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壮怀激烈五十军 -- gaogeli

看过一个《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很是失望，书中充满了胜利者的傲慢与偏见。缺乏应有的冷峻与求实。

得到大图片。

虽然大图片也不是非常清楚，但看着更真切一些。

如果看不到图，可点下面链接战火救女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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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入美军战史的“血岭”，是位于汉城以南30公里的修理山，主峰海拔473.8米，由于扼“京釜国道”咽喉，成为敌我必争之战役要点。

　　在抗美援朝第四次战役中，坚守“血岭”十昼夜，让美国大兵刻骨铭心的团队，是一支来自长春起义的由云南子弟兵组成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8师444团。

　　是役，该团浴血苦战顽强阻敌，获得了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的通令表彰！

　　抗美援朝战争之初，我军连续发起第一、二、三次战役，将美国纠集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赶到“三七线”以南。

　　然而，新上任的美第8集团军司令官李奇微，在发现志愿军在无制空权、后勤补给困难的条件下，三次战役作战周期均为步兵携行量仅能支持的一周作战时间后，针对志愿军客观存在的弱点，于1951年1月25日，集中“联合国军”5个军计16个师、3个旅、1个空降兵团共23万余人，在全部远东航空兵、装甲兵、炮兵的掩护下，分东西两线向我军全线展开“闪击作战”攻势。这次反扑，美军主力集中于西线，西线美军又以美第1军（辖美25师、美3师、南朝鲜第1师、土耳其旅、英29旅）在野牧里至金良场里约30公里地段，沿“京釜国道”向汉城方向实施主要突击。

　　此时，距第三次战役结束才17天，我参战部队尚未整补，刚刚召开的中朝两军高干联席会议正要部署几个月后的下一次战役，对敌人如此迅速实施反扑，我军自上至下都始料不及。

　　1月27日，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与金日成首相商量后，决定将中朝两军高干经验交流总结会临时改为第四次战役动员会，并制定了“西顶东放”的战役部署：西线我军在第一线只展开第50军和第38军之第112师，以4个师的少量兵力阻击敌主要进攻集团，争取时间，掩护我军主力完成战役整补及战役预备队开进，并准备在东线横城一带先诱敌深入，再聚歼该敌。

　　志愿军第50军奉命在野牧里至安庆川40公里地带展开，于敌主要进攻集团的主要突击方向上，部署两道防御地带，其所属第148师444团被部署在第一道防御地带上扼“京釜国道”咽喉的主要防御要点——修理山。

　　是役，美军将其主要突击方向上的作战行动称之为“修理山决战”。

　　志愿军装备本来就大不如美军，在志愿军参战部队里，第50军装备又是最差的，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仓促参战。

　　第50军曾经有过一个炮兵团，但在1949年南下鄂川山区作战时，轻装精简了。朝鲜内战爆发后，刚刚由5.8万余人精简至3.3万余人的第50军，于1950年9月紧急收拢散落在湖北、河南两省执行防汛、生产、剿匪任务的部队，星夜北上，加入东北边防军序列。按照原计划，全军当年不参战，成建制改编为炮兵。然而，部队在东北还没集结完毕，先期到达东北的部队刚把原装备交上去，朝鲜战场形势急剧恶化，北犯的南朝鲜军队已经进抵鸭绿江边的楚山。10月24日晚22时，军政委徐文烈突然接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的电话，命令第50军即刻恢复原装备，向朝鲜战场紧急开进。要求部队不等收拢，来一列火车，先走一部，边开进，边调整行军序列，边部署作战任务。

　　1950年10月25日至26日，志愿军第50军跨过鸭绿江，并接连参加了第一、二、三次战役。

　　第三次战役结束后，部队从“三七线”附近回撤至水原一线，尚未整补，刚刚领受“掩护主力休整，准备春季攻势”的任务，却突然迎来了美军全线大规模反扑。

　　与前三次战役不同，作为抗美援朝战争中第一次大规模防御作战，我军难以发挥传统战法的长处，美军则因其武器装备优势占尽上风，由此带来的激烈程度和全新特点，在我军20多年的战争历程中，史无前例。

　　修理山正面之敌为美军第25师。攻防双方的兵力对比悬殊得惊人的。

　　飞机：协同美25师作战的是美军第5航空联队，配备有F84喷气式战斗机、P51战斗机、B25和B26轻型轰炸机。作战期间，为每个第一线步兵营派去2名前线航空控制人员，随时用无线电引导航空火力支援地面作战；同时，派出B29重型轰炸机封锁我后勤补给线。而我军，不但没有飞机，各级连防空火器也没有。

　　坦克：美军步兵师装备70余辆。而我军，不但没有一辆坦克，各级均未配备反坦克火器，打坦克主要靠爆破筒、炸药包和集束手榴弹。

　　火炮：美军步兵师装备70毫米以上口径的火炮330多门。此外，步兵营编制有1个57毫米口径的无后坐力炮连，步兵连编制有60毫米口径的六○迫击炮排（3门），每个步兵排还配备有89毫米火箭筒。而我坚守修理山的第444团，70毫米以上口径的火炮只有4门八二迫击炮、2门九二步兵炮，加上后来师里配属的4门山炮，数量还不及美军的三十分之一，且都是轻型火炮。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50军军史记载，最初的作战部署，我第444团以第2营加强八二迫击炮2门，占领槐谷、道藏洞、龙虎洞地域组织防御；以第3营加强八二迫击炮2门占领速达里、速达三里、修理山、修理寺地域组织防御；以第1营（欠第2连及第3连一个班）为团预备队，配置在光亭里、山本里地域；以第2连占领速达二里；以第3连一个班占领衿井里西侧高地，控制铁路；团指挥所设在山本里。

　　指挥“修理山决战”的，是美25师少将师长基恩。这位53岁的沙场老将基于对中国军队敢打敢拼的战斗作风和出奇制胜的战略战术的畏惧，每日都要预先规定进攻调整线，严令所属各部在实施进攻时，不管是否遇到了中国军队，都不准超越当日的进攻调整线。对发现有中国军队的高地，先指示飞机进行扫射、轰炸，再组织火炮进行密集射击，打得高地一片火海。然后，还要把直射火炮、坦克和12.7毫米口径4联自行高射机枪推进到我军阵地前几百米处，对他们发现的火力点和掩蔽部，实施抵近直瞄射击。

　　美军“闪电作战”攻势1月25日发起后，仅为夺取我金良场里、七宝山一线的警戒阵地，就磨磨蹭蹭地“闪击”了两天。

　　1月27日，美25师开始攻击我修理山前沿阵地。上午，航空兵火力突击结束后，先以师属全部火炮实施了50分钟的火力准备，再按基恩师长“直线战术”平行推进的作战要求，左路，以土耳其旅向我444团7连据守的266高地发起进攻；中路，以美第35团2营在21辆坦克的直接掩护下，向我8连据守的250高地等阵地发起进攻；右路美第35团1营攻击我军前沿阵地前的181高地和128高地。

　　基恩师长进攻修理山小心翼翼的“直线战术”虽然死板得出奇，在进攻速度上磨蹭个够，但在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空炮火力优势方面，却占尽了便宜。

　　修理山血战幸存下来的志愿军战士至今还愤愤不平：“美国佬太欺负人了！”

　　飞机，他欺负我们连高射机枪都没有，不是一般的猖狂。飞机飞得真低呀，有时都能看见机舱里的驾驶员。俯冲下来的时候，先用机枪扫，然后顺势发射火箭弹，或者头一抬，屁股对准阵地就丢下几枚炸弹，跟拉屎一样准。

　　老美还欺负我们火炮少。他们打我们，是山崩地裂，地动山摇，一片火海。

　　在美军的战史中，记载了一个210高地，该高地“以其倾斜变换线为中心，四周修建了很深的堑壕；在各重要的地点，还构筑了圆木结构掩盖工事和掩蔽部”。在实施了50分钟的火力准备后，美军第35团2营E连竟然无一伤亡攻上阵地。攻上阵地后才发现，由于210高地上的工事在美军实施火力准备期间，被美军火炮瞄准一个，摧毁一个，隐蔽在里面的人员，全都砸了进去，一个不剩。

　　老美的坦克更欺负人。进攻时，硬是欺负我们没有反坦克火器，大白天，就把坦克摆在我阵地前几百米处，掩护步兵冲锋，那边“咚”一声，这边“咣”一炸，没有打不准的，拿它一点办法也没有。

　　打仗是很残酷的，但也有笑话。时任第444团4连文书秦琅记得，他们4连曾在前沿阵地打了一天，那天，看到美军坦克太猖狂了，指导员高承舜忍无可忍，冲着六○炮班的射手吼了起来：“张照久，你把那辆狗日的坦克给老子打回去，我给你立一功！”

　　这话，若拿到军校课堂上去说，准能招来满堂哄笑。

　 六○迫击炮是曲射火炮，靠爆炸的弹片杀伤步兵，威力只比手榴弹大一点，炮弹只要不落在坦克油箱上，就等于给坦克“挠痒痒”。

　　阵地上的同志听到指导员的话也觉得好笑，可没等笑出来，张照久连打3发炮弹，还真有有1发还砸在了坦克上面，把坦克砸了回去。

　　顿时，阵地上的战士都欢腾起来：“打得好！打得好！”

　　整个修理山防御战的奇迹，就是在这种火力对比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创造出来的。

　　当日，敌左、中两路进攻均被我军击退，只有右路进占了我军未设防的181高地和128高地。

　　当晚18时，师属炮兵营营长杨协中奉命率领装备有4门75毫米口径的美式山炮第2连前往修理山，配属第444团防御作战。

　　1月28日，美军进攻部署未变，其中美军第35团2营在22辆坦克掩护下，对8连阵地再次发起进攻。

　　师山炮2连在这一日战斗中发挥了作用。据杨协中回忆，由于炮弹太少，被迫集中使用，每次作战只在炮兵阵地上展开2门山炮。战斗打响后，他亲自指挥山炮试射，测准距离后，命令各炮手用4号装药，向猖狂进犯的敌坦克、汽车群突然直瞄开火。打得敌人汽车掉头鼠窜，坦克手也纷纷龟缩坦克之内。敌步兵发起冲击后，杨协中下令山炮转向敌步兵群发射榴弹。

　　炮兵的射击技术真不错。在我山炮、八二迫击炮的精确打击下，敌进攻分队曾一度被压制在我阵地前七八百米处。打到最激烈的时候，炮兵观察所的电话听筒里不时地传来马占伟副团长关于“8连要求再缩近100米打”的指示。

　　这一天，敌人反复冲击达五六次之多，均被我击退。坚守该阵地的8连2排5班班长木新和，先是脖子被敌人炮弹打伤，继之，左臂又负伤，但他坚持不下火线，子弹和手榴弹打光了，就把六○迫击炮炮弹拿来当手榴弹，拔掉保险丝，向敌人投去。一连扔了15枚六○炮弹，直到把敌人打退。

　　1月29日9时30分，美军以1个营的兵力，在2个榴弹炮营、13辆坦克和8架飞机的掩护下，再次向我8连2排、3排坚守的250高地等阵地发起猛烈攻击。

　　战至13时，敌人推进至我8连轻武器最有效的射程之内后，战斗进入白热化。击退敌第一次冲锋时，8连副连长和副指导员牺牲；击退敌第二次冲锋时，8连指导员负伤，排干部大部分伤亡，弹药消耗殆尽，重机枪也被打坏；3连指导员带人送来补充的弹药时，正赶上敌发起第四次冲锋，8连虽然已伤亡三分之二，但在连长的指挥下，又一次将敌人击退。至此，8连连长负伤，全连手榴弹全部打光。

　　15时，敌人从三个方向同时发起第五次攻击，8连的250高地失守。

　　趁攻占250高地之敌立足未稳，我第444团急令第5连依托2营阵地，从东北方向对250高地之敌实施反击，迫使敌人退出刚刚攻占的250高地。由于遭到敌强大炮火的拦阻射击，8连阵地未能完全恢复，250高地一时成为“真空”地带。

　　18时，团命令2连再次出击，占领了250高地。

　　电影《英雄儿女》中的王成，是抱着炸药包冲进敌群，与美国鬼子同归于尽的。

　　第444团参加修理山防御战的老人都说：“电影里面的王成，就是我们团2连的王英！”

　　王英所在的2连，是1月29日晚夺回250高地后，奉命坚守该阵地的。

　　1月30日，速达里250高地争夺战又进入白热化。

　　上午9时30分，美军先出动飞机对我前沿阵地狂泻炸弹，而后是榴弹炮集群轰击。实施攻击之前，美军第35团2营营长麦利特中校先指挥本营以及配属本营的4门七五无后坐力炮，从700—1000米的距离，对250高地上的火力点实施了摧毁射击；指挥团属一○七迫击炮、营属八二迫击炮和连属六○迫击炮，对250高地半山腰的堑壕实施了集中炮击；指挥4辆车载12.7毫米4联高射机枪，对其他可疑目标进行了不间断扫射。

　　整个阵地硝烟弥漫，尘土飞扬，一片火海，山上所有的树木都被炸断，所有工事被炸塌，可供隐蔽的，只剩下累累弹坑。

　　11时，一个半小时的火力准备结束，麦利特营长命令所属F连开始进攻250高地。

　　由于经验不足，我第444团2连仓促上阵后，将主要兵力摆在山顶，且利用原有防御工事，连夜加修的工事伪装又与现地不符，一些工事插了过多的松枝，结果，在敌猛烈的空炮火火力急袭下，工事全被炸塌，连长阵亡，指导员负伤，全连伤亡惨重。

　　2连打得残酷啊！

　　守，只有密密麻麻的弹坑可以对付着藏身，没有工事能供隐蔽。

　　打，只有简陋的步兵武器，没有多少火力支援，每个战士就靠身上携带的那几十发子弹和4枚手榴弹。后方补给线，全被敌人持续不断的弹幕拦阻射击所阻断。

　　不投降，只有一拼！

　　第444团2连3排排长伤愈归队后，告诉他的战友：王英本来不是机枪手，因为机枪手牺牲了，他才让王英去接替。机枪在王英手中重新咆哮起来后，被敌人的火力所注意。劈头盖脑的炮弹，倾盆般的弹雨，不停地追打着王英的机枪。给王英配上一个弹药手，被打掉一个，再配一个，再打掉一个。打到最后，阵地上只剩下王英一人。

　　王英是在子弹打光、手榴弹扔光的情况下，抱着炸药包冲进蜂拥而上的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的。

　　当时，第444团的防御战斗实行纵深梯次配置，层层迭迭设防，以保持防御态势的弹性。250高地上的情况，王英身后高地上的首长和战友，看得到。

　　在将近半个世纪后，王英生前战友徐树礼古稀之年坐在轮椅上，语气非常坚决地说：“王英的事迹不会有假。王英是部队南下参加鄂西战役时，从宋希濂部队解放过来的，他的身世很苦。50军的官兵多数都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呆过，经过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军队的控诉运动后，大家对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主子美帝国主义，早就恨得咬牙切齿，不共戴天！”

　　王英壮烈牺牲的过程，徐树礼没能亲眼看到。王英牺牲那天，身为当年王英所在营机枪连班长的徐树礼正带着一挺机枪，由营长唐绍雄直接掌握，配置在营部阵地上。营部阵地的右前方是2连3排坚守的250高地，左前方的高地由1连1排坚守。

　　岁月，给徐树礼的“国”字形大脸，刻下了条条皱纹，老人扬着霜染的剑眉，一字一板地讲述另一位英雄的悲壮：“1连的阵地离我们只有三四百米，我和唐绍雄营长都看得真真切切。1连1排长董老亮提着汤姆森冲锋枪，打光子弹后，正要换弹夹，来不及了，他抄起了一位牺牲战士的‘七九’式步枪，装上刺刀，与涌上来的美国兵白刃格斗起来。在连续刺倒了两个美国兵后，一个手持卡宾枪的美国兵突然在他身后出现，跪在地上瞄准，‘嘟嘟嘟——’，一梭子，射了出去。董老亮应声倒下的同时，唐绍雄营长一拳砸在观察所的掩体上：‘哎呀，又牺牲了一个，我那个好排长！’当着我们的面，哭了。”

　　只要是个人，营长唐绍雄瞬间那悲愤的神情，就不难展现眼前：一位热血汉子痛苦地闭上了双眼，昂着头，任两行热泪顺着咬紧牙关的脸颊，夺眶而出，奔涌而下。咸苦晶莹的泪珠，在阳光下闪耀，在硝烟中蒸发。

　　战役结束后，王英被追记特等功，王英生前所在班被上级命名为“王英英雄班”，徐树礼调“王英英雄班”所在排任排长。

　　有一件事，虽然，徐树礼没有任何责任，但老人至今依然惴惴不安：战后，不知为啥，1连的1排长董老亮连个三等功都没评上。

　　修理山血战的幸存者们都说：那年月，王英式的英雄比比皆是，太多，太多了！特别是在那些打光了的分队里，在那些牺牲了的战友中间。战后的评功，也没有现在这么轻而易举。流血牺牲，保家卫国，是志愿军战士义无反顾的人生重负！

　　当日12时20分，在王英与敌人同归于尽不久，250高地再陷敌手。

　　为稳住我防御态势，我第444团急令第3连一个排迅速进占253.3高地，阻敌前进。同时，以另一个排配合第2营的一个排，从北及东北两个方向对突入之敌实施夹击。经1小时激战，敌人弃尸30余具，退出阵地，250高地第三次失而复得。

　　就在第444团8连阵地遭到攻击的同时，该团7连的阵地也遭到了敌人的攻击。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军史记载，直到1月30日中午之前，敌人对7连坚守的266高地和275.9高地的进攻，都是“佯攻”。

　　然而，在美军的军史资料中，他们的“修理山决战”一直是一线平推，并无“主攻”、“佯攻”之分。

　　对于第50军战史在著述时的“判断失误”，解释起来还真是一个笑话：进攻266高地的部队是土耳其旅，人家在基恩将军的眼皮底下打了个滑头仗，把趾高气扬的“山姆大叔”给耍啦！

　　也许是因为老美的严厉督战，也许是因为土耳其军官想要在战场上对基恩师长有个交代，土耳其旅后来的进攻不得不动真格的了。

　　从1月30日中午开始，土耳其旅的一路，向我266高地猛烈进攻。该高地由我第444团7连连长率第2排防守，激战5个半小时后，该排几乎全部伤亡，266高地向南前出的无名高地失守。坚守在266高地主阵地上的2排机枪射手蔡田吉，打到最后，子弹只剩小半箱了，关键时刻，他想到了指导员的战前动员：“同志们，修理山是全军的主阵地，为了祖国的安全，我们就是打到一人一枪一弹，也要干下去！”他想到了自己上阵地时向党支部表示的决心，“决不后退半步，争取火线立功入党！”于是，吩咐机枪弹药手张凤忠：“你赶快把空的弹药箱装满石头，等子弹打完了，我们就用石头干！”

　　果然不出所料，接近黄昏的时候，敌人又发起了进攻。蔡田吉为了节省子弹，把敌人放进几十米处，突然开火，撩倒前面的几个敌人，后面的一群立刻像惊弓之鸟四下崩散了。由于阵地前沿几十米处有一个陡崖，是轻武器射击的死角，敌人被打退后，蔡田吉发现，在这个陡崖下面，还隐蔽着4个敌兵，随即跃出掩体，抱起装满石头的弹药箱，向敌人砸去。敌人不知道遇到什么武器，顿时抱头鼠窜，狼狈逃离。

　　也就在蔡田吉他们打光子弹、266高地南半部阵地即告失守的危急关头，8连一个加强班前来增援，占领266高地制高点后，在不到100米的距离实施火力突袭，将立足未稳之敌以大量杀伤后，赶出了266高地。

　　土耳其旅的另一路，从三个方向攻击风岘西南的275.9高地。在3营副营长和7连指导员的指挥下，7连1排和3排经6个小时的激战，打退敌8次攻击，阵地岿然不动。

　　在275.9高地，打得最好的战士，要数轻机枪射手钱树俊了。

　　上过战场的人都知道，防御方的机枪火力是敌人进攻时实施火力压制、摧毁的重点目标，进攻方通常部署直射火炮和轻、重机枪，区分不同的射击地界，随时摧毁或压制可能出现的火力点。像电影、电视上的战争场面，机枪射手抱着机枪“嗒嗒——”打个不停，也不变换射击阵地，那是导演们一厢情愿。

　　那天，钱树俊和战友们摸准了敌人进攻老套路：狂轰滥炸之后，步兵在坦克、机枪的掩护下，先推进至山腰一片岩石下隐蔽，到发起冲锋时，还要吹一阵哨子。所以，敌人不露头，距离远了，他们都不打。等到敌人从那片岩石后面爬出来，进入到最有效射程内，我们的机枪、步枪才突然开火，手榴弹也跟着“嗖——嗖——”地甩了下去。钱树俊的机枪尤其厉害，每次都能撂倒好几个，打得敌人丢盔卸甲，弃尸而逃。

　　敌人对钱树俊的机枪火力恨透了。钱树俊不断变换机枪射击阵地，敌人的火炮和机枪总在追着他打，但总也打不着他。有一次，钱树俊刚从掩体露头，敌人的机枪就响了，其中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帽子。还有一次，钱树俊刚刚朝进攻到山腰的敌人打了一梭子子弹，对面高地上立刻喷出4条火舌，雨点般的机枪子弹把他死死地压在单兵掩体里，打得土石横飞，掩体前面的土墙也越打越薄。钱树俊怕掩体前面的土墙被打穿，急忙拿起铁锹加深工事，并把挖出来的土翻在工事前面，加厚土墙。直到敌人的机枪被我六○迫击炮压制，钱树俊才得以脱身。

　　钱树俊爱惜机枪就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他告诉战友：“机枪保管不好，就不如一支步枪作用大。”每逢敌人炮击打得尘土飞扬的时候，他都要用毯子或自己的衣服盖住机枪，防止沙土进入枪械。那天，钱树俊共打了73梭子1300多颗子弹，机枪没出现过一次故障，射击精度始终很高。每一次，都打得敌人屁滚尿流。

　　战后，钱树俊被军授予“修理山英雄机枪手”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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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30日是修理山第一线阵地战斗最激烈的一天。这一天，风岘西南275.9高地虽然守住了，但整个修理山阵地的战场形势却更加严峻：一线防御分队已伤亡过半，阵地间隙越来越大；前沿十几个高地经过反复争夺，能用于反击的预备队兵力已越来越少；弹药将尽，补给全无；连日来，敌装甲部队每天都沿“京釜国道” 插入我第444团和第443团结合部的谷地，从我阵地侧后炮击我修理山阵地及团指挥所，大有合围我修理山防御部队之态势。

　　1月30日晚，鉴于日益严峻的战场形势，第444团调整了防御部署：原设在三本里的团指挥所，移至修理山；主动放弃前沿速达里250高地，将据守该高地的分队撤回，以收缩阵地方式加强修理山主阵地的环形防御；266高地由8连1个加强班继续坚守；风岘西南高地仍由第3营副营长率原部继续坚守；在风岘西北高地新构筑1个加强班的工事，由7连副连长王金山负责坚守；253.3高地由3连继续坚守；将机枪3连的弹药手补充到8连当步兵，坚守修理山以南小高地；命令已经打光炮弹的师山炮2连按照师长的指示，归建并撤到汉江北岸；命令已经打光炮弹的团直属炮连抽1名排干率步枪手1 个班补入1连当步兵，其余人员撤至原团指挥所三本里附近待命，2门八二迫击炮移交二线部队；各分队将轻重伤员送至山本里；迅速沟通各级之间的电话联系。

　　据志愿军第50军战史记载，1月31日和2月1日连续两天，美军仅向我修理山阵地实施炮击，未发起步兵攻击行动。

　　耐人寻味的是，对于美25师步兵这连续两日的休战，美军战史也有记载，但具体日期却不同。

　　按照美军战史的说法，美25师基恩师长于1月28日重新制定了作战计划，经过两天的充分准备，该师于1月31日“揭开了为期6天的修理山决战的战幕”，并于当日攻占了250高地等我方阵地。

　　事实上，美军从1月27日起，每日都对我8连防御的250高地实施反复攻击，连续4天，250高地六度易手。战至1月30日，也就是2连战士王英抱着炸药包与蜂拥而至的敌人同归于尽之后，当晚，第444团为收缩防御阵地，主动放弃了曾3次失而复得的250高地。而1月31日，250高地无战事。

　　平心而论，对这两天步兵作战间歇日期，我志愿军第444团毫无篡改之必要，因为这两天不管怎么算，对他们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坚守任务，都不构成任何战绩上的影响。相反，按照美军战史的记载，第444团放弃250高地的具体日期，还要往后推迟一日。

　　美军则不同，如果按照我军战史的写法，他们牛皮烘烘自称的“修理山决战”，就不应该是6天，而应该从1月25日算起，至2月5日结束，翻一倍，改写为12天。即使刨去“闪击”我警戒阵地的两天，也还有10天！

　　一个加强师倚仗如此优势的兵力和武器装备，攻击一个“穷光蛋”步兵团的野战阵地，竟然“决战”了十几天，还自诩为“闪击作战”，丢人！

　　显而易见，“山姆大叔”这一仗打得并不光彩！

　　更耐人寻味的是，战史尘封了一件让攻防双方都难以启齿的战况：1月31日午夜3时至2月1日黄昏，整整一日，我方整个修理山阵地竟成为“真空”！

　　据时任志愿军第444团团长赵国璋、副团长马占伟等战争亲历者的回忆，1月31日夜，鉴于十分严峻的战场形势，团政委提出：将全团撤出修理山阵地，向师的二线阵地转移。

　　团政委的意见受到了团长等其他团首长的反对：没接到上级命令，我们怎么撤？

　　岂知，团政委火了：部队打了这么多天，没增援一兵一卒，没补充一发子弹，部队减员过半，弹药也要打光了，我们拿什么守阵地？现在我们三面受敌，叫敌人包了“饺子”怎么办？与上级的通讯联系又中断了，请示上级来得及吗？天一亮，就是美国佬飞机的天下，部队想撤都撤不下来！我们得对即将弹尽粮绝的全团指战员负责！

　　怕大家不接受，团政委又补充了一句：我们的任务，是在修理山坚守7天。现在时间过了，还呆在这干啥？打仗，哪有你们这么死板的！

　　这是一支来自于两年前长春起义的新部队，在改造起义部队的过程中，政治委员举足轻重。赵国璋团长在起义前虽然是我地下党员，但一直在旧军队从事地下工作，对我军传统的战略战术并不熟悉。见政委坚持撤出修理山阵地，大家不再反对。

　　1月31日午夜3时，第444团悄然撤出修理山阵地。

　　2月1日上午，时任志愿军第442团七○炮连连长的刘水清，在师的二线阵地突然发现第444团撤离了修理山，马上通过本团团长石子河向师指挥所报告。师长随即通过第442团的电话，严厉批评了第444团首长。

　　随后，第444团党委4名常委和当时尚未入党的副团长在一份“检讨书”上主动签名，集体承担了责任，并立即部署部队反攻修理山。

　　2月1日下午，第444团带上从师机关和二线部队紧急收集上来的弹药，顶着敌机的轰炸，返回修理山，并于当晚恢复了原有的阵地。由于美军步兵休战两日，我第444团这次行动没被发觉，恢复阵地期间，部队几乎没受什么损失。

　　第444团擅自撤离修理山阵地，在当时，虽然受到师首长的严厉批评，但事后并没有受到任何追究。

　　3 个多月后，蔡正国副军长2.4万字的《入朝作战以来几个问题的初步总结》虽然检讨作战问题毫不留情，但对第444团擅自撤离修理山阵地一事，只字不提。一向对干部要求非常严格的军政委徐文烈，在他主持整理的两份共4万余字的入朝作战政治工作总结中，对这件事情，也只字未提。

　　解开尘封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谜团，需要还原历史的原生态。

　　从敌我攻防部署上看，美第1军沿“京釜国道”向汉城方向实施主要突击时，其进攻重点在“京釜国道”西侧的我修理山阵地。按常规，我军应该在敌人主要攻击方向上部署主要防御力量。但志愿军第50军部署一线兵力时，在“京釜国道”西侧只摆了第444团一个团的兵力，东侧则摆了3个团的兵力。防御正面太宽（战役之初，我军在150公里正面上展开8个军，第50军防御正面即40公里）是一个原因，更主要的原因是要确保我实施战役反击的中线集团的翼侧安全。

　　第444团依托修理山野战阵地，在敌主攻方向上要顶住美军1个加强师的进攻，巨大的战场压力，可想而知。

　　我军不仅兵力部署薄弱，弹药也奇缺。经过第二、三次战役消耗后，部队弹药携行量早已不够一个基数，军、师后勤携行的弹药不够半个基数，没有预备基数。

　　炮弹，更少得出奇。据当年的《一四八师炮兵战斗总结》，第444团在修理山防御作战10天，共消耗山炮炮弹116枚、八二迫击炮弹124枚、七○炮弹32枚，平均每门炮只有15枚炮弹，且全在1月27日至30日期间打光了。这4天，平均每门炮每天打4枚炮弹，在一线作战的步兵营每天只能得到30来枚炮弹的火力支援。

　　缺少火炮支援所吃的苦头，对战争亲历者来说，有着切肤之痛。志愿军第50军老战士刘哲记得，当部队完成阻击任务撤离战场时，一位战士抱住正向前方开进的火炮就哭了：“大炮啊，大炮，你怎么才来？”

　　据《一四八师一九五一年在朝鲜作战中政治工作材料汇集》，在汉江南岸半个来月的阻击战中，上级给全师补给弹药，只有3次：

　　第一次，在第444团撤离修理山那天晚上，军后勤送来手榴弹、反坦克手雷、地雷和六○炮弹4000余枚。师里见补给的弹药太少，只好命令机关和二线部队只留三分之一的手榴弹、子弹，其余的一律收上来，送往一线部队。

　　第二次，在第444团返回修理山的当日，师里终于得到上级补充子弹2.9万余发（若平摊到全师指战员头上，人均只有三四发），师里随即将其中2.3万子弹补充到一线的第444团和第443团，将3000发子弹补充给二线的第442团，师里只留30支步枪的携行量即3000发子弹作机动。

　　第三次，在2月2日，军后勤又给全师补充六○炮弹350发、地雷67枚、手榴弹610枚。

　　有些情况现在说起来，恐怕不少人都不信。数九寒天，风雪交加，参战指战员露宿阵地，甚至棉鞋都穿不上。有的同志硬是冻得站不起来了，抬下战场就被锯掉了双脚。

　　据记载，战役之初，军后勤部汽车大队从后方拉来5卡车棉鞋，准备发给一线的作战部队，由于遭到美军飞机的轰炸封锁，在汉江北岸转了3天，没敢过江。后来，军后勤部刘峰政委亲临江边，将汽车大队的队长就地撤职，运送棉鞋的汽车队才强行过了江。自然，车队也付出了惨重代价：运送棉鞋的汽车被美军飞机炸毁2辆，损失棉鞋2000余双。

　　粮食也奇缺。为保证一线作战分队的口粮，政治机关主动提出每天只吃两顿饭，早晨一顿吃稀饭，晚上要去运送伤员，抬担架往返五六十里路，所以吃干饭。

　　被敌人围歼的危险，也不是没有。据美军战史记载，美25师的作战参谋曾向基恩师长建议，反正中国军队没有反坦克火器，干脆，组织装甲纵队，让坦克搭载步兵沿“京釜国道”向纵深突进，需要时，再回过头来扫荡修理山，但被谨慎的基恩师长一口否决。

　　不少战争亲历者都说，美国佬只要有我们一小半的胆量，敢于稍向纵深穿插，坚守修理山的部队肯定完了。

　　这种担心，当时师、团指挥员还真有过。据团长赵国璋生前回忆，鉴于敌装甲纵队多次突入我指挥系统所在地，代师长赵鹤亭曾经交代：“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你们团可以向师部靠拢。”

　在更深的层次，团政委的意见还反映了另一个需要战史专家予以总结的史实：我军自井冈山建军起，就将运动战和游击战视为主要作战形式，即便防御，其防御样式也多为运动防御。作为抗美援朝战争中第一次大规模的防御作战，以修理山坚守防御为代表的汉江南岸阻击战表明，我军的战略战术正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转折。

　　“坚守防御”，是在战役过程中，出乎战役最高指挥员预料，由第50军指战员于艰苦卓绝的条件下靠英勇顽强的战斗意志打出来的，是在此基础上，逐渐明确的。

　　据蔡正国副军长《入朝作战以来几个问题的初步总结》，第四次战役我军的战役部署是“西顶东放”，让少数部队在西线顶住敌主力的进攻，我主力集中于东线，先诱敌深入，再聚而歼之。战役之初，志司（志愿军司令部）首长曾预料第50军在汉江南岸顶不住，于是，把第38军放在第50军侧后，准备随时加入战斗，同时，给了第50军每天500码的机动余地，但第50军首长没有向下传达。

　　战役打到第7天，见第50军以劣势装备顽强坚守一线阵地岿然不动，彭德怀司令员亲自发来嘉奖电，其中表彰了坚守修理山的第444团，并告之，已“严令三分部速将弹药前运”。

　　据时任第50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的李佐回忆，随后不久，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打来电话，询问第50军在汉江南岸“能不能再守几天”？由于军长曾泽生和军政委徐文烈在志愿军总部开会到1月31日之后才回到部队，汉江南岸阻击战主要是蔡正国副军长在具体指挥，他接到韩先楚的电话后，坚定地回答：“你让我们再守几天都行，只是汉江快要解冻了，什么时候让我们撤到江北，得提前告诉我们。”

　　再后，是2月3日、4日连续两天，志司电示第50军：“你们已苦战十日，希望军再收缩阵地，再坚持数天，主力才可能出击……”

　　第444团政委是从老部队调来的，眼下与以往“运动防御”截然不同的“坚守防御”，在他一二十年戎马生涯中未曾经历过。

　　战役结束后，蔡正国副军长在《入朝作战以来几个问题的初步总结》中，虽然对第444团擅自撤离修理山阵地一事，只字不提，但却有大段文字宣讲一些作战指导原则需要转变的问题：“游击战争是从情况出发，以情况来改变决心。今天的战争则是从任务出发，不能因局部情况而改变整个决心……”

　　显然，第444团擅自撤离修理山行动，不是怯战，是在朝鲜半岛现代战争条件下，其作战指导原则未能及时转变的结果。

　　这个结果，从一个极为独特的角度，向后人展示了这支部队艰难、困苦的战争经历，顽强、悲壮的战斗作风，以及严格律己、感天恸地的人格境界！

　　这人格境界，能穿越时空，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更能超越国界，向帝国主义列强显示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并赢得战争对手永恒的尊敬！

　　2月2日，美军经过两天休整，重振精神，起了个大早，比往日提前两小时，于7时30分开始猛烈的空炮火力急袭，然后，兵分5路，同时向修理山发起进攻。西面一路，由东谷里向秀岩峰进攻；南面一路，向修理寺进攻；南面另一路，由253.3高地向修理山主峰进攻；东面两路，则由山本里、光亭里、鸣鹤里，向修理山主峰侧后第1营的防御阵地进攻。

　　作为东路之敌进攻出发地的山本里和光亭里，在修理山侧后，曾是战役初期第444团团指挥所和团预备队配置的地域。不难看出，刚刚返回修理山的第444团再次陷入了三面被围的危险境地。战斗的残酷性也可想而知。

　　进攻修理山制高点473.8高地（即美军战史上提到的474高地）的是美军第35团2营E连。经反复争夺，战至当日14时，敌约150人突入我防御阵地，攻占473.8高地。

　　与此同时，473.8高地西侧几百米的440高地和431高地，也被土耳其旅的一个营攻占。

　　当晚19时，第444团以9连、团侦察排、4连一个排、5连两个排、6连一个排，从东、西两个方向，趁夜暗，对突入之敌实施反击。各反击分队虽然弹药短缺，减员严重，但打得十分顽强。

　　战至午夜24时30分，我反击分队恢复了阵地，缴获电台1部、无线步谈机1部、火箭筒1具、自动步枪3支。

　　据时任第444团4连文书的秦琅回忆，他们4连参加这次夜间反击战的是第1排，命令是连长让他去传达的。阵地上的部队一天没吃饭了，连长交给秦琅一袋炒黄豆带去，叫1排的同志找点干净的雪就着吃。正儿八经的粮食一时还没运上来，全营只找到了这200斤黄豆，先紧着反击分队把肚子填饱。

　　第1排受领反击任务依然像往常一样，先集合整队，然后由指导员高承舜做战斗动员，接着，分班吃黄豆，擦枪，整理装具，做好战斗准备。天一黑，指导员高承舜便带领第1排消失在茫茫夜幕之中。

　　一小时后，宁静的夜空被漫山遍野的军号、小喇叭声划破，反击战打响了。

　　天亮之后，秦琅得知，第1排完成了反击主峰的任务，恢复了阵地，但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全排算指导员在内仅剩2人。第1排反击恢复的阵地，第4连又坚守至2月4日凌晨。

　　对于这场夜间反击战，美军战史有着详细的记载。

　　按照美军战史的说法，第444团2月2日夜间的反击战，到0时30分的时候并未结束，打了整整一夜。各反击分队先摸到距离目标15—20米处隐蔽起来，准备好手榴弹，待军号、哨子一吹，一齐投向敌人的阵地。攻击行动是一波接一波，前仆后继。“中国军队好象取之不尽地投掷手榴弹”。

　　440高地和431高地上的土耳其营最不经打，在第一波反击中，就很快全部被击溃了下去。溃退速度之快，连他们的旅长大人都不敢相信。

　　据美军战史记载，据守修理山制高点的美军E连也受到了极其猛烈的攻击，其右翼第1排的阵地和左翼第2排的阵地相继被突破。2时15分左右，“中国军队像潮水般地进攻到第2排前面，其一部突破了第2排和第3排之间的结合部，达到了山顶。在结冻的474高地的山顶上，开始了非常激烈的白刃战。”美军E连虽然向后收缩了阵地，但中国人的反击，到3时左右才平静下来，而从美军侧后实施的反击，一直持续到凌晨6时。

　　“血岭”峰颠上的这场刺刀见红的肉搏战，志愿军第50军所有战史资料均无记载。当年在第444团前方指挥所指挥作战的副团长马占伟，只记得白刃战发生在185高地、226高地、速达里、龙虎洞之线，对于美军战史记载的修理山主峰上的白刃战，他也没听说过。

　　对此，如果不是美军战史误记，那么，我们只能作出这样的解释：一部分志愿军指战员趁夜暗奋不顾身突入敌群，弹尽粮绝后，拖着伤残的肢体，用刺刀，用枪托，用修工事的铁锹、洋镐，在“血岭”之颠与敌人肉搏，全部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无一人生还。

　　半个多世纪后，原志愿军第50军司令部作战参谋郑竹书在接受采访时，回忆了一件往事，印证了这次肉搏战。他记得，2月2日午夜修理山反击战结束后，从战场上下来一位战士，一见到首长后，就把肉搏战咬下来的敌人的耳朵从口袋里掏了出来。那耳朵是黑色的。可惜，由于战事太忙，郑竹书未能设法记下这位战士的姓名。

　　在这场不亚于“万岁军”第38军松骨峰战斗的白刃搏斗中，他们虽然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洒下的热血，延续了炎黄子孙世代传承的男子汉血性，使一百多年来被几百个不平等条约压弯了脊梁的中国人，在头号世界强敌面前，挺起了不甘屈辱的胸膛！

　　美国大兵对我志愿军的夜战，特别是对刺破夜空的冲锋号，怀有一种难以平抑的恐惧。在主峰南侧一个高地上的E连连长格兰特，亲眼目睹了主峰上的厮杀，绝望之中，他以一种几近哀求的声调，向上司麦利特营长紧急呼救：“阵地被突破了！我连的两翼已经被摧毁，没有指望再继续固守下去了！”

　　九死一生的格兰特连长战后披露，挽救E连免遭全连覆没命运的“决定因素”，是155榴弹炮向山顶上空发射的照明弹。那天晚上，持续不断的照明弹，将战场方圆几公里的范围照得如同白昼，随同E连行动的炮兵观测官，正是借着照明弹的光亮观察到我军的行动，随即用电台呼来了美军炮兵密集的火力支援。铺天盖地咆哮而至的炮弹，有的，集中炸在我反击分队的集结地内，有的，以弹幕拦阻射击在我后续梯队的面前，筑起了一道道难以逾越的火墙。

　　在后方强大火力的掩护下，美军E连向后收缩了阵地，终于逃脱了彻底覆没的打击。

　　天亮后，伤亡过半的美军E连，撤离了让他们心惊肉跳的“血岭”。

　　2月3日，已血战10天并付出重大伤亡代价的第50军奉命向志愿军第38军和朝鲜人民军第1军团移交部分防御地段。

　　当日凌晨3时，奉命前来接替志愿军第444团修理山防御的朝鲜人民军第1军团第8师第1联队的一个营进入修理山二线阵地，另一部进至秀岩峰。

　　鉴于朝鲜人民军到达较晚，对阵地尚不熟悉，上级命令第444团再坚守一天。

　　这最后一天的战斗，第444团指战员打得更是艰难。

　　据美军战史记载，美国大兵在修理山冰天雪地上仅仅呆了一夜，虽然个个携带了鸭绒睡袋，但还是几乎全部被不同程度冻伤。

　　而中国军人，在山顶上一守就是十天。这让美国大兵百思不得其解！

　　我坚守分队弹药补给困难，也被美国大兵看在了眼里。据美军战史记载，天刚一亮，美军指挥员就在望远镜里观察到，一些中国军人纷纷离开掩体，在阵地上收集被美军和土耳其军队丢弃的武器弹药，准备新的一天的战斗。

　　2月3日天亮后，美军分三路继续对修理山阵地实施进攻，左路是土耳其旅一部，企图夺回夜间被第444团收复的440高地和431高地；中路是美军第35团G连，接替已经失去战斗力的E连；右路是美军第35团3营，继续由东北方向对修理山的侧后实施攻击。

　　从上午10时激战至下午16时，敌人多次进攻均被打退，我第444团修理山阵地岿然不动。

　　2月4日凌晨2时，第444团奉命向朝鲜人民军第8师第1联队移交修理山全部阵地，转移至二圣山、冠岳山、内外飞山地域，在军的二线防御阵地领受新的任务。

　　当日，美25师将作为预备队的美军第27团3营调了上来，接替“作战不力”的土耳其旅，然后与美35团并肩发起攻击。

　　然而，修理山阵地依然在朝鲜人民军的手上。

　　2月5日，志愿军第50军奉命收缩阵地。当夜，接替修理山坚守任务的朝鲜人民军第8师第1联队奉命撤出修理山阵地，向我汉江南岸二线防御阵地转移。

　　至此，修理山战斗全部结束。

　　由于我军在汉江南岸顽强阻击敌人，为志愿军主力在东线集结，而后成功地实施了横城反击战，赢得了极为宝贵的时间。

　　志愿军第50军444团“血岭”防御战的惨烈程度，是后人难以想象的。

　　成都川棉厂离休干部徐树礼说：坚守速达里防御阵地最前沿的第8连，战后，所剩无几。接替8连防御任务的2连，也就是舍身炸敌群的王英所在连，也打得只剩下十来个人了。

　 战后被授予“修理山连”英雄称号的第4连，上阵地128人，下阵地仅剩28人。当年该连的文化教员的王立仁和秦琅（兼任文书）说，剩下的，主要是连部的勤杂人员和炊事员。

　　第148师的战争幸存者都记得，下阵地后，师政委陈一震下达了一道很难执行的命令：“活下来的都是种子，一个也不许减员！”

　　第一线打得差不多了，就把机关人员补充上去继续打。原成都军区后勤部副政委胡俊人，当年是第148师组织科科长，负责战斗部队的兵员补充。他说：补充下去的，有师部的警卫员、炊事员、驭手，有师司令部的参谋、政治部的干事、后勤部的助理员，还有打光了炮弹的炮兵。

　　当年的第444团副团长马占伟曾再三叮嘱：“我和赵国璋团长在这篇文章里，提上一句就够了。多写写那些战士和连、排干部，仗是他们打的！”

　　当年的第444团团长赵国璋生前曾多次回忆那刻骨铭心的战争场面：修理山防御战期间，作为团长，他曾多次派所属营连干部率部实施反击，然而，派出去的干部常常非伤即亡。当他最后一次组织反击时，看着那些越来越少的云南同乡，他突然感受一丝难以名状的悲苦萦绕心头。不忍，使他沉默良久。这时，一位云南同乡连长看出了团长的心思，主动打破沉默，自告奋勇率部反击。结果，又是一去不归！

　　巨大的伤亡，不仅仅发生在基层连队。战役开始后，敌人强大的空炮火力不仅常常切断了我军的后勤补给，也常常炸断我军的电话线。为确保指挥畅通，团部通讯排每天都要不停地把人派出去，接通被炸断的电话线。随之而来的，便是日甚一日的战斗减员。到最后，能派出去的人只剩下排长了。那天，就在赵国璋的眼皮底下，通讯排长刚跃出指挥所，便被一枚呼啸而来的炮弹掀上了半空。

　　赵国璋的儿子赵俊达记得，父亲生前每每说到这些往事，神情凝重，似乎总有一汪晶莹的泪珠在眼眶里闪动着，久久，久久，伴着随后的沉默。

　 抗美援朝战争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它的深远影响还在延续着。

　 第444团这个英雄团队的一个营，即坚守修理山主阵地的第2营，于1984年被改编成武装警察部队，该营的的一个连队，如今为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值勤站岗。

　 这翻天覆地的变化，耐人寻味，意味深长。

　 一位美国华侨说得好：美国是个很实际的国家，如果打得赢你，就欺负你；如果打不赢你，就和你交朋友。

　　这，又不能不使人想起在电影《上甘岭》插曲《我的祖国》中的一段颇能说明中华民族性格的歌词：

　　　朋友来了有好酒，

　　　若是那豺狼来了，

　　　迎接它的有猎枪！

• 【原创】壮怀激烈五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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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美援朝第四次战役之初，我在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政治处组织股任干事。

　　1951年2月7日，汉江阻击战进入第二阶段，第50军奉命除留少数兵力扼守汉江南岸部分要点外，主力撤至江北继续防御。

　　2月16日傍晚，团政治处主任郝德配同志的警卫员小刘钻进防空洞，对我说：“张干事，郝主任叫你到他的防空洞去一趟。”

　　我二话没说，跟小刘来到郝主任的防空洞。主任招呼我坐下，顺手递给我一支“大生产”牌香烟。小刘划着火柴点燃之后，我猛吸了一口。主任接着对我说：“殿英同志，3连指导员李振尧同志在部队向汉江北岸转移途中，遭敌机轰炸，不幸牺牲。团党委研究决定，你到3连担任政治指导员。你有啥意见没有？”

　　“我没意见。”我爽快地、毫不犹豫地回答。

　　郝主任继续对我说：“今晚9时，团司令部召开作战会议，各营营长、政治教导员都来参加会议，你也来参加会议。”

　　作战会议上，团代理团长丁永年同志在讲话中明确指出：部队当面之敌，系美军步兵第3师。我们团的任务是坚决抗击敌人的进攻。全团指战员要巩固江防，抗敌进攻，争取时间，等待后续兵团。

　　会议结束后，我跟营首长回到营部已是深夜1点多钟。营首长当即召集各连连长、政治指导员会议。营长介绍了汉江南岸的敌情，下达了各连的战斗任务。命令3连坚守浮里岛，天亮以前，派1个加强排进入阵地。

　　我同连长丁嘉寿同志回到连部，召集各排长，商定各排的战斗任务和战斗动员。由于时间紧迫，来不及召开党的支委会，只好召开全体党员大会。

　　会议在一间遭受敌机轰炸过的民房里召开。为防空袭，不准点灯，室内一片漆黑。党员们虽然知道我是新来的指导员，但谁也看不清谁的面孔。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向全体党员报告当面敌情和连队领受的战斗任务。要求全体党员发扬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人在阵地在，轻伤不下火线，重伤坚持战斗，带领干部、战士坚决完成上级赋予我们的战斗任务。

　　接着，全连整队出发。出发前，丁连长首先把我向大家做了介绍，宣布了战斗任务。我做了简要的战斗动员。随后，我同丁连长率领全连指战员向江边进发。副连长张顺喜率领1排、六○炮班和配属的团侦察班先行，由冰上过江，占领浮里岛阵地，构筑工事，组织防御，抗敌进攻。其余各排均在江边一座砖窑里休息待命。

　　浮里岛位于南朝鲜汉城东南，是汉江中的一个沙洲，南江宽约200米，江水浅处1米，流速1.2米/秒；北江宽150米，水深2-8米不等，流速1.2米/秒；冰冻期间人马均可从冰上通行。该岛宽约10里，纵深5里，岛上有蚕室里、浮里岛、新川里3个村庄，居民已经撤离。岛上地形平坦开阔，为汉江南北两岸高地所控制。位于汉江中的浮里岛是全师汉江防线的一个最前沿、最重要的滩头阵地，它三面受敌，背水作战，在战术上是敌必争、我必守之地。连指挥所位于新川里，以蚕室里、浮里岛为主要支撑点，构筑防御攻势，阻敌进攻，保障我汉江北岸主阵地的安全。

　　2月18日9时左右，美军第3师15团约1个连，搭乘7辆坦克，在4架飞机、10余门大炮向我防御阵地实施猛烈轰击之掩护下，由汉江南岸松坡里渡口过江，分两路向我蚕室里、新川里阵地攻击。进攻之敌上岛后，敌步兵在其坦克两侧成战斗队形，向我防御阵地发起进攻。敌先头第1辆坦克上岛后，即进入我预设的防坦克雷区，履带被炸断。坦克失去行动能力，敌步兵失去坦克伴随和掩护。当敌人进至我防御阵地前约40米距离时，我突然以猛烈火力集中射击敌之步兵，六○炮弹在敌坦克上爆炸，打得敌人乱滚乱爬，拼命嚎叫。

　　激战1小时。毙伤敌12名。坦克失去步兵伴随后，不敢前进，随即在施放烟幕掩护下，满载尸体和伤员，逃回江南。

　　当晚8时，团指挥所命令我连全部进入浮里岛阵地。我们刚上岛，金振钟师长在电话中，根据岛上的实际地形，就组织防御作了具体指示：按照“前轻后重，梯次配置，环形防御”的战斗原则，实施部署，千方百计地构筑并不断加固防御工事。

　　当时，正值高寒季节，构筑工事异常困难，上级首长派人送来大批草袋。我们用草袋装满沙土，堆成工事，顶部用门板、木棍等搭成，抗击敌人进攻。

　　2月19日12时，敌人不甘心第一次进攻战斗的失败，又依仗其飞机、大炮，对我浮里岛防御阵地进行报复性轰炸后，敌7辆坦克，载步兵70余人，在5架飞机的掩护下，由松坡里渡口渡江上岛，进犯我蚕室里前沿阵地。

　　我守岛勇士们做好一切战斗准备，密切注视敌人，沉着应战，当敌人接近我防御阵地前50米距离时，我各种火力猛烈射击，毙伤敌10余名。

　　敌被迫向南退缩，以坦克炮向我阵地轰击。约半个小时后，敌再次向我阵地发起攻击。我英勇顽强的干部、战士与敌激战，敌多次攻击均被我守岛勇士击退，毙伤敌30余人。

　　战斗中，3班战士周学永两次负伤不下火线。六○炮班的工事遭敌炮轰垮后，共产党员班长林敢仁带领炮手葛万毅把炮架在沙滩上，向敌坦克连续发射炮弹。敌坦克被击中，站在坦克上的指挥官被炸伤，摔倒在地下。

　　时隔不久，敌又向我防御阵地发起攻击。坚守前沿阵地的共产党员1排长施绍能率领爆炸组，在机枪掩护下，跃出工事，从侧翼接近敌坦克，但终因地形平坦，不易隐蔽接敌，加之执行掩护任务的轻机枪发生故障，爆炸未成，施绍能等4名同志光荣牺牲。副排长李学新挺身而出，继续指挥战斗，击退了敌人的进攻。

　　当日16时30分，残敌渡江南逃。

　　敌对我强攻不成，又采取偷袭手段。2月21日拂晓，美军第8军情报侦察队近百人，在弥漫大雾中，从浮里岛西侧偷渡过江，向我防御阵地偷袭。当敌人进至我阵地约30米距离时，被我哨兵发现，并开枪射击。敌立即由偷袭转入强攻，其一部突入我新川里阵地，直接威胁连指挥所的安全。我纵深火力集中实施了猛烈的射击，毙敌20余人。

　　敌另一部突入我蚕室里防御阵地。时值连队早餐，听到枪声，指战员立刻放下饭碗，拿起枪向敌人冲杀。到前沿送饭的共产党员炊事班长付德高也提拿起手榴弹，冲向敌群。经激战10余分钟，敌伤亡惨重，败逃回江南。

　　战斗中，班长庞作政同志以冲锋枪准确射击，击毙敌情报队长白洪金（南朝鲜人）以下15人，缴获各种枪多枝、望远镜1具和部分文件资料。我仅伤战士两名，以小的代价取得了大的胜利，受到师首长通令嘉奖。

　　南朝鲜初春气候多变。2月22日，汉江沿岸细雨连绵，两岸高山积雪解冻融化，汉江水位暴涨，大量冰块顺流而下，将铺设在冰面上的有线电话线割断。当晚24时左右，连指挥所与江北营、团指挥所中断通讯联系。

　　各级首长及指挥所非常关注一线的战斗连队，对于通讯联络的中断，心急如焚。首长当即决定，千方百计地恢复浮里岛与汉江北岸之间的通讯联络及江上交通运输。营部共产党员供给员张云龙同志不顾风险，自告奋勇，挺身而出，主动请求泅渡汉江，恢复浮里岛有线通讯联络。上级首长批准了他的请求。

　　2月25日晚，茫茫黑夜，江风呼啸，张云龙同志来到江边，接连吸了两支“大生产”牌香烟，喝了几口白酒，然后，与送行的穆家楣副营长握手告别。

　　面对汹涌澎湃的汉江急流，张云龙毫无惧色，肩背电话线，向江中游去，当他游到江中离岸30米距离时，因江水冰冷刺骨，加之身着棉衣，负荷过重，身躯难以支持，被急流冲走，英勇献身。

　　随后，团首长命令团通信连完成恢复浮里岛通讯联络的任务。

2月28日，该连政治指导员李云峰同志亲率通信排长、电话员各1人，携带电话线，用5根电线杆制成的木筏子，借助敌人施放照明弹的光亮，由上游下水，漂渡汉江，克服了棉衣冻成冰、手指难以伸直等重重困难，与江水搏斗了两个多小时，终于靠岸上岛。

　　2月28日午夜，在与汉江北岸营、团指挥所中断通讯联络6昼夜后，浮里岛守备分队终于恢复了有线通讯联络。

　　与此同时，1连受领了恢复江上交通运输任务。1连战士李芳敬、乔纪友、孙泽琪等同志，在当地居民朴老大爷的协助下，用5根高压电线拧成两条铁绳，拴紧固定在两岸木桩上，用电线杆做成两个宽1.5米、长2.5米的木筏子，然后，人上木筏，通过双手拉紧铁绳，前送弹药物资，后送伤病人员。

　　夜间江上运输十分艰苦，江风怒吼，流急浪高，水凉刺骨。敌人设置在汉江南岸的探照灯把江面照得如同白昼。共产党员乔纪友、孙泽琪乐观地说，：“好极了，老子搞运输，儿子打灯照亮。寒冷的夜晚，江面冻成冰，他们又拿起十字镐，刨开冰面，开辟航道，保证木筏往返运输。连续12个夜晚，圆满完成了繁重的江上运输任务，为我们坚守浮里岛阻击战斗，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和重大贡献。

　　3月1日晨7时左右，美军步兵第3师15团步兵80余人，在5辆坦克和猛烈炮火的掩护下，由浮里岛西南渡口渡江，分两路向我阵地猛攻。右翼之敌约30余人一度突入我蚕室里阵地，4名敌兵进至我新川里指挥所附近，严重威胁指挥所安全。紧急情况下，侦察班长常立兴冒着敌人的炮火，迂回至敌侧后，以冲锋枪、手榴弹突然猛烈还击敌人，将4名敌人全部击毙，保护了指挥所的安全。残敌龟缩至阵地左侧松林与我对峙。

　　敌攻击受挫后，即以10架飞机和10余门榴炮及坦克炮向我防御阵地疯狂轰击。约1个小时后，敌又向我阵地发起攻击，又一次被我击退。

　　战斗中，共产党员机枪班长吴凤臣一人消灭敌人30余人。通信员曹志鹏在敌炮火下，连续5次接通被炸断的3条电话线，保障了顺畅的战斗指挥。

　　另一路敌人30余人在5辆坦克的配合下，由松坡里向我进犯，其中3辆坦克涉水强渡。由于水深沙厚，其先头一辆坦克陷入江中，无法进退，其余坦克被阻于江南。敌步兵失去坦克引导和伴随，不敢向我继续攻击。

　　当日15时左右，残敌在12架飞机、10余门大炮向我防御阵地猛烈轰炸并投掷大量燃烧弹的掩护下，逃回江南。

　　当晚，团首长命令我连，于天亮前，把陷入江中的敌坦克炸毁。

　　爆炸组跃入江中，虽激流勇进，但还是有一名战士被江水旋涡卷走，爆炸未成。

　　第二次，营长命令由副连长张顺喜率领轻机枪掩护并监督执行。爆炸组战士3人，携带反坦克手雷，在没有任何渡河器材保障的情况下，涉水泅渡。不料，又一名战士被激流冲走，光荣牺牲。共产党员、副连长张顺喜随即只身手持两枚反坦克手雷，跃入江中，强渡汉江，在他游到距敌坦克20米左右距离时，不幸又被江水吞没，英勇牺牲。

　　这次战斗，共毙伤敌40余人（遗尸4具），缴获长短枪6枝。

　　3月12日晚8时左右，团副政委吕品同志在电话中命令我：立即组织连队秘密撤离浮里岛，向汉江北岸转移。

　　当晚，由正患病的丁连长率领第1排、六○炮班及连部部分人员先撤出阵地，转移至江北。

　　13日晚，正当我组织2、3排和团侦察班撤出阵地的紧急关头，突然接到侦察班长常立兴紧急电话：“报告指导员，浮里岛渡口前方发现有一橡皮船，船上8人，均穿着民装，在敌机枪掩护下，向我阵地驶来。”

　　我一面组织2、3排秘密而有秩序地撤出防御阵地，一面处置这一突然情况。我在电话中命令侦察班长：“立即隐蔽埋伏，全部生俘，关在防空洞里，指派一个战斗小组严加看守，绝对不准暴露我行动企图。”

　　接着，我把这一紧急情况报告营指挥所。正在营指挥所的团保卫股长李春奎同志电告：押送两人送交团指挥所，其余6人关在防空洞里。侦察班秘密撤离。

　　我正在江边组织2、3排分乘木筏渡江时，侦察班押送两人（均系南朝鲜人）来到江边。对敌斗争经验丰富的侦察兵，命令敌人爬在木筏上，用电线将双手、双脚和脖子绑在木筏上，身上骑着两名侦察兵，渡江转移。

　　当日深夜，所有守岛干部和战士全部安全、秘密转移至汉江北岸。

　　具有现代化装备和多种侦察手段的美国侵略军，对我军组织部队秘密转移，毫无察觉。3月13日、14日，敌飞机、火炮继续对浮里岛狂轰滥炸，不敢上岛。

　　坚守浮里岛阻击战斗，历时25昼夜，粉碎了敌人4次陆空配合的疯狂进攻。敌人日夜不停地向我防御阵地猛烈轰击，村庄被炸毁，树木被烧焦，整日烟尘滚滚，一片火海。守岛勇士们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白天与敌激战，晚上整修工事。4次激战，共炸毁敌坦克1辆，毙伤敌130余人，缴获冲锋枪1枝、手枪2枝、自动步枪4枝、望远镜1具，文件资料一部分。我连亡13人，伤15人，以小的代价取得了较大的胜利。

　　志愿军第447团3连浮里岛25昼夜阻击战，沉重地打击和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迟滞了敌人的进攻，保证了主力的休整、集结及后续兵团的开进，为准备实施战役反击争取了时间，做出了贡献，战后，被授予“浮里岛连”荣誉称号。

　　1951年3月，《东北日报》发表了新华社记者王玉章的战地通讯《守卫浮里岛的英雄们》，记述了坚守浮里岛的战斗经过，表彰了“浮里岛连”浴血奋战的勇士们。

　 （该文摘自张殿英1989年10月1日撰写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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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我军第一次大规模防御作战，其激烈程度和全新特点在我军20多年的战争历程中史无前例。这次战役，美军主力集中于西线，由美第1军（辖3个师、2个旅）于1951年1月25日在野牧里至金良场里约30公里地段首先发起，沿“京釜国道”向汉城方向实施主要突击；28日，美第9军（辖3个师、1个旅）在金良场里至骊州约38公里地段展开，向礼峰山方向实施突击。

　 我军恰恰相反，按照彭德怀“西顶东放”的部署，西线第一线只展开第50军和第38军之第112师，以4个师的少量兵力阻击敌主要进攻集团，争取时间，掩护东线我军先诱敌深入，而后集中主力实施反击。

　 在野牧里至安庆川40公里地带已展开多日的第50军，奉命依托修理山、帽落山、光教山、文衡山等要点，构成第一道防御地带，依托博达里、内飞山、鹰峰、国主峰等要点，构成第二道防御地带，于敌主要进攻集团的主要突击方向上，扼“京釜国道”咽喉，抗击美第1军全部和美第9军一部的进攻。

　 战役之初，相当一部分人担心这支起义部队顶不住。然而，第50军顶住了，并且在汉江两岸坚守了50昼夜！

　 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洪学智在他的回忆录中如是评价：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中，对第50军这位“小老弟”，王牌第38军一直特别关照，从不摆“老大哥”架子，更不歧视这支起义部队，这真诚、深厚、长久的友谊，始建于他们并肩血战美国大兵的汉江两岸。

　 从朝鲜回国养伤期间，有两位38军的干部告诉林家保：“哎呀呀，过去我们对50军认识不够啊！说句老实话，汉江阻击战刚开始时，我们都以为起义部队的战斗力很有限，一直担心你们顶不住。没想到你们还真能打！50军不能小看，不能小看！”

　 穿啥？浦绍林说：“我那一身，从1950年10月出国，到1951年4月回国，一天都没换过。里面的虱子用东北老百姓的话说，‘老鼻子了’。几个月下来，身上的棉衣、棉裤，上下左右前前后后全‘开花’了。下了战场的部队就像一群‘叫花子’。”

　 又说：“洗澡？到哪洗？能抓一把干净的雪把脏兮兮泥猴般的脸蛋擦一擦就不错了。这是打仗！谁有心思讲究那么多？”

　 时任第450团政委的张立勋，晚年谈到刚回国时洗澡的情景，他印象最深的不是一池脏水，而是洗澡池子水面上漂的一层虱子。

　 住啥？说“天寒地冻风餐露宿”一点也不夸张。

　 房子呢？全叫美军飞机炸了！美军飞机太猖狂了，见到房子，不是丢炸弹，就是丢燃烧弹，明摆着的老百姓住宅，照丢不误，半间也不留下。老百姓真惨，有的是一家一家的全炸绝了户；有的炸得老人、孩子无依无靠、无家可归。

　 怎么露营？每到一地，领导用红铅笔在地图上一圈：“1连在这，2连在那，……”然后，各连带到“圈地”里，就地疏开，分头去挖各自的掩体，一方面好防空，另一方面好睡觉。老兵有经验，一般都在掩体里抠个洞，既安全，又保暖。

　 被子？刚入朝时轻装，没带，以后运输没跟上，拉倒了。

　 毯子？我们哪有那玩意？战场上缴获了点，够几个人盖？

　 大衣？干部每人有一件，战士每个班一件，站岗时换着穿。

　 天气不冷？“冷不冷，我说一件事给你听。”孙德功回忆了他渡大同江的经历：

　 第三次战役初期，部队奉命进至平壤、中和地区。担任师管理科科长的孙德功负责师部设营，于一天晚上8点先过大同江。孙德功过江时，江桥已经被美机炸断，天正下着大雪，江面还没封冻，江水也不深，孙德功一行脱光衣服徒涉过江。刚过江，接到报告，说后面冻死两个人，孙德功只好徒涉回去处理后事。

　 孙德功第二次南渡大同江时，刚走到江中心，江北岸又有人报告，后面又冻死了一人，没办法，只好再返回北岸。

　 孙德功第三次徒涉过江后，身上的热量已经散发将尽，脸色苍白，浑身上下无一点血色，冻得话都说不出来了。幸好同行的卫生员有点经验，赶快找了6件大衣，把孙德功裹了个严严实实，半个多小时后才渐渐暖和过来。

　 第446团和第447团是后半夜过江的，他们过江时，雪停了，有一尺多厚，江面全部封冻，人员、骡马全是从冰上走过去的。前后只有几小时，你说有多冷？

　 白云山防御战时，孙德功营第5连2排排长坚守光教山时，硬是冻得站不起来了，抬下战场就截去了两条腿。

　 那时侯，天真冷，人也真能吃苦。现在说起来就像神话。

　 至于吃的，“一把炒面一把雪”，再平常不过的了。不打仗还好，能吃上点热乎的东西。后面运上来啥吃啥。有时，天天吃高粱米；有时，天天啃窝窝头；有时，天天嚼黄豆，吃得臭屁连天。好在都是露营，多少个屁都能随风散去，污染并不严重。

　 打仗的时候就苦了，只能“一把炒面一把雪”。白云山战斗后期，山上的雪全炸光了，吃炒面就跟吞沙子似的。由于部队长期吃炒面，吃到最后，不少人吃得体内维生素奇缺，有的连队一半以上的人员都害了夜盲症。据说，这事后来反映到中央，毛主席非常关心，周总理亲自找了几个食品专家攻关，研制了一种“肝精”，连同鸡蛋粉和辣椒送往前线后，才初步解决了问题。

　 老人们还说，在吃、穿、住上，我们和美国兵没法比。人家每个班都有一顶帐篷，每个人都有一个背囊，里面装着鸭绒睡袋。睡觉的时候，帐篷一支，四周摆上坦克，探照灯开起，几公里范围如同白昼，闭着眼睛还牛皮烘烘的！吃的，人家有给养车，天天烤面包，罐头是现成的，牛肉、蔬菜、水果罐头都有。单独执行任务的还配有酒精炉，热罐头用的。简直过的是少爷日子。

　 孙德功说：“白云山战斗时，每次反击，几乎都要弄回来点吃的东西。有一次，还捡回来一壶酒精。连队的同志知道我贪杯，送我解馋，我叫通信员化了点雪水兑进去，当酒喝了。工业酒精？有毒？打仗还管那些？照喝不误！”

　 那滋味，比喝茅台还香！那豪气，“貂裘换酒”也为之逊色！

　 老人们都说，缺衣少食，风餐露宿，算不上什么，中国人吃苦吃惯了，难以忍受的是受欺负。

　 血战幸存者们至今还愤愤不平：“美国佬太欺负人了！”

　 飞机，他欺负我们没有，更欺负我们连高射机枪都没有，不是一般的猖狂。飞机飞得真低呀，有时都能看见机舱里的驾驶员。俯冲下来的时候，先用机枪扫，然后头一抬，屁股对准阵地就丢下几枚炸弹，跟拉屎一样准。

　 飞机投掷的炸弹，小的几十公斤，大的三四百公斤。爆炸那个响啊，震耳欲聋。一个弹坑，小的，一米来深，两三米的直径；大的，有三五米深。炸弹掀起来的土能把掩体里的人埋住。第443团7连战士田文富就被“活埋”过一次。

　 最讨厌的是凝固汽油弹，白云山战斗的头几天，美军飞机每天都要投10多枚。那个东西爆炸时的局部火苗是黄色的，一坨一坨的火苗像仙女散花飞到半空，由黄变绿、变白，绿白色的，就像一把大伞罩在头上，和放礼花一样好看。但好看不好受。凝固汽油弹以高温火焰杀伤有生力量和烧毁装备物资，燃烧时产生1000℃左右的高温。爆炸时，凝固汽油溅开面积大，杀伤半径达200多米，粘附性强，燃烧时间长，对阵地威胁特别大。孙德功说，那几天，因为阵地上有猫耳洞，人没被直接烧着多少，但由于山上到处都是油松，整个阵地被凝固汽油弹烧得一片火海！

　 美军飞机还搞精神轰炸。那是一架双翅膀的飞机，飞得不高，也飞得不快，就在你的头上转悠，边转悠，边撒传单，边用高音喇叭播放录音喊话。经常是个妖里妖气的女人声音：“50军的弟兄们，你们受骗了！曾泽生、白肇学、陇耀骗你们投共产党，他们有官当，你们吃苦受累、流血送命。你们打不赢联合国军，投降吧！自由世界这边要官有官，要钱有钱，要女人有女人。这边漂亮女人多得是，随便你们挑！”

　 这个女人可能是国民党军队的政工人员，好像在长春呆过，认识起义部队的好多人，一个一个点名喊话，特别讨厌！

　 有些战士气不过，举起机枪就往天上打。边打边骂：“骚货，我操你祖宗！”

　 一打，它就拉上高空，继续喊：“你们的装备太差，打不着我们，认输吧！”

　 当时，阵地上流传着一首顺口溜：“中国撒拉密，来到朝鲜地，吃的天噶叽，受的飞机气。”在朝鲜语中，“撒拉密”是中国人的意思，“天噶叽”是辣椒。

　 战士们最恨的，就是飞机！天天念叨：“要是我们自己也有飞机就好了！”10个月后，第442团渡海攻占大、小和岛作战时，我军首次出动了轰炸机。这是我军战史上首次陆海（木帆船）空协同作战。据时任该团政委的高星耀回忆：战场上所有的干部战士都拍手跳跃，欢声雷动，激动得隐蔽都不顾了。那是后话。

　 对低飞的飞机，开始没人敢打，怕打不着反而暴露目标。第150师449团3连机枪射手刘群秀有一次实在气不过，豁出来受处分，独自一人举起机枪，对准低空盘旋的一架美军侦察机，一口气发射了50发子弹，还真把那位傲里傲气的家伙揍了下来。当美机拖着滚滚浓烟一头栽向汉江南岸时，刘群秀的战友们一个个全看傻眼了，继之，阵地上一片欢呼声！

　 从这天起，连续3天，刘群秀和他的战友们以3挺机枪，900发子弹，创造了击落击伤敌机5架的辉煌战绩！

　 老美还欺负我们火炮少。他们的装备是第一流的，1个军通常装备1400多门火炮，且有不少是105至155毫米口径的火炮。

　 志愿军第50军有多少火炮？两年前，曾泽生率部起义时从兵团司令官郑洞国手里骗来的榴弹炮营，在1949年南下鄂川山区作战时，轻装精简了。进军四川作战得到的无后坐力炮连，回师湖北后支援华东部队解放舟山群岛去了。到抗美援朝时，全军总共只有山炮16门、美式4.2英寸化学迫击炮10门、八二迫击炮45门，反坦克火器和高射火器一件也没有，和人家比起来就像“叫花子”！

　 他们打我们，是山崩地裂，地动山摇，一片火海。

　 我们打他们怎么打？

　 第447团坚守白云山时，师里支援孙德功营两门山炮，10多天防御，总共只有93发炮弹，因为怕右翼暴露，多数炮弹都用在战斗前两天支援右邻第443团弥勒洞附近的防御作战了。

　 等到白云山战斗最紧张的时候，师政委兼代师长金振钟打电话问师炮兵营营长：“你那里还有几发炮弹？”

　 “3发。”

　 “打两发，给老子留1发。”

　 几乎是同一天，第148师代师长赵鹤亭抓起电话就吼第443团团长：“朱光云，你给我省着点打炮，不要像国民党打仗那样！”

　 气得朱光云眼泪都流出来了：我入党都一年半了，怎么还把我往国民党那里扯！

　 志愿军第50军的老战士记得，当部队完成阻击任务撤离战场时，有人抱住正向前方开进的火炮就哭了：“大炮啊，大炮，你怎么才来？”

　 老美的坦克更欺负人！他们每个军都装备有400余辆坦克，进攻时，欺负我军没有反坦克炮，就摆在距我前沿几百米的地方，掩护步兵冲锋，那边“咚”一声，这边“咣”一炸，没有打不准的。机枪、迫击炮对付它，就像给它挠痒痒。大白天，步兵又不能越出掩体去送炸药包，拿它一点办法也没有。

　 他们的飞机和远程火炮还封锁我军后方，让我军每前运一箱弹药、一袋粮食都要付出沉重代价。

　 抗美援朝之初，有人曾看不起这支部队。他们不了解，经历了那场哭声震天义愤填膺的“泪血大控诉”后，起义官兵早已对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主子美帝国主义恨得咬牙切齿，不共戴天！“不示弱”，有着坚实的思想基础，那就是“泪血大控诉”激发起来的政治觉悟和牺牲精神。

　 第50军的官兵说：彭总最信任我们，把50军放在敌人主攻方向上打硬仗！

　 第443团7连坚守帽落山前沿的113.8小高地。该连3排机枪班机枪射手田文富记得，上阵地后，班长余达洪组织全班讨论如何完成防御任务，弹药手孙文楷第一个发言：“在清川江我们都看到了，敌人撤退时将朝鲜人民军军属金玉祥大爷用刺刀捅死，连小孙子也给摔死了，全家只剩一人。这帮畜牲如果打到中国，我们的父母、妻子、儿女都要遭殃。我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决不让敌人上来！”孙文楷后来被炸断了右腿，仍然坚持战斗，他和他的战友都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7连第3排最后只剩田文富一人。一个兵，也要坚守阵地！

　 田文富趁敌人进攻间隙，将伤员、烈士们的武器弹药收集起来，在阵地的不同方向上选择几处射击位置，每一处都摆上1枝压满子弹的冲锋枪或卡宾枪，再摆几枚扭开盖子的手榴弹。敌人进攻时，他手提1挺加拿大轻机枪，一会儿跳到这头打一梭子，一会儿又滚到那头扔几枚手榴弹。机枪子弹打光了，换上冲锋枪或卡宾枪继续打。阵地上的工事全炸塌了，他就利用弹坑作掩护，炮弹在哪响，就往哪跑，“反正两枚炮弹不会落到一个地方”。田文富从一个弹坑跳到另一个弹坑，不断变换射击位置，直到把敌人打退。战斗间隙，田文富就给摆放在各个射击位置的机枪、冲锋枪、卡宾枪压子弹。没有副射手，他就用一根背包绳拴在弹药箱上，提着轻机枪先快速跳进一个弹坑，再把弹药箱拖过来，再跳进另一个弹坑，再拖。

　 战斗中，田文富腰上始终别着一枚揭开了盖子的手榴弹，随时准备在寡不敌众时，与冲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每逢敌人进攻，田文富都不顾严寒，脱下大衣和帽子，扣在一道显眼的土坎上，然后，捡来松枝插在自己身上，借以迷惑敌人。这招儿还挺灵，欺骗了敌人不少火力。

当年，田文富是被国民党拉壮丁用绳子捆走的，在旧军队里受尽了虐待。

　 田文富奉命撤出阵地时，美国兵在他的帽子和大衣上留下了53个弹孔！大的，是飞机打的；小的，是步兵轻武器打的；长长的，是弹片划的。战后，留有53个弹孔的帽子和大衣被博物馆收藏，“英雄机枪手”田文富仅荣立大功（相当于二等功）。和牺牲了的战友相比，活着的英雄算不了啥。田文富似乎被评低了的战功，映衬了起义官兵们不畏强敌、同仇敌忾、英勇顽强的群体形象。

　 汉江50昼夜阻击战，田文富式的英雄，第50军比比皆是。

　 都说，老美打仗太欺负人，好多干部战士都“打毛了”。

　 第447团7连打到最后，指导员宋时运振臂高呼：“同志们，和鬼子拼了！”这位海城起义的我军优秀政治工作者冲向敌群时，胸、腹部连中数弹，向祖国人民献出了他21岁的青春年华。

　 第7连打红眼了的不止宋时运一人，2排排长陈维德抱着冲锋枪边打边咬着牙吼：“狗操的，你们来吧！”直到胸膛中弹，他的手指还紧紧勾住冲锋枪的扳机，子弹还在发射。

　 李继先是在汉江北岸接任第445团1营教导员的。老人永远也不会忘记，在汉江北岸的阵地上，当他奉上级指示下令撤出阵地时，突然，一位战士嚎啕大哭：“不撤，不撤，就是不撤！那么多同志都牺牲了，我们回去干啥？要撤你撤，我就在这里，和敌人拼了！”

　 阵地上不少同志人都哭了，哭得“呜呜”的，就像久违了的“泪血大控诉”。李继先边哭边劝：“要相信上级，撤，是为了更多地报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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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战士索兴抓紧手榴弹伸进去不松手。

　 时任第148师副师长的戴天翔记得一组惊天地泣鬼神震撼子孙心灵的数据：在汉江50昼夜阻击战中，全军与阵地共存亡的分队，有7个整连、31个整排、138个整班，都打光了！入朝时全军实力3.3万余人，经艰苦激烈的战斗后，减员10033人！

　 浦绍林连上阵地148名官兵，只撤下来28人。

　 林家保营出国时，加上配属分队近千人，林家保伤愈归队后清点发现，本营干部战士仅剩40来人。

　 孙德功营加上配属的两个连，血战白云山后，仅剩88人。

　 田文富所在营也只剩50余人！

　 田文富记得，下阵地后，师政委陈一震下达了一道很难执行的命令：“活下来的都是种子，一个也不许减员！”自己于回国途中被飞机炸伤后，团长朱光云、团政委华文对营里领导大发雷霆：“这么好的战士，你们为什么没有保护好？”

　 第一线连队打得差不多了，组织机关人员补充下去继续打！当时第148师组织科科长胡俊人负责兵员的战场补充。他说，补充下去的有师部的警卫员、炊事员、驭手，有机关的参谋、干事、助理员，还有打光了炮弹的炮兵。

　 没有命令，就是拼光了，也决不后退一步！

　 一些西方的阔佬把志愿军指战员的这种牺牲精神斥之为“宗教式的狂热”。真是混账逻辑！他们家里的骡子，被贪官污吏敲诈去了吗？他们白皙细嫩的皮肤，被地主老财的皮鞭抽过吗？他们肥肥大大的屁股蛋儿上，挨过长官的扁担或青冈棒吗？若有，他们未必能比中国人更富于忍耐！

　 在那场尸首横陈血流遍地异常残酷的阻击战中，发誓要“和美国佬拼了”的指战员为数不少，但并不是蛮干。

　 当年的志愿军第50军副参谋长李佐晚年说：“把50军摆在美军的主要突击地段上阻敌进攻，表明彭总很会用兵。”

　 起义前的国民党第60军就擅长防御作战。

　　1938年4月，卢汉率该军打日本鬼子，于台儿庄会战后期，坚守禹王山20昼夜，伤亡逾半，阵地岿然不动。

　 在国民党军队里，第60军起义前一年的战绩被评为“甲等”。

　 共产党文件对这支部队战斗力的评价也不低。1947年5月30日，中共在晋绥整理的《滇军概况》这样评价滇军：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凡是从老部队调来的干部，不论是哪个野战军的，对起义官兵防御作战中娴熟的军事技术和丰富的战术经验，从野战筑城到阵地编成、兵力部署、火力配系，无不备加赞赏。也难怪，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为了扬长避短，共产党的军队一直以“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为主要作战原则，即使防御，也多为运动防御，不到万不得已，不实行坚守防御。

　 第50军入朝作战后，特别注重构筑工事，每到一地，只要住下，再累也要把工事挖好，至少把警戒阵地上的工事挖好。老大哥部队看了都笑：“有你们这么打仗的吗？岂不白费力气！”

　 汉江50昼夜阻击战，第50军以极少兵力分散配置的警戒阵地，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有的，甚至作用惊人。

　 由于官兵懂得为谁而战，由于运用了人民军队的战略战术，这支起义部队防御作战不再死板，突击、伏击、反击，特别是利用夜暗的小分队反击，在50昼夜阻击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团政委卢昭说：白云山防御战期间，团和一梯队各营均掌握了三分之一以上的预备队，成功实施了9次连以上规模的反击，2次（3处）阵前出击，并不断补充了兄弟峰、光教山、白云山等防御支撑点的防御力量，掌握了作战的主动权。特别是1月27日晚上的阵前出击，打乱并制止了敌人次日的进攻部署，为整个阵地的防御赢得了整整一天的宝贵时间。

　 营长孙德功说：在白云山战斗中，很多阵地都是白天丢了，晚上组织兵力实施反击，夺回阵地后，迅速恢复工事，第二天，在大量杀伤敌人的基础上，相机撤出已经被敌人空、炮火力完全破坏了的阵地，夜间，再组织反击。仅光教山的争夺，即达3天之久，阵地得失达5次之多。通过反复的阵地争夺战，以空间换取时间，迟滞敌人的攻势；以时间换取空间，巩固我防御态势。

　 据记载，打到最艰难的时候，第449团团长何尔寿甚至亲自率领2个警卫班实施反击！

　 第四次战役第一阶段，我军在150公里正面上展开8个军，第50军防御正面即40公里，且在美军主力的主要突击方向上！

　 早在西线我军坚守防御作战不久，“志司”即通报了第148师的防御作战经验，及时向部队发出了战术指示，有力地指导了我军汉江南岸的防御作战。1月31日，彭德怀通令表扬了扼“京釜国道”的第50军特别是第148师，以及打得最好的坚守帽落山的第443团、坚守修理山的第444团、坚守白云山的第447团。

　 2月3日，已血战10日并付出重大代价的第50军，根据志愿军首长的命令，将南泰岭、果川、军浦场以西14公里防御地段交第38军和人民军第1军团防守，缩小防御正面后，加大了纵深防御。

　 从2月5日起，第50军主力转移至第2道防御地带继续阻敌进攻。此时，汉江已开始解冻，粮弹补给、伤员运送因背水作战更加困难。2月7日，第50军奉命除留少数兵力扼守汉江南岸部分要点外，主力撤至江北继续防御。

　 第50军留在汉江南岸的部队自军主力撤至江北后，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扼守广州、二圣山等阵地，顽强防御10昼夜，大量杀伤敌人，圆满完成任务后，于17日撤至江北归建。

　 在汉江北岸，第50军继续英勇抗敌，又创造了第447团3连浮里岛25昼夜坚守战、第450团3营礼峰山反击战等一系列光辉战例。

　 3月15日，第50军完成汉江两岸防御任务后，奉命撤离前线，于4月中旬回国整补。从1月25日（25日前10天为抗敌“磁性战术”试探性进攻的防御）至3月15日，第50军在汉江两岸50昼夜的防御战中，毙敌1.1万名，俘敌61名，缴获各种枪支1800枝、汽车17辆、火炮34门及其他大量军用物资，击落击伤敌机15架，击毁击伤敌坦克和装甲车40辆、汽车20辆、牵引车10辆，沉重打击和消耗了敌有生力量，钳制了敌主要进攻集团，保证了志愿军主力的休整、集结和补充，以及后续兵团的开进，为我军准备和实施战役反击争取了时间，作出了贡献。

　 在此期间，全军涌现出一大批英雄集体：所辖3个师9个步兵团中，有1个师4个团受到志愿军总部的通报表彰，其中第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的荣誉称号；另有第443团4连、第444团4连、第445团8连、第447团3连、第448团4连、第450团7连被分别授予“能攻能守第四连”、“修理山连”、“英勇顽强连”、“浮里岛连”、“东鹤山连”、“战斗英雄连”的荣誉称号。

　 还涌现出一大批战斗功臣：战斗英雄王长贵（烈士）、舍身炸敌群的特等功臣王英（烈士）、二级战斗英雄特等功臣鲍清芳（烈士）、炸毁敌3辆坦克的特等功臣顾洪臣（烈士）和李光禄、反击二圣山的特等功臣郑恩喜、反击礼峰山的特等功臣李德贵、英雄驾驶员特等功臣刘静波和刘金生、修理山英雄机枪手钱树俊、帽落山英雄机枪手田文富、首创轻机枪击落敌机的刘群秀、国际主义战士二级模范王永维（烈士）等等。

　 敌人在发起“闪击作战”之初曾扬言：“3天之内，联合国军坚决收复汉城。”

　 著名作家魏巍亲临前线采访，写下了著名通讯《汉江南岸的日日夜夜》，其中对美国人所吹的“牛皮”是这样驳斥的：

　 3月20日，《志愿军报》发表社论：《向防御战的英雄部队致敬》。3月23日至4月3日，《人民日报》在“朝鲜通讯”专栏中，以大版篇幅连续报道了6篇关于第50军和第38军112师的“汉江南岸战斗纪实”。5月19日又追记1篇。

　 著名诗人凌又风和著名音乐家郑律成深入部队后，为代号“梁山部”的第50军谱写了一首《汉江小唱》：

　　　　　 一唱汉江江水长，梁山部天下把名扬，

　　　　　 汉江五十天防御打得响，国内国外都夸奖；

　　　　　 二唱汉江江水深，江岸阵地如山稳，

　　　　　 ……

　 著名作家刘白羽和著名音乐家郑律成深入第447团，在该团被志愿军总部授予“白云山团”的荣誉称号前，尚未撤出汉江阻击战前线时，为英勇善战的指战员们谱写了一首《歌唱白云山》：

　　　　　高高的白云山，矗立在朝鲜汉江南。

　　　　　麦克阿瑟要从这儿进犯，我们的英雄叫他停止在山前。

　　　　　炮弹炸翻了土地，我们说不准你侵犯！

　　　　　大火烧红了山岩，我们说不准你进前！

　　　　　英雄昂立在山巅，英雄的鲜血光辉灿烂。

　　　　　中朝弟兄齐歌唱，世界人民记心间。

　　　　　汉江的流水滔滔，永远流呀流不尽。

　　　　　万恶的美帝国主义胆战又心寒。

　　　　　白云山，白云山，高高的白云山，

　　　　　让我们高唱着你的英名冲向前！

　 第50军的官兵唱着歌，热血沸腾，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那个得意呀，甭提了！

　 志愿军第50军在汉江南北两岸五十昼夜阻击战劣势的战备、悲壮的战况、辉煌的战绩，感动了志愿军统帅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

　 第四次战役结束后，第50军曾泽生军长曾动情地对彭德怀司令员说：“我们能在兄弟部队面前抬头了！”

　 彭总一听，立刻纠正：“这是什么话？不就是起义改编的部队嘛！我彭德怀不也和你一样出身旧军队？我彭德怀从来就没有把你们当后娘养的看待！”

　 曾泽生在国民党军队时，最怕部队被蒋介石编掉。汉江阻击战后，蜗居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及其喉舌以己之心度人之腹，纷纷鼓噪：“曾泽生的变节部队被共匪蓄意牺牲掉了！”

　 高度评价第50军战绩的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告诉曾泽生军长：“有我彭德怀在，50军不但不会编散，而且优先换新装备！”

　 彭德怀一言九鼎！

　 曾任志愿军第149师和148师后勤部副部长的尹俊山记得，第四次战役结束后，军参谋长舒行回国参加志愿军后勤工作会议，其间，周恩来总理在会议上一次又一次地反复表扬第50军，把舒行参谋长表扬得都不好意思了：在座的，还有那么多的老部队，不能老表扬我们啊！

　 后来，毛泽东主席在两次召见曾泽生军长时，也对第50军的战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直到1964年，当叶剑英元帅准备前往第50军视察“大比武”时，朱德元帅依然惦记着这支来自敌对营垒的新部队，他特意叮嘱：“50军是起义部队的一面旗帜，一定要把这支部队建设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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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战员的战斗意志和牺牲精神，举世公认。

　　对此，西方不少政治家和史学家将其解释为“洗脑”的结果，归结为纯意识形态现象；而近年来国内一些研究、著述抗美援朝战争史的名家，基于精英主义立场，则把目光聚焦在“国家利益”这一点上，企图用地缘政治的理论工具，诠释能凝聚几亿曾一盘散沙的民心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群众运动。

　 对于上述两说，我均不认同，因为这两说或抹杀或回避或忽视了一个基本史实：在当年中国共产党动员全国人民抗美援朝的基本政治口号中，“保家”列于“卫国”之前！

　 存在决定意识。志愿军指战员牺牲精神的背后，有着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

　 在中国，任何一个朝代都要追求“国家利益”，所不同的是，新中国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的生存权利作为“国家利益”的基本内核。

　 要说明这个问题，以民本主义视角，展示国民党起义官兵的人生经历及心路历程，最有说服力。

　 这些年来，为创作长篇纪实文学《心路沧桑——从国民党60军到共产党50军》（已于2004年1月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全国新华书店发行），我先后采访一百余名国民党起义官兵，他们当中，无一人否定国民党军队内部残酷的阶级压迫，尤其是起义士兵，说到旧军队的暴虐，几乎无一不恨入骨髓。

　 云南石林的起义士兵符启元和张珩，说到在旧军队挨打，时至今日，古稀老人依然哽咽难言泣不成声。半个多世纪了，张珩当年被军官用扁担打折了的手指至今不能伸直。

　 在朝鲜西海岸渡海攻占大和岛战斗中，指挥“大和岛登陆第一船”的功臣志愿军第442团7连副连长黄金明，回忆在旧军队的往事，几乎每说上一二十句话，就要咬牙切齿地痛骂一句：“妈个×的，狗日的国民党根本不把我们当兵的当作人！”

　 黄金明1947年夏天被抓壮丁，押往部队的途中挨打受骂吃尽苦头，到部队后，仅仅因为几位同乡聊了几句“南方人到北方吃不来高粱米，也不知自己什么时候会被打死”，就被军官认定“要开小差”，按在地上，打了几十扁担，打得屁股鲜血直流。

　 率部最先攻入汉城的志愿军第442团1营教导员刘进昌，1944年被抓壮丁后，曾经补入国民党荣誉第2师某团9连六○炮班。“真他妈的活地狱！”刘进昌一辈子都在诅咒这支军官们引以自豪的蒋介石嫡系部队。

　 刚下连队，刘进昌就被2排长打了一顿，无缘无故。

　 比2排长更“阎王”的，是一位姓冉的四川籍副排长。一次行军途中，一位四川兵“发痧”（即中暑）走不动路了。冉副排长上来就是一脚，把四川兵踹到水田里：“你狗日的是想借故开小差吧？老子送你回家！”说罢，抄起一把军用铁锹，将“发痧”的四川兵活活砍死在水田里。

国民党军队残杀逃兵，更是令人发指骇人听闻。

　 在帽落山战斗中，所率连队荣获“能攻能守第四连”称号的指导员浦绍林，1945年初被抓壮丁，在国民党军队，他亲眼所见，军官抓到逃兵后，集合全团，命令逃兵所在新兵连全体新兵每人捅逃兵一刺刀。

　 这还不算最残忍的。志愿军第50军教导队排长罗珠成，抗战末期在云南省个旧市卡房镇驻地，亲眼目睹的是国民党军队活剐逃兵：逃兵被扒光衣服绑在柱子上，全营官兵集合后，军官宣布，由逃兵所在连每名士兵用匕首从逃兵身体上旋下一块肉，标准就是铁板上的圆洞那么大。

　 这还不算最残忍的。据志愿军第442团1营机枪连指导员刘毅回忆，抗战末期在云南屏边，他所在的国民党团队几乎每一两个月都要杀几名逃兵。有一次，一名逃兵被活活打死后，又被砍成碎块放进锅里煮熟，然后，强迫在场的全团士兵“喝兵汤”。

　 国民党军队压迫士兵，绝不仅仅发生在地方军阀部队。胡宗南可谓之蒋介石的嫡系了，据其所属第7兵团的起义士兵揭发：

　 第55师一位姓朱的参谋主任曾命令直属连连长：“凡是士兵犯了错误，一律活埋！”此人曾在一次处罚士兵时，当场挖出士兵的心脏，挂了两大串。士兵揭发他“常有吃不完的人心”。

　 第349团2营一位姓石的排长要鸡奸一名士兵，被拒绝后，石排长竟弄来一根红萝卜往这位士兵的肛门里硬塞！

　 据统计，第144师2451名起义士兵在旧军队期间，有345人被吊打过，289人被捆打过，1238人被棒打过，13人被刺刀打过，677人被枪托打过，1362人被打过耳光，945人被皮带打过，991人被拳打脚踢过，53人曾被打得昏死过去，20人被打得吐了血，22人被打残废，1298人被罚过跪，535人被罚过冻，128人被罚过晒，1302人被罚过挨饿，1人被罚过喝尿，1人被罚过吃地痰，被枪毙未死的有33人，被活埋未死的有24人……

　 对于旧军队内部残酷的阶级压迫，起义前，广大士兵群众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十分麻木。

　 部队起义后，中国共产党迅速派来了大批政治工作干部，领导广大起义官兵开展了以“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军队”为核心内容的政治整训，并建立了以“士兵委员会”为重要标志的一系列民主制度。

　 中国人世代传承数千年的奴性，戊戌变法的刀光剑影不曾触及，辛亥革命的枪声炮响未有震憾，“五四运动”一代精英的泪血呐喊也没能唤醒，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中动摇了。

　 整训之初，起义官兵多有抵触，一经涕泗滂沱的“泪血大控诉”，几乎是瞬间，他们就与国民党反动派不共戴天！

　 也正是基于这种梦寐以求的翻身解放，基于这种前所未有的政治觉悟，当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打到家门口的时候，同仇敌忾的起义官兵只有一个愿望：决不让美国鬼子把国民党弄回来！

　 论激励作用，这话，绝不亚于1775年打响列克星顿枪声时，北美人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口号：“不自由，毋宁死！”

　 当前，揭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群众运动广泛的社会基础有着现实意义，因为认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历史，关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以民为本”的道义根基。同理，认知残酷的阶级压迫、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艰难的阶级解放这一20世纪中国革命史的主题，也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坚持把占人口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这一立国宗旨，关系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治国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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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视角很敏锐。其实太祖从前的定论相当的精确，可惜被篡改抹黑严重以至于史学又流行五花八门的现代时髦解释。

泥腿子们都懂得，要是在朝鲜打不好，大大小小的蒋雄奇们就会回来，这个连蒋雄奇自己都毫不掩饰，还想再续“黄金十年”呢。喜儿还会被黄世仁抢去，自己又成为委员长的壮丁，享受牲口待遇……还有比这更可怕、更可恨的吗，即使冒着米国人的炮火？

没有阶级解放，哪有国家利益，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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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系统揭露国民党军队大量、残酷虐待抗战壮丁后，有人（包括一些中共党员）打着“国家利益”招牌，掩饰国民党军队的罪恶，并攻击我“帮助日本人说话”。由此，引导我反思“国家利益”的阶级内涵。

我的不少观点就是这样被他们骂出来的，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