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震撼！两所乡村小学和一个支教者[转帖][IMGA][/IMGA] -- 花开糜荼
我们于6月26日至7月2日赴贵州省大方县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实地考察，知道了两所乡村小学和一个支教者的故事。我们有一个强烈的冲动，这就是让朋友们知道这个故事。我们保证文字和照片的 纪实性。在你们读到这篇文字和看到这些照片的同时，希望能有所行动――为山区孩子和这个支教志愿者而行动。
大方县位于贵州省西北部的乌蒙山区，隶属毕节地区，距贵阳200多公里。全县人口90万，除汉族外，还有彝、苗、白、仡佬、蒙古、布依、满等少数民族。全县面积3500多平方公里，辖10个镇、8个乡、18个民族乡，县府驻大方镇。农业主产玉米、油菜、马铃薯、水稻等，特产有生漆、皱椒、烤烟。区域经济落后，交通、通讯、能源等基础设施薄弱
乌蒙磅礴走泥丸
猫场镇位于大方县西部，距县城51公里，公路路况很差。全镇总人口32000多人，其中苗、彝等少数民族占三分之二；耕地面积17000多亩，农业主产水稻、玉米、小麦、大豆、柑桔、花生等。去年上报全镇农业总产值4000多万元，实际仅2000余万元；上报农民人均纯收入1400元，实际仅600余元。走进猫场镇，触目所见，当地农民的生存状态令人忧虑。
下图是当地村民的住所
“富裕”这个概念，在当地老百姓眼中应该是这样的
这个年轻人脸上露出的笑容表明，贫困在当地已经成为一种环境，一种习惯，一种常态
在都市小资眼里，这幅画面充满着田园牧歌式的美丽，而对当地人来说，这其实意味着几个孩子无钱上学。
这个孩子14岁，却不能坐在中学的教室里。他必须到小煤窑背煤。今天他看上去很干净、很光鲜，是因为小煤窑已经被整顿关闭，他无活可干。
而这个孩子只有10岁，他身旁跟他差不多高的背篓，是他每天的劳动工具。他说他很想上学，可是家里没有钱交纳每年140元的学杂费。现在，他在一天天长大，他必须用这个背篓来证明自己活着的价值。他没有白活。
狗吊岩村有一所小学，2003年以前一直在这个岩洞里。
坐在岩洞小学的教室里，孩子们每天的视野就是这样的
2002年暑期，一个大四学生从千里之外的武汉来到这里搞社会调查，他走进了岩洞，给孩子们讲了许多大山之外的事情。
他的名字叫徐本禹，当时是华中农业大学农业经济专业的学生。
当暑期结束返校时，孩子们一直把他送到好几公里外。每个孩子都流下了眼泪。一个孩子仰着头问道：“大哥哥，你还要来吗？”
徐本禹噙着眼泪，点了点头。他没有告诉孩子们，他正在准备考研究生。
徐本禹以372分的优异成绩考取了研究生，他的导师是华中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院长王雅鹏教授。同时，他因为学业优秀获得6000元国家奖学金。但当天晚上，他彻夜未眠。猫场镇狗吊岩村孩子们的眼光一直在他脑海中闪现。
徐本禹出身在山东聊城一个贫困农民家里。他到华中农业大学上学时，甚至没有一件御寒的冬衣。是同寝室一个学生的母亲给了他一件夹衣。这是他第一次得到别人的温暖。今天回想起来，他说，是这件夹衣改变了他的价值观。当时他只有一个念头：别人帮助了我，我一定要帮助别人。
就在那个无法入眠的夜晚，徐本禹作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回到猫场镇狗吊岩村帮助那些孩子。
当他把这个决定通过电话告诉父亲时，电话的那一端，父亲哭了。长久的啜泣之后，父亲用发颤的声音说：“全家尊重你的选择，孩子，你去吧，我们没有意见……”
当他把这个决定告诉学院领导时，大家沉默了，都不敢正视他的眼睛。
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处反复讨论，作出了一个决定：支持并为他保留两年的研究生学历。
徐本禹比别人更能体会到贫困对一个孩子成长的影响。他在华中农业大学读书期间获得过特困生补助、特困生自强奖等，受社会恩泽，他便回报社会，大学四年里，小徐用勤工俭学挣来的钱和自己的奖学金共资助了5名和自己一样的贫困学生。
刚上大学不久，他参加了学校安排的第一次勤工助学活动，打扫学生公寓的楼道，打扫了一个月，得到了50元钱。他把这笔勤工俭学所得的钱捐给了山东费县一个叫孙姗姗的贫困小学生。大二时，他得到了学校发的400元特困补助。他把其中200元钱捐给了保护母亲河绿色希望工程活动，还把100元钱捐给了在聊城师范学院读书的一个贫困生。
2001年3月，他因向绿色希望工程捐款，成为了湖北电视台《幸运地球村》的嘉宾。当节目录制完毕后，这期节目的主持人――香港凤凰卫视的许戈辉了解到他的家庭情况，变送给他一个信封。后来他回忆这个情景时说：“我当时估计里面是钱，我说我不要。田野（另一个主持人）和许戈辉对我说：‘就把这钱当作是你哥和你姐送给你的！’在回校的路上，我打开一看，里面有500元钱，在公交车上我无法说出我当时的心情，自己给予社会的是那么少，社会给予我的却是那么多！回到学校后，我把其中的200元钱捐给了我们班的一名家庭条件很差的同学，100元捐给了在聊城师范学院读书的景玉春同学，还有100元钱捐给了湖北沙市的一名孤儿，她的名字叫许星星。她曾获得过全国十佳春蕾女童的称号，她是一个比我还坚强比我还勤奋的小女孩。她六岁以前从没有吃过一个冰淇淋，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从湖北电视台回来后，我给自己许了一个诺言：无论自己生活多么拮据，一定要帮助她。”从2001年到现在已经两年多了，徐本禹一直没有间断过对许星星的资助。原来学校每个月发给他22元钱的生活补助，他留出2元钱做班费，其余20元钱都给她寄去。有奖学金、生活补助以及家里给他寄生活费的时候，他就多给她寄一些，有时寄50、有时寄100、200。
当华中农业大学决定为徐本禹保留研究生学籍后，徐本禹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在他看来，这是母校有一次帮助了他。
几天后，他回到了猫场镇狗吊岩村，向村长报到。
的事迹感动了许多人，也吸引了许多追随者。可是，狗吊岩村实在太穷太苦了。不仅物质文化生活极度贫乏，而且这里是一个封闭的信息孤岛，不通公路，不通电话，晚上靠油灯照明，连寄一封信也要走18公里崎岖的山路才能找到邮所。而文化背景的巨大差距造成的心理和话语障碍又使他们久久不能融入这个环境。追随他的志愿者一个一个地离去。
2004年4月，他回到母校华中农业大学做了一场报告。谁也没料到他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是：“我很孤独，很寂寞，内心十分痛苦，有几次在深夜醒来，泪水打湿了枕头，我快坚持不住了……”本来以为会听到激昂的豪言壮语的学生们惊呆了，沉默了。许多人的眼泪夺眶而出。
报告会后，他又返回了狗吊岩村，每天沿着那崎岖的山路，去给孩子们上课。
徐本禹倍感孤独的背后，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隐情。作为义务支教的先行者，徐本禹的行为属于自发的“个人行为”，因此，他并没有被列入团中央的西部志愿者行动计划，只是一个“体制外”的志愿者。在我们这个“组织”决定一切的国家，这就意味着徐本禹得不到体制内西部志愿者的生活补助，成为一个完全没有生活来源的人。他的行动也不可能被主流媒体按“报道方针”进行宣传报道。换句话说，他很难得到社会的关注。这使他注定成为一个孤独的志愿者。
幸亏共青团贵州省委、大方县委组织部、大方团县委和华中农业大学给了他援助和支持。贵州团省委后来将他补入本省志愿者名单，每个月发给他500元生活补助（列入团中央的每月800元），这才将他从衣食无着的困境者解脱出来。徐本禹每月节衣缩食，将这500元钱省出大半，用来资助山区的孩子上学。仅在猫场镇中学，他就资助了32位贫困学生。为了能与外界联系，他买了一部旧手机（爱立信T17）,但只用来发短信，从不拨打和接听电话。他付不起更多的手机资费。
他就这样默默地在大山的重围中履行着他的阳光下的诺言。
他想用自己的激情点燃贫困山乡孩子们的心灵，他把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外化为具体而琐碎的行动，当很多有识之士在开着空调的报告厅雄辩滔滔的宣讲着中国的“三农”问题时，徐本禹在酷热的教室里教给学生四则运算和汉语拼音。
当许多“组织上”派来的志愿者在联欢会上欢天喜地为乡亲们表演“走进新时代”的歌舞时，徐本禹正在深山中为孩子们交待怎样迎接即将举行的期末考试。
他带有山东口音的普通话在山谷中回响：“你们不比别人差！”
他伸手擦去鼻尖上的汗水，眼里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他没有告诉孩子们，另外两名同他一道在这里支教的志愿者两天后就要离开。而他自己也会在最近转到另一个更加艰苦的村寨。
另外两名志愿者是半年前由贵州团省委派来的，团省委此举是为了让徐本禹不至于太孤单。半年来，他们三人在这极其偏僻的大山中体验着自己人生最沉重的履历。
徐本禹至今没有谈恋爱。曾有不少仰慕他的女大学生追随而来，最终悄然而去。而徐本禹却在这志愿者小屋中抒写他对贫困孩子们博大的爱。
在即将告别这里的孩子们的时候，徐本禹和他的伙伴要为这些孩子留下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想起这张照片可能会被那些孩子们珍藏一生，我们的心禁不住有些颤抖起来。
这所被大山包围着的山村小学，还会有志愿者来吗？
他们向校长打听消息：徐老师他们要走了吗？
徐本禹想转到另一个乡，叫大水乡。我们在大水乡考察的所见所闻，只能用“震惊”二字来形容。猫场镇与这里相比，可算是天堂了。
大水彝族苗族布依族乡是2001年新建的民族乡，位于大方县东部，距县城67公里。全乡总人口12600多人，其中少数民族占76%。全乡耕地面积 12300多亩，平均海拔近1600米，属喀斯特地貌。农业主产玉米、马铃薯、大豆、烤烟。该乡经济十分落后，据乡党委书记介绍，去年全乡人均收入上报为 1200元，实际只有500元。全乡今年5月基本通电。除乡政府外，各村至今不通电话。2002年以前没有通往县城的公路，现虽然通了公路，但路况极差，属于机耕便道。
图为大水乡一个汉子正从街上匆匆走过。他赶了两个小时的山路是为了卖点玉米。如果运气好的话，他可能卖得15元现金。除了买两斤盐回家，剩下的钱要攒起来做孩子下学期的学杂费。如果一个暑假攒不够70元，孩子将辍学。
这是村委会墙上公示的月度救济粮发放名单。它提示我们这里的人们处于什么样的生存状态。
大石村一户人家。如果不是左边竹竿上还晾晒着衣服，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相信这样的房子里还住着一大家人。
杨某，彝族，大石村村民，全家五口人，去年全部收入仅700斤玉米。原来靠在小煤窑背煤挣点血汗钱，小煤窑关闭后，全家生活陷入极度窘困，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三个孩子因无钱交纳学费而辍学。
贫困是痛彻心肺的创伤。
杨某家中可谓一贫如洗。
也可谓家徒四壁
我们无法判断这家人吃的是什么。那几个鸡蛋是留着换盐的。
杨某的孩子告诉我们，他们最大的愿望是――上学！
我们给了杨某一点钱，告诉他如论如何一定要给孩子交学费。杨某这个山里汉子，抖动着嘴唇，无语哽咽。
在大水乡，辍学儿童随处可见。并不是当地人不重视教育，而实实在在因为太穷太穷。
每当看见这样的场景，我们就忍不住掉泪。
我们可以造出数十亿元的国家大剧院，我们每天可以搞出那么多歌舞升平、国泰民安的盛大活动，为什么就解决不了这些孩子上学的问题？民脂民膏啊！
其实，大石村历来有尊师重教的人文传统。徐本禹将要来支教的大石小学，建于1943年，原名“国立大石小学”，至今已有60余年历史。大石小学唯一的“教学楼”就建于20世纪40年代，如今已摇摇欲坠。6个年级共6个班的110名学生就在这栋老房子里上课。
考察期间，我曾向大方县委负责人连问两次：“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年代还能够建立这样一所小学，我们共产党难道就不能把它搞好吗？”那位负责人红了眼圈，却始终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低年级的学生在楼下上课。教师里十分昏暗。
这是二年级教室。
大石小学属于村办小学，国家没有一分钱投资。教师只有初中学历，每月工资110元。但因不少学生拖欠学费，这110元只是一个政策数字。
大石小学王校长，彝族，高中学历。他同其他教师一样，每天都要同学生们一道走过漫长的乡间小道，来到学校。最远的学生每天摸黑出门，步行两小时才能到校上课。
教师生活十分清贫，但他们以自己微弱的力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将文明星火悄悄播撒在这寂静的山乡。让我们向这些默默无闻的播火者致敬！
大石小学办公室。木制书柜上贴着已经褪色的对联：“只有诗书万卷，全无金银半文”。
为了“隆重庆祝六一儿童节”，5月1日，村委会作出一项重大决定：发动全村捐款，给孩子们一个欢乐的节日。全体村干部、党员、教师纷纷慷慨解囊，募集了 500多元钱。孩子们排演了文艺节目，给偏僻的山村带来了欢笑。村长高某详细地为我们描述了儿童节的“盛况”，一再说“活动搞得很成功”。
面对这张褪色的募捐启事，我们潸然泪下。“隆重庆祝”之类的提法，我们再熟悉不过了。看看我们的电视和报纸，哪天人们不在“隆重庆祝”？而2004年 6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贵州省大方县大水乡大石村的“隆重庆祝”，不知该让多少人汗颜！为了孩子，穷人们掏出了自己可怜的积蓄，而想到那些贪官污吏、达官贵人，成天声色犬马、挥金如土，我们怎能不感慨万千？
在这海拔1600多米的高山上，冬天，寒风会像刀子一样穿透篱笆墙，切割在孩子里稚嫩的脸上。
黑板很小，但粉笔很贵，所以，不需要太大的黑板，因为不需要太多的板书。
课桌随时都会倾覆，但孩子们早已习以为常。只有能念书，什么困难都可以不在乎。
楼板随时可能坍塌，但只要能念书，这都不成问题
房顶用包装箱的硬纸板遮风挡雨。
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在推动着他们，使他们如此渴望知识的滋养？
徐本禹说，正是孩子们的眼睛让他不能回避自己的责任
为了能上学，这双脚每天都要跋涉两个小时山路。冬天大雪封山也不例外。脚的主人说，他从来没有迟到过。
孩子们每天只吃两顿这样的“饭”。个别路途太远的学生，父母心疼孩子，让他们带饭上学。这个孩子还没来得及吃完就上课了。我们特地闻了闻，“饭”已经发馊变味。下课后，这“饭”会被吃得一粒不剩。他们从来不知道麦当劳和肯德基为何物。他们最大的愿望是过生日时能吃上一碗真正的米饭。
从教育部下派贵州省挂职的贵阳市委副书记高文兵说：“我最大的心愿是让孩子们能在六一儿童节每人吃两个鸡蛋”。沉默了好一会儿，他说：“可是现在还不行。”他这样说的时候，眼角沁出了泪水。
徐本禹多次提到，他最受不了的就是孩子们的眼睛。在这次考察过程中，我们特地注意观察那些孩子们的眼睛。在回来整理这些照片时，我们一次又一次受到震动。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面对孩子们的眼睛
我们都是普通人，同徐本禹一样，我们并不能改变一切。但是，当我们对这孩子们的眼睛还能有所触动时，我们知道我们的心还没死，血还没冷。
关注民生！关注孩子！关注农业、农村、农民！
我们总会找到一条路，走向光明之路。徐本禹已经在走，我们能听见他的足音。同贫困进行殊死搏斗的山民们在走，我们能也感受到他们的呼吸。
感谢网友耐心读完这篇冗长的帖子。让我们能有所感。（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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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前河里曾有两次转载，今天看仍然每看都感慨一次。
说一下，河里aokrayd的支教活动非常有意义。支持所有为此努力的朋友们。
我从水库里转到人间指南了。重帖未删的原因，正是缘自这不凡的意义。
看过几次这样的报道。每次看完都觉得无话可说但又感慨。
非常佩服他们。
因为我现在做不到。
鲜花。
我以前也经常地做点捐助的好事。可是，自从我在一些媒体上看到了一些扶贫的官方机构的作为时，当我听到辽宁省当年以收养孤儿出名的人（姓名记不起来了，是一个中年女性〕因为贪污捐助款问题被调查时，当我听到各地捐往某些灾区的物资被一些贪官转买而将钱私分时，我的心一再变凉。
另外，最重要的一点是，改变国民的生活，医疗，教育，卫生等状况的事情，应该由政府来承担主要责任，而不是由民间的捐助！民间的捐助只能起辅助作用。
解放已经半个多世纪，共产党执政也已经半个多世纪，请问：这些类似地方的生存条件（只能说是生存，根本谈不上生活〕有多少改变？他们是中国的国民吧？这不是政府的失职是什么？
所以，我真地不愿意看到这种报道，这种报道应该给政府的官员们看。这种报道只能使我想到现政府的“无为”。
对于文中提到的徐先生，我倒不想评价什么，他可能是为了了却自己的心愿或实现自己的理想，也可能有其它的想法，只能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