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竞争的角度看问题：兼谈转基因 -- aloneth
西班牙曾经发生排华商事件，还放了火。原因是中国人开得店常常长小时营业，而西班牙人开的店早早就关了门，所以生意就被中国人抢了。而西班牙人也不愿像中国人的店那样长时间营业，所以没有办法对抗，就采取了极端措施。我要是西班牙人，我也会教唆别人做同样的事。（从这句可以看出我的人品了吧）
这样的情况在欧洲其他地方，南美，甚至东南亚都存在，你华人太勤劳了，搞得其他人过得变难了。中国产品的出口也一样搞得其他地方很被动，本来我们的生活挺正常挺好的，中国人或者中国的产品来了以后就变差了。
这就对了。在方面，我可以自豪的说，谁让你不给机会我，让我的生活过得和你一样好（参奥巴马语）？所以呢，只能让你的生活变得和我一样。
但有些方面，我们是被逼的一方。比如说核武器吧，我是反对的，但别人有了，我们也得搞啊，勒紧裤带也得搞，搞出人命也得搞啊。比如生化武器，也是这个概念。这几个方面比较明显。有些就不明显了。国际贸易？明明看到剪刀差，明明看到剥削掠夺，明明看到污染，也得搞啊，还加入WTO拼命搞，吃了好多亏，数都数不过来呢，现在过头一看，真应了那句话，年青人吃苦不算苦，老来苦才是真的苦。不付出代价闭门造车可以没有剪刀差，可以没有剥削掠夺，可以没有污染，可以慢慢搞，就像俺们过去搞得那二千年，我觉得没什么不好，如果没有对手的话。
转基因呢？绝对是很有前途的。所有关于基因的研究都是很有前途的。可能的危害越大，潜在的机会也越大。核武器危害大不大？生化武器危害大不大？但是俺觉得这事关乎人类整体安全，关乎生态整体安全，得很谨慎的，小步慢走。可是架不住别人不顾风险拼命搞，搞得还挺快，搞得你慢慢搞变成了蜗牛跑甚至搞不了，你怎么办？多手段激励，大干快上呗，风险加倍危害加倍可以接受。
换句话说，如果老美准备死1万人10年内搞出“超级武器”（假设人命和成功之间有关联的），那么因为我们基础差，所以准备死5万人也在10年内搞出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这个风险加倍、危害加倍等副作用根本就无法回避。生命是无价的，但并不是不能付出的代价。伟大的抗美援朝就是这么打的（不是说1:5的比例啊）。
只能领先者才有权力控制节奏，后进者追赶必然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很多时候是生命，有时候是很多的生命，这个我们中国人深有体会。向那些为此牺牲的人民英雄献花鞠躬致敬!
看到2朵小花，很感动，我把这个当做鼓励，只好再接再厉，再来一篇自己的感觉。
政治和道德是什么关系呢？政治就是关乎社会的大道德，道德就是关乎个人的小政治。
从小就喜欢看中国的历史故事，小时候就听说一些故事：黄泉相见、王翦讨赏、分我杯羹、萧何自污，当时觉得这些都是大智慧，现在想想，这就是政治。在他们的功德面前，那些看起来很严重的道德问题成了政治中的大智慧，大道德。人们依然歌颂他们。
只能用正当的手段去实现正当的目的，只有手段的正当，才能证明目的的正当。目的正当，手段也必须正当－－这个说起来动听，也是很多正人君子的理想和实践，在政治上却是不可行的。并且经常成为愚蠢的代名词被人耻笑。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为了心中远大的抱负，可以使用不正当的手段。这就是政治家的共性。有千日做贼，却没有千日防贼的道理。这个不正当的手段就是贼。鸡鸣狗盗成全了孟尝之义。
这个道理，正人君子并不是一开始就认识到的，但是从认识到的这一天开始，政治家的面目和政客的面目边再也无法区分，只能在死后（现在可以加上任后了）任人评说。
对于政治人物，你可以没有热血，却一定要有冷脑，否则祸无日矣。大致对应起来，热血就是政治抱负，冷脑就是政治手段。冷脑冷血的叫大政客，冷脑热血的叫政治家，热脑热血的叫幼稚病，热脑冷血的不知道怎么称呼，不过有可能是皇帝。
要适应这样的局面，局外看政治的酱油党人也需要冷脑热血。热血就是正确的立场，冷脑就是观察的智慧了。
建国以来，整体而言是从集体至上向个人至上发展的。这个上层建筑的变化，是很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的。到如今，个人主义泛滥，集体主义式微，也是自然而然的结果，而且可以预见，个人主义将更泛滥，集体主义将更式微。从“风可以进雨可以进国王不能进”的传播中可以看出这一点。
然而，以如今个人主义的观点来评价集体主义时代的行为，不仅从功过上无法正确定位，从道德上也无法得出正确结论。文革的题目太大，不是我能说清楚的。但我还是能提出一个观察的角度的：知青下乡、官员被斗、职工下岗以及农民进城有什么不同？他们是不是被迫的？他们遭的罪又有什么不同？可不可以避免？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这个过程对社会各方面起了哪些作用：思想、政治、经济、文化？那真是一场革命，一场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
热血：以人民的立场看问题；冷脑：不看过程看结果、不看广告看疗效。
我们通常从冲突双方的力量对比来期望合理的结果，并肯定超出期望的结果，声讨低于期望的结果。
但实际上，更多时候我等酱油党人士并没有足够的信息来准确地判断力量对比，所以我们也需要从结果来修正我们对冲突双方力量的判断。
比如这次詹其雄事件。
钓鱼岛会有很多起事件，这次俺就称之为詹其雄事件，因为这次事件中詹其雄起着线索的作用，也因为没有其他更合适的人选。
詹其雄事件一发生俺很是兴奋，觉得俺中国GDP就要超过日本了，新导弹新飞机不断地上天，潜艇传说更牛了，航妈好像也有眉目了，这时候和碰撞一下，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厉害，是个好时机。渔政船赶紧去那个海域折腾吧（力量的判断后俺的期望）。
10天后，没得到渔政船去那片海域的消息，却听到日本说要再关10天，这下俺怒了，觉得左边被打了巴掌不仅没换到糖吃，反而右边又被打了一巴掌。觉得TG成了奶共（声讨低于期望的结果），又觉得船没有日本的大（根据结果修正力量判断）。
后来TG出了一些反制措施，我想这个时候如果日本放人，中国又取消
这些措施的话，还是亏了，所以我开始希望日本不要放人，让事情继续僵下去，让TG出更多的反制措施。（恢复之前的判断）
然后日本突然放人了，让台湾交了罚金又死硬的顽固分子成了形象的武大郎，我觉得如果TG不取消某些反制措施，并且让渔政船始终在那片海域晃悠，渔船也去打渔的话，中国还是有赚的（指比以前的处境好），这个大概算是结局吧，反应了中日之间的力量、形势的对比。
然后TG又要求日本道歉，嗯，我觉得不重要，只是让结局看起来更漂亮一些，真是得理不饶人啊。TG威武。（肯定超出期望的结果）
然后跟俄总统一起大喊：二战结论不容改变，彻底清算法西斯罪行。我才知道，TG和日本的力量对比已然需要刮目相看了。（肯定超出期望的结果，并向正面修正力量对比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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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放在这里，作一个自己文章的保留。好像这里是俺的自留地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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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一下个人的定义：
政府打假：动用政府资源进行打假
王海式打假：可获利式打假，譬如购假索赔，譬如帮别人索赔，从中分润等
方舟子式打假：无获利打假，包括学术打假，学位打假，但是其典型案例是"某业内人士揭露行业黑幕"，而不是方舟子。
然后旗帜鲜明的亮出观点：
政府打假为主，王海式打假为辅，方舟子式打假作为有益的补充
政府打假为主，这不是对政府的赞扬，而是对政府的要求。那些大案要案，涉及势力颇为庞大，只有政府才能打压得住。而且政府也需要在操作层面上为其他打假方式进行规范。譬如从法律要肯定打假获利也是正当收入，甚至于让打假获利成为可行的职业。
王海式打假为辅，就是俺认为，只有有经济价值的打假，才是可持续的打假。
方舟子式打假作为有益的补充，俺是希望各行各业有各自的方舟子，而不是一个方舟子到处指手画脚。
对于大案要案，王海式打假和方舟子式打假是搞不定的，但是可以为政府打假提供有效线索。
论述俺观点里为什么说王海式打假比方舟子式打假更重要
先说“子贡赎人”和“子路受牛”的故事
你要鼓励一种行为，让这种行为有利可图是简洁有效地一种方式。我鼓励打假，我希望打假者有利可图，而且我希望打假得到的回报是公开的，明确的，可预期的，这样打假行为就能持续下去，而不仅仅是靠意识气愤或正义感来驱动。也希望由此打假者不会去寻求另外的不公开的、不正当的甚至于有危害性的获利方式。譬如打华硕假打成勒索犯的。可惜现在少见王海式打假，说明打假索赔的投入产出依然维持不下去。希望在制度上能改进，比如打假过程中耗费的时间可以用社会平均工资来索赔。（如果还不够，就乘以1.5算加班？）
方舟子式打假中，由于没有收入，打假者那就是在扮演圣人的角色了。圣人可以偶一为之，那叫人性的闪亮点，我们赞美他，但不能依赖他。否则从制度上就是不完善的。古往今来，一身正气的人很多，但是长年累月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就不多了。有不少人长年累月做得像圣人一样，其实是在“养望”，因为有可能得到更大的收益。也有人原意并非如此，但是望养成后又改变想法，准备用望去获得收益，这种曲折的投资回报方式还不如王海式直接明朗，弊端非常显著，往往最后的获利方式是不寻常的，故而可能有危害。
一个方舟子孤单英雄到处打假，是我定义中方舟子式打假的一种很差的表现形式。我很担心方舟子在“养望”后会用来获利，而这个获利方式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潜在的危害性。
谈到目前的肖传国/方舟子冲突中，我最想看到的是“方舟子发动病人家属闹一闹”，而且要大闹，这才能让大家看清楚这到底是回什么事。
俺举一下手。
报告：俺就是顺着这条线来的，几乎分毫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