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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也谈经济发展与政治斗争 - 与铁手商榷 (一) -- 润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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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也谈经济发展与政治斗争 - 与铁手商榷 (一)

最近,铁手兄发了一个题为“建国以来两条线,经济发展和政治斗争。兼谈网站建设”的主贴,铁手:【原创】建国以来两条线,经济发展和政治斗争。兼谈网站建设 在西西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严格地说,该文虽然提出了“政治运动对经济建设有害无益”的论断,但因没有进行相应的论证,不是一篇逻辑严密的政论文章,无须看得太重。但是,考虑到这个论断本身的重要性及其相关内容对西西河网站未来的建设和管理可能产生的影响,我觉得把自己的一些认识提出来与铁手兄商榷,进而引发更多的讨论,也许还是有益的。我将分两部分来谈,一是国家,二是西西河。

为了避免因好事者对本文写作动机的猜测而引发争论,这里首先申明,我对铁手兄的品格充满敬意,对他在建设、维护和管理西西河上所作出的巨大努力,肯定和支持度在90%以上。除此之外,凡是就本文所涉及的理论和事实认定进行的讨论,都是欢迎的。

前面说到的论断来自该文第二段:

“粗略的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到现在,一直存在两条主线。我归纳为一、经济建设,二、政治斗争(运动)。这其中,经济建设是主动的,是主要的目的和方向。政治斗争,则相对复杂,可能是主动,也可能是被动,可能是国内,也可能和国外有关。但是无论如何复杂,有一个基本结论不变,那就是政治运动对经济建设有害无益。”

这个基本结论是铁手兄自己研究思考的结果呢还是另有出处,尚不清楚,铁手兄对它的赞同是没有疑义的。此段之后,铁手兄罗列了经济建设和政治斗争两条线上的一些基本事件和口号,而没有对政治斗争/运动给经济建设造成的“有害无益”的影响进行具体分析论证,因此我认为结论是非常突兀的。也许铁手兄认为这根本就是不证自明的,或者看到别人已经证明过了,自己只是引用而已。但我希望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来证明它是不成立的。

首先来检查一下政治和政治斗争这两个概念。对政治的定义和解释有很多,但放到国家层面来说,其中心意思就是统治集团通过各种手段对国家和国民进行治理/管理的理论和行为。这些手段包括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管理机构,法律和政策等等。国家的政治行为,对内,必然与个人,集团和阶级发生不同的关系,当这些关系以矛盾冲突的形式出现时,就形成了国内的政治斗争;对外,与它国发生矛盾冲突,就是国际间的斗争。无论对内对外,政治斗争都是为了解决矛盾冲突,其过程可能是平和的,也可能是动荡的,而战争则是其最高形态。

由此可见,只要有矛盾冲突,就会有政治斗争。这一点铁手兄是认识到了的,也许只是认为,经济建设如果不受到政治斗争的干扰,就能发展得更快更好。但问题在于,既然政治斗争必然存在,无法避免,那么希望没有政治斗争而使经济建设搞得更好,就是不切实际的了。政治斗争和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呢?对此,毛主席说得很明白,“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对于军事,文化,科技等与政治的关系,他也作如是观,并且一以贯之,从未改变。很多人不认同他的这个观点,但我认同,因为他说出了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的运行中都百试不爽的法则,或曰真理。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政治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的正常运行和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它在国家的一切行为中居于统帅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在现代国家,作为国家政治集中体现的宪法不容挑战,就是最好的诠释。

政治斗争是获取某种利益的途径或者工具,对于统治阶级和非统治阶级皆然。或问,为什么要通过政治斗争来获取经济利益呢,把经济建设搞好不就达到目的了吗?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对的。但经济建设无论怎么好,其成果的分配却是通过政治斗争来实现的。否则,历史上的国家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治乱循环了。因此,可以进一步说,在阶级社会中,经济建设和政治斗争是相生相伴的。这也就是马克思把自己的经济学称为政治经济学,以区别于那些纯粹的经济学的原因。这么说,只是指出政治斗争存在的必然性,而不是给所有的政治斗争赋予正当性。

从另一方面看,经济建设根本就离不开政治斗争,并且常常需要政治斗争来为它开辟道路:正是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年的政治斗争,包括几次大的战争这样最高形态的政治斗争,才使得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成为可能;土地改革解放了农业生产力,给新中国的农业生产带来前所未有的变化和增长;三反五反,打击了某些国家工作人员和不法资本家对经济建设的侵蚀和危害,为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些客观事实面前,怎么能说政治斗争对经济建设有害无益呢?铁手兄如果坚持此论,是不是也认为打倒四人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进行的政治斗争,对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建设有害无益?

再拿三峡大坝这样一个具体的建设项目来看。显然,这是一项重要的经济建设,但由于它涉及到长江上下游人民的生命安全,坝区的人口迁移,甚至国家安全等等大问题,引发了各种矛盾冲突和广泛的争论,建与不建,怎么建,部分地都不得不通过政治斗争来解决。类似的例子有很多,简单地说政治斗争对经济建设有害无疑,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也许,铁手兄真正想要表达的是,新中国的很多政治斗争演变成了群众运动,以至失去控制,甚至引发大乱,对经济建设造成了很大损害。这么说有一定的道理,但也要具体分析。中国共产党在总结自己夺权政权的政治斗争时,得出了三条成功经验,其中一条就是群众路线。其实,群众广泛参与政治斗争,也是现代政治的基本要素,是必然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政治虽然有欺骗性,但政客们也都知道发动群众参与和支持自己的政治运动的重要性。因此,指责新中国的领导人发动群众搞政治运动,在理论上是站不住的。当然实践上,群众参与各项运动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实际效果,还是有所不同。抗美援朝,广泛地发动了群众参军入伍,捐钱捐物,应该说是成功的。土地改革,如果不广泛地发动贫苦农民参与,肯定是不可能的。三反五反,主要还是政府行为,群众参与程度不是很高。大鸣大放,是共产党发动群众给自己整风,但其后的反右运动,由党务系统执行,与群众关系不大。四清,以派工作组指导的形式进行,实行秘密的扎根串联,大概是为了避免出现大鸣大放那样的局面,后来被指责为不发动群众。文化大革命,初期也是以派工作组的形式进行,在高校打出一大批反党分子,被否定后,才成为广泛的群众运动,并且失控,导致天下大乱。从这些政治斗争来看,群众运动所带来的结果并非都是不好的,远远说不上有害无益。而且根本的问题仍然在于,政治斗争,群众运动,都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很多人会争论说,怎么不可避免?美国建国后就没有那么多政治斗争,群众运动,因此经济建设突飞猛进,很快成为世界第一。中国文革后也是因为不再搞群众运动式的政治斗争,经济实力现在已是世界第二。这种说法貌似有理,但事情并非如此。

美国是通过与其殖民地宗主国英国的战争而独立的。建国后的统治阶级是由那些在殖民地时期拥有种植园的欧洲移民组成,他们在建国前就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而作为被统治阶级的印地安人和被他们从非洲贩运来的黑奴,根本没有与他们抗衡的力量。因此此时的美国国内矛盾并不复杂,政治斗争也就主要在统治阶级内部展开,容易达成妥协。同时,它向外扩张的空间也很大,可以通过对外战争来缓解国内矛盾(此种方法从此成为美国的传统和法宝,至今仍然十分有效)。但是,随着北方工业对劳动力和自由市场需求的增长,资产阶级与种植园主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最后只能通过国内战争来解决。战后,战败的南方长期处于军事管制之下,其严酷程度,哪里是什么没有政治斗争,群众运动所能掩盖。

反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通过国内战争建立起来的。战败一方不但没有完全覆灭,逃离台湾后继续获得强大的国际支持,而且在国内也留下广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因此,新中国建国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完全掉过来了,国内的各种矛盾难免尖锐复杂,新的矛盾也不断产生,这是新中国不能不开展一系列的政治斗争来解决这些矛盾的根本原因。由于其领袖毛泽东主席有着长期政治斗争的经验和深厚的哲学造诣,能够及时认识到众多矛盾的本质和预期它们的发展走向,因而总是主动地寻求解决之道。正由于此,从中国和世界的近现代历史来看,可以说新中国前三十年的革命和建设,虽然发生了这样那样的失误,总体上来说是非常成功的。即使像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国性长期的动乱,与很多现代国家在建立后,还不得不靠发动内战来解决其内部的矛盾斗争,有些直到现在也武装冲突不断,还是要好得多。文革后民心思定,政治斗争相对较少,社会出现了一段现在很多人都怀念的美好时光。细究起来,这和文革全面地暴露并解决了一些社会的矛盾冲突,清除了很多坏人恶人不无关系。可是某些国家领导人却认为这是不再搞政治运动的结果,放弃了一些过去被证明有效的政治斗争手段,使各种矛盾不断扩大升级,结果就是89年的大动荡,以及一次次的边疆事件。改革开放后,经济基础的改变,也制造了很多社会矛盾,而且正在积聚力量,如果不能得到良好的解决,这些能量最终也总是要显现出来的。

以上的一些理论分析,对于接受过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教育的人来说,其实都是ABC的常识。然而,在过去三十年中,反对毛泽东主席及其政治路线的各种力量集合起来,对前三十年的新中国进行了全面的负宣传和妖魔化,使得一些本来非常简单明了的问题,也变得模糊不清,甚至黑白颠倒。前不久看到铁手兄几年前的一个贴子,对毛主席还能比较客观地评价。几年后的今天,竟说出建国后的政治运动对经济建设有害无益这样的昏话,受这些宣传的影响也不能排除。由于黑白颠倒的宣传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盛行,已经使很多人将这些常识弃如弊履,并且形成了某些思维定势。每当提到一个历史事件,这些思维定势就会发挥作用,使他们不是去调查核实和独立思考,而是把那些流行的、似是而非的说法当成定论加以引用。说搞政治斗争的人是为了动动嘴皮子出名,就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表现之一。且不说搞政治斗争根本就不是动动嘴皮子这么简单(铁手兄不妨把自己罗列的那些政治斗争仔细检查一遍),不见得就比搞经济建设简单轻松,常常需要冒很大的风险,包括坐牢杀头,很多搞政治斗争的人同时也在参与经济建设。在任何一个现代国家,政治学都是一门受到专门研究的学问,进行政治工作或曰政治斗争是很多人的职业。而且广义地说,人们处在充满政治斗争的社会之中,每一个人都或主动或被动的要参与到政治斗争中去。如果说,在所有参与政治斗争的人中,确实有那么一些想要由此而博取名位的人,那么鉴定起来也是十分困难的。给别人贴上这个标签,也可以作为一种政治斗争的手段来使用。

这些年,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之所以盛行,与某些国家领导人政治和哲学的理论修养的欠缺有很大关系。他们在分析终结过去的历史事件时,不是从引发这些事件的物质运动和矛盾上,而是从参与这些事件的人们的主观愿望和动机上去找原因,因而得出的结论常常似是而非;在面对社会现有的某些矛盾时,不是去研究调查这些矛盾后面各方的利益冲突,并由此而寻求正确的解决之道,而是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行事,避重就轻走捷径。当然,比理论修样欠缺更可怕的是,有些人的屁股已经渐渐移到了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相对立的位置上。

最后,再分析一个有关经济建设和政治斗争的流行说法,那就是:毛泽东时代国家工作的重心放在阶级斗争上,忽略了经济建设;党的十一届三种全会后,才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这个说法的根据是,毛泽东一直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但以阶级斗争为纲与国家的工作的重心是怎么画上等号的却没有证明。毛主席把阶级斗争看作政治斗争的主要形式,因此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就国家的政治斗争而言。政治工作统帅经济工作和其它工作的正当性,前面已经论述过了,但重心在哪里,该以什么指标来衡量呢?难道不是以参与这两项工作的人分别花在它们上面的时间和精力来衡量吗?按此定义经济建设/政治斗争的比值,对于某些个人,也许小于50%,但是就国家整体来说,其平均值在任何时期都必定远远高于50%。如果有人计算出,改革开放后的比值大于之前,那也只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不是什么重心转移。而且这个比值究竟在哪里更好,并不是人们可以按照主观愿望设定的,它是社会矛盾运动中的许多变量的函数。

诸如此类似而非的流行说法有很多,对人们定势思维的形成起了极大的作用,但是,最终都是会得到廓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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