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当代英国简史 -- 万年看客
在丘吉尔磨人而又堵心的最后一届政府当中，托利党的储君安东尼.艾登可谓民意甚高。丘吉尔最终决定退休的1955年，艾登参加了首相选举。大部分时间他都开私家车出门，他声言“要是我在自己的国家外出还要武装保镖的陪同，那我还不如退出政坛的好。”但是只要他坐上火车，每一站都有大量妇女手捧花束来欢迎他。这个人曾经面对希特勒寸步不让，耐心地等待丘吉尔放手交权，现在他是战后全球和平的伟大建筑师。选举之后不久，艾登就邀请新任苏联最高领导赫鲁晓夫前来伦敦会谈。（除了翻译喝醉了之外，会谈进行的很顺利。不过有一次有人将喜好打猎的托利政客兰伯顿勋爵（1）介绍给赫鲁晓夫，说他是“枪友”。于是苏联领袖庄重而满怀同情地与兰伯顿握了握手，他以为兰伯顿马上就要上刑场遭受枪决了）艾登从根子上是一个极其爱国的人，他认为英国与英联邦各国的联系远比其与欧洲大陆的纠葛更加重要。他的毛病也不少，包括天生的坏脾气以及对阿拉伯人的种族主义厌恶。但是对于1956年的大多数人来说，艾登简直十全十美，是应对当下局势的不二人选。
人们经常将苏伊士运河事件视为短期内的一次误判，这场危机的起因难以捉摸，后果也不得分晓。这话纯粹是自己给自己护短。苏伊士事件是英国殖民史的必然结果。它的开端十分个人化，一切源于一场决斗，决斗双方分别是一名老式的英国政客与一名战后新世界的阿拉伯民族主义领袖。艾登以及他所代表的五十年代中期的英国的确很令人留恋。艾登一生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都保持着熠熠生辉的形象，受到政界各派人物的仰慕，他在人们眼中是全球和平的维护者，一名真正的政治家。他的一位同事形容他是“一半是发疯的从男爵，一半是美女。”艾登来自一个祖业丰厚，尽管有时有些神经质的家庭。苏伊士运河事件当中华盛顿视他为格格不入的英国势利眼主义的墓碑。实际上，他家的一位先祖曾与乔治.华盛顿结为挚友并支持过《独立宣言》，另一位先祖写过一本贫困人口调查报告，深得马克思的赞赏。艾登从来不敢肯定自己生父的身份——他母亲当年涉猎十分广泛——不过最可能的人选是狂放不羁，挥金如土，富有艺术气息的威廉.艾登爵士。他的形象就是一位从讽刺小说里走出来的行为乖张的贵族，要是在骑马打猎时碰上交叉道口他就纵马从放下的横杆上一跃而过，丝毫不顾忌飞驰而来的火车。他的脾气极坏，满嘴脏话，以至于他在杜伦当地法院当法官时，矿工们纷纷赶来旁听他骂人，一个个听得神清气爽。*18*
少年艾登就是一副装满不安定基因的英俊皮囊，他先上伊顿就读，然后参加一战并奋勇战斗，他的长兄牺牲在堑壕里，他深爱的弟弟则在16岁生日几天之后牺牲在了大海上。1923年艾登成为托利党议员，他头脑开明，一路升任为外交部大臣，三十年代他曾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进行过谈判——这二位很快发现他们三个当年呆过的堑壕位于同一条战线的两边，还拿出地图来标记出了他们的相对位置——还应付过斯大林。成为外交大臣之后他协助建立了战前同盟体系以及国联的多项协议。1938年他为了抗议对德绥靖政策而高调辞职，1940至1945年又回到政府继续担任外交大臣为丘吉尔效力。他是个杰出的语言学家，教育良好而且热爱现代艺术，情人众多，外交手段高超，五十年代中期各国首脑都与他十分熟悉。1954年在日内瓦他一力促成了一场极其重要的会议，试图维持新冷战格局下的世界和平，当时的人们都将其视为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努力。
那么纳赛尔又是什么人呢？如果说艾登代表了英国国民性的一个典型侧面，迦玛尔.卜杜尔.纳赛尔上校就是未来几十年里越发常见的反殖民主义地方实力派的祖师爷——富有魅力，高度爱国，铁血无情，不放过一切机会。从少年时起将英国从埃及驱逐出去的志向就燃烧在他心中。直到二战结束为止，埃及都被人视为英国的固有属地，尽管其拥有独立国家的名分和自己的国王。这里曾经是英军抗击隆美尔的中心阵地，也是英国控制中东地区的枢纽。英国的运转需要伊朗与伊拉克的油田进行供养，英国年进口量的四分之一以及欧洲年耗油量的三分之二都要通过苏伊士运河进行运输，飞往印度与澳大利亚的飞机要在中途落地加油——这一切的一切都使埃及成为了关键的战略要地，相当于英国自己的地中海舰队。大多数英国家庭中总有至少一名成员或亲戚曾在埃及工作或服役过。与此相对的是英国人普遍抱有的对于埃及人或者说“中东佬们”漫不经心的蔑视态度。一次早期埃及反英动乱之后丘吉尔就曾叫嚣说，要是他们再不听话“我们就把犹太人搬过去，把他们赶到阴沟里。”
二战之前埃及曾被迫于英国签订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艾登的头像甚至都出现在了埃及邮票上，随时提醒埃及人勿忘国耻。战时的一起事件很好的反应了两国间的主奴关系。1942年，随着隆美尔坦克集团日渐逼近，丘吉尔的脾气也越来越坏，他认定开罗已经成了德国间谍的老巢，于是英国大使告诉埃及国王法鲁克（2）说埃及首相反德力度不够，必须加以撤换。国王将仅存的最后一点尊严搜刮起来，拒绝了这一“建议”，他坚称这一行为已经触犯了他的底线，即1937年两国签署的协议。然后英国大使馆就叫来了几辆装甲车，一对坦克以及几十名士兵，把法鲁克国王堵在了皇宫里面。英国大使径直走进皇宫，要求国王陛下在一封措辞极其卑下的退位诏书上签字，“代表朕本人以及后世儿孙放弃埃及王位。”这一来国王陛下的皇族气概彻底崩溃了，他可怜兮兮地恳求最后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这一请求得到恩准，首相立刻就丢了饭碗。生活又恢复了平静，战争也继续进行了下去。但是埃及人牢牢记住了这一幕。纳赛尔当时是一名远在苏丹的年轻埃及陆军少校，这件事令他怒火中烧，在与友人的通信中他怒斥埃及当局对英国奴颜婢膝的投降态度。他在信中写道，殖民主义“一旦意识到在埃及还有人愿意牺牲性命，真刀真枪的硬拼，立刻就会像妓女一样逃回老家去。”
码头工人家庭出身的纳赛尔很快就成了一个少壮派激进军官团体“自由军官运动”的核心人物。这一组织的目标就是驱逐英国人，建立一个更倾向于社会主义而非伊斯兰教的新型阿拉伯国家。在当时以及纳赛尔上台之后，极端穆斯林主义者——基地组织指导思想的来源——是打击甚至处决的对象。纳赛尔是一个坚定无情而又内敛的人，这种人的身边从来不会缺乏追随者。1952年7月自由军官运动终于废黜了法鲁克，随后纳赛尔只用了两年就赶走了过渡领导人将埃及控制在自己手中。他的时机可谓恰到好处，战后兴起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令英国人如坐针毡，英国的石油利益遭到了挑战，出访中东的英国大臣们发现自己经常成为阿拉伯民众练习投掷石块的靶子。令丘吉尔大为光火的是，伊朗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德（3）于1951年将英伊石油公司收归国有。尽管他在两年之后就被CIA策划的政变推翻（政变的筹划者是一位美国前总统的孙子，名曰克米特.罗斯福（4）），但是他的行动预示了纳赛尔在埃及的下一步举措。在伊拉克，英国扶持起来的国王与首相已经岌岌可危，很快就将被暴乱的民众杀死。在约旦，1956年侯赛因国王解雇了英国军人约翰.格拉布（5），自1939年起此人就在这里担任阿拉伯军团的司令，人们都叫他格拉布.帕沙。这在今天看起来不是什么大事，但当年这可是抽在伦敦脸上的一记响亮耳光，这记耳光背后是整个中东地区日渐高涨的阿拉伯主义。艾登将这一切全部归咎于纳赛尔，他有一次对一名下级说：“哪里来的这么多胡扯……说什么我要把纳赛尔隔绝起来？你还看不明白吗？我想要他的命！”*19*
埃及一直是旧殖民主义势力与新阿拉伯民族主义进行对抗的场所。英国修建在苏伊士运河附近的军事基地与其说是个兵营，倒不如说是个国中之国。这座基地的面积大约与威尔士相仿，边界漫长，造价昂贵，难以防御。因此当年艾德礼在战争结束不久后曾想过要撤销这个基地。基地的日常给养完全要依靠与周边村镇的交易来保障。但是在法鲁克王朝的最后几年，基地遭到了当地民族主义阿拉伯居民的抵制。事件层层升级，最后导致一名外出的英军士兵遭到枪击，随后英军展开了血腥的报复，其中包括将一队火力不足的阿拉伯警察赶进一栋建筑并全部枪杀，接着开罗市民就将市内外国人开设的酒店、商店、酒吧以及俱乐部全部烧成了白地。一夜之间，英国人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游击战当中。
最终伦敦开始就撤军问题开始谈判——再怎么说这里英国在这一地区附近还有其他军事基地，例如塞浦路斯——不过这里也遭到民族主义游击战的侵扰——以及约旦。时任外交大臣的艾登认为撤军是不可避免的，并对同事们指出“我们自己违反条约在先”，此时英国在埃及军队数目是条约允许的8倍。一开始大家都很文明，纳赛尔甚至还和艾登进行了短暂接触，尽管他非常不喜欢被英国领导人用流利的阿拉伯语进行说教。纳赛尔后来抱怨说，艾登在华丽气派的英国大使馆里会见他时的态度就好像他不过是个下级军官，而大使馆本身“让英国人看上去像王公贵族而埃及人像乞丐”。这次新签订的协议保留了英国对运河的权利，不过这份协议没过几天就被纳赛尔撕毁了。
在目前这个阶段，纳赛尔的威胁性究竟有多大呢？他掌控阿拉伯世界民意的能力的确令人印象深刻，而且他还想成为不结盟世界的发言人。开罗广播电台的信号覆盖了整个中东，可称得上是当年的半岛电视台，只是没有后者那么独立。在接下来的危机中，英国政客将在许多不同场合把纳赛尔与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相提并论，称他为苏联的打手，阿拉伯主义在这一地区的最大威胁。他自然是个独裁者，还是个社会主义者，他制定了宏大的计划要建立一个更健康、更强大、教育程度更高的国家。他想把自己的势力扩展到整个阿拉伯世界，首先是也门，叙利亚，苏丹与约旦。如同日后的萨达姆一样，他也曾用毒气对付过自己的敌人，其他阿拉伯统治者对他也一样不放心。他与萨达姆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相信必须摧毁以色列。
但是要不是华盛顿方面的一步灾难性昏招，纳赛尔充其量只是个地区范围内的麻烦制造者。纳赛尔有一个宏伟的目标，即修建阿斯旺大坝。四十年代中期就有人提出了这一计划，认为这个规模空前的项目将彻底改造埃及的经济。大坝计划长3英里，蓄水后能创造一个300英里长的人工湖，能将埃及当时的发电量提升8倍，可耕地面积增加三分之一。阿斯顿大坝的意义远非一个单纯的工程项目，在纳赛尔眼中，大坝的规模“比最大的金字塔还要大17倍”。阿斯旺大坝的落成将意味着埃及在一位新时代法老的领导下彻底摆脱几百年以来屈辱的殖民史，迈向崭新的未来。问题在于修建这座大坝所需的资源远远超过了当时埃及的国力极限。埃及人一直在考虑贷款的可能性，1956年，纳赛尔相信美国人与英国人都将欣然为他开出支票。当他的大使觉得美国回复了一份最后通牒时不由火冒三丈，于是建议道，如果美国人的条件太苛刻，可以向俄国人与中国人求助。然后时任美国国务卿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就断然取消了贷款。为了显示他的怒火以及为大坝项目另寻一个可靠的资金来源，纳赛尔突然占领并控制了苏伊士运河，用一场大规模群众集会的代号引发了这突然一击。
如果说大坝不止是大坝，那么运河也不止是运河。这是最重要的水上公路，世界贸易的大动脉，欧洲与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远东地区的联系纽带。在大规模空运时代到来之前，如果不走运河就只能绕道好望角，一条既远且贵的路线。不仅是英国，欧洲石油供应的四分之三都来自中东地区，其中的一半要通过运河。此外当时世界货运的六分之一也要从运河经过。每天至少有50艘商船要通过运河，每一艘都得付钱。由于运河的国际意义如此之大，加上当初修建运河的工程师是法国人，经费也由英法两国分担，自1888年起运河就被当做国际公共设施而非埃及私产来管理。运河由一家公司管理，迪斯雷利执政时期高昂的维多利亚创业精神使得英国政府手中控制了公司股份的44%。很好理解为什么这种基于殖民行为上的国际主义会被埃及人视为对国家的侵犯。纳赛尔的计划是用运河的收入来支持大坝建设。夺取大坝的合法性当时在世界上争议颇多，但是对于英国政府来说，纳赛尔的行为不过是盗窃与对国际条约的践踏。更有甚者，决不能让埃及那帮粗人来管理运河这么复杂的设施。再有甚者，如果不加制止，这种厚颜无耻的蛮横之举将会刺激其他阿拉伯激进势力，进而威胁到整个中东地区。
由于纳赛尔的行为是由华盛顿激起的，而且他的报复损害了作为美国盟友的英法两国的利益，人们都以为艾森豪威尔总统会坚定地支持打击纳赛尔的行动。但是情况没这么简单。首先，华盛顿一直致力于将旧殖民国家的势力驱逐出中东以便为美国牟利。虽然本土也有不少油田，但是美国一直担心未来的变数，并敏锐的意识到世界已探明石油储量的三分之二都集中在这一地区。美国与沙特和伊朗都有往来。为经济利益推波助澜的是反殖民主义的道德大旗，尤其有名的旗手是杜勒斯，一位满腹心机、道貌岸然的角色。他对于反对英帝国主义抱有开国国父式的狂热，还十分厌恶艾登，后者对他也殊无好感。其次，华盛顿一直在担心俄国人在匈牙利自由化政权周边发出的种种噪音。再次，美国对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方式与英法两国联合控制苏伊士运河的方式十分相似。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都不希望看到中东地区就商业水道国际共管问题达成任何协议，唯恐这将影响到美国对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最后，1956年时艾森豪威尔总统正在谋求连任，以和平与繁荣为主要竞选卖点的他自然对盟国不合时宜的磨刀霍霍大为光火。综上所述，美国将在苏伊士事件当中站到英国的对立面，而非为其提供支持。
当时的伦敦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切。艾登对纳赛尔的强硬态度当时在英国很受欢迎。保守党同仇敌忾，休.盖斯克领导下的工党作为反对党在态度上更为好战（就像日后马岛战争开局阶段迈克尔.富特（7）领导下的工党一样）。除去几家例外——《曼城卫报》与《观察家报》——报社，评论员与漫画家都站在同一边，要求惩罚埃及。民意调查的结果与来自个人的支持信件涌入唐宁街10号，公众舆论一致认为必须把纳赛尔解决掉。但是在政治活动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时机的把握。在美国人的压力之下，接下来的几个月全都耗费在了政治斡旋上，艾登和他那积极反对纳赛尔的财长麦克米伦开始丧失主动权。国际会议上有人提议依赖运河的各国应该承担新的管理角色，并将运河的正式所有权交给埃及。英国不断暗示自己有可能动武，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则坚持和平解决。美国人声言在运河问题上绝不会“用枪炮开路”，还有意提及殖民主义，无形中助长了纳赛尔的气势，他一口回绝了所有来自外部的提议。华盛顿的态度同样也鼓励了莫斯科对英法两国发动外交攻势。尽管在此期间苏联镇压匈牙利自由化运动在欧洲制造了不小的危机，但美苏两国还是并肩站在了伦敦的对立面上。
局势给人的感觉越来越不妙。此时以色列提供了一条出人意料的捷径。五十年代中期的以色列和今天一样依赖美国，但是以色列政府相信华盛顿并没有明确意识到纳赛尔和他的泛阿拉伯主义对于以色列的生存究竟构成了怎样的威胁。埃及接受了大量苏联军火，包括最新式的喷气战斗机和轰炸机。纳赛尔的反以言论越来越令人胆战心惊，而叙利亚与约旦对他的响应也日渐高涨。苏伊士危机给了以色列人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对自己的头号大敌施加打击，而且还很可能得到来自西方的空中支援。就这样，英法以三国终于酝酿出了一个除掉纳赛尔的计划。麦克米伦一开始建议以色列人从埃及侧翼发动攻击，闲居在家的丘吉尔对这一想法表示热烈欢迎，而艾登第一次听到后认为这是发疯之举并一口否决。但是随着国际谈话无休止的进行以及政府逐渐失去支持与势头，这一设想再一次浮出了水面。
出于某些今天无法得知的原因，艾登下令内阁委员会讨论不能留下书面记录。他甚至还坚持销毁了这一时期他自己以及麦克米伦的日记。但是以色列人接触了重新提起这一构想的法国人。以色列的边境一直受到游击队的侵扰。法国此时正陷身于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当中，他们认为纳赛尔对于法国在此地以及苏伊士运河的利益都构成了威胁。行动的设计者是法国战争英雄莫里斯.夏耶（7），具体计划如下：首先以色列发动进攻，然后英法两国联合呼吁停火，遭到拒绝后“警察式”的干预行动就将立刻跟进。密谋就这样开始了。最终敲定细节的地点是巴黎郊外塞夫勒的一处别墅，二战时这里曾是法国地下组织的据点。艾登的外交大臣塞尔温.劳埃德（8）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到场时很不情愿地用一件从伦敦带来的旧雨衣把自己裹了起来，希望能掩人耳目（可惜不管用）。
和他见面的人有法国外交部长，以色列首相戴维.本-古里安（9），以色列总参谋长摩西.达扬（10），还有以色列国防部的西蒙.佩雷斯（11）。这次会谈进行的很不顺利。英国与以色列的另一个敌人约旦签订了十分密切的防御协议，而且不久前以色列恐怖分子刚刚杀害了英军士兵。而以色列人同样不相信英国人。法国人对于英国一年前拒绝加入欧共体的行为也十分不满。互不信任的最后来源是会谈高度保密的要求，尤其是因为艾登执意不留书面记录。（最后在以色列的一再坚持下，还是写了一份会谈大略纪要，并由英国谈判人员签字。）在当地鲜鱼与美酒的润滑之下，最终各方达成了协议。之后在场所有人集体发誓，有生之年不对外界公布这次会谈的细节。协议内容包括阿尔及利亚的法军伞兵与马耳他和塞浦路斯的英军从两边同时行动，看似互不相关，其实是为了控制运河。这一协议完全不合法，因此要对大使们，大臣们，军情六处的上层以及下院与白宫完全保密。至少这一点做得很成功。尽管CIA从巴黎听到一点风声，艾森豪威尔对于即将发生的事情依然一无所知，直到生米煮成熟饭为止。
与此同时英国国内的气氛也开始转变。工党与左派逐渐开始关注反殖民主义，国际法律以及新生国家的权利等等问题。联合国，北约以及欧洲人权理事会都是新兴组织，建筑物内部的油漆气味还没有散尽。随着美国人对军事行动的敌意越发明显，一些议员与评论家开始另作考虑。艾登就像日后的撒切尔与布莱尔一样抱怨左派知识分子给他没事找事，“而BBC则简直是要气死我，自己往后缩不说，还摆出一副中立的架势，说什么要听取双方意见。”自然，和2004年赫顿报告事件（12）以及BBC董事会主席的辞职相比，这次的事态远没有如此戏剧化。但是在基本面上这些早期的冲突其实更为激烈。艾登曾磨刀霍霍，扬言要将BBC纳入政府直接管理之下，根据BBC内部流传的说法，当时BBC办公楼的外面已经布置了军队，只待一声令下就进行军管。与此同时，电视台内部的各位制作人员一人领到了一把铁锤，并得到指示，万不得已之时宁可自己将设备砸毁也不能让它们落入艾登和政府的手中。政府内部的一部分大臣对于这种种越轨行为越发不安起来，外交部官员安东尼.纳汀（13）辞职以示抗议，尽管在公共影响方面赶不上罗宾.库克在伊战前夕的辞职（14）。正如半个世纪后的伊拉克战争那样，当反对派终于组织起来之后，人们就会开始示威，而私人的不安也将转化为公众的怒火。
英国当代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为数众多的人们走上伦敦街头抗议政府发动战争。日后六十年代反对越战的冲突以及布莱尔执政时期反对伊战的游行都是这次事件的延续，但是在五十年代这种事还从没有人见识过。苏伊士事件将英国一分为二，家庭分裂，朋友反目，也使得首相与体制以及体制中的显贵们之间发生了令人恼怒的冲突。据说蒙巴顿勋爵曾经警告年轻的女王说她的政府“如同发疯一般”。还有一位前王室侍从认为她相信首相大人已经疯了。*20*由于苏伊士事件，整整一代政治敏感的年轻人伴随着对政客们的厌恶成长起来，他们对政客不是敬而远之就是冷嘲热讽。当代英国很可能无论如何都会踏上对于政治手段越发不敬的进程，但是1956年冬天的事件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
甚至就连军队都受到了影响。为应对苏伊士事件发布的征兵令激发了大范围的擅离职守以及轻度哗变。共有20000名预备役遭到征召，许多人都没来，还有人在征兵信上胡乱涂抹上了“扯蛋”二字又把信寄了回去。一位将军在南汉普顿遭到了皇家工兵的石块投掷。在肯特，相似的情景也发生在预备役当中。“他们越来越不愿意擦军靴，叠军服，甚至连站岗都不去。大部分时间都被他们用来嘲笑正式军人的智力，军队对此束手无策……”*21* 问题还不光出在肯特。在马耳他驻扎的近卫步兵们“喝了一肚子海陆空军门市部出售的茶水之后，结队横穿兵营……一直来到军官们的居住地。”他们对居住条件以及政治局势都十分不满，好在辞色严厉的军官们用哗变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把他们吓了回去。但是随后不久，皇家炮兵第37重型防空团就有样学样地也来了一回示威，高声辱骂团长。*22* 这些无疑都不算大事，主要原因是因为预备役人员突然被打发到了尘土飞扬的兵营里，一方面百无聊赖，另一方面满腹牢骚。但是报纸上关于哗变和抗议游行的大标题还是令军队大为震动。
说到底，苏伊士与伊拉克的最大不同还是美国人的态度。1956年的美国人并不像打仗，2003年的美国人则求战心切。措辞苦涩的信件与电话记录反映了当时两国间互不信任的情形。从艾登的角度来看，美国人一直在夸夸其谈什么国际法，其实就是不想对纳赛尔施加真正的压力。他觉得自己已经向白宫给出了足够的暗示，表明他与法国首相愿意动用军队。艾森豪威尔的团队的言行时常让人以为总统接受动用武力的必要性。杜勒斯就曾经放言要让纳赛尔把苏伊士运河“从嘴里吐出来”。因此尽管英国不能向美国通报自己与以色列签订的危险而又违法的条约，但是很多人都相信美国人能够理解英国的用意。这可是大错特错。就艾森豪威尔看来，一边是选举，一边是苏联用4000辆坦克与可怕的流血事件残酷镇压了匈牙利起义，而他的传统盟友却在最糟糕的时刻给他拆台。CIA从伦敦与巴黎不断发回来令人忧心的报告，但是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都没能领会，正如他们没能理解撤销对阿斯旺大坝建设的援助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五十年代的美国才刚刚成为超级大国没几年，依然缺乏经验。这次美国同时被彼此为敌的两边愚弄了。
1956年11月5日清晨，英法两国的伞兵开始空降在塞得港。一支规模庞大的英军携坦克与火炮从马耳他出发，9天行军一路南下，夺取苏伊士运河的行动开始了。目前为止至少在军事层面上一切顺利，英法突击队以32人的代价换取了2000多名埃及士兵的性命。但是政治层面又是另一回事了。入侵刚刚开始，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就气炸了肺。根据驻白宫记者的描述，椭圆办公室的气氛近一个世纪以来还从未如此一点就着。杜勒斯将英法联军的行为与苏联在布达佩斯的暴行相提并论。不幸的是，正当艾森豪威尔在白宫暴跳如雷之际，纳赛尔的心思全都放在了运河上——57艘船只将满载的水泥倾泻进了运河。这正是艾登的计划所要防止的最坏情况。有史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美苏两国联合提请联合国要求停止入侵。停火动议以64票对5票获得了压倒性的通过。世界舆论为之哗然。刚刚独立8年的印度站在了苏联一边，而苏联则威胁要派遣50000名俄国“志愿军”前往中东。正当英国军队占领塞得港一路南下，矛头直逼开罗之时，突然收到了停止前进的命令。伦敦方面下达了立即停火并中止作战行为的命令，不是因为本土几个二等兵耍刺头，不是因为女王的私人意见，也不是因为火冒三丈的莫斯科。自独立战争以来，英国还从未被美国如此羞辱过。
法国人对于自己的国家利益倒是认识得很清楚，也不关心美国人的怒气，他们还准备继续前进。英国的处境则大不相同，她遭到了来自货币、石油与精神三方面的打击。英镑再一次在世界范围内遭到抛售，美联储则不怀好意地大笔买进。燃料油很快就陷入短缺当中，似乎战时配给制又一次卷土重来了，一段时间里英国加油站要求车主使用配给券。英国需要美国向其提供紧急石油储备，但是这需要用美元来购买，而英国恰好没有足够的美元。于是英国只好再次向美国恳请贷款。麦克米伦只好转向华盛顿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美国财政部长乔治.汉弗莱（15）通过驻华盛顿英国大使哈罗德.卡奇亚（16）之口转告他，“只要我说话还算数，你们从美国政府这里一美分也休想得到，除非你们撤离苏伊士。你们是一帮入室行窃的贼！快滚！你们什么时候滚出去，我们什么时候再贷款给你们！”
此时埃及空军已经全灭。13500名英军士兵与8500名法军士兵已经登陆塞得港并开始向运河进发。令人尴尬的是，由日后饱受争议的以色列总理阿里埃勒.沙龙带领的以色列军队早已到达了原定地点并停了下来，这样一来就没有什么敌人需要“分割”了。但是此时游戏的赌注已经大幅提升，随着英国分裂成白金汉宫与军营两边，艾登的健康与精神都垮了下来。就许多人看来北约自身也到了崩溃的边缘。在艾森豪威尔直接打来一通训斥电话命令停火之后，艾登与法国总理盖伊.摩勒（17）进行了通话，摩勒恳求艾登再最后坚持一下。根据法国人的记录艾登是这样回答的：“我走投无路了。我坚持不住了。所有人都抛弃了我。纳汀一向是我的盟友，连他这次也辞职了。就连保守党内部的意见都不统一。坎特伯雷大主教，国教会，石油商人，人人都和我作对！英联邦都要分裂了……我不能充当英国（？）的掘墓人。我希望你能理解，真真正正地理解，艾森豪威尔给我来了电话。没有美国人我根本撑不住。这是英国历史上头一次……不，这绝对不可能。”*23*
停火与随后的撤军对于英国来说就是一场灾难，而纳赛尔的力量则因此变得空前强大。艾登彻底完了，尽管在此之前他还对下院在塞夫勒三国密谋的问题上说谎。他说；“我想在下院坦率地谈一下我对这件事事先知道多少，我事先并不知道以色列会进攻埃及——事先没有这方面的报告。”这番说辞正好可以与法国人6周前对塞夫勒会谈的记录对照着看，这份记录一开头就说得十分明确：“以色列军队于1956年10月23日对埃及军队发动了主攻……”运河最终还是重新得到了开放与修复，尽管石油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英国人碰了个鼻青脸肿，颜面扫地，完全成为了华盛顿屁股后面的跟班。
美国在这次事件中受到的影响也值得一提。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一直受到伪装成基督教原则的愤恨所驱使，他们对危机的处理方式鼓励了阿拉伯民族主义，几十年后美国将对此有进一步亲身体会。艾森豪威尔在他对英国动武意愿了解多少的问题上误导了美国人民。他在公开场合宣称他憎恶侵略是因为他不相信国际争端应该通过武力解决，似乎几年前想往朝鲜扔原子弹的人根本不是他。俄国人对此暗记在心，在接下来几年里变得更加好战。此外，法国人与美国拉开了距离，转而经营法德轴心并一直延续至今。中东政治经受巨变，英国永远失去了在这一地区的独立影响力。以色列的支持以及与约旦皇室达成的石油同盟使美国在这里站住了脚并引发数不清的争议，这一切也是从苏伊士开始的。很久以后，根据时任副总统的尼克松回忆，艾森豪威尔在苏伊士问题上有了回心转意的表现，将压倒英国称为自己最严重的外交失误。1959年杜勒斯死于癌症，临死前他也对医院院长承认自己对苏伊士事件的处理不够妥当。
苏伊士危机还产生了另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后果。比方说Mini汽车最初就是为了应对运河被占领带来的汽油价格上涨而设计出来的。甚者连克莱德赛德与泰恩赛德两地造船业的衰落都受到了这一事件的影响，这里出产的小型油轮很快就会被国外大型油轮所取代。人们很快发现，这些大船绕行好望角的成本和小船通过运河的成本差不多。艾登原本有可能碰不上这场战争，并以战后最优秀首相之一的形象被人们所铭记。但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苏伊士”这三个字将会永远伴随英国，象征着英国终于认清自己在世界上究竟还剩几斤几两的惨痛一刻。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Antony_Lambton
（2） http://baike.baidu.com/view/480289.htm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Mohammad_Mosaddegh
（4） 克米特（Kermit）这个名字恰好与《芝麻街》里的青蛙重名。外链出处
（5） http://en.wikipedia.org/wiki/John_Bagot_Glubb
（6） http://baike.baidu.com/view/3317496.htm
（7） http://en.wikipedia.org/wiki/Maurice_Challe
（8） http://en.wikipedia.org/wiki/Selwyn_Lloyd
（9） http://baike.baidu.com/view/971003.htm
（10） http://baike.baidu.com/view/179573.htm
（11） http://baike.baidu.com/view/602474.htm
（12） http://www.jrj.com.cn/NewsRead/Detail.asp?NewsID=560945
（13） http://en.wikipedia.org/wiki/Sir_Anthony_Nutting,_3rd_Baronet
（14）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8/07/content_3319393.htm
（15） http://en.wikipedia.org/wiki/George_M._Humphrey
（16） http://en.wikipedia.org/wiki/Harold_Caccia,_Baron_Caccia
（17） http://myy.cass.cn/file/2006011923341.html
*18* D. R. Thorne, Eden, Chatto & Windus, 2003
*19* Brian Lapping, End of Empire, Granada, 1985
*20* Ben Pimlott, The Queen, HarperCollins, 1996
*21* 以上内容见Tom Hickman, The Call-Up: A History of National Service, Headline, 2004
*22* 感谢Christchurch 的Rick Richards以及Burghclere的Jean Webber提供信息
*23* Jean-Raymond Tourneaux, Secret d’Etat, Paris, 1960, quoted in Herman Finer, Dulles over Suez, Heinemann, 1964
就是这一段：
考虑到联合国已经成立十一年，北约也已经成立七年。而且英国在两个组织都是主要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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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变化，作者，声望:1；铢钱:16。你，乐善:1；铢钱:-1。本帖花:1
The United Nations, Nato and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still smelly of fresh paints.
"刚成立没几天"可能的确属于翻译过度。已经改过。
哈罗德.麦克米伦升任首相意味着对美国强权的迅速承认。还有别的办法吗？与他十分相似而又截然不同的艾诺.鲍威尔肯定认为有。但是心机深重的麦克米伦玩政治的水平更胜一筹。“先进先出”这句笑话是对他最直白而准确的描述。尽管他对于纳赛尔的态度比艾登更加强硬，但是身为财长的他对于抛售英镑带来的冲击有着更直接的感受，因此率先敲起了退堂鼓。在苏伊士危机最紧张的时候，另有盘算的麦克米伦与美国驻伦敦大使进行了多次秘密接触，他在美国人面前自称是艾登的代理，并且提出多种手段来说服托利党的后座议员们接受停火与撤军。
麦克米伦与艾森豪威尔早在战时就彼此相识。尽管不能说是美国人用一位谦恭的大西洋主义者替换掉了艾登——这次走马换相是按照托利党的传统形式通过内阁私密会议完成的——但是到头来美国人的确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人选。麦克米伦上任伊始，就试图将苏伊士这一页掀到脑后，不顾在法国人一旁几欲作呕，并很快向华盛顿请求核技术支持。曾经有这么五六年，贝文对于完全独立的英国核武器的信仰的确得到了实现，但是也只不过是五六年而已。这段美好时光开始于依靠远程喷气式轰炸机进行投放的新式英国核弹可以投入实战那天起，到1958年麦克米伦意识到英国轰炸及导弹技术早已落伍，无法对俄国构成威胁那天为止。
继续栖身于狭小的有核俱乐部里面并不是麦克米伦的唯一出路，但是与在全球范围内维持全套帝国行头相比，核武器似乎是一个性价比更合算的选择。麦克米伦一有机会就虚张声势，1957年5月他下令在圣诞节岛进行了英国第一次氢弹试爆。这颗氢弹的技术其实还算不上成熟，之所以试爆是为了让美国人相信自己的盟友有着与实际情况不相符的实力。第二年，美英两国的核专家在华盛顿进行了一次至关重要的摊牌。奥尔德玛斯顿的英国团队极力试图说服爱德华.特勒（1）和他的阿拉莫斯团队，英国在核武器理论方面和美国一样先进。特勒承认物理定律似乎在大西洋两边都一样适用，1940-45年的合作由此得到了短期恢复，尽管自苏伊士危机之后，美英之间任何平等合作的伙伴关系都是用来糊弄外人看的。英国或许也可以像法国那样脱离北约，摆脱美国人控制的军事体系，重新发展自己的核武器与核战略，全身心地拥抱新欧洲。苏伊士危机之后的英国的确还有另一条路可供选择，这条道路代价高昂，而且还会改变整个战后世界的格局，但毕竟是另一条道路，尽管这条路看上去乱石丛生，令人望而生畏。可是麦克米伦对于这种可能根本不加考虑。
这条崎岖坎坷的道路是另一位政治人物的地盘，一位令麦克米伦浑身难受的人。1962年的一个早晨，外交大臣荷马勋爵（2）走进唐宁街10号的内阁会议室，看到首相大人正在桌旁静静地重新摆放名牌。他询问内阁秘书出了什么事，是不是有人去世了。不，这都是因为艾诺.鲍威尔。“首相再也受不了艾诺谴责的目光从桌子那边直接盯过来了。”就这样鲍威尔被打发到了桌子的最左边首相看不见的位置。这件事在当时并没有看上去那么严重。在面对不愉快的选项时避免目光接触也是统治艺术的一部分，而且大多数情况下都很管用。鲍威尔是一名才华横溢的浪漫主义者，不过办起事来则一贯遵从冰冷而不动摇的逻辑。面前的各种选择令他倍受煎熬，权力不断增长的政府对经济有何影响，帝国的消逝会带来哪些后果，移民对传统的英国国民性将要造成怎样的冲击，等等。在他的从政生涯里，他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并非一以贯之，其中有些答案还会毁掉他的政治生涯，但是他从始至终一直按照饱受折磨的良心办事。相比之下，麦克米伦对于未来的困难选择有着很清楚的认识。他的日记里充斥着不详的预感，他的书信总是言简意赅。他大力推动去殖民地化以及英国加入欧共体的进程。但是一旦面对更加危险的问题，比如是否要抑制工会的势力以及削减政府开支，他往往更喜欢缩在办公室里给外面的人打包票说一切都会好转。他是个了不起的演员，而且他还把鲍威尔摆放到了自己看不见的地方。
尽管他们彼此无甚好感，但是麦克米伦与鲍威尔之间不乏若干重大相似之处。两人都有参军的经历，都为自己没有在与德国人作战时牺牲而多少感到内疚。麦克米伦在一战时表现极其英勇并多次负伤。幸存下来的他从没有忘记那些没能幸存的战友与下属。他走起路来一拽一拽的，成为首相后经常有人嘲笑他放不下贵族架子，实际上那是德国人的弹片造成的。鲍威尔的年纪更轻，在二战时他是第八军的一名情报官。很久以后他很有个人风格地说道，“我当时要是牺牲在战场上也挺不错。”两人都饱受战争创伤的纠缠。两人的出身都不算高，尽管麦克米伦与上层社会联姻并养成了射野鸡的习惯，而鲍威尔也十分擅长射飞碟与猎狐。麦克米伦的家庭最早是苏格兰的自耕农，后来从事图书业，因此使得他有了十分良好的成长环境。鲍威尔是伯明翰一位校长的儿子，依靠意志力与艰苦工作一步步出人头地。两人都博览群书，尤其是经典著作，极富语言天赋，尽管麦克米伦没有鲍威尔的才气，因此更倾向于英语小说和传记。两人都相信英国自有天命。两个人的区别主要在个性以及代际差异方面。
麦克米伦是一位志向高远的维多利亚式改革家，他小时候正好赶上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六十周年庆典，隆隆的马车声与庆典场面无疑感染了他。大萧条造成的贫困惨状，尤其是斯多克顿地区遭受的冲击，深深地触动了他这位年轻托利党员的良心。他在三十年代的政治立场十分激进，甚至到了极端的地步。他雇用了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的新党前任秘书，一名前马克思主义者。他号召对经济进行大规模计划控制，具体手段包括废除股票市场并将工会吸纳进决策机制当中。他的政策很接近五十年后的托尼.本（3）。要不是战争的干预他很可能会脱离托利党。战争之后他依然很不安分，建议将保守党改名为新民主党。等到他1951年重返政府的时候，他那狂野不羁的意识形态已经发展成了较为温和的当家人作风，这使得左右两翼都十分惊骇。就好像丘吉尔有一位美国母亲那样，麦克米伦也想向人们证明在这个美国主导的世界里英国依然可以扮演一个睿智的家长形象，尽管身子骨有些虚弱。英国可以也应该成为“美国这个当代罗马的希腊”。
艾诺.鲍威尔比他年轻十八岁，为人也没有这么浪漫。他上过大学，还在帝国的最后时刻参加过驻印军队。他与丘吉尔或者麦克米伦不同，极其憎恶美国人，以至于在1944-45年相信下一场世界大战将在欧俄同盟与美国之间开打。当代罗马的希腊？要是鲍威尔自己不是一位杰出的拉丁语学者他可能早就把罗马一把火烧了。麦克米伦喜欢摆出家长作风和稀泥，而鲍威尔则先确定基本原则，然后一路毫不留情地推进下去，不管得出怎样令人头大的结果都无所谓。主权，独立与种族问题对他来说不是耍花枪，他不信任作与卖弄聪明——尽管就像他的工党分身与好友迈克尔.富特一样，依赖作秀与个性政治的程度总是超过自己愿意承认的限度。鲍威尔开始尝试打猎的时间比麦克米伦要晚，但是他骑马骑得更野，经常冒冒失失地驱马跨栏并从马背上摔下来。麦克米伦骑术高超，政治手段同样不俗。鲍威尔则一直做不到这一点。但是与麦克米伦掌控一切的执念相比，鲍威尔的怒火对当代英国历史同样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这两个人的争论将使得这13年托利执政时期过得有声有色。麦克米伦有权力而没想法，鲍威尔大多数时间都没权力，但是却从不欠缺想法。
（1） http://baike.baidu.com/view/530295.htm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Alec_Douglas-Home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Tony_Benn
*24* Quoted in Robert Shepherd, Enoch Powell, Hutchinson, 1996
思想的作用十分重大，也正因为如此接下来的故事才尤其重要。故事的主角是一位伊顿出身，信奉国教的科学家，前皇家空军飞行员，养鸡场主以及不成功的海龟饲养户，名叫安东尼.费舍（1）。在1945年往后社会主义与中央计划大行其道的几年间，费舍一直是一名坚定的个人主义者与反社会主义者。就他看来，“共产主义是提供给人民的毒药，社会主义是装毒药的杯子，而福利社会则是用来引诱人的标签。”在四五十年代的英国公开持有这种观点使他成了别人眼中的另类。这个国家也曾一度是世界自由经济的中心，其国民对大政府的厌恶人所共知，这里既没有身份证也没有多管闲事的中央政府。可是现在甚至连自由党都成了战后共识的热心支持者（再怎么说这也是贝弗里奇与凯恩斯所在的党派）。倒是也有几个挺身而出进行反对的人，不多，但的确有。令人意外的是，这些人的精神导师居然是弗雷德里希.海耶克，一名背井离乡的维也纳经济学家。他的祖国是国际知识界的竞技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弗洛伊德理论与法西斯主义曾在那里斗得难分高下。他还是素以理论艰深著称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表亲。正是此人将会帮助英国重新拾起经济自由主义的教条。
海耶克早在1931年就来到了伦敦教授经济学，并与另一位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2）交情甚笃。后者是伦敦园丁的儿子，当初正是福利国家的创造者贝弗里奇把他教出来的。海耶克与罗宾斯在伦敦经济学院结成了十分密切的合作关系。二人颠覆性的友谊将最终在扭转英国知识分子大环境的过程中发挥作用。海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出版于1944年，这是当时影响力最大的书，书中对社会主义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攻击。很多人对书中内容嗤之以鼻，但这些内容也得到了乔治.奥威尔与凯恩斯两人有所保留的赞赏。但是一本书算不上一场运动。自由派经济学家们自1947年起就经常在瑞士碰面，但是在英国，类似的运动则要等到费舍正式登台之后才算开始。现在人们基本上已经把费舍忘记了。他在不列颠之战期间曾不幸目睹自己兄弟的死亡，大受刺激的他改行在苏塞克斯当了一名农夫。作为坚定的个人主义者，他一直在关注海耶克的著作，还在战后想方设法与自己的偶像见了一面。海耶克劝他不要从政，而是要成立某种机构或者组织，从思想层面上与国家的影响力对抗并取得胜利。费舍将这番忠告铭记在心。万幸的是，国家很快就推了他一把。1952年，他的牛群染上了口蹄疫，必须全部宰杀焚毁。费舍拿到赔偿金之后用这笔钱去了一趟美国。*25*
他在美国不光接触到了最新的自由市场思潮，还造访了一座位于康奈尔大学的巨型实验性“肉用仔鸡”农场。费舍认为这正是肉类匮乏的英国最需要的东西。当时从美国进口全套笨重的养殖设备并不合法，因此（反对管制的）费舍用锡纸裹了两打受精的白洛克鸡蛋，放在行李里面当做“复活节彩蛋”带回了英国。他在苏塞克斯修建了煤气供暖的鸡舍，顶部还安装了轨道投喂系统。很快24只小鸡就变成了2400只，接着又变成了24000只。不出几年他就繁育了125万只鸡，布克斯特德鸡肉公司就此成立，而费舍也赚了个盆满钵满，成为了全欧洲最成功的家禽养殖户。廉价的烤鸡成了英国家庭周日午餐餐桌上的招牌菜，费舍则用自己的收入成立了经济事务学会（3），当代英国历史上最富影响力的智囊团。学会创始人是费舍与一位神经质的前伞兵兼自由派奥利佛.斯梅德利（4），经济事务学会的目的是要对抗费边社（5）的社会主义影响*26*。之后拉尔夫.哈里斯（6）与阿瑟.塞尔顿（7）。海耶克的先见之明得到了验证，思想的播种远比常规政治生涯更有影响力。
经济事务学会在1957-58年的冬天第一次对英国政治发挥了自己的影响力，当时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了4%而工资率上调已经达到了两位数。和大部分政治危机一样，这次问题的根源也位于私营领域的核心。问题在于是否应当削减政府开支来作为控制经济领域货币总量的手段之一。银行也收到指示要紧缩贷款。和物价上涨相比麦克米伦更担心社会动荡与失业。他的财长彼得.桑尼克罗夫特（8）则持反对意见。他坚持要依靠节省来压制通货膨胀并由此拯救英镑。他的敌人称麦克米伦为没有原则的懦夫。无疑他一门心思都在想如何保住首相的位置，但是首相还有另外一面。他是在凯恩斯的影响之下成长起来的，他认为也许并没有必要进行极其痛苦的支出削减，而经济早已开始放缓。尽管麦克米伦经常在面对分歧时手忙脚乱，胡乱叫价，致使分歧进一步扩大，这次他的决定却很精明。而且他身边有许多花钱的大臣，分管着军队、医院、福利等等领域，这些人都极力反对削减开支，他也担心这些人中有的会辞职。
事实证明，这场争论的另一边真有几个下定决心要辞职的人，例如桑尼克罗夫特和他的两位手下——一位是奈吉尔.伯奇（9），家道殷实，刻薄理性，而且几乎就没有视力，另一位就是艾诺.鲍威尔。他们对于控制货币供应重要性的坚持并不仅仅是专业观点，还与他们个人对于统合主义与大政府的怀疑有关，这种想法与经济事务学会所推动的更为知性的经济学案例十分接近。莱昂内尔.罗宾斯一直在为这三位大臣出谋划策，尽管更愿意达成一致意见的官员们对这些建议直嘬牙花子。而费舍的追随者则将桑尼克罗夫特一伙人在财政部的反叛行为视为英雄之举。他们不但为桑尼克罗夫特提供智力弹药，还通过鲍威尔与少壮派托利党员建立了联系。鲍威尔很早就接触到了海耶克的思想。在三大臣辞职几个月之前，他们曾经碰过一次头，发现彼此观点十分一致——政府开支过高，必须加以严格控制。他们不顾自己的人马以及同事们的本能，出台了一系列削减方案，其中包括将学校午餐价格上涨50%，停止上调工资以及取消对生二胎的补助。这些措施将会影响到五百万家庭以及上百万名中产阶级家庭主妇，她们的支持对于托利党来说至关重要。
这项一揽子政策有意制定得强硬而刺激，一下子就将内阁推入一场混战。七十年代有名的政治大冲撞当中，大臣们可以为了在通货膨胀问题上坚持自己的观点与白厅和工会的一致意见作对。如果想在七十年代到来之前就欣赏到这一幕的话，现在正是时候。一天又一天过去了，争论双方的拉锯战毫无终止的迹象。妥协方案摆上桌面，先被人部分接受，然后又遭到全盘否决。人们的脾气越来越坏。财政部的人马在唐宁街10号杀进杀出，周五举行了内阁特别会议，周日紧接着又举行了一次。但是尽管愤怒的同事们都把桑尼克罗夫特的做法称为“希特勒战术”，他就是不为所动。麦克米伦急着要从混战当中抽身出来好去进行英联邦国事访问，但既便如此他依然不打算在开支削减问题上让步。于是三大臣就辞职了。桑尼克罗夫特后来成为了撒切尔执政时期的托利党党主席。伯奇由于视力问题而永远告别了政坛。鲍威尔风雨交加的职业生涯才刚刚起步，还有好几场危机在未来等待着他。麦克米伦用精心考虑过但看似随口说出来的措辞将这次的事件称为“地方上的一点点困难”。他随即任命了一支新队伍，然后就按原定日程施施然地踏上了访问之旅。这件事并没有立即产生什么后果。新任财长还是裁掉了一部分开支，但是经济状况并没有好转，说明桑尼克罗夫特开的药方的确狠得有些过头。
但是这标志着形势的转折——人们终究远离了自由市场理论，步入了计划经济的最后阶段，这一阶段将会以灾难收场并最终导致撒切尔主义的诞生。这是经济事务学会的最终胜利，安东尼.费舍的鸡蛋终于等到了孵化的那一天。在此之前，1959年迎来了另一场选举前繁荣，同时振兴英国经济的新想法也开始获得支持，也就是法国人正在推行的中央计划制度。到了1961年政府试图通过“暂缓支付”的方式来控制通货膨胀，然后是国家经济发展理事会的成立，这使得工业家、公务员与工会坐到了同一张桌子旁边，讨论如何增产的问题。雷金纳.麦德宁（10）曾直接要求汽车制造商在苏格兰，默西赛德郡以及威尔士开设新厂来应对不断加剧的失业问题。次年政府下达了4%增长率的目标。一位新任首相为了给1964年选举做准备通过了此时已经升任财长的麦德宁提出的预算，日后工党将会抨击这一预算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几乎所有工党日后试图用来将自己从经济衰退中计划出来的武器，从收入目标到国家计划再到地区性规划，早在麦克米伦与他的继任者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11）执政时期就已经得到了落实。这一切手段都会失败。至于为什么会如此，安东尼.费舍早就看出来了。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Antony_Fisher
（2） http://baike.baidu.com/view/5768728.htm
（3） http://www.iea.org.uk/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Oliver_Smedley
（5） http://baike.baidu.com/view/229309.htm
（6） http://en.wikipedia.org/wiki/Ralph_Harris,_Baron_Harris_of_High_Cross
（7） http://en.wikipedia.org/wiki/Arthur_Seldon
（8） http://en.wikipedia.org/wiki/Peter_Thorneycroft,_Baron_Thorneycroft
（9） http://en.wikipedia.org/wiki/Nigel_Birch
（10） http://en.wikipedia.org/wiki/Reginald_Maudling
（11） http://baike.baidu.com/view/295419.htm
*25* Gerald Frost, Anthony Fisher, Champion of Liberty, Profile Books, 2002
*26* Richard Cockett, Thinking the Unthinkable, HarperCollins, 1994
这个问题的最佳答案自然是让英国工业生产更多质量可靠，价格合理，全世界都想买的产品。这一点能做到吗？五十年代时有很多成功的英国企业，有壳牌公司这样的石油巨头，这个1906年企业合并后的产物此时已经成为了规模庞大的国际公司，总部设在伦敦。联合利华是另一家英荷合资企业，成立于1928年，经营业务从肥皂到香肠，从牙膏到速冻食品无所不有，企业依靠当时最先进的理念加以经营，包括市场调查，严格定向的广告以及管理层培训上岗。重新私有化的钢铁企业也十分活跃。例如威尔士钢铁公司，它在南威尔士的塔尔伯特港（“永远不眠的钢铁之城”）总共雇佣了20000人，还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轧钢系统。其他私有钢铁企业也都纷纷开足马力要与欧洲同行们一较高下。还有帝国化工集团（ICI），这家二十年代成立的联合化工公司对于多种产品享有近乎垄断的地位，仅研发人员就雇用了6000名，五十年代末的研发投入超过英国所有大学的总和。电子产业里有费伦蒂（1），此外还有英国联合电子工业公司（AEI）这样经营范围遍及汽车引擎、灯泡、冰箱与洗衣机的企业。劳斯莱斯与威格士在机械制造领域依然独领风骚，吉凯恩（GKN）（2）在钢铁领域也同样风生水起。
对于这些企业以及其他众多企业来说，整天呆坐着或者缺乏竞争力是不可接受的行为。无情的“企业掠夺”行为开始于五十年代，商业巨头们将有气无力，管理不善的公司接手下来并大卸八块重新组合。人人都在谈论学习美国先进管理经验，大型美国广告公司早已在伦敦站稳脚跟并开始影响英国人的思考方式，如饥似渴的人们将意大利、丹麦以及法国的设计纷纷请进英国。在1962年的《解剖英国》一书中安东尼.桑普森（3）勾勒了一幅新兴地产大亨们将老牌公司在内城的产业拆得七零八落并进行新发展的生动图像——他称之为他自己的“卡纳勒托绘画”（4），体现英国繁荣的最新风景线。
杰克.柯顿（5）是一名创业有成的伯明翰人。他住在多彻斯特饭店的套房里，房间内挤满了调研员，四壁挂满了地图与雷诺阿的绘画。他是个衣着整洁的商务人士，“身材短小，脸膛发红，时年59岁，一头油光可鉴的黑发，精明的双眼，前胸口袋里装着叠成尖角型的手帕，用来搭配领结……他有两辆车，一辆叫JC1，另一辆叫JC2。”休.佛雷瑟（6）是格拉斯哥服装商人的儿子，他在英国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商铺网络。1948年他促成了佛雷瑟百货的上市并创立了苏格兰与联合投资有限公司（SUITS），后者成为了五十年代英国商界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1957年他并购了伦敦的约翰贝克集团，两年之后又买下了哈罗德百货（7）。在意大利出生并搬迁到苏格兰阿洛厄的查尔斯.方特（8）此时正在悄无声息地将几家不起眼的连锁咖啡店转化成一套完整的餐饮住宿体系。他开办了英国最早的一批公路咖啡馆。1971年他又将小厨师连锁店（9）收归旗下，1978年他进一步控制了开心食客（10）。这几家店的菜品质量虽说算不得第一流，但是却为几十年间好几代出门在外的英国旅人解决了吃饭问题。这些人和身穿粗花呢外套，漫步于水塘边射猎松鸡的伊顿子弟们一样，也是五十年代英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便在政府内部现代化的呼声也清晰可闻。例如活跃异常的托利大臣欧内斯特.马普尔，白手起家的生意人，工人阶级出身的暴发户，也是麦克米伦内阁中的异类。他好比一团能量四溢的火球，即将彻底重塑英国交通体系。在他管事期间，新式道路与交通体系获得了大量投资，13年托利执政期使得英国个人汽车保有量翻了四番，达到800万辆，货运流量也完成了从铁路向公路的转移。
就连最终将要成为英国工业界终极失败象征的汽车业此时也走势强劲。战前工业格局遗留下来的众多彼此纠缠的小公司遭到了大刀阔斧的整顿。1952年，竞争多年的两大汽车巨头奥斯丁与莫里斯合并并成立了英国汽车联合公司。位于伯明翰长桥的奥斯丁公司成立于1906年，两次大战间期奥斯丁7型轿车一直统治着英国市场。这是第一款面向中等收入人群的大规模量产汽车，获得过宝马的认证，还曾被尼桑仿效。二战爆发时这款汽车总计销售了300000辆。1948年奥斯丁推出了最新系列，公主（11）与谢尔兰（12）的广告在杂志与报纸的广告页上随处可见。A40 萨默赛特（13）与迪文（14）也即将登场。在莫里斯那边，牛津的诺菲尔德勋爵（15）是当代英国的工业先驱，他在一战之前就造出了自己的第一辆车，两家企业合并后他依然老当益壮地担任了联合公司的总裁。莫里斯8型与10型（16）汽车在战前赢得了无数追捧。战后牛津公司又出品了大众汽车时代英国第一款优秀车型，亚历克.伊斯哥尼斯在1948年主持设计的Morris Minor。这将成为英国汽车史上第一款销量过百万的汽车并一直生产到1971年。诺菲尔德勋爵并没有马上喜欢上这款汽车，他称其为“那个倒霉外国佬设计的倒霉玩意儿。”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Ferranti
（2） http://baike.baidu.com/view/3097766.htm
（3） 外链出处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Canaletto
（5） http://en.wikipedia.org/wiki/Jack_Cotton
（6） http://en.wikipedia.org/wiki/Hugh_Fraser,_1st_Baron_Fraser_of_Allander
（7） http://en.wikipedia.org/wiki/Harrods
（8） http://en.wikipedia.org/wiki/Charles_Forte
（9） http://en.wikipedia.org/wiki/Little_chef
（10） http://en.wikipedia.org/wiki/Happy_Eater
（11） http://en.wikipedia.org/wiki/Austin_Princess
（12） http://en.wikipedia.org/wiki/Austin_Sheerline
（13） http://en.wikipedia.org/wiki/Austin_A40_Somerset
（14） http://en.wikipedia.org/wiki/Austin_A40_Devon
（15） http://en.wikipedia.org/wiki/Lord_Nuffield
（16） http://en.wikipedia.org/wiki/Morris_8 http://en.wikipedia.org/wiki/Morris_10
亚历克.伊斯哥尼斯（1）这个人很值得专门提出来谈一谈。他不光是Morris Minor 的设计者，还在民意支持达到顶点的麦克米伦在选举中大获全胜的1959年生产出了世界上第一辆Mini。这是麦克米伦执政时期最可人的产品，尽管麦克米伦本人绝对不会买一辆如此狭小而俗气的汽车。伊斯哥尼斯是当之无愧的英国汽车发展史上影响最大的个人之一，同时也是唯一一个声名在外的工业设计师。他是一位希腊工程师的儿子，他父亲生长在土耳其，后来获得了英国国籍。他母亲是一位德国啤酒酿造师的女儿。他小时候就住在他父亲的工作室附近，经常看他父亲将一张张图纸转化成引擎。
伊斯哥尼斯很好的反映了移民给这个国家带来的好处。他是个战争难民。一战和约将奥特曼帝国大卸八块，伊斯哥尼斯居住的士麦那被划分给了希腊。土耳其人又把它赢了回来，于是许多外国人纷纷逃离。伊斯哥尼斯的父亲在途中去世，他和母亲一起身无分文地于1922年来到了伦敦。他先在汉博（2）工作，后来又去了莫里斯，最后开始学习工程学与工业制图。他是个反常规式的设计师，极其鄙视所谓的团队合作设计，对数学更是嗤之以鼻，称其为真正创造性的天敌。他的主要学习途径是自己动手攒赛车，二战前他还开着自己攒的赛车参加过比赛。后来他还对多种汽车改良技术冷嘲热讽，比如车载收音机，安全带与可调座椅。
伊斯哥尼斯的Morris Minor在设计与结构上都十分激进。这是与希特勒时期德国大众甲壳虫最为接近的英国汽车。他的Mini Minor是苏伊士危机的直接结果，当时的汽油短缺迫使人们寻求更廉价、更经济的汽车。英国早已相中了从德国与意大利进口的微型汽车，很快就在布莱顿开始制造。伊斯哥尼斯的想法是为英国汽车联合公司（3）生产一款能与进口货抗衡的汽车，但是这首先得是辆正经汽车，而不是顶着个汽车外壳的摩托。他不仅赋予这款汽车美观的外形，还调转引擎并将其置于轮子上面，从而获得了比任何之前的汽车更大的车内空间。他的设计如此激进，以至于必须要制造一套全新的车床才能生产。这些车床也是伊斯哥尼斯设计的。Mini很快就会成为英国的标志，这款活泼而皮实的小车在我们心目中反映了英国国民特质最优秀的一面。不过要说起Mini的真正经历可算不得为英国汽车工业脸上贴金。早期的Mini做工粗糙，机械问题层出不穷，最要命的是车顶漏水。当时有人开玩笑说买一辆Mini应该附送一双雨靴，还有一位记者说自己在车门门套里面养了一条金鱼。伊斯哥尼斯的脾气很大，对于资历较浅的设计及生产人员尤其不客气，他们背后都管他叫做“急死我你死”。伊斯哥尼斯曾经表示自己要设计一款“女佣也买得起的汽车”，但是Mini最初瞄准的低收入家庭根本不买账，对他们来说，这款汽车造型怪异，尺码逼仄，做工也不够精细。
实际上，这款汽车看上去曾经一度濒临灾难的边缘。它背后的经济账往好听里说也是不明不白。基本款式一辆卖350镑，比起其他小型汽车要便宜的多，例如495镑的凯旋先锋（4）与380镑的福特安格利亚（5），还有416镑的Morris Minor。但是这款汽车的研发成本很高，更不用说还得算上那些特别制作的机床了。这怎么可能呢？福特曾经将一辆Mini大卸八块来进行成本测算，得出的结论是这款汽车的成本价格应该比英国汽车联合公司的售价高。*27* 看上去这款汽车根本没有利润空间：为了打击竞争者，Mini的制造者一直在赔本赚吆喝，完全不考虑研发成本（公司方面称他们赔本卖了一年）。英国汽车联合公司最终还是成功销售了超过500万辆Mini，但是这一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名人效应甚至于名人炒作。伊斯哥尼斯碰巧认识玛格丽特公主的新婚丈夫，摄影师斯诺顿勋爵（6），并且将一辆Mini赠与这对璧人当做生日礼物。很快小夫妻在伦敦街头的穿梭往来就被拍成了照片。女王也买了一辆，然后是史蒂夫.麦柯奎恩（7），Twiggy（8），披头士以及米克.贾格（9）的女朋友玛芮安妮.菲丝弗（10）。这一切与英国汽车联合公司与伊斯哥尼斯的最初构想完全相反，当时他们想制造一款廉价而朴实的工人阶级专属用车，结果现在这款汽车却成了保守派人士炫耀青春活力的工具。不过只要能卖出去，就怎样也无所谓了。但是层出不穷的机械问题，团队合作的欠缺以及毫无商业意识的价格策略都说明了Mini的故事从一开始就有其阴暗面。伊斯哥尼斯的传记作家总结道：“对于摇摇欲坠的英国汽车联合公司来说，Mini远非商业成功，而是棺材盖上的第一根钉子。”
伊斯哥尼斯在商业方面可谓很傻很天真，但是他的确有着独到的先见之明。他痛恨合并。奥斯丁-莫里斯合并将两家彼此敌视的管理层硬生生锁在了一起，造成了巨大的内部压力。一开始这并没有造成什么明显的结果。在五十年代，英国汽车联合公司改进了汽车设计，削减了引擎数目，同时还让原来奥斯丁与莫里斯两家的经销商都满意。伴随着高速经济增长与国内对于廉价汽车难以满足的需求，英国本土汽车工业发展势头十分良好。美国的竞争自然难免，但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通用汽车在1938年接手沃克斯豪尔之后就一直是英国市场的主要玩家之一，而福特早在此之前就将英国当成了自己进军欧洲市场的基地。到了六十年代，德国与法国的进口车在英国街头也越发常见起来。
不过，英国本土汽车工业依然没有遭遇危机的迹象。其他厂家都在推销自己的车型，其中许多都历久弥新且十分成功，例如身材修长的捷豹与厚重大气的陆虎8型。伊斯哥尼斯不是当时唯一一个敢想敢干的人，陆虎就研发了一款喷气式商务车，时速高达152英里。但是劳工活动正在增长，尽管造多少汽车就能卖多少汽车的经理们在与工会打交道时十分慷慨。1958年英国汽车联合公司就遭遇了一场规模极大的罢工。当时政客们琢磨出了很多奇怪的决策。大臣们为了促进苏格兰以及英格兰北部落后地区的就业劝说英国汽车联合公司在这些区域开设新厂，建立一个臃肿而昂贵的新兴汽车帝国，而英国汽车联合公司根本没有足够的专业人士来管理这些新厂。当然，在汽车热的最初几年，一般人都觉察不到这一切。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Alec_Issigonis
（2） 外链出处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British_Motor_Corporation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Triumph_Herald
（5） http://en.wikipedia.org/wiki/Ford_Anglia
（6） http://en.wikipedia.org/wiki/Lord_Snowdon
（7） http://www.artsuniversity.com.cn/news/2007/2007-10-21/1192972581.html
（8） http://baike.baidu.com/view/579052.htm
（9） http://baike.baidu.com/view/1662340.htm
（10） http://baike.baidu.com/view/2818768.htm
*27* Gillian Bardsley, Issigonis: the Official Biography, Icon Books, 2005
英国人很快就陷入了对于公路的狂热。三十年代也曾有过一阵修路高峰，但是直到1936年政府才正式着手打造国家公路网。三年后的战争叫停了所有公路项目，但是美国高速公路依然令英国工程师们倍受激励，希特勒治下的德国也以崭新的公路而出名。相比之下，英国各道路狭窄而阻塞，经常被各种军车堵得水泄不通。1941年的一次内阁会议将公路项目列为战后英国的重点工程。这副重担落在了一位弗莱德里克.库克的肩上，他是个富有才能且冲劲十足的高速公路工程师，他的工程委员会的成员包括艾德礼，贝文以及BBC的创始人兼第一任总裁瑞斯勋爵（1）。战时交通大臣莱泽斯勋爵（2）宣称英国决定让“公路成为高速交通的专利”，但同时又警告说公路的修建不能一味追求规模，就像“那些受到欧洲大陆上的类似工程过度影响的激进分子们”所鼓吹的那样。换句话说就是不能像纳粹那样发疯。结果就是1949年通过的《特殊道路法案》，当资金终于到位时，这项法案将会用公路彻底改造整个英国。
理论上来说，公路化的英国只是英国未来的两个可能选项之一。这个世界上最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依然被一张编织紧密的铁路网所笼罩。到了五十年代末，英国铁路总里程已经达到了178000英里，几乎遍及每一个城镇。全国共有7000座车站与上百万节车皮，1961年时铁路员工已经达到了475000人之众。但是此时的铁路系统亏损严重，需要大笔投资。随着汽车成为中产阶级家庭的梦想，也许有人会觉得是时候对如此庞大的铁路系统进行一番修剪了。结果来了一位和蔼可亲，留着小胡子的前帝国化学工业集团经理理查德.毕清博士（3），不由分说将铁路剪成了一堆碎片。毕清在当时十分受人仰慕，人们都把他当做充满活力的新英国的象征。在六十年代初期，“毕清一下”是对铁腕高效管理方法的恭维。受聘成为铁路系统主管之后，他发起了一场“重塑计划”，内容包括关闭2361个车站以及5000英里长的铁轨——这才只是个开始。这是英国工商业历史上最为极端的清算活动之一，其规模可以与十年后的汽车业大崩溃或者克莱德造船业的关门大吉相提并论。
一直有人质疑毕清削减铁路规模的行为受到了政治动机的驱使。提出这些削减举措的是一个秘密委员会，其中包括不少工业人士，但却根本没有铁路人员的参与；这些削减举措出台前几年，英国刚刚遭遇了一场由两大铁路工会共同牵头组织的铁路系统大罢工，给资方带来了极大损失。这不由得保守党大臣们不想到，铁路网串联起来的国家很容易遭到全面关停，但是要想一次性叫停所有车辆则困难得多。托利党造就开始了公路交通去国有化的进程，将24000台卡车交还给了私人货运商。从鱼到土豆，从报纸到引擎零件，似乎所有的货物都开始离开铁路。这就是“现代化”的含义。最后还有一点，任命毕清整改铁路直至盈利为止的主管大臣并没有考虑到更为广泛的经济或社会利益，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并不公允。
欧内斯特.马普尔（4）是一位曼城工人的儿子，他在语法学校里赢得了奖学金，之后做过矿工，邮递员，会计与厨师，再然后就加入了军队。他年轻时是个工党活动份子，但是退伍时已经转变成了一名积极的托利党员并当选了议员，在1951-64届政府当中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个真正致力于推动现代化的人。他引进了自动拨号系统借以推广电话的使用——直到五十年代末，不管想往哪里打电话都得先接通总机，报出号码之后让接线员进行转接。他还发行了英国第一批有奖债券。不过最能体现马普尔对新事物的热情的领域还是公路。他走遍世界各地，寻访交通运输的未来，他引入了英国最初的双黄线制度，第一批停车表，还有第一座回转路口。他成立了自己的工程公司，公司承建了大量项目，例如之后不久兴建的伦敦哈默史密斯高架桥就是这一公司的手笔。不过马普尔对铁路没什么兴趣。后来他的公职身份与他在建筑公司内部持股的现状发生了矛盾，于是他就把所有的股份转让给了自己的妻子。在他的领导下，英国终于迈进了高速公路时代。
1958年12月5日，英国第一条高速公路正式投入使用，道路全长8英里，是普林斯顿附近的绕行线。在过去20年里，英国基本上没有修过像样的公路，英国工程师们从法国人那里学来了预应力混凝土技术，但是在公路设计方面还有很多要向他们的美国同行请教的地方。对于以在战时修建简易跑道而出名的约翰.考克斯来说，这一切就是一场试验。普林斯顿绕行线在开通46天之后就因为冻害而关闭。尽管中央分隔带预留出来的空间使得人们可以进一步拓宽道路以应对五十年代末谁也预见不到的交通流量，这条路依然还是太窄。沿途的美丽桥梁原本计划可以使用120年，结果30年后就不得不拆除重建。但是这条路毕竟还是发挥了作用，并且为次年启用的英国第一条长途高速公路的建设带来了宝贵的经验，即从伦敦到约克郡全长67英里的M1公路。这条路工期仅为19个月，双向各3车道，还配备有英国第一批高速公路服务区。马普尔于1959年11月2日为沃特福盖普服务区（5）举行了揭幕仪式。6个月后纽波特帕格奈尔服务区（6）也投入了使用
从那以后，英国再也不一样了。公路建设突飞猛进，M60与M6修建于1960-63年，A19（M）的第一段完工于1961年，M5于次年完工。苏格兰的第一条高速公路，格拉斯哥城外的M8，完工于1967年。七十年代初期的公路规模急剧膨胀，M4连接了伦敦与布里斯托，M40连接了牛津与伯明翰，利物浦、利兹、曼城与谢菲尔德之间也用公路联系在了一起。1973年第一条5车道双向公路修到了贝尔法斯特。直到1985年伦敦环城线M25完工后这轮修路高潮才告一段落，而完全停止还要到21世纪初。届时英国公路网已经从最初的8英里发展到了2200英里，A级道路的总长度还要更长。
人们将英国高速公路网称作自罗马人离开之后英国第一个中央统筹道路项目。罗马人看我们今天的公路布局应该也不会陌生：网络的中枢是伦敦，多条道路从伦敦发散出来，网络几乎覆盖全国，只有西部地区，威尔士农村以及苏格兰北部除外。可能会令罗马人感到诧异的是，英格兰东部居然没有通高速公路，而中部以及英格兰北部的公路又是如此密集；这是工业革命造成的后果。对于罗马军队来说。我们的道路有些过于曲折，一路蜿蜒地回避着山丘与城镇——斯提尔顿附近的A1（M）是英国最笔直的一段高速公路，因为这段路的原址是7英里长的一段罗马古道。公路系统设计合理，车流繁重，警力投入庞大，收费高昂，并且吞并了一大片英格兰乡村。到了1985-2001年，英国交通项目（主要是公路）的占地面积已经超过了诺丁汉的三倍。如果使用就等于成功，那么林林总总的战后政治决策中恐怕没有哪一项会比筹划并发起玛格丽特.撒切尔所说的“伟大的汽车经济”更受欢迎。1950年初的英国汽车总量——230万辆——将会在十年之后翻一番，而六十年代初将会翻三番。1970年英国汽车总量将会达到1200万辆，而到了二十世纪末将会达到2400万辆。（人口？）当然只看这些数字还不足以理解汽车经济的全貌，汽车的使用也变得更加频繁，出行距离更远，使用寿命也得到了延长。过去15年里，全国汽车出行里程增加了30%。尽管政府年复一年地进行着健康生活方式的宣传，提高燃油税，收取堵车费，近来又有了对全球变暖的担忧，开车的英国人还是越来越多，步行或乘公交车的人则越来越少。
在马普尔管事的时候人们相信如此迅猛的增长必然意味着更多英国人将会命丧车轮之下。这一惨淡的预言已经得到了完全的否定。图福特俱乐部（7）与绿十字（8）都曾发挥过自己的作用，但是真正的原因是一向自认为热爱自由的英国公民们并不介意有关部门在公路上对他们严加管束。从三十年代最初的限速规章到今天无处不在的摄像头，英国已经发展出了自己特有的汽车文化，从比例上来看英国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与最接近的国家相比也还是少得多。这都要归功于汽车史上的一位女英雄，芭芭拉.卡斯特（9）。她在五十多岁时成为了一名大臣，本人不开车。一开始哈洛德.威尔逊在1965年让她主管交通部的时候她很不满意，因为她一直想当内政部大臣。但是她雄心勃勃，长于应对媒体，很快就将这份工作变成了她自己了不起的成功。她就任时英国每年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是8000人，当时的数据显示到了2000年这一数字将会上升至50万。
卡斯特的《道路安全法案》引入了呼吸式酒精探测器借以打击酒驾，扩大了70英里时速限制的应用范围，还落实了安全带使用的强制化。在这些问题上早已通过了相关立法，但是她对其进一步进行了强化。拒绝呼吸抽检将会导致驾照吊销一年，卡斯特的举措掀起了不小的风波。一级方程式车手斯特灵.莫斯（10）攻击她的行为是“社会主义者的伪善”。抗议信件涌入她的办公室，“我们晚上的飞镖比赛都被你搞黄了，你个贱B死到一边去”，或者“祝你圣诞难受，一年倒霉，这是群众的意见，你个老泼妇。”*28* 更倒霉的是她的丈夫泰德。因为他也开车，所以走到哪里身后都跟着一群记者，就等着他一不小心超速好抓现行。在公开场合他只能喝软饮料，根本不敢沾酒。但是在法案试行的第一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就下降了1200人。卡斯特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提到，有一次她见到一位伦敦救护车司机，他说在呼吸式酒精探测器之前，“他们每晚的工作安排都十分规律，酒吧一关门，事故数目就会急剧攀升，然后就是通宵达旦的急救工作。现在，据他说，他们每天晚上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牌桌上度过。”保住了无数人的容貌与其他人的生命的安全带也被人视为侵犯自由的行为，尤其是对双峰逼人的女司机来说更被视为揩油之举。但是它的确十分有效地控制了死亡人数。到了20世纪末，英国公路上的车辆总数与卡斯特就任时相比已经翻了三番，但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与1965年相比却下降了一半。与类似国家相比，英国的道路的确更加拥堵，可也更加安全。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John_Reith,_1st_Baron_Reith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Frederick_Leathers,_1st_Viscount_Leathers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Richard_Beeching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Ernest_Marples
（5） http://en.wikipedia.org/wiki/Watford_Gap_services#History
（6） http://en.wikipedia.org/wiki/Newport_Pagnell
（7） 外链出处
（8） 图福特俱乐部与绿十字都是英国道路安全委员会的下设组织，图福特俱乐部的吉祥物是一只名叫图福特的红松鼠，该组织也因此得名。[URL=]http://en.wikipedia.org/wiki/Green_Cross_Code#Green_Cross_Code<a href=[/URL]
（9） http://en.wikipedia.org/wiki/Barbara_Castle,_Baroness_Castle_of_Blackburn
（10） http://en.wikipedia.org/wiki/Stirling_Moss
对于一般的观察者来说，英国工业有很多值得令人欢欣鼓舞之处。煤炭业尽管被收归国有，但还是得到了现代化与合理化。煤炭业在这一时期创造了200000个矿工工作岗位，超大型矿坑也投入生产，应用的是更新更安全的技术。另一方面，英国第一批核电站也行将开动。1956年卡德尔豪尔核电站（1）接通国家电网，成为了世界上第一座商业化核电站，站内的玛格努斯气冷反应堆是英国科技的集大成之作。接下来英国又修建了10座核电站。各行各业欣欣向荣，尽管不如汽车工业那样出名。例如工业玻璃，化工原料，喷气引擎，更不用说刚刚起步的海上油气钻探——英国的技术与世界任何国家相比都不落后。P&O（2）坐拥366艘货船，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货运公司，海上商业交通之王。简而言之，此时的经济并不像人们有时认为的那样小家子气。但是在五十年代，海外的竞争者们早已开始不动声色地考察英国市场，掂量这些自满的工业巨人们究竟有多大能量，为下一步的进攻探路。
最有代表性的故事发生在摩托车工业。五十年代初，美国的哈雷机车就曾（徒劳无功地）向华盛顿抱怨说自己遭到了更好更便宜的英国产凯旋机车（3）的冲击——《飞车党》（4）一片中的马龙.白兰度胯下的坐骑就是凯旋机车。1954年，另一家美国机车企业印第安人（5）开始直接进口皇家埃菲尔德（6）。摇滚明星与好莱坞大牌演员的胯下都少不了英国机车，美国境内共有300家凯旋与BSA（7）经销商。但是到了1955年，雅马哈与铃木也开始生产他们的第一批机车，用得是战时制造飞机的工艺。到了五十年代末，英国机车销量依然处于全盛时期，同时本田机车终于首次打入TT旅行者杯摩托车赛（8）。1960年，英国摩托车工业的老板们访问日本，被日本三家竞争企业的生产规模吓得目瞪口呆：日本每年生产超过500000台机车，英国的年最大产量则只有140000台。两年之后这些日本机车就将在欧洲多项重要赛事上崭露头角，一家名叫川崎的新制造商也走到了前台。这一桥段还将在电子产品与照相机等领域一再重复。这一时期，西德占有世界市场份额的速度几乎是英国的4倍，而日本早已遥遥领先，美国更是毫不客气地在全世界各地物资匮乏的战后市场里冲在前列。
英国的主要问题是劳动结构，而不是缺乏勤劳的工人与创业的公司——在这一阶段，甚至连通货膨胀与工业军事化都不是问题。一方面，大型国有集团令其他公司相形见绌，还从对人民生活越发重要的消费产业当中大肆吸取资本与人才。帝国化学工业集团（9）的规模自然不小，但是每过3年，英国供电局花费的资金就足以成立一个新的帝国化学工业集团。*29* 另一方面，小规模公司的数量也的确是太多了，它们效率低下，而且对于新型管理方法、产品设计以及市场营销一无所知。五十年代中期英国共有将近300000家公司，其中只有大约百分之一发行了上市股票，绝大多数都是资金不足的传统私人企业。经济史学家基斯.密德马斯认为，统治这一时期的经济生态的是“大批不死不活的小企业，仰赖着受到保护的国内市场，不能或不愿针对其经营方式或者低下的生产力进行改进。”*30*
这一全国性的失败与国家的管理者之间有没有直接的联系呢？实业家与企业家们向来不是托利党小圈子里的成员，也得不到多少社会承认。麦克米伦与艾登对于阶级问题都持有一种伪上层阶级与伪感伤的态度。在一战期间服役的经历以及两次大战间期对于失业的担忧使得他们对于工人阶级抱有敬而远之的态度，对于例如伯纳德.道克（10）之类的产业新贵们“粗俗”的言谈举止则报以鄙视与厌恶。他们自己则是享有特权的上游人物，居住在藏满图书以及各色艺术品的庄园之中。这种生活方式令白手起家的新贵们十分眼热。例如迈克尔.赫塞尔廷（11），他以廉租房与卖掺了人造黄油的黄油起家，最后为自己修建了一座乡间大宅与一座植物园。对于五十年代的统治阶级来说，商人、工程师以及工厂主都是一帮俗得不能再俗的俗人。外交，乡村运动，农场，艺术，政治，甚至新闻业都十分有趣，但是工业就是无聊之源。这当然阻挡不住大型公司的兴起，也无法抑制个人创业者的热情，一般这些创业者都是毫不顾忌英国阶级藩篱的外国移民。但是英国最聪明的学生的确很少步入汽车工业或者化工产业谋求发展，而德国与美国的优秀学生对本国工业却都趋之若鹜。五十年代时，外国人还没开始语带怜悯地谈论所谓的“英国疾病”，但是关于“社会停滞”的说法已经出现了，而且没有人愿意迎难而上解决这个问题。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Sellafield#Calder_Hall_nuclear_power_station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Peninsular_and_Oriental_Steam_Navigation_Company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Triumph_Motorcycles_Ltd
（4） 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1296478/
（5） 外链出处
（6） http://en.wikipedia.org/wiki/Royal_Enfield
（7） http://en.wikipedia.org/wiki/BSA_motorcycle#Motorcycles_2
（8） http://en.wikipedia.org/wiki/Isle_of_Man_TT
（9） http://baike.baidu.com/view/633445.htm
（10） http://en.wikipedia.org/wiki/Bernard_Docker
（11） http://en.wikipedia.org/wiki/Michael_Heseltine
貌似有的国家把来去各有 three lanes 的公路会称为“6车道”。希望英国不是这样，不然“二来三去”有些别扭。
看起来这个预测模型与戈尔的全球变暖气温之预测很有一脉相承。
哼哼，女子足球刚开始普及的时候，把手臂笼在胸前停球被认为是正当的而非手球犯规。但是现在，不管球员的停球动作还是裁判的判罚尺度，都越来越接近男子足球了。可见事在人为。
社会上还有一群人同时站在托利党小圈子与实业家的对立面上。这一群体的支持者穿着厚实的蓝色或米色道尔夫大衣——这款羊毛大衣材质粗糙，前襟缝着栓扣，最早出现于维多利亚时代，后来在二战期间大西洋与北极圈的船队当中流行开来——搭配高圆领套头毛衣，粗花呢夹克和结实的靴子。这些人都留着茂密的大胡子。他们似乎完全不受美国时尚文化的影响。他们选择的音乐也与正在逐渐渗透进青少年生活中的爵士与摇滚大相径庭。对于政治弦绷得最紧的左翼分子来说，响彻全国各地、随便在哪个烟气缭绕的啤酒酒吧里都能听到的民间音乐就是时代的声音。
民间音乐在五十年代的英国开始流行，尽管随后流行音乐的井喷式大爆发使得这一音乐形式淡出了人们的记忆。民间音乐在苏格兰尤其受欢迎，当地的农夫与矿工都有唱歌的习惯，罗伯特.彭斯至今在此依然饱受赞誉，这也就使得“人民的音乐”有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四十年代末，爱丁堡受选成为了年度国际艺术节的举办地（另一个候选城市是巴斯，不过因为轰炸受损过于严重而作罢），艺术节的重点是传统的精英艺术——歌剧、经典话剧、芭蕾与高雅艺术等。1950年，苏格兰文学复兴运动中心的诗人与歌手们变得越发焦躁不安，他们觉得苏格兰遭到了排挤。到了1951年，另一场人民艺术节组织了起来。这一项目得到了工会、共产党、左翼市议员以及许多其他人的支持，它的兴起也塑造了战后苏格兰的民间艺术界。当时已经有人就美国文化淹没英国文化的可能进行演讲，音乐会与聚会上常见盖尔语的歌曲、电影以及话剧。但是不到3年，冷战刚刚进入高峰期，爱丁堡人民艺术节就关门了，因为工会方面认为这是共产党的阴谋（共产党的确影响过艺术节的举办，但是说这是阴谋就有些太过分了）。
苏格兰之外的民间艺术活动在英格兰北部、中部及西部最为风行，尽管民间艺术俱乐部遍布全国，1957年估计共有1500所。他们声称自己独立于美国文化影响的态度未免有些防御过度，因为美国当时也在经历这自己的民间文化复兴，也与左翼政治运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也面对着来势汹汹的商业音乐倔强地宣扬着自己“原汁原味”的特性。吉米.米勒是这一运动最出名的领导者，他出生在索尔福德，长在一个苏格兰社会主义分子家庭，家人有从军的，也有搞音乐的。他在三十年代换了十几份工作，后来娶了左翼女演员琼.利特尔伍德并与她一同进行了十分激进的戏剧改革尝试。两人分手之后，他与一名美国民谣音乐家佩姬.西格坠入爱河并为她写出了脍炙人口的《我第一次看到你的脸庞》（1）。他是个极其投入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更名为艾文.麦考尔并成为了民谣复兴运动的核心。此后他又创作了《肮脏古镇》并由伦敦的爱尔兰乐队珀格斯传唱开来（2）。其他关键人物包括退伍士兵与诗人哈米什.汉德森（3），他最初曾在西部高地以及各个岛屿往来奔走，收集民歌与民间故事。这些人全都才能卓越，热情洋溢。有一段时间里英国似乎的确可以创造一种与北美的舶来噪音截然不同的新音乐形式。
民间音乐一直受到小众的追捧，比利.康纳利（4）之类的明星。但是在凯尔特国家之外，这场复兴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任何充斥着伤感与委婉情调的运动，任何坚持不在乐器上安装扩音器的音乐形式，都不大可能在城市消费主义的时代站住脚。当时的商业动机是为那些早已对祖辈的斗争不感兴趣的青少年听众们录制并销售短平快的歌曲，任何纠结、艰涩、严肃而不时髦的运动面对着专门针对新兴青少年市场的风格与音乐面前都不堪一击。爵士乐也曾在中产阶级年轻人当中盛极一时，在这片极度反感“黑人音乐”的土地上也曾竖起过反叛的旗帜，但最终也因为同样的原因式微了下去。时间过长、内容与形式过于复杂的现场音乐表演不得不让位于更为轻快简单的音乐。考虑到这场“正宗”与流行之争的争夺对象是年轻的城市消费者，很容易就能看出最终结果。到最后，优美而充满活力的五十年代英国民间音乐复兴只不过是英国为了反抗美国时代的全面到来而进行的又一次无能为力的反叛。
遭受同样下场的还有民谣与爵士乐爱好者们报以极大热情的核裁军运动。运动主要领导之一，历史学家A.J.P.泰勒（5），日后如此评价道：核裁军运动的支持者与反对这一运动的统治集团政客们都高估了英国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我们以为大不列颠依然是一个大国，能够为整个世界作出表率。讽刺的是，我们其实是最后一批帝国主义者。”*31* 有这么一阵，运动的确令英国政界为之一震，关于地球生命悉数灭绝的想法似乎和往常一样更倾向于道德考量而非政治考量。运动的开端是结束核武器辐射扩散测试的倡议，这是时人最担心的问题之一。当时广受欢迎的作家普利斯特利以及德高望重的数学家兼哲学家伯特兰.罗素都撰写了富有影响力的文章来宣传彻底放弃这一灭世武器的道德必要性。《新政治家》向赫鲁晓夫本人提出恳请并出乎意料地收到了莫斯科的回信，尽管没多大用处。工党左翼全身心投入了禁止轰炸机的运动，莫斯科资助的大不列颠共产党也是如此。这些人们，以及贵格教徒，和平主义者以及一部分记者，最终会在圣保罗大教堂附近的埃门庭院（6）聚集一堂，成立一个新组织，时间是1958年1月15日。一个月以后，超过5000人参加了组织在威斯敏斯特举行的成立仪式，有些人在仪式结束后还继续前往唐宁街示威抗议，结果遭到了逮捕。
尽管核裁军运动没能说服英国主要政党在冷战期间放弃自己的核武器政策，也没能阻止——遑论逆转——美国在英国土地上屯集核武器的势头，这一运动的确成功分化了工党，并吸引了上百万追随者的支持。对于一个摇摇欲坠的左翼组织来说，它的表现十分现代化，应对媒体的手段也相当纯熟。它的标志是一位职业艺术家杰劳德.霍尔通于1958年设计的反战标志（7）。这一符号很快风靡全球，知名度不在可口可乐之下。一夜之间，道尔夫大衣与黑毛衣上面上出现了装饰品。奥尔德玛斯顿大游行最早是从特拉法尔加广场出发前往基地，后来又采取了相反的走向。游行规模从来不算大，但却吸引了大量的媒体注意。组织中更为激进的分支，例如百人委员会（8），还采取了直接非暴力手段，试图让警察逮捕89岁高龄的罗素，这一手在公关层面上的确可圈可点。但是正如泰勒所说的那样，这场运动的发起者是蛋壳脑袋，接受者还是蛋壳脑袋。另一位历史学家认为这是一场典型的“反政治运动，参与者都受过教育，经济条件优越，还有一肚子怨气。这是一场扎根于中产阶级左翼郊区，而非城市贫民区的运动。”*32* 运动成员在其他问题上也多持自由派立场，对于循规蹈矩的政治，尤其是工党政治十分轻蔑。到了五十年代末，激进分子对于工党已经一点兴趣也没有了。
（1） http://v.youku.com/v_playlist/f3392382o1p3.html
（2） http://v.youku.com/v_playlist/f3879533o1p0.html
（3） http://nl.wikipedia.org/wiki/Hamish_Henderson
（4） http://nl.wikipedia.org/wiki/Billy_connolly
（5） http://en.wikipedia.org/wiki/A._J._P._Taylor
（6） http://www.zurichmansion.org/villages/amencour.html
（7） http://baike.baidu.com/view/935864.htm
（8） 在北美地区有一个同名华人权益组织，两者不可混淆。外链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