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央与地方的博弈之建国后的三次税制改革 -- 抱朴仙人
国家的钱是永远都不够花的。
在全社会都在大搞加工业的时代，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分税制改革分的是流转税。随着社会财富增加，大家都赚钱，腰包鼓了，国家就开始盯上所得税。
到20世纪90年代末，国内国际的基本形势是：国际上受到越来越严厉的政治围堵和压迫；国内东西部发展差距越来越大；中央财政占财政收入总额的比例始终摇摆在50%左右，并没有真正夺回发球权。
为了打破围堵，需要向西和西南实现对中亚南亚和东南亚方向的陆上突破；为了维护统一，实现均衡发展，需要对中西部予以扶持。西部大开发战略就此展开。
这是国家大事，要中央花大钱，中央财政也要进一步增加自己的财政话语权，所得税制改革应运而生。
不是说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财政可以控制全国财力的57%吗？怎么又成了徘徊在50%左右了呢？
原来，分税制改革之后，起初中央财政的窘迫局面初步打破，地方财政倒有些吃紧的迹象。
以前说过，大包干时代，地方财政为了不上缴，大办加工工业企业。通过对这些企业的减免税和补贴来逃避上缴，企业亏损与否不太重要。分税之后，地方要从自己口袋里掏钱背这个包袱，就吃不消了，不得不让这些企业大批破产或者改制。往好处说，这客观上促进了企业机制转换。
地方钱不够用了，自然要想辙。
在分税制的新体制下，怎样才能多搞点钱而又不上缴呢？
主要是四大手段：
一是挖潜力，加强地税征收。所得税，营业税，契税，通通应收尽收。
二是甩包袱，地方原属的国营和集体企业，凡属亏损的都转制破产，卖光送光。
三是做生意，就是所谓“经营城市”，主要以卖地为第二财政来源。
四是小秋收，开动脑筋在其他非税收入中扩大财源，什么经营权出让之类。
地方这样干的结果，中央财政就只在1994年那一年财政收入比重达到55.7%，高兴了一年，之后7年又降到50%去了。
1993年到2000年这7年间，企业效益开始凸显，国民收入增加比较快，大家都赚钱了。而且，这时候第三产业逐渐成了气候，不需要制造批发零售有形产品也可以赚钱，所得税增长的速度就超过了流转税，成为一个分量越来越重的税源。
1993年，全国个人所得税25.5亿元，地方企业所得税293.3亿元，不值一提。
到了2000年，全国个人所得税510.2亿元，增加2000.78%；地方企业所得税1005.5亿元，增加342.8%，这不再是微不足道的小数字了。
见财起意，中央财政开始动脑筋在所得税上做文章。
如果说在流转税上做文章是“若要从此过，留下买路财”这种雁过拔毛手段的话，那么在所得税上做文章就是“你赚钱，要请客”直接分肥的把戏。
投石问路，先来个小动作。
1999年11月1日，开征个人储蓄存款利息税。这本来属于个人所得税，是地税征收范围，然而中央却将其列入中央收入。
这个税既小得可怜，又是由银行代征，各地税务局谁也没当回事，没把它当做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来对待。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这个利息税金额虽小，却意味着个人所得税成了中央与地方的共享税。
看到大家没什么负面反应，2001年财政部就上报方案要求实行所得税分享的改革。
2001年10月17日，李岚清批准财政部方案后，召开30个省和6个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长会议。项怀诚部长宣布所得税分享方案：中央与地方分享两个所得税，比例为中央75%，地方25%；或者中央70%，地方30%，要求地方财政厅局长回去汇报，限期书面答复。
板刀面还是馄饨面，你们自己挑！
八年河东，八年河西，进入21世纪的中央政府，已经是强势政府。今非昔比，用不着忍气吞声一家家跟诸侯商议了。对比1993年税制改革，如在梦中。
地方上都乖乖地在五天内书面答复。内容还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一套把戏：“坚决支持中央决策，不过我们家有点具体困难……”大致上还是两个要求：增分享比例，以2001年为基期年。
地方既然这么乖，总理决定让点甜头，给识相的诸侯一个作弊的机会放放水，同意以尚未结束的2001年为基期年。
项怀诚部长却不同意。主要理由是所得税弹性很大，作弊空间也大，1993年殷鉴不远，不宜重蹈覆辙。
11月10日国务院办公会议的休息时间，朱镕基找到正在散步的项怀诚，说是决定以2001年为基期年。理由很有意思：1993年那么困难我们也搞成了，现在经过“三讲”，干部觉悟都提高了，应该没问题；再说已经11月中旬，想来下边也闹不出什么幺蛾子。
不好说这是个过于轻率的决定，但肯定是个过于自信的决定。
11月14日，朱镕基亲自在国税总局副司以上干部会议上宣布以2001年为基期年，并且发狠说：到年底还有一个多月，如果有人造假，等待他们的将是严厉的打击！
11月23日，财政部预算司张弘力司长主持布置所得税改制工作。
12月21日，国务院印发了《所得税分享改革方案》。
很明显，与1993年相比，这次改革，从中央到财政部，心情放松得多，规格低得多，措施简单得多。
然而，中国财政是个靠基数说话的体制。利之所在，水火不辞，刀兵不避。
11月份，地方所得税增收139.4%！
国税总局不得不在12月3日紧急下发《关于作好2001年12月份所得税征收管理的紧急通知》。通知要求遵守坚决不收过头税的组织原则，严禁各级违法多征、虚征、混淆税款入库级次；前10个月按季征收的，不得改为按月征收；预缴税款数额要按照前10个月的办法确定；应该于2002年以后征收的税款，不得提前入库。
12月10日，国税总局召集10个主要省市座谈，金人庆局长亲自苦口婆心劝各地不要乱冲基数，并再次传达了朱镕基的警告。
然而，继11月各地基数高速增长之后，12月份地方所得税收增速继续狂涨不已。
12月未结束，仅仅上中旬的数据，地方所得税征收完成137.82亿元，同比增长187.1%！
雪崩一来，排山倒海。
12月上中旬所得税增长超过100%的省市依次为：江西省增长816%，宁波市增长708.7%，河南省增长609%，广西增长597.7%，青岛市增长577.2%，内蒙古增长496.9%，浙江省（不含宁波市）增长467.5%，宁夏增长462.2%，安徽省增长404.5%，贵州省增长376.5%，新疆增长352.9%，吉林省增长314.8%，山东省（不含青岛市）增长235.6%，天津市增长230.1%，江苏省增长223.5%，重庆市增长197.5%，湖北省增长179.2%，河北省增长173.3%，甘肃省增长167.4%，大连市增长164%，山西省增长155.7%，云南省增长142.8%，湖南省增长128.6%，陕西省增长104.6%！
面对如此局面，财政部束手无策，只得于12月29日打报告给国务院，要求国务院直接干预。
国务院连新年也过不好了，径直于2002年元旦当日，以1号文件转发财政部《关于2001年11月份和12月上中旬地方企业所得税增长情况的报告》。重申纪律之余，严厉警告说2002年1月份就将派出调查组组织专项检查，一旦发现弄虚作假，不但要扣减基数，还要严肃处理责任人。
法不责众。大家都是为了工作，又没往自己腰包里塞，怕什么？乌纱帽也是当地政府管的，又不是你朱镕基管，为了本地利益，个人摘了乌纱也不怕，当地领导兜着，决计吃不了亏。
1号文件下发之后的情况怎么样了呢？
2001年第四季度，全国企业所得税平均增长111.4%，增幅最高的省增收700%，全年平均下来，增长62.7%。
事实给了相信“三讲”威力，相信干部觉悟，实则是过于自信自己权威的国务院领导一记响亮的耳光。
2002年1月收到报表的总理，恼羞成怒之余，年也不过了，立即派审计署赶赴各地专项检查所得税征收问题，要求对违规人员严惩不贷。
1月15日起，财政部和审计署倾巢出动，派出16个审计特派办检查组和19个财政专员办检查组共计1500余人。除了西藏没去，到35个省市专项检查了一个月。朱镕基对检查结果很不满意。财政和审计只好过完年再出发，对这35个省市进行了全面检查了半个多月，期间各地至少有上万名财税干部配合调查核实。
检查梳理到五一节前，总算有个结果，查出256亿元不正常收入，占增收总数的40.6%。财政部据此提出了处理建议。
估计是想起了1993年忍气吞声的往事，旧恨新仇涌上心头，这次朱总理坚决不肯饶过这帮家伙，拒绝接受财政部的处理建议，一定要上升到政治高度，认定这是严重的作风问题，一定要处理到人。
说起来，政治人物的特点就是一切问题都会被他弄成政治问题，然后用政治手段来解决，也就是整人。政治人物在他的生涯里有时会被人整得很惨，这绝不意味着他会从此厌恶整人，恰恰相反，他有了机会的时候，整起人来，多半比他的对手还要狠。古今中外的历史，不厌其烦地重复证明着这个道理。
2002年的春天，经济问题又一次政治化了。
事后看来，事件的起因是双方判断失误的合成结果。
地方凭着1993年税改的老经验，以为依旧可以先搞既成事实，法不责众，逼迫中央追认，忘了现在已然是强势中央。
总理强势了好几年，雷厉风行，予取予求，感觉好得很，完全想不到底下会公然叫板。
一大帮串通作弊的小学生面对着一个抓狂的班主任，怎么收场呢？
班主任虽然抓狂，权威一定要维护，但是也不能真的把全体学生统统开除，那样你去当谁的老师呀；学生沉默不语，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嘴脸，谁也不主动自首认错，说实在的，当过学生的都知道，这时候也没法单独出来认错了。
这种其实是听天由命的沉默又被老师认为是坚持对抗，双方这就掐上了。
原来不同意以2001年为基期年的项怀诚，这一次是当打手呢还是当和事老？
一个好干部，就要对工作负责，做好本职该做的事。不能因为当时我正确，你们领导一意孤行弄砸了，我就不来收拾残局。也不要再去多说当时我怎么怎么英明，你们领导如何如何愚昧。秋后算账的事总是不可避免的。
“公门里边好修行。”项部长提出经济问题经济解决，不要上升成政治运动，弄得腥风血雨。
这是好心，要设计一个台阶让大家走下去。具体怎么做才能把事办好，得到总理认可呢？
好事办好不容易，有一套太极拳要打。
于是项部长就跟张三丰似的，于大庭广众之下，掐架的两帮人之间，行云流水，一招接一招，圆转通融地练将起来。
首先是不承认地方报上来的2001年基数，但是也不说为什么不承认，不去指责地方恶意欺骗中央，不追查责任人。那么以什么为基数呢？是以2000年地方企业所得税实际为基准，乘上一个不太离谱的增长率，推算出2001年的基数。这个算法符合国务院文件精神，总理就有了面子。
其次是一股脑搞了八个不同的处理办法，接二连三地报给总理，显示出我们很认真用心解决问题。同时也给他机会研究比较一番，弄死领导几个脑细胞，消磨一下领导的火气。
再其次就是选择时机。趁着陪朱总理视察长江大堤，总理心有旁骛的机会，6月12日项部长在安徽铜陵报告解决方案，总理基本同意。于是项部长摸出随身的计算器就开始算账，搞出了两个互为补充的公式。具体公式就不说了，挺简单也挺巧妙。
趁热打铁，两天后，6月14日总理办公会议通过该方案，又过一个星期，6月21日财政部就召集各地财政厅局开会，推出基数的两种算法。算下来，核定后的2001年增长率为35.6%。
如果说1993年基数是忍气吞声的结果，这一次可以说是以假对空。你们既然作假，我就凭空算一个基数出来。家家都有计算器，不信算数不如你。嘿嘿。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做好事的人，最关键的一点是要保护好自己。做好人可以，当烈士就没意思啦。
为了保护自己别给人抓住小辫子，反而弄得擦屁股的人不干净，这次会议，财政部拒绝发放书面的领导讲话稿和会议资料，只给各个省分别发了一张试算表格。各省厅局长回去之后怎么跟省长书记汇报，那就看大家的才华。反正我财政部是给大家擦屁股的，擦成这样，已经很仗义了。
于是风波平定……
反过来说，假如项怀诚部长不主动出头打圆场，用经济方法解决这场风波，事态的发展会怎么样呢？
首先，这时候的强势中央肯定无法接受800%增长这种离谱增收，一定要找茬收拾人，下边这些个财税局长多半都没有好果子吃。可是如果把这次违规的干部都处理了，那以后谁来替你收税呢？
其次，这些干部也是挺可怜，两头不是人。为地方工作是他们的本分，听本地领导的话也是应该。如果别的省都超收，自己不超收，算是无能不尽责，跟当地交代不了；超收了不能自圆其说，违反制度和财经纪律，跟财税系统上级交待不了。
再其次，缺一个台阶。朱总理已经判断失误，雷霆震怒，已经走在大清查严处理的道路上，自己是没法自找台阶下场的，总不能说也查不出什么大问题，就这么偃旗息鼓，必须有人给他铺这个台阶；底下收税干部已经超收，中央不接受，三轮大检查，事实俱在，难道要自己自首说我弄虚作假？还是硬着头皮不认账？
所以项怀诚部长这个台阶铺下来，是一件大大的功德。无怪乎地方的许多财税局长说项部长这个方案提出来，大家全部解脱，是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呢。
综观1952年税改，1993年税改，2001年税改这三次变革，都是在政治形势驱动下的变革。在改革的过程中，1952年是经济问题政治化，搞得血雨腥风，全面倒退；1993年是政治需求向经济低头，委曲求全；2001年是差一点点就经济问题政治化，最终和平解决。这从另一个大家不注意的角度，反映了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演进。上纲上线，整人整死的斗争哲学已经不再时兴，中国进入商业社会，大家靠资本说话，为利益商量，谁都不愿意见血了。
选择这三次税改来介绍，主要是提供个看问题的视角，如果能对大家的思考有帮助，幸莫大焉。
（注：改革开放没几年，当事人的回忆和各方的数据已经千奇百怪，互相对不上号。本文以上文字里的数据，如非确有另外的准确来源，一律引自《中国财政五十年》和翁礼华先生《双赢的博弈》，事件经过的时间地点当事人内容，首先以当事人回忆文章为准，其次以翁礼华先生《双赢的博弈》为准。至于本文离经叛道的观点，均不由上述两书的作者负责，本人亦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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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便问问。
只是比较好奇，有没有那个正义的国家没有征收不公平的不管贫富税率相同的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
看文章，基数部分是固定分配比例，增加部分国家根据增长率有返还，怎么看都是基数比较小合算？为什么出现
财政，就是财加政；
所谓财，就是取民之财，所谓政，就是以财辅政；
说的通俗一点，就是想办法从老百姓的兜里掏出钱来，保证政府政治目标的实现。
财政部门的日常工作主要是第一项职能，就是怎么想办法尽量地容易从老百姓那里收上钱来，而不要招致太大的反对。这个需要专业性，外行是干不来的。
而“保证政府政治目标的实现”，有的时候却被人忽略，却往往成为财政部门被整的根源；
就拿第一次1952年的税改来说，那时候，是个什么政治形势？
1952年，从经济上说，尚处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从军事上说，朝鲜战争还在进行，要到1953年7月才结束。
从政治上看，1952年6月，“三反”“五反”斗争刚刚收兵。1952年底，中共中央正在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并将于1953年6月15日正式提出。
那么“过渡时期总路线”主要内容是什么？
这条总路线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一化三改”、“一体两翼”的总路线。
“一化”，即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主体。
“三改”，即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请注意，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而税改是什么时候公布的？
是1952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税制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并配发了社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
要求实行“公私一律平等”纳税。
本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经济上必然要求限制和改造私营经济。
而咱们的财政部长薄一波同志呢，6个月前刚搞完“三反”“五反”，6个月后就要公布过渡时期总路线。
而他倒好，这个时候搞“公私一律平等”纳税，你说他能不翻船吗？
他而且是党的高级干部，总路线的事情他能一点都不知道？
太缺乏政治敏感性了嘛！
当然就象仙人说的，财政部门还是要保持专业性，内部业务最好不要搞政治手法，但如陈云说的，财政部门要注意避免“事务主义”，保持一定的政治敏感性，还是很有好处的。
因为财政本来就不可能脱离政治，甚至有时候就是政治本身。
朱镕基当时“以尚未结束的2001年为基期年”的决策恐怕不仅仅是过度自信那么简单，一般的政治人物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应该还有其它的原因。
此外，也没有人能对自己的决策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哪怕这种决策涉及到国家生死存亡或者个人荣辱浮沉。很多都是尽人事听天命。
只会对我们工薪阶层敲骨吸髓；
现在的税收政策是惩罚辛勤工作的人，奖励食利阶层；惩罚工薪阶层，建立有产阶层！
至少美国就在倒退，在给富人减税，削减穷人的福利。
你认为中国应该学他们？
在瑞典，由于实行累进税制，收入越高，纳税越多。一般工薪家庭月收入为4万至5万瑞典克郎（1美元约合7.5克朗），其中个人所得税基本上要交2万多克郎。而工资越高交税越多，一些大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纳税比例占到了总收入的近60%。这一高税收政策，为低收入者保证了享受福利的基础，也遏制了出现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社会恶性循环。
但有了这一点,可以避免很多对自身不利的事情,免得有人借题发挥.
唯我天朝内外兼修，统统为主！
当发展经济成为最大的政治时
后来的税改才不会那么血雨腥风
这些欧美日强国法制健全，你不交税，他修理你的成本比较低，因此他的税收控制比较稳定。中国人口众多，法制不健全，收税的成本很高，如果国家不“内外兼修”，那税根本收不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