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精神支柱始缺失──忆80年代初期的思想波动 -- 潇洒书生

因为她当年一开始并没有被判死刑，她在监狱里可能坐了好几年牢，到最后才被判了死刑。

所以这个案子，如果细细纠缠起来，俺个人认为应该等到全面开放卷宗档案之后才评说比较好。

至于你说的张志新‘赤诚’？这个就有点不对付了。一个成天高喊要打倒伟大领袖的人，如何证明她的赤诚？

除非你是想说，张志新的赤诚，是应对的另一种社会或者领袖，那俺没话说。

但是，如果是这样，那么她所处的现实社会判她死刑，不就是正常的吗。

自相矛盾呢。

在结束了帝制统治之后的60年后，因为骂一个人就该死，这不正常。

两年后,重看这篇文章,又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中国人现在最缺乏的是信仰。虽然,官方并不公开认为这是一个问题，而实际上这确实是一个严重问题。我认为：从八十年代起,执政党的指导思想逐渐丧失了主导、垄断的地位，尽管党章关于党的指导思想增加了什么邓理论、江代表、胡发展观等等,但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其认知度、认同度与毛泽东思想当年的地位比较,实在有天壤之别。这是什么原因？

我的体会是：一、中共的理论根本是突出阶级性的，所以,中共创建之初,就宣称代表工人阶级、劳苦大众利益，工人、农民、穷人是党的阶级基础，并在很多年间也确实为之抛头颅、洒热血。中共这样的理论和实践自然能够争取占人口大多数的普罗大众的支持、信服。现在,则强调代表最广大中国人民利益,而中下层民众只是寓于“最广大中国人民”之中。现实中,工人、农民这个阶层或阶级则总是被代表,再没有政治上、经济上曾经有过的尊崇地位。目前,“最广大中国人民”之中最活跃、最有权利和手段的只能是官商而已。所谓无产阶级的思想现在大多写在纸上,而过去坚决反对的资产阶级思想、坚持改造的小资产阶级观念在意识形态领域处于实际上的支配地位。长期以来铺天盖地大肆宣扬和社会实践就是这样的理论或主张,后果不言而喻。不再固守坚持依靠和根本维护的阶级基础，事实上左右不讨好。这是中共执政的最大危险。二、邓小平讲了“四项基本原则”，于是,一些人跳出来攻击他“左”,真的是冤枉他老人家了。“四项基本原则”实际上最落实的就是坚持共产党领导。如果共产党所言所行没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理论灵魂，其“伟大、光荣、正确”又在哪儿？现在一些所谓左派，只是在过去语录上寻章摘句骂骂咧咧而已。而那些在官媒上维护国体形象，在网络上封杀异见的言行,居然被称之为“左”，同样不够准确。因为,其立场、观点以及分析、处理问题的方法,看不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灵魂。

去年，上面出了一个课题“如何保持共产党员理想信念纯洁性”。上面调研组召开了座谈会,我发言说：贯彻党的基本纲领应当全面。首先,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当成摆设,而应作为指导思想体系的根本和源头。当然,这些话只能说说,别人没有听进去。

我仍然认为：百花齐放之于社会可能有益，但对于一个政党而言，在信仰、信念、理论、理想上百花齐放，那就难以有凝聚力和战斗力。

今天吃晚饭的时候，儿子突然说起当年美国航天飞机项目，就是航天飞机上有几十公斤的多余载荷，就向世界各国的中学生征求小实验方案，带到太空做实验。当时中国也参与了，我设计的方案还选到了北京，不过最后没选上。介绍完了当年的方案，附带说到当时的社会，我也觉得一样是中学生，我们那时确实比今天的少年人有朝气。

下岗职工，农民工好像是中国独有的概念吧，理解了这两个群体存在的原因，就会对改革开放有更深刻的认识，其本质不过是典型的右派专制，经济开放而已，这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有很多先例，只是中国最为典型而已。

百花齐放，是要有前提的，这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总的来讲都是，主题鲜明，百花齐放，现在中国不是需要百花齐放，而是需要主题鲜明。

不争论，不折腾，不犯颠覆性错误等等，不也就是补，改开后的各种理论不过是补窟窿而已，但仍总是捉襟见肘。

左派专政，已经不可能了，右派专制，也难以为继，中国还有三条路，要么维稳硬挺，要么陷入混乱，要么出现中流砥柱，但中流砥柱的群体在那里呢？在硬挺与混乱之间，可选择的只有维稳硬挺。

民族复兴，国家崛起，人类历史有法制废弛，道德败坏的复兴与崛起么，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主要的内因有两个，一是毛泽东红利，二是下岗职工和农民工的血汗，后者又是基于前者而产生的，至于中上层的官僚买办和野蛮资本，主要是寄生者。

只是一点感慨。

基本上是对你所批判的人的典型用词。当然用到老毛的头上比较牛

最初我以为他们只是说说,前两天在新科,有人说看过一个回忆,说确实有胡系的人,以开公司的名义,收罗了一些钢总的人,但后来受到压制,不了了之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7a454e010008x6.html

胡耀邦自述的十条政治分歧（一）

1987年初的政治局党内生活会上，对胡的批评和批判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要挤小平下台，有野心；要当军委主席；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总后台；同中曾根（日本首相）打得火热；擅自批三千日本青年访华，等等。最要害的是胡“要树自己”。最直接的导火线是胡同意邓小平全下（退休），自己半下。对他号召中国人穿西装，学西方吃西餐，提倡高消费等等也提出了批评。

胡在1987年1月16日下台后，继续在党内担任政治局常委。党的十三大赵紫阳主政后，只担任政治局委员，这期间胡的心情是沉重的。曾叹息说：“没想到开“生活会”，竟采取如此手段，要把我搞臭。“十九号文件（指1987年中央发的“十九号文件），是羞辱。其中许多话并不是我说的，有的是造谣。如请日本青年三千人来，是外交部申请的：到一九八九年末一万人，常委都圈阅过，大家同意的，我才批了三千人。总书记这点权力都没有？”并且说到：“希望党能好起来。但希望不大……希望能对他做实事求是的评价。”

1989年4月5日，胡在去世前的十天，胡曾邀请李锐先生（原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到家中做过一次长谈。胡谈到自己和邓小平等人在政治上的十大分歧。现分述如下。

（一）、关于华国锋的问题。

当年在党的高层议论华的问题时，邓小平认为华是坐直升机上来的，是造反派出身。我认为:主要问题在继续搞“两个凡是”,搞个人崇拜，受了汪东兴身边那个秀才班子的影响；处理不要过急，要宽一点，保留在政治局好，不要搞丑化。而且粉碎“四人帮”，华和汪东兴还是起了重要作用的。（耀邦的看法得到大家赞同。他讲了很长一段话。彭真还特别称赞：讲得好。）。

（二）处理“四人帮”的问题。大家一致赞成公审。最初有个别人主张江青、张春桥应处死刑并立即执行。叶帅和我、等都反对，徐帅坚决反对，陈云说，如只我一票反对，也要记录在案。主张杀头的最后也同意大家的意见了。

（三）清理“三种人”的问题。从宽还是从严，一直争论到一九八三年整党。有些省矛盾很尖锐，如山东、广西、江西、湖南、内蒙等。处理不好，又会发生内乱。我顶住了过急的一面，坚持冷处理，尤其是一些省的一把手，历史上有过功绩的人，更要慎重，从宽为好。（他谈到刘建勋、刘子厚、李雪峰、白如冰等人的情况）保与不保，在高层中是有争论的。有一次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开会时，陈云谈到“文革”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我很是赞同，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

（四）清除精神污染问题。胡乔木、邓力群二人一直反对周扬、夏衍和巴金，认为他们三人是搞“自由化” 头头，影响太大。我一直顶住。认为三个人决不能整。我曾批评过王兆国不该发言：“你又不知道周扬的历史情况，发这个言干什么。”乔木还拟了个文件，全国发下去，要人人过关作检查。我于是给乔木打电话：不能这么搞了，并且将原件退了回去。当时邓力群气势汹汹，逼得《人民日报》、新华社都发表文章：《向精神污染作斗争》。由于我和赵紫阳联手抵制，其他书记处成员都不赞成，大家知道，这场类似“文革”的“清污”运动，只搞了二十八天，停止了下来。在人代会讲到，此事中央有责任。但是胡乔木、邓力群二人一直对此不满，耿耿于怀，于是接着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访问日本时，日本记者故意提问“清污”问题，于是我回答：“日本军国主义是最大的精神污染”。耀邦说，“他们两位总是要在文艺界挑起争端。如批白桦的问题，《解放军报》的文章，幸亏乔木也不大赞成，否则我顶不住。”

（五）外事问题。一九八二年前，讲联美反苏，徐总不赞成。我作过两次系统发言，外交讲了十条，五项原则，独立自主等。“找我谈，说太大胆了，敢印出来。”东德昂纳克来时，请他传口信到苏联。我们两人各讲各的，但精神是一致的。一九八0年四月，意大利贝林格来时，谈到：苏联出兵阿富汗，是侵略别的民族，五年中陷入泥潭，罪名洗脱不掉。赞成意大利的提法，战争不是可避免的。“我是老鼠上秤勾，自己称自己。”当年于是传来上面（指邓小平）一句很厉害的话：“你要树立自己的形象。”

（六）一九八0年一月，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共讲了二十八条。一九八0年邓小平长篇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过党政要分开（但办不到）。这个说法，毛主席批评过：党政又分又不分。我的讲话中，党政职能要明确划分，全党都要懂经济。喜欢讲四人字：“藏富于民”。这二十八条，书记处都看过。乔木当时在云南，改了几个字寄回，是同意的。小平说：文件很好，没提不同意见。赵紫阳认为，现在不忙毛里毛糙搞全面改革、搞政体改革，向小平反映。乔木后来又说不知道这个文件，没经过书记处。于是只好向小平谈：文件经过书记处的，这样才没生气。于是定个协议：文件暂不发表。“（此事又关系到“你要树立自己形象问题。”）

（七）经济工作中的问题。给我戴过一顶帽子：提倡高消费。我反对高消费，主张适当刺激消费，促进生产。马克思谈过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有其同一性。我一直强调农业、基础设施、原材料问题；要发展第三产业，引进处资和技术；同时要限制高消费商品进口。有人却想以进口高档商口回笼货币，一元换八元。头十年和后十年的问题。头十年定要有个速度。一九八0年八月二十六日武昌谈话，邓谈到翻两番的速度问题，只有我答出百分之七点二。当时陈定的百分之四，邓也同意。这就翻不了一番。我说我们这些人顶多还搞十年，不能将麻烦留给后代。邓问过我：“你说了这个话？不能将麻烦留给启立？”一九八一年，一九八二年刮下马风太冷，他们要负责。一九八0年底中央工作会议上，利用一个青年翁永曦的八句话：“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作为经济上的纲领，得到陈的认可。我会上发了脾气，引得陈很不满。一九八三年那次会本来准备换马的，是邓保护了我。历来不赞成大调整物价，不赞成提所谓理顺，没有充分有说服力的材料，物价必然有上有下。到一九八六年讨论五年计划报告，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提法，胡乔木、邓力群都不赞成。

（八）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开始时不赞成这种提法。此事上上下下都有责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是老提法，是上对下。“清除精神污染”只搞了二十八天，书记处都不赞成，不能不停下来（这个问题只提了一下，接着讲下面最要害的问题）。

（九）“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在六中全会上陆定一发言，坚持取消“资产阶级自由化”提法，于是就闹大了。

（十）政法问题。主张从理论上弄清楚。就是搞法治，依法治国。不要再像毛老人家一样，强调专政。依法打击刑事犯罪。不赞成搞什么“几大战役”，不要搞新的冤假错案。彭真说过我；“四个坚持”，你时而说，时而不说。留学生反映，再搞“四个坚持”，就回不去了。邓几次讲，“反右派”没错，只是扩大化了。

看来足下浓眉大眼如此，不让马恩列斯毛专美于前了。

且看足下高论，如何批倒批臭经典著作，让非党非团分子从此闭嘴，再也不能“寻章摘句”。

网上很多喷子，连三反、五反的内容是什么都不知道，就喷。

百度一下：

“三反”、“五反”运动是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的统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