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又论叛徒问题以及一些闲话 -- 史文恭

康生、谢富治这两位，在当下官方的认定里，是大大的恶人，所以在认定为反革命集团主犯、开除党籍之外，还给了一个特殊待遇——撤销悼词，大致相当于鞭尸。我认为，这是一个大大的冤案，比“六十一人叛徒案”更大的冤案。

我承认，康生、谢富治这两位，确实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让很多人家破人亡。但我认为，这属于不可避免的工作错误，这是由他们的工作性质和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不能成为指控

他们“反革命”的证据。

任何一个政治集团，都是要有分工的。有人干体面活、干净活、收买人心的活，就得有人干猥琐货、脏活、得罪人的活。而康生、谢富治这两位，就是被分配干后一种活的。尤其是康生，

从延安时期起，就是负责秘密战线，“抓特务”的。

“抓特务”这种活，理论上当然要“不放过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但问题在于，特务的脑门上又不会写着“我是特务”，反而会千方百计掩饰自己。因此“抓特务”是一个高难度的活，如果想理解这个活的难度，推荐《春天的十七个瞬间》，看看抓特务专家缪勒是如何殚精竭虑但是仍然失手的。或者看看这个片子的山寨版，《潜伏》也可以。

“抓特务”这种事情，必然会犯两种错误，第一是放过了坏人，第二是冤枉了好人。而且这两者还是密切关联的。在人力物力条件一定的情况下，要想尽量不放过坏人，那就会多冤枉好人，而想尽量不冤枉好人，那就必然会多放过坏人。因此，实际工作中只能根据需要，做一个权衡，看看是多冤枉些好人呢，还是多放过些坏人。

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抓特务”工作，只能选择“尽量不放过坏人，哪怕多冤枉好人”。因为当时是新中国战争危险最大的时期，北边跟苏联开打大家都把核武器亮出来了，南边是在支援越南打美国，西南差点支援巴基斯坦跟印度再打一仗，东面和蒋介石集团的渗透反渗透就没断过。这种局面下面，当然得选择“尽量不放过坏人，哪怕多冤枉好人”，因为一旦放过了坏人这危害就太大了，不承认这一点的可以看看第二次海湾战争就知道了。因此要尽量不放过坏人。不仅要尽量不放过坏人，而且要尽量不放过潜在的坏人。因为人是会变的，具体到一个人，他也许在形势一片大好我军节节胜利的时候坚定英勇得很，但是一旦形势不妙苏军占领东北兵临北京城下他就撑不住了要开城投降，这就属于“潜在的坏人”。对于这种人，当然也要找出来甚至抓起来。

“文化大革命”时期“抓特务”，不仅责任重，而且难度大。因为真正的特务必然不会束手就擒，会跟杀人游戏似的陷害抓特务的，负责“抓特务”的人，搞不好也会被人陷害成“特务”，《潜伏》里余则成好像就这么干过。曾自洲就给过一个链接，里面谢富治他们很猥琐地把宽边信纸给裁了，就是为了洗清自己的干系，免得自己也被打成“特务”。而康生到临死，同时看出来老毛对“四人帮”有所不满了，才检举江青、张春桥也是这个道理，“抓特务”这活，得先保存自己才能消灭敌人。

所以，康生、谢富治在“文革”时期的工作，其实没什么可指责的。换了陈云去干这工作，肯定没他们干得好，术业有专攻么，让康生搞经济也肯定不如陈云。至于说大量的冤假错案家破人亡，那是不可避免的，要怪，第一要怪美帝苏修给我们的强大战争压力，第二就得怪常凯申留下的家底不够雄厚，主观上没什么好检讨的。

真要说康生、谢富治他们干得不够好，那就得数据说话，他们办了多少案子，冤假错案率多少。这还真有一个可比的，就是胡乱帮后来搞“平反冤假错案”，可以用来做参照。这个“平反冤假错案”，固然冤枉的好人大大减少了（不是没有，据雪里蕻举证有人到90年代末才平反），但是放过的坏人也大大增加了，基本是“康生、谢富治说你坏我就给你平反”，正确识别率好像也没增加啊。而造成的损失呢，光ZRJ一个，给新中国工业造成多大损失啊。

所以，康生、谢富治根本不是什么反革命集团主犯，他们真是应了我那句话：

“反党分子”是忠诚党员的墓志铭。

至于康生、江青早年有没有当过叛徒，大家继续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