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对袁世凯的“同情之理解” -- 谭伯牛
????????“自民国有史以来,吾尚未见一本、一篇甚或一页对袁(世凯)有正面评价之书。有之,或自不才始也”;对近代史稍有涉猎的读者不难看出,这句话的句式,乃戏仿谭嗣同的名言:“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这个戏仿者,便是当代史学名家唐德刚先生;而对袁世凯“正面评价之书”,便是他写于1998年的《袁氏当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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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有关袁世凯的著作、论文,尤以论述自戊戌变法至洪宪改制之间史事者,几莫不以全盘否定为宗旨,厉声痛骂袁氏告密(出卖谭嗣同等人)、卖国(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条”?)、窃国(改制当皇帝)的诸般劣行。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史观上的调整及新史料的发现,经杨天石、房德邻、孔祥吉、茅海建等史家“联名”“辩护”,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犯下告密罪、与日本磋商“二十一条”时犯下汉奸罪的指控已被驳回;唐德刚此时犹然自诩己作为“正面评价”的开山之作,且此书又题为《袁氏当国》,那么,可以想见,对于袁氏最大一宗罪状――在共和年代突然开倒车、做皇帝,唐德刚此书将会有一番与众不同的阐释。拜读毕,窃谓此书固非人云亦云,然亦非强求立异、刻意翻案者,实在是深具“同情之理解”的“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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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同情之理解”,指的是唐德刚在“读破千卷史书”後,既已对洪宪登基前后之时局(历史事实)洞若观火,乃能结合自创之中国社会“转型”说(历史哲学),用以“正面评价”袁世凯及同时诸人乃至那个时代。唐德刚认为,三千年来中国经历过两次“转型”。第一次,即“废封建,立郡县;废井田,开阡陌”,使中国“从一个高等群居动物的部落主义(Tribalism)转向一个以自由农业生产为主的经济制度;和中央集权,以高度科学化的文官制度为骨干的,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宇宙帝国(Universal Empire)”(唐德刚著《晚清七十年》,第37页,岳麓书社版),这次转型肇端于战国时的商鞅变法,完成于汉武帝时的“盐铁专卖”,历时二百馀年。第二次,则肇端于辛亥革命,将“从帝国制度转入一个民主代议制度”。此一转型,在唐氏看来,虽历时近百年,犹未告成;如舟行三峡间,沿途尽是激漩急湍,凶险万状。然唐氏又坚信,“不论时间要拖多久”,此一转型必将完成,因为,这次转型“是客观存在的,是任何人和事都改变不了的”(本书第92页,後仅标页码)。袁世凯在民国建立後践踏法律、悍然改制,正是转型期内必然会出现的怪现状之一种,无足诧异;正如此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虽是“比传统帝制还不如的寡头政治”,但毕竟是时代的反映,是转型中“不可或缺的恶政(a necessary evil)”(97页)。前途光明,道路曲折;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须努力。二语,庶几为唐氏历史哲学的宗旨,然更可视作他对中国之爱的真情流露。他常常强调,“历史学家也是人嘛”,著书立说哪能毫无情感呢。由此,在“理解”唐氏的历史哲学之後,我们更易体察到他对人物及其时代的深切“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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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其所述,袁世凯之称帝,可概括为:为时所逼,为人所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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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建立,首任总统为孙中山。但是,孙中山以及他的同志都明白,“袁世凯那时在国民心中的声望,似乎还在孙公之上”(37页),以当日之混乱局势,舍袁世凯外,实无真正压得住台面的人物。袁世凯“声望”之隆,不仅在于他掌握了最精锐的部队――北洋六镇,更得益于他一手操办了清室逊位的大事――唐氏称为“不流血的宫廷政变”。以此,民国才能在武昌首义後迅速建立,而全国不致陷入旷日持久的内战,于国于民,袁氏此举功莫大焉。鉴及于此,孙中山只作了45天的临时大总统,便辞职让贤,与参议院诸君一道敦请袁世凯出任总统。但是,孙中山并非全无机心者,为防止袁世凯日後专权过甚、妨害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特地制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将原订效仿美国之“模范”制度――总统权力甚大,改为法国的内阁制――首相当国。这部《约法》由宋教仁起草,他就是那个汲汲于担任内阁首相以架空袁世凯的人。然而,宋教仁是“一流的政治家,却是末流的政客”(62页),他到处演讲,声言要组织清一色的国民党内阁,且不讳言“加强党务,宣传夺权”。袁世凯此时虽未萌称帝之心,但绝不甘心做一个内阁负责制下的“虚君”,因此,宋教仁旋即被暗杀,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并无证据表明袁世凯直接下令杀宋;然其事为“袁党”主谋,则事实确凿,不容诡辩。不过,孙中山因此发动“二次革命”,兴兵讨袁,在唐德刚看来却是大大的不对。他借用袁世凯的话,说:“共和国家以道德为基础,以法律为范围。就司法方面言之,非推究权案始末又经法庭公开者,不得轻加论断。就行政方面言之,非考求此案原委实与法律违反者,不宜信口雌黄”;孙中山此举,不啻视法律如废纸,欲以军事手段代替刑事侦判,直可称之为“叛军”矣。袁杀宋固为一错,国民党以暴易暴,也是一错。唐氏乃曰,“历史不是数学,两负不能变成一正”,“此例一开”,“三错、四错随之而来,就变成武力至上、军阀混战了”。杨度尝谓,宪法之可贵,在于“贤者不能逾法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而为恶”(《君宪救国论》);梁启超很佩服这句话,说“于立宪精意,能一语道破”(《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孙中山固为“贤者”,然罔顾国法,虽“为善”亦无足取也。至此,“第一次内战”开始,袁世凯与孙中山彻底翻脸。两方军事实力对比,国民党莫望北洋之项背,故不期月,袁世凯便平定了“叛乱”。孙中山奔日本,开始“联日倒袁,搞分裂活动”(83页)。战乱虽平,袁世凯之心却不能平:原来,共和之世,大家仍不讲法律,犹“须由枪杆决定一切”,这与帝制有何本质区别呢?此可谓为时所逼,袁世凯渐萌背叛共和、转回帝制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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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身边,善于揣摩上意(read his mind)者,不乏其人,杀宋教仁固然是他们的功劳,推动帝制当然也少不了他们。除了众所周知的筹安会、请愿联合会,他们还从美国引进一位高人,为帝制给出了学理上的根据。此人便是一流政治学专家、时任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院长、後来差点被推选为美国总统候选人的古德诺教授(F.J.Goodnow,1859――1939)。他被请到中国作了一年半调研,写出一篇《共和与君主论》,广征博引,结论曰:“中国如欲保存独立,不得不用立宪政治。而从其国之历史习惯、社会经济之状况与夫列强之关系观之,则中国之立宪以君主制行之为易,以共和制行之则较难也”(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二卷,951页)。吾国近代一直有崇洋之风,流被所及,袁世凯亦不例外。民主先进国家中第一流专家今亦赞同帝制,对此前“又想,又怕;又默认,又否认”(170页)的袁世凯来说,不啻服用了一颗超级大力丸,再经其子袁克定、智囊杨度等狂热分子一通天花乱坠的鼓吹,袁世凯终于把持不住,做出遗臭万年的事体。此可谓为人所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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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虽可谓被逼被诱,袁世凯决不能以吾国足协惯于借口之“负该负的责任”逃罪,他必须负全责,盖“士君子为政,治国安邦,自应有其立身从政的原则与主见,而曰为小人所误,终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而已”(152页)。不过,唐氏之议论若止于此,犹算不上真正的“同情之理解”。他的高明,在于厘清史事,取得对袁氏当国的“同情”後,能够表示出对近代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深刻“理解”:辛亥革命後,绵延数千年的帝制在表面上虽被废除,但中国要进入真正的民治时代――即完成第二次“转型”――仍需很长很长的时间方可奏功。袁氏痴梦固不久长,百年亦嫌其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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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氏之论,固可是者是之,非者非之。然其确具“同情之理解”,不愧为“通古今之变”的“一家之言”,则窃心许焉。简雅可诵之文字,引今证古之妙喻,尤其馀事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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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明聪颖,长袖善舞,有文武之才,不忘形时张持有度,剿团,逼宫,治国皆可见干练之感,然不时自信超过才度,为其致命缺点,非志大才疏,实志大才也大,不过志比才更大罢了。故前有误发朝鲜之变,后有走出称帝愚形。
临终的痛切 -- 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 依然是袁氏自视极高的风格。
然,读之忽感切切。
当时如果稍微在意一点,不称帝,搞不好也能搞成家天下的局面
一直很欣赏谭伯牛兄的文章。
跟贴一下,告诉一声。
请您多写,为了读者。
问题就是他太聪明了,以为可以把其他所有人都玩弄于股掌之上,所以最后搞得众叛亲离.
任何历史人物都有正面行为,只不过象袁世凯这类人,少量的正面表现被淹没在巨大的负面汪洋中了。在历史上的位置,袁世凯可定位为有影响有争议的历史人物,这已足够。他既不是名君,也不是名相,更不是名将,若要正面评价,恐怕不易。
刺杀宋教仁和洪宪改制都是大事,不能这么一笔带过。
伯牛公对近代史研究之精深,文采之高华。兄弟我一向是佩服到骨子里的。但是为袁世凯翻案,兄弟却窃以为不敢苟同。
这位项城老兄实在当不起伯牛公这样的谬赞。在兄弟眼里,这位项城老哥也就是清季一权臣而已矣,所作所为不过是保袁氏一姓尊荣富贵。什么经济展布,这位老哥是谈不上的,不过是一手金钱,一手权位,还有一套暗杀的法子掌握团体,混水摸鱼罢了。既乏旧的道德气节,又少进步理念和对国家治理的办法。外对日本束手无策,内又将一朱尔典视为长城之靠。对外交涉之幼稚愚蠢,实在是罕见的。还好天不假年,让袁家四代皆活不过五十八岁,让中华少此一民贼,实在是大好事。所谓同情性之理解,天有眼!天有眼!
咱们从头说起。袁老哥发迹始于效力朝鲜投效世伯吴老军门,在朝鲜也没见过有什么大成就,除了靠上李合肥高枝,骗走世伯老恩公六个营实力,气死吴老军门外。朝鲜折冲,兄弟窃以为清在朝鲜海关起的作用也比这位袁老哥强。
甲午战起,这位袁老哥早早发现李老北洋靠不住,先从朝鲜弃军而回,另攀高枝。带兵带得寒心了,准备改文职。遍行贿赂后终于搞到一个实缺道台,已经分发了。却因朝廷决心练新军,却苦于夹袋中无有新的军事人才,才想起这位薄有虚名的袁大道台。从此小站练兵八千,飞黄腾达肇造于此。
这个最早的小站是什么班底?左手拉着姜老罗锅之类的旧军官为依靠,右手培养些北洋武备半新半旧的学生。后来还要照应些觉罗们的面子,内里腹心幕僚是徐东海一流的老官僚。部下将佐,论无耻有段“小翠喜”公,论狠辣有第一代的袁记特务头子,冯玉祥的恩上陆建章公,论草包有教书不成,卖布也不成的曹“赵子龙”公。论愚蠢贪财有冯“狗”公,论刚愎有段“三造共和”公,再加一班如张定武之类的投效杂牌。班底如此,主子成色如何也可见大概了。不要说曾幕了,哪怕是李幕,袁老哥也是远远不及。
后来戊戌当中,袁老哥的行为大家见仁见智。不过他自己自供也是对那些新进小臣也是反感到家的。投效之后,虽然捞了个武卫X军的正式番号,但是估计武卫军的荣大老板也是对他提防居多。后来打发他去了山东火坑,没想到袁老哥居然是反而逃脱了直隶火坑,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使出了果断霹雳手段,大开杀戒,最新式的五七格鲁曼过山快炮,曼利夏快枪,对着山东那帮愚民是迎头痛剿。后来不仅将祸水推向了直隶,还多了二十营的实力在手,更大投了外人所好。权奸手段,的确不凡。
庚子两宫蒙尘,袁老哥既想互保,又想烧西太后的冷灶。舍不得自己嫡系实力,于是让那位日后出名的辫帅带了三千杂牌,缓缓西进。结果冷灶给袁老哥烧着。回銮未久,这个北洋的宝座,就坐在了他的胖屁股下。当年李北洋给袁老哥留下了北洋小金库400万两的家底。袁老哥也没用这家底做正事,也就是忙着给后来的新老板庆亲王老板阁下送礼了,后来这个礼一直送到民国都没完,这是后话了。武卫军垮得只剩了自己一支独苗,干脆就用陆军督练公所的名义大练新军。
当了北洋了,这位袁老哥看看他的展布,除了派二任特务头子“百家姓中第一姓,天子脚下第一人”PS了一下护驾中出了大力的岑公照片,欺负这位少数民族老哥,和瞿鸿畿一流争权夺利外。似乎也没做什么事情。全部精力就用在花银子练了六镇兵。以为这六镇兵是他万世基业,其实从一开始,他就不太玩得转这支嫡系。唯一有把握指示如意的,就是番号从北洋天津巡警营改到第六镇再改第三镇的这个心头宝贝。
可惜他这种权奸水平,放在前面哪个王朝,手段都只是二流的。就算清季这种水平,也随随便便就让他自己交还了四镇兵。又一个张、袁二公调军机,就让他势力大减。(说起张之洞调军机,似乎就是一个很大的蝴蝶效应,彻底断送了清朝几百年江山,有空细说)老袁看王莽做不成,只有加紧给庆老板送礼,当时就指望保命了。两宫崩时,更吓得这位短腿伟人一溜烟跑到天津租界,躲在洋人西裤后面,要不是张之洞一句主少国疑,不可轻诛大臣,和那个摄政王实在草包了一点。袁老哥就害的不是足疾,而是脑袋不稳了。这种篡逆水平,袁老哥后来得国,也实在是老天不佑中华。
待续
弟之所以认为唐书具有“同情之理解”,主要因为唐氏的“二次转型”说深得我心,而他对民初历史的叙述和评论,恰能在此一理论框架内得到圆满的阐释。此即“书评”(不若曰简介)之所为作。
其书虽然以袁世凯等人为中心,实则不是一般的功过评论,而是借之为材料,以说明“转型”时期,其曲折惊险及路涂漫长,较三峡为尤险。读者若明此意,则一方面毋庸改变心中的褒贬,一方面又能获得对近代史乃至整部帝制史的深入了解。此盖唐氏之初衷。
弟文末云:“唐氏之论,固可是者是之,非者非之。然其确具“同情之理解”,不愧为“通古今之变”的“一家之言”,则窃心许焉”。即是一种折中,欲与读者共勉,识其大者通者,而遗其小者私者。毕竟,唐公月旦,窃不谓然者,也有很多嘛。
这么一说,奥斯卡兄或稍释然而亮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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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1》奥斯卡借着雨老板的手可是把袁大头折腾了个底儿掉。如今在徐老板手里不知道袁某人回落一个啥下场呢?
不同意。
同意奥斯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