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也谈经济发展与政治斗争 - 与铁手商榷 (一) -- 润树

我对文革史的看法-非常清晰的两个阶段

关于文革史，众说纷纭。官方的观点是彻底否定整个文革时期，原文是：（文化大革命是）由领导者 （毛泽东）错误发动，被反动集团（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1]。另一种观点主要在民间和海外，认为文革是一 次大民主运动，例如中央民族大学的张宏良教授，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历史学Richard Wolin（理查德 沃林）教授，甚至还有香港特首曾荫权，居然也认为文革是[民主过了头]。但是，现有绝大部分文革史研究都是将十年文革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而在本文中， 通过对那段历史事件的分析，提出文革应该明确区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可称为权力交接阶段，或称为权力争夺/斗争阶段，从1966年月到1968年7月。 第二个阶段称为权力移交结束，或者称为夺权成功阶段，从1968年7月到1976年。下面将做详细阐述。

文革的目的是什么？首先，我赞成这是一场权力斗争，但是却并非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权力斗争。以毛泽东当时在党内和军内的地位，其权力已经达到巅峰，不存在再夺权的问题。那么是谁和谁的权力斗争呢？其实是有文献明确指出的，只不过后来被人故意隐瞒了。

毛泽东同志提出：“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 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 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 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 见呢，是看得见的。

…说每次运动往往伤害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那么反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反对王明、张国焘，反对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伤害了 吗？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xx从不谈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讲话，也不听群 众的意见。当领导此作风是大问题。[2]

“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3]

“我们几个老同志，在工厂里头看了一个时期，希望你们以后有机会，还得下去看，还得去研究有关各个工厂里的问题。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 众手里。”[13]

文革是一次温和式的夺权斗争，其目的就是让群众组织起来，将国家的管理权从官僚系统手中接管过来。而要做权力的接管，原来掌握权力的人就必然要想办法阻止。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流血事件和荒谬的事情就发生了。

以武斗为例，最初是官僚系统直接利用自己手上掌握的军队，对抗了群众的夺权要求，如青海1967年2月23日的‘二二三’流血事件，事情的起因是八 一八造反派组织西宁市各个工厂的工人占领了青海日报社，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少将在叶剑英的支持下，派军队去夺回报社。酿成‘二二三’流血事件，群众 亡169人，伤178人。在中央过问此事后，赵永夫因此入狱。

直接的军事干预受挫后，官僚们又通过武装一部分[保皇派]对抗群众的夺权要求，著名的武斗组织[百万雄师]，就是军方扶持的一个组织，6月4日当 天，百万雄师砸毁了造反派在武汉市委的联络站，新华工、二司学生被赶走，并在武汉市委建立了全市性的联络总站，将武汉市委变成了一个大型武斗指挥部和武斗 据点。据省直红司劳改局分部根据8201部队揭发和百万雄师头头交代整理的 《蔡炳臣、牛怀龙操纵“百万雄师”黑幕》披露，《六四公告》发表前夕，蔡炳臣、牛怀龙和武汉军区副政委叶明在8201作战室召集百万雄师的头头开会，密谋 《六四公告》发表后的对策。果然，六月四日陈再道的《六四公告》一发表，就使整个江城处于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之中。例如汉阳六六血案，而陈再道更发动的震 惊世界的七二○兵变，矛头直指“那个会游泳的人”毛泽东。对此，1967 年6 月6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通令》，严令制止打、砸、抢、抄、抓等武斗歪风。并在720后直接破获了[百万雄师]犯罪集团，揭露了 他们的犯罪事实。

在正面对抗都破产后，官僚们采取了更隐蔽的破坏方式，表面上表现得很[左]很革命，其实却把斗争的矛头引向党外，想通过群众斗群众转移文革方向，另 外通过极左的行动，破坏文革的形象和声誉，来到到破坏文革的目的。他们的行动一开始也的确奏效，如打砸抢抄抓、血统论、人身侮辱虐待、“破四旧”、破坏文 物、批斗迫害杰出人才、武斗破坏、工厂停工、学校停课……等等全部发生在1966年8月到1968年7月之间，发生在毛泽东发动文革、矛头指向党内、党内 当权派的权力受到威胁、迫不及待需要变“矛头指向党内”为“矛头指向党外”、迫切需要“事实”证明“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的时候。

而毛泽东也发现了这一问题，他多次指出：“应该分析，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凡是动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之。”[5]

为此，他还专门写了一张大字报，就是著名的[炮打司令部]，原文如下[5]：“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的何等好啊！请 同志们重读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 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 毒也！联系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在他和斯诺的访谈中，也着重提到有人搅浑水，搞破坏的问题：

“斯：我经常想给你写信，但我真正写信打扰你还只有这一次。

毛主席：怎 么是打扰呢？上次，一九六五年，我就叫你找我嘛。你早找到我，骂人，我就早让你来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看全面内战，all-round civil war，我也学了这句话了。到处打，分两派，每一个工厂分两派，每一个学校分两派，每一个省分两派，每一个县分两派，每一个部也是这样，外交部就是两派。 你不搞这个东西也不行，一是有反革命，二是有走资派。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

斯：是不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时候？

毛 主席：就是那个时期。一九六七年七月和八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这一来就好了，他就暴露了，不然谁知道啊？多数还是好的，有少数人是坏人。这个敌 人叫“五 一六”[*]。” [*] “五 一六”，原是北京的一个名为“首都五 一六红卫兵团”的反动小组织。他们利用一九六七年五月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五 一六通知》的机会，打着贯彻这个《通知》的旗号，建立秘密组织，进行秘密活动，散发、张贴攻击周恩来总理的反动传单。这个反动组织后来很快就被清查出来， 为首分子被公安机关逮捕，问题基本解决。

对于“假红卫兵”的问题和群众揭发党的黑暗面的问题，毛泽东提出：“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现 在的红卫兵当中也有不可靠的，是保皇派，他们白天不活动晚上活动，戴黑眼镜，戴口罩，手里拿着棍子、刀，到处捣乱，杀了一些好人，杀死了几个人，杀伤了好 几百。这些人多数都是一些高级干部的子弟。所以，我们的军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把罗瑞卿的问题处理了，那是前年十二月；把北京市委这些人处理了，是去年五 月。发动大字报运动，是去年六月一号。发动红卫兵，是去年八月。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党的黑暗面...

秦始皇统治十六年就倒了，有两个人首先起义， 一个叫陈胜，一个叫吴广，他们都是那个时候的农奴。现在中国贴大字报的红卫兵，在去年夏季被打击，被打成“反革命”的，这些人就是陈胜、吴广。我们都是斯 巴达克，在社会上是没有地位的，被看不起的小人物，受压迫，组织共产党。”

毛泽东同志关于这一问题的总结，集中体现在文件[8]中：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 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 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

在官僚在夺权斗争中用尽了手段后，最终还是因为造反的人民群众有中央和毛泽东的支持，而不得不将手中的权力交出来，由群众组织接管，这一点，可以从文件[8]中看出来：

“九、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始涌现了许多新事物。在许多学校、许多单位，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 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 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无产阶级同过去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 风俗、旧习惯的斗争需要经历很长很长的时期。因此，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 织。

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 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在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 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在学校中，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应该一 革命学生为主体，同时，要有一定数量的革命教师职工的代表参加。”

于是，奇迹发生了，官僚的权力一丢失，立刻所有荒谬的事情都结束了，武斗和批斗群众的事件也全部奇迹般消失了。如今指控文革的一切罪恶，等“全国一片红”、各级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上述一切荒唐、一切暴行就再也没有发生过。

当当权派还有权、但这个权面临威胁时，就发生了上述种种暴行。当当权派不再有权、权力被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取代之后，上述一切暴行就销声匿迹。事实说复杂很复杂，说简单很简单：有权而面临危机时便乱象丛生；等没了权了，什么乱子都没了。

要打倒的当权派在要打倒还没打倒、手里还有权时就出现了武斗、破坏、打砸抢抄抓；等打倒了、没了权了，武斗、破坏、打砸抢抄抓也全停了，不用说这些 要打倒的当权派与武斗、破坏、打砸抢抄抓是连在一起的——只要不是“为权力而‘真理’”，只要脑子还会思维，根据这个简单的事实就可以明白所谓“文革罪 行”全是毛泽东的对手为保住自己的权力蓄意制造出来的——“权力高于一切，为了权力不惜一切”。制造一切“文革罪恶”的罪魁祸首不是毛泽东，而是毛泽东的 文革要打倒的敌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实这不只是文革特色，而是权力场的铁规律。

那么如何证明这次夺权斗争是将权力从官僚体系手上转移到劳动阶层手上呢？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大量工人农民进入管理层，这曾经被讽刺为：外行管理内行。 从遍布城乡的各级机构到最高国务院的陈永贵副总理，都反映了这一点。从那时开始，“劳动者” 成了在这块土地上最引以自豪的最光荣的称号。“为人民服务”成为人民政府的行为准则和鲜明标志。“泥腿子”、“煤黑子”、“掏粪工”……各行各业的基层劳 动者代表聚集人大议事会堂，商议决定国家大计。雷锋、王进喜、陈永贵、时传祥、华罗庚、钱学森、王炳贵、焦玉禄……一批又一批平凡而又辉煌劳动者代表成 为了共和国的英雄，成为全国人民由衷向往的楷模。

从当年人民代表的比例可以很清晰的看出这一点，1975年四届人大，代表共2885人，工农兵代表占67.95%；1978年五届人大，代表共 3497人，工农兵比例为61.68％；1983年六届人 大，代表共2978人，工农兵比例35.57%；1988年的七届人大，代表共2970人，工农兵比例32%；1993年八届人大，代表共2978人、工 农兵比例29.6%；1998年九届人大代表共2979人，工农兵比例27.8%；2003年十届人大代表共2985人，工农兵比例27.4%。人代会是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从这个比例可以看出，劳动阶层的权力已经被大大削弱了。

从正式文件上看，鞍钢宪法是当时指导所有国营企业的基本措施，它明确规定了工人在管理中的地位，这也和改开后的[厂长负责制]，[一把手制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和西方民主制，苏联的民主制相比，毛泽东非常鲜明的提出了差别，这个差别就是劳动阶层[直接参与管理]。文革中的革委会就是这种民主的具体实现形 式。西方民主采用代议式民主，由选民从几个特定的几个资产阶级候选人中挑选一个来实现对自己的管理，苏联的民主形式与之类似，但是没有多党制，靠党内部的 权力制衡来实现领导人的确立。而文革民主的特点是直接形成劳动阶层的直接管理，任何人都有结社自由，可以自己组织团体，使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对 任何管理机构进行抨击和弹劾，甚至共产党机构也不例外，所以有[踢开党委闹革命]的说法，毛泽东提出：“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 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这与陆平、蒋南翔有什么分别！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 了，又镇压他们。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就是听不进；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 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自己下命令要学生起来革命，人家起来了又加以镇压。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 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 么不能反对？...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容许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是写在宪法上的。从这次镇压学生 群众文化大革命的行动看来，我不相信有真正民主，真正马列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团中央，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镇压 学生运动，应严格处理。”[12]

“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 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 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

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 ”[3]

这种管理形式造成的后果就是国内政局看上去乱，机构领导走马灯似的被弹劾，被更换，昨天你通过批判别人上台，今天可能就被别人批判下台，但是国家政 权却非常稳定，工农业生产、科研水平、国防一直高速增长，这一点可以非常明显的从社会经济发展和极低的犯罪率看出来（文革十年的刑事案件不到现在一年的数 量），先后打赢了中苏珍宝岛、美侵越、西沙群岛等一系列边境战争，最后打开了外交局面。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的经济和科技水平是什么样的呢？2007年英 国金融时报报道：根据估算，中国1966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递增10.7％，67、68年则有减少，分别递增9.8％和9.9％，到了69年年均递增 16.9％，70年比增19.4％。金融时报还评价上个世纪全球最大规模，最成功的工业化是在中国，而同期世界的增长速度是３％。我国经济与美国相比由 49年相差28倍变为1978年的相差5.25倍，是世界第六工业大国、第三军事大国、第十八科技强国。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防、工业农业科技体 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中国以世界上6个最大工业国之一的姿态出现了”。）1980年，瑞士洛桑局的统计数字，我国当时的科技竞争力第 13，2005年却降到第31。世界经济论坛公布05年全球竞争力排名中国第49。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经过大量研究作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时代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

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日本与俄国的现代化》一书中认为，新中国取得了其它任何国家都没有取得过的成就。

在经济上来说，文革结束时，即无内外债，又无通货膨胀，国库里留下了5000亿斤粮（78至80年让全国人民吃了三年陈米），500多万吨棉花，20多亿美元，74年，陈云向李先念建议，购进了600吨黄金等，支援国外200多亿美元，这些实物就相当于现在几万亿；

在医疗卫生上，人民平均寿命由35岁增加到65岁，婴儿成活率从20％上升到70％；城镇普遍实行免费医疗制度，农村实行赤脚医生，合作医疗制度（由联合国向发展中国家推广）[9]。

科技教育上，在建立了数千所大专院校、各类中专基础教育体系，全民识字率从20％上升到80％，在校学生增长8.4倍，小学在校人数达到了创记录的 1.5亿，入学率达到了97.3％。普通中学在校人数1977年达到了创记录的6780万人；成功研发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导弹、核潜艇、杂交水稻、 铁路机车、现代海船、微电子、卫星回收、计算机、已经起步的歼十、大型喷气客机、高性能航空发动机，大规模集成计算机研制成功、CPU、"汉字激光照 排"、"复方蒿甲醚"、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载人宇宙飞船的技术…当时国内外公认，我国科学技术的整体水平比世界先进水平仅落后10--20年，也就是 说，新中国仅用了26年时间就走过西方国家100到300来年的科技发展道路。

外交上，与我国建交的国家，在文革后共有一百一十几个国家，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种下了一棵为子孙后代遮风档雨的外交大树；

在文革文艺上，是某些人所说的“只有8个样板戏”吗？问过很多持这种说法的人，他们自己居然搞不清这8个样板戏到底是哪几个。可见做有罪推定的人， 往往却是最无知的人。实际上，无论何之前还是之后比，此期间都是一个繁荣的时代。仅举最简单的一个例子，迄今为止，能够在国际上拿得出手的国产动画片有几 个？可以说，全部都是文革期间的产物。其它的网上有很多实例，例如[10，11]，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历史上每一次民主运动，或者是夺权过程，都是以血和生命为代价的。而文革则实现了最少的牺牲就从官僚系统那里夺得了权力，这是罕见的。因为这次夺 权，是由国家政权和军队的名义领袖所发起。然而，由于军队的实权仍然掌握在一批旧官僚手中，这样在……以后，在官僚系统的欺骗和武力镇压下，人民夺取的权 力很容易就丧失了。革委会被解散，造反派被抓捕，在[科学化，专业化]管理的幌子下，权力又重新回到官僚系统的手上。

那么为什么要抹黑文革？为了避免再次失去权力，将权力争夺过程中的流血事件说成是整个文革时期的事件，告诫老百姓不要再想掌握权力，否则就会很糟糕，把官僚集团没有权力的时期说成一团漆黑，无外乎就是要永掌权力，这就是抹黑十年文革的目的。

在这篇文章里，我把文革明确分为两个阶段，可以看到，绝大部分破坏活动都发生在权力争夺的第一阶段，这是民主化所付出的代价，在权力交接以后的第二 阶段，整个社会进入了一个平稳期。对于的很多文革研究者，基本上都受到了当局的刻意抹煞两者区别的做法的蒙蔽。希望本文能够抛砖引玉，为更清楚地研究文革 史做一些准备工作。

此外，在文革结束后，中国发生政变，全国又经历了一次权力交接过程，同样也发生了大量的流血事件，在官方文献中讳莫如深，这将在以后的文章中做进一步的研究。

最后感谢各位网友的支持，本文只是对文革史提出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和个人的看法，欢迎交流，但是请不要污言秽语，无端指责和人身攻击，请大家自觉维护论坛秩序，提供一个更好的学术交流的平台。

此外，欢迎大家提出不同观点，但是请注意，要使用正式的文献来说明问题，不要用谣言和某些官僚个人的“回忆录”作为立论的基础。

[1]《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

[2] 关于当前一些问题的意见(一九七五年十月——一九七六年一月) *这是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的多次重要谈话，综合整理的文稿，题为《毛主席重要指示》，并经毛泽东同志审阅批准。

[3] 1956年11月15日，八届二中全会讲话 - 毛泽东

[4] 致周恩来(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5]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写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北京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边缘空白处的一段文字。

[6] 见斯诺的谈话纪要(一九七零年十二月十八日)

[7] 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党的黑暗面。(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

[8]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过）

[9] 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1980～198年年报 “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本”。

[10]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701/14651.html

[11] http://xclub.chinaren.com/bbs/detail_msg.jsp?mainmsgid=164458621&boardid=0

[12] 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

[13] 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反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通过国内战争建立起来的。战败一方不但没有完全覆灭，逃离台湾后继续获得强大的国际支持，而且在国内也留下广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因此，新中国建国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完全掉过来了，国内的各种矛盾难免尖锐复杂，新的矛盾也不断产生，这是新中国不能不开展一系列的政治斗争来解决这些矛盾的根本原因。由于其领袖毛泽东主席有着长期政治斗争的经验和深厚的哲学造诣，能够及时认识到众多矛盾的本质和预期它们的发展走向，因而总是主动地寻求解决之道。正由于此，从中国和世界的近现代历史来看，可以说新中国前三十年的革命和建设，虽然发生了这样那样的失误，总体上来说是非常成功的。即使像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国性长期的动乱，与很多现代国家在建立后，还不得不靠发动内战来解决其内部的矛盾斗争，有些直到现在也武装冲突不断，还是要好得多。文革后民心思定，政治斗争相对较少，社会出现了一段现在很多人都怀念的美好时光。细究起来，这和文革全面地暴露并解决了一些社会的矛盾冲突，清除了很多坏人恶人不无关系。可是某些国家领导人却认为这是不再搞政治运动的结果，放弃了一些过去被证明有效的政治斗争手段，使各种矛盾不断扩大升级，结果就是89年的大动荡，以及一次次的边疆事件。改革开放后，经济基础的改变，也制造了很多社会矛盾，而且正在积聚力量，如果不能得到良好的解决，这些能量最终也总是要显现出来的。

最后，再分析一个有关经济建设和政治斗争的流行说法，那就是：毛泽东时代国家工作的重心放在阶级斗争上，忽略了经济建设；党的十一届三种全会后，才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这个说法的根据是，毛泽东一直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但以阶级斗争为纲与国家的工作的重心是怎么画上等号的却没有证明。毛主席把阶级斗争看作政治斗争的主要形式，因此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就国家的政治斗争而言。政治工作统帅经济工作和其它工作的正当性，前面已经论述过了，但重心在哪里，该以什么指标来衡量呢？难道不是以参与这两项工作的人分别花在它们上面的时间和精力来衡量吗？按此定义经济建设/政治斗争的比值，对于某些个人，也许小于50%，但是就国家整体来说，其平均值在任何时期都必定远远高于50%。如果有人计算出，改革开放后的比值大于之前，那也只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不是什么重心转移。而且这个比值究竟在哪里更好，并不是人们可以按照主观愿望设定的，它是社会矛盾运动中的许多变量的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