）十二经乃六经六纬，皆非战国时所有。则明非《庄子》时书。《庄子》书中舍此固不见老聃居周为守藏室之史也。且本篇又云老聃免而归居，则孔子虽欲西至周，而仍见老聃于沛耳。《寓言篇》云：“阳子居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邀于郊，至于梁而遇老子”，此已言老聃适秦。然谓径自沛往，非以周史官隐也。《养生主》云：“老聃死，秦佚弔之”，则亦未尝谓其出关而隐，莫知所终矣。史公《老子传》虽本《庄子》，已远非《庄子》原书之本相。此必史公旁采他书，混为一谈，窃恐老子为周守藏史之说或犹出庄子之后也。（凡言孔子师老聃，似皆出《庄子》后。《墨子所染》与《吕览当染》大体相袭。然《吕览》有孔子学于老聃语，《墨子所染》无之。疑《所染》较先出，故尚未知有孔子师老聃。《荀子》、《韩非》则亦屡言及老聃矣。）

【第四自然段：孔子如周与修春秋。】又按《春秋左氏传序正义》引沈氏云：“《严氏春秋》引《家语观周篇》云：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相表里。”所引与今《家语观周篇》文不同。（臧琳《经义杂记》谓此乃真《家语》文。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辨之云：“严彭祖公羊经师，妄语，何也？或章帝令贾逵自选严颜高材生二十人，教以《左氏》，禄利之途使然。”贾逵亦在王肃伪造《家语》前。刘氏必谓此说尚出肃后，则无证。是汉时《家语》自有此说。）然则初本谓孔子适周，乃为修《春秋》而观书，与左丘明偕。其信否且勿论，而一事两传，遂谓孔子与南宫敬叔往见老子也。（此犹如庄周本谓孔子问道于老聃，而后人又以为问礼矣。）《韩诗外传三》、《说苑敬慎》皆谓孔子适周，于太庙见欹器，而《荀子宥坐》及《淮南子》均谓在鲁桓公之庙。足徵传说递变，初不谓其适周者，寖假而遂以为适周。初不谓其见老子，寖假亦遂以为见老子也。

【第五自然段】《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文，兴于鲁而次《春秋》。”此亦谓孔子如周为修《春秋》，然未言在何年。林春溥《孔子世家补订》乃谓“《春秋》哀公十四年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盖孔子是年复适周。《曾子问》从老聃助葬，应在此时。”不悟鲁哀十四年，西狩获麟，乃孔子《春秋》绝笔之岁，未必孔子是年始有志作《春秋》，乃往观书于周室。且是年六月，陈恒弒其君，孔子三日斋而请伐齐。时孔子已年老，岂四月五月至周，六月返鲁，为此道路之仆仆耶？（《春秋》说“哀十四年春，西狩获麟，得端门之命，作《春秋》。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九月经立。”此谓孔子使子夏等求得百二十国宝书，乃至成《春秋》，先后不逾六月，说固难信。然亦不谓孔子身至周。）且纵谓孔子适周，彼其时已德尊道成，岂犹琐琐问日食小节于老聃。林氏强为比附，何也？

【第六自然段：孔子与南宫敬叔如周的记载。】《世家》又云：“南宫敬叔言于鲁君，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车两马一竖子。”崔述云：“敬叔岂无车马竖子者，而必待鲁君之与之？”今按《说苑杂言篇》“孔子曰：自季孙之赐我千钟而友益亲，自南宫敬叔之乘我车也而道加行。”此亦传说，（敬叔少孔子二十余岁，未必前卒，孔子何乃称其谥？此即可疑。）而较近理。盖孔门第子多出微贱，惟敬叔最为贵族。故有乘我车而道加行之说。及其传而益远，遂谓敬叔请于君，与之车马而适周矣。凡此皆足以见孔子适周见老子之为传说，非信史。

【第七自然段：本篇结论。】 故孔子见老聃问礼，不徒其年难定，抑且其地无据，其人无徵，其事不信。至其书五千言，亦断非春秋时书，此当别详，兹不具。

内容简述：第一部分也就是时间考。

阎若璩说，关于孔子见老子的年份，各种古书有四种记载，《史记孔子世家》昭公九年“适周问礼老子”，《庄子*天道》定公九年，《水经注》“孔子年十七适周”在昭公七年，《史记索隐》说和南宫敬叔一起在昭公二十四年。四个年份。阎若璩用《礼记*曾子问》孔子老子遇见日食的记载，用天文学可以考察的日食时间来推断孔老相见的正确年份，阎得出结论昭公二十四年有日食，其他三个年份没。冯景反驳阎，昭公年的日食多了，二十四年日食，南宫敬叔还在父亲的丧期，怎么能和孔子去周？梁玉绳《史记志疑》说，昭公二十四年，南宫敬叔十四岁，没见过鲁侯，还没出仕，怎么就和孔子去了周？梁倾向庄子的记载。

钱穆说，以上讨论的前提是有孔子见老子这件事。其实这个前提的基础比较虚。《论语》和《孟子》不提这事，源流是从《庄子*天道篇》到《史记*孔子世家》，外加一个《礼记*曾子问》的日食旁证。其实《庄子》这书寓言多，这一则不一定不是寓言。而且《庄子》的那个年份定公九年根本没日食，和《礼记*曾子问》日食故事根本矛盾。可见《礼记*曾子问》的日食故事是虚的。钱穆再逐条分析阎若璩归纳的四种记载。第一个，《史记*孔子世家》没专门给孔子见老子系一个年份，而是夹在昭公七年的事和二十年的事之间。第二个，《水经注》是看着孔子十七岁时孟僖子死的记载（前面的一篇辩证过，这是司马迁误读《左传》导致的），就搞出来的错误说法。第三个，昭公二十四年，以上引的几家已经批驳了，且《史记索隐》只是说孟僖子死和其子学礼在昭公二十四年，没说孔子到周去问礼，恐怕是阎若璩读错了古书的意思。最后一个就是《庄子》的定公九年孔子五十一岁，上面说了和《礼记》的日食故事不合。郑环说定公九年那会孔子是中都宰，当官比较忙，恐怕没时间去周问礼。于是阎若璩总结的四个年份，全都被质疑地剩不下一点坚实的基础了。附了一个孔广森的说法，他说是定公三年，因为《孔子家语》有刘文公论圣人的言论，而定公四年刘文公就去世了。而定公的元年和二年，鲁昭公的丧事还没办完，孔子出来不妥，于是孔广森推定为三年，林春溥也推定定公二年或三年。钱穆说，《孔子家语》是王肃伪书。这定公二或三年，又和《庄子》冲突。最后判定，《孔子家语》和《孔丛子》的可信度更在《庄子》之下。总结，年代被钱穆砍得稀里哗啦。

然后从孔子和老子的思想来考辩。汪中提出三大疑问，首先，《礼记*曾子问》记载老子的言行一共四条，老子很是谨于礼。但《老子》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苏：其实这是《庄子》，《老子》的言论未激烈到如此地步）。所以郑玄和黄东发说是此“；老子”不是《老子》的那个“老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