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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讨论】拉尔夫林顿:文明树--中国部分(节选) -- 过来看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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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讨论】拉尔夫林顿:文明树--中国部分(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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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文明发展和传播的重要中心,这是中国对世界文化所做的最大贡献。世界各国人民还居住在小村落里的时候,它就已经在维持庞大的城市人口了。它遭遇到了一个庞大的近代国家所面临的大多数政治问题,找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办法,甚至找到了如何对付少数统治者的办法。中国不仅影响了所有的东方文明,给相邻的文化提供了一个中心,使它们不断充实,而且还影响了欧洲的文明。中国对相邻文化的影响,打一个比方来说,仿佛是罗马帝国与周围蛮族的关系;它好比是维持了3000年的罗马帝国,而不是只维持了500年的罗马帝国,它影响了自己势力范围内的一切蛮族文化。

  在她的历史上的许多时期,中国始终是世界上最富裕最强盛的国家之一。17世纪和18世纪时,欧洲巳进入繁荣昌盛的时期,可是当时中国的富裕程度,是欧洲望尘莫及的。按照大多数标准来说,中国的开化程度都远远超过了欧洲。欧洲人与中国进行广泛的贸易,带回大宗精美的丝织品和瓷器,使英国人大多数的桌上餐具都带上“中国”(指瓷器—译注)的名字。18世纪初叶,中国的商品引进了一种新的风格,成为风靡一时的时尚。墙纸、橱柜、家俱和书画都模仿中国的风味,谓之曰汉风(chinoiserie)。法国贵族在自己的庭园里修建中国式的夏季别墅。许多法国耶稣会会士被派到中国,他们指望使乾隆皇帝皈依基督教。他们在清廷受到礼遇,但是乾隆皇帝对他们能在科学、数学和军事上作出的贡献更感兴趣,而不是对他们的宗教活动感兴趣。然而,法国耶稣会会士却学习中国哲学和经典。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形成法国革命背景的启蒙运动思想实际上是源于中国的,是中国思想对法国思想的渗透。受治于人者忠于治人者,反过来治人者又有义务去保护臣民的福利;如果统治者未尽此义务,臣民就有权反抗—这两种信念都是地地道道的儒家思想。这一思想什么时间进入欧洲思潮,是难以证实的。但是,我们确实知道,它首先露头的时间,是欧洲人对中国艺术和中国哲学突然发生兴趣的爆发期。从我们所知的文化传播结构来看,至少可以推想,这个思想的源泉是中国。

有人好像说过,盐铁论也启发了国富论。关键是Linton做出这个推论的时候,似乎凭感觉。这很厉害。

有趣的是,在卢梭的著作里,自然人的思想颇象道家哲学中的理想。卢梭是耶稣会会士养大的,当时的耶稣会浸透了中国人的思想。然而,道家的自然人建立在对东方农民的实际观察之上,它与卢梭的自然人不同;卢梭给他神秘的自然人賦予一贯正确的直觉和胜人一筹的道德价值。

林顿在前面还提出道家对欧洲启蒙的影响;还有人做过基督教及道教的比较,认为很相似(当然道教更高端了)

当前,中国处在混乱和受人支配的状态之中。也许,他们要用一百年的时间才能摆脫俄国人的枷锁,使自己的精力重新聚焦;但是,他们一向有能力融合或赶走外来的征服者。中国人彻底皈依马克思主义的前景,是不可能的。他们的文明太悠久了,所以他们不可能以俄国人热爱共产主义的那种宗教狂热去拥抱任何一种政治思想。中国人的心理是智慧老翁的心理,他们阅尽了人间世态,饱尝了人间沧桑,对任何东西都不可能兴奋狂热了。

  中国人超过西方人的一个长处是,他们的文明史比起我们的长得太多了。我们西方人只不过是一群乡下佬,刚刚被引进城市生活之中的乡下佬。我们还在进行调整,身体上的社会生活上的调整,去适应大群人聚居的生活方式。相反,中国人经历了三千多年的非常严酷的自然选择过程,经历了饥荒、疾病和各种各样的竞争。冷峻的事实是,他们在条件较差的条件下的生存能力比我们强。这是将来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在出现以下的局面时又该怎么办,这个问题更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几个大洲稀稀落落地住着白人,人口庞大的蒙古人种只占有一个大陆,他们的人口又迅速不断地增强。我们有相当的理由确信,两百年之内,中国又会出现一个强大的朝代,中国将象过去一样,再次成为一个重要的世界强国。

70年前,中国还在粪坑里挣扎,能够做出这个预言,厉害啊。伟大的学者就是这种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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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谢谢!这个许烺光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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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烺光(Francis L. K. Hsu)(1909-1999),美籍华人,著名人类学家,为心理人类学(en:Psychological_anthropology)创始人之一,1977至1978年间担任美国人类学会(en:American_Anthropological_Association)会长。

目录 [隐藏]

1 生平

1.1 早年

1.2 留学

1.3 任教

1.4 退休

1.5 病逝

2 评价

2.1 成果

2.2 荣誉

3 著作

3.1 译著

3.2 著述

3.3 著作的中文版

4 相关连结

[编辑] 生平

[编辑] 早年

1909年10月28日生于中国辽宁庄河。

1923年入南开中学,1933年从上海沪江大学社会系毕业,同年进入入辅仁大学研究所,后辍学在北京协和医院从事社会工作。

[编辑] 留学

1937年考取中英庚子赔款奖学金,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en:London_School_of_Economics)就读人类学,师从马林诺夫斯基。

[编辑] 任教

1941年取得博士学位,受费孝通邀请返国任教。

1943年受拉尔夫·林顿(en:Ralph_Linton)邀请赴美访问,此后便留在美国各大高校任教。

1944年至1945年担任哥伦比亚大学讲师。1945年至1947年在康乃尔大学代理助理教授。

1947年受聘为西北大学正式助理教授,十年后升为教授,并在1957年至1976年二十年间担任人类学系主任。

[编辑] 退休

1978年西北大学退休,随即被旧金山大学聘为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并且担任夏威夷大学东西方研究中心(en:East-West_Center)资深研究员。

1982年再度退休,不过仍坚持从事讲演以及学术工作。

1986年心肌梗塞,还持续论文写作,后又两次中风,不得不停止学术研究。

[编辑] 病逝

1999年12月15日病逝于旧金山,享年91岁。

[编辑] 评价

许氏是多产又充满精力的学者。

是在西方学术界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他是继马克斯·韦伯和汤因比之后,少数在大规模文明社会比较领域取得显著成就的学者。

许氏一辈子出版近20本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超过130篇,并且编著了9本书藉,还担任《家庭比较研究期刊》(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副编辑、《社会精神学刊》(Journal of Social Psychiatry)国际理事会顾问。

[编辑] 成果

在研究视角上,他强调社会与文化因素对人类心理的影响,创立了心理人类学这一门学科;坚持以“比较分析法”(comparative approach)从事大规模文明社会研究。

他最早以中国与美国为研究对象,后来又陆续加了入了印度与日本两个社会,曾花了大量时间在昆明(1941-1942、1942-1943)、夏威夷(1949-1950、1970-1971)、印度(1955-1957)、日本(1964-1965)等地从事田野调查。

[编辑] 荣誉

他取得的荣誉包括:

第62届(1977-1978)美国人类学会主席、西北大学荣誉教授、第12届(1978)中央研究院院士。

并且得到洛克斐勒基金会、温纳葛籣基金会(en:Axel_Wenner-Gren)、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en:Social_Science_Research_Council)、卡耐基基金会(en:Carnegie_Foundation)等资助,从事学术研究。

[编辑] 著作

主要著作有《中国人与美国人》、《宗族、种姓与社团》、《家元:日本的真髓》、《彻底个人主义的省思》、《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驱逐捣蛋者──魔法.科学与文化》、《文化人类学新论》、《美国梦的挑战》、《边缘人》等,并且主编了《心理人类学:对文化与人格的探索》 、《文化与人格的面向》 、《亲属与文化》 、《中国的新社会结构》 、《文化与自我》 、《移山:中国文化变迁》等书。

[编辑] 译著

1934年左右翻译《天文浅说》(Astronomy in a Nutshell)与《地震学》 (The Study of Earthquakes)。前者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后者译稿毁于战火中。

[编辑] 著述

1.1943年:《云南西部的魔法舆科学》Magic and Science in Western Yunnan. New York: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55 pages).

2.1948年:《祖荫下:中国文化与人格》Under the Ancestors’Shadow:Chinese Culture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300 pages).

3.1952年:《宗教、科学及人类危机:研究转变中的中国对西方世界的影响》Religion, Science and Human Crises: A study of China in Transition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the west.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New York: Grove Press (142 pages)

4.1953年:《中国人与美国人:两种生活方式》Americans and Chinese: Two Ways Of Life. New York: Abelard-Schuman, Inc. (457 pages).

5.1963年:《宗族、种姓与社团:中国、印度及美国三种生活方式之比较》Clan, Caste and Club: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Hindu and American Ways of Life. Princeton:Van Nostrand and Co. (335 pages).

6.1967年:《祖荫下》Under the Ancestors’ Shadow, with a new Chapter,“Kinship, Personality and Social Mobility in China.”New York: Doubleday Anchor Books (370 pages).

7.1969年:《文化人类学新论》The Study of Literate Civilization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23 pages).

8.1970年:《中国人舆美国人:伟大文明社会中的目标与实现》Americans and Chinese:Purpose and Fulfillment in Great Civilizations. Updated and enlarged 2nd edition of Americans and Chinese:Two Ways of Life, 1953.New York: Natural History Press (493 pages).

9.1971年:《祖荫下》Under the Ancestors’Shadow. (Reprint of 1967 version.)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370 pages).

10.1971年:《美国萝的挑战:在美国的华人》The Challenge of the American Dream:The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Belmont, Californi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 (160 pages).

11.1974年:《中国日志》China Day by Day, with Eileen Hsu-Balzer (许仪南)and Richard Balz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11 pages).

12.1974年:《日本经济奇迹》Japan: Economic Miracle five sound filmstrips with cassettes. Series No.6907K,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Educational Corporation, Chicago.

13.1974年:《日本:家元精神》Japan: Spirit of Iemoto, five sound filmstrips with cassettes. Series No.6908K,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Educational Corporation, Chicago.

14.1975年:《家元:日本的真髓》Iemoto: The Heart of Japa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Schenkman.

15.1981年:《中国人与美国人:通往不同的途径》Americans and Chinese: Passage to Differences. An updated and enlarged third edition. Honolulu: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534 pages).

16.1983年:《彻底个人主义的省思:心理人类学论文集》Rugged Individualism Reconsidered:Essays in 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 (a collection of some essays from 1948 to 1979) .Knoxville:Th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467 pages).

17.1984年:《驱逐捣蛋者:魔法、科学舆文化》Exorcising the Trouble Maker:Magic, Science and Culture. Greatly revised and enlarged new edition of Religion, Science and Human Crises (1952, 1971), incorporating new field data from the New Territories of Hong Kong.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164 pages).

[编辑] 著作的中文版

1.1997年:《边缘人:许烺光回忆录》中文版,徐隆德博士译,台北,南天书局. (301 pages).

2.1997年:《美国梦的挑战》中文版,单德兴博士译,台北,南天书局. (186 pages).

3.1997年:《驱逐捣蛋者》中文版,王芃博士、徐隆德博士译,台北,南天书局. (182 pages).

4.1999年:《边缘人:许烺光回忆录》My life as a Marginal Man : Autobiographical Discussions with Francis L.K. Hsu, with George L. T. Hsu and Francis Hsu’s Family. 台北,南天书局. (248 pages).

5.2000年:《文化人类学新论》中文版,张瑞德博士译,台北,南天书局. (219 pages).

6.2000年:《家元:日本的真髓》中文版,于嘉云博士译,台北,南天书局. (254 pages).

7.2001年:《祖荫下》中文版,王芃博士、徐隆德博士译台北,南天书局. (333 pages).

8.2002年:《中国人与美国人》中文版,徐隆德博士译,台北,南天书局. (587 pages).

9.2002年:《宗族、种姓与社团》中文版,黄光国博士译,台北,南天书局. (353 pages).

10.2002年:《彻底个人主义的省思》中文版,许木柱博士译,台北,南天书局. (593 pages).

[编辑] 相关连结

心理文化学博客[1]

许烺光心理文化学研究会[2]

取自“http://zh.wikipedia.org/zh-cn/%E8%AE%B8%E7%83%BA%E5%85%89”

4个分类: 1909年出生 | 1999年逝世 | 美国人类学家 | 中国人类学家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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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从来没有听说有这个牛人??

家园 不好意思,没听说过

让我们听河里专家的吧。

家园 我高中时钻研过精神分析,知道Ruth Benedict

鲁思·本尼迪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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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th Benedict

出生 1887年6月6日

美国纽约市

逝世 1948年9月17日

美国纽约市

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原姓Fulton),美国人类学家。20世纪初少数的女性学者,受到法兰兹·鲍亚士(Franz Boas)的影响,同艾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提出最早的文化形貌论(Cultural Configuration),认为文化如同个人,具有不同的类型与特征。

本尼迪克特早年学习英国文学,故其作品文笔高妙,并善于作诗以及细腻的描述。她的作品中,尤以《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与《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最为著名。尽管她论述的重要性已被其他理论取代,但其著作中提出的问题与关怀,至今仍受到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重视与关注。

目录 [隐藏]

1 生平

1.1 成年

1.2 进入人类学界

1.3 文化模式

1.4 晚年

2 理论研究

3 影响

4 著作书籍

[编辑] 生平

鲁思·本尼迪克特于1887年6月6日生于纽约市,本名鲁思·富尔顿。父亲佛雷迪·富尔顿(Fredock S. Fulton)是名外科医生,母亲碧翠丝·夏塔克(Beatrice Shattuck)则受过高等教育。'鲁思一岁时父亲染上怪病,全家被迫迁回位在雪南哥山谷(Shenango Vallery)的农庄与祖父母居住。隔年妹妹玛洁莉·富尔顿(Margery·Fulton)诞生,可几星期后父亲病逝,全家顿时陷入贫困之中。

鲁思的母亲为了支撑家计,于她五岁时到附近的诺维镇(Norwich town)担任教师,并兼任图书馆管理员的工作。1894年,为了配合工作需要,母亲索性带着她与妹妹迁居到蒙大拿州、明尼苏达州和水牛城等地,然后暑假时又回到娘家与一位寡居的阿姨同住。上高中后,她开始从事些写作,以及些许的家事,虽然后者她显然无法如前者般胜任。

由于患有轻微的重听,小时候的鲁思反应有些迟钝,这使她常被亲戚和其他成年人以为有些痴呆,因而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但也养成她文静甚至孤僻的个性。

[编辑] 成年

1905年,鲁思与妹妹一同就读母亲的母校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主修英国文学。在校期间她个性依旧孤僻,却有不错的人际关系。1909年自学院毕业,在两位同学邀请下前往欧洲旅行一年。返国后她同母亲居住在水牛城,并在慈善组织会社(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y)工作一年,然后又前往洛杉矶的西湖女子学校(Westlake School for Girls,1991年和哈佛男子学校合并成哈佛西湖学校)任教一年,隔年又前往加利福尼亚州的帕萨迪纳教书。由于已婚的妹住在附近,这段期间她常接替母职,照顾妹妹的小孩,这也让鲁思产生养儿育女的想法。

1913年,也是在加州教书的第二年,鲁思回母亲娘家时同大学同学的哥哥史坦利·本尼迪克特(Stanley Benedict)坠入情网,虽然暑假过后她又回到加州,但两人终究于1914年结婚。这时史坦利正在康乃尔大学的康奈尔威尔医学院担任生物化学家,因此婚后两人搬到纽约市近郊居住,鲁思则担任全职的家庭主妇。

婚后不久,鲁思开始积极达成生育小孩的心愿,然而事与愿违,加上成天在家又无事可做,让她陷入苦恼;她试图完成关于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但却始终无法完成。终于在1916年12月,她决定找份事做,并在半年后组织一只十二人的护士工作队,同年正式完成《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然而却遭到出版社退稿(直到1959年,该手稿才被收录在另一本书中出版)。

[编辑] 进入人类学界

1921年的鲁思·本尼迪克特1914年至1918年之间,鲁思·本尼迪克特与丈夫不断搬家,而她的两个心愿——生育小孩与找份工作,却始终难以达成。直到1919年前往社会研究新学院(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1997年改名为The New School)旁听后,才有所改变。旁听的两年,她上过艾尔丝·帕森思(Elsie Clews Parsons)、亚历山大·戈登怀瑟(Alexander Goldenweiser)两位人类学家的课程后,对人类学产生兴趣,因此1921年鲁思·本尼迪克特决定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在法兰兹·鲍亚士下学习三个学期。由于当时已年满35岁,依校方规定无法领取奖学金,因此必须兼任编辑和教师职务才能维生,这段期间她向一位教师租赁大学附近一栋小房子居住,假日才回去与丈夫同住。1922年拿到博士学位后,她接任法兰兹·鲍亚士的助教,同时继续旁听鲍亚士的课程,这段期间她也认识了艾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以及刚就读大学的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

1923年起,鲁思·本尼迪克特担任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一年聘任一次的讲师,并讲授几门美术课程。同年又与丈夫到欧洲旅行,参加在罗马举行的国际美洲研究会议。隔年夏天,她首次到祖尼人(Zuni)部落进行田野调查,然后1925年夏天到再次到前者与柯契地族(Cochiti),1927年到皮马族(Pima),1931年获得赞助,又带领学生到麦斯卡罗族(Mescalero)进行研究。在这些短期田野调查之中,鲁思一方面纪录整理大量即将消失的传说与仪式,另一方面又逐渐构思出文化形貌论(Cultural Configuration)的想法。

1931年,鲁思·本尼迪克特正式与丈夫史坦利·本尼迪克特分居,同年接任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助理教授的职位。

[编辑] 文化模式

参见:文化模式

1932年,阿弗烈·克鲁伯(Alfred Kroeber)以访问教授的身分到哥伦比亚大学开课一学期,原本他打算讲授世界文明史的课程,但在鲍亚士强烈要求下,被迫改讲南美洲高地文化。这让鲁思·本尼迪克特感到十分失望与愤怒:原本她打算借此机会理解克鲁伯与她想法相似的理论,但这机会显然失去了。因此,她决定写一本著作谈论文化形貌论的概念。经过两年的修订与整理,终于出版了该著作:《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

在著作中,鲁思大量引用了田野资料塑造出三个不同的文化:普布罗族(Pueblo)、多布族(Dobu)和夸奇乌托族国(Kwakuitl),并引用尼采的论述,以日神型、酒神型与夸大妄想型这三种人格特质分析三个民族的性格,并认为文化本身其实如同个人,可以分成许多不同的人格类型,每种类型使文化产生不同的差异,也塑造出民族集体的性格。由此引申,她暗示著强烈的文化相对论观点:每个文化各有自身的特性,因此不存在谁好谁坏,谁优谁劣的绝对判别。另外,鲁思引用了大量心理学,特别是精神分析的术语与观点描述文化,并首先以个人的文化适应与成长方入研究文化的项目之中。这在当时的人类学界引起相当大的讨论,也对鲁思·本尼迪克特之后的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

1936年,由于鲍亚士病倒,被迫辞去系主任的职务,本尼迪克特开始接任系务工作,并在1937年至1939年之间担任代理系主任。原本当时的学院长哈佛·李·麦克班(Howard Lee McBain)打算任命她担任系主任,可是麦克班却在1936年病逝,因此该职位最后由瑞弗·林顿(Ralph Linton)接任。

1939年暑假鲁思·本尼迪克特带领学生到黑足族(Blackfoot)进行田野调查后,便回加利福尼亚州的姨妈家休假一年,同时专心撰写《种族:科学与政治》(Race:Science and Politics),希望透过该书表达反对纳粹种族中心论的立场。隔年秋天,她受邀为布林茅尔学院(Bryn Mawr College)的安纳·萧纪念讲座1941年春季课程讲课。为此她发表了“和谐”(Synergy)为题的演讲,借此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谐为促进人类进步之社会,与此相反者则为恶,应为人们所唾弃。

[编辑] 晚年

参见:菊与刀

1941年,随着战事日渐升温,鲁思·本尼迪克特被邀请担任国家研究会饮食习惯委员会(Committee On Food Habits of th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委员,开始研究各文化与饮食之间的关系。这段期间,她逐渐展开对国民性格的研究,并提出一些报告与摘要。1943年,鲁思开始接触各参战国的文化资料,并出版了一系列介绍罗马尼亚、泰国等国的著作,以及名为《人类的种族》(The Race of Mamkind)的小册子。

由于遭到排挤,鲁思放弃欧洲文化的研究,转而投入研究日本文化的团队,由于她巧妙回避掉当时研究者对心理学研究方式的论战,使其成果远远比它人丰硕。1945年,她请假回到加利福尼亚州专新写作《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并于隔年完书付梓。

《菊与刀》是鲁思·本尼迪克特以文化遥距研究法做出来的成果:她透过当时日本发布的宣传电影、集中营中的日裔美国人和战俘的访谈纪录以及日本人的文学作品中收集资料,重新建构出日本文化以及对日本战后重建的期许。书中,她不但以文化形貌论谈论日本文化的特质,并从孩童教养的角度颇析日本人的生命史。其细腻的描述摆脱了学术上的论战,也因此掀起了读者们的好奇心与之后美国的日本研究风潮。

1946年6月,鲁思·本尼迪克特获颁美国大学妇女联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的杰出女性奖,同年秋天回到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并获选为美国人类学学会(American Anthropology Association)主席,同时申请到“哥伦比亚大学当代文化研究”(Columbia University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Cultures)的研究计划。1947年7月1日她正式被哥伦比亚大学获聘为教授。

由于计划庞大复杂,任职的系所又不支持,鲁思被迫整天忙于公务。1948年5月,她出席联合国文教组织在捷克波德布拉迪(Poděbrady)举行的研讨会,回国第二天便罹患冠状血栓症。五天之后病逝于医院,享年61岁。

[编辑] 理论研究

参见:文化形貌论

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里提到的祖尼人鲁思·本尼迪克特的理论乃基于强烈的文化相对论观点:她认为所有的文化都会自然发展出一个类型,这个类型如同个人的人格般,虽然会随时间而变迁,但经过一段时间后便逐渐稳定下来,进而形成固定的模式。各文化的模式千奇百种,差异甚大,它们也各有各的长处,分别发展出独树一格的优势。因此,我们不该否定任何文化的价值,而独尊自身文化的优势。

这个理论最大的特色是在对各种文化的详实描述:本尼迪克特擅长整理各部落的传说与诗歌,以及对仪式的细腻描述,然后汇集成丰富的文化描写,从而建构起数个典型的文化模式。这点尤以《文化模式》表达最为清楚。虽然形貌论并未解释这些典型如何产生,且描述重于数据与分析,但却确切描绘出多元文化存在的必要性。

在此之外,本尼迪克特引用心理学的概念,认为各文化的适应与人格密切相关:特定的极端人格可能活跃于甲文化,却可能被乙文化视为病态。因此,所谓人格的好坏或健康与否并无标准,一切全赖各文化模式偏好或厌弃那种类型而已。这暗示许多西方人肯定的价值观并非放诸四海接准,反倒是许多时期的重要群体如清教徒等,却可能具有严重的偏差人格。

[编辑] 影响

本尼迪克特的理论虽源自于法兰兹·鲍亚士,但她的文化形貌论对大众的影响却远高于前者:优美文笔下呈现的仪式与传说,使她的民族志不再是枯燥乏味的纪录,反而深深影响对人类学认识不深的多数民众,使得早期带有神秘色彩的人类学研究逐渐被美国大众认识与接受。由此传承至玛格丽特·米德,人类学逐渐成为重要的学门,两人也成为美国最著名的人类学家之一。

另外,本尼迪克特晚年的著作《菊与刀》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美国对日本的接管政策,其中如保留日本天皇等方针都为当局所接受。但更重要的是,此著作开启了西方对日本文化的研究热潮,使得战前对日本一无所知的情形彻底扭转过来。

虽然本尼迪克特的理论的地位已被取代,但其著作仍不失阅读价值。1995年10月20日,美国邮政服务(United States Postal Service)为了纪念她的贡献,发行一套印有她头像图案的邮票。

[编辑] 著作书籍

1934年:《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

1940年:《种族:科学与政治》(Race:Science and Politics)

1943年:《人类的种族》(The Race of Mamkind)

1946年:《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取自“http://zh.wikipedia.org/zh-cn/%E9%B2%81%E6%80%9D%C2%B7%E6%9C%AC%E5%B0%BC%E8%BF%AA%E5%85%8B%E7%89%B9”

3个分类: 美国人类学家 | 1887年出生 | 1948年逝世

大牛人一个,远距离文化研究,可以摸清楚日本人。不知道她有没有研究过中国人?

家园 这种文明论有点太泛泛而谈

我觉得在杰瑞德·戴尔蒙德之后都应该把气候变迁、地理条件和生产技术的扩散、积累以及人口因素考虑进去。

这种某某某比某某某强,是因为他们有某某文明某某智慧这种说法太空洞了。文明和智慧不是空中楼阁。套句经典的马列主义说法,我们看到的文明——政治、经济制度、文化、哲学,都是上层建筑,都是建立在一般看不到的文明——生产方式和生产规模基础上的。

家园 我还没有张贴全文。而且是简史,前面大部分论述了你的问题
家园 《菊与刀》的作者?

肯定是牛人一个。

萨苏曾经给这本书做过评注,见萨苏:【原创】萨评版《菊与刀》付梓

提醒一下:你引用里放的枝节性东西太多了,不利于读者阅读。

家园 这方面的研究水平,中国太差了;大国游戏,必须补课

要补的其中一课,必须就是这样的研究思路,方法和眼光。

否则,对自己的对手一无所知,如何大国游戏?

一天到晚窝在国内,自己砍自己--比如无知愤青韩寒现在号召80后砍TG--始终没有出息。

要出去砍人,不搞好分析,只会把裤衩输掉。

中国人什么时候冲出去砍人,像汉武帝时代和唐代,什么时候就大国崛起了。

家园 谢谢,已经照办了,不错!
家园 人家居高临下当神话故事那么一说,看把咱们高兴的

中国人彻底皈依马克思主义的前景,是不可能的

连国都重建了,还不可能啊,这人对中国的预测力也太搞笑了吧。西方有些人茶余饭后就喜欢拿东方文化当八卦,有的弄得还很当回事的样子,所谓japanese junkie,像甲骨文老总哈利森那样的,好赖乌也有不少,什么佛,道,禅,茶,剑等等,再加上个达赖,全是一帮吃多撑着的,从来没成为主流意识的一部份。

对西方这种偏支旁流,东方人没必要太把自己当回事,看老祖宗的东西就是好,连洋鬼子都当个宝,是可以当个宝,但那是在整个世界都西化以后才发生的时尚,就如同犀利哥那样的,多火啊。

家园 分数不够。用嘴巴砸一臭鸡蛋。
家园 此话水平不高。
家园 林顿的文章里,有些结论是可以探讨一下的

林顿的文章里,有些结论是可以探讨一下的。例如这段:

因为中国农民不实行长子继承制,而是让所有的儿子平分地产,所以他们的地产总是不断地处在分割之中。这就是说,一部分农村人口总是不断地被挤出自己的土地而沦为无产游民,到近代则沦为人力车夫之类的城市贫民。每当饥荒和战争的控制机制丧失之际,中国的人口就迅速增加,体力劳动的产业就无法支持过多的人口,无业游民就被用来从事最沉重最粗笨的劳动。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支源源不绝的劳动大军,正是因为他们甘愿干最苦最低贱的工作,所以奴隶制在中国从来就没有扎住根。大户人家的女佣是从小买进的,她们可以被认为是奴隶,然而实际上她们是作为家庭成员长大的,她们成年时,主人有责任为她们找婆家。皇宫里使用奴隶,但是中国没有西方那种非常发达的大规模的奴隶制。西方那种奴隶制在中国不可能发展起来,因为使用无业游民更为价廉合算。直到机器时代之后,他们才因为使用奴隶劳动而受到良心的谴责。在机器生产中,使用雇佣劳动显然是更为便宜的。把工人的劳动当做商品,等他老弱病残就把他撵出工厂,显然是更加便宜的。如果把劳动者当奴隶占有,因而不得不在他老弱病残时给他以照顾,那就反而不大划算了。

这里他把产生无业游民归结为不实行长子继承制度,不断分家的关系。这未免跳跃太大。实际的原因则是有限的田地、粮食生产和不断增长的人口之间的矛盾。不论搞不搞长子继承制度,只要资源是有限的,而人口是不受控制增长的,那么人均资源总是越来越少的。剩余劳动力总是要出现的。而土地兼并无疑增快了这个进程。

而把中国奴隶制的不兴盛归结为有大量无业游民的存在也是有问题的。他的论点是使用无业游民更为价廉合算。问题在于这个论断并没有直接的数据支持。西方罗马式奴隶制的奴隶来源是本国的罪犯(罪犯奴隶)或者是欠债无法清偿者(即债务奴隶),要么就是战争中俘获的大量外国人。最后是奴隶的后代。战俘奴隶在罗马向外扩张时成为奴隶的最大来源。而一旦帝国扩张停止,奴隶的来源减少,帝国的经济也就逐渐从根基上出现裂缝了。而到西罗马灭亡前后,传统的奴隶制度已经逐渐为农奴制所代替了。

而中国的情况则不同。中国的情况是王朝初年,人少地多,总是有大量的自耕农存在。虽然在王朝建立过程中有屯田形式。但这种剥削其实是政府直接作为剥削者存在的。中间没有再经过豪强地主的盘剥。所以农民的负担反而较小。而自战国开始,为了支持庞大的战争开销,政府必须压制豪强地主的从中盘剥,直接把大头拿在自己手里。所以各国的改革都强调中央集权,抑制豪强,让政府直接从农民那里收取剩余。

此后的改朝换代都大多以战争形式。战争一方面打破了前朝的土地兼并,消灭了大量人口,为重新分配土地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也迫使政府采用最高的搜刮手段,消灭抑制中间盘剥阶层以获得足够的军费。所以中国自战国后的各个朝代大多在先天上就反对豪强,是个扁平化的赋税吸收机器。这种结构自不利于奴隶制度的产生。也不利于任何一种领主制度。当然,这也不是没有例外。当中国长期分裂(如魏晋南北朝和唐朝藩镇割据时期)时,类似于西方的奴隶制和农奴制(部曲制)就产生了。

值得指出的,是随着王朝的日益衰朽,扁平化的赋税吸收机器不断退化。越来越多的利益集团插到政府与平民之间,截流利益或加重平民的负担。同时人口压力随着人口增长加重。人均收益减少。这样政府总是到最后陷入财政危机。(例如对于这类利益集团控制最少的明朝也就成了财政危机最为严重的朝代之一。)于是王朝能够动用的资源越来越少,最终被武力推翻。

家园 献花。同意。我佩服的是Linton作为人类学家的敏感

他不擅长经济学,看得出来。

但是他可以直觉的提出来,卢梭可能是受到中国的思想影响;同时预言,中国人是“智慧老翁”型,不会像粗鄙的老毛子,遇到什么东西都一惊一砸,这就是他作为人类学家的特有敏感了。

他们那一代人,比如Ruth Benedict,都有同样的素质。

任大侠客出手,学到东西,厉害,佩服。

我还是小学生,在西西河如鱼得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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