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新年政治经济展望之三：动荡年华（一） -- 井底望天

一

中国和美国在新年里的博弈，基本上是由美国挑起的。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现在的情势，用英文说，就是status quo，造成的结果，自然对中国非常有利。因此中国是没有兴趣和意愿，要去改变这个局面。

当然，如果现在的游戏规则制定者，美国和欧洲要求对现存的体制进行改革，中国自然要求增加自己的权利，而西方自然要求增加中国的责任。这样的一个讨价还价过程，将是这几年的一个主流旋律。

美国现在对中国最大的要求，就是为国际经济危机，尤其是美国的危机买单，希望靠中国的输血来完成美国经济的复苏。

这个要求，基本上是三个方面，一个就是人民币汇率变动，通过人民币的大幅升值，来减轻美国日益高垒的债务。另一个就是关闭美国的部分市场，利用各种贸易保护主义方式来减少对中国产品的进口。最后一个就是开放中国的市场，让各种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害无益的垃圾产品进来，尤其是代表好莱坞利益的电影、唱片等等。而任何可以提高中国技术水平和工艺能力，可以帮助中国制造业升级换代的好东西，那中国就不要妄想了。

这些是经济上的要求，那么政治上的要求，就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上，做美国的副手（side kicker），凡是美国人自己没有本事搞定的，伊朗、阿富汗、叙利亚、也门、缅甸、朝鲜、苏丹、索马里等等，那么你中国人帮我搞定。

不过同时人家也不会忘记更多的机会削弱中国的国家能力，尤其是减弱本来已经势微的中国中央政府的行政能力。这个政策主要就是在所谓支持中国主权的同时，施加压力要求西藏、新疆、内蒙、香港、澳门等地，以及中国的南方省份和东南省份，得到更多的地方“自治权“，培植这些地方的当地势力，从而在一旦中国的中央政府，代表国家，和西方有所争执的时候，这些更多地方自治权利的地方，就可以重演当年清朝时期出现过的所谓“东南互保”的行动。

在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中，西方的学者们，比如说哈佛大学的著名中国学家费正清（俺将会杜绝用“汉学家”来翻译Chinese Scholar这个词，避免陷入人家中国人就是汉人而把非汉人中国人，从中国人这个概念里面分离出去的伎俩），对中国历史的大局势看法主要是两点。

第一点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那就是你大致可以把中国看成两大块，一块主要是中国内地，就是英文的China Proper， 主要是汉文化区，当然也有不少少数民族居住在这个区域。另一块就是边缘地区。

这个边缘地区，就是以前经常提到的四大块：东北地区、蒙古地区、新疆地区和西藏地区。

从中国的历史上来看，如果中央政府可以保持这些地区的安定，那么整个国家就安宁，如果做不到，那么国家的前景就不是太妙。

而早期当主要的安全威胁来源于西北时候，靠近西北的长安就成了帝国的中心。当后来的主要安全威胁来自于东北的时候，靠近东北的北平就成了新的首都。所以这个西京和北京，来自于西部的“安”，和北部的“平”，不是没有其内在的逻辑的。

所以希望中国的西部，可以从“宁”变成“乱”，从而导致整个中国的局势不稳，确实是符合这个逻辑。

可是对中国的另一种看法，就不是很多中国人清楚的了。

那就是起源于唐朝，但是在宋朝开始兴起的中国沿海贸易经济，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后来出现的一直有的“一国两制”之争。当年的海禁政策，可以说是对这种分制的反应。

尤其是在南宋时期发生的以理学和心学为主旋律的正统新儒家学派，和以永嘉学派为副主题的非主流派，最后以程朱在先，陆王在后，建立了其强势地位。

但是这个宋明理学和心学的强势，最后的结果是，导致了全国政权落入外族之手，算是在信用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这种一个国家拥有两种经济模式的结果，就是产生了内地中国这个主要依赖传统农业的社会形态，和海洋中国这个主要依赖于海外的商业和贸易的工商形式。这两种形式的冲突，表现在政治权力的分布上，代表传统的重农经商的儒家思路，在道德高地和名义上占了上风，但是实际经济实力上，沿海的相关工商阶层和代表其利益，来源于这些地方的京官们，则提供了对地方利益的保护作用。

当然因为这些经济利益集团和海外贸易的关系，自然就理所当然产生了买办这个阶层。在这样的内外合作过程中，其实北京的中央政府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对沿海地区的实际控制，只是大家在一个面子上都可以接受的官样文章之下，仍然保持一种双方都可以认可的次序。

因此当鸦片战争爆发之后，英帝国主义势力的强行介入，通过通商口岸、治外法权、和外国租界的模式，就把这种海外贸易集团，和中国沿海维系这些贸易的官商利益集团的关系公开化和合法化了。

在这个时候出现的，其实就是英国和清廷对中国的共治情况，就是说英国通过其经济利益共同体的方式，确立了在海洋中国这个经济体系的实际统治地位。而清廷则通过权力交割，退出对海洋中国的管理权，专心之至地管理它剩下的内地中国。

这个局面后来被称之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半殖民地，那是很准确，虽然半封建这个定义，用词不是太对。

随着后来的各帝国主义之间，从利益争夺，变成利益均沾的内部协调，以及后来美国倡导的门户开放政策，使得在中国共治的一方就成了帝国主义圆桌会议。这个最明显的结果，就是后来的八国联军行动。

而西方宗教上的渗透攻势，导致了洪秀全的拜上帝会的兴起，一场太平天国革命，虽然最后失败，但是对清廷的统治信用打击不小。尽管在清廷的政府管理上面，出现了积极的“同治中兴”，但是北京朝廷对东南和南方的沿海地区，就更是没有多少影响力了。

这种沿海和内地权力来源的冲突，也可以部分地套用在袁世凯的北洋军阀，和孙中山的东南和南方支持者之间的争斗。而蒋介石政府代表的东南沿海势力，和内地各派军阀的对抗，也是这条路子。

能不能段前空几格，每段隔一行？

井大真是高产，花等下文。

由此看来，加强中央集权和地方权利之间的平衡是非常重要的。

结果打好了标题之后因为工作太忙,所以帖子根本就没有第一时间发出来,晕

不管国内砖家叫兽的文章多殷切赤诚，不管是谁的徒弟，门派之间吵开了锅，大家可能看不清谁对谁错。但我想看MD的表现就足以证明，绝对不能升值，奥黑那么急赤白脸的让咱升，不升立刻给小鞋小裤头穿，就说明他的用心，太直白太直接了。。。叮住美元就好像马拉松比赛，第一方阵可以保证不掉队，但是如果急于领跑当第一，风阻大目标也不清晰，动力也就不足了，隐在第一的后面亦步亦趋的跟着，绝对不用怕误伤，雷人电视剧《神探狄仁杰》中最雷人的话“打不死你，累死你！”等MD就剩一口气时，再要他命，至于是否升值那都是水到渠成的了，现在绝对不可以，是关键时期，相信zf的水平不可能连我等p民的不如吧。

对于地方势力做大，的确是隐患，不过我认为若引出另一个方面的变化将更加致命，就是军队和军区的问题。回顾过去，地方势力，门阀财团也好都不如军队的隐患大。所以军区的划分和轮换是一直还可以，可能我还了解的不够，轮换是否涉及中下层军官呢，如果只是高层也是很担心的一件事。不知各位如何判断。另外曾经（现在不知道）地方尤其沿海地区军队的走私和企业做的很厉害，不知除了对战斗力的腐蚀以外还有什么隐患？

这才是最让人担心的.如果高层不和中层一致,则可能权力被架空,而中层利益不少已经被和利益集团捆绑在一起了,和底层的关系几近对立.如果高层试图联合底层制约中层,达到把中层的权力部分下放给底层,部分收回中央,也是困难重重.感觉有些地方机构甚至某些中央直属机构实行的一些惨不忍睹的措施,强奸民意,败坏政府信誉,割裂高层和底层的联系,增加不信任感.而形形色色的制约中央权力的花招冠冕堂皇的以为底层争取权力的面目出现,其实是利益集团为了自身利益拿普通老百姓做挡箭牌.

万一有一天,当矛盾不可调和的时候,该怎么样才能最大的保障国家民族的利益?

二

这个局面在共产党统一了中国之后有所改变。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算是既有汉朝起于关中地区的先例，又有宋朝之后，新政权兴盛于东北的传统。而这个新政权，算是一个对传统的重农轻商思想的反叛，把工业化、现代化定位于国家的首要目标。

但是出于经济上被封锁，真正意义的对外贸易，尤其是沿海的开放，是1978年以后才出现的事情。不过再一次重沿海，轻内地，改革先从南方，然后在从东南，这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路子，就重新印证了中国宋朝以来，对中国的南北和东西的地区差异定性的基本模式：那就是南方的、东部的、海洋的，自然就代表着先进的和前瞻的。而北方的、西部的、内陆的，自然就代表着落后的和保守的。

这种文化上的定位，当然也通过南方和东南的高速经济发展，而得到进一步印证。这个认识，基本上就是N年前出台的一部叫做《河殇》的戏里表露出来。南方所代表的所谓“文化先进”，又因为香港这个东方明珠的加入，而得到更多的支持。

当然如果你把文化的视角放大一点，那么这个北方的、内陆的、黄河的、被人家文化“精英们”开了追悼会要埋掉的，和那个南方的、沿海的、大洋的、被人家吹捧的蓝色文明，哪些是本土的、传统的，哪些又是舶来品、西方传入的？

然后把西方中心论者们，比如说黑格尔和马克斯-韦伯，将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的定义，拿出来对照一下，是不是和俺说的这个中国的南北文化定义，惊人的相似？

这种将现代化定义为西方化和非中国化的西方中心论，要确立的就是西方文明和它的载体国家，所代表的就是中国发展的未来。他们的价值体系就是中国应该跟从的价值体系。而他们的主张，就理所当然占据着真理和道德的高地。

而这种西方中心论的中国当地的买办化发展，就是体现在中国的南方文化上面。那就是中国的南方因为最接近西方的文化体系，因此就是最有前途，和最具备中国内部话语权的地方。

因此不难理解，在80年代，广东方言用词，什么“的士”啊、“巴士”啊，就在大陆的内陆地区流行一时了。而俺们也知道，这些新奇的广东方言，只不过是英文的土俗话的一个符号代换。

这种中国内部的文化亚体系在软实力上的分布，和这种分布带来的中国内部政治权力的分配，再加入沿海经济体系和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的利益共同关联，就可以理解中国各种政策争论背后的大格局了。

因此当外部势力，利用这种经济上的共同联系，再加上文化影响力的施加，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中国中央政府的内部路线之争，从而达到对中国政府政策行为的制约。那么最好的切入点应该在哪里呢?

看一看美国总统奥巴马，到中国去访问，他特别关照的是哪些媒体和哪些人，答案就出来了。

当然只是简单地把南方文化理解成西方文化的中国代入，也是不完全正确。因为西方文化的传播，在香港这个中国最西化的地方，也是不得不进行中国式（这里是广东式）的特色处理，从而产生一种不完全中、也不完全西的非中非西的混合体系。

也不能否认中国的经济、文化、政治和社会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些舶来品的本土化。这些传进来的西方文化，不论是从体的角度，就是说价值体系的载体—宗教信仰、政治制度和道德修养，还是从用的角度，就是说技术层面的载体—科学技术、组织管理和行为规则，都必须经历一个本土消化的过程。你消化得了，自然就是十全大补，身体健康。你消化不了，自然是坏了肚子，营养不良。

尤其是如果你对这套中国南方文化背后承载的西方文化体系，和这个体系制定的现有国际社会所有的规则，采取的是“破帽遮颜过闹市”，夹着尾巴做好人的态度，那么这个转变的好处也是存在的。

看一下俺们东亚的邻居们，从日本到南韩，都是这么一条路子。这条路子，就是在现有的国际体系下，给你留一个位子。你还是可以享受到这个俱乐部分赃体系的红利，当然和人家老会员比起来，你的红包自然要小一号。而在承担俱乐部的义务上面，要你出血的时候，你自然就要出多一点血。

日本签署的广场协定，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而对中国要求的做一个“负责任的利益均沾人士”，和舆论鼓噪的“与国际接轨”也是这个意思。

在这样一种加入什么什么“伟光正”的东东的思维下，对一个只想在现有国际体系下，分一杯残羹的国家和民族来讲，当然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当然日本人现在的困惑在于，俺们脱亚入欧了，荣誉“白人”了，then what？）。可是对于中国这样规模的国家，不关是自己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如果拒绝拉美化的道路的话，都不可能兼容于这个现存国际体系，那么必须依赖于自己的一套文化载体包含的价值体系，来讨价还价，重新定义和修改这个当前的不平等的国际次序，建构一个更加平等和公平的世界格局。

有朋友把2008年以后的世界权利重新分配，称为第二个“雅尔塔协定”。但是中国人需要明白的是，如果中国不考虑到整个国际次序的公平性，只是把自己做为列强的一员，那么这种权利博弈，并不符合中国未来的利益，也不能兼容于中国的文化传统。

图一 1945年雅尔塔协定中，美国、苏联和英国瓜分世界

其实中国关于未来国际次序的见解，在1949年的时候已经成熟。那就是未来的国际次序不可能只是由少数大国说了算，应该采取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方法，寻求参与的国家，不论大小、不管强弱，都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然后通过大家协商和妥协的方法，达到最后的结果。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中国自身内部的文化整合，就必须进行。这个整合的中国新文化，必须能够为中国人在制定国际新次序上面，可以坚守和提供自己的价值体系建议，而不是成为唯唯诺诺，对西方文化体系开出来的清单，全盘签收的局面。

中国学界八十年代以来，一提到社会学就是马克斯韦伯和新教伦理，似乎成了被普遍认可的理论范式了，这很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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