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如何看待辽，金，元，清和宋明民国的失败 -- 泉畔人家
赵五灵王搞胡服骑射才是始作俑者。
金日磾是匈奴后裔。但“赤发蓝眼”四字有何出处呢？烦请说明一下。
难道赵国祭祀也穿胡服么。
史记原文如下:
后面还有公子成穿胡服上朝那段。可见胡服并不仅仅是军服，而是连朝服（官服）都改成胡服式样了。
我当初看过的资料。要再找不一定很好找了。《汉书 霍光金日磾传》里记录的是 “日磾长八尺二寸，容貌甚严”。
南朝（梁）的名将陈庆之说：“吾始以为大江以北皆戎狄之乡，比至洛阳，乃知衣冠人物尽在中原，非江东所及也，奈何轻之”。(资治通鉴卷153)
两晋、南北朝时的民族关系不能简单等同为蒙古对南宋式的入侵。
汉朝留下的底子是“舟车所通，尽为臣妾”，边境线上的蛮族全是被征服过的。魏、晋时对少数族的控制已大为削弱（主要是汉族人口在长期战争中大量减少导致少数民族内迁，西晋政府贪图赋税，暗地纵容，引发江充徙戎之论），但表面上与汉朝无异。
所以，汉、魏、晋的蛮族分为两大类：1、南匈奴、羌人、羯、氐，这些民族被征服、欺凌、奴役、同化，又时时反抗；2、鲜卑、柔然，这些民族被前者缓冲、隔离。
率先造反的是南匈奴人。西晋八王之乱，内斗把元气耗尽，南匈奴人才找到机会谋反。他们的领袖刘渊幼习儒学，又久居洛阳，接触诸王，宰辅、名士，是汉化了的。
几乎同时起事的是羯族。羯族比匈奴人遭遇还悲惨。以石勒为例，他青年时当过邬人郭氏奴。胡奴后来因饥荒集体逃亡，石勒就投靠于宁氏。北泽都尉刘监，要缚卖石勒，宁驱把他藏匿起来，幸而获免。于是石勒潜行，路上遇到旧主郭敬，泣诉饥寒之苦，郭供给石勒衣食。石勒因而感激，向郭策划诱骗胡人到冀州，趁机卖掉他们，既可使饥胡免于饿死，郭也可得利，可谓“两济”。此事议而未行，并州刺史司马腾对此商机更敏锐，已下令虏捉诸胡，每两胡人共锁一枷，驱向太行山以东出卖。石勒也在被掠卖者之中。到山东后，石勒被转卖与师氏。师懽因石勒相貌非凡，就免掉石勒奴仆的身份（其实是怕煽动其余羯奴造反），石勒才得以脱身为匪，否则土匪都做不成。
所以，匈奴、羯的造反，是被征服民族挺身反抗西晋政府对其残酷的压榨、奴役政策。因此，匈奴、羯对汉族的报复手段就特别残暴。恰恰又因为其残暴，汉族对匈奴、羯人的对抗就愈坚决（参见冉魏对羯、胡之报复屠杀政策）。整个北方成为赤地千里，民不聊生的悲惨世界。
即便如此，匈奴、羯对汉族知识分子是区别对待的。石勒“陷冀州郡县堡壁百餘，众至十餘万，其衣冠人物集为君子营”。连只懂几句《论语》的教书匠，都能在艰难的饥荒岁月谋得养家糊口的衣食。
这和蒙古人政策有很大不同。蒙古人拒绝汉化，想尽量保持草原健儿之本色。于是蒙古人用征服的色目人代替汉族儒生管理国家，儒生的地位跌至娼妓与乞丐之间（八娼、九儒、十丐）。但蒙古人因此不能在中国立足，1279年灭南宋，1355年（至正15年）即失去对中国南方之控制，洪武元年（1368）即收复大都。这正验证了“胡虏无百年之运”的古话。
再回到南北朝。汉化了蛮族的内迁，导致化外蛮族（如鲜卑）迁徙占据汉化蛮族原有的旧地。这种过程周而复始。这样汉化蛮族和化外蛮族之间就有一个冲突地带。鲜卑内迁之后，镇守这个地带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六镇。侯景就是六镇之一的怀朔镇戍兵。
为什么六镇这么重要呢（参见陈寅恪观点）？北方政权在南朝汉族政权和沙漠蛮族的夹攻之间，属于两线作战；内部又有自己的族人、早前的汉化蛮族、汉族坞堡三种势力。六镇任何时候反戈一击，平衡的天平就会立即垮掉。
这种局面只能导致任何一个执政者只能向逐步恢复了的汉族地主靠拢，自身也只能汉化，否则会迅速垮台。所以南北朝时的北方政权一个比一个对汉族让步更多，到了北齐、北周的时候，实权基本落在了汉族手中，比如杨坚基本以不流血的方式夺取了政权。
所以，北方统一的过程即是汉化的过程。北方汉化的终点是隋朝（表面和实质上都汉化了）。此时北方汉化彻底完成了，使得南方政权拒绝统一的理由失去说服力，统一全国变得顺理成章了。
这个汉化过程不是低质的。北方汉族士族在最微弱、最艰辛的时候，也未被消灭，此后势力日渐扩张。一小撮最腐化、最堕落的上层豪门消失了，取代的是更有进取心且不失文化传承的阶层。这是隋唐盛世的开端。
不可否认，掌权的关陇集团掺入了汉化蛮族的血液。但DNA本身从来就不是中国历史的决定因素。追溯到夏、商、周时代，蛮族和华夏族的DNA本来就是重合的。姜戎和姬姓的DNA有何区别？即便现在，也测不出所谓“纯种”蒙古人和融合后的汉族人的DNA有明显区别。难道蒙古人DNA取代了汉族人的基因？怎么可能！
答案只能有一个：汉族和周边蛮族的DNA本来是高度一致的。但文化和生活方式不同把他们区别开来。这种区别最早源自于黄帝时代，但定型于西周末年。人们常常说戎狄入侵西周。但似乎戎狄长期居住的地址仅离周都十余里；一些大国（如晋）四面都是戎狄？这哪里是入侵，简直是邻居。
有理由怀疑，春秋时代的戎狄入侵未必全部是由于西北--东南的单向人口流动造成的。大概许多夏、殷的诸侯，如果未被周天子分封、未采用高度一致的西周礼乐制度，他们在诸侯国之间的大片缝隙中或许能生活数百年很自在。但在西周诸侯国们膨胀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自然成了“戎狄”。这种意义上的戎狄，应该是说不说“雅言”，建不建城郭，用不用兵车，受未受周天子封建的区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接受这样的新秩序，你就是华夏，不接受，你就是蛮夷。完全扯不上DNA的高度。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侯景如何如何，南朝士大夫如何如何不重要。接受了汉族的文化，即便姓独孤，也是纯正的汉族。假如DNA无区别，假如文化无区别，那么还能有什么区别？再说汉文化本来就是融合而成的文化。少写两篇骈体文，少消费几粒五石散，改变不了历史的大趋势。
的话多了去了。难道个个都是红发碧眼？
假如象孙权那样异象，史书是注明了的。中国的史书对体貌之异是记述最详细的。
世界上有很多古老的文明民族，有些比我们文明得还早，但是现在民族和文化还幸存的可就我们一个啦，这个世界大部分时间不适合文明软弱的民族生存。巴比伦国灭人亡，古埃及人古希腊文化被我们从土里挖出来些凌乱的碎片，伊朗人人文化和波斯没什么大的关系。古印度就更不用说了。我们的民族经历过苦难，经历过被征服，但是主体的民族还在，文化自古传承下来了几千年。现在我们古老的文化人们知道的越来越少，我们应该注意啦，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还是一个独立的民族么？建国后有人打算把我们的文字改成拉丁字母，现在有人带着有色的眼镜批评我们的中医和经典这是个不好的现象。我们的民族需要发展对原有的文化进行发展但不应该丢了自己的传承，把我们自己文化“全球化”了，我们会丢失自己民族的认同感，丢失国内各民族的向心力--这是对我们真正的威胁
胡服骑射是学习和改进。满人的剃发易服说严重了是种族灭绝，不过他们没有这个实力。
金日磾赤发蓝眼的东西我是确定看到过的，是比较严肃的学术书还是娱乐性的汉武帝生平一类的我已经记不清了。您觉得不可靠，不相信就是了，我不是学者，虽然我不会编造东西，但我也没法保证所有资料的百分百可靠。
当然，郭沫若，葛剑雄那样的大历史学家分析秦始皇性格的时候什么胡乱假设都敢往上套。当初我做于真位置推定的时候，《史记》《汉书》里于真分水岭的白纸黑字记录也被大牛们当成司马迁，班固的道听途说。小心求证是对的，我只希望西西河里的河友也能把这种态度同样用在某些经不起推敲的所谓定论上。
如果你说的中国人是指生活在中国的人,满清把整个中国都打下来了,不当自己是这片土地的主人,缺心眼啊
你要说是指接受中国文化传承,中国文化,从思想到衣冠语言,本来就一直在改变,人家是胜利者,更有改变的权利了,况且最核心的执政思想,满清可是很认同前朝的,康熙就认为史上最伟大的皇帝是朱元璋,因为他设计出了最伟大的制度.
还有你为什么对衣冠这种东西这么注意,现在没中国人峨冠博带吧,难道说没人也不把自己当中国人
辽金元西夏都没变，为什么清就变了？
这几个征服王朝不是胜利者么？归根结底，朱元璋的黑暗统治彻底摧毁了中国社会的基层力量，让中国人真正成为一盘散沙，才让满清可以肆无忌惮的推行剃发易服。
而辽金元三朝，汉人的世家大族在征服王朝的政治体系中还有重要影响。
我还等着大师接盘子呢，别让我失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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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在明治下时未必和唐时胡人的待遇差很多，但清得手后干了两件事就自己把自己置于鞑虏的地位了。一件事是易服剃发，一件事就是建立了一套很类似于印度种姓制度的制度。头一件事我想是很明显的，还引发了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之类的大屠杀。后一件事，把所谓旗人（非满人，差别还是不小的），与其他人区分开来，旗人专门做军人，做官，其他人的出路要窄得多，多千百倍的人，只有同样数量的大官可做，且不受信任，还有文字狱。因此，他们变成了鞑虏应该是中国之幸。我觉得满清之所以不能抵抗侵略与此也有很大关系。能说出宁赠友邦不与家奴这样极端的话，也反映出这套制度对满族统治者在心理上的影响。当然这套制度还是和印度有区别的，我觉得有意思的是由于满族人和汉族人其实在外貌上差别不大，反而使得他们更容易成为鞑虏，其实就血缘而言，我觉得满汉族差别真不是太大。
俺不是说这个措施合理，但也不是特别严重的问题，当时满洲人刚统治没几年，再出这么一个不得人心的措施，对抗就爆发了。很多时候，大冲突都是由小事引发的，蒙古人治理河道还引发了全国起义呢
至于说满清不能抵抗侵略，那个侵略势力是满清这种落后专制农业国能对抗的吗，根本不是一个级数嘛。要说北宋南宋明朝，连同一武装水平，生产力还比自己落后的侵略者都抵抗不了，难道他们的统治阶层也把自己当外人？而且在对抗侵略时满洲人不说比汉人更卖力，也肯定不比汉人更软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