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十六国风云 1.1 -- 应侯范雎

二、石勒

石勒的家在并州上党郡武乡，种族是羯族。

关于羯族的来源如今众说纷纭，有的说是匈奴的旁支，有的说是西域胡人的后裔，来自今天的中亚。羯族人在外型上具有鲜明的特征，深目、高鼻、多须，在宗教信仰上也与众不同，他们拜胡天神，有人猜测这种信仰就是发源于中亚的琐罗亚斯德教，也名祆教或者拜火教。

不管羯族的起源何处，有一点可以确定，羯族人随着匈奴人一起迁徒到并州，然后慢慢地开始汉化。到了石勒这一代，羯族人的生活方式已经与汉人没什么相差无几，虽然还保留着本族的语言，但他们大多精通汉语，与汉人交流没有障碍，他们有的靠耕田为生，也有的做了商贩。

石勒一家子并非普通羯族人，是某个小部落的酋长，大大小小算是个首领。石勒并不姓石，被人称为“石勒”也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在此前的二十多年里，他并没有采取汉人的姓氏。石勒初名为“背”（勹加背，这个字打不出来），他的祖父名为耶奕于，父亲名为周曷硃，很明显，这些都不是汉人的名字，而只是胡人名字的音译。当时并州各族胡人改取汉人姓名的现象蔚然成风，身为小酋长的石勒一家仍然在使用拗口的本族姓名，可见羯人的汉化程度远远比其他各族来得浅。

汉化程度的深浅又与该民族人口的多寡、经济的强衰密切相关。一般来讲，人口越多则渗透入汉人社会的面越广，面越广则交流越频繁，越频繁则汉化越深。胡人对于中原文明普遍是心怀仰慕的，家境越富裕就越有余力去效仿中原士大夫，学习五经六艺，甚至还会随时代潮流而学点诗词歌赋老庄玄学之类的东西。这一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匈奴，从耆老刘宣开始，刘渊、刘和、刘聪、刘粲祖孙五代，包括刘曜这个咄咄武夫，全都是好读书的，除了刘家，还有不少匈奴人如陈元达、王彰等，都以士大夫的形象留名史籍。

羯族人口远不如匈奴茂盛，实力也较为弱小。石勒身为小酋长，却看不出一丝富贵气息，从史书中透露出的蛛丝马迹，可以知道他早年在并州的生活与普通的百姓并无两样，一直在为生计而奔波操劳。石勒应该是以耕作为主业，少年时做过商贩，曾随族人到洛阳见识世面，不知道这个衣裳朴素的贫家子弟是否也曾喟然叹息说：“大丈夫当如此也！”当时刘渊应该还在洛阳做郁郁不得志的人质，王弥也正游侠京师，想必没有人能预料到，二十年后命运会将他们三人撮合在一起，来共同颠覆这曾经做为他们梦想之地的洛阳城。

几年之后，石勒长成一个健壮的男丁。与其他胡人一样，他秉承了祖先尚武好骑射的传统，但是石勒目不识丁，又没有人举荐，因此报国无门，只能回到并州继续做普通的佃农，先后耕租邬县人郭敬与阳曲人宁驱家的土地。

生活依然没有丝毫起色，为了争夺一场沤麻的水池，石勒经常会与邻居李阳打得头破血流。凡此种种琐碎无聊的事情充斥着苍白无力的每一天，余生唯一可做的似乎只有像父祖辈那样，无数次重复这苍白的生活，直至老死。

在那时人们的眼里，石勒是个打架的好手，是个狡黠的乡民，胆大包天有做盗贼的潜质。这样的人在乱世也许会有出息吧，即使不成大器也是绝对不应该得罪的。所以一些年长的老江湖都预先赞扬起石勒，说：“这个胡人相貌奇异，气度非常，前途深不可测啊。”

但这仅仅是说说而已，谁会当真呢？事实上这些赞扬石勒的话语还引来了不少乡人的嗤笑，倒是佃主郭敬与宁驱听到这些评论，为防万一，对石勒分外的好，拿出钱财赡济他的生活。石勒十分感激，但是作为佃农，他当时回报佃主的方式唯有更加卖力的耕作，如此而已。

如果此时有人说石勒将来要做皇帝的，肯定没有人会相信，包括石勒自己。

命运的改变是从惠帝太安年间（公元302年末-303年末）开始的，事实上那几年被改变命运的人数以百万计，其中有一半直接由活人改成了死尸，有一小撮踩着别人的尸骨成王成寇。

石勒的最终虽然命运尚未确定，生存环境却在进一步恶化，他从自由身的佃农沦为奴隶。

太安年间并州发生了严重饥馑，上党百姓纷纷逃亡做了流民，石勒选择去依附老东家宁驱。世道已经到了人人自危的程度，平时那些汉人官吏对待胡人就很不友善，到此时变本加厉，做起了贩卖人口的勾当。石勒就差点落入北泽都尉刘监的手中被缚绑掠卖，幸亏有宁驱及时将他藏匿，才得到幸免。

当时胡人正处于弱势，但是不要以为处于弱势满脸可怜相的就一定是好人，他们只是没有机会展示内心的邪恶而已。一般来讲，长期处于弱势，被践踏在社会底层的人浸淫在各种各样的不公正与凌辱之中，身上带着一个时代的戾气，他们脑子里想的是如何在恶劣环境下苟全自己，压在心头的是别人的白眼、仇恨、恐惧以及发泄的欲望，如果这些人有朝一日时来运转，他们的残忍程度未必不如当初欺凌他们的那些人。

石勒就是这样一个处于弱势的恶人，他很快就想出了应对来日大难的方法，而且如果操作得好，还可以趁机赚上一笔。石勒辞别宁驱，去偷偷拜见纳降都尉李川，半路上他遇到了郭敬，向郭敬哭穷。当时石勒衣裳褴褛脸带菜色，确实很可怜，郭敬这人据说感情很丰富，当场就掉了眼泪，还将随身携带的货物卖掉，换了食物与衣服接济石勒。

也许是同情的眼泪与雪中送炭的行为感动了石勒，或者是考虑到郭敬是个财主，有行动能力，石勒将心中计划对郭敬全盘托出，说：“如今胡人多数饥寒交迫，可以谎称就食，把他们骗到冀州（在并州东部，与并州隔着太行山）卖为奴隶。胡人不至于饿死，我们又可以发一笔横财，两全其美。”

这番话很生动地告诉世人所谓乱世枭雄是些什么货色，在他们眼里，任何人任何事都可以成为棋子，他们在正义凛然的振臂高呼之时，最好先看看他们背后有没有半截尾巴，他们声泪俱下说什么“我多灾多难的同胞”之时，最好也先掂量掂量他们是不是又想来贩卖我们了。

郭敬是汉人，贩卖胡人当然不会觉得良心不安，他听了石勒的话，深以为然。

不过石勒没来得及做上奴隶贩子。论作恶的创意与能力，平头百姓如何比得过政府官员？石勒想到的生财之道，晋朝官吏也已经想到。建威将军阎粹向东嬴公司马腾反映军粮空需，不如把抓捕并州的胡人贩卖到冀州换取粮草。

东嬴公当时正在考虑怎样才能治服境内桀骜不驯的异族人，一听这个办法既可以换来粮草，又可以减少胡人数量，削弱胡人。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当即准允。

于是由并州政府出面，进行了数次有预谋有组织的大规模人口贩卖。政府军袭击了胡人村落，逮捕大量青壮年，押解到太行山以东贩卖为奴。为了防止逃逸，政府军采用了一种大长木枷，可将两人锁在一块儿。这种木枷十分沉重，而且中途不会解开，胡人原本就被饥荒闹得羸弱不堪，如今受到这种折磨，再加上天气寒冷道路崎岖，许多人走到一半就死掉了，活着到达冀州的也好不到哪里去，从此过上了作牛作马的非人生活。发生了这种事，并州的胡人提起东嬴公就咬牙切齿的，都想杀之而后快。

石勒也中彩被捕被卖了，押送他那一批的人是东嬴公麾下的将军郭阳与张隆。不幸中的万幸，这个郭阳恰巧是郭敬的族兄，给郭阳打副手的郭时更是郭敬的侄子。郭敬叮嘱族兄、侄子好好照顾石勒，郭阳与郭时很给郭敬面子，石勒得以全须全尾地来到冀州，被卖到冀州平原国的茌平县，在一个叫师欢的地主家做耕田的奴隶。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几年之后，石勒打败了一支乞活军，在俘虏中发现了丧国丧家的郭敬。故人以如此方式重逢，不知郭敬是否会有隔世的感觉，不知石勒是否会暗中感概命运这个玩笑开得太过于恶毒了。

石勒在师欢家中做了几个月的奴隶，由于长相过于奇特，引起了主人的注意。据说当时围绕石勒还发生了一系列灵异事件，使得师欢相信这个高鼻梁深眼眶的异族人并非池中之物，于是就免除石勒的奴籍，恢复其自由身。

自由了的石勒穷则思变，心想如果继续做耕农，这辈子就完蛋啦。

但是转行做什么呢？石勒当时的身份是编户齐民，从理论上来讲，编户齐民是国家的基石，他们缴纳的税赋是国家财政的来源，所以政府要保留编户齐民的数量，并不鼓励流动。

而且当时社会等级森严，各种职业都与户籍密切相关，几乎是世袭的，比如当兵的入兵户户籍（指地方军，禁军除外），做匠人的入百工户户籍，兵籍与百工户籍都等于同国家奴隶，地位要比编户齐民来得低。户籍一经确定，很难再进行更改，而且还会世袭，兵户的儿子依然是兵户，兵户的女儿是国家财产，由政府指派婚配。

当时石勒其实是走投无路的。入仕，他目不识丁，又没有家财用来游走权门；当兵，必须改入兵籍，那等于把自己连同自己的子孙卖给国家；当时还有许多活不下去的编户齐民走了另一条路就是依附地方豪强，他们主动卖身为奴，寻求地方豪强的庇护，有的还成为地方豪强的私兵，这种私兵有个专门的称呼叫“部曲”。奴隶的地位是最卑下的，而且也是世袭的，生杀予夺全在主人一念之间。石勒刚刚侥幸脱了奴籍，当然不愿意走回头路。

全部合法的出路都已经给封死了，石勒唯一的选择就是落草为寇。

师欢家附近个军马场，军马场的管理员是魏郡人汲桑，与师欢时有往来。石勒自称会相马术，投奔汲桑，做了军马场的放马的牧人。

汲桑这个人是有军方背景的。冀州是成都王的势力范围，汲桑的故乡魏郡境内有邺城，是成都王的权力中心，在《晋书.成都王传》里汲桑被直接称为“邺中故将”，由此可知汲桑是成都王麾下的一个低级军官，这个军马场是替成都王打理的。这样一来，石勒投奔汲桑就间接与成都王扯上了关系，与匈奴刘渊一样，他们同属于成都王系统。

石勒投奔汲桑应该是永兴元年（公元304年）的事情，就如第一章第一节所描述的，这一年兵连祸结空前惨烈。在乱世将至这么一个大背景下，兵与匪的限线变得很不明显。

石勒一边做着牧马人，管理着成都王的军马，一边又招集了王阳、夔安、支雄、冀保、吴豫、刘膺、桃豹、逯明等八个盗贼，组成团伙，做起了打家劫舍的勾当。后来团伙规模扩大，又吸纳了郭敖、刘征、刘宝、张曀仆、呼延莫、郭黑略、张越、孔豚、赵鹿、支屈六等，总数十八人，号称“十八骑”。

从这些姓名可以看出这是一个跨民族的盗贼团伙。该团伙从赤龙、騄骥等政府苑林盗取苑马，劫掠远近，用劫掠所得的财物贿赂汲桑，用意也很明显，就是想借这条线攀附当时如日中天的成都王，为将来的仕途做前期投资。

可惜天有不测风云。公元304八月，噩耗传来，王浚的鲜卑部队攻破邺城，成都王弃城逃亡，先逃到洛阳，随后又逃往关中，投奔盟友河间王司马颙去了。

靠山倒了，这当然是个悲剧，然而还有更悲剧的，新得势的执政者东海王司马越是成都王的死敌，还是东嬴公的兄长，这两重关系断绝了汲桑与石勒去投奔新主的可能。

不过此事倒也有个能让石勒自我安慰的地方，原来在诡异彪悍的命运面前，谁都没有力理做出反抗，像他这样的斗升小民如此，像成都王这样的天璜贵胄也是如此，在这个乱世之中，每个人都不过是风中枯叶，飘起有多高多远，最终落在殿堂上还是泥淖里，全都不由自己做主。

取代成都王接管邺城的是东海王的另一个弟弟，平昌公司马模。昔日邺城众多成都王的部将，一部分在内战中战死了，活着的那些人，有的投向东海王阵营，有的遭到了清算，还有的心里恋着故主，又害怕遭到清算，于是选择了弃官逃亡。

汲桑与石勒用不着逃亡，也不用担心清算，他俩都只是小鱼，还上不了黑名单。石勒继续在冀州做盗贼，前途黯淡无光。

如此又过了半年，永兴二年（公元305年）年中，东海王联合关东各镇诸侯，与关内的河间王与成都王开战。天下人都知道决战时刻到了，成王败寇全在此时。那些逃亡的成都王的故将蠢蠢欲动，商量着要赶跑平昌公，迎回成都王。

起兵的是昔日成都王的帐下督、冀州阳平郡人公师藩，他招集昔日同僚楼权、郝昌等人，自称将军，在冀、并、司三州招揽士兵。乱世中朝不保夕，选择铤而走险的人不在少数，公师藩的手下很快达到数万。

汲桑与石勒就在这地，带着数百匹官府的良马，做了公师藩的马前卒。也许是为了方便传递军令或者为了掩饰胡人身份（这不太可能，石勒那相貌一看就不是汉人），汲桑给石勒取了汉人的姓名，以石为姓，以勒为名。

当时没有人能预料到，仅仅数年之后，石勒这个名字就成为无数中原百姓与晋朝官吏的梦魇。

三、二战邺城

公师藩志在夺取邺城，打的是迂回战术。公师藩先后攻陷邺城两侧的阳平、汲郡，杀死了两郡太守李志与张延，暗地里，他又联络邺城内部的那些昔日同僚，要来个里应外合。

当时东海王等与河间王、成都王已经宣战，但是倘未交锋，决战前夕有一个短暂的僵持，这是双方纵横捭阖，搞合纵连横的最后机会。远在关中的河间王听说冀州出个了公师藩，高兴坏了，连忙派已经失势的成都王出关，打算重新接手邺城以及黄河以北的地盘。

成都王还在半路上，公师藩已对邺城发起进攻。石勒被公师藩任命为前队督，顾名思义这是个先锋的角色，平昌公派将军冯嵩去阻挡，却被石勒打败。平昌公危在旦夕了。

但是平昌公背后有一个强大的联盟。盟友范阳王司马虓派出苟晞去解邺城之围，广平太守丁绍也率领着广平郡的郡军赶来支援。形势发生逆转，公师藩反落于下风，只能放弃进攻，撤离邺城。平昌公捡回一条命，为丁绍立生碑来感谢救命之恩。成都王听说公师藩战败，滞留洛阳，不敢北渡黄河，平昌公派出将军宋胄守着河桥，阻止成都王与公师藩会师。

接下来的几个月，对于河间王与成都王来讲如同噩梦。幽州都督王浚派出鲜卑骑兵介入内战，河间王的盟友东平王司马楙、豫州刺史刘乔先后战败逃亡。次年（光熙元年，公元306年）初，冯嵩与宋胄占领洛阳，成都王逃亡。四月，鲜卑骑兵长驱入关，攻破长安，河间王单骑逃入太白山。

胜负已定，东海王最终赢得了这场内战。成都王因此成了丧家之犬，公师藩也因此失去再度做官吃俸禄的可能，成为人人喊打的流寇。

不过东海王没有放过昔日的心腹大患。光熙元年八月，皇帝下诏收捕成都王，成都王组织起一支数百人的游击队，在司、冀两州游荡，寻找并试图归附公师藩，最终在顿丘郡被冯嵩擒获。

同月，公师藩被围追堵截得无法在黄河之北立足，从兖州白马津渡河向南，结果迎面撞上苟晞。两军交一锋，公师藩被斩杀，汲桑与石勒逃离战场，逃回之前藏身的政府苑林里继续打家劫舍。

光熙元年十月，成都王被缢死在邺城，彻底失去了东山再起的机会，同时被杀的还有两个尚在冲龄的儿子。

成都王被斩草除根，汲桑等人与司马家已经没有任何联系，但是中国的政治斗争容不得失败者全身以退，他们的血泪写成四个字流传千古，成王败寇。只要洛阳的东海王心里还没有安全感，他就会搞清算，而一搞清算，汲桑就会成为天下人的公敌。

所以汲桑只能在反对东海王的轨道上一条路走到黑，而在当时反对东海王就是反对西晋朝廷，反对西晋朝廷就是反对全天下的汉人。

在不宽容的环境里，原本可以通过对话和解的微小恩怨可能会被无限扩大，形成毁灭性的破坏，而历史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悄悄地走上了岔道。

成都王死后的半年是改朝换代的半年。

光熙元年十一月，晋惠帝一夜暴毙于洛阳皇宫显阳殿，死因不详。据说惠帝死前吃了一碗汤饼，东海王在里面下了毒。皇太弟司马炽继承了皇位，是为晋怀帝。

光熙元年十二月，河间王和他的三个儿子被扼死在驰往洛阳的马车上。河间王的死标志着“八王之乱”彻底落幕了，东海王可以安心独揽大权了。可是东海王无法感到轻松，当时蜀中被李雄割据，江南被陈敏割据，并州又兴起了一个匈奴汉国。就在这个月，他的弟弟东嬴公被匈奴赶出并州，新任并州刺史刘琨上奏折说，如今黄河以北到处都是胡人。

第二年是永嘉元年。

永嘉元年二月，东边青、徐二州又出了乱子，盗贼王弥造反，攻陷长广、东莱，杀死太守宋罴、庞伉。

永嘉元年三月，终于有了个好消息，平东将军周馥送来了陈敏的首级，江南暂时太平了。

不过喜讯只是在为更大的噩耗做铺垫。永嘉元年四月，汲桑与石勒招揽了附近山泽的盗贼一千余人，在冀州清河国起兵造反，他们攻陷城池释放囚犯，吸引远近逃亡之徒前去投靠，声势之浩大，令人担忧。清河国毗邻司州，距离邺城不过两天路程，变生肘腋，令人担忧。

更令东海王窝心的是汲桑起兵的理由。汲桑声称要为成都王报仇，他的目的就是要杀掉东海王司马越，以及东嬴公司马腾（先进爵为东燕王，后来又改封为新蔡王）。

石勒充当了汲桑的“前驱”，每次战斗都冲在最前面，立下战功最多。汲桑自称为大将军，封石勒为扫虏将军，忠明亭侯。这一幕有点滑稽，流寇大头目在给二头目封官加爵。

汲桑的军队快速向邺城挺进，石勒担任前锋都督，依然冲在最前面。进入魏郡，石勒遇到了此前曾多次交手的手下败将冯嵩，冯嵩这次依然没能扬眉吐气。

冯嵩一战而溃，邺城就暴露在汲桑的攻势之下，不过新蔡王丝毫不显得恐慌，为什么呢？不是他有了退敌之计胸有成竹，而是这种场面他见得多了。久病成医，新蔡王用的是心理疗法，他说：“我在并州七年，被匈奴围城次数多得数不过来，都是有惊无险。汲桑这种流寇又能奈我何？”

不过邺城的将士们显然不是这个想法。自从成都王弃城逃亡，邺城已经换了范阳王、平昌公、新蔡王三任主人，但是邺城的百姓与士兵依然没能忘记故主。后来成都王惨死，《晋书》说“邺中哀之”。所以汲桑打着为成都王报仇的旗号而来，在某些人的心中，汲桑才算是自己人。

新蔡王正是三年前出兵驱逐成都王的元凶之一，邺城百姓肯定都还记得，三年前城破之后，占领军搞了好几天的全城大屠杀，谁家没有骨肉之痛？

而且新蔡王为人吝啬，他逃离并州的时候席卷了不少财物，当时邺城是百战之余，府库空虚，军队发不出军饷，新蔡王坐视不管，把财物锁在库房里没事自己点着玩。如今汲桑打过来了，有求于人了，新蔡王才给军队发饷，每人米数升、帛丈余，士兵看到主帅这副德性，个个都很寒心，心说傻子才会替你卖命。

所以汲桑石勒轻而易举地攻入了邺城，好在新蔡王也是逃跑高手，看到形势不妙，就带着四个儿子以及邺城的一干官吏轻骑出逃。追逐新蔡王父子的人叫李丰，也许是立功心切，他脱离手下追得很急。最终李丰赶上新蔡王将其杀死，新蔡王的大儿子司马虞是个勇夫，看到父亲被杀，豁出去找李丰拼命，李丰被撵得慌不择路，竟投水而亡。

不过李丰的手下随即也撵了上来，司马虞和两个弟弟司马矫、司马绍，还有钜鹿太守崔曼、车骑长史羊恆、从事中郎蔡克等人都被杀死，唯独新蔡王的小儿子司马确侥幸逃脱。这些人的尸体被随意丢弃在野外，当时天气炎热，等到东海王派人来收尸的时候，新蔡王父子的尸骸已经腐烂无法辨认。

司马确继承了新蔡王爵位。五年之后，石勒攻克新蔡国，司马确最终没能逃脱一死。新蔡王就此绝了后，石勒彻底报了仇。

新蔡王死得太快，令他哥哥东海王措手不及。东海王派苟晞去解救邺城，结果苟晞只赶上替新蔡王收尸。

汲桑进入邺城后，邺城百姓马上看穿了他的流寇本质。汲桑把成都王的棺木从坟墓里挖出来，随军携带，借着成都王神灵的名义发布命令。然后，汲桑与石勒重复了三年前鲜卑人的所作所为，纵兵大掠，杀死邺城士民一万余人，邺城的宫殿被烧毁，大火旬日不熄。

苟晞带兵北渡黄河赶来时，汲桑已经满载财物撤离邺城，从延津南渡黄河，在兖州扫荡了一番，又撤回黄河以北，扫荡冀州的乐陵、平原等郡。前幽州刺史石堪在家乡乐陵组织乡民抵抗，抵抗了七天，最终寡不敌众，被杀。同样死法的还有汉献帝刘协的第六代玄孙，山阳公刘秋。

（妈的，见了鬼了，我在六房上的几张古代地图没有通过审核！！！！）

东海王死了亲弟弟，自然不会与汲桑善罢甘休，他动用当时可动用的一切力量来追击汲桑，派苟晞与冀州刺史丁绍在黄河北岸围堵，派将军王赞在黄河南岸阻击。

与此同时，跟随新蔡王一同逃亡到冀州的并州流民也自发组织军队，要替新蔡王报仇。这些并州流民平时自称“乞活”，这支军队就被世人称为“乞活军”。乞活军首领田甄、田兰、薄盛、李恽等人都是新蔡王昔日的将领。新蔡王与成都王都已经死去，他们之间的内战却并没有停止，由各自的手下开打第二回合。

苟晞是此次征讨的主力，不过在苟晞与汲桑交手之前，田甄已率先与石勒动过招，他率军五万去解救石堪，吃了败仗，于是撤出乐陵，去与丁绍会师。

苟晞与汲桑相持在平原、阳平两郡，前后打了三十余仗，互有胜负。汲桑是流寇，没有援军，也没有固定的军饷来源，苟晞则有东海王源源不断地供应军需，又有丁绍、乞活等好几支友军辅助攻击，所以这仗越打越从容，最终的胜负毫无悬念。

永嘉元年七月初一，己酉日，东海王亲率大军驻扎在官渡，为苟晞摇旗呐喊。自从百年前袁绍和曹操在这里打了一仗，官渡这个地名就被后人所熟知，官渡北面有延津、棘津、文石津三个渡口，西面有洛阳，南面有许昌，东海王驻扎在这个地方，为了防止汲桑流窜到黄河以南来，逼他在黄河以北与苟晞决战。

八月初一，己卯日，苟晞与汲桑大战于黄河北岸的阳平郡东武阳。汲桑大败，向北退守阳平郡的清渊，苟晞紧随其后，追到清渊。

此时汲桑已是强弩之末，他派人到清渊城外立栅栏设障碍物，结果苟晞派人单骑赶来鼓动反水，这些人就一哄而散。苟晞心花怒放，发动总攻，接连攻破汲桑八道壁垒，斩首万余。

汲桑与石勒领着残部逃出清渊，心想四海之大，如今唯有匈奴汉国可以容身了，于是向并州方向逃窜，结果在赤桥遭遇丁绍与乞活军。遇到丁绍还好，遇到乞活军那就比较糟糕，相逢一刀泯恩仇，这仗打得汲桑与石勒全军覆没，只逃出两个主帅。

两人一边逃，一边商量接下来的人生该往何处去，然而意见发生分歧，大难临头各自飞。汲桑向东，想跑回到平原国茌平县的那个军马场；石勒向南，当时南边乐平县一些乌桓部落，他去寻求庇护。

乞活军撇下了石勒去撵汲桑，这样做的原因也许是他们认为石勒只是爪牙，汲桑才是杀害新蔡王的元凶。可是不久之后，他们就会为这个选择而痛心疾首，他们将意识到这是此生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错误的代价是不可估量的鲜血。

汲桑被乞活军撵得无法在茌平安身，只能继续逃亡。永嘉元年十二月，乞活军在冀州乐陵追上汲桑，将他斩首。被汲桑随身携带的成都王的棺木也倒了霉，被乞活军扔到一口破井里，后来有成都王的故人找到棺木，运回洛阳，晋怀帝下旨以县王的礼节下葬。

乞活军替新蔡王报了仇，并州流民为此欢呼雀跃，还编歌记念，表彰乞活军。其中有一首《并州歌》流传至今，歌词是这样的：

奴为将军何可羞，六月重茵披衲裘，不识寒暑断人头。雄儿田兰为报仇，中夜斩首谢并州。

石勒死里逃生，辗转回到家乡上党。他已经决定要去投奔匈奴刘渊，不过败军之将无以言勇，就这么灰头土脸地赶去蒲子，会被刘渊认为是走投无路。石勒已非昔日吕下阿蒙，知道必须先向刘渊证明自己的价值，才可能得到重视。

石勒先去投奔上党的一个数千人的胡人部落联盟。联盟首领是张X督与冯莫突等人，从名字上看这些部落的汉化水平也不高，很有可能是石勒以前的朋友。

石勒对张X督等人说：“刘渊单于要推翻晋室，你们不跟从，可否能独善其身？”

张X督等考虑了一下，说：“不能。”

石勒给张X督等分析形势，说：“你们应该早做决断。刘渊正在私下赏募各部落归附，我发现有不少部众在偷偷商议何去何从。倘若他们背叛了你们，去直接投奔刘渊，那就大势去矣。不如迎合众人的心思，率先投奔刘渊。刘渊必然还是以你们为部落首领。”

张X督等人觉得石勒说得很对，就随石勒一起去刘渊。

刘渊自然很高兴，封张X督为亲汉王，冯莫突为都督部大，（注：我猜测部大应该是部落首领的意思）他们的部落归石勒节制。

石勒投机成功，空手套白狼，被封为平晋王、辅汉将军。他对张X督以恩人自居，让张X督改名跟他姓石，名叫石会，意思就是说幸亏你遇到了我。

尝到甜头后，石勒四处替刘渊去招安。

当时乐平的那个乌桓部落有两千人，酋长叫张伏利度。也许是当时乌桓族在政治上都倾向于幽州都督王浚，或者是张伏利度认为这种无拘无束，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生活十分惬意，不愿意给自己添个君主找不痛快，刘渊屡次招安，他都不理不睬。

石勒让刘渊通缉自己，假装获罪逃亡，躲进了乌桓部落。张伏利度估计是个勇猛有余，计略不足的粗人，见到石勒，大喜，不疑有它，与石勒结为兄弟，毫无戒心地让他接触手下部民，还让他领着乌桓部民去打家劫舍。

石勒是当时天下闻名的强盗头子，是曾经带兵与政府军对着干的大人物，其领导才能与领袖气质自然将张伏利度这样的山大王甩出十万八千里，更何况石勒居心不良，有意与张伏利度争夺人心，因此更加显得魅力非凡。没多久，石勒就从心理上征服了这些朴实的乌桓人，并且在乌桓内部培养了自己的亲信。

石勒一看人心向背已经十分明显，就打算对张伏利度下手。接下来要发生的一幕，曾在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令读史的后人胆战心惊，忍不住要念叨一句话，白首相知犹按剑。

这幕一般会有个温馨的开场，例如在宴会上，席上觥杯交错，席前莺歌燕舞，宾客相欢其乐融融。突然间阴霾满天，或以击掌为号或以摔杯为号，从前厅从后堂或者从屏风背面，杀出一队伏兵，揪出席上某人或者某一群人，咯嚓咯嚓刀斧声响，人头滚落。

石勒并没有杀张伏利度，在将他拿下之后，石勒用玩笑的口吻，笑吟吟地问乌桓部民：“如今天下大乱，要做大事的话，我与张伏利度谁做首领比较合适呀？”

看似石勒很开明，给出了个选择题，不过谁都知道答题之人有且只有一种选择。当时大多数乌桓人事先已经选择了石勒，剩下那部分感觉到杀气凛冽，不敢不选石勒，很有可能到最后连张伏利度本人都表示了臣服——完全有理由相信，如果若干年后有后赵的史官为石勒做纪传，他肯定会把这个事件写成一段“石勒以德服人，张伏利度慧眼从真龙”的历史佳话。

石勒领着乌桓人去投奔刘渊，再次升了官，刘渊任命石勒都督太行山以东诸军事，当时匈奴的势力范围还没有逾过太行山，刘渊这是鼓励石勒去开拓太行山以东。与此前张X督一样，刘渊将张伏利度的乌桓部民交给石勒管辖，用意也是鼓励石勒努力，你募来的军队由你管，你不止在替我打天下，也是在替自己打天下。

这种豁达的态度是刘渊不得已而为之，仅凭并州的匈奴，可没有办法同时对付刘琨、王浚、东海王、苟晞这么多人。他必须借助石勒、王弥等人的力量，而要笼络这些枭雄，又必须下重饵。好在当时太行山以东是王浚与东海王的地盘，拿别人的东西送人，刘渊当然不会心疼，但是有利必有弊，此时的慷慨也埋下了日后石勒尾大不掉，割据自立的隐患。

有了自己的武装，石勒才真正踏上逐鹿天下的征程。不过，石勒对待功臣张伏利度显然不及对待张X督那样友善，石勒没有让张伏利度改石姓，招揽到自己家族中来。

张伏利度这个名字从此在历史中消失了。（日后后赵有个张伏度，但是不能确定与张伏利度是否为同一人）作为一个已经失去使用价值的政治道具，作为一个有可能对石勒怀有怨恨的不安定份子，如果有一天，张伏利度在战斗中死于一支来自背后的暗箭，请千万别感到奇怪。

因为这也是中国历史最最常见的场景之一。

四、王弥

石勒出身于西晋社会底层，长期挣扎在生存线上，他的成王成寇是受到命运的驱使，有个被动的过程。另一个枭雄王弥则不同，他一直主动地追逐着做上犯乱的机会。

王弥出生于青州东莱，应该是东莱王氏的成员。东莱王氏虽然不曾像太原王氏、琅琊王氏与东海王氏那样叱咤风云，但也是魏晋时期有名的望族。《三国志》替东莱王氏的王基立传，挨着太原王氏的王昶。不过王基之后，东莱王氏就沉寂了，太原王昶的儿子王浑、孙子王济、侄孙王浚以及玄孙王坦之等等，都是两晋的风云人物，而东莱王氏在《晋书》上留名的只有王弥这么一个反贼。

王弥具备成为枭雄的潜质。与大多数同类一样，王弥读书广博又不求甚解，通晓其意即可，其为人狡黠多诈，善于谋略，甚至可以做到举无遗策，并且弓马迅捷，膂力过人，青州人给他取了个绰号叫“飞豹”。

有这样良好的军事素养，按理说王弥大可到军队里去大展拳脚。西晋年间秦凉西陲一直不太平，正好可以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

可惜王弥生错了时代，西晋社会的病态导致像他这样的人报国无门。

王弥的祖父王颀曾在曹魏时期担任过辽东玄菟郡太守，入晋之后，转任汝南郡太守，其父的仕宦经历不载于史册。从这份家族仕宦史可以判断东莱王氏中王弥所在的一支已经没落了。

做为高门士族中已没落的疏族子弟，王弥这个身份十分尴尬。他处在一个有力量的社会阶层，同时却又是一个不得志，从而充满怨气的社会阶层。

当时的整个社会都在附庸风雅，以谈玄务虚为美事，以实心做事为低俗。虽然这个国家离不开军队，离不开武将，但职业军人是被人轻视的，杀敌保境的武功并不能换来主流社会的肯定与赞誉，反而会被看成咄咄武夫。

有个著名的事例，说晋武帝与胡贵嫔在后宫玩摴蒱，（摴蒱是流行两晋南北朝的一种游戏，可以做来赌博，有枰、杯、矢、马五种器具）胡贵嫔是大将胡奋的女儿，性格爽直大胆，有乃父之风，别的宫嫔与皇帝玩摴蒱都会明里暗里让着三分，陪着小心，胡贵嫔寸土不让，与武帝争“矢”，把武帝的手指都搞伤了。武帝恼羞成怒，讽刺说：“你真是个将种啊！”言下之意就是你跟你父亲一样，一身武将习气。

胡贵嫔继续寸土不让，说：“陛下的祖父（指司马懿）北伐公孙渊，西距诸葛亮，陛下不是将种又是什么？”

在这段对话里，皇帝与贵嫔两人都将“将种”做为贬意词来用，意味着粗鲁低俗。窥豹一斑，可以推想当时的上流社会对武将的态度。两汉的尚武之风荡然无存，当时的士人不再思慕“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何须马革裹尸还”的豪情，而是纷纷跟风那些风流名士，信口雌黄清谈误国，那些高门士族子弟涂脂抹粉矫首弄姿，服食毒品五石散，终日追逐声色之娱，谁说要立志杀敌报国，立刻就会引来潮水般的讥笑，被讥讽为“俗人”。

所以，王弥要成为一员武将去边境立功并非易事，那意味着脱离主流成为异类，意味着仕途升迁缓慢。何况王弥的家族已经没落，朝中无人难做官，无人引荐的结果很有可能就是被人遗忘，而且晋朝的皇帝又只信任皇亲国戚，兵权只交给宗室与外戚，王弥即使满腹韬略，也只能给人做马前卒，生死尽在他人手掌之中。

这样的悲剧是有前车之鉴的。

晋惠帝元康年间，建威将军周处受命去关中平定叛乱，归关中都督梁王司马肜、征西大将军夏侯骏节制。周处被派往关中其实是个陷阱，他是江南名将周鲂的儿子，孙吴灭亡之后以降臣身份任职于洛阳，在朝中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周处偏偏又刚正不阿，在洛阳得罪了一大批人，其中就包括梁王司马肜。

关中发生叛乱之后，那些怀恨在心的朝臣纷纷举荐周处，说：“周处是孙吴名将之子，为人忠烈果毅。”于是晋惠帝派周处去戡乱，周处与朋友都看出这是一个圈套，朋友孙秀（也是吴国降臣）劝周处以赡养母亲为理由推辞任命，但周处说忠孝不能两全，唯有死在关中以身报国了。

梁王也对周处怀恨在心，平时苦于找不到机会报复，现在到了战场上，机会就来了。夏侯骏命令周处率领五千人孤军深入，周处说：“孤军无援，必然会战败，我死不足惜，但恐怕要为国取耻。”

梁王与夏侯骏心想我才不关心国家的耻辱，只要你死，我就很高兴。周处出发后，梁王又秘密传令友军振威将军卢播与雍州刺史解系，让他们见死不救。

周处最后就在梁王等人的围观之下，壮烈殉国了，死后有人替他鸣不平，但是没有丝毫作用，没有一个人受到哪怕最轻微的处分。梁王是晋武帝的叔父，是晋惠帝的叔祖，相比之下周处人微言轻，死了还不是白死？

倘若王弥去出仕，以他的门第出身，混到周处这样的地位是有可能的，不过想达到梁王、夏侯骏那样的高度，那是梦想。用身家性命替他人做嫁衣，枭雄王弥显然不甘心成为这种人。

如果王弥的出身再低一点，只是个普通百姓，那他倒又有一条出路。

王弥可以用“良家子”的身份参与禁军的选拔，然后任职宫中，与权贵混个脸熟，取得信任之后被委以兵权，建功立业。西晋有两位名将马隆、孟观，先后平定凉州，安邦定国。他们的出身都很低微，走的就是这种路。

不过这只能是个假设。即使是没落了，士族子弟的自尊心也不会允许王弥去投军。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出路么？

有倒是有，这条出路就是直接投靠权贵，做他们的入幕之宾。西晋不少与王弥地位相似的士人走了这条路，并且在《晋书》上留名。比如说赵王司马伦的智囊孙秀，比如说河间王司马颙的智囊李含，再比如说成都王司马颖的智囊卢志。

但是这条路未必适合王弥，做幕僚如同做妾，荣辱兴衰全在权贵一念之间，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陆机之死。陆机是西晋文豪，一度深得成都王信任，万千宠爱集一身，对其言听计从，并且委以兵权托以重任。可是陆机刚在洛阳吃了败仗，成都王马上翻脸，将陆机及其弟弟陆云、陆耽还有两个儿子陆蔚、陆夏，全部杀死。

王弥桀骜不驯，能不能侍候这些权贵老爷呢？或者说，他全身充满着要做权贵老爷，好作威做福的欲望，能否压低姿态，委身于他人呢？

这估计很难，事实上的王弥并没有选择以上任何一条出路，他一头扎进江湖，做起了游侠。

说是游侠，西晋太平岁月里的游侠与先秦乱世的游侠有很大不同，后者言必行行必果，重义轻生，是有气节有原则的好汉；前者虽然也顶着一个“侠”名，大多却是在做锥埋成奸、打家劫舍的勾当，其实只是盗贼而已。但是与一般穷困潦倒被逼铤而走险的盗贼不同，所谓“游侠”有着良好的出身，大多数是官宦子弟，家中有产业，打劫并不是他们的谋生方式，只是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是娱乐方式。当年曹操与袁绍年轻时，也曾做过这种所谓的游侠。

这个所谓的江湖其实就是朝堂的后花园，与朝堂有曲径通幽之妙。那些衙内要找乐子找刺激，或者那些当官的要发财致富，他就可以蒙上脸罩，指使家兵甚至手下的军队到水陆要冲之地拦路打劫。

或许会有后人感到奇怪，难道他们不怕国法律令的制裁？

当然不怕。如果没人执行，律令只是一张废纸而已，这些强盗自己就是执法者，他们要么是一郡太守，要么是一州刺史，或者就是当地豪强，与地方官吏有着千丝万绪的关系。受害人如果报官，那正是自投罗网，而且在一般情况下，他们也不会有机会活着去报官。

倘若有人运气特别好，不仅活着逃离现场，并且逃出这些强盗的辖区，然后去报官，结果也往往是石沉大海。谁会因为一件真假莫明的劫案，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民，一些庸俗的“阿堵物”而得罪同僚呢？况且在当时的权贵看来，不顾身份与寒族子弟通婚那才是败坏人伦的重罪，至于抢劫根本不算什么了不起的罪行，只是玩笑胡闹而已。

当时的高门士族为了垄断特权，把门当户对的政治婚姻用法律形式固定起来，严格禁止本阶层与其他阶层通婚。所以，得罪一个人，就是得罪一个大家族，得罪一个大家族，就会得罪一个群体。大家都处在同一个利益集团之中，何必要让彼此难堪？晋代的司法是无所作为的，那些企图推行严刑峻法的人，无一例外会遭受举朝上下一致的攻击。

晋朝最有名的一个亦官亦匪的人物，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富翁石崇。石崇在出任荆州刺史期间，在长江渡口劫掠往来商客，两年后石崇被调回洛阳，那时他已经是西晋屈指可数的大富翁。

晋朝另一个有名的亦官亦匪的人物，是中国历名上有名的回头浪子戴渊。

戴渊的祖父戴烈曾是孙吴的左将军，父亲戴昌曾担任会稽郡太守，这一点与王弥的父祖十分相似，都是级别不高的官员。广陵戴氏是江南豪强，戴渊戴衙内少年时也没有出仕，《晋书》上说他“有风仪，性闲爽，少好游侠，不拘操行。”什么叫“游侠，不拘操行”呢？就是在江南打劫，做没本钱的买卖。

元康末年，旅宦洛阳的文豪陆机回江南吴郡老家度假，在回洛阳的途中，戴渊把陆机给劫了。

陆机所在吴郡陆氏是江南四大家之一，陆机的祖父就是当年一把火将刘备烧得悲愤而死的陆逊，陆机的父亲陆抗则曾是孙吴政权的柱石，当时有“陆抗存则吴存，抗亡则吴亡者”的说法，陆机本人也早已誉满江南，被视为江南士人的领袖。总而言之，陆机的江湖地位是很高的，戴渊敢劫他，是因为久闻其名，未闻其面。

陆机看着戴渊“神姿峰颖”，坐在胡床上指挥抢劫时很有大将气度，在船上就远远的招呼他：“卿才如此，亦复作劫邪?”

戴渊也觉得今天被劫的这个家伙不同凡响，一打听吓坏了。李逵初遇宋江时什么心态，戴渊就是什么心态，当即丢掉利剑，痛哭流泣向陆机赔罪。

陆机后来向执政的赵王司马伦推荐戴渊，说这个江洋大盗“清冲履道，德量允塞。”“安穷乐志，无风尘之慕；砥节立行，有井渫之洁。”是“诚东南之遗宝，宰朝之奇璞也。”

戴渊后来做到东晋的征西将军，假节都督衮、豫、幽、冀、雍、并六州诸军事。戴渊死于王敦之手，成为东晋的忠臣，他与陆机的相识、相交也成为一段佳话。当然，这段佳话是有偶然性的，如果被劫者不是名满天下的陆机，这段佳话恐怕就会有一种十分血腥的写法。

这段佳话也再次证明了江湖与朝堂是有秘密通道的，王弥做游侠其实是走一条曲线救国的道路。戴渊由游侠而出仕是无心之举，王弥则是有意而为之，他长年在京师游荡，目的就是游走权门，想遇到贵人获得青睐。在此期间，他一定在努力结交尽可能多的朋友，其中就包括在洛阳做人质的刘渊。

可惜，王弥没有戴渊那样的好运气，始终没有遇上他的陆机，而世道逐渐紊乱，没过几年，西晋王朝就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了。

几年前，曾有个叫董仲道的隐士给王弥看过相，叹了口气，说：“君豺声豹视，好乱乐祸，若天下骚扰，不作士大夫矣。”

乱世出枭雄，建功立业的机会终于来了。王弥心说，老道，你看得还真准。

五、初入洛阳

光熙元年（公元306年）三月，东莱郡惤县的县令刘伯根自称“惤公”，在惤县聚众造反。当时青州还算太平，放着县令不做弃官反叛，可见这个刘伯根也是“好乱乐祸”之人。

魏晋时期，青、徐两州盛行“五斗米教”，几乎家家户户都信奉张天师，几个著名的豪强大户如高平郗氏、琅琊王氏，即使在东晋渡江之后依然世代信奉着五斗米教。百年后的东晋末年，江南还爆发五斗米教教魁孙恩领导的叛乱，直杀得伏尸百万血浸江南，令东晋朝廷名存实亡。这个孙恩的祖籍，就在徐州琅琊。

刘伯根也是五斗米教教徒，他打着五斗米教的旗号招揽同党，很快就吸引了上万人。其中最积极的当属王弥，他的热忱实在令人不可思议，（让人联想到党史里的某些革命者）别人是毁家纾国，王弥是毁家造反，不仅将家里的仆人、奴隶全部带入刘伯根的队伍，还拉上弟弟王璋、同族弟弟王桑等人一同入伙。

有这么一个声名卓著的追随者，刘伯根自然是喜出望外，他任命王弥为长史，王桑为东中郎将，攻略青州诸郡县。

当时的青州都督是东海王的另一个弟弟，高密王司马略。高密王性格柔弱，并不适合做边疆大吏，做兄长的东海王未必不清楚这一点，可是东海王被司马家族前二十年的手足相残杀得怕了，对于那些同族不敢轻易信任，只有把兵权交到自己亲兄弟手里，他才有一点安全感，所以他把二弟司马腾派到邺城，镇守黄河以北；把三弟司马略派到临淄，镇守黄河下游；把四弟司马模派到长安，镇守关中。

东海王感到安全了，天下百姓就惨了。司马腾、司马模最终都没有尽到定国安边的责任，先后死于石勒、匈奴刘粲之手。四兄弟中最软弱的司马略，则连刘伯根这种级别的对手都抵抗不住。

刘伯根进攻临淄，高密王任命王弥的老乡、东莱人刘暾为大都督、镇军将军，领兵抵挡叛军。刘暾与他的父亲刘毅都是西晋名臣，为人正直有骨气，敢于直言犯上，可惜这人只能做刚正不阿的文臣，没有做武将的才略。

刘暾被打得落花流水，临淄随即陷落，刘暾逃到京城洛阳，高密王则撤出青州，躲在冀州平原郡的聊城。

东海王又气又无奈，让兖州刺史苟晞与幽州都督王浚去收复青州。王浚派出他那支令人闻风丧胆的鲜卑骑兵，三下五除二，轻尔易举地消灭了刘伯根。王弥投机失败，从战场上捡回一条命，逃进长广山做了山大王。

王弥在长广山蛰伏了半年。永嘉元年（公元307）二月辛巳，当时刘琨正在前往晋阳的途中，石勒与汲桑还在冀州的苑林里东躲西藏，王弥自称征东大将军，领着旧部杀出长广山，杀死长广郡太守庞伉，然后又杀回东莱郡，杀死太守宋罴。

东海王慌忙任命公车令鞠羡为东莱太守，不过可怜的鞠羡很快就成为王弥的另一个刀下新鬼。与此同时，汲桑与石勒也在黄河以北起事，杀向邺城，东海王顾头不顾尾，既救不了弟弟，也没能救得了青州。

幸好当时还有苟晞。苟晞的职务虽然只是兖州刺史，但由于周围其他刺史都缺乏将略，逢打必输，所以他只好能者多劳，兼管着兖、青、徐永诸州军事。苟晞先到青州再次击溃王弥，随后又渡过黄河，击溃汲桑、石勒。因为这一系列战功，苟晞的声望达到顶峰，被世人比作韩信、白起。

苟晞被升迁为抚军将军，都督青、兖诸军事，进爵为东平侯，食邑万户。做为一个异姓臣子，苟晞深知已经自己的仕途已经到达顶点，当时东海王的大手已经笼罩洛阳，连怀帝对都他敢怒不敢言，为了避免无妄之灾，苟晞小心结交着洛阳权贵，时常给他们送礼，礼品内容从奇珍异宝到时令水果、地方土特产。兖州距离洛阳五百里，苟晞担心物品在途中变质，特地养了一条可以日行千里的牛，（在当时牛车是重要的交通工具）朝发暮还，用心良苦。

可惜苟晞功高震主，终究还是未能避免东海王的猜忌。

起先，东海王对苟晞还是心存感激的，毕竟他替自己报了杀弟之仇。东海王一度对苟晞竭力笼络，多次邀请苟晞赴家宴，两人相互引见家眷，结为异姓兄弟。

可是随着苟晞战功越来越高，声名越来越响，东海王感到不安全了，他担心苟晞会挑战自己的权势，动摇自己的执政地位。长史潘滔对东海王说：“兖州是中原要冲之地，魏武帝就是从兖州牧做起，最后成为汉丞相。苟晞心怀大志，不是纯臣，不可久留兖州，否则要成心腹之患。不如将他转任青州，殿下自领兖州牧。”

东海王深以为然，于是自领兖州牧，都督兖、豫、司、冀、幽、并六州军事，而任命苟晞为青州刺史，都督青州诸军事。为了安抚情绪，东海王又给苟晞升官为征东大将军，享受开府仪同三司的殊荣，爵位也从侯爵晋升为公爵。

可惜加官进爵并不能弥补罅隙，苟晞从此对东海王心生怨恨，两人关系急剧恶化，最终势同水火。苟晞与东海王是西晋王朝最后的两根柱石，他们的内讧掐灭了王朝的最后一丝希望。

这样的丑剧在中国历史上不计其数地重复着，每每有来日大难，即将国破家亡，后人总能咬牙切齿地发现，嗯！我们的祖先又在内讧。

乱世用重典，苟晞到青州之后变成了酷吏，司法严峻苛刻，每天都要行刑杀人，青州流血成川，青州人怨声载道，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屠伯”。

苟晞既然不得人心，形式就对王弥十分有利，他在青州各郡游荡，收集旧部，招揽新丁。恰巧当时司州顿丘郡太守魏植受流民挟迫，造了反，领着五六万流民大掠兖州，东海王虽然自领兖州牧，打仗的事却还得求着苟晞，苟晞去镇压魏植，屯兵于兖州东平国无盐县，让弟弟苟纯留守青州。这个苟纯杀起人来比苟晞更狠，青州人都说“小苟酷于大苟”，于是更多人在苟氏兄弟与王弥之间选择了后者。

等到苟晞消灭了魏植回到青州，王弥已经拥众数万，可以公开与政府军叫板了。不过王弥并没有选择与苟晞争夺城池，打攻防战，而是打起了游击。这个打法正中苟晞与东海王的软肋，他们内部勾心斗角，无法协同做战，又各自划有势力范围，王弥只要出了青州地界，苟晞不好再追赶，否则不仅无功，反而会被东海王猜忌，认为他在趁机抢地盘。

从永嘉元年下半年到永嘉二年初，王弥辗转青、徐、兖、豫四州，先后攻略兖州的泰山、鲁国，豫州的谯国、陈国、梁国、汝南、颍川、襄城等郡国，由这些地名可知他的路线是从东向西南，由今天的山东省北部一路流窜到河南省中部，沿途所向披靡。

当时东海王正镇守豫州许昌，按王弥的进军路线，接下来很有可能会与东海王迎头相撞。当时东海王麾下是西晋最精锐的部队，王弥的军队只是乌合之众，如果正面交锋，东海王取胜的机率是很大的。但是永嘉二年（公元308年）初，匈奴刘渊发动了一次春季攻势，派刘聪、石勒分别沿着太行山，向黄河以南进攻。为了应付匈奴，东海王离开许昌，移镇黄河南岸的兖州鄄城。由这个军事行动，可以看出当时东海王并没有重视王弥，而只是把他看做一个不成气候的普通流寇。

东海王马上就为自己的疏忽付出超额代价。永嘉二年四月丁亥，东海王离开许昌一个月之后，王弥攻陷了许昌。

从晋武帝建国之日起，许昌就作为军事重镇，守着洛阳的南大门，如今却被一个流寇绕了大半个中原远道而来，轻而易举地占领。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许昌的失守说明了朝廷军队的防御连极薄极软的鲁缟都不如。

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许昌失陷了，洛阳门户大开，怎么守？如果连一个流寇都可以轻易攻破京师大门，这个国家不亡何待？东海王急忙派出司马王斌带五千人回洛阳守城，远在凉州的张轨也派出督护北宫纯赶来保卫京城。

王弥在许昌逗留了半个月，然后，就如东海王等人所担心的，这个亡命之徒向北挺进，目标直指洛阳。

洛阳当即乱成一团，从怀帝到百姓全都惊惶失措。有不少臣子提议赶快迁都，但也有头脑保持冷静的臣子知道这都迁不得，一迁就有亡国的危险。对方只是流寇而已，试想堂堂天子被流寇撵得连都城都不要了，以后还有何威仪君临天下？

当时在洛阳城内主持朝政的是琅琊王氏的王衍，他力排众议反对迁都，还把自家的牛车大张旗鼓地拉到洛阳集市上卖掉，表示我王衍誓与洛阳共存亡，坚决不迁都。大家看到尚书令大人如此忠诚，如此坚决，都感到不好意思，于是没人再提迁都这回事。怀帝任命王衍为都督，全权负责洛阳城防。

王衍派前将军曹武、左卫将军王景去阻击王弥。一开始，政府军主动出城邀击，打算将王弥阻挡在洛水以南。

五月，双方在洛水的支流伊水北岸交战，政府军吃了败仗。

这一仗败北，政府就无力阻止王弥进城。洛阳城门日夜紧闭，城内的宫城大门也日夜紧闭，全军收缩防线，重点守卫宫城保护皇帝，至于宫城之外的洛阳百姓，只有自求多福了。

五月壬戌，王弥抵达洛阳，屯兵于洛水边，由城南津阳门进城，与政府军展开巷战。战斗持续三天，双方都对彼此无可奈何。五月乙丑，王弥径穿洛阳，从城东北端的建春门出城，临走一把火将建春门以及城东一片民居烧成瓦砾残骸。

王衍派左卫将军王景追击，王景在城东七里涧追上王弥，这次总算打了个胜仗，截获王弥的辎重，（王弥是流寇，何来辎重？所谓辎重，不过是王弥军在洛阳城内打劫得到的赃物。）回城夸耀军功，加官进爵不提。

进攻洛阳这个举措表明王弥是个胆大包天的赌徒。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没有援军没有固定粮饷的困境下，他竟然还直扑京城，这种几乎送死的孤注一掷是普通流寇所不敢为的，也是一切心怀大志的枭雄所不屑为的。这种赌徒性格决定了王弥在这个乱世里只能充当一个破坏者，而无法成为改朝换代的新君主。

撤出洛阳后，王弥从持续了半年的疯狂冒进中冷静下来，考虑接下来该何去何从。

考虑的结果是去投奔刘渊，王弥对从弟王桑说：“晋军还很强盛，回青州看来是不可能了，别的地方我们也无处可去。刘渊当年在洛阳做质子的时候，我与他交情不错，如今他在并州自称汉王，我打算去投奔他，你是否同意？”

王桑表示一切听大哥的，王弥于是北渡黄河，穿过河内郡的轵关，来到平阳。刘渊派侍中与御史大夫到效外迎接，还带给王弥一封信，信上说：“孤等你好久了。”

王弥入了城，刘渊亲自到下榻处给他接风洗尘。王弥很乖巧，并不因为是老朋友就怠慢了礼节，当场表明态度，劝刘渊称帝。

刘渊看到王弥如此识相，心花怒放，说：“孤原本想把将军比作窦周公，看来孤错了，将军就是孤的孔明、仲华啊。烈祖有云‘吾之有将军，如鱼之有水’，道出了孤此时的心情。”（注：烈祖指刘备）

刘渊这番话是在赞扬王弥的乖巧。窦周公是东汉的窦融，孔明是蜀汉的诸葛亮，仲华则是东汉的邓禹。窦融是两汉之交占据河西走廊的军阀，被称为“河西王”，后来主动归顺汉光武帝。窦融虽然也算是东汉的开国元老，但是他不是刘秀的旧部，甚至没有被排入“云台二十八将”，功绩与重要性当然远远比不上“云台二十八将”之首的邓禹，也远远比不上蜀汉的诸葛亮。

这番话同时也暴露了在刘渊的内心深处，他早就把自己当成皇帝了。

不过刘渊确实也有资本这样想。永嘉二年六月，匈奴刘渊麾下收罗了石勒、刘曜、王弥三位枭雄，已经配备足够的火力推倒西晋王朝，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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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名都沦陷

一、刘渊称帝

刘渊建国是在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建国之时，疆域不过南半个并州。

然后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刘渊依然局促于那半个并州，无法进取中原。

周围强敌环伺，北边，先有东赢公司马腾后有刘琨，东赢公与刘琨其实不可怕，但是他们背后有可怕的拓跋鲜卑；东边是连绵千里的太行山，太行山以东是王浚的地盘，王浚或许也不可怕，但是他麾下有可怕的鲜卑段部与宇文部；南边，快马奔驰三日就可以到达黄河上的孟津，从孟津渡过黄河，就是洛阳，西晋王朝虽然已是千疮百孔，不过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对刘渊依然形成极大的威慑。

唯独西边没有强敌，那里是被“八王之乱”与羌、氐叛乱折腾得满目疮痍的关中，有众多胡人与对政府心怀怨望的汉人百姓。

于是到了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匈奴汉国的侍中刘殷、王育建议刘渊：“派遣游军四处出击，伺机消灭刘琨，然后重点向西发展，先取河东、平阳两郡，再取关中定都长安。如果有了关中这个根据地，攻克洛阳君临天下，就会变得易如反掌。”两人还着重说明，“这是当年汉高祖走过的老路，老办法就是好办法。”

刘殷是并州新兴人，《十六国春秋辑补》里说他的高祖刘陵曾做过东汉的光禄大夫，可见他并非汉化的匈奴，而是货真价实的汉人（当然如果有人神经过敏，也可以称之为汉奸）。刘殷少年时就是个有名的孝子，长大后声名远扬，先后曾有老齐王司马攸、征南大将军羊祜、杨骏、赵王司马伦要聘他出任掾属，后来官任新兴太守，在并州名气很大，所以刘渊将其收罗网中。

刘渊觉得刘殷等人的建议很靠谱，但是与古今所有领导一样，刘渊不愿意承认自己视野狭窄胆子不够大，他点点头，装出很高兴地样子，说：“孤也是这样想的。”

这番话就成为了匈奴汉国在军事上的建国方针。刘渊进行了一系列军事部署，大致思路是由石勒、王弥充当偏师，放任他们的势力在洛阳以东、太行山以南发展，那个区域是中原腹地，是西晋政府不得不救的要害之地。刘渊希望石勒与王弥能够吸引并且牵制住晋军主力，让晋军无暇西顾，与其同时，匈奴军队的主力就可以在刘渊的儿子刘聪、养子刘曜的率领下进攻洛阳以西，实践“先取关中，再取天下”的战略。

在这样的战略指导下，永嘉二年正月，匈奴汉国向西晋政府展开攻势，并且以太行山为界线，开辟出两个泾渭分明的战场。刘聪领着十名裨将开拓太行山以西，石勒领着十名裨将开拓太行山以东。

当时在太行山以东、黄河以北的区域，有幽州都督王浚的鲜卑骑兵、冀州刺史丁绍的冀州军、乞活军等三支劲旅；在黄河以南，则有苟晞的青州兵与东海王率领的晋军主力。石勒在东路拓展，就是一头扎进晋军的包围圈。

二月，石勒进攻冀州常山，被王浚派来的鲜卑段文鸯打败，丁绍与乞活军都不失时机地加入对石勒的围剿。

三月，东海王率领晋军主力离开豫州许昌，移镇黄河南岸的兖州鄄城。这个举动意图十分明显，就是把口袋扎紧，阻止石勒流窜到黄河以南，要把石勒扼死在黄河以北。（王弥就在此时趁虚而入，占领了许昌、洛阳）

石勒在东路打得十分辛苦，不过完成了战术任务，把晋军主力全部吸引到东部战场。

相比之下，西部战场的进展就不怎么顺利。起先几个月，晋军要手忙脚乱地对付石勒，对付王弥这个不速之客，没空理会洛阳以西，刘聪以优势兵力扫荡着平阳、河东两郡，不过并没有取得多大战果。

到了五月，王弥撤出洛阳，晋军终于松了口气，先前在洛阳守卫战中立过功的凉州客军在北宫纯率领之下，到河东邀击刘聪。按说这一仗刘聪是在以多欺少，并且还是以逸待劳，胜算极大，结果却可耻地吃了败仗。

得胜的凉州军凯旋，洛阳上下欢声雷动，百姓传唱这样的歌谣来赞颂凉州军的勇猛，“凉州大马，横行天下。凉州鸱苕，寇贼消；鸱苕翩翩，怖杀人。”怀帝也下旨加封张轨为西平郡公。

洛阳那边欢天喜地，并州那边则在垂头丧气。刘渊自然不甘心战略受挫，决定御驾亲征。

七月，刘渊领兵再次攻打河东、平阳两郡。两郡太守一死一逃，河东太守路述战死，平阳太守宋抽弃郡逃亡洛阳。

平阳郡毗邻并州，大部分被刘渊占据，河东郡离得稍远，刘渊只抢到少数城池，但是打通了一条通道，通道北端是并州匈奴大本营，南端是黄河边的蒲坂城（今山西永济市）。蒲坂以南数十里就是黄河上最大的渡口风陵渡，过了风陵渡就是潼关。

众所周知，潼关是进出关中的大门，所谓“关门扼九州，飞鸟不能逾”，接下来刘渊只要再占领潼关，就打开了关中的门户。

西线战事正酣，东线战事也正如火如荼。

石勒与王弥一样，也是打游击仗的好手，加上他此前多年在冀州活动，对于地势与人情了如指掌，冀州又生活着众多胡人，他们更倾向于支持石勒，所以石勒在冀州的势力并不像表面上的那样弱小。

而石勒的敌人也并不像表面上的那样强大。先说乞活军，他们是在冀州乞食的客军，难免要做一些打家劫舍的勾当，所以冀州百姓并不喜欢他们，称他们为“乞活贼”；再说冀州刺史丁绍，他为了防止境内的胡人与石勒同流，采取高压政策动辄杀戮，可以料想，冀州的胡人肯定都不喜欢他；再说王浚的鲜卑骑兵，他们既是客军又是胡人，更难讨人喜欢；而且这三支军队各自为政，缺乏统一指挥，很难协同作战。当时晋军的最高统帅是东海王，但是东海王一直驻屯在黄河以南的鄄城遥遥观望，从未渡河参与实际作战。

因此石勒虽然陷在重重包围之中，却能从容进退。到了五月，王弥前来投奔刘渊，也被派到东部战场去支援石勒。

八月，鄄城城墙无缘无故塌陷，东海王改镇濮阳，后来又移镇荥阳，依然没有渡河作战。

九月，王弥与石勒进攻邺城，征北将军和郁弃城而逃。邺城这个洛阳的北方屏障，再次落入石勒的手中，东海王慌忙派豫州刺史裴宪去守住白马津，派车骑将军王堪屯兵东燕县。白马津与东燕县内的棘津、文石津都是黄河上有名的渡口，东海王此举还是以防御王弥与石勒渡河。

同时东海王又派平北将军曹武屯兵河东郡大阳县，大阳县挡在蒲坂与洛阳之间，曹武的任务是阻止西部战场的匈奴军队进攻洛阳，大阳县又在黄河北岸，附近有茅津渡口，所以曹武的另一项任务是阻止匈奴军队南渡黄河。

从这一系列军事部署，可以看出东海王十分消极，只求能够凭借天险把匈奴军队拦在黄河之北，而将北方半壁江山寄希望于刘琨、王浚的超常发挥。

这样一个保守的防御姿态显然不可能应对匈奴的攻势如潮。

永嘉二年十月甲戌，匈奴汉国的丞相刘宣等六十四人向刘渊劝进。

相关舆论在三个月前就已经开始制造，据说七月的时候，蒲子城内飞来一群凤凰，众臣都说这是天降祥瑞，兆示新天子已经产生，于是他们恳请刘渊称帝。

经过一番欲迎还拒的推搡，刘渊在蒲子南郊僭位称皇帝，建年号为“永凤”。

（三年前张昌在荆州让人冒充汉室后裔，拥立为皇帝，建立汉国。当时他制造舆论的手段也是假托凤凰降世，建立的年号叫“神凤”，为何这些冒牌的刘家子孙都拿凤凰做文章？或许里面又与谶纬有关，哪位高手知道缘故？恳请指点）

虽然刘渊自命是在光复汉朝，不过他并不能真正改变自己的血统，也不能无视大多数族人依然保持着匈奴人身份这一事实，所以匈奴汉国采取的是“胡汉分治”的制度，刘渊兼任汉人皇帝与胡人大单于。

胡汉分治制度是刘渊理想与现实的妥协。四年前建国的时候，这个汉化很深的匈奴曾表达过对大禹与周文王的向往。大禹出身西戎，周文王出身东夷，但他们最终都成为汉人心目中的贤君典范，刘渊觉得自己也可以效仿先贤。

但是四年下来，残酷的现实逼迫刘渊不得不承认，他无法调和境内汉人与匈奴之间仇深似海的矛盾。这些矛盾有的来自是积累了上百年的怨气，有的来自与生俱来的人性之恶。四年前刘宣曾说过“晋人无道，奴隶御我”，对于当时的匈奴来讲，这八个字椎心泣血，但是当时的汉人泰然处之，如今强者与弱者交换了位置，不难想像会发生许多冤怨相报的悲剧。

刘渊前半生受到的所有挫折都是源于他的出身，他从汉人口中听到的一句频率很高的话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秉承这一思想，如果让刘渊在匈奴与汉人之间做选择，刘渊自然会选择匈奴。

而胡汉分治的制度一经确立，就宣告了所谓的“兴复汉室”只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刘渊依然是匈奴人的单于，他治下的汉人只是二等公民，刘渊的“汉”政权不可能真正得到中原汉人的拥戴。

永嘉二年十一月，刘渊派出七名将领，率军三万，再次进攻魏郡、汲郡、顿丘三郡。

这七名将领中留名史策的有石勒、刘灵、阎罴三人，这三人都不是匈奴。阎罴其人不详，刘灵的命运则与石勒十分相似，他是司州阳平人，与石勒一样，出生贫贱挣扎于社会底层，刘灵有成为武将的天赋，据说他的力量可以制服蛮牛，速度可以赶上骏马，如以这样的身手投身军队，必能立功边疆。可惜，与石勒一样，刘灵被壁垒森严的西晋社会摈弃在外，报国无门。

刘灵也是个好乱乐祸的枭雄，不甘心湮没于历史，据说他以前经常抚膺长叹：“天乎，何当乱也！”公师藩起兵的时候，刘灵也跟着自称将军，纵横河北。后来公师藩被苟晞消灭，刘灵也被晋将王赞追着打，走投无路之下投奔刘渊，被任命为平北将军，成为匈奴的爪牙。

黄河以北的百姓久经战乱，又深知朝廷的军队已经指望不上，于是他们翻出了祖父辈在东汉末年乱世中的老经验，以宗族、村落为单位聚集而居，把家园改造成坞堡，把家族中的青壮子弟武装起来，自己保护自己。

石勒等人大军压境，仅凭这些民间坞堡根本无法抵御进攻，于是三郡百姓望风而降，石勒不费吹灰之力就降服了五十多个坞堡。石勒授予各坞堡的首领为将军或者都尉，新收编士兵五万多人。通过这种以战养战的方式，石勒麾下的军队快速扩张。

十一月己酉，石勒再一次攻入邺城。邺城西城有闻名天下的金虎、冰井、铜雀三座高台，是昔日曹魏邺都皇宫最美仑美奂的组成部分，但到了乱世，这座凝聚着无数巧匠心血的建筑就变成了双方往来争夺的军事要点。石勒攻破三台，擒获了魏郡太守王粹。

王粹是名将之后，他的祖父就是当年率领楼船下益州，迫使“金陵王气黯然收”的王濬，王粹尚晋武帝之女颍川公主，是晋怀帝的姐夫，但是时逢乱世，金枝玉叶也如断梗漂蓬，命如草芥。奴隶出身的石勒对于西晋上层社会是怀有怨恨的，落到他手里的西晋王公大多难逃一死，王粹也未能幸免。

石勒杀了王粹，离开邺城转攻冀州，所向披靡，如入无人之地。他先在赵郡杀死冀州西部都尉冯冲，又在中丘大败乞活军，杀死乞活军领袖赦亭、田禋，然后又扫荡常山、巨鹿两郡，杀死两郡守将，攻陷坞堡一百多个，军队扩张至十余万人。

多谢指点，西西河这版面看得我昏头转向的，呵呵

以后我每个章节都设关键词“十六国”

大牛之所以喜欢“喝口水”去，也不完全是“邪恶”之举。

发得快是因为这些都是存稿，以后每日更新，估计就没那么快了

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可以跳出“新兵营地”啊？

二、自作孽

尽管军事上取得辉煌战果，但是截止永嘉二年末，刘渊并没有派军队渡过黄河。

或许是少年时期长达十几年的人质生涯形成了阴影，刘渊对黄河南岸的洛阳政权还是心怀畏惧的，他不清楚西晋政权究竟衰落到了何种程度，所以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具备颠覆西晋政权的实力。此时的刘渊依然坚持“先取关中，后取洛阳”的保守战略。

不过到了次年年初，这个保守战略就被抛弃，改换成激进的“直捣洛阳，再取关中”。

有两件事给刘渊树立了信心。

第一件事发生在永嘉三年（公元309年）正月初一，那天是辛丑日，观星者观察到一个非比寻常的星相。

这个星相在现代人眼里是不足为奇的自然现象，不过就是因为地球的公转与自转，使得处在北半球某地区的人仰望星空时产生错觉，认为火星与北极星靠得很近。

但是在古人眼里，这个星相很不得了。火星在古代有一个非常神秘的名字叫“荧惑”，所谓“荧”是因为它有时显得很亮，有时又显得很暗淡；所谓“惑”是因为它的运行轨迹极不规律，有时快有时慢，有时向前有时还要退几步。古人极不喜欢这颗捣蛋不听话的星，说什么“荧荧火光，离离乱惑”，认为它的出现预示着战争与流离。

北极星在古代则被称为紫微星，古人认为它处于“中天”，位置永恒不变，周围群星环伺，是帝王之相，所以紫微星也被视为“帝星”，对应人间的天子。所以火星与北极星凑到一块儿是个非常凶险的星相，叫做“荧惑犯紫微”，预示着天下大乱，连天子都有可能自身难保。

匈奴汉国与西晋政府都设立“太史令”这个官职，太史令除了整理记录本朝历史，同时还有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充当老天爷与人间天子的通者，观察各种天地异变，揣摩老天爷的心思，然后向人间天子通报吉凶。

两国的太史令都观察到了这次“荧惑犯紫微”。西晋的太史令高堂冲占了一卦，大凶，说“当有野死之王，又为火烧宫”。高堂冲慌忙建议晋怀帝离开洛阳，否则必有来日大难。

匈奴汉国的太史令宣于修之也占了一卦，大吉，他喜滋滋地向刘渊预报：“不出三年，必克洛阳”。

刘渊龙颜大悦，他听从宣于修之的劝告，把都城从蒲子迁到了平阳。这时有双喜临门，有人从汾水出捞出一块玉玺，玉玺上铭文“有新保之”。“有新”是王莽政权的国号，所以这块玉玺应该是王莽的遗物。这人在玉玺上增刻了“泉海光”三个字，献给了刘渊，刘渊字元海，这三个字就是在暗指刘渊。

刘渊再次龙颜大悦，认为这是个祥瑞，当即大赦境内，改元为“河瑞”。

可是这家伙也不想想，王莽是世人公认的篡汉国贼。即使最后王莽死于非命，那些刘邦的后裔依然觉得不解恨，王莽的脑袋因此被珍藏在东汉皇宫宝库里，成为万世唾骂的目标。你刘渊明明打着“兴复汉室”的旗号，却拿国贼王莽的玉玺当作宝贝，还要让王莽保佑你，这岂不是莫名其妙？你这家伙究竟是兴汉的功臣，还是篡汉的国贼？

第二件事发生在永嘉三年四月，西晋左积弩将军朱诞逃离洛阳，到平阳投奔刘渊。

朱诞只是不起眼的小人物，他的去就无关痛痒，不过这件叛逃事件的背景非同小可。朱诞离开洛阳并非心甘情愿，他是被东海王逼走的，当时东海王在搞大清洗，不逃他就没命了。

这次大清洗是晋怀帝与东海王积累了三年恩怨，一朝井喷的结果。

晋怀帝司马炽是晋武帝最小的儿子，晋武帝驾崩时他年仅七岁，年龄成为最好的保护工具，使他能够在惠帝朝长达十六年的政治辄轧中独善其身，等到“八王之乱”结束的时候，晋武帝的儿子们已经死得只剩下他与晋惠帝两人。

光熙元年末，晋惠帝离奇暴毙（据说是被东海王毒死的），当时有两个皇位继承人可供东海王选择，一个是二十三岁的司马炽，他已经被立为皇太弟，另一个是司马炽的侄子，年仅十三岁的清河王司马覃，司马覃曾经被立为皇太子。

惠帝的遗孀羊皇后选择了司马覃，原因在于她与司马炽是叔嫂关系，如果司马炽做了皇帝，她不可能被尊奉为太后。惠帝驾崩当日，羊皇后秘召司马覃入宫，想立为皇帝。

东海王的心思则与羊皇后不同。大乱之后人心思定，东海王并不想在皇嗣问题上再起波折，而且对于权臣而言，年幼的司马覃虽然比成年的司马炽好操纵，但是司马覃的母家周氏，周氏的姻亲琅琊诸葛氏，都是强盛的高门士族，倘若司马覃做了皇帝，周氏、诸葛氏与升级为太后的羊皇后都会与东海王争权。而司马炽的母亲王才人在他幼年的时候就已经死去，王才人的家族也不显赫，司马炽在朝中没有势力，性格又偏柔弱，是个做傀儡的好材料。

因此惠帝驾崩当日，司马覃空欢喜一场，他刚走到尚书阁，就听说东海王表态要迎立司马炽。东海王权势熏天，谁敢不从？司马覃当即灰溜溜地退出宫城，继续去做他的清河王。后来司马覃的舅舅周穆与他的妹夫诸葛玫不死心，多次劝说东海王搞废立，结果把东海王惹火了，周穆、诸葛玫、司马覃先后被处死。

不过东海王很快就后悔了。晋怀帝与汉文帝是同一类人，外表柔弱内心坚忍，并不甘心受制于人。即位之后，晋怀帝一改往日闲门读书、韬光养晦的姿态，积极参与政务，有自己的主张。成年的皇帝要亲政，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尽管东海王很不满，却也无话可说，东海王因此离开洛阳出镇许昌，以避免与晋怀帝正面冲突。

但这只是扬汤止沸的作法，并不能消弭皇帝与权臣的矛盾。洛阳上下全是东海王的亲信，晋怀帝处处都受到掣肘，皇帝做得如此无滋无味，晋怀帝不可能不痛恨东海王专权，隐忍不发而已。

晋怀帝的隐忍随着形势的江河日下而变得越来越艰难。东海王有极度贪婪的权力欲望，有极端狭隘的心胸气量，却根本没有表现出任何值得期待的政治家风采。大好河山正在一点一点被异族人蚕食，而东海王毫无作为，几乎就在坐以待毙。这在年轻的晋怀帝看来，是可忍，孰不可忍？

与古往今来所有懦夫一样，东海王打起外战来畏葸不前，面对自己同胞的时候却又如狼似虎。当东海王感觉皇帝越来越不听话，而洛阳那边也越来越难以掌控了的时候，他就采取行动了。

永嘉三年三月丁巳，东海王带着军队气势汹汹地回到洛阳。琅琊王氏的王敦对东海王的来意有所预料，他对身边的人说：“你们知道太傅（指东海王）为何而来？他是来杀人的。”

被王敦不幸言中了，三月乙丑，东海王回京后的第八天，平东将军王景领着三千士兵入宫，从晋怀帝眼前揪走了尚书何绥、中书监缪播、太仆卿缪胤、太史令高堂冲、散骑常侍王延等十几人，拖出宫外交给廷尉处死。其中王延还是晋怀帝的亲舅舅。

晋怀帝眼睁睁看着亲信罹难，一点办法也没有，当缪播被拖走的时候，晋怀帝从龙椅上一跃而起，抓住缪播的手哭得稀里哗啦。最后，这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只能忍气吞声，皇帝脸上犹自挂着泪，却在安慰自己：“奸臣贼子无世无之，不自我先，不自我后，哀哉！”

而东海王仍然不满意，他要彻底剪断晋怀帝的羽翼，让他永远不能高飞。东海王解散了洛阳禁军，驱逐原先的禁军将领，由数百名东海国国兵接管洛阳城防，他又任命心腹何伦为右卫将军、王景为左卫将军，每天拿着刀枪监视晋怀帝。

经过这一番折腾，洛阳变成几乎不设防的城市。

朱诞逃到平阳后，讲西晋朝廷的内讧与洛阳的虚弱一五一十都告诉了刘渊，极力劝说刘渊直捣洛阳。刘渊自然很高兴，当即任命朱诞为前锋都督，在前面带路，又任命刘景为大都督，带大队人马在后面跟着。这个刘景的官衔很有攻击性与目的性，叫“灭晋大将军”。

刘景直奔魏郡的黎阳县。黎阳在黄河北岸，附近有文石津、棘津、延津好几个渡口，黄河对岸是兖州，到了兖州离洛阳就不远了。

东海王自然不能让刘景轻易地渡河。车骑将军王堪承命去拦截刘景，晚了一步，黎阳陷落。两军在延津相遇，晋军被打得落花流水，刘景杀人杀得性起，竟将延津周围百姓三万余人沉入了黄河。

消息传回平阳，刘渊十分愤怒，因为刘景的滥杀撕破了所谓“仁义之师，救民倒悬”的画皮。刘渊说：“刘景还有什么脸回来见朕！如果苍天有眼，怎么容忍这样的人活下去！有罪的只有司马氏一家，百姓何辜？遭此毒手！”

这已不是刘渊第一次对族人的暴行表示愤怒。五年前，他派冠军将军乔晞攻打西河郡，介休县令贾浑拒绝投降，城破后被乔晞杀死，乔晞还想逼娶贾浑的妻子宗氏，未遂后恼羞成怒，将宗氏杀害。刘渊知道后大怒，说：“如果苍天有眼，乔晞肯定断子绝孙。”

刘渊的愤怒也许是真诚的，不过这个真诚十分有限。尽管一再声称这种暴行天理难容，但刘渊显然将惩罚凶手的任务推给了老天爷，事后乔晞被降了四等官秩，而刘景则被降级为“平虏将军”，这两人依然手握兵权在外作战，依然可以将屠刀砍向无辜的汉人百姓。

这个姿态也更让人看得明白，所谓“兴复汉室”是一个谎言，从北方汹涌而来的只是一群汉人衣冠的匈奴人。

三、壶关之役

壶关是刘琨三年前初到并州时送给刘渊的见面礼。这个凭借太行山天险设立的关口，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它正好堵住匈奴向东发展的脚步，也像刺客一样潜伏在匈奴向南进攻河内、洛阳的路旁。（壶关位置可见前面章节的并州地图）

刘渊以前的战略是向西发展先取关中，那时壶关并不能成为他的障碍。去年刘渊曾派偏师去企图夺取关口，但是刘琨派人领着拓跋鲜卑赶来救援，匈奴军队无功而返。

如今刘泛要直捣洛阳，壶关这颗钉子就非拔不可了。永嘉三年四月，壶关攻防战拉开序幕。

匈奴那一边，刘渊动用了手下全部勇将，以儿子刘聪为统帅，王弥为辅，石勒为前锋都督。

西晋这一边也知道此役非同小可，倘若壶关失陷，且不说以后匈奴渡河时再无后顾之忧，近在眼前的忧虑就是远在晋阳的刘琨将会被彻底切断与洛阳的联系，成为悬于敌国的孤军。

于是刘琨派出护军黄肃、韩述，东海王派出淮南内史王旷，去解救壶关之围。

兵来将挡，刘聪让石勒去对付黄肃，自己亲自对付韩述。刘琨的军队原本就很弱小，如何敌得过匈奴主力，黄肃与韩述分别在壶关东南的封田、西涧遭遇敌军，兵败身死，而此时晋军的主力才刚刚渡过黄河。

这次率领晋军出征的王旷出身琅琊王氏，是王衍的族弟。王旷在历史上名声不响，不过说起他的儿子，那就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王旷之子名羲之，字逸少，即大名鼎鼎的“书圣”是也。

王旷的字也许写得也不错，但是他肯定不是一个将才。渡过黄河之后，晋军内部产生了意见分歧，王旷主张直扑壶关，手下两个将军施融、曹超表示反对。施融说：“前方地势不明，万一敌军扼守险要突然杀出，我军即使有数万之众，恐怕经不起几波冲击。不如先在黄河边修整，先派斥侯探明敌情，再做打算。”

但是王旷显然很自信，对于施融的谨慎嗤之以鼻。施融又劝了几次，王旷怒了，说：“你这是在破坏士气，小心我将你治罪。”

施融一看领导怒了，要扣帽子了，不敢再劝，回到营房对身边的人说：“完了完了，刘聪石勒善于用兵，王旷不懂军事，两眼一抹黑向前冲。我们这回是必死无疑了。”

两军相遇在长平，这是一个有名的古战场，曾经发生过秦国军队坑杀赵国四十万降卒的惨烈往事。这一仗是西晋王朝在回光返照时期集中精力进行的一次垂死挣扎，也打得十分曲折惨烈。战斗中刘聪的战马中箭，刘聪几乎被晋军活捉，这时有个叫李景年的匈奴人将自己的马让给刘聪，刘聪才得以幸免。

此役的最终结果是晋军大败，数万士兵死掉一大半，施融与曹超两个副将战死沙场，王旷单骑逃回洛阳。镇守壶关的上党太守庞淳绝望了，以壶关投降匈奴。刘琨任命自己的都尉张倚为新的上党太守，退守壶关北部的襄垣。

得胜的刘聪扫荡了壶关附近的屯留、长子两个县，斩首俘虏晋军一万九千余人。

这时并州北部的新兴郡匈奴铁弗氏也投降刘渊，刘琨亲自领兵去攻打匈奴铁弗氏（当时铁弗氏首领为刘虎，即日后建立十六国之一的“夏”政权的赫连勃勃的曾祖父），刘聪趁机进攻晋阳，不克，收兵。

得了壶关，刘渊就把目标锁定洛阳。

永嘉三年八月，匈奴汉国第一次以洛阳为战略目标展开攻势，出征的主帅是刘聪，他与王弥在前面开路，刘曜与赵固率军在后面支援。

进攻路线是他们熟悉的西部路线。刘聪将由平阳向南进入河东郡，再从河东郡渡过黄河进入弘农郡，弘农郡在洛水上游，顺着洛水往东进入河南郡，可以抵达洛阳城西，并且可以控制洛阳城的水源。

五年前张方带领关中军进攻洛阳，走的就是这种路线。张方还在洛阳城西修筑了一系列堡垒，这些堡垒依然存在，可供匈奴军队使用。张方这个混蛋不仅在生前祸害同胞，死了之后还有遗毒。

石勒并未参与进攻洛阳，不过他也没闲着，刘渊派他去骚扰继续冀州，作用与以前一样，吸引晋军的注意力。

这时冀州刺史丁绍突然得了暴病，死了。丁绍是历任冀州刺史中最有威望的一个，也很是最具军事才能的一个，曾经多次打得石勒屁滚尿流（当然也曾被石勒打得屁滚尿流），此人因此颇为自负，幽州的王浚、青州的苟晞都是当时名将，却全都没入他的法眼，丁绍临死前叹息说：“此乃天亡冀州，岂吾命哉！”

但是丁绍的暴毙并没有给石勒带来好运。丁绍新死，东海王与王浚都想把冀州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东海王任命心腹王斌继任冀州刺史，去接管冀州，王浚则表现得更加直接，他派出曾在“八王之乱”中大出风头的部将祁弘，与段氏鲜卑的大单于段务勿尘一起，领军十几万到冀州去。

石勒与祁弘等在常山郡的飞龙山相遇，石勒吃了大亏，被消灭一万余人。这一仗打得石勒产生心理阴影，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每遇到段氏鲜卑就退避三舍。

吃了败仗的石勒向南撤离到黄河边，屯兵于几个月前刘景光顾过的黎阳县。石勒在黎阳攻陷当地坞堡三十余个，通过这种以战养战的方式取得给养。

这段时间石勒做了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他网罗司、冀两州的士人组成智慧团，号称“君子营”。这个举动显示了石勒不再是得过且过的流寇，他已经进化成参与逐鹿枭雄。

“君子营”中有个卓越人物值得一提，此人的名叫张宾，字孟孙，赵郡中丘人。张宾的出身与王弥相似，父亲张瑶曾担任中山太守，张宾本人也曾出仕，担任中丘王的帐下督。

张宾也是好乱乐祸之人，曾对同族兄弟叹息说：“我的智算鉴识不在张子房之下，可恨生不逢时，遇不到汉高祖。”当年张良可是要被封万户侯的，张宾对自己怀有这么高的期望值，区区帐下督肯定是越做越憋屈，所以没过多久，他就借口生病辞职不干了。

石勒扫荡冀州，张宾认为他的汉高祖终于出现了。他非常兴奋，对人说：“过往冀州的将军我见得多了，唯独这个胡人将军可与共成大事。”可恨石勒没有学会刘备三顾茅庐，张宾在家等了几天不见石勒上门，就决定毛遂自荐。他学习当年的郦食其，提着利剑自动送上门。

石勒将张宾吸纳入“君子营”，起先并没有发现这个谋士有何出众之处，但是张宾算无遗策，很快就引起重视，被石勒倚为腹心。十六国之一的后赵政权的建立，张宾居功至伟，这是后话，容后再禀。

东线的石勒在冀州稳步发展自己的势力，西线的刘聪也打得很顺风顺水。

由于从平阳到河东郡蒲坂的通道早已被打通，刘聪很轻易地抵达黄河边，又很轻易地渡过了黄河，进入弘农郡。东海王派来了平北将军曹武，但是晋军气喘吁吁地赶来，起到的作用却是陪刘聪练兵，鼓舞匈奴人的士气。两军一交锋，晋军败得稀里哗啦，曹武与将军宋抽逃得快，捡回一条命，另一个将军彭默逃得慢，当场殒了国。

也许是看到哥哥东海王的军队实在丢人现眼，受到了刺激，或者是良心发现，意识到自己也是晋朝的臣子，也有保卫洛阳的职责，意识到躲在关中隔岸观火是不对的，关中都督南阳王司马模派出部将淳于定、吕毅，领着关中军队出潼关，大概是想与曹武夹攻刘聪，可惜曹武败得太快太彻底。

潼关在弘农郡的西部，刘聪也在由西向东进攻，所以关中军出关后，一直尾随着刘聪。刘聪走到弘农郡最东部的宜阳，突然停住脚步，关中军收势不住，一头撞上来，追尾了。追尾的结果又是刘聪大胜，淳于定抱头鼠窜，逃回关中。

从出师到宜阳，刘聪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作为一名年轻的将领，这种感觉自然是十分美妙的。但刘聪的喜悦不限于此，只要过了宜阳进入洛川，洛阳就唾手可得，改朝换代就指日可待，父亲刘渊就会成为全天下的共主，而他就会成为新王朝的皇子，甚至有可能，成为太子。

刘渊有五个儿子，刘聪排行第四，被封为楚王，其余四个兄弟依次是梁王刘和、齐王刘裕、鲁王刘隆和北海王刘乂，当时刘渊的态度还不明朗，没人知道哪个儿子会被立为嗣子。

诸子之中，刘聪无疑是最能干的一个，也是战功最卓著的一个，但遗憾的是刘聪的母亲张氏只是刘渊的侧室。这是一个致命的缺陷，因为刘渊汉化已深，他很有可能会按照汉人宗法制“立嫡以长不以贤”的原则选择大儿子刘和，刘和的母亲是呼延氏，是刘渊的第一任皇后。（后来刘渊果然拘泥于宗法制，结果导致内乱。）

倘若，此次刘聪锦上添花，拿下洛阳，擒获西晋天子押回平阳，会不会打动父亲左右摇摆的心呢？

刘聪觉得这是很有可能的，新“汉”朝的第二任天子很有可能就是他了。

胜利的喜悦与对未来美妙的憧憬让刘聪降低了警惕，当弘农太守垣延派人来请降时，刘聪并没有感到异常。太守有守土之责，垣延守不住弘农郡，也会被西晋政府追究罪责，许多人处在这样的困境下，就会选择弃旧主投新主。刘聪以为垣延也是这些人中的一员。

当刘聪意识到自己犯了轻敌的错误时，已经晚了。在黑夜深邃的黑暗里，垣延领着伏兵杀入毫无防备的匈奴军营，当时刘聪唯一能做的就是落荒而逃，逃出宜阳，逃出弘农郡，逃过黄河，一直逃回平阳。

这是匈奴汉国前所未有的惨败，刘渊亲自出城迎接铩羽而归的刘聪。平阳城外的刘渊一身素缟，表示替阵亡的士兵发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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