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重看土地改革的历史意义 -- wage
理解中国的发展，或者说我们尝试着去找出一些可解释、或者可施行的模式，必须得首先假定，这是一个曲折的，带有局部往返的过程。其中有错误，也更有试错。
既然有错误，就要改回来；但不见得所有的人都会同意。这就是这里的故事。
但如果我们的改革，尤其是仅论一个方向而言，如果进行了20-30年都没有错误，那也是自欺欺人。
而所谓既得利益者，就是对的时候也可以喊错，错的时候也可以喊对，纯粹看自身利益而已。
这些是扯远了。
南方报系的记者真是没水平
脑子有问题。除了骂人，你提出哪怕一个数据与事实没有？都不稀罕给你投弹！
而且抗日期间由于根据地税负压力主要是在地主等富裕阶级上，华北地区土地有重新分散化得趋势的。问题是有许多人学术态度确实有问题，故意用有选择的小样本代表大区域甚至全国的情况。有时间看看秦晖的文章吧。从历史到国外，许多句子单看好像都有道理，要害在起承转合。不用逻辑关系几个转结论就出来了。
也可能你没有脸，那就无所谓了
是不是那个拿关中土地情况说事，认为土地问题不像TG说的那么惨的雪茄？
显摆自己无知者无畏？
我还以为你是没面皮人啦。
请使用流行语“言论自由”
最关键的是，秦晖把官逼民反中地主的作用去掉，完全忽视了官府与地主的几乎浑然一体联系。秦晖所谓“传统时代中国的基本矛盾不是地主和佃户的矛盾，而是官府和平民的矛盾，或者说朝廷和平民的矛盾”这就是脱离实际的理论空话。
说太多理论容易引起争辩。直接引用民国要人黄绍竑《五十回忆》（177页，岳麓书社，1999年出版）的看法。事情是北伐占领武汉后，国共分裂很明显了，有中共分子（小平同志？）秘密劝他在广西实行“耕者有其田”政策，成为中国之列宁。黄绍竑说了一番大实话：士兵们对于阶级斗争毫无认识，历史养成服从长官的命令。至于官长，十九是家里有几亩田的小地主子弟，其余没有土地的长官，当了官长也想置几亩田，做他下半世的生活基础，必不会盲目服从我的命令，甚至因为防我剥削他们的权利，而仇视我，反抗我，到时候我又怎么办呢？我本来也是个小地主，纵然我能超越阶级不顾成败去做，他们肯跟着这样做么？
简单几句，把国共分裂以及国民党左派失败的关键都涉及了。其实，不仅仅军队如此，以往政权中，官府从上到下，哪里不是地主子弟以及未来的大地主占绝对优势？古语“陛下与士大夫治天下,而非与百姓治天下。”这可是实实在在的啊。特别是明朝规定吏不准参加科举以后，官府与地方联系更加纤弱。县以下几乎就是本乡士绅掌握的。保甲等掌握基层政权，宗法等掌握族权。太平天国以后，地主办团练更掌握了军事力量，所谓官和权贵其实不都是大地主吗？更极端点，皇帝不过是被推出来的代表，危难时候完全可以换马的，三国鲁肃对孙权说的话完全可以解释王朝覆灭时下面地主的部分心态。所以，理论上官府和皇帝当然不愿意过分剥削农民，可是下面掌握权力的“地主们”为了自家“潜规则”可毫不犹豫。所谓官逼民反，其实就是地主特别是权贵大地主对农民（包括部分中小地主）剥皮的表现而已。
费正清说过，1949年以前，上层各级政府除征税外，其职能一直没有渗透到村落社区中。所以完全掌握了乡村政治经济的地主必须承担农村经济破败的大部分责任。就拿秦晖说的明税加暗税和夹带来说吧。偷懒一下，同样就以黄绍竑《五十回忆》192页中说到的事：1927年为堵截叶挺南昌起义部队，他驻军汕头，结果当地士绅殷勤前来主动要求替部队筹饷。原来给军队十万，他们至少向下摊派二十万。因此官府得骂名，他们落好处。
这并不是个别现象。据美国农业经济学家，20年代金陵大学农业经济学教授卜凯《中国土地利用》记载：华北每公顷普通田地农民向县政府所纳之税额，1932年华北地区为4.15元，合每亩0.2767元。而以华北三省政府世纪田赋及附加税额征数计算，三省平均每亩实际赋役负担为0.1826元。多出部分，自然进了从村到县各级贪官污吏的腰包。这些贪官污吏，多数不是本乡就是外乡的地主啊。所以把官逼民反的责任放到地主身上，大方向是应该的。这样的官府与地主合一最典型的，就是清覆灭后各地军阀。
刘文彩的收租院与水牢等细节是有宣传作假，但是其盘剥本质没法抹去。否则，与日本右翼企图通过对人数的纠缠否定整个南京大屠杀就是相去不远了。
反驳了对土改的否定，土改的历史意义基本也就清楚了。对于台湾等比较温和的有偿土改，主要是经济和部分政治意义。而中国等剧烈的土地革命，更有强烈社会与政治意义。
经济意义就是在经济上解放了生产力，保证粮食供应与国家稳定；同时让国家代替地主掌握了农业产品，为工业化作资本与原料积累。中国土改过程中，在1950-1952年间，农业总产量以每年15%的速度递增，1952年增幅最高。超过了民国最高的1936年。同时土改后国家的税收约占农业总产量的30%左右，是1949年前的两倍，但是主要是由较富裕的农民来承担。有意思的是，根据温铁军估计，民国地主掌握的农产品比例，也差不多是30%。所以把寄生的地主去掉后，虽然国家掌握的农业税收提高了，农村总体负担其实是减轻了，经济环境反而好了。秦晖反复提起流民问题，认为是政府压迫的结果。其实如果土地所有这个根本要素不解决，就算政府扶植农业也是悲剧。记得在网上看过这个一个印度的事情：印度农业灌溉比例比较小，政府想提高投入，大地主引导政府通过对购买水泵等补助的方式进行而不是政府直接修筑水利工程。这样，大地主优先灌溉自己的土地后，还可以对其他搞不起水利投入的小地主和农民收高额灌溉费用。可见，不通过土改改变地主对农村与农业收益的控制权，国家与农民难免被间隔。莫里斯迈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中说的好
毫无疑问，随着国家政权延伸到村级，以及寄生的地主阶级的灭亡， （土改）其中最重要的结果是使政府能够大量调拨农业剩余产品。我们将看到，这是中国工业化的根本前提。
在政治意义上，自耕农在农村政治作用可以类比于城市的中产阶级，一个个普遍分散的小农肯定比少数大地主在政治上安全得多。日本的一亿总中流，也少不了农民与得益于土改的家境改善的农民子弟啊。自民党的农村铁票也是源于土改的。而在中国，可以说是农民与政府相互成就了。按照杜润生的看法，对于政府，土改“重组了基层”。颠覆了传统乡村地主掌握政治经济权力的格局，让政府组织能真正管理到农村。这也就是黄仁宇说的毛泽东重构中国下层结构的意思。同样重要的是，许多城市知识分子经过参与土地改革的过程，锻炼培养成为优秀干部，从组织上保证了TG新生基层政权巩固。毛泽东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个潜移默化的思想改造过程，让青年知识分子真正与底层民众建立血肉联系，效果不比延安整风小。如今TG大搞西部计划和大学生村官，一方面是面对农村宗教与宗族等势力不断抬头的局面掺沙子，提高中央对一线掌握；另外肯定也有培养通基层民情的好苗子的意思。而对于农民，土地改革的重要成果是农民政治意识的普遍提高。QUOTE]如果说土地改革的目标是由上面决定的，那么土改的进程则是由下面的农民完成的。农民感到，正是他们自己改变了自己的生存条件，他们能够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QUOTE]如此深度的政治参与与社会变革，绝对不是参加几次投票能相比的。这其实也就是土改的社会意义所在。记得印度时报一个女记者最惊讶的事情就是，在中国哪怕是打扫厕所的农村女青年，也充满了自信和平等意识。甚至敢主动和她握手，这是民主自由的印度所缺乏。其中原因就在于土改过程对越上层阶级打击越大，而越下层其经济与社会地位上升越多。也许这不符合帕累托最优，可是原先在社会底层挣扎的妇女，贱民等民众是冷暖自知的。需要指出的是，在津巴布韦这样仍然存在一夫多妻问题的国家，本来国家组织好了土改应该也是妇女解放的重大机会的。为什么津巴布韦土改如此失败，社会改造没有完成反而造成农业生产大倒退，一个重要原因是TG的土改是在革命的高潮期进行的，前有近20年苏区与抗日根据地农村工作经验与干部储备，政府的意志与执行力都是一流的；而且当时民心与国势都蓬勃向上，土改是顺势而为。而津巴布韦则是独立革命后20年，前面是内外妥协半途而废的土地分配过程，领导层从上到下基本腐化；当时则是下层冲突激烈，土改是匆忙急就。如此土改如何能成功？倒反应验了黄炎培对毛泽东说那句““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对此，下一部分会谈谈对革命到执政转变的看法。
当然，土改大方向的正确，也不能否认其中有许多问题和无辜的牺牲。最大的问题就是合作化到集体化得进程过快，以至于后来又倒退回包产到户的政策。但是我仍然觉得，如今”二次土改“仍然应该以鼓励农村本地的合作化为上策。否则，农业集约化与农产品流通加工等大部分收益很可能流出农村，落到新型”不在地主“的手里。不过如此大事，我等酱油党也只能多看少说了。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
1 土改的受益者要有做够的工作的愿望，能力，而非洲的农民缺乏这一点。
2 土改的目的是解放人力资源，把人从地主和土地的双重束缚中解脱出来。非洲由于缺乏足够的农业技能和农业所需的社会组织形式，再加上帝国主义捣乱，这一步也是困难重重。
3 土改后，必须工业化。其实无论土改是什么形式，不重要，只要是解放劳动力的土地改革，都可以是好土改。但是没有工业化的土改，就是一定是不好的土改。这一点上，非洲简直就是看不到任何希望。
就我的感觉，TG现在在农村的村一级组织基本瘫痪，不知道土地流转会不会造就新的大地主，从而使农民形成新的依附，使政府对农户彻底失去影响力，那样的话，老一辈共产党人的血算是真的白流了。
当年土改之后，也很快就出现了农地向部分人手里集中的迹象。
关键是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阶段根本无力吸纳土地集中化后的大量失地农民。而农民小生产者的特点，又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在土地流转中居于有利地位——谁能保证那些土地资本家们，不会变成新一代强制拆迁者？谁能保证农民没有三灾六病不得不贱卖土地应急的情况？结果就是要么农民依附于新的大土地所有者，要么就沦为流民。
讲良心的太多，有良心的太少。反正天下大乱，乱不到这帮人精头上，天下大变，变不动他们的根本利益。
基本同意你的后面两条，不过对第一条，我觉得不是非洲农民个性懒散。仍然是社会结构的问题。
以津巴布韦来说，相当比例农村仍然是村社形势，有收获大家分享，比”大锅饭“更容易养懒汉。而且还没有集体化搞大规模基础建设的好处。而且津巴布韦也是妇女主要劳动，我前面提过有钱人多妻让他们替自己劳动。如此落后的社会生态怎么可能提高对土地投入和劳动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