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吉鸿昌 -- 忘情
五、参加中原大战
1930年蒋、冯、阎各派军阀展开了中原大战。目睹连年兵祸，民不聊生的惨状，吉鸿昌并不愿意参加内战，称西北为全军根据地，不宜轻易放弃，仍愿回宁夏看守老家，并为全军筹办粮饷。
鹿钟麟严令吉鸿昌率所部第10军向潼关增援。吉鸿昌却自称“开发西北总指挥”，印成名片，背面印有：一、开发西北安定民生；二、实行兵工政策；三、反对内战枪口决不向内。刘郁芬、孙良诚、宋哲元等人把吉鸿昌看成桀骜不驯的人物，恐其为患，遂与鹿钟麟密议，将吉军调回陕西大荔县，以召开会议为幌子，将吉鸿昌扣留。直到冯玉祥3月10日到潼关后，才将吉鸿昌放出来，任命为自己的副官长。过了段日子，因前线战况紧急，冯玉祥重将启用吉鸿昌，将吉鸿昌所部第10军缩编成第11师，仍由吉鸿昌任师长。
1930年5月，由于刘茂恩的叛变，万选才的第六路差不多全垮了，睢杞地区露出了一个大缺口，中央军长驱直入，毫无阻挡，力图攻占杞县，以直接进攻冯的总司令部所在地开封，并威胁晋军第三方面军前敌总司令部所在地之兰封右侧。杞县之争，关系重大。
吉鸿昌师奉命从杞县东南六七十里以外连夜急行军驰援并固守杞县。1930年5月23日上午，吉鸿昌率部赶到杞县，加紧布防。仅仅5个小时后，中央军先头部队第9师蒋鼎文部，第6师赵观涛部赶到，以优势火力，向吉师进攻，并配合飞机数架，轮番轰炸。
当时守杞县的只有4个步兵团，而中央军除了蒋鼎文、赵观涛两个师外，还陆续增加了张治中和冯轶裴的两个教导师，众寡悬殊，所以中央军很快就把杞县城三面包围，仅留下西门一条通往陈留、开封的道路。
杞县东南角距城两华里左右有两座砖瓦窑，中央军就利用它作为重机枪阵地，掩护部队爬土圩子（杞县城在四关以外另筑有一道大的土圩）。中央军倚仗人员、装备优势，不分昼夜进攻，吉率部用手榴弹和大刀片来对付他们。中央军火力虽强，但近战时就怕西北军的大刀片，一看见吉军发动大刀反击，抱着脑袋回头就跑。
东关最吃紧的时候，吉鸿昌从城内移往东关亲自指挥。中央军依靠优势兵力，几度突入圩内，但也遭到几次反冲锋的歼灭性杀伤。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吉手持大刀，站在突破口鼓励士气说：“弟兄们，杀呀！不关饷，不扰民的铁军，一定能打过关饷扰民的公子少爷豆腐兵啊！”。白天中央军猛攻，夜间吉鸿昌组织部队夜袭，东关外据点一夜之间失而复得，来回拉锯，战况惨烈。
从5月23日起，到6月10日止，经过十几天的激烈战斗，中央军第6、第9、教导第1、教导第2等四个师伤亡惨重，被迫向周口及归德方向溃退。吉率11师跟踪追击，一直追到睢县东南河堤崮一带。
蒋介石在睢杞一线的进攻遭到严重的打击后，又派刘峙、陈诚所部从周口以东向北偷袭，企图迂回到杞县，通许以西，切断11师的后路，进击开封。陈诚的前锋已经到达杞县南的柳林、前后台崮一线，吉又赶快从睢东回兵堵截。中央军的11师迎头撞上了西北军的11师，一经接触，陈诚部便被击溃，望风而逃。吉鸿昌部扮演了西北军救火队的角色，哪里形势危急，便冲杀到哪里，战局逐渐稳定下来。
9月，中央军在津浦路取得展后，抽调大批精锐部队，转用于陇海、平汉线，西北军已呈瓦解之势。吉鸿昌见西北军败局已定，为保存实力，脱离了西北军，接受蒋介石委任的22路总指挥之职，率部移师淮阳集中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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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被迫去职
吉鸿昌附蒋后，蒋介石把吉的部队调到豫南鄂北，围攻大别山苏区。
刚与红军接触，一向被称为常胜将军的吉鸿昌就吃了败仗。他仔细探讨吃败仗的原因，发现他的军队到了哪里，人民都惊慌走避，而红军则到处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吉从这一失败中不但认识了红军力量的强大，同时也认清了蒋介石借刀杀人，消灭异己的毒辣阴谋。此后他就消极敷衍剿共命令，并派人暗中参加汪精卫的反蒋会议。
蒋介石察觉了吉的这种态度，认为他同共产党有勾结，但又慑于吉在部队里颇有威望，不敢立即将他除掉，于是派冷欣任第22路军总参议兼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带着特务和电台来到潢川，名为协助整训部队，实则对吉军监视、分化。用金钱、官位收买吉鸿昌手下团以上军官，让他们和吉鸿昌捣乱，意图瓦解部队。
吉鸿昌认为部队在中原作战中伤亡很重，要求对装备、弹药进行补充。冷欣推说连年内战，消耗过巨，现在补充有困难，但对驱使22路军进攻大别山苏区却振振有辞。
吉鸿昌在了解到冷欣在背后瓦解部队的种种行径后，觉悟到投蒋是走错了路，同时也觉悟到进攻苏区是上了蒋的当，从此22路军与苏区暗中达成了罢兵休战的默契。吉鸿昌思想有了很大转弯，他曾不断地对接近的人说：“我过去长期参加军阀混战，不知伤害了多少人民，罪孽太深，我必须走革命的道路才能赎我的罪”。
1931年初，蒋与吉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蒋对22路首先施用了经济压力，连续有一两个月扣发部队经费，吉鸿昌派人多方奔走联系，才勉强领到一部分菜金和给养费。当年8月，中央军向潢川进逼，迫吉鸿昌交出部队。吉鸿昌内外交困，被迫交出兵权，出国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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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花。忘情五一快乐。
在车上遇见几个人渣旅客，窝了一肚子火，好在回家后心情舒爽许多
息怒。有机会发个帖子让我等广大人民群众见识一下这些人渣的嘴脸。休息好。
在这个问题上可比吉鸿昌糊涂多了。
七、出国考察
吉鸿昌原准备9月21日出国，但突如其来的918事变，激怒了吉鸿昌。他愤怒地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滔天罪行，当即表示：“国难当头，凡有良心的军人，都应该誓死救国。我是一个军人，我不能昧着良心远走高飞，看着祖国受日本的侵略，看着东北几千万同胞受日寇蹂躏而置之不顾。我还有什么心肠去游历？我绝对不能走”。并亲自拟了电稿发给蒋介石，请缨抗日。
21日，接到蒋介石的复电称：“日军侵占东北，中央自有处理办法，你现以在野之身，可勿过虑，应按既定计划迅速出国考察”。接到这封复电后，吉鸿昌半晌无言，热泪盈眶，继之，则拍案而起，长叹连声：“完了!完了!”。9月23日晚，吉鸿昌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和对日、蒋的愤恨，离开了祖国，踏上了出国考察之路。
吉鸿昌在日本短暂停留后前往美国考察。在轮船上，吉与同行的几位好友商订了出国考察的三项主要目的：(1)宣传抗日；(2)了解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情况和社会生活；(3)寻找机会到苏联学习。
在旅行中，为了力求节俭，约定了几项原则：
1、 不乘坐车船上的头等席位。
2、 不住高级旅馆，不进高级饭馆吃饭。
3、 不包乘专用汽车，尽可能乘公共汽车或电车。
4、 不和外国官方来往。
5、 不购或少购外国商品。
10月6日，吉鸿昌一行抵达西雅图，辗转到纽约、芝加哥、华盛顿、底特律等大城市参观访问。
在美国，吉鸿昌就接二连三地遭到意想不到的刺激，如那里的头等旅馆不接待中国人，而对日本人却奉若神明。有一次，吉鸿昌要往国内邮寄衣物，邮局职员竟说世界上已经不存在中国了，吉鸿昌异常愤怒，刚要发作，陪同的使馆参赞劝道：“你为什么不说自己是日本人呢？只要说自己是日本人就可受到礼遇”。吉鸿昌当即怒斥：“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吗 ，可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为抗议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的歧视，维护民族尊严，他找来一块木牌，用英文在上面写上“我是中国人！”。
11月8日，吉鸿昌抵达古巴首都哈瓦那宣传抗日救国。11月12日，哈瓦那侨胞举行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大会，与会的侨胞有数千人，主办方请吉鸿昌报告东北918真象。吉登台慷慨陈辞，侨胞们为吉的报告所感动，纷纷表示誓死抗日救国，宁愿牺牲一切，奋斗到底。散会后，有些青年侨胞请求吉鸿昌介绍他们回国投军，参加抗日。此外，海外侨胞们还发起了抗日救国的募捐活动。
吉鸿昌这次出国游历了美国、古巴、英国、法国、比利时，德国，卢森堡、丹麦、瑞典和瑞士十个国家。在国外，吉鸿昌利用记者的采访，以事实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国的种种罪行，并斥责国联纵容日本侵略中国和蒋介石对日妥协的丑恶行径。一路上最让他感动的是，当他为抗日募捐时，侨胞们踊跃响应，列队捐献。每到一地，留学生们就把吉包围起来，争问国内抗日情形。吉感动得热泪盈眶，向侨胞们表示，回国后誓要献身疆场，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虽然吉身在海外，但国民党当局对他的监视和限制仍无丝毫放松。旅行途中，吉鸿昌多次要求使馆签证去苏联游历，都遭到拒绝。悲愤之下，吉鸿昌挥笔疾书“渴饮美龄血，饥餐介石头。归来报命日，恢复我神州”。
1932年1月29日，吉鸿昌一行由法国马赛搭乘英国轮船回国。在船上得知“128事变”爆发，日军进攻上海的消息，吉鸿昌既愤怒又忧虑，寝食难安。在海上旅行一个月后，吉鸿昌回到上海。一上岸，吉就迫不及待地问前来迎接的友人：“国事如何？”。朋友们回答：“你远道归来，暂作休息吧。国事不堪闻问，蒋介石已同日本妥协了”。吉鸿昌愤愤地拍案嚷嚷：“真是耻辱!真是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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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鸿昌是共产党，他的政委自然也是，柯庆施是也；
和他一起起事方振武不是，方振武的孙女也不是，他的一个孙女是陈方安生，自然没有鳖共的支持她坐不上那个位子。
他的侄子吉星文也不是，但是他的侄子在卢沟桥抗战的上下级全是，上司旅长何基沣是，下级金振中也是。（金振中是嫌疑，何基沣是正牌）
何基沣的上司张克侠也是，而且比何基沣还早，七七事变的时候张克侠是二十九军副参谋长，比何基沣高那么一点点，入TG也比何基沣早九年。（莫非七七事变是共军和日军在战斗？
）
张克侠的弟弟也是，他的弟弟是齐齐哈尔张永兴谍报案中逃脱的那个人——闻汉章，不过闻汉章不久也牺牲了，甚至都还不到七七事变。张永兴谍报案几乎可以看做利用公开渠道搜集情报的范例。
最后，他们顶头上司的夫人也是，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1958年入TG。
八、新的政治生命
吉鸿昌从上海回到天津后，即上书汪精卫，报告在国外考察经过，及侨胞关心祖国，愿为抗日救国牺牲生命财产的热情。但汪精卫对于赋闲在家的吉鸿昌未予理睬。
这时，吉鸿昌同天津地下党有了联系，常在一起谈论国内外形势及抗战前途，以及怎样才能救国救民的道理。同年4月，吉鸿昌在北平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爱国的旧军人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从此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在对国内形势作进一步研究后，他于32年5月秘密到了上海与进步人士接触，并与地下党员浦化人秘密联系上了。
1932年9月，吉到庐山去见蒋介石，要求抗日，蒋对其敷衍。吉气愤地表示：“我从十几岁当兵，二十余年来，身经百战，身上落了几处伤痕，说是为国为民，其实如傀儡登场，任人摆布，自己象无舵之舟，到处瞎撞。现在想参加抗日，竟不许可，国家事不准我过问，我的主张，为什么要等他们的许可？”
随后，吉鸿昌潜到湖北宋埠与旧部联系，企图把部队拉到苏区。蒋获悉吉潜回旧部后，千方百计阻挠，加上大部分旧军官也不希望吉拉走部队，拉走整个部队已无可能。吉在危急时将就近的一团官兵集中起来讲话。他慷慨激昂地说：“弟兄们!咱们不要当私人的打手，一姓的家奴，要想救国救民，要想抗日，只有一条路，加入红军!弟兄们!一齐跟我走。。。。。。”。他带领该团投夺苏区。蒋介石急令部队围堵，并派飞机轰炸。结果这支起义部队在陆、空联合夹击下失败，吉仅带少数部下九死一生地突围进入苏区。
吉鸿昌在苏区住了十余日，苏区领导同志对他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并讲述了革命道理，使他受到了极大启发，思想上有了很大变化。苏区派人护送他从山道翻山越岭，到达长江边一个小码头，搭外轮到上海。
回到上海后，吉鸿昌接受了党交给的任务，回北方进行革命活动。他说：“这次搞军事起义虽然失败，但是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革命教育，使我的思想开了窍。从现在开始，我才认识了救国的真正道路，只有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被压迫的人民才能翻身，中国才能得救。今天我要重新做起，依靠革命组织和人民的力量搞革命，凭个人英雄主义是不行的。今后我要走新的革命道路，献出我毕生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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