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说说今年读的几本书 -- gb2312

在感恩节的火鸡大餐和家人团聚之后，你可能发现自己卷入了这样一个危险的辩论：谁的父母──你的还是你配偶的──更难打交道？

如果你与配偶父母的关系紧张，无论你是丈夫还是妻子，最新研究的一些意想不到的发现可以让你深入了解到与配偶的父母保持距离会有哪些危险和好处。

一项对已婚夫妇进行了26年的纵向研究发现，一桩婚姻中如果丈夫报告说自己与岳父岳母的关系亲密，这样的婚姻可能持续时间更长久。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University of Michigan's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的心理学家及研究教授特里奥布奇(Terri Orbuch)说，“这些关系成为了丈夫与妻子间连接的纽带。就好像丈夫向妻子表明：‘你的家庭关系对我很重要，因为你对我很重要，我想感觉与他们更亲近些，因为那样让我感觉与你更亲近。’”奥布奇博士还是2012年新书《再寻真爱：六个简单步骤教你找到新的美满婚姻》(Finding Love Again: 6 Simple Steps to a New and Happy Relationship)的作者。

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的资金支持下，奥布奇博士正在对373对同种族夫妻展开研究。1986年研究启动时，这些夫妻的年龄都在25至37岁之间，尚处于结婚的头一年。奥布奇博士让每一对新婚不久的夫妇按照1-4的等级自评，看看他们感觉与配偶父母的亲近程度如何。在随后的时间里，她一直跟踪收集他们的数据，包括他们的关系是否依然存续。研究结果在最新一期的《家庭关系》(Family Relations)杂志上发表。

那些丈夫最初说自己与岳父岳母关系很亲密的夫妇在随后16年时间里离婚的风险比整个团体低20%，而在妻子说自己与公公婆婆关系很亲密的情形中，结果似乎正好相反：这些夫妻离婚的风险比研究对象整体高20%。

奥布奇博士对此做了一个可能的解释：感觉自己与公公婆婆关系亲密的妻子可能会发现分寸很难把握，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可能渐渐把公公婆婆与自己的那种亲密无间看成是干预行为。奥布奇博士说：“因为跟亲人的关系对女人来说太重要了，为人妻和为人母是她们人生中最核心的两个身份。她们会认为公公婆婆的言行干涉了她们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身份。”

男人大多数情况不会有这种问题。奥布奇博士说，他们为人父、为人夫的身份往往不如养家者的角色重要。结果，他们往往不会从过于自我的角度去看待岳父岳母的行为。

这项研究给父母提出了两套建议。对于有儿子的父母，如果你认为自己与儿媳的关系亲密到可以建议她如何抚养孩子或其它重要问题，请你三思。对于有女儿的父母，你要努力让你的女婿看到，你把他当成了家庭的一员。

达伦勃兰特(Darren Brandt)永远也忘不了几年前的那一次情形，他的岳父莱昂亚诺斯(Leon Yarusi)──突然间当着他们两个人的妻子的面──拥抱他并宣布说：“如果你哪天和乔伊(Joy)分手了，我们还是朋友，还要聚头，我会想办法去看你的。”

勃兰特说：“我想我妻子曾经以为，如果我们哪天离婚了──我们甚至从来没有谈论过这种事──她父亲和我就毫无关系了。但是，在那之后不过20秒的时间，她很高兴地看到我们之间的关系好到能让我岳父说出那样的话来。”42岁的勃兰特是一家公关公司的合伙人，家住新泽西州的什鲁斯伯里(Shrewsbury)。

他妻子、41岁的乔伊勃兰特(Joy Brandt)回忆说，这件事让她感觉到“父亲很爱我，也真的很喜欢他”。

最开始的时候，这对岳父和女婿的关系看上去不是那么和谐。亚诺斯出生于一个意大利天主教移民家庭，家中一共有12个孩子，在新泽西州一栋只有一个卫生间的房子里长大。他当过空军飞行员，后来又做了美发师，自己开了家美发厅。他很善于修造东西，在新泽西的蒙默思海滩(Monmouth Beach)建造了自家的海滨寓所。他上月初刚刚去世，享年75岁。

勃兰特是犹太人，家里就两个孩子，他在新泽西中部一个富裕的小城里长大。他把自己描述为“公司人”，不喜欢冒险。他说：“如果我安上了一个电灯泡，我就要与人击掌庆贺了。”

当勃兰特和乔伊17年前决定结婚时，他们与乔伊的父母共进晚餐，商讨他们的计划。亚诺斯拷问了他们差不多三个小时──关于宗教、财务以及子女抚养计划的问题。勃兰特说他当时觉得自己未来的岳父是个“难缠的人”，多半时间他都不说话。他说：“我对他采取了明智的尊重态度。”

这么多年来，两个男人成为了朋友，一起去健身房、划皮划艇、参加滑翔机课程。勃兰特会就夫妻吵架后如何与妻子和好等问题征求他的岳父（以及岳母）的建议。他说：“这对我的婚姻来说是件很好的事，因为我可以卸一些东西到我岳父身上。”

10月13日，亚诺斯在家摔了一跤，颅骨骨折。他的病情被拖延了，先是去了一家当地的医院，后来又转到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New York University's Langone Medical Center)，飓风桑迪来袭的时候他被疏散。11月7日亚诺斯去世。

几天后的晚上，乔伊发现丈夫在读她父亲的讣告。她第一次看见他哭。她说：“达伦总希望让我爸爸开心，让他知道在我们心中他有很重的分量，对我来说那意味着我拥有了世上的一切。我父亲认为我做了最好的选择，在知晓了这一点后我倍感欣慰。”

勃兰特说：“我很幸运，好像我有两个爸爸一样。”

你想改善与配偶父母的家庭关系吗？下面是奥布奇博士给出的小贴士：

如果你有一个女儿，那就大大方方地与你的女婿营造密切关系。也许你们不是同一代人，背景各异，但是你们仍然可以找到共同点。你女儿看到这个男人成为她家里很受重视的成员会很高兴。不过也要现实一点。岳父与女婿的关系很少能做到像父亲与儿子那样亲密无间。

如果你有一个儿子，你要格外小心。儿媳对干涉行为可能比女婿更敏感。在你毫无干涉之心的情况下，或者你也许只是略略参言，她都有可能认为你是在进行干涉。

如果你为人之妻，要意识到保留好自己与公公婆婆之间的分寸是很有必要的──尤其是在交流婚姻细节、育儿决策和个人事务的时候。要让你的公公婆婆放心，你愿意和他们建立相亲相爱的关系，但是也要懂得说不。如果产生了矛盾，让你的丈夫帮助解决。

如果你为人之夫，要把你的岳父岳母当成特别的人和重要的人来对待。记住，当你在用心照顾他们时，你的妻子会感觉到你也在体贴照顾她。

李静睿

世界末日没有如期来临，那个晚上我们去一个美国教授家做客。他的家在纽约下城一栋极其古老的公寓楼里，大堂里放着一棵顶天立地叮叮当当的圣诞树，电梯是那种还需要自己拉开门的，导致另外好几个朋友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电梯，气喘吁吁地爬到了七楼。

这是一套如此典型的纽约公寓：小小的一室一厅，客厅里有舒适的布艺沙发，两把蓝色扶手椅围住一个精致的木质茶几，上面放著作为小吃的法国芝士和crusty bread。中国人不大能在饭前吃进这么沉甸甸的东西，但是美国人也欣赏不了我们的五香瓜子和椒盐花生。唯一让人感觉诡异的是，40吋的大彩电上正在放凤凰卫视，却恰好是美国新闻，奥巴马新提名了国务卿。主人还很得意地把频道调到了中央电视台，说：我们研究中国的人怎么能不看新闻联播。我在心里默默地想：可我们中国人也不怎么看新闻联播。

因为英文口语不够好，我们在纽约交往的美国人大都中文流利得让人惭愧，他们听得懂我们中国人之间的大部分笑话，知道“单位”意味着什么，能准确领会“五毛”的具体含义，甚至还有教授热心地告诉我们国内学术界的某条八卦，谁谁谁因为评不上职称把谁谁谁给扇了一个耳光，让人疑心研究中国这件事已经从他们的工作进化为爱好。圣诞前后是美国高校的寒假，他们纷纷放弃飞到温暖的南方去晒太阳看比基尼美女，选择千里迢迢也不为公务地赶去中国，从蓝天飞到灰霾里去，热火朝天地一头扎进这个号称十几年来北京最冷的冬天，除了真爱，你简直无从解释这一切的原因。

你不能说他们不了解中国，但是你又总觉得他们了解的那个中国有哪里不对。有人悉心研究医闹问题，连喊丧能手和号贩子都一清二楚，却还是让人觉得他们很难体会中国病人排五个小时专家门诊最后五分钟被打发出来，或者是牙疼去一次医院，几个小时后发现被人拔了14颗牙那种带着黑色幽默的绝望感。就像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听得懂阿黛尔，却实在不能理解江南style那支骑马舞在美国引发的全民热情，奥巴马的模仿视频刚出来的时候，我坚持认为这是假的。“最炫民族风”在中国都没有那么红，何况那还是我们土生土长的凤凰传奇出品，不像这是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韩国胖子。总而言之，那些正儿八经把我们的生活当成一个研究项目来打量，和我们的生活本身，永远不是一回事，生活有那么多复杂的非逻辑甚至反逻辑，谁能妄想用一个接一个的课题统统诠释。

何况在美国打量中国是一项多么寂寞的事业，法学院里教中国法的老师都必须还得上点美国法的课程，否则实在是边缘中的边缘。这个月初我借口为一家杂志做采访去见了写《沈从文传》的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这个在我心里简直是惊才绝艳的哈佛博士，已经在纽约一所小大学里待了34年，办公室里窄得很难转身，居然还得和另外一个同事共用。他头发变得很少，离了婚，住在遥远的新泽西，往返一次学校要七个小时，我已经尽可能不带情感偏向的叙述，却还是没有逃离心酸。

金介甫那样高兴于我对他作品的熟悉，三次给我写邮件让我去听他关于莫言的演讲，可惜我三次都刚好没空。他最新的一本书是谈中国文学中的反乌托邦故事，据说提到了韩少功、苏童、马原等等名字，但是还没有找到出版商，这在美国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连莫言他们也是刚刚认识。我问他《沈从文传》当年在大陆拿了多少版税，他说：没有版税啊，就是出版社请我吃了两顿饭。至于那本书的英文版，在美国卖掉了五百本，他为这个成绩感到骄傲，因为这算得上是汉学界的畅销书。

我读过很多美国人写中国的书，最喜欢的是何伟（Peter Hessler）那本《江城》，他不紧不慢地描述，而非论断中国。书里提到1997年涪陵当地剧院门口悬挂着一大幅标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推荐观看《泰坦尼克号》，富通珠宝金行独家赞助！”以及每当遇到严重的车祸时，人们会冲过来，一边奔跑一边急切地问道：“死了没有？死了没有？”我念念不忘的那段是何伟指导学生们演《哈姆雷特》，那些彻头彻尾的农村孩子变成穿着廉价西服的丹麦王子，死亡之前还在地上铺满了报纸以免弄脏衣服。这些再中国不过的场景让我微笑，也让我有点相信，一个遥远的美国人，在四周无人关心的寂寞中还能打量到真正的中国，并非是完全不可能。

罗兰纳尔逊(Roland Nelson)记得，几年前他从妻子那儿收到了一份父亲节礼物，那是个薄薄的、长方形的东西。他原本希望能收到一个圆盘锯，但收到礼物后，他觉得那应该是一张礼品券。

他猜错了。那是一本书，书名叫《后院养蜂人》(The Backyard Beekeeper)。书中还夹了一张纸条，是他妻子写的：“花点儿时间读一读这本书，看看你有什么想法。”纳尔逊盯着这些字，觉得难以置信，“她为什么还不肯罢休？”

朱莉k纳尔逊(Julie K. Nelson)从孩童时期就对蜜蜂着迷。大约有一年时间──自从她在一次花园之旅中看见一个后院蜂房后──她就一直在纠缠丈夫，让他和自己一起着手养蜂。朱莉解释说蜂蜜有多健康、蜜蜂会如何给他们的果树传授花粉。她还告诉他，蜜蜂将如何点燃两人婚姻的激情。她说：“你得抓住新的机会来创造我们共同的回忆，日后我们才会拥有可以边聊边笑的往昔。”

纳尔逊的反应呢？ “蜜蜂会蜇人”，他说，“到底为什么我要把成千上万的蜜蜂带进自己的后院儿？”

男女关系研究者长期以来都认为，那些试着一起培养新的兴趣爱好、共同参与新鲜娱乐活动的夫妻──尤其是那些主动这样做的伴侣──会更幸福。共同的经历会给一段感情带来新鲜感，还有助于避免无聊和自满。全新的体验还能激发大脑的奖励系统，让大脑充满与乐趣和依恋相关的强大的神经化学物质──当一个人第一次坠入爱河的时候，大脑中同样的回路会被激活。

但有一点要特别注意：想要通过培养一个新的爱好来增进你们之间的感情，两个人都需能乐在其中。

你们可以从零开始，尝试一些对两个人而言都是完全陌生的东西。但如果你的伴侣对此饱含激情，你是不是起码也该想着尝试去分享它？你将会发现自己心爱的人的全新的一面。 （有一身本领的人是性感的！）。你们还将拥有专属于自己的私人老师。最不济的话，你起码也会因为这份努力而有所收获。

如果这一点听起来很简单的话，那很可能是因为你从未同整装待发、技能纯熟且劲头十足的伴侣一起坐上过帆船、站上滑雪坡、踏上远足小径或进入过高尔夫球场。

这方面的事就问问我妈妈吧，她热衷于绘画和针线活儿，她头脑中最完美的户外活动就是开着敞篷车去那家冷冻酸奶店。在和我爸爸49年的婚姻生活中，她参加过露营、划过独木舟、扬帆出过海、钓过鱼、滑过雪，也潜过水。我们一家子从她多年前拍的家庭录影中获得了极大的乐趣。当时，妈妈是在明尼苏达州一个池塘上的鸭舍里摇晃着拍下了这部片子。从头到脚穿着迷彩服的她对着摄像机小声说：“现在是凌晨五点，我们都在等鸭子。”你能听到爸爸的鸭鸣器响，然后妈妈回到镜头前说：“现在是早上六点，没看到鸭子……八点了，还是没有鸭子。”到了10点，妈妈试着忍住不要再笑出声，爸爸却阴沉着脸、发着脾气。你能想象来那次独木舟回岸之旅的情形。

所以当只有一方对活动饱含激情时，如何让夫妻二人都乐在其中呢？

让我们从入门级的新手说起吧。纽约的一位心理学家、《一切搞定：爱情导师教你长久相爱》一书的作者戴安娜科斯切纳(Diana Kirschner)说，首先，如果你打算把自己扮成一个殉道者的角色，那就干脆不要做。她说：“那样的话，对于全身心投入到活动中的那个人来说，你将会抹杀他（她）的乐趣。”所以要保持开放的心态，让你的自我退后一步，然后再上路。

再说说已经掌握了技能的那一方伴侣。科斯切纳说，这个人身负更艰巨的任务──即让对方也能享受到活动的乐趣。她建议要“奖励”（也被称为贿赂）新手──“就像对你的孩子一样。”跟着我重复一遍：“我给你带了特别的薯片。”“一会儿我们就能在滑雪坡附近那家有情调的餐厅享受美味佳肴了。”“那家船艇俱乐部有一种特别好喝的朗姆鸡尾酒，名叫疗伤者。”

熟悉活动的那一方需要有耐心，并且要专注于长期目标──那就是将爱人引入你的兴趣爱好中，让他或她以后还想再参与进来。换言之，今天的徒步旅行可能不及你想要的那样尽如人意。科斯切纳说，“对于未来，你想要的是这样一幅光景：你们俩将共享美好时光，二人的关系也更为亲密。”

当一方处于他或她的舒适区外时，争吵很快就会升温。他或她可能会觉得惊恐──确实如此，当你的配偶不能分担你的危机感时，世上还有比这位伴侣更不善解人意的人吗？科斯切纳说：“另一方则会认为自己无能为力。这种负面想法会渗透到两者关系中，造成冲突和距离。”

幸运地是，有一种简便易行的解决办法：夸奖。身为老手的这一方需要向新手那方所付出的努力大加赞赏。（“你是多么棒的一个搭档啊，我很感激你的参与和陪伴。”）与此同时，新手这边则需加倍夸赞老手娴熟的技能。（“你用黑钻滑板滑雪的样子太惊艳了！”）

基施纳说：“那些话非常有意义，因为它们是成就导向型语言，所以男性对它们的反应似乎比女性更多。”尽管如此，目前还没有预测说到底是男性还是女性在新手阶段会表现得更好。

为了多陪陪妻子，现居纽约州新罗谢尔市(New Rochelle)、今年56岁的证券诉讼律师斯坦利伯恩斯坦(Stanley Bernstein)曾在几年前做了一些极端的事。他穿上了一双溜冰鞋。

室内设计师维维安伯恩斯坦(Vivian Bernstein)在40多岁时以成人学员的身份开始学习花样滑冰，她一周有五天会去滑冰。而斯坦利记得自己好像在10岁的时候曾滑过一次冰。他说：“我们过去都是各自分开休假，但假期性质差不多。她会去滑冰，而我去打高尔夫球。”斯坦利曾要妻子和他一道去打高尔夫，妻子却回赠了他一双溜冰鞋。

斯坦利承认自己当时被吓到了。维维安带他去了一家室内溜冰场──他不太可能在那里碰到任何熟人。维维安教他要“像鸭子一样走路”，左边滑一下、右边滑一下。斯坦利便躲到滑冰场的角落里去练习──他回忆说：“我蹲了下来，我的心脏狂跳，因为害怕摔倒而僵在那里。”──然后有一个10岁的男孩儿朝他滑来说： “嘿，伯恩斯坦先生，你想跟我比试一下吗？”站在男孩儿身后的是他窃笑的父亲──斯坦利对手公司的一位律师，斯坦利认识他。

斯坦利还是坚持了下来，现在他们夫妇二人前往各地参加国家级的比赛，共赴周六晚间的滑冰会，还会带上年幼的孙子孙女去滑冰场。斯坦利说：“我这一辈子也不可能为纽约巡游者冰球队(Rangers)效力，但和维维安一起去滑冰还是挺有意思的。”维维安则说：“这样事情就不至于变得无聊了。”

而另一边，犹他州奥勒姆市的一位大学采购代理、现年49岁的纳尔逊先生正在读着养蜂的书。他说：“我觉得，可能这也没那么糟吧。”他同意和妻子一道去参加一次养蜂人大会，然后再去上课。三年前，他们买下了两个蜂房、两套养蜂服和24,000只蜜蜂。

在从蜜蜂经销商那儿往家走的路上，纳尔逊夫妇用旅行车后备箱载了两厢嗡嗡叫的蜜蜂。49岁的作家、教育和行为科学教授纳尔逊太太当时觉得很兴奋。她的丈夫却出了一身冷汗，正计划盘算着自己的逃跑路线。他说：“当时我就觉得自己犯了一个大错。”但当他们把蜂房都安置好以后，纳尔逊先生看着那些蜜蜂飞进飞出，惊叹于自己和妻子的成果。

在纳尔逊夫妇第一次采蜂蜜时，那些蜜蜂爬满了他们的全身，还不知怎地钻进了纳尔逊先生的裤子。他立马脱掉了裤子，邻居们都看呆了。

而现在，夫妻二人则形成了一个养蜂小组，他们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两人还就谁做什么进行了认真的交流。

纳尔逊太太说：“如果你们共同创造丰富有趣的经历，你们就重塑了自我，也重新谱写了你们的婚姻。在注视自己伴侣的时候，你们就会心生敬意。”

Elizabeth Bernstein

很抱歉由我来告诉你这一点，但你真的是话太多了。我知道你觉得自己并不是这样，但说真的，你确实话太多。

做个简单的测试：下次跟别人长谈之后，算一下你说话所占的百分比。不要自欺欺人。不，你已经算少了。我怎么会知道？因为说比听更好玩。说话像是在喝一杯上好的解百纳，而听人说话像是在做蹲起。

在你所计算百分比的基础上再加20%吧。

如果70%的时间是你在说，那你就是说得太多了。我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我的儿子患有阿斯伯格综合症(Asperger's syndrome)，他学习的一项内容就是交谈中的互动。

阿斯伯格综合症患者有自顾自讲自己癖好的倾向，这在社交上会有问题。跟一个女孩儿数完北美所有的地铁站后恐怕很难得到约会的机会。

加州大学 巴巴拉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凯格尔自闭症中心(Koegel Autism Center)临床主任林恩·凯格尔博士(Dr.Lynn Koegel)说，最理想的交谈是每人说话时间各占50%左右，就像阿里和弗雷泽(Ali-Frazier)的那场拳击比赛，半斤八两的你来我往。

不过你可能会问，如果对方比较安静，就是喜欢听怎么办？打住，她并不喜欢听。听人说话就像是看公司报告，说话则像是在吃肉桂卷。

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这种各占50%的理想状态呢？很简单：问问题。不过别以为那句“你好吗？”能让你变成奥普拉(Oprah)。你应当认真倾听对方所说的话，从中发现合适的入口。

比如你的朋友说：“我觉得那个叫亨利(Henry)的实习生可能是个神经病。”

这个时候如果你想说“我妈也是！昨天在博物馆她……”，那么打住，你话太多了。不妨尝试说“你为什么觉得亨利是神经病呢，如果他还不错的话，跟我侄女会不会很合适？”

这样做就很好。你的朋友会很乐意跟你聊亨利。她说完的时候，如果确实必要的话，你可以跟她说说你妈妈的故事。但如果你说的是对方不了解的一个人，尤其是你妈妈，最好长话短说——最多一分钟，除非那真的是一个很精彩的故事。要达到这个标准，需要至少五个人曾经跟你说过“哇，真是个精彩的故事”，不是“很棒的故事”，而是“精彩的故事”。

我听到你已经在抱怨了：“一分钟？但是我要把所有的细节都讲到啊。”不要讲细节。直接讲你妈妈在拥挤的电梯上转向你说“我真希望可以在你胸部按上升键”。你的任务是快速娱乐别人讲出故事，然后问些好问题。

还有，让你的喋喋不休有点喘息的时间。话痨的一个卑劣手段是在一句话中间慢下来，然后在这句话结束时一口气说下去，这样别人就没有机会插话。悄悄录下自己的一段交谈，如果你意识到自己是这样，那就改掉，否则就再也不要在公众场合露脸了。

还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观察听众的反应。你说话的对象是不是在瞥自己的手机，把自己的多力多滋(Doritos)转得像个纸片橄榄球一样，或者拿自己的领带打活扣？如果是这样，那就打住话匣子，问他喜力(Heineken)是不是他最喜欢的啤酒，因为你刚才看见他喝了五听喜力了。观察轮到他讲话时他有多放松！说话就像是米格尔·卡布雷拉(Miguel Cabrera)打全垒打，听人说话就是被全垒打的球打到头。

不过你会说，这种聊天规范听起来像是工作职责。说话的感觉太好了！而且人们似乎并不会抱怨你。

噢，其实他们已经在抱怨了。

如果你不让其他人参与交谈，我保证他们会在背后有小动作。在晚宴派对上关于把你的座位卡放在哪里就会引发热烈的讨论——“不要放在乔叔叔(Uncle Joe)旁边！他只有六个月的时间可活了！”旁边隔间的同事会跟你说他们要戴耳机以“集中精神工作”。在派对上，人们总是对你说：“不好意思，我要再去拿一杯喝的。”派对上的人都渴成这样了！

所以在看这篇文章的时候，你发现自己的影子了吗？或许让你想到了别的哪个人？如果是这样，是不是应该把这篇文章发给这个人看看？但你又不想伤害他的感情，所以你要怎么做？

不错的问题，是不是？现在我休息，你来说吧。

（本文作者罗布·拉泽布尼克(Rob LaZebnik)是《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的编剧。）

每对有孩子的夫妻终将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该不该在孩子面前吵架？

答案不是那么简单。研究这个问题的儿童心理学家往往会回答“该”——如果父母能够做到合理争吵的话。合理争吵，首先是求同存异，并避免扣帽子、侮辱对方、提旧事或发飙。

罗切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Rochester)心理学教授帕特里克·戴维斯(Patrick Davies)说：“孩子们将会跟他们的朋友、同伴、同事产生分歧，如果他们没有见过分歧以及分歧的建设性处理方式，那么他们就不能做好足够的准备去闯荡世界，去处理不可避免的冲突。”

戴维斯博士和其他一些研究人员研究了235户有五到七岁孩子的家庭，研究结果于2009年发表在《儿童心理学和精神病学杂志》(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上。他们发现，“建设性”的婚内冲突与儿童情绪安全感的增加存在关联。其他一些研究也曾发现，建设性婚内冲突与儿童问题解决与应对能力、甚至幸福感的健康发展之间存在关联。

在牵扯到孩子的时候怎样与配偶争吵、在哪里争吵的问题之所以越来越受重视，原因之一就在于许多研究发现，儿童经受过大量不健康婚内冲突（以敌对、威胁、侮辱为特点）与焦虑症、抑郁症、行为问题风险增加之间存在关联。另外，20世纪70年代、80年代成长于离婚家庭的年轻一代父母现在也在探究他们上一辈的争吵方式。一些人发誓将以不同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后代。

甚至婴儿都有可能受到愤怒争吵的影响——哪怕是在睡着的时候。今年5月《心理科学》(Psychological Science)上发表了一项研究的论文，该研究选取了24名六至12个月大的婴儿，把他们放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仪里面，在他们睡着的时候将他们暴露于各种语调（非常愤怒的、比较愤怒的、快乐的、中性的）之中。在夫妻冲突程度更高的家庭中，婴儿大脑与应激反应和情绪管理有关的区域在研究期间暴露于非常愤怒的声音时反应更大。论文牵头作者、俄勒冈大学(University of Oregon)心理学博士生艾丽丝·格雷厄姆(Alice Graham)说：“即便是在睡着的时候，婴儿对事物也是敏感的。认为在婴儿睡着时可以随心所欲的观点恐怕是不准确的。”

图：当着孩子吵架注意事项但在普遍赞同不要搞肢体冲突之外，对于应该怎样争吵，大家各有各的看法。有些专家说，父母不应在孩子面前吵架，因为把架吵好真的很难做到。美国儿科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会长托马斯·麦金纳尼(Thomas McInerny)说：“如果（父母）之间要发生争论，那么他们就应该尽量私下进行。在争论时是很难保持理性、保持平静的。”

怎样防止火药味在幼小的眼睛和耳朵面前变得过于浓重？儿童心理学家科尔斯滕·卡伦(Kirsten Cullen)提议，父母亲应当事先讲好在愤怒情绪达到什么程度时停止争吵。她要求人们按10分制给自己的愤怒程度打分，确定在达到哪个分数的时候，他们觉得就要开始吼叫、咒骂，或者宽泛地说是要失去控制。（这个人可能是五，那个人可能是七。）争论期间，当妈妈或爸爸的愤怒程度达到应该停止争吵的那个数字时，两人就把这次争吵推到孩子睡着的时候或不在身边的时候。不管是哪一个人达到了这个极限，对方都可以指出。

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NYU Langone Medical Center)儿童研究中心(Child Study Center)负责幼儿临床服务的联席主任卡伦·夏尔玛(Cullen Sharma)说：“冲突的化解是父母能给孩子的好技能之一。这有利于孩子将来的人际关系。”

洛杉矶的卡罗琳·莱因弗兰克(Caroline Rheinfrank)和乔珀·贝尼特(Chopper Bernet)有三个孩子，分别是15岁、14岁和11岁，莱因弗兰克是一位全职太太，贝尼特是一名演员。两人之间对于在孩子面前的争吵有一个不成文的五分钟限制。莱因弗兰克说：“他们长大了，所以懂得更多了。”或者像贝尼特所说的，“当父母的也需要叫暂停”。在吵架可能性较高的时候（包括开车时或晚饭前），夫妻两人还会多宽容对方一些，以防发火。

专家说，父母在争吵期间应当以孩子的反应为指引。孩子哭泣，是明白无误地说明应该要停止争吵。但戴维斯博士说，有些更加细微的迹象也说明孩子情绪不好。他说：“当他们开始发愣，愣上几秒钟，那其实是一种负面征兆，说明他们觉得自己是处在一种极度的危险之中。”他说，另一些孩子往往是“没精打采地一屁股坐下，像是有些抑郁一样”。

有些孩子通过胡作非为来转移父母注意力以结束冲突。有些孩子则是试图介入争吵，希望调解或站队。戴维斯博士说，这些都说明争吵应当暂停。

卡伦·夏尔玛博士说，把孩子拖入父母的争吵当中或鼓励他们站队，都是不可以的。另外，在十几岁的孩子看上去对父母亲的过火争吵显得漠不关心的时候，不要被表象蒙蔽了。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心理学与儿童精神病学教授、耶鲁育儿研究中心(Yale Parenting Center)主任艾伦·卡兹丁(Alan E. Kazdin)说：“他们翻白眼，但这样做并不能减轻痛苦。”

卡兹丁博士说，确保让孩子看到争论得到了某种形式的解决，是至关重要的。他说：“有没有一个很好的和好时间段，有没有拉家常？有个固定的说笑和解程序将会大大减轻孩子的焦虑感。”这并不是说冲突一定要解决，你们完全可以决定以后解决或求同存异。卡兹丁博士说，更加重要的是非冲突时期的婚姻关系。他说：“关键在于争吵相对于温馨谈话的比例。”

休斯敦的杰奥尔吉·西尔弗曼(Georgi Silverman)和里克·西尔弗曼(Rick Silverman)已经决定不对九岁、三岁的两个孩子隐瞒争吵（常常是关于谁做家务或里克周末看体育比赛的事情）。但他们也会确保孩子们看到他们和好。杰奥尔吉是一位全职母亲，里克是一家设备维修公司的首席财务长，13岁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杰奥尔吉说：“我们会手拉手，他会拥抱我，我们会说我们爱着对方。”里克说：“我即使有些不高兴，也要让孩子知道‘我仍然爱着你们的妈妈，哪里也不会去’。”

在孩子面前压住怒火给配偶冷脸，可能会使情况变得更糟。戴维斯博士说，打冷战实际上比合理争吵更让孩子不安。他说，“孩子们会注意到，只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还说，这样的话，孩子们对争吵及其潜在后果的判断可能比实际情况严重得多。

专家说，有些话题在孩子面前应当完全避口不谈。私密性的、极其重要的双方关系讨论应当等到孩子听不到的时候进行。关于规训或就寝时间等教子话题的分歧也要这样。麦金纳尼博士说：“父母亲应当拿出一个双方意见一致的决定，在孩子面前表现出来你们是统一阵线。”

Andrea Petersen

求批准！

象小女，才5岁，神经非常大条，似乎完全不必担心。

前两天，我们夫妻俩吵架，小女似乎完全不当一回事，该吃啥吃啥，该玩啥玩啥，到点就洗脸刷牙，自己上床睡觉。

第二天我送她上幼儿园，路上问她，爸妈吵架你怕不怕？她想都不想，不怕！我有点不相信，问：为什么不怕？她耸了耸肩膀，说：我也不知道，天生的！

唉，为什么我儿子睡前总是磨磨蹭蹭，还总是要求再玩一会呢

玩得累了，他自然会想睡觉的。

看着女儿一天天长大，我现在都觉得时间不够用，陪得太少。。。。

睡的稍微晚一点，第二天早上他就会说“我没睡够，我不起，我不上幼儿园”

说起来，有点自夸的意思，呵呵。。。

其实早起的话，晚上就会比较早眼困，主要是个调节的问题。一般吃完晚饭，我就会陪小女疯玩，有时要扮灰太狼抓她，有时要玩捉迷藏等等不同的游戏。9点钟开始，就开始要缓和下来，不要把她弄得太兴奋。9：20左右，就洗脸刷牙，9：30睡觉，看她是否眼困，如果还不困，就给她讲个小故事。有时，她也会抱个公仔，自言自语地跟它讲故事，然后就睡着了。

早上闹钟是7：15闹醒，一般她都会过来敲门，叫醒我们俩，然后妈咪就帮她洗脸刷牙穿衣，7：45就上幼儿园去。

周五，周六，我们就不强迫她，想几点睡就几点睡，几点起床就几点起床，周日就尽量不让她睡午觉，这样周日晚就很早眼困了，周一起床就没问题。

简单来说，你应该注意小孩一次睡眠的时间，我小女大概一次可睡10个小时，我就尽量安排10个小时的时间给她睡。你也不妨观察一下你的小孩的睡眠时间，把规律调整好就是了。

要夸一下小女的是：从小班开始，她从来没有闹过不去幼儿园！我们夫妻俩真的很省心，呵呵。

等过了青春期再说吧。。。。

我听说过的说法是，女孩的青春期比男孩的青春期要反叛很多。。。。

张钊维

日前在高雄市教育影展《教改学堂》纪录片的映后座谈上，我满脑袋都是服贸争议。

我在座谈上说，我们一方面是制造业，制造许多真实影片出来，一方面是服务业，以教育影片为例，希望服务像高雄市教育局、各中小学、教师工会等等，让他们可以运用这些影片来进行它们的工作，以及接触到更精准的受众、引起更多的讨论与对议题的关注。

我补充了一句：但我所说的服务业，跟当前服贸协议所说的服务业不一样。

过去经常有人问我，在大陆生活这么久，有什么感受？会不会觉得不容易施展？其实，我所工作的这个领域──纪录片，跟绝大部分其他领域有蛮大差别。其他领域可能需要大量的混圈子应酬之类的，同时有许多政治权力关系、金钱游戏跟潜规则。但纪录片因为它真诚、深刻的本质因素，会单纯许多。我在这个领域认识的朋友，很多都是情义关系与臭味相投，即便当中有金钱往来，但比起诸如剧情片动辄数百万、上千万人民币的投资，纪录片仅仅只是其零头，因此，即便不谈情义，利益关系也不会是最重要的。这让我在中国大陆的生活与工作，相对轻松，至少，不用喝太多白酒。

这种情义不仅存在于体制外纪录片圈，即便在体制内纪录片圈里，我也感受到这样的理想主义情怀。虽然，体制外与体制内条件环境有所差异，但我的朋友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尽其所能地追求真实。

不久前，听到一个体制内纪录片的好友不胜感慨地说：中国人缺乏诚信的习惯。与此同时，我接触到的一个年轻纪录片工作者，刚刚决定离开体制，从事独立纪录片工作，只因他所认识的一个拍摄对象，一个拒绝卖画、开画展但是作品又让美院大腕专家震惊的素人女画家。这个人生的遭遇，让他感受到无比的心灵震撼，决定展开自己的追求。这样的良知或自省之声，在我八年的大陆生涯里，不时可以遇见，并且，我深知在大陆的环境条件下，要达到那样的良知与自省，并采取行动，并不容易。而纪录片领域之外，即便我接触不多，也有这样的朋友，如剧情片、文学、媒体、音乐、学术思想界……

我愿跟这样的一批人从事文化制造业与文化服务业的工作，我愿跟他们签订服务贸易协议，一起搭伙追寻共有的理想，也追寻那可能不多的利益，如果可能的话。

这就是我要说的，文化价值大于价格。

我不会轻易地用文化价值来划分台湾与大陆，即便如许多人提到的，大陆充满丛林法则、言论管制、金钱至上、缺乏信仰与信任感。但我所重视的，是在这样庞大的社会现实之中，如何去遇见、发掘、交结气味相投的伙伴，扩大这个伙伴圈，从而可以渐渐改变这个社会现实、催化其进步，继而，作为制造业跟服务业的文化工作者，可以有它真正意义的落脚点与对象，并且有合情合理合法的利润产生。

这个过程，还在缓慢进行中。这个社会，浸润在农业时代血缘与裙带关系里头太久，即便2012年城镇人口超越农村人口，是真正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是城市化所不可或缺的契约关系与法治体系，还相当薄弱。而正是在此现实条件下，我更要对我所认识的那些大陆朋友，那些情义相挺、理想主义的朋友，表示敬意。同时，也希望通过共同努力，可以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那么，将来台湾年轻人到这边来工作，才有着力点，才有更大的利基。

而目前在台湾沸沸扬扬闹翻天的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可以做到这一点吗？恐怕其立基点，仅仅是嗅到大规模城市化所带来的商机，而不是去看到社会本质改变的过程中，所可能产生的新的文化价值与进步动力。

去年在某个场合，我问过一位台湾资深财经官员一个问题：文化产业为何仅仅被放在经济部所订定的服务业的范畴？创意与创造力，如何可以仅仅被束缚在法规所认定的服务业的行业分类？他答不出个所以然。

我知道，这一辈台湾财经官员，在过去30年来，以他们的青春奉献与努力，为台湾经济奇迹打下基础，继而才有中产阶级社会的成熟，才有第一波宪政民主的起步。但那时候的产业框架，仅仅是第一产业（农业）、第二产业（制造业），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才出现第三产业（服务业）。

而到了21世纪，我们这些文化工作者，以及许许多多的创意工作者，乃至高科技与网络产业当中的创造力与品牌追求者，早已走出第三产业的框架，不仅以市场价格，而更以文化价值来衡量自己的工作与产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财经官员或相关法规，似乎还停留在20世纪后进国家发展主义的思维惯性当中。

因此，这是为什么我说，这次台湾学生所引发的抗争，是一场关于如何定义文化价值的战争。与此同时，也是对两岸关系的重新诠释与定义。

简单地说，自1987年两岸开始往来，以及90年代初邓小平二次南巡以来，台湾当局面对这些新情势，国民党跟民进党的对应策略是不一样的。国民党的两岸关系是，经济第一、文化第二、政治第三；民进党的两岸关系是，政治第一、经济第二、文化第三。

国民党想的是如何延续他们自蒋经国主政时期所储备的经济发展能力，来为企业家创造新商机，继而能够在每一次选举中，巩固其正当性；而民进党则本着其台湾主体性的思维，对于去跟中国大陆产生任何关系都充满疑虑，并且，其核心骨干是戒严时代经历过大大小小抗争冲突的、法政科系出身的政治人物，对于经济擘划，他们远逊国民党，但法政论述与民主思维是他们的强项。

但两党无论差异多大，其实有其共性。台湾自1970年代蒋经国对台湾大学哲学系师生实施镇压之后，文史哲逐渐衰退，思想与文化氛围倾向美国式的逻辑实证主义，包括注重量化与数字管理的财经企管，以及充满英美抽象分析语言的法政论述，并深深影响两党菁英。借用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Max Weber)的观念来说，以财经渐长的国民党以及以法政见长的民进党，都是工具理性的产物，他们并不擅长于叩问、追求实质理性。

于是，作为文化价值的实质理性，自然消失在两党竞逐的格局当中；在两岸关系的架构当中，也排不上号。而恰恰是这种文化价值与实质理性的缺位，让今天的台湾在面对服贸协议争议时，陷入动弹不得、剪不断理还乱的危机当中。

简单地说，如果台湾人去大陆工作、做生意，跟去美国或越南工作、做生意，没有什么两样（这是民进党想追求的），那么，两岸关系其实就等同一般国际关系；那么，台湾何不就趁早在WTO架构下把服贸协议给签了？而如果两岸关系跟一般的国际关系不一样，那么，我们又如何可能仅仅在WTO的框架底下，看待服贸协议，以及两岸关系呢？

但是，如果说两岸关系有其特殊性，那么就要进一步追问：台湾人去大陆发展，仅仅是为了做生意、赚大陆人的钱（这是国民党想追求的），还是进一步为了华人社会更美好的未来？台湾的发展、台湾的安全，能不极大部分地仰赖大陆社会的进步，以及更多的现代性质素吗？台湾能不扮演撬动、协助大陆社会进步的角色吗？当前的服贸协议，能够反映这种理想性格吗？抑或，此一协议仅仅是工具理性计算下的利益交换，仅仅是跟着黑猫白猫论的现实主义丛林法则起舞，仅仅只是摸着石头在河中摸鱼，但不觉彼岸该有何风景？

是故，国民两党及其追随者，不管是财经背景还是法政背景，只要他们浸泡在实证主义、工具理性的思维惯性里，大概就说不清楚两岸关系的特殊性究竟在哪里，继而，就无法解决当前的难题。

我认为，两岸关系，文化第一、经济第二、政治第三。 我说的文化第一，不那么因为所谓的“同文同种”（可能有些独派朋友不同意同文同种一说，但我们不能否认，台湾汉人跟大陆汉人之间的文化连带），而更多是对于两岸未来发展的一种文化想象：生态平衡、公平正义、思想与文化创造的百花齐放、以同理心对待异己以及对人类文明的未来担负起道义责任与实质责任。

我所期待的两岸关系，是透过这些对未来的想象及在当下的实践，来清洗二三十年来过度的金钱主义跟工具理性利益交换，以重建社会信任感、补实信仰空洞──这些正是我跟我的纪录片朋友们，努力在进行的。如果两岸关系的定位与经营上，在上位者未能认识这一点，而仅仅把文化创造当成服务业、把价值当价格，那么服务贸易协议所引发的冲突，就会是两岸关系最大的危机，同时也会是台湾社会最大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