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请教】网传15年前建行政研室对9-5期间金融风险的调研 -- wfan
未辨真伪。本人不懂经济学，也不懂银行金融，假定来源可信，请河里大牛赐教：
（1）这是什么原理？
（2）这是什么逻辑？
（3）以上原理和逻辑应用，15年来有了哪些变化？
岐山行长：
4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政研室受戴相龙同志（时任行长）和陈耀先同志的委托，召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及有关金融机构的研究人员，座谈‘九五’期间金融风险趋势及防范对策问题。会议透露，最近，根据中央领导的意见，中央财经小组已经着手组织有关单位开始研究‘九五’期间我国面临的经济风险及防范对策。中国人民银行承担了‘九五’期间金融风险及防范对策的子课题。人民银行领导对此非常重视，戴相龙同志作了长段批语，并责成人民银行政研室、研究所加紧研究，同时成立了以陈耀先同志为牵头人的研究小组，在研究的基础上，戴相龙同志将于6月份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作一次专门回报。
签于此项研究起始于《‘九五’计划和2010年纲要》之后，如果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九五’期间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经济风险，那么根据以往经验，我国又将面临新一轮经济政策的调整。这一动向有可能需要密切跟踪。
在去年8月份调入建行前后，我曾对当前的社会资源总体形势及其‘九五’期间的发展作了一个粗浅的前期研究，并应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有关领导的要求，改写成几份研究报告。最近，在为刘淑兰（时任建行副行长）副行长准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对策高级研讨会》论文时，又从宏观角度对‘九五’期间我国投资风险，金融风险等问题作了进一步研究。总的看来，我以为，‘九五’期间整个国民经济运行存在着日益增长的风险，在我国社会资金循环、资本循环、信用循环三个层次中都潜在着日益扩大的债务危机。因此，建行在编制和修改‘九五’规模及决定发展战略时，有可能需要考虑到这个严峻的情势，需要有所准备，预之为谋。
现将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及几次研究中的主要观点，摘要附后，供您参考，以上情况，特此报告。
政研室（研究所）贾政
1996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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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岐山批示：这个问题很重要，特别要结合我们的实际评估风险，可就这个题目由政研室召集我行有关部门讨论一次，请党组同志阅示。（5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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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关于我国‘九五’期间社会资金循环面临的紧张情势及其潜在高信用风险（摘要）
一、经历十几年的积累，‘八五’期末我国社会资金循环已经处于‘居民高债权，企业高债务，金融资产高利率，社会资金运营高成本’的状态。这种状态完全有可能依惯性强烈地作用于‘九五’期间。根据‘九五’计划及中央银行、财政部对有关资金的安排，可以推算出，到2000年，居民债权资产余额接近8万亿，政府内外债务余额将不会低于2.4万亿，金融体系对居民净负债约7万亿，企业对金融机构净负债不低于7.5万亿。这种集中于居民和企业呈两极积累并相互对应的债权债务发展趋势，将有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
二、社会财富的分配格局进一步恶化，一是从利息分配看，按调低后存款、贷款平均年利率分别是8%和10%计算，‘九五’五年需向居民债权资产计提2.5万亿元以上，企业需向金融机构计提付息4万元以上；其中2000年当年需向居民债权资产计提付息6400亿元，企业当年需向金融机构计提付息1.2万亿元，占当年新增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将达到40%和74%。食利将成为参与新增国民生产总值分配的绝对因素。二是居民债权资产的超经济增长，很大程度是建立在国有资产的进一步流失基础上，社会贫富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
三、企业高债务情势将进一步恶化，按照目前‘九五’期间社会资金债权债务增长方案，企业若要在‘九五’期间保持‘八五’期末资产负债率不升高的状况，‘九五’五年需要自补资金1万亿元，平均每年2000亿元；若要在‘九五’期间降低资产负债率并达到国际间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60%的水平，‘九五’五年企业需要自补资金3万亿元，平均每年6000千亿元。在现有资金补偿机制下，谈何容易。以往的趋势表明，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从1978年前不足30%上升到目前80%的水平，17年间增加了50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年递增3个百分点。照此发展，到2000年我国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将接近100%，届时将会有大批企业处于资不抵债的境地。
四、经济学一般道理指出，社会资本循环包括资本形成、资本使用和资本收益三个阶段。由于我资本形成阶段负债比例甚高，资本使用阶段资金成本过大，资本收益阶段将面临严重的债务危机。也就是说，企业投资负债率越高，则偿债能力越差；投资成本越大，则偿债周期越长。为了缓解企业高债务的紧张状况，中央已采取了五项措施，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不调整国民经济收入分配再分配的情况下，这些措施仅有减债、转债、缓债性质；并没有解决社会资金循环总体失配和建立企业内生资金补偿机制的问题。宏观管理将面临难以调和的矛盾。在一个本币非硬通货的国家里，社会资金循环的债权债务有如下对应关系，即社会总债券等于社会总债务。具体到我国，这一对应关系依现状可以描述为：居民净债权等于财政净债务加银行净债务和企业净债务。在这一等式下，如果居民净债权仍然是超经济增长，企业净债务的消减，只能转移为财政或银行净债务的增长；也就是说，在不调整居民净债权增长状态下，即使是企业效益改善，自补资金实力增加，但宏观运行的结果是，企业资产负债率越来越降低，财政或银行负债就越困难。
五、如果上述情况和经济道理成立，对于金融系统，特别是对于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来讲；‘九五’期间将面临如下紧张情势：
1、由于企业偿债能力严重不足，随着企业资产负债率的上升，银行不良贷款的比重将会进一步提高。
2、受高债务的影响，社会资金总体周转放慢，银行资金流动性将会进一步降低。
3、受硬负债，软资产的影响，银行效益将进一步下降。
因此，如果2000年我国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接近100%，如果出现大批企业资不抵债，那么贷款比重高的银行将在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三个方面面临更大的信用风险。
建行政研室贾政 1996年4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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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净债权等于居民存款＋国债＋各种公司债、集资款,主要就是居民存款。
15年前是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过热。居民存款利率10点多，还保值，银行（当时实际也等同与国家）和国家财政的负担可想而知。
所谓“居民净债权仍然是超经济增长”，我以为就是现在常说的m2增速远大于gdp增速，货币投放远大于实际经济所需，经济实际是由货币投放拉动。
15年前，企业尤其是国企，运行效率比较低。“企业净债务的消减，只能转移为财政或银行净债务的增长”，当时的通货膨胀，表面上可以稀释国企的债务，但实际上通过居民存款中转，最终还是转到了国家财政或银行上。负利率，让居民埋单的策略，只能一时应急，不能持久。长期负利率，最终会消弱居民的实际购买力，而且会动摇rmb的信用，代价更高。
后来就是强力紧缩货币，打掉通胀，即使付出经济下滑的代价。
现在，尤其是09年的4万亿后，有15年前的一些苗头，但情况的危急程度要差得多。
15年来的变化，我没仔细想过，但一点，企业存款的比例明显增加了
提问的起因一是无知，二是此前从没见过金融管理机构的内部文件，对其从国有银行金融、财政的立场看“国家金融风险”的资产负债视角，好奇
问题一：是否意谓着，15年前，在“国家”（以国家代理人观点）眼里，国家的货币化资产负债表就是：
居民债权（简化为存款）=企业债务（假定是国企贷款）+银行债务（居民存款贷款余额）+财政债务（假定是国债一类）
问题二：还是不懂，企业效益改善，一部分反映在居民存款增加，也会反映在财政税收增加，银行贷款收益增加（存贷差近100%），为什么要在企业效益改善，负债率降低的前提下，预期银行和财政“越困难”？【无知地想，这是屁股问题？】
左边是居民债权+企业债权（企业存款，暂算成国有）＋其他国有资产
右边是企业债务（非贷款，债券等）＋银行债务+财政债务
（暂不考虑外资）
其中企业债权常态应该大于企业债务，否则就是资不抵债。国有资产和税收，也应该大于国债。所以推其根本，一定是居民是最终债权人，银行和国家是资金周转的中间人（再推一步，国家的根本也是全体居民的）。
居民整体财富的增加，在于社会整体实际总产出增加（以最终消费为标志）。但实际中，比较复杂，国家和银行提供的资金，完全可能使得企业在生产社会无法完全消费的产品，表现就是亏损。如果通过财政或利率等手段，可以把企业的亏损，转移到国家或银行帐上，比如国家不断发国债修公路，就可以让过剩的建筑企业都有工开，从而使得原本应淘汰的部分企业活下来。这就是以下情况：
在不调整居民净债权增长状态下，即使是企业效益改善，自补资金实力增加，但宏观运行的结果是，企业资产负债率越来越降低，财政或银行负债就越困难。
这情况的危险在于，社会整体生产效率实际可能没有提高，增长是虚假增长，实际只是个风险转移，债务只是从企业转到了国家和银行帐上，银行和国家是不可能无限负债的，如果到达一定程度，比如希腊，大家的信心崩溃，总清帐。
余下的就是“看不见的手”了？以下是非专业人士的理解和表达方式，主要看居民、企业存款等债权，经由银行中介，跑到哪去了（不考虑外资）
（1）每个人都能理解的：居民的权益=居民的总资产（存款+证券化资产+房产等固定资产+商业及法定保险或有权益）-居民负债（银行贷款+其它借款）
（2）商业银行：银行权益=银行总资产（资本金+企业居民存款余额+贷款余额+证券化资产+同业拆借）-银行负债（企业居民存款+贷款风险损失）
（3）非金融企业（按理说都是市场化的）：企业权益=企业总资产-企业负债（银行贷款、企业债、损失）
（4）国家财政：财政权益=总资产包括什么（国企股权+国有但尚未进入企业的土地、矿山、天上地下+本国债+外国债）？-财政负债（本外国债）
如果以上可能都是经济常识（肯定有错，只要大致说得通），奇怪的仍然就是15年前的这句话：
1、干嘛要盯着居民净债权，还不能增长？
2、企业负债低了，效率高了，就一定是财政或银行困难？（考虑到当时国有为主，正在卖光光，如您的解释，这种担忧有理由）
3、如果说是为了企业解困，生产了一堆现在不急消费，但对国家战略有价值的东西（铁公基），当时为什么不能同步生产居民能消费的东西（国企解散，工人下岗，衣食住行医疗教育为什么不补贴？财政崩溃和国家财富、生产能力消失是一回事吗？90年代国家经济困难，难道比50年代更严重？）
4、国家财政（代理人）、各级政府是在和本国居民、本国企业、本国银行作对手盘吗？如果不是，为什么会这样？如果是，通过什么“市场化”的交易工具？有什么办法监控这些国有资产的来龙去脉、经营效率和合法、合规？
5、假定上一次大危机是“稳定、分配结构和国家发展战略”内外交困的危机，这一次是仍然是危机，谁将付出最后的代价？谁来承担最后的责任？15年了，操盘者的方法变了吗？如何稽核？
6、考虑到15年来最大的变化是中国加入WTO，外资进入和国家对外投资的新因素，普通人就更不可能看懂了
附加一个问题，文件是不是真的好象已经不重要，这时候公开这些尽管是非机密的东西，至少公开者是有特别的感触的；如果是假的，那就是公开者有深度的用意的。
只能请懂经济学、财政学、金融运行有德有才的专家替象我这样的经（金）盲解惑，扫盲了。如果不懂这些来龙去脉，讨论什么国企、民企的，好象是谈天上的事，各说各话。
居民债权就是居民存款。居民存款多了，就要消化、吸纳，如引向股市。所以，金融市场要发展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