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留苏数学家的八卦 -- 积善
我反正觉得，“文革”就凭废除高考一样，
也足以不朽。
李：您刚提到Shoenberg，他原来是哪一国人？
管：是英国人，他是卡皮查在剑桥时，当过卡皮查的学生，卡皮查回苏联时他学业尚未完成，就跟着卡皮查到苏联完成学业，然后又回到英国。所以他在苏联期间学了俄文。苏联的教材教学，都充满了爱国情绪，俄罗斯特别强调。很多西方发明的东西，苏联人都说是他们的发明，除了电磁波是西方人发明篡改不了，但是无线电做成电报是意大利人马可尼，苏联说马可尼是一个骗子，实际上是俄国人波穆夫做的。另外如电灯泡、电影这些都说是俄国人发明的。苏联人特别崇拜一个人叫罗蒙诺索夫（编注：Mikhail Vasilyevich Lomonosov，1711-1765，俄国化学家），这个就有点像中国的诸葛亮，是古代一个很聪明的人。他这个人似乎什么都会，俄文文法就是他创建的。后来有个笑话说无线电也是苏联发明的，因为在挖考古资料时都没有挖到电线杆，表示苏联在远古时期就发明无线电。另外还有笑话：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到西方去访问，有一次在美国宴会上用的餐具都是金子的，所以他们很想偷回去，但是赫鲁晓夫坐在主位，大家都跟他谈话，所以他没有机会，米高扬有机会就把餐具放到口袋里去，赫鲁晓夫就很嫉妒。后来他就跟在座的人说，我要变一个魔术，我把餐具放到我的口袋，就可以变到米高扬的口袋里去，他就把餐具放到口袋里，再从米高扬口袋变出来。
我们再讲苏联的社会现象。苏联当时很少听到凶杀案这一类的事，由于苏联时禁止私人有武器。不想美国人有人会持枪杀人、抢劫，苏联者的比较少这类的案件，另外有个原因可能是没有特定的对象可以抢，没有特别有钱的人，绑票也没什么用。在中国毛泽东时代也没有听说有绑架的，我们小的时候倒是有，因为我们家比较有钱，晚上都要藏起来，到了共产党是没有绑票，等于说没有特别有钱的人，你绑了也没有用，生活比较单纯清静，倒是可以这样说。
但是有很多小偷，我举例来说，比如到哈尔科夫，我是路过那里，我有一个习惯，没去过的地方，去一下总是比较好奇，我就到市中心一个五层楼的百货大楼逛一下，到了五楼时看见一个东西想要买，伸手到口袋想要掏钱时，就发现一只毛手正在我的口袋里，他就把我的手一甩，还骂我一声“你疯了，干吗抓我手”，实际上是他要偷我的钱。我看那个人穿着西装，带着礼帽，很整齐，不像小偷，但是他也很紧张，知道被人发现了，掉头就走下楼梯。我当时很幼稚，就跟着他下楼，到了一楼门口有一位警察，我就跟警察用手比划，说那个人是小偷，警察笑笑也没有行动，我就再跟警察说再不抓的话他就逃走了。后来警察把我的手拦下，告诉我说，这样很危险，他们都是一伙的，如果被他们知道的话，你将来会受不了，以后有这种事，你就要偷偷的做，不要用手指。听警察这么一说，我自己吓坏了，赶紧溜到火车站离开了。
后来我回到第比利斯时，就告诉一个捷克同学，他笑一笑说，苏联的警察胆子小，他怕得罪了小偷一伙，苏联警察只会吓唬过马路的老太婆不受交通规矩。
苏联的习惯是男生不能穿短裤，女的一定要穿裙子（除了在军队服务的以外），其他包括冬天都要穿裙子，这是苏联的规矩，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变。
另外一次小偷事件发生在顿河上的罗斯托夫城，那次是在路上跟地摊买一本地图，好像是四十卢布，我拿一百卢布去找，找回来六十卢布放在口袋里，然后我就上了一个电车。上电车后我觉得是人比较多，我的警惕性还是比较差，后来我就摸我的口袋发现钱没有了，连护照也没有了，这个问题比较严重。我当然就很着急，赶紧回头看我后头什么人，后头一个人笑嘻嘻的把我的护照递给我，我就说，还有钱呢？他就说，你上车时在车门口钱就被偷了，护照掉在地上我帮你拣起来的，那个人已经溜了。后来我想不对，就要他跟我下车找警察，一般的人如果觉得作了好事你还这样埋怨我，一定会很生气，可是他也不生气，就老老实实跟我下车，还跟我走了一段。后来我就想起之前警察告诉我他们都是一伙的，我就怕危险，就跟他说算了，还跟他道谢。
还有一次在莫斯科，莫斯科市政府旁边有一间书店，我在那里想要买书，觉得我的口袋好像有点动静，我马上警觉说有小偷，一看后面一个人也是穿着很整齐，你问他，他当然不承认，再看他后头有一个小孩，他已经把钱递给那个小孩了，那小孩马上就离开书店走了，我就追那个小孩，小孩一出书店就跑进一个胡同，刚好是市政府跟书店之间的胡同，追了一段，我觉得我追不上他，后来又想起我是一个外国人，在路上追一个小孩好像不太好，就算了。
还有一次在莫斯科市，苏联科学院为中国科学院派去的学生搞一个集体宿舍。在集体宿舍里面，两个人一个房间，中国人在星期六晚上开会跳舞，其中有一个人在研究所加班没有回来，另一个人到楼下公共浴室去洗澡，洗完澡回来发现房门锁上了，他也开不开，他以为是另一位室友回来了，在里头睡觉，但敲门也不开。实际上里头有一个小偷，小偷也不敢出来，就像从窗户溜走，可是房间楼层高，跳下去不行的，小偷就把白床单撕了，撕成长条状，一条接一条，想当作绳子一样下去。正当他把床单往窗台撂下去时，当时正当傍晚，研究所的同学刚好回来，发现怎么从自己的房间丢出一条白床单，就觉得很奇怪，就站在那看，小偷就不敢下来，外面看的人越来越多，里头敲门的人就报警了，警察来了以后就想办法把门用力砸破，一看是宿舍里的电工，他乘着大家去跳舞时进去宿舍想偷东西，其实也没有什么钱可以偷，后来他当然是被捉去了。
西方世界像美国频传的当街抢劫，这一类的事，苏联倒是没有，他只是偷。苏联买东西要排队，很多妇女提个篮子，小偷就从后头篮子里拿东西，排在后面的人看见了，也不敢说，因为大部分是女的，小偷手上有刮胡刀，从你脸上一划，你就破相了，所以就不敢吭声。我弟弟有一次在公车上看见一人偷另一个人的东西，他就要嚷嚷，后来苏联人制止他，说这样非常危险。苏联就是小偷比较多，这是他们的社会现象。
此外，各级的领导都是外行领导内行，毛泽东讲的，反右时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毛泽东的名言是“外行领导内行是普遍规律”，梅兰芳是中国京剧团团长，是唱旦角的，对老生花脸来说也是外行，所以他当团长也是外行领导内行。在大跃进时，比较好的是解放思想，科学院因此成立四个所，郭沫若当院长，张劲夫当党组书记，五八年成立了“半导体研究所”、“自动化研究所”、“计算机研究所”和“电子研究所”等四个研究所，对后来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其中“半导体所”和“电子所”相当一部分是从物理所分出去的，半导体所原来是物理所的研究室。总之，那个时期也有正确的地方，但是更重要的是，在外行的领导下，出现了浮夸风。
钱学森有一个超声波运动，把超声波的功能夸大了，超声波又可治病什么的，我当时不在国内，他在大陆一直提倡特异功能。当时有两个典型事件，一个事件是在物理所，说是成功的做成有机半导体，比现在的半导体材料成本便宜很多。来源是根据苏联的广播“塔斯社”说苏联成功做成有机半导体，苏联后来也是声明说是报道有错误。那时物理所有一个人叫陈春先，也是留苏的，大学毕业就回来，他在苏联就发表过一些文章。他说能表演用有机半导体做成半导体的收音机能发声，以至于郭沫若（当时是科学院院长）都请他和物理所的人吃饭，人民日报都头版头条刊载这则新闻。实际上他是弄虚作假，那个半导体收音机，是弄一个二极管，不是三极管，所以完全是假的。研究半导体当时在大陆有一位很有名的叫王守武，他当时就说这是假的，李德仲就是物理所党委书记（当时我不在大陆），就说不准动摇军心，影响士气，不准王守武讲，结果就看着那些弄虚作假的人扶摇直上，还在物理所弄了一个有机半导体的实验室，当然最后什么也没有搞成。
六〇年开始出现镭射（大陆翻译成激光），陈春先马上开始做镭射。当时是用红宝石，物理所是生产红宝石的（用火焰法），但是质量不好，所以做出来的镭射也不好。当时有电子所从欧洲进口红宝石质量当然比较高，陈春先就要向他们借红宝石（当时进口红宝石好像是不得了的事），电子所的人不肯借，陈春先就说这是国家的钱买的，你们凭什么垄断。所以就告到张劲夫那，张劲夫就说你们一定要借。陈春先就借了，他的实验是乱七八糟乱来，第一次实验就把红宝石给打坏了，陈春先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不要说坏了，请电子所的人来合作一起做实验，让他们来放电，一放电就发现坏掉，这样就不是他的责任。后来电子所的人来了也发现坏了，可是电子所的人并不那么紧张，原来电子所借给他的还是一个国产的，这就表示当时尔虞我诈。后来陈春先和我的矛盾非常大，中间闹过一些事以后，甚至登了六七天报纸，差点物理所给他打下去了，这是以后我当所长的事。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也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搞一阵子镭射没搞出什么名堂，他又去搞受控热核反应，这是大事，台湾到现在都还缺门，实际上二机部，已经专门有人在搞这个，而且在西南有一个专门的研究所，你在物理所的一个实验室怎么可以搞，但是他硬是要这样搞。
超声波时期，曾昭抡先生实验室有人称做出了超声波引发聚合，曾先生当时刚被打倒，也许是有余悸，没发表不同意见。之后这个还受表彰了。
纳米材料身上，有一点点超声波的影子
20年了，一句也没记住。
黄河要不要这本管校长的回忆录？我也有。你要是想看，短信给我你的邮箱。
脑子一热，啥都敢干
丢人啊
要从时间上看，波波夫（1894）还比马可尼（1895）试验成功早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