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国共内战之血战高兴圩（一） -- 一剑南来

很多人总是希望世界是美好的，或者最起码美好是远多于丑恶的，其实那只能是梦想。无论是皇族的嬴政、世家的李渊、小官的刘邦、还是农民的朱元璋，都少不了背信弃义、对外称臣、分杯羹和兔死狗烹的手段和行径。

当年流氓打天下的原罪被子孙们粉饰或者有目的地遗忘了，只是历史还是那样五彩斑斓的存在而且延伸着，不断考验着人类勇于面对的努力和决心。

说起来，蒋鼎文跟十九路军颇有“因缘”。在1927年9月，蒋介石下野赴日前，专门找来拟任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的蒋鼎文密谈，对他耳提面命：“现在革命环境险恶极了，黄埔精锐全在第一师，你千万要小心谨慎应付，万不得已，只准往南走，不许向北开。北边是唐生智、李宗仁、白崇禧还有张宗昌，他们会联合起来把我们第一师消灭，向南边走还可以与陈铭枢会合，保全这点革命武力，准备东山再起。”这里的陈铭枢部队其实就是指蔡廷锴刚从南昌起义军中拉出来的第十一军第十师，这时已经吞并了福建地方军阀部队，扩编为两个师的第十一军。蒋介石在那时是将陈铭枢部队视为黄埔嫡系之外最可靠的部队。蒋鼎文老营盘遇袭，第一反应就是招呼这支战斗力强又“可靠”的部队来救命了。

十九路军在1931年7月，新编一个七十八师，由六十、六十一各抽两个团加新编两个团，共计六个团，由区寿年（蔡廷锴外甥，后任国军兵团司令，1948年豫东战役被俘，1950年释放，前国门区楚良为他孙子）任师长。第三次围剿前夕，蒋光鼐因病赴上海疗养，蔡廷锴为十九路军副总指挥兼十九军军长，直接指挥六十、六十一师和七十八师两个团（原为六十师教导团、补充团，仍归六十师指挥）共计十四个团“进剿”红军，六十师师长为沈光汉，六十一师代师长为张炎（师长毛维寿因病请假）。

1931年9月7日晨，张炎的六十一师已经过了高兴圩，到达高兴河北的蓝田村，他先接到蒋鼎文的求援，立率一个旅前往长迳口，于午后与蒋鼎文联络上。蒋鼎文这时两眼充血，心情极度焦虑，与张炎见面后，知道自己已经彻底安全，心境才轻松下来，两人计划出击时，红三军已经吃掉两个团，脱离接触，不知往何处去了。

而9月7日上午至正午时分，张炎师后续一个旅跟六十师先头旅邓志才旅与林彪的红四军等部在高兴圩的西北部遭遇上了，双方比较，十九路军兵力略为占优，但红军指挥统一，在高兴河北蓝田村至高兴河南的竹篙山一带展开激烈战斗。

正午时分，蔡廷锴率十九路军总指挥部与六十师师部、刘占雄旅、七十八师两个团恰恰到达高兴圩，刚接到邓志才的报告：“今晨第九师已由此间向老营盘。现高兴以北地区发现大部赤敌，刻向我前进，准备迎击……”，立刻就发现有大量红军由西至东向高兴圩包围进击，于是一边指挥部队猛挖散兵壕准备迎战，一边下命令张炎师、邓志才旅向指挥部靠拢，无奈传令兵因为道路被封不能前往，只好等电台架好再行联络。

也就是说，9月7日展开的高兴圩附近战斗，林彪所属近万红军遇到十九路军六个团，彭德怀所帅万余红军遇到蔡廷锴两个指挥部加五个团，彭德怀兵力略为占优，但地形蔡廷锴占优。

总体而言，双方兵力大致相当，但十九路军是行进中遇袭，兵力展开较慢，比较不利，不过十九路军的火力远胜红军，再加上各级指挥官的独立指挥能力和应变能力较强，很快弥补了不利之处。

蔡廷锴那时与张炎师联络中断，黄昏时才架设好电台与其联络上，接到张炎来电报告：“第九师今午在老营盘附近为赤敌邀击，先头旅损失约两团，刻已与该师取得联络。惟赤敌主力现已向南（高兴圩）移动，职部在激战中。”蔡廷锴这时才知道张炎师也陷入激战中，短时间很难盼来六十一师的增援了，遂咬紧牙关与红军死拼。

9月7日，骄阳似火，烈日难耐，前几天上游大雨，高兴河水猛涨，红三军团无法迂回，只能与十九路军正面争夺。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四个师对高兴圩蔡廷锴部展开轮番攻击，入夜也攻势不减，双方争夺的要点，双方均用刺刀肉搏数十次。

红一方面军副总政委、红三军团政委滕代远到战斗前沿指挥作战，负伤后仍然坚持指挥，鼓动指战员奋勇杀敌。红四师第二团在夺取高兴河木桥时，前赴后继，浴血奋战，夺占大桥后，一举冲上敌占山头，为后续部队打开了通路。

8日拂晓，红三军团终于夺占了蔡廷锴部在高兴圩以西以北的外围阵地。这时战事愈加激烈，红军攻势非常猛烈，十九路军只剩下高兴墟边最后一条防线，蔡廷锴本人也已经在散兵线上亲自作战。到上午9时，邓志才旅有1个营冲破林彪部防线进入高兴圩增援，十九路军士气大振，双方激战再次陷入胶着状态。下午三点，彭德怀认为战斗已经到了最后三分钟，手执马刀，徒涉高兴河，亲自指挥两个师向高兴圩作猛烈突击。

高兴圩十九路军受此攻击，防线全线动摇，到处都有兵员不听指挥、四处溃散，六十师师长沈光汉认为败局已定，也率师部随溃兵向兴国县城方向撤退十余里，甚至蔡廷锴总部人员及卫兵也有逃跑，高兴圩守军局势极度混乱，总部电台也猛放急电“SOS”。

毛泽东、朱德在战场略远处高山指挥、观战，听到电台侦听到十九路军总部的SOS求救急电，以前被包围的国军师旅放出SOS后很快就被歼灭，这已经成为战场铁律，两人于是长吁一口气，都觉大局已定。

蔡廷锴见到如此凄凉的溃败场景，心理极度悲观绝望，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拔枪自戕，避免被俘受辱。后来转念一想，自杀不如冲杀而死，于是亲率最后1个连的预备队发起反冲击，周围数百官兵见到总指挥都亲自冲锋了，于是士气再度振作，随同一起冲锋。没想到，这次反冲击非常成功，不但把红军逐出防线，还俘虏了不少红军（蔡廷锴回忆说俘虏数百，但估计有水分，红三军团统计失踪被俘不过百余人）。于是，高兴圩的防线再度稳固下来。入夜前，红三军团还继续组织了几次攻势，但士气受挫，火力又不强，最终还是没有成功。此战，红四师代师长邹平牺牲。

而这时，在竹篙山一带与敌鏖战两日一夜的林彪部已经支持不住了。林彪指挥的红军面对十九路军两个旅，打得非常苦，如红十一军三十五师一〇四团只是为抢占一个山头以及占领山下河边一个小亭子，就付出了团长牺牲、两名连长负伤的惨痛损失。而与十九路军争夺在竹篙山主阵地，双方也是用刺刀肉搏不下数十次，双方阵地得而复失，像9月8日上午就有十九路军一个营突破防线增援高兴圩。

到9月8日，张炎率六十一师师部及一个旅增援上来时，林彪也面临蔡廷锴曾经在高兴圩的困境，黄昏时，全线动摇，连红四军指挥部也直接面临敌军攻击，危急之时，红四军参谋长、十一师师长曾士峨亲自率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进行反击，掩护了红四军的指挥部安全撤退，但曾士峨本人也壮烈牺牲。曾士峨是三湾整编时的特务连连长，毛泽东极其信重的一位骁将，毛泽东知道他牺牲后，痛惜不已，狠狠批评了林彪一通。

9月8日晚，双方都脱离接触，数万将士两日一夜的浴血苦战终于落幕。

而是机遇与能力相结合的问题。

像王尔涿牺牲后，另外一个营长周子昆（后为红九军团长，新四军参谋长，皖南事变后不久与项英一同遇害）比他资格老得多，南昌起义前就是铁军叶挺独立团（二十五师七十三团）的营长，而林彪是南昌起义后才提为连长的。但朱德等人认为林彪虽然资历浅，但军事才华突出，就提拔了林彪做团长，而不是周子昆。

战事结束后，沈光汉才很惭愧的跑回高兴圩。蔡廷锴对这个老部下比较宽厚，问清缘故后，认为其撤退是出于误会，只是训斥一番，记大过两次了事。第二天，蒋鼎文派第九师参谋长专门过来感谢十九路军救命之恩。不过，三十多年后，这件事被他隐约掩饰为下面这句话：“十九路军曾与我共过生死患难，尤其是赣南剿匪之役，可以说没有我便没有十九路军，没有十九路军也没有我蒋铭三”，呵呵，可为一笑。

国军当时总结第三次围剿，认为这一战是“剿匪以来最胜利最激烈之血战”。对于这一战，蔡廷锴则认为“这次高兴之役，诚我军生死存亡之战，当时我个人亦以为十死无一生，幸各官兵努力，奋不顾身作殊死战，得转危为安、转败为胜，我庆得生还，可谓百战余生了。”十九路军不少人也认为，这是十九路军历史上最艰苦最危险的一次战斗。

确实，如果蔡廷锴没顶住最后三分钟，高兴圩部被歼灭后，彭德怀部再转向支援林彪部，十九路军不说全部被歼，大部被歼也是很有可能的。

但历史不能假设。彭德怀对阵蔡廷锴，双方最终打成对峙，彭德怀部比较主动，战斗结束时，阵亡者和伤员均收容完毕，蔡廷锴见此情况，也不敢远出追击。而林彪对阵张炎，准确来说，应称为溃败。

据林彪、罗荣桓9月9日在马颈写给毛泽东、朱德的报告（《罗荣桓年谱》）中称：“此次战役损失较大。职军及三十五军、三十五师，现收容之伤兵已有六百左右，但还有一小部分在阵地未及收容，阵亡的数目不知。十一师及三十五师损失更大，十一师师长曾士峨阵亡，参谋长牺牲。全军共计伤团长六名，阵亡两名。其他尚未统计。至于武器，在阵亡官兵手中的已失，伤兵手中的大部分收回了。武装损失数目亦待调查。”

也就是说，林彪与张炎交战，战场完全被十九路军控制，所有阵亡者（包括曾士峨师长）以及部分伤员都来不及收容，而且据时任团政委的宋任穷回忆，他们团撤退时，十九路军一直有追击，要七拐八拐才摆脱了追兵，总的来说，撤退得比较狼狈，直到战后第二日部队都“只有大致的整理”。林彪红四军对垒张炎十九路军，两支铁军交锋，十九路军胜利。自然，这有客观原因，张炎三个旅（含邓志才旅）压上来，火力、兵力占据全面优势，林彪败得有点情有可原。

朱德后来总结时说：“这一仗打得不好，确是骄傲了一点。当时，大家都高兴打。其实那个计划是错了的，因为他们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同时也不可能完全消灭他。”他还得出了一个教训：“凡是高兴的、着急中决定的事情，总是有问题的。”

毛泽东在1936年时认为：“我又乘其退却打了蒋光鼐、蔡廷锴、蒋鼎文、韩德勤，消灭蒋鼎文一个旅、韩德勤一个师。对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则打成对峙，让其逃去了。”

黄克诚时任红三军团第三师政委，他在回忆录中认为：“我参军作战以来，亲眼目睹了两次伤亡惨重的战斗：一次是在大革命时期，北伐军攻打汀泗桥之役，战场上的尸体横倒竖卧，比比皆是；再一次就是这次的高兴圩之役，漫山遍野摆满了尸体，指战员浑身上下都被汗水和鲜血侵透。”他从第三军团的视角认为，“敌我双方打了个平手，伤亡都很大。”不过，从不能跟敌人拼消耗的角度来看，他认为这是对红军不利的一仗。

粟裕当时任红十一军三十五师参谋长，亲历了这次双方伤亡都很大的恶战。日后检讨，认为实在没有必要和敌人硬拼，因为敌人已经决定撤退了，又是战斗力较强的部队。他进一步认识到，作为一名战场指挥员，随时都应该保持冷静的头脑，切忌感情冲动，特别是在敌强我弱情况下，保存有生力量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

萧克则认为：“不久蒋蔡到了高兴圩，我军以为他们是撤退，有些轻敌，就去打他。这支部队打仗有特点，他左翼防御，右翼进攻。双方恶战一日，均无结果。这一仗打成平局，可以说是两败俱伤。十九路军固然损失很大，从战略上说，红军更为不利。我们不应在兵力分散情况下碰这个硬钉子，我们都感觉，这支部队在战斗作风上还保持着铁军风格，能打硬仗。”

也有老红军讲过一个段子，说第三次反“围剿”后，部队进行党史教育，其中有一道题是问：“什么是两条路线斗争”，有人回答：“一是老营盘，一是高兴圩”。

至于此战双方的伤亡数，个人觉得现在各处史料似乎都有不是很准确地方。

高兴圩之战后，陈铭枢迅即通电全国，内称：“计在高兴圩一带，匪遗尸七八千具，伤者不知其数，夺枪数千及匪高级司令旗数面。”所谓红军战死七千多，显是战时宣传，作不了数的。

国军战役总结（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2）则称“伤毙匪七八千，缴枪五六千”。这大约是蔡廷锴当时的战报。蔡廷锴自传则说：“敌伤亡七八千，我夺获步机枪两千余，我军亦伤亡两千余”，其中，一名团长重伤。红军伤亡七八千只是估计数，自然不准。而所谓自身伤亡两千余，据当时在高兴圩参战的七十八师团长云应霖回忆（广东文史资料第10辑），只是指六十师的伤亡数。如果计算张炎师的伤亡，十九路军战损应该达到三千。

我方战史，如红一方面军战史、红三军团战史、红一方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红军发展史等，则说歼敌两千余，自身伤亡1780。但这里的自身伤亡其实也是不完全统计，这个数字来自红四军、红三军团和红七军9月11日的战斗统计表，未包括180名失踪被俘人员、1200支枪损失数，也未包括红十一军三十五师、红三十五军的伤亡统计。其中，三十五师伤亡非常重，林彪罗荣桓前面的报告已经约略提及，而第三次反围剿后，该师番号依然保留，但基本是由红十一军独立团扩编而成。而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红三军团四个师整编为三个师；红四军三个师缩编为两个师，另调红十一军一个师给红四军，仍辖三个师。

金冲及编撰的《毛泽东传》则说此战双方杀伤相当，我军伤亡近3000，这个数字比较靠谱。结合前面分析，高兴圩之战，双方伤亡均为三千。而我军只缴枪20，损失枪支1200。红军向来是看缴获多少来判断胜利大小的，而类似这样杀伤相当、武器损失远大于缴获的仗，一般而言，都会自认为是败仗。所以，毛泽东最后在1958年时认为：“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

最后，两支第一流的精锐军队都从中吸取了经验教训。十九路军在这次战斗中学习到了火力较弱一方如何扬长避短，所以在1932年淞沪抗战作战方案中明确提及与火力极强的日军作战，要学习江西红军的作战方式；而红军在高兴圩战斗经历多次刺刀肉搏战斗后，也改变了以往认为放几排枪、再一冲锋就解决战斗的旧思路，更加重视刺杀技术的训练。

（完）

说起来和烈士也算是校友了，以前参观烈士塑像时就不知道烈士的事迹，这次明白了。

所以，红军喜欢跟中央军作战，因为打赢了，才能缴获精良的武器和较多的弹药。

而红军的兵工厂，基本是手工作坊式的，一是缺军工人才，二是缺原材料。所以只能造造少量的弹药（包括步枪子弹、手榴弹，后期基本是生产迫击炮弹），而且质量还不高。

用钨矿、粮食跟粤军有秘密贸易，但换来的基本是盐、棉布、煤油，药品、弹药极少。

抗战时期，在华中、华北，兵工厂上了一个档次，但也只是占不到一成。

而且以轻武器弹药为主，制造的少量枪榴弹、迫击炮都算部队急需的重型武器了。

真正上档次的是解放战争时期，特别是大连的兵工厂，制造的大量炮弹，对三野、四野帮助很大，粟裕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一靠群众的小推车一靠大连的大炮弹。而四野从苏联、朝鲜得到的帮助也很大。

位于市区中心地带，属于省重点中学。

一直在，校址没有变迁。

一方面人家现有的研究资料你是不愿意找的。

另一方面又是希望

先有结论再找证据，不支持你的资料无视之？

有良心的青年历史学家？

感觉憨厚有余，英武之气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