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又论叛徒问题以及一些闲话 -- 史文恭

所谓是否隐秘是指当时（75年时）知道这件事的人是多还是少。主席知道吗？总设计师知道吗？康生凭什么认为王观澜夫妇会提供不利于江青的证词？康生和王的关系不好，会有内幕消息吗？这些问题不是很有趣吗？

你要说，是康生一手制造了“六十一人案”这一冤案，所以康生“是鬼不是人”？那刘少奇不也一手制造了“四清”和“文革”前期的大量冤假错案，那岂不是更“是鬼不是人”？

当然，我这一篇写得不够严谨。康生制造的冤假错案中，只能说一部分是工作错误，另一部分是政治斗争的需要，例如“六十一人案”是政治斗争需要。但这种政治斗争是因为TG当时没有正常免职程序，要你下台，就得把你打成反党、反革命、叛徒啥的。这种事情康生搞，刘少奇也搞，彭德怀都搞嘛。

但是，我坚持认为，康生、谢富治被打成“反革命集团主犯”，是比“六十一人案”更大的冤案。

可能正是这种绝对信仰才带来了TG的成功。

俺当年刚出来的时候，也是靠苦不苦，想想2万5安慰自己的。

嗯，楼有点歪。

L兄有点苛刻，史兄一如既往，连俺不懂文革的人都看到MM和上次李锐辩论一样----有点吃力。

但是，请坚持，俺想多知道一点。

至于康生凭什么认为王观澜夫妇会提供不利于江青的证词？

看看文革之后他们两的遭遇就知道了，结果人家徐明清就是不肯落井下石，冤枉江青，白做了两年牢，这还是在徐明清在文革中求助江青未果的情况下。

所以啊，人比人，气死人

首先我都糊涂了, 难道缪勒不是盖世太保的头头, 而是内务部人民委员同志? 要形容反特工作的艰巨, 缪勒可真是个好例子.

再者, 这个理由也说不过去 ----

国歌人人会唱, 中国近代以来的一百多年, 哪个时期不是"最危险的时候". 现在的对外交流频繁, 经济往来规模巨大, 危险程度只怕更高才对; 虽然不再是战争危险, 可难道经济, 科技领域就不需要防范间谍?

---- 大概你会回答"是的", 你们也正是一直警惕着. 所以这其实是个天然的立场, 原因并不取决于具体的年代.

我的观点是，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以后，中国的安全形势就根本改善了。这个时候就是“尽量少冤枉好人，宁可放几个坏人”了。

宁外，缪勒是盖世太保，负责德国反间谍反渗透的盖世太保。

徐明清后来的遭遇能解释我那个问题吗？徐明清早就写过材料给江青做过证，康生凭什么认为她会更改证词呢？

一步也不能让不能退的，再灵活也得受原则约束。原则只能是一刀切，不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也许TG当时的原则就是脱党声明可以写，反共声明不能碰，跨出这一步，就是跌落悬崖。我说也许是因为我不清楚是否有这个原则，只是推测。我觉得TG作为一个组织如此严密的政党应该有一些明确的原则供成员遵循，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可以做。

用目的和结果很好来反推程序的合理有时是不合适的，打个很不恰当的比喻，汪投靠日本人的目的也是救国家，为国家保存一份元气，还不是被打成汉奸。当然，可能是因为结果不好，最终没有成功。

特里尔的足球运动员的这一部分好像出自这本书

江青的醜史與艶聞 / 張贛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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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王外马甲兄书中所称的那位香港"張贛萍将军"?

更能支持你的论点。

华山上的裘千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