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不晓得哪扪子反呐 ！ -- 老光

邻居大哥真牛呵呵！俺老光文章中的一段话，您竟能揣摩出这扪多的意思出来，使得俺老光不得不服呵呵！！！从前，有句话，叫作说话看水平！当领导的，在官场上混，不学着点哪行呢！解放后不断纤的政治运动，把些人放进那“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七炼八炼，炼出来了，个个都成了‘精’，不及格的，早就被整了下去。直炼到只要领导一开口，便能揣摩出头头的心事来。到了文化大革命时节，一个个越发地小心翼翼，都晓得‘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的道理，所以，说起话来，都求的是‘滴水不漏’，开口之前，首先想到的是切忌莫被他人抓住了把柄呵呵！这公社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就是如此的哟！

不过听说解放初可不是这样的，怎么整成这样儿了呢？

主任的原话和你的解释，两种说法可不能等同，"对待同志像春天般温暖......对待敌人像冬天一样残酷无情"，两种态度怎么可能得出同样的结果呢？你这是混淆了敌我矛盾。

出身不好的又不是敌人，干嘛残酷无情啊？

当时家庭出身不好的员工政治上不受重用是真的，但在单位里还是挺吃香的，无论是队里分组劳动，还是单位里人事调配，家庭出身不好的都更受基层领导欢迎。这是因为：

1.当时有“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个人表现”的政策，成份不好的因政治上不占优势，要想进步的话就会在具体工作中更加勤勤恳恳。

2.成份不好的闲话少，不爱挑刺儿争功，不爱跟领导提意见。

3.成份不好的提升机会小，不会抢掉你的提升机会。

4.成份不好的一般都有文化，参加工作早，因而工资比其他人高，甚至比单位里最高领导的工资还要高。等到单位里有个调工资或是吃救济补助的机会，轮不着他们跟你争。

有这样的好员工，基层领导还不得抢过来捧着哄着，干嘛无情打击啊？你老打击，谁跟你干活呀？

社会常识比书本知识更重要啊！

富农的儿子是属于出身不好的，富农老婆可就是富农了，按定义那是属于敌对阶级的，千万别弄混了。

“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个人表现”，你可不能把书上看到的东西乱套用呢。

我不算出身不好的，不过见过不少出身不好的遭遇，看来你是属于遭遇好的一类。大概因为你年轻几岁，你看到的情况跟我、跟老光看到的有了很大改观的缘故吧。

看你改之后的答复，只好再写一个。

当时，富农儿子是出身不好，富农本人是成份不好。俺在中学填表时要填两项：家庭出身：（地主)，个人成份：(学生)，这两个要区别开。

“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个人表现”是文革以前就有的党的政策，这个政策当然应该对地主和富农适用。套用还是不套用就看当地干部的政策水平了，套用了就是政策水平高，不套用，就是低。

应该说，土改以后，失去了土地的地主就不再是阶级敌人了，顶多算是过去的阶级敌人。不然的话，首先是理论上的自相矛盾，还有，岂不是毛刘周朱都要被划为阶级敌人？不对了吧。举个例子;赵紫阳家，地主，而他们县最大的地主（好像姓贾），连共产党都没参加过，就因为抗日时倾力支持共产党，刚解放就被任命为平原省副省长。

俺的感觉是：一般来说，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和城市、共产党组织主政比较早的地区，这个政策就套用的好一些。反之，那些自然资源紧张、资源争斗激烈、经济文化不发达、解放后临时找来贫雇农执政的地方，这个政策就落实得差。原因吗，各位不难想象。

俺老家那里落实这个政策也有过反复，刚解放是还好，到了文革前四清的时候，搞极左，要戴“地主分子”帽子，给那些在解放前曾经当家掌柜的戴，而只有土地有长工但不当家的不算，都算地主出身。虽然缩小了打击面，但地主分子似乎就是永久牌的阶级敌人了，65、66两年经常挨批斗，到67年批判“反动血统论”和给黑帮分子平反以后，这文革基本就没地富什么事了。从那以后，就只见当权派和造反派斗来斗去了，要是那个干部找地富什么茬，群众可有大批帽子送上，轻者是“政策水平低、极左、打死老虎”，重者是“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

看到老光哪里到72年来还在吃忆苦饭，斗地富，俺就纳闷儿：难道那里没批过“血统论”么？难道是被文革遗忘的角落？

更可佩服的是你惊人的记忆力，一个文革中念小学的人居然记得文革前的事，而且理解的那么透彻，看来你是个天生的政治家。

“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个人表现”这个政策我只见过使用在黑五类子女的身上，极少见过解放后用在黑五类本人身上，看来干部政策水平低的是绝大多数，当然这是根据你的说法得出的结论。

毛刘周朱的本人成份可不是地主资本家，当然不能划为阶级敌人，赵紫阳同理，所以这根本不能作为反证。

1974年批林批孔时，我们那儿开大会地富反坏还要在台下站成一排的，我们基干民兵就是负责押运的。

批判血统论只是把西纠之类的压下去了，可没说斗地主是极左呢。

不是的，不是的，休要谬夸奖了。有点闲时间，碰见熟悉的题材，就参加聊个天儿吧。

俺的记忆力并不好，俺能记住一些事主要是因为经历特别，文革中俺的家庭也被冲击得七上八下，前七年几乎每年搬家一次，搬家的地点次序俺记得，又记得在哪个村儿知道的刘少奇倒台、在哪个镇看到的红海洋、在哪个城挖的防空洞、在哪个市听到的卫星东方红。现在上网一查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年代，俺搬家的地理坐标立马儿就转换成了时间坐标。所以俺写给老光兄的那个《文革流行色》帖子，会记得哪一年流行什么。72年以后俺不搬家了，记忆就搞不清年份了。

当时俺哪儿理解呀？只是你看俺搬家那么多次，每次转学、升学、入队、评先进俺不都得把那个政策亮出来当护身宝剑挥舞一次呀。重复多了，就理解了。

政治这玩意儿说复杂也复杂，翻云覆雨，眼花缭乱；要说简单呢也可以，只要把“政治”二字理解成“利益”或“利益分配”大致不会错。那个主任的一个决定，使他自己、大队干部和那富农婆三方受益，台下的也满足了政治虚荣。政策水平高啊！（俺前辈中就有过类似这个富农婆的经历，所以俺懂主任的话）

俺前面一个跟贴中举的四个政治不正确的例子，不就是因为他们讲的话不符合他所在集团的利益吗？

看俺说的溜溜的，其实俺当不了政治家，你从俺跟老光兄抬杠的那个较真劲儿就能看出俺的死相样儿，灵活妥协是政治家的基本素养，俺差得多。还有，俺命中注定是不停的搬家，一颗浮萍别说登上政治舞台了，看台上有个座儿就不错了。

我们一般自称“可教育好子女”，打到语言歧视！

看来俺是下面一段话没说透，需要从利益上再分析分析

举个例子说明一下吧。

华北平原这一带，比如像王外马甲的骑兵团活动的冀南豫北一带，日本人打过来以前是属于物产丰裕，文化较发达的农业区，很多地主都以“耕读传家，书香门第”自诩。当日本人打过来时，国民党政府和政府军都一溜烟往南跑了，这一地区一下子成了权利真空。兵荒马乱之下，地主只好买枪自保，可三两杆枪防防散兵游勇还可以，防日本人可就差多了，找靠山吧。

土匪是靠不住，国民党不见影儿，只好靠共产党了。共产党也人数不多，党员大都是本地地主的孩子在外地读书时入党的年轻人，受党委派回家乡发展组织、发展抗日武装。于是，儿子就碰上了老爸，一拍即合。这样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情形，有的县的早期党员，大部分都是地主和地主子弟（王外马甲写的《好人王三官》那个县在豫南，也是这种情况）。经过十多年的抗日和打老蒋的磨练，解放后，这些人都进入从局县到地省的领导岗位（赵紫阳就是一例）。这批干部，老爸是地主，自己和孩子是地主出身，政策水平不高的话不打到自家身上了吗？

所以，俺那地方是政策水平高，不是俺受特别关怀。

用利益分析政治，无往而不胜啊。

步步高升呐，记得那时候一般的贫下中农家庭简直不可能从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更何况地富反坏家庭。什么时候有空把你们家的经历写出来一定是个传奇，我在这儿等着送花！

照你的说法，那些出身剥削家庭的共产党干部参加革命不是因为接受了马列主义，背叛了自己的家庭，而是形势所迫，如果国民党还在那地区的话他们加入的就不是共产党了。难怪当了官以后处处想法维护自己的家庭利益，看来屁股论有一定的道理。

如果那些出身剥削家庭的共产党干部参加革命真是因为接受了马列主义，那共产党上台不是损害了他们家的利益了？这利益论好像又不大套得上去呢。

小声问一句：也许你们家也是红色地主家庭？

谢谢您对俺的回帖这么关注，也佩服您的认真劲儿。到网上来主要是交流看法，俺无意在这里写家史。但俺还是愿意回答您的问题。

俺这里用了村镇城市几个字，是泛指，是为了表示每次搬家都住不同的地方。误导您了，对不起。实际情况是文革中俺四次下乡，三次回城。文革结束时俺在农村当知青，是农村户口，在当知青以前一直是城市户口。没有什么传奇的地方。

您又用“地富反坏家庭”这个词了，好难听。看起来您也属于政策水平不高的。即便是文革期间，即便是贫下中农出身的干部对我们也是用“家庭出身不好”或“家庭成分高”等词语。当时还有一个流行语是“家庭出身不能自己选择，但革命道路可以自己选择”。如果当时的领导老爱骂人损人，怎么能让群众积极工作呢？

“屁股论”不是有一定道理，而是一个被广泛证实的真理。从农民跟着共产党造反，到美国人支持反恐，都是这个道理。

当时当地的情况是：一边是日寇的烧杀抢掠，另一边是共产党的减租减息政策和抗日统一战线，你说地主站哪边更符合自己的利益？

当时是俺祖父当家，他虽不是共产党，却是一个为支持共产党抗日做出巨大牺牲的地主。

因为你说你的家庭出身是地主，我还以为是你的父辈，祖父辈的就不一样了。你父亲的家庭出身是地主，但是他本人的成份就不是了，如果谁还追究地主的孙子，那政策水平就不是一般的低了。你还要用“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作为挡箭牌为自己争取权利，从这一点看来你们那儿的干部政策水平也不是挺高吗。

地主当然是在农村，从农村到城市，那是隔了一代的事了，所以是你没说清楚。说历史还是踏实一点，抒情的话少用一点好。

“四次下乡，三次回城”也还是比较特殊的，我以前还真没有听说这样的情况。

“地富反坏家庭”只是论述一个事实，并没有贬义，贬义是人加上去的。

你下面的论述还是重复了你以前的说法，就是他们参加革命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而不是他们接受了马列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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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空您给讲讲

这“二十一种人”系指：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

这是文化大革命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提出的一个“公安六条”所拟定的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标准。　

其中第四条首次提出了一个21种人的名单。当时，红卫兵、造反派早已开始大规模地把这类人赶出城市，送往农村监督改造，“公安六条”是来自政府的“法律”上给予的肯定。1969年10月，红卫兵，造反派又根据“林副主席的第一号命令”，在极短的时间内对“21”种人实施了遣返。仅据官方非常不完整的统计材料，当时至少有33,695户北京市民被抄家抢掠，有85,196人被驱赶出城。此风很快在全国各大都市蔓延，多达40万的城市居民被“遣返”到农村或边远地区。不少被遣返的人在遣返途中便被折磨致死，无法进行统计。

　　这一政策支持了此前红卫兵的任意扑杀行为。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会议上说：“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份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并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才有后来湖南、广西惨剧的发生。1968年湖南道县（邵阳）发生的一连串集体屠杀，为了防止阶级敌人趁机作乱，群众组织将这“21种人”及其家属定名为“黑杀队”（意指他们想屠杀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一律杀无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