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网文摘录，做个备份 -- 谢家堂前

1.你对自由主义的原则执行的不够彻底：例如底层抗争时，你没有强调非暴力，因为暴力只会带来治乱循环。贪官杀人犯受审时，你没帮它呼吁法律权利。底层为自己抗争而犯罪时，你没有和舆论对峙，而是妄图用舆论影响司法，想让他被轻判，不尊重程序正义，屈从并跟随了民粹。

2.你没有遵循自由主义的道德信条，如：“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坚决捍卫你的说话权利。”你居然没有温和、宽容，而是试图反驳、攻击、甚至联合朋友来攻击对手。

第一类批评相当复杂。仅拿非暴力一例来谈，其思想资源是基于二十年来的批判激进主义思潮。整套观点实质上属于自由主义这个派别中的保守派甚至极端保守派。这些观念若要仔细推敲，多多少少都存在问题。很多新人不过是鹦鹉学舌：非暴力，多数人暴政，学了几个新名词，很酷，恨不得向所有人普及。其实只是死抠教条，很少去了解或推敲这些观念背后的历史细节，与思考基点。考虑到这并非本文的重点，就讲到这里。

第二类批评则是基于道德上的批评。包括辩论时温和有礼，宽容和捍卫对方的观点与说话权利等。这些要求也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宽容是指不用权力来迫害对方，剥夺对方发言权，而并非不攻击不反驳。其次，有些道德要求并非自由派特有，与自由派的理念也不存在直接联系。

拿引用频率最高的伏尔泰“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坚决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之说为例，伏尔泰的做法（这话是好友总结他的行为）并不是为展现自己的宽容，而是从个人权利为基点思考出发，极度重视说话权利的保障。在实践上，不但捍卫自己说话权利不被侵害，哪怕政府要侵害对手，也不能容忍。这实际上是从保护个人权利的基本道德上派生出来的某种领袖个人的高标准。

很多人都喜欢宣称“捍卫对方的说话权利”，这话不但很酷，还容易做到，不就是对手被封口时帮着喊几声么？其实他们误解了“捍卫”的词义。伏尔泰付诸行动，付出代价和努力。而现在跟风说这话的人，很多人连自己的说话权都不敢去捍卫，还捍卫别人？根本就是睁眼说瞎话。

很多口头自由派常念叨的道德信条多少都有这种特点。话很漂亮，标准很高，贵族化。实际上多数人做不到，只能停留在口头，很虚伪。鼓吹这类道德信条是精英心态过重的表现。在十多年前，自由派还是知识分子小圈子，外界压力大，发言审慎，态度良好，这少数人遵循这套信条虽吃力，尚有可能。但目前自由派已发展为中产甚至底层平民中的重要意识形态之一，人数变多，精英化程度大大削弱。此时还要保持这种“道德形象”，准确说是洁癖，当然是不可能的。

有人会问，要都这样，左右愤有啥不同呢？自由派和他们批判的那群人又有什么两样呢？

1.自由派的贵族化误区

这问题看似有力，但实际上基于一个深层误解。就是民族主义派，毛派，都可以无脑愤青，骂人攻击。但自由派不行，因为你是贵族的，理性的，睿智的，高知识阶层的。这在小圈子时代尚可用于自律，但一旦这套意识形态普及到大众之中，试图让派内的大众成员，甚至部分主要成员，还维持这些辩论品格，争取道德优势，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是由群众本身素质决定的。改变它无异于天方夜谭。也没有哪个国家存在过这样的大众派别。因此，平民和自由主义，和平民的民族主义，毛主义在群体传播和讨论时的辩论品格，随自由派群体的扩大，将不会存在太大的差异。

2.作为平民群体的自由派，和其它派别的区别主要在于其意识形态出发点是尊重和捍卫个人权利。

那么，失去这种道德优势，和左愤有何不同呢？我们需要回归到自由派的本源。对于普通公民而言，什么是真正的自由派？它代表这么一个群体：以尊重和捍卫自身权利，个人权利出发，作为思考和判断社会问题的基点，只要是这样的人，就是真正的自由派。

作为大众意识形态的自由派群体，和其它群体的区别，在于思考与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和方式。不谈轻飘飘的宽容，也不谈华而不实的辩论姿态。而是首先从捍卫自己的说话权利、政治权利做起，以此为世界观，来争取自己应有的权益。这样实实在在的要求，远胜于“捍卫别人”的吹牛和干吼。当取得优势后，再谈自由主义作为平台的特殊性与宽容异见。

3.作为政治派别，它的群体是否巩固，来自于人们对你核心观念的认可。而非学术辩论的胜负或者传播者的道德形象

一种意识形态，大众为什么信奉他，捍卫他？其根本原因是他认为这种意识形态本身能够让他信服，给他带来收益，它能够以一套自洽的世界观回答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靠姿态优雅来赚粉。感召对方和群体自身认同来源于意识形态本身，而非传播者的道德形象。

若你永远准备靠着道德形象和学理来感召别人，那一辈子是小圈子。现在自由派已是大众主要派别之一，有了群众基础。这个时候，还在那里想着小圈子模式的传播、发言、讨论、做事手段，高高在上，是不合适的。在传播中，拥有学理方面优势的领袖，要让位于社会经验和传播经验方面优势的领袖。学院知识分子搞成精英高高在上玩名词也就罢了，特别忌讳的是，一些普通大学生，刚懂点常识，脑子都没动，居然就敢于用几个教条名词，来嘲笑对社会问题深刻了解的一线维权者、记者，反起民粹来了。

自由派成员要以一个基于大众的政治派别来要求自己。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增加本派人群的凝聚力，扩大和宣传自己的思想资源，或利用其它派别的思想资源。在不改动理念内核的情况下推广得更广。不要嘲笑左派“愤”、“脑残”，而首先要想，这样的思想如何争取到这些人？是因为它真的残，还是有别的原因？有些思想资源，如毛派的阶级分化理论，民族国家诉求，确实代表一部分现状和愿望，又不冲突的，能不能拿来用？有什么更有力的推广方式？

4.如果要想成为一个大的，在中层和底层影响广泛的意识形态，过度宣扬道德优势是非常危险的。

作为一个传播普遍，基础人群已非常大，去精英化的一个政治派别，再考虑维持这种“宽容-偏狭”，“智慧-脑残”，“理性-头脑发热”的道德和形象优势。存在非常大的风险。公众会习惯于对你进行这种高标准的道德评判，到了最后，会形成这样一个怪圈：官员贪污上千万到上亿，懒得批评；你有几千块捐款账目不清，炒得火热。领导公款吃喝山珍海味吃到吐，偶然吃一餐盒饭，照片到处传，被膜拜为“伟人”；你这群体聚个餐，吃顿好的，说你吃这么好，还装逼说自己清贫，干嘛不捐出去帮助你呼吁大家帮助的人。你发个帖，收到对手很多辱骂、甚至带死亡威胁，头像被人挂上什么吊架，披露出来没用，反正他们就这烂样，大家早习惯了；自由派因为帮助弱势群体被抓被关被失踪都没人管；但你要是说话重一点，就被攻击为“民主后杀全家”、“你上台了只会更坏”。这样的情况下，继续进行讨论和普及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作为自由派，必须回归到意识形态本身，把自己当作一个平民化的，思考基点与其他派别不同的政治团体，来巩固和扩大你的影响。而不是去强调你的道德、智力和理性优势——这些东西，做到就有，做不到就没有，吹牛没用。

你去维护自己和别人的权利，不再是为表现你的品德比其它人更高尚，而出自你践行维护权利理念的信心。你理性地和对手辩论，不再是为了表现高超的智力，去歧视别人脑残，而是为了训练自己，使得对问题的判断更清晰，为此而努力去了解更多的资讯并提高逻辑水准。给自己设定一个不那么高的道德标准，自圆其说，并努力落实，量力而行，做不到的事情不说，做到的事情用平常心说。那么在普遍堕落的社会中自然能水落石出。当前已不再需要高高在上的道德标杆。

#利比亚起义#2.有些网友说，我不敢相信媒体信誉，现代战争同时也是宣传战。卡扎菲是否十恶不赦，是否得民心，还不是传媒说了算的事儿。其实这是对自身判断能力信心不足的表现。通过多观察当地普通民众的行为，即可做出大致的判断。确实很多镜头属于宣传，但更多东西并非摆拍能拍出来的。

#利比亚起义#3.在民主国家中，游行示威作为表达民意手段，水份不少，因为成本低，请几天事假而已，未参加者很多持相反意见。但在专制国家，这类行为代价高昂，丢工作入狱甚至死亡。若这种情况下还发生游行示威，说明有不少人宁死也要反对，如同冰山一角，其背后必然存在更广阔的基础，仅因惧怕而潜伏。

#利比亚起义#4.因为稳定社会中，民意会呈连续性的正态分布，若有大量冒死极端者，必有远远超过其数目的不满者。这样一个群体并不会存在于一个普遍满意的社会里。另外一个可资判断的方式是，民众的支持，必然是灵活的，手段多样的，充满狡黠和创意的，伪装的支持，则是官僚化体制化的一套僵化宣传模式。

#利比亚起义#5.不少利比亚革命的反对者会强调倒卡者受到来自外部的援助，而忽视其本身的民意基础。但炸弹可以炸出军事上的胜利却炸不出民众自发的狂欢，宣传可以制造出支持者的签名和照片但却制造不出热情和感动。有基础的情商很容易分辨出两者的不同。

2.革命正当性

#利比亚起义#6.即便对卡扎菲是否遭遇不满的判断一致，也不意味着没有分歧，分歧在中国出现，体现在对革命正当性的判断。不少人认为，革命本身（或因引入外力）而没有正当性，应该通过谈判或改良解决，代价更小。@老榕 所得关注并不是因为其报道专业或无误，而是他对革命本身正当性的强调。

#利比亚起义#7.北非和中东的浪潮很难对中国产生直接改变。但是却很大程度上进一步激活了对于中国未来的讨论和想象。改良和革命是个很大的话题，延续中国20年争论，我会专写长文转述，先借利比亚此事对此简评。此次革命持续半年多，丧生数千人，战事胜利，但建国前途未明，大家认为是否值得？

#利比亚起义#8.可将这诘问放大到大家更熟悉的事件上。如二战死亡6000万人，盟军是否可以先向希特勒投降，然后开始非暴力抗争？中国是否打了场无意义的抗日而应采取代价更小的改良策略？这并非一个幻想中的问题，甘地曾怀抱这种愿望给希特勒写信。但大家似乎很难理智地赞成这类行为，为什么？

#利比亚起义#9.保守的改良者反对革命，普通改良者则将革命视为最后的救济手段，不得已而用之。实际上改良和革命成本并非显然。当权力不够专制，不够集中，不够残暴时，改良代价小于革命。但随权力的残暴程度增加，不满群体扩大并极端化，改良代价就越大，革命代价则越小，并在某个程度后优于改良。

#利比亚起义#10.民主和专制意识形态的分歧有时不影响保守和激进。中国体制内左派和自由主义改良派有很大的亲缘关系，对很多事务的判断相当一致。然而改良者易犯的错误就是为了强调改良的正当性而美化权力。不自觉地去涂抹革命前的专制统治，似乎不是权力过于专横，而是利比亚、埃及的革命者不够忍让。

#利比亚起义#11.现实中改良者面对专横贪婪残暴的权力往往毫无办法，他们的本领却往往发挥在指责民众不够谦恭忍耐上，关键时刻掩饰不了自己对掌权者的爱。法国大革命时，著名的改良者拉法耶特劝说国王立宪，放弃权力避免革命，对民众承诺国王不立宪就加入革命，但最后他还是保卫了顽固镇压民众的国王。

#利比亚起义#12.一个明显的错误是强调民众忍让以避免革命，给出“改良空间”。仿佛百年来的问题是中国民众过于激进，不够忍耐造成的。这个指责在时常看见民众给官员下跪求怜悯和公正的地方（其它国家无论民主专制都很少有这种现象）显得如此诡异。其实决定革命暴虐程度的并非民众，而是权力本身。

#利比亚起义#13.统治者越残暴，权力越专横的地方，革命也越暴虐，改良的正确路径是削弱统治权力和增强民众的抗争能力。而中国改良者则常对权力怀抱幻想。卡扎菲被打得喘不过气，要谈判，投票，选举。反对革命者抓住救命稻草，42年不选举，如今居然要投票，不支持就不是真正的民主人士！请理智点好吗？

#利比亚起义#14.掌权者依个人品性和社会状况，对权力的眷恋程度不同，相信一个抱住权力40多年不放，发誓流尽最后一滴血保住权位的满嘴谎言的独裁者，在无法喘息时的投票许诺，相当可笑。不少网友曾畅想清末改革成功后中国如何，但对权力如吸毒般热爱的清廷是在势力只剩紫禁城的时候才确定立宪的。

3.建立新制度

#利比亚起义#15.很多人嘲笑：利比亚革命者不行。他们军事上能胜利，但飞机不能帮他们建立制度。他们成份太杂，勾心斗角，建立的国家一定比以前卡扎菲专制还要坏。因为对专制进行革命只会更专制。如同法国大革命，一波杀一波。说这话的人，恐怕很难理解为何法国于大革命日进行国庆，莫非法国人秀逗了？

#利比亚起义#16.这类说法杂糅了很多错误观念，梳理很难，现只能择其中几种而谈。首先，对专制革命只能导致专制，这个论断是没有事实基础的，因为很多民主国家是革命或战争后建立。其次，革命确实有很多肮脏的东西，不宜神圣化，并增加新制度建设的风险。但在很多情况下是值得的，有益的，不可避免的。

#利比亚起义#17.不同的革命和战争，其后果是不同的。因为革命本身并非纯粹的推翻以往的掌权者，而是夹带着自身的意识形态而来。革命本身而持的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革命之后制度重建的结果。革命者是为了打江山让自己和老婆孩子坐天下，还是为了建立一个更加公平自由的国家？

#利比亚起义#18.利比亚今后的命运，并不取决于胜利方的势力如何复杂，不取决于革命中掺杂了多少肮脏，而是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够坚持目前的理想，是否能够实现自己的政治承诺。至于如何分辨政治承诺的好坏，可以看我的博文 http://t.cn/htHdq9 。我个人对他们很有信心。

4.军事

#利比亚起义#19.在军事上，这次革命也带来了很多新的视野，由于昨天已说过就简单些。热兵器时代，只需从压榨国民所得的款项中取出部分，养少量军队，就可以镇压原始武器的市民起义，似乎现代专制应该比古代更为稳固。然而从现实看，东欧北非很多国家革命时，军队往往掉转枪口，不可仰赖。

#利比亚起义#20.卡扎菲发明新模式，他思考：既然本国军队关键时刻不能信赖，我可以投巨资养忠诚精锐的私军和雇佣外国军人。这个想法初期确实相当有效，然而养私军在经济上、装备上严重依赖国外美元存款，当国际形势变化，经济来源切断，即无后续作战力。而革命者则可通过出让掌权后利益来获取外援。

#利比亚起义#21.可以看到，一个没有明确意识形态做支柱，只靠利益收买的军队，关键时刻是存在弱点的。你需要几十年的长期养着这批私军无所事事，但革命者收买他们只需几个月的高薪水。即便不能收买，你需要用真金白银维持军力，而革命者有国民后盾的话，只需出售胜利预期后的利益即可获得外援。

第一个阶层是上流社会，简单的说是部分重大权力的掌握者、亲属和与这些权力勾结而暴富的商人。特征是标着“公有”或者“国有”的财产与权力，其实质是这个阶层私有，用这些钱仅仅比用自己的存款麻烦一点点而已。几百万人左右。

第二个阶层是一个类中产的阶层，包括白领、市民、知识分子、部分学生、部分富裕或讲规则的地区的农民。他们的月收入大概在1500以上，从小受公民教育（虽然不完整，缺很多内容），会被权力欺压或敲诈，但是程度相对较轻。这个阶层，处于第三阶层的人可以通过努力与奋斗达到。这部分人，几个亿。

第三个阶层则是所谓底层，包括大部分民工，部分问题省份和问题地区的农民，以及在第一阶层获取利益过程中被牺牲被打击的人，比如下岗工人或被拆迁户，部分被区别对待的少数民族，与第一阶层做对的第二阶层的人也会被打到这个阶层里来，比如部分维权律师，异议者。第三阶层的重大问题是收入，但是另一个被广泛忽视的重大问题就是他们的基本权利被剥夺与侵害得非常严重。这部分人，也是几个亿。

本书主要针对是第二阶层的人。他们是网民的主体，各种传媒的主要购买者和消费者，所谓的“群众声音”其实大部分是他们的声音，而不是第三阶层人的声音。他们的问题首先在于了解，……（以下省略对第一阶层的了解）……

对于第三阶层，不了解他们的生存状况。虽然很多人开口就是“国情”问题：“中国不能民主，因为乡村里面，族长屁大的话都是天塌下来……”。你真拉个第三阶层的人来看这些所谓的“了解”，他会觉得很好笑。

这样的问题和政治观点无关，十年前，我一个朋友看到新闻里面批评乡村执法的问题，一些农民不执行村里自己定的违法政策，就被村干部强行抓到学习班里交款学习精神。他很愤怒：“学习怎么能强制呢？还交钱？不管违不违法，这样就算老师讲得再好，谁学得进去啊。”我笑坏了，告诉他说：“‘学习班’就是简易牢房的称呼，哪有什么老师？把你往小黑屋里一关，交钱放人，这个俗称‘学习班’。”

在很多地方，你会发现第二阶层对第三阶层的了解很少，从生活状况，语言，以及生存逻辑。他们的态度，最常见的，就是“不相信”，或者是“奇怪”。跨阶层说话和跨国交流一样困难，甚至更困难。有时候，第二阶层的人，偶然参与了第三阶层的生活，或者被当成第三阶层对待，往往因为不适应生存逻辑而造成危险。

比如在收容所被打死的大学生孙志刚，他永远不会明白为什么顶几句嘴就会被打死。因为从他没带暂住证，被当作游民的时候，他从第二阶层所处的社会，一下子踏入了第三阶层，却不了解第三阶层的生存情况，缺乏在第三阶层中生存的逻辑。如果他能了解到，在他踏入这个收容所时，这里已经死亡了50个年轻人；如果他能了解到，在收容所内被工作人员抢劫、强奸和打死是常见现象；如果他能了解到，很多妓院在收容所内采购妓女；如果他有足够的“生存智慧”；那么他或许不会死亡。

这当然是最极端的例子，是第二阶层的观念和第三阶层实际的生活状况的直接碰撞。大多数情况下，这种不了解仅仅表现在网络交流上，不信，不明白，不了解，不理解，大惊小怪。

因为超生，计生人员把刚出生的孩子用剪刀扎死。第二阶层的人不信，你骗不了我的，这还不死刑啊？

黑砖窑，把人卖成奴工，拼死逃出来，去当地警局报案，还要被警察们送还给奴隶主。他们不明白，怎么会这样呢？这难道是奴隶社会么？

农民工讨薪。恶意讨薪，被老板雇打手打成重伤。他们不明白，薪水为什么要讨？不付薪水为什么还敢打人？难道没有王法了么？

河南数万卖血农民艾滋病大爆发。他们奇怪的问：“打工种地养不活你们么，为什么要卖血呢？”

乱收费上法院告政府，结果被抓被打，他们能理解，刁民嘛，受点委屈死不了你的，不管管你社会要乱。兄弟姐妹老婆孩子老爸老妈同样因此被抓被打，他们说啥也不信：“政府再不文明，也不可能这样搞连坐吧？”

南京拆迁，一个七十岁老汉被强行拖出，祖屋和所有财产被推，最后点火自焚。他们不理解：“政府不是有保障的吗，没有保障你也可以去闹啊，用得着做这么绝吗？”

血汗工厂里，韩国老板一发怒，几百中国员工集体下跪，只有一个人没跪，被开除。他们欢呼：“这才是真正的中国人！”他是中国人，那剩下的几百人是哪国人？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为了八百块的工资大家能下跪，他们不理解。 ……

第二阶层里的很多人，他们是社会的主体，但是一旦接触到另一个阶层，他们的想法就在不信、不理解、不了解、不明白等各种情况中徘徊。也有一些人，本身从第三阶层爬上来，或者对这一阶层的情况相对了解，他们的态度……（以下省略）……

回到杨佳一案，出现和以往千千万万个类似案例同样的情况。很多第二阶层人，首先表示不理解。“杨佳不会是精神病吧？”“一个没道德的变态。”“被警察打也不能杀人吧？”“为什么不通过正规渠道解决呢？”对大量网民同情和支持杨佳的情况则表示出不信和不明白。“哪有那么多人？”“唯恐天下不乱的暴民。”“一群没有法治观念的愤青。”然后写一些不着边际的文章，从道德，从法治，从社会秩序，从人权理念……他们不能了解网民的潜台词。如同一群茫然的外国人。

对于第二阶层的大部分人来说，警察也许可爱，也许讨厌，但讨厌之处，顶多是不抓小偷，办公效率低下，贪财，形象不佳。能和警察接触到的时候并不多，报案了没结果，或是车子吃张罚单，发个帖子被找去喝茶，顶多破财消灾，属于生活中的小事件而已。但对于部分第三阶层的人来说，在很多情况下，警察是暴力体制的马前卒，生存的威胁者。黑社会的保护伞。集体讨薪的时候，站在他们对面的是警察；保护自己房子不被拆迁的时候，站在他们对面的是警察；做点小生意，讨生活的时候，站在他们对面的是警察；被抓、被打的时候，站在他们对面的是警察。面对警察的暴力，他们没有救济手段。上访？投诉？那你将面对更多的警察。正如同杨佳对法官所说的：“他们（警察们）之所以敢这样（殴打我），是因为他们的背后有你们。”

在这个事件上，他们当然可以这样表达：“无辜被关了一天，挨了打受了委屈，所有警察都是这个鸟样。杀警察暴力点，但可以理解。”但是实际上这种表达，对于第三阶层和了解第三阶层的人来说，不够力量，因为第二阶层的人对“受了委屈”的感觉和第三阶层的人依然不同。杨佳的表达是“任何事情，你要给我一个说法，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这个表达依然过于含蓄。最终这个表达总结成了潜台词“京城第一刀客，杀的好。”——这句话什么也不表达，除了强烈的情绪。

从事件的进程中，依然可以看出两个阶层的鸿沟。

进警察局挨警察打，作为第三阶层，天经地义的事情。他们不相信。

跟警察作对，我们就抓你老妈逼你就范。第三阶层常见的遭遇。他们很吃惊，大惊小怪。

指定原告的雇用律师给被告辩护，不让被告证人上厅的所谓审判——这个倒是中国这两个阶层的通例了。他们能理解，不过，中国是个大国，事情改进的很慢的嘛。

网友在法庭外声援，为什么会被抓走？这个太敏感了，我不知道，我没听说过。

所以出了很多不知所谓的文章，杀人是不对的，杨佳这是丧心病狂，报复也要针对殴打他的警察报复，警察要改进工作态度，司法要遵守程序……还有很多。

对于这句潜台词，如果你是一个第二阶层的人，你一定要注意这些要点，尝试这么去理解。

首先，杨佳的遭遇，对于第二阶层，对于杨佳本人来说，只是一个“事件”，是一个“遭遇”，是偶然的，通过损失一点利益和尊严就可以规避的。但是对于第三阶层来说，是一种“生活”，是一个“环境”。这是最根本的一点。无视这一点，你就无法理解“杀得好”，为什么他们要通过无视警察的生命来表达这么强烈的情绪。

对于杨佳这个处于第二阶层的人来说，他对于这样的遭遇，认为：有些委屈如果要一辈子背在身上，那我宁愿犯法。但对于第三阶层的人来说，不是一个委屈背一辈子的问题，而是一辈子不断受很多委屈还全都得背在身上的更严重问题，对于这些委屈，他们只有承受再承受。杨佳只是告诉他们，除了受委屈，事情还能这么解决。从而产生了强大的趋同效应。

在法庭上，警察否认殴打杨佳，杨佳同样否认杀了警察。你无视我，我也无视你。你不记得打我，我也不记得杀你。声援者也一样：你们这群警察无视我们的权利，当我们是贱民，殴打我们的人，侵占我们的财产，阻止我们的表达。那我们也同样无视你们警察的生命，我不敢杀你，可我敢叫一声杀得好，管你无辜还是有辜，你又能怎样？

他们要表达的是他们自己的生活状况，他们要表达的是一种反抗态度，他们要表达的是一种互相敌视。在这种情况下，一切来自第二阶层的道德说教都是可笑的。他们在社会中被视为贱民，失败者，基本的权利都不能保障，都在被以警察为先锋的集团侵害。在这个时候，说杨佳杀人是不对的，说不能报复其它警察报复社会，说什么程序正义实质正义，都是极其幼稚的行为。

“杀得好。”这句潜台词的内容很单调：杨佳的遭遇，我们也有，或者我们知道很多群体也有。你们警察不把我们（他们）当人，我们也不把你当人。

杨佳以及所得到的这些疯狂的同情，首先应该警醒的是公权力。他们需要重视第三阶层的整个生活状态，给予他们说话的空间。杨佳说：“我一级级投诉都没有结果，而是（警察）一级级地侮辱我的人格。所以七月一日发生的事是完全正常的。”他不知道他正和围在法庭外的大量访民说着同样的话。暴民的产生永远是公权力的责任。知识分子……

（以下省略）……

这样一个社会，更多的是靠才能，而不是出身来决定成功与否。这样一个社会，是开放的社会，上下可以自由流动的社会，是普通人也可以扬眉吐气的社会，是当权者不得不有所收敛的社会。

当然现有的民主社会中，没有一个是完美的。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社会的开放性和公正性，是我们的社会远远不能企及的。

现在留美的中国留学生，也在美国体会到这种对命运的无力感，因为身份的限制，专业的限制，语言的限制等等，看不到未来，看不到可以用才能企及的更宏大的目标。那种只是生产流水线上一颗小螺丝钉的感觉，一个小人物的感觉，加重了孤独感，让人非常失落，甚至痛苦。一些没有在国内工作过的人，一些在国内当过骄子，回国还可能再当骄子的人，于是把国内想象成了一个伊甸园，把美国骂成一个地狱。国内对这些有背景或者有洋文凭的人或许可以说是一个伊甸园。但他们不要忘了，国内是一个封闭的社会，一个当权者让手中权力肆虐的社会。如果没有强大的家庭背景，命运的无力感会从其它方面向你加倍汹涌而来。当然，回国后你们可以凭背景和手段从媳妇熬成婆，变成一个当权者。但如果一个媳妇熬成了一个凶恶的婆，有什么值得庆幸的呢？另外一些只想独善其身的人，则只能把自己和下层人民隔离开来，封闭视听，昧了良心，才可能有一个平静的生活。

我只是希望那些无论在哪里体会过对命运的无力感的人，能够以己度人，设身处地，想想那些和你同样挣扎的同胞，比你更惨的同胞吧。如果做不到为之呐喊，至少不要为虎 作伥，拼命维护这个吃人的旧制度吧。

人说，什么样的国民，deserve什么样的政府。我每次想到这里，都觉得羞愧。

首先，韩寒人气很高，以青年意见领袖的形象出现，谈论政治；其次，文章非韩寒个人看法，而是表达目前中产阶级的主流态度——对民主改良进程并不看好，对底层革命后果十分担忧；再次，这几年将是中国前途的十字路口，相关讨论会逐步升温。

从文章内容来看，思想观念并不新奇。韩寒主要表述了目前左右翼保守端的态度，很多人对当今中国的左右分歧比较熟悉，但并不清楚保守和激进派系的分歧，也不了解南方系的右翼保守立场，所以会惊讶：啊，某些环球时报编辑和南方系主笔都赞成韩寒？意见和谐得能开新年派对了。韩寒文章遭遇的批评则主要来自于激进端。当然，因其影响力，各方也会有意对其误读来扩大己方基本盘，不冗述。

二、韩寒的文章为何受到批评？

1.文章本身有不少逻辑、内容和概念错误。考虑到韩寒是作家而非政治学者，提出问题和表达观感即可，不值得一一辨析。值得讨论的是这些看法的思想来源。

2.网络平台是平等的，虽然话语权有区别，但谁也不能豁免批评，韩寒作为高帅富也一样。道理大家都明白，接受现实有点难。

3.网民的平均智力水平在不断上网，观点碰撞的过程中提高了。

4.韩寒文章是种对现实状况的描述和期盼，表达个人的保守观点。这种观点是否获得支持，与现状紧密相关。这篇文章如果发表在5，6年前，可能很多人，包括我，会很赞同。但这几年体制改革完全停滞甚至倒退，民间乐观情绪逐渐消退，悲观和暴戾情绪逐渐上扬，受到的批评大幅增多也就不足为怪。

三、民主需要什么样的素质？

韩寒的素质论和所谓“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不能民主”有所区别，他的论述集中在素质是否影响民主质量，文中主谈两类素质，第一类是“开车交会时都能关掉远光灯”的素质；第二类是“只要政府给他们补足了钱，他们就满意了"的素质；我再补上韩寒没说，但是大家常讲的另外两类，第三类：民众代表和民主追求者的素质。第四类：民众在公共政策上的决策素质。

1.需要“开车交会时关掉远光灯”的素质么？

第一类素质指向道德领域，开车交会是否关掉远光灯（因远光灯会晃对面司机的眼），表明你能否尊重他人的私利，是否尊重他人。然而它对民主制度影响甚小。民主制度，是一套行使权力的模式，追求民主，则是权力模式变更的过程。即便大家都学会关远光灯，权力还是权力，不会因此而丧失一分一毫。其作用在民主制度运作中相当可疑。美国，球赛散场，往往一地的矿泉水瓶；公交地铁，常常见到烟蒂；开车交会那毫无疑问也有人不关远光灯。但它的民主运作，似乎并不比公共道德更好的欧洲日本要差。在美国的朋友都清楚，小城镇车让人，曼哈顿这类大城市则常有蛮横司机。但未见得纽约的民主就比小城镇差。而纳粹则恰恰在欧洲个人素质最高的德国发扬光大。

民主是一套政治运作的制度，人们对这套制度的了解，和运作这套制度的行为，才需要作为“素质”关注。其它“素质”，与民主制度是否良好运作，关系并不明确。

配图说明：与民主制度运作无关的素质再好，也无甚用处。

2.民众具备“补足了钱就满意”的低素质怎么办？

第二类素质指向价值观念。韩寒叹道：“很多人倒霉到自己头上才想起来上访，捡起民主自由这些词汇。政府给他们补足了钱，他们就满意了”。这话的意思是：中国人，在反对这个制度时，往往是利益驱动。当利益和价值相符，就会表现得认同民主自由公正这些价值观念。而当利益被满足以后，便不再追求价值。如果现行体制能满足其利益，则会反过来维护体制本身。在这种情况下，用革命获取民主是困难的，民主即便实现，其质量也是低劣的。

中国很多名人表述过类似观点，如胡适说，追求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龙应台则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直批台湾人在维护价值理念时的懦弱自私。

可很有趣的是，其它国家的知识分子，在民主化进程中也表达过非常类似的观点。华盛顿对国会抱怨说：独立战争我军休整时，因军费支出太高，刚发行的美元三年贬值了三倍，结果拿美元买不到粮食，各地农民都卖英军粮食。美利坚的公民们，难道除了钱就没有任何追求了么？个个都争当美奸。这素质实在太低了吧？至于探讨美国政治的最知名的民主理论家托克维尔对法国民众的评论，那根本不用摘录了，简直就是两百年前的韩寒。

我们回到韩寒的问题上来。民主自由这套价值观念，对民主制度的建立和运行不可或缺。只有对这套价值观念的追求，才能让权力来源由君主变为民众，让大众参与政治，才能找到让民众充分知情，平等投票，有效参与的制度模式。如果没有相应的价值观念，纯粹为利益斗争，并不能达到这个目标，而只能导致朝代循环和军阀乱战。

但是，在各国民主化之前与民主初期，大众对民主价值观念冷感，或不愿支付成本去追求的心态，非常普遍。《独立宣言》是美国建国最重要的文本，里头的名句人人皆知：“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人人都有上帝赋予的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但当今的社会批评家若出生在那个时代，便可以好好嘲笑这段话：你看看，妇女、黑人、印第安人、奴隶，有的没有选举权，有的甚至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即便在比例已经很小的公民里，也只有不到一半才有投票权，无产者还不能投票。连起草《独立宣言》的某些作者都蓄奴，这一切居然被美国公民们堂而皇之的接受。在这样的条件下居然妄想实现民主、人人平等，岂不是既虚伪又好笑么？

诚然，没有这些社会意识作为根基，民主制度是虚浮而不稳定的。然而基本没有国家能在民主制度建立前就根基牢固，因为专制者并不会让这一切出现，民主意识的根深叶茂都是在民主化之后。民主化之前，往往仅有少量的国民具备基本的民主意识，其中更是只有很小比例愿意为此支付较大的成本。所幸的是，这并非无法逾越的障碍，只要路径正确，依然足以动摇专制的根本。在权力结构的变动中，大部分国民是搭车者——他们并不排斥甚至向往民主，只是不愿支付成本；甚至可能是被裹挟者——他们对民主自由并没有追求，但他们所依存的社会在旧制度下崩溃而不得不转向新制度。

韩寒的说法引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对专制体制下的民主追求者而言，什么样的追求路径更容易达到目标？在追求民主过程中，我们可将旧制度下利益受损的人群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领头者，他们愿意为社会变革支付较大的成本，包括大量的财产损失或人身安全。我们可以假设其比例是千分之一。

第二类是跟随者，他们内心接受和向往民主制度，但只愿意支付较小的成本，包括少量的财产损失或被骚扰。我们可以假设这些人占百分之五。

第三类是观望者，他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受损，或者意识到了，但却不愿意为改变社会状况而支付成本。我们可以假设这是百分之九十的大众。

剩下的是旧制度的获利者或特权群体。

合理的推断是，如果履行或追求某种民主权利，所需的成本，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能够被第二类的“跟随者”群体所负担，那么就更可能是一条合适的路径。相反，如果过度寄望于群体很小的“领头羊”，或者国民大众，那么往往事倍功半，难以推进。例如近期很热闹的独立参选，很多宣传者抱怨道：如果一部分在网上发空炮的人能够站出来参选，每个中国人都认真对待自己的选票，那么哪怕在这种完全不公平的选举制度下，也能一步步实现民主。毫无疑问，这失败原因，是大家没有选举意识，民主素质太低了。但此时你要问一句：这条路径，实现的前提存在么？

根据三类人群的分析方法，你就可以知道，独立参选模式导向民主的路径是艰难甚至行不通的。它需要足够大的群体，也就是那“网上放空炮”的第二类人，来担负第一类人的职责——当候选人，支付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成本，制作选举海报，挨家挨户宣传，顶着官僚机构的骚扰，冒着人身安全和前途的风险。它还需要一个比这更大的群体，“每个中国人”，也就是第三类人，来担负第二类人的职责——做有责任的选民，了解候选人信息，冒着被老板被领导骂的风险，来投这一票。这条路径成功所需的人数前提，是违背客观规律，永远无法保障的，因此三十年来独立参选运动原地踏步甚至后退也就不足为奇了。

3.民众代表和民主派的素质？

另一观念是，作为代议者，民众代表和民主派自己素质要高，如果民主派自己都相互责骂、攻击，一点“民主的态度”也没有，那上了台就会更专制，还不如目前的专制呢。注意最后那句很多类似论调的要点和共同点。

此观点仅作如下拆解：

无论民主派也好，民众代表也好，专制者也好，其整体平均素质是由本国人素质决定的。在同一国家，并不存在低素质民主与高素质专制的比较。被权力侵蚀的专制者与中、底层的官僚机构，只会比平均的国民素质更差。其好形象多半由宣传部门的谎言包装而成。若在低素质国家欲行高素质的专制，逻辑上逃不出从高素质国家”聘请国外的“高素质专制者”，先做“三百年殖民地”的必然结论。

与民主过程相关的素质，是指代表者的代表性，与对民主议程的尊重，而非私德。马丁路德金爱好嫖妓，演讲剽窃，并不影响他做民意领袖。而这些代表的素质，在民主实行初期甚至民主前，也很难高起来。各国各地议会运行初期的斗殴是司空见惯，台湾议员打架打到住院央视年年播得风生水起，就不多提了。各国均不缺这一传统活动，18世纪，早期英国议会中决斗盛行，以至于要把反对政党的座席分开焊死，避免这群武林高手操起椅子互殴。1798年，美国国会中两州的代表Griswold和Lyon使用了手杖和火钳作为武器，在国会现场进行了对决。当然韩国更为夸张，一个多月前，韩国在野党议员向国会主席台投掷了催泪弹。日本人相对比较古板有礼一些，他们只是在东京都议会的议员选举投票中，让著名的爱情动作片女优，德艺双馨的后藤麻衣老师，获得了3600票而已。

完美主义者会感叹：这些国家的民主派真虚伪阴狠，他们骨子里才是真独裁，掌权后只能更专制，连不同意见都容不下而要动手，迟早再来一次革命治乱循环，民主后杀全家。然而，最终你可以发现，这些“低素质行为”确实会降低民主的效率和质量，却并不会导向专制。会导向专制的可能性只会出在：(1).某个集团或某个人试图对权力进行垄断。(2).对民众自由和权利的剥夺。只要是做这两点的，哪怕执行者和鼓吹者是以高素质的救世主形象出现，结果都一样会通向奴役之路。

配图：美国早期的国会新闻漫画，议员掐架，手杖和火钳的对决。

4.民众需要什么素质？

民主制度是套利益分配模式，其制度运转的基础，是假设每个正常的成年人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基本利益所在。所以民主制度的底线素质要求是很低的，只要不是白痴的成年人就可以。当然，公民对民主制度的理解和参与越深，则好处会更大。韩寒文中提到马化腾撒Q币就会有几亿张选票，只是比喻，不过这在较完备的制度设计下极少出现，因为即便当选，因权力受监督，大规模的贿选很难收回成本。倒很容易发生在行政权力依然运作于专制体制的情况下，若无法监督权力，仅靠一套选举程序无法达到民主，只能帮每个公民多要一堆Q币回来，当然，这也是初级民主相对于纯粹的专制体制的收益了。

有人说，候选人个个说的天花乱坠，老实巴交的选民素质不够，很容易被骗，还不如专制呢。这种说法忽视了民主制度下最低档的好处，投票作为一个纠错程序而存在，就是能够把已知的，在台上的糟糕执政者选下来，而不是挑选出最好的人选选上去。专制制度下，哪怕一群贪官贪到全城皆知，群众给纪委和检察院的举报信堆得能烧一冬天炉子，高档饭店洗浴中心天上人间外头都是公车军车，还带病步步高升，你也拿他们没有一点办法。

官员未执政时，议员未代议时，政策未实施时，好不好你需要知识和经验去判断。但官员上台后，议员履职后，政策实施后，结果好不好，是否代表你，是否损及你的利益，只要不是白痴，都一清二楚。所以你很容易将坏的官员踢下来。而要进一步选出你满意的官员和议员，争取有利于你的政策，其准确度与民众素质是相关的，必须在民主制度运转中逐步学习。

四、革命、改良与争自由

1.革命该来就会来

革命在中国有几千年历史，它不需要群众什么素质、勇气，在该来的时候他就会来。革命是权力结构的突发性变更和置换，在旧社会和旧制度崩溃的同时出现。所谓是否“需要革命”这个讨论是相当蛋疼的，判断革命好不好，对阻止革命发生也没有太大现实意义。在平常你可以考虑吃肉好还是吃菜好，但在快饿死的时候，就是被人踩过的窝头你也得吃。革命是否暴力和血腥，取决于多个方面，例如旧制度和专制者的顽抗精神，革命者自身的目标、组织结构和素质等。

有个较流行的说法，叫改良和革命赛跑。其实改良只是在和社会现状赛跑。当支撑社会稳定的几个基点发生溃烂，比如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或生态危机时，旧体制就会崩溃，革命便会产生。中国当前体制的特点是存在一个自利型的官僚集团，它们不断抽取社会财富和资源用于自肥。随掠夺的时间增加，危机也就日深，这现状是不可持续的。群体性事件实际上就是革命初期的原子状态，如果群体性事件数量不断增长，超过某个维稳能力的上限后，就会爆发式增长，出现失控状态，这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革命。

我觉得韩寒对于“暴民革命”的恐惧是延续某些知识分子的看法，而它们的看法往往落实在解读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很多左右翼的保守派将49年的悲剧解读为：某个群体依靠土地革命给农民群体许诺利益，然后用底层的“均富”需求将这些农民改造为暴民，夺取了政权，造成了几十年的动荡和悲剧。然而这个解读并不能轻易接受，放到那个时代整个世界的大环境下看，苏联渗透了与之地缘相关的几十个国家建立了类似的组织，但它们夺取权力的模式并不相同，很多国家并没有任何土地革命，同样也夺取了政权，无一例外。而建政后，并没有组织红卫兵搞文革，却也发生了相似的悲剧。其夺取胜利的秘密，更像是苏联所创造的这套极权主义的组织模式的战斗力，与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发生的悲剧，包括执政党内部清洗，民众普遍丧失自由等情况，其原因，也是这套极权主义的组织模式的本质所致。而不是什么“暴民政治”。

革命是否会造成“恶性循环”？这关键是看革命者（革命团体）能否通过自身的意识形态和组织模式，将革命仅限于打碎原有的权力结构中限制自身自由的枷锁，而不将革命所获的权力去作为限制别人自由的枷锁。能做到这点的革命，就不会产生“继续革命”，而不能做到的，甚至革命本身目标就是为剥夺另一部分人的自由权利的，无论革命的过程是否暴力，都会“恶性循环”。

判断革命团体成功以后，是否能带来更好的社会，这是个技术活，可参考拙作：《什么是好的政治承诺？》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fc0caa0100qh4v.html

2.维持现状和改良的成本

很多人会嘲笑，你谈什么革命呢？你有枪么？但很少会对改良者嘲笑，你谈什么改良呢？连正厅级的官都不是，还谈改良？其实两者是一回事。谈论革命改良，首先将其作为求知范畴，而非社会运动来对待较好。这样你不会在讨论中产生焦虑感和无力感。

维持现状往往不是因为民众有保持现状的意愿，很可能是无力变革时的等待。需要知道的是，维持一个不公的现状是需要成本的。很多人之所以承认现状，是期待“民主化”以后，大杀贪官，把被剥夺的财富“夺回来”。但实际上很多财富流失是不可逆的，在不公正的制度下，每年都有无数的财富流失、转移、被洗白，经过足够长的时间后，你已经无法判断这些财富的来源是合法经营还是权力掠夺，也就无法找到公平补偿的模式。此时再用暴力做无差别的剥夺？那没有用，这时倒正应了韩寒的话了，最阴狠毒辣者，会在这个再分配过程中，获得最多。

改良同样也有成本，如果说革命是突发的权力结构转移和置换的过程，那么改良就是个在承认既得利益的基础上进行缓慢调整的过程。后者会对民众的承受力进行考验。为了减少改良的阻力，将来有一天如果对贪污一千万以下的官员全部赦免，你能么？你往往会问，凭什么？我租小屋他住别墅，我啃馒头他吃大餐，我看AV他包二奶。用的还都是我的税款。它贪一千万，可是有人的父母因为交不起几千块钱的大学学费，愧对儿女，上吊死了。他们怎么原谅？嘿嘿，你死撑着不原谅，利益集团可还觉得他们要价太低呢。即便很顺当地“改良”了（目前看来是基本不可能），这个过程和抉择也远远比你想象的艰难和痛苦。

3.改良的路径

如果我们将政治体制改革视为当前的改良目标，那么有如下几点你是需要了解的：

(1).在改良者的宣传中，往往将政治体制改革视为一条“双赢”之路。民众获得了权力和自由，而原有的掌权集团获得了安全，并试图说服掌权者主动改良。但简单思考，如果并不存在革命的可能性，那么后者是谎言。掌权集团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决策结果，应该是维稳，而不是政治体制改革。

并不存在什么双赢格局。对有权者而言，民主体制下丧失腐败等非法利益那就不提了，还会丧失包括特供、公车、疗养院等当前的合法利益，哪怕合法利益他们也不在乎，那丧失前呼后拥，动辄封路的特权快感，谁能体会从别人点头哈腰孝敬自己，到上门拜票累到腰椎间盘突出的感受呢？光这个落差，就足以让整个群体无法主动迈出体制改革的步子，哪怕集团里某些个体有此意愿，也无能为力。

而掌权者从体制改革所得到的好处，只不过是“坐牢”，“双规”这类无序的争斗减少而已，普通官员八辈子都轮不到一次。能吓唬谁？当前，只要遵守潜规则，贪的克制点，让所在的小团体利益均沾，风险是相当小的。

(2).改良成功的可能性，对应的是抗争者付出的代价。

很多人盼光荣革命，天鹅绒革命，台湾转型等“不流血”革命、改良，盼得脖子都长了。但很少去想，光荣革命的成果，国王的气焰，是贵族进攻伦敦，连绵内战打掉的，为了让国王逊位，议会请的新国王可是带了一万多兵来的。似乎不付代价的权力变更，那只是其中一个瞬间。天鹅绒革命也是如此，它是很平和，但革命之前呢？发生了什么？台湾转型就更要问了，蒋经国开党禁、报禁，为什么开？是因为他“伟大”么？

(3).改良的关键词是主动。

改良是怎么发生的？很多人以为，是不断地向掌权者和民众灌输民主制度的好处，然后上层主动改革，或者下层请愿，上层退让，形成良性互动，然后体制改革就开始了（二十多年前，这种策略的简化版被称为“自杀救国”，说服掌权的利益集团自杀，国家得救了）。这种情况有可能存在，但属于小概率事件，从中国的历史来看，凡是有概率发生的事，它总是符合墨菲定律，往最坏的情况走。所以建议不要对这种模式寄托过多的希望。没戏是意料之中，有戏是意外之喜。

现实的改良是如何发生的？大家可以参考80年代的投机倒把罪，这个罪名是计划经济沿袭下来的，本意是打非法投机，但实际上几乎所有正常的商业活动均可入罪，所谓十商九罪，最高刑罚是死刑。这个罪名是97年左右才废除的，但早已名存实亡。原因很简单，利益所趋，挡不住那么多人冒着杀头的危险一起无视它，蔑视它。权力的来源是服从，当足够数量的人不再服从，权力也就不复存在。

思考一下，如果我们是当年的台湾人，要取消万恶的国民党的报禁，要言论自由，应该怎么办？应该向蒋总统“进谏”么？不是的，而是要做到以下几点：

a.如果你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先追求你个人的言论自由，有什么话，想办法说出来。

b.权力一定会来阻止你，想办法绕过它，它禁你的报，你就自己印，禁你的书，你就在地摊卖，封你的网络帐号，你就上大街到人多处举牌。当然，控制好行为风险，在你自己能承受的范围。

c.找到其它志同道合的人，和你一起践行a和b。

当践行这三条准则的人足够多的时候，权力的言论控制成本就到了它所不能负担的地步。此时，由于大家的不服从，报禁开不开，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对蒋总统来说，开了还有个好名声，不开也没法借信息垄断撒更多的谎了（反正也没人信了）。那么，报禁“自然”就开了。如果报禁还对他很有用，不管你怎么求，用处不大。台湾的党禁也是如此。

以上是我对韩寒三篇文章的简要评论，考虑到网文特征，做了很多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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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韩寒原文摘录：

革命需要有一个诉求，诉求一般总是以反腐败为开始。但这个诉求坚持不了多远。“自由”或者“公正”又是没有市场的，因为除了一些文艺和新闻的从业者，你走上街去问大部分人，你自由么，他们普遍觉得自由。问他们需要公正么，他们普遍认为不公正的事情只要别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就可以了，不是每个人都经常遭受不公待遇，所以为他人寻求公正和自由不会引发人们的认同。在中国是很难找到这样一个集体诉求的。

如果起义，官方只要一掐断互联网和手机讯号，无法用QQ聊天或者玩不了网络游戏看不了连续剧的愤怒群众就足以将我们扑灭，你也别指望着能刷微博支援我，你三天上不了微博就该恨我了。

大部分国人眼中的自由，与出版，新闻，文艺，言论，选举，政治都没有关系，而是公共道德上的自由，比如说没有什么社会关系的人，能自由的喧哗，自由的过马路，自由的吐痰，稍微有点社会关系的人，我可以自由的违章，自由的钻各种法律法规的漏洞，自由的胡作非为。

中国式的领袖，绝对不会是你现在坐在电脑前能想象的那些温厚仁慈者。这样的一个领袖，八成独断专横自私狂妄狠毒又有煽动力，是的，听着有点耳熟。但中国人就吃这一套，也只有这一套才能往上爬，这个社会习惯了恶人当道，好人挨刀。越是教育水平高的人，越不容易臣服与领袖。所以这些人肯定是最早从革命中离开的。随着社会精英的离开，革命人群的构成部分一定会产生变化，无论革命的起始口号有多么好听，到最后一定又会变回一个字，钱。说的好听一点就是把应该属于我们的钱还给我们，说难听一点就是掠夺式的均富。

任何的革命都需要时间，中国那么大的国家，不说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权利真空。稍微乱个五年十年的，老百姓肯定会特别期盼出现一个铁腕独裁者，可以整治社会秩序，收拾一下局面。至于从百花齐放重新看回人民日报

一人一张选票，最终的结果还是共产党代表获胜，谁能比党更有钱？五百亿就能买五亿张选票。不行加到五千亿。一年税收都十万亿呢。你和人家比有钱?你觉得你周围的朋友的公正独立，那样的人加起来也就几十万张选票。你看好的有识之士，能有十万张都不错了。唯一能和共产党抗衡的就是马化腾，因为他可以在QQ登陆的时候弹出一个窗口：谁选我马化腾，谁就可以得500Q币。此举估计也能获得两亿张选票。

如果你硬要问我在中国，什么时候是个革命的好时机，我只能说，当街上的人开车交会时都能关掉远光灯了，就能放心革命了。但这样的国家，也不需要任何的革命了，国民素质和教育水平到了那个份上，一切便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我这些年去了上百个各种各样的县城，这些都不算特别封闭和贫瘠的地方，我和各种各样的人聊天，他们普遍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不如文化界想象的那么迫切，他们对强权和腐败的痛恨更多源于为什么不是我自己或者我的亲戚得到了这一切，而不是如何去限制和监督，只有倒霉到自己头上需要上访的时候才会从词典里捡起这些词汇来保护自己，只要政府给他们补足了钱，他们就满意了。一切能用钱解决的社会矛盾都不算什么矛盾。而知识界普遍把国民对这些词汇的这种应急应用当成了他们的普遍诉求，觉得与文化界形成了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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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总结：

最简版总结1：民主制度是权力参与和运作的模式，与其无关的素质并不重要。民众代表的素质是其代表性，与对议程的尊重，代表爱打架，不遵守规则，固执己见等，会影响民主质量，但不会导向专制。试图垄断权力才会专制。民众参与的最低素质，不是会选“好官”，而是能把“坏官”选下来，正常人即可做到。

最简版总结2:连正厅级别没爬到的人，谈改良同样是空谈，仅有求知意义。在不公正制度下维持现状同样需要支付成本，有人幻想某日“民主化”以后，能把以前流失的财富“夺回来”，这是不可能的。改良是在承认既得利益的基础上对权力结构进行调整的过程，同样痛苦，考验利益损失者的承受力。

最简版总结3：改良者往往宣传说，政治体制改革是个“双赢”过程，民众获得了权力和自由，掌权者获得了安全。但后者是个很容易识破的谎言。中国所需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个掌权者丧失利益的过程，维稳制度才是保障后者利益最大化。探索改良路径者，必须先承认这个事实，再想方案。

这个时候，俄罗斯一个天才青年诗人，叫做布罗茨基，大家知道俄罗斯是出天才的地方。这个家伙很敏锐，他看了哈维尔这本书，哈哈大笑。他指着哈维尔说：“你这家伙，以前是个很实诚的人，做了总统以后，要拉选民，就不老实了。那些人哪里是你说的恐惧啊。”

他认为，恐惧只是一部分。其实，人们的心态在这个社会下变化了，他们有了新的生存策略，对于社会和谎言，他们早就麻木了。他们在这个社会下，弯着腰活着，欺骗着，钻营着。就像捷克牛奶市场一样，大家都掺水，卖得便宜，有点特胆大的还能掺三聚氰胺，而且还能搞掂管理人员，本领大的很，人人羡慕。不掺水的老实人很快就破产了，大家还要向他吐口口水，傻瓜，笨蛋，失败者……你就是这个社会的失败者，明明可以混得挺好，结果全玩完了。所以大家避开你，唾弃你，嘲笑你。这才是真实的人性。

这就是一个后极权社会，人人都很精明，都是成功者，但是最后整个社会全是失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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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后极权社会的特点和弱点在哪里呢？

哈维尔对后极权型态的洞察，是从一条标语开始的。捷克的水果店，在洋葱、胡萝卜陈列橱窗上贴出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是表达什么？是经理对无产者联合起来特别热衷？还是想过无产者联合起来怎么实现？都不是，标语是上头和洋葱胡萝卜一起发下来的。贴出这条标语，水果店经理只是要表达一个潜台词：“我是个本分的人，我对党很忠诚。绝不惹麻烦。”

大家都知道华人是个很奇怪的群体，他们聪慧吃苦耐劳，在世界各国，华人都是当地最富裕的群体——除了在他们自己国家。原因很多人明白，缺乏权利之故。权利不能当饭吃，但迁徙，工会，社会保障，教育，控制税收收支的权利受限甚至受剥夺，那么你的饭就会被别人吃，自己则陷入苦劳。而这些五花八门的权利又基于言论、结社、选举这几个基本权利。而这几个基本权利又根植于最基本的言论权利。没有言论自由，你就无法结社，没有结社自由，你就无法组党、选举。

哈维尔的观察要点就是，所谓后极权，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侵蚀你的言论权利，限制你在公共问题上的表达，并诱导你附和官方的表达。

你发言了，我没法和你来往，因为和你来往会惹上麻烦，官府会找我喝茶。——潜台词：言论有危险，请你不要说话。

你发言了，你是个愚蠢的人，有好生活不过，偏偏要发言。——潜台词：言论有利益损失，请你不要说话。

你发言了，但你面对苏军的坦克不敢流血牺牲，只敢忽悠人去死，你是个胆小鬼。——潜台词：你没有说话的资格，请你不要说话。

你发言了，我不感兴趣。你就是在幻想，不能脚踏实地。——潜台词：你的话无效，请你不要说话。

你发言了，你是拿法国钱的，你和斯洛伐克分离运动有牵连。——潜台词：你是个捷克奸，请你不要说话。

你发言了，其实民主国家也是限制发言的。——潜台词：天下乌鸦一般黑，请你不要说话。

后极权社会，所有的潜台词，都指向的是让你不要在公共问题上表达自己的想法，要保持冷漠或者和官方的态度一致，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和说法，为的就是限制你的发言。这种做法长久以后，会渗入到整个国家、所有国民的骨髓里面，成为国民性。这一切也就是整个后极权社会稳固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基础。大家也往往会观察到，后极权社会中会出现普遍的道德沦丧，就是这种冷漠侵蚀的结果。

处于后极权社会，大家比较关心的是如何转型，怎么走出来。大家习惯性地去那些以往的抗争中找方法，比如甘地、马丁路德金、曼德拉，其实他们的经验都在有言论自由，有法治的民主社会或者半民主社会中。对于极权社会与后极权社会只有参考意义，而无法模仿。甘地曾对犹太人出主意说，你们可以搞集体自杀，感动希特勒。他还给希特勒写了信，劝他不要继续。实际上对于纳粹这样的极权社会，这些没用，只能用枪说话。而后极权社会呢？非暴力抗争遭遇维稳，甚至遭遇国民自身的冷漠对待。答案在哪里？其实已经呼之欲出。在言论自由和表达本身。

无论集体抗争也好，与政府良性互动也好。它有一个前提，就是存在与政府权力本身能够抗衡的压力集团，才有可能实现。而如果权力对结社进行强力压制，压力集团并不存在的时候，这些方法就往往流于幻想，在众人的冷漠中无疾而终，这也是典型的后极权社会现状。此时，必须退而求其次，从根本的言论自由开始。只有从基础而行，一步步踏实，表达顺畅了，成为一个共识了，才有可能结社并形成社会压力。而言论自由也是无法彻底剥夺的。

大家可以发现，后极权时代的政府，其统治模式并不是在某个理论基础上营造出来的，这些官员受教育程度并不高，也没啥理论。这套统治模式是靠着一种本能和统治经验摸索出来的。他们的本能告诉他们，言论才是这套体制的命门，所以大量的精力和资源均投入到如何压制言论，制造谎言之上，哈维尔对此非常精要的概括：

在这个制度下，生活中渗透了虚伪和谎言；官僚统治的政府叫做人民政府；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名义下被奴役；把彻底使人渺小说成人的完全解放；剥夺人的知情权叫做政令公开；弄权操纵叫做群众参政：无法无天叫做遵法守纪；压制文化叫做百花齐放；帝国影响的扩张说成是支援被压迫人民；没有言论自由成了自由的最高形式；闹剧式的选举成了民主的最高形式；扼杀独立思考成了最科学的世界观；军事占领成了兄弟般的援助。因为政权成了自己谎言的俘虏，所以它必须对一切作伪。它伪造过去，它伪造现在，它伪造将来。它伪造统计数据。它假装没有无处不在、不受制约的警察机构。它假装尊重人权，假装不迫害任何人，它假装什么也不怕，假装从不做假。

对于苏军的坦克和冷漠的国民，哈维尔的办法是：生活在真实中。我要把自己真实的看法表达出来。拒绝虚假的表达，拒绝潜台词，追求做一个真实的，完全意义上的人。当真实的表达形成规模，春天也就到来。在最小和最简单的地方与后极权的整个制度斗争。如果我的表达被限制，我就通过更婉转，更有技巧的方式说出来。如果说话被限制，我就通过各种五花八门的创造性活动表达出来，比如签名，比如举标语，比如行为艺术。当每个人（甚至不需要每个人，只需要比例不高的一部分人）能这么做，那么整个社会言论自由便自然实现，权力结构的这块最基础砖石也就烟消云散。

以本文纪念哈维尔

12/18/2011

往年，来北京的外地人，与驻京的本地人，对北京的空气质量，没有可方便查考的数据。他们的主要信息来源于个人的直接体验：比如春天的沙尘暴铺天盖地。有时一场雨过之后，自行车如在泥浆中滚过，难以识别，以至于只能期待下一场雨将泥巴冲走。飞机在北京机场降落前，可以看见整个华北笼罩在朦胧的黄色雾气中。从三线城市或海外来京的朋友，有些喉咙和脸部皮肤可能有疼痛或不适之感，特别敏感的能嗅出烟味或焦糊味。高层住户，窗户若一整晚开个不大不小的口子，屋里就会铺上一层细沙。在其他城市用很久都还相当干净的电脑，到北京来用上两个月，其排风口处就会长出5厘米长厚厚的棉花状灰絮。

而对空气质量信息的传播，因为缺乏可信的数据，常使用的是并非科学性的说明文，而是段子，比如：

奥斯威辛和北京是历史上最著名的两个毒气室。

有位外国小伙子，身型壮硕，体格健康，得益于他在国外的时候多年坚持每天长跑2-3小时。后来小伙子工作原因来到北京生活，即使再繁忙好习惯也从未改变，每日仍偷闲坚持在三环上长跑。于是，两年之后，他不幸患肺癌去世了。

大约在03年开始，北京市电视台每天播报空气质量日报和预报，公众终于有个比较方便的渠道来了解天气情况。但是问题在于，和其它中国政府报告一样，空气质量的报告和大家的切身感受很不一致。市民每天在灰蒙蒙或者黄蒙蒙的雾霾中上班，而电视台里的空气质量报告则是千篇一律的“良好”，以及偶尔才出现的“轻微污染”。

想象一下这图的画外音：北京空气良好，部分地区有轻微污染，我们又收获了一个蓝天，今年的蓝天指数有望刷新纪录。

图1：北京CBD核心区（朝阳区中国传媒大学附近）拍摄。

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北京空气播报数据出现。

二、美国北京驻华大使馆为何发布空气质量数据报告？

1.在北京的美国驻华使馆为何检测并发布空气质量数据报告？这是个比较适合阴谋论的话题。

(1).在美国驻华大使馆的网页上是这么说的：（来自http://chinese.usembassy-china.org.cn/070109air.html）

美国驻华大使馆空气质量监测站

09年7月1日

美国大使馆的空气质量监测站在使馆馆区内通过衡量PM2.5悬浮颗粒监测空气质量。其目的是为了给美国驻京外交人员提供健康方面的资讯。 整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是无法通过单一空气监测站的数据得到的。

直径2.5微米以下的悬浮颗粒(PM 2.5)被称为“细颗粒”，并被认为对健康最为有害。PM2.5是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认可的一个标准，它可以让我们与美国标准基准做对比。PM2.5颗粒值得关注是因为它们体积足够微小，以至于可以进入肺部甚至血液循环。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网站http://www.epa.gov/ttn/naaqs/pm/pm25_index.html 。

(2).中国的报纸

北京晚报 苏文洋 《北京空气质量自己与自己怎么比》 来源于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2011-11/09/c_122254431.htm）

美国驻华使馆公布与北京环保监测不同的数据，主要目的还很可能不是为了给社会主义中国首都的空气质量抹黑，而是为了使馆工作人员自己拿到更多的健康补贴。把北京的空气质量“测”得越差，健康补贴可能越多。

南方周末 《优良？污染？解决环境污染问题需同呼吸共命运》 来源于南方报业网（http://nf.nfdaily.cn/nfzm/content/2011-11/11/content_33029560.htm）

美大使馆担心工作人员的健康，认为以美国标准衡量的中国空气之糟糕会损害健康，有必要时刻警惕。这其实情有可原。早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始，在华美国外交人员就能获得一笔数目不菲的“环境补贴”。

这些说法都指向一个问题，就是美国大使馆公布空气质量数据和自身的利益以及补贴相关。

2.这样的说法和猜测有道理么？我们来仔细剖析。

(1).美国驻华大使馆的说法是为了给美国驻京外交人员提供健康方面的咨询。这方面的考虑基本可以认为属实。

查考今年8月份维基解密网站新披露的美国大使馆文件，有更详细的解释：REFERENCE ID: 09BEIJING1945 日期：2009年7月10日 链接（http://wikileaks.org/cable/2009/07/09BEIJING1945.html）

在背景（Background）一段里面，美使馆的报告称，2008年2月，使馆通过邮寄购买了一个MetOne BAM 1020空气监测仪，安装在使馆区。原本该数据主要提供服务的对象是使馆工作人员及住在紧邻大使馆的家属大院中的工作人员家属，用于户外活动参考。2008年8月，考虑到来北京居住和旅游的美国人员（注：预计和奥运相关），使馆在推特上建立了帐号，发布了这个数据。

（作者注：MetOne BAM 1020空气监测仪是一款比较高档的监测仪器，其PM2.5数据的准确度相当不错，符合US-EPA Class III PM2.5 FEM Standard ，具体技术参数可以参考：http://www.metone.com/documents/BAM-1020_6-08.pdf。由于这并不是本文主要涉及的问题，不作展开）

那么中国报纸的说法是否可信呢？有些猜测是很有可能的。

(2).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确实可能有与环境相关的补贴，但是北京的补贴是最少的

美国海外公务员的补贴由DSSR(Department of State Standardized Regulations)规定，其中中国地区的补贴可以参考（http://aoprals.state.gov/Web920/location_action.asp?MenuHide=1&CountryCode=1123），包括：

a.Cost of Living Allowance（生活费用补贴，或简称物价补贴）：物价与在华盛顿生活相比的差额

b.Post(Hardship) Differential Allowance（落后地区补贴）：生活环境与华盛顿的差额

其中补贴a,b的最高值为35%

c.以及Transfer，Education, Living allowance（出行，教育，居住补贴）

其中，在美国法律中，落后地区补贴规定了三种情况：a.生活条件困难。b.物理环境困难。c.不健康的环境

Sec. 103. Basis for Foreign Post Differential.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y establish a foreign post differential for any place when, and only when, the place involves any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a) extraordinarily difficult living conditions, (b) excessive physical hardship, or (c) notably unhealthful conditions.

我们可以发现，在美国驻外人员的补贴中，北京的物价补贴是35%，最高值，即北京的物价比华盛顿高35%以上。但北京、上海作为最发达的城市，其落后地区补贴毫无疑问是在中国各城市中最低的，只有15%。而南京、沈阳和武汉虽然物价补贴为0，但作为“生活条件困难”地区，补贴是30%。在这几个城市住过的朋友，显然能意识到这个规定是不公平的，物价补贴随物价而变，补多少用多少，意义不大。而生活环境好坏确是实实在在的。美国议会制定法律时并未仔细了解中国各城市的具体发展情况。

对美使馆工作人员来说，北京与中国其它城市的发达程度并无太大区别，饮食、医疗、教育都只能略微受益，而北京空气对美使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的健康和寿命影响都是相当直接的，但生活环境补贴，因为生活在“发达”的北京，呼吸着这样的空气，只拿15%补贴，而南京、武汉这种“落后地区”，因为“生活条件困难”，却发30%，这是难以接受的。从阴谋论的角度看，这也可能是美国北京使馆公布空气质量的动力之一。同时，广州、上海的使馆会有同样的动力。美国驻广州使馆也很早就提交了关于中国空气污染极其严重的报告。（维基解密文件，编号06GUANGZHOU27482 2006-8-16，http://www.wikileaks.org/cable/2006/08/06GUANGZHOU27482.html）

三、公布数据所造成的外交摩擦

2008年8月公布数据以来，造成的摩擦主要有以下四次：

1.奥运口罩事件（2008.8）

2008年8月，美国4位自行车运动员来京参加奥运，下飞机时戴着口罩。此举被“爱国网民”们讥讽为“行为艺术”，“不讲礼貌”，“驴子才戴口罩”，以至于集体破口大骂。最终以美国自行车运动员向北京奥组委道歉结束。环球时报对此进行了转述。

路透社的报道：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08/08/06/us-olympics-masks-apology-idUSPEK33436220080806

戴口罩的运动员Bobby Lea在接收路透社采访时说：我们并不了解戴口罩这个行为的影响，我们并没有冒犯的意思。戴口罩的原因是我曾在12月来到中国，得上了呼吸道疾病并且无法痊愈。不过，奥运时期的空气好多了。

2.要求限定公布范围的照会（2009.7）

2009年7月7日，外交部美国事务办公室的Wang Shuai与美国使馆人员进行了会见。要求美使馆将空气发布信息限定于只有美国公民可以接受，或者采取其它妥协方案。由于中国市民从推特上获得的信息和官方数据不同，容易引起混乱，会引起不可预测的社会后果，从而造成不必要的质疑。而且对中国也是一个侮辱。

这份文件由维基解密披露，文件编号为09BEIJING1945，链接在（http://wikileaks.org/cable/2009/07/09BEIJING1945.html）。它还披露了一个有意思的背景数据，在推特上每天跟踪美国北京使馆空气质量报告的，3/4新增用户为中国人或华人。

3.“糟糕得令人发疯”的监测仪爆表事件（2010.11）

2010年11月17日，美国驻北京使馆检出了史无前例的595的PM2.5指数，由于美国的空气质量AQI标准（http://www.airnow.gov/index.cfm?action=aqibasics.aqi）中并没有考虑到会有500以上的指数，没有规定任何对应描述，为美国北京使馆撰写空气质量检测发布程序的程序员估计同样没想到会有这样的指数，也未考虑到可能产生的外交后果，简单的使用了Crazy Bad（糟糕得令人发疯）的形容词来描述。形成了新闻效果，此事被各大海外媒体披露后，这个因为典型的程序员“彩蛋”（某些程序员的习惯，在程序中为不太可能发生的事件设置有趣的特例），变成了外交纠纷。最终美使馆修改程序，将形容词改成了Beyond Index（爆表）。（注：英文的准确译法是“超出指数上限”，但网民传播时为表达情绪译成了爆表。）

这个新闻激发起了海外记者，尤其是海外新闻社驻北京记者的认同感。洛杉矶时报的记者Elisabeth Rosenthal很罕有的在新闻最后写到自己的孩子：我的孩子在北京一直在和哮喘、支气管炎和肺炎作斗争，他离开北京后，所有问题都消失了。加拿大CTV的记者则对这个数字莫名惊诧，因为多伦多2009年全年空气最糟糕的一天，峰值数字也只是59，而不会是惊人的595。

4.2011年年底的公信力危机

目前我们正经历这个阶段。这次危机的产生原因主要是三点：

a.美使馆的北京空气数据，在推特上发布，而由于手机软件的普及，不少手机软件app开发同步了美国使馆在推特上公布的数据。大家可以很方便的获得这些数据，比如在新浪微博上，@美帝使馆空气 就实时同步了这份空气报告。

b.由于北京连续几天空气质量非常危险，而空气指数依然良好，尤其是“空气特供”的发现。引起了更严重的信任危机。

c.大家对环境的敏感程度以及公民意识的抬头。

在目前的情况下，环保部门自然承受压力。大家同时也需要了解，美使馆也在承受压力，并且它的抗压能力并不是无限的。

四、以下是作者对空气质量常见问题的简短评述：

1.目前矛盾是不是因为PM10和PM2.5标准不同引起的？

答：信任危机是由于环境部门所发数据与人们亲身体验不同造成的，而不是标准。欧洲有发布PM10的网站，北京同样也是爆表。

科学研究者要造假很容易，即便测PM2.5，只要精心选择监测点，同样可以得出好的数据，但是好数据并不能弥补和人们亲身体验的矛盾。

普林斯顿大学的安雪峰在文章中称：2006年，北京市政府关闭了当时两个空气污染最严重的监测站，2008年又将监测站搬到六环以外，远离市中心15到20公里的地方。这样蓝天数增加了，污染数字也减少了。全文在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4661-Beijing-s-hazardous-blue-sky 而蓝天指数是一个考核指标。

2.空气污染的来源和结果？

答：本文不谈科学。但对北京来讲大致是尘土两成，工业废弃物三成，汽车尾气一成，煤一成的样子，剩下的是其它原因。由于车辆增多，汽车尾气比重应该会逐渐增高。另外从测试数据看，冬季会是空气污染严重的季节。

PM2.5对心肺系统疾病影响非常显著。

3.都是因为你们挤北京引起的，为什么不停止用车，不滚出北京？

答：这个问题较复杂，只能浅谈。首先空气污染的问题并不仅仅在北京，整个华北平原的空气都相当糟糕，太原、石家庄、济南的空气都不比北京好。三线城市按理应该好一些，但如果附近有工厂排污的话（尤其是白天不敢排怕查，晚上偷偷排放的情况普遍），同样不佳甚至更糟。你无处可逃。要逃只能往南方逃了。

北京作为帝都，在中国的模式下，各项资源都向之倾斜，其他不说，光教育资源的投入就无法让大家放弃在北京居住。除非更改整个经济模式，才有可能让大家“滚出去”。当然，影响较小，比较可行的方式，是中央政府搬迁，如果它能迁出北京，起码会同时迁出1/3的餐饮行业人员、废气排放，以及大量的车辆。但这也是个很棘手的事，起码无人敢提。

汽车废气是个重要原因，但不一定是主要原因，尤其对远离主要道路的地方。

4.中国需要先污染后治理，这样经济才能发展，现在强求空气质量好是没用的。

答：即便不谈治理问题，在现在的情况下公布空气污染指数也是有意义的。它可以指导人们的生活活动。尤其是在指数300以上的时间，或者重污染源附近，公布指数可以协调学生的体育课程。简单的减少户外活动就可以避免特定时间空气污染的伤害。在特别严重的时候，应该宣布相关地区的学生停课。

另外，特定类型的口罩以及空气净化器，可以作为中产家庭的选择。现在的问题在于，很多老人依然坚信官方媒体，对于空气污染的危害性没有意识，小辈大费唇舌也无效果，他们就是信电视。呼唤官媒普及关于空气污染的知识和实情是有很大意义的。

5.[臭骂]美国的黑驴总统是纽约空气熏黑的吧？伦敦一百年前不是还有光化学烟雾吗？………………

答：臭骂和享受辩论快感的时候，也不要忘了，呼吸这些空气的，是你自己，还有你的子女。

附图：北京使用空气净化器十天后洗过滤片时的情况，照片来自@何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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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年12月8日补充：

关于最后一幅图片，不少网友询问清洗过滤片为何发黑的情况，很多朋友提问是否洗掉了活性炭。

答：活性炭是不可能被洗掉的，因为活性炭在净水器中也被作为滤片广泛使用。即便散装的活性炭，在新买时可能洗下少量颗粒，也会沉底，而不可能混在水中。猜测这更可能是何兵使用了高档的静电除尘器，因为高压静电碳化了灰絮所致。

一天后，看见该过滤器的生产商做了正式的回复：

@远大空气品质郭凯: 洗的是静电除尘器，我们远大采用静电除尘技术，不用滤芯的。颜色很黑，一方面确实很多灰尘，北京太脏，一方面静电炭化了灰尘显黑。可查看我昨天的微薄，已经说明

作者特此作补充说明

【常识一】

“中国政府用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22%的人口……”

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要经过大量错误观念的洗礼才能带着用愚蠢武装好的头脑进入大学和社会。很多人连这一点都认识不到：是我们交的税养活了政府，而不是政府养活了我们。

税收的本质是养活政府，使其提供公共物品，例如公路、消防、治安、环保等。现代社会中，税收体现的是政府和大众之间的交易关系，而不是掠夺、欺骗与合法暴力。税收给大家提供了必需公共物品的同时，也提高了商品成本和价格，造成工资下降、企业利润减少和经济困难的倾向。

【常识二】

“你一个不纳税的学生，有什么权力对政策说三道四？”

很多人在税收问题上非常无知，他们缴纳很多税收，却一无所觉。在中国，个人所得税经常被当成税收的全部，但实际上，它只占中国税收总额的10%不到。

在个人所得税之外，中国有20多个大税种及其分支。这些税收，有一些不一定收在每个人头上，但是通过市场，都会通过价格将传递给每一个人。比如向某个行业的全体生产者，如家电制造商收税，这些税收会传递到制造的商品价格上，最终由每个消费者买单。根据微观经济学，如果不考虑其它干扰因素，向生产者收税的效果和向消费者收税的税负效果是一样的。向公司征税就是向消费者征税。每个人购买商品时，所交的税不仅仅是增值税——这同样是一个典型误解，其实公司交的所有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印花税、关税……最终都会通过市场价格传递到每一个人身上。

·你去餐馆吃饭，最后结账时不论多少，餐费的5.5％是营业税及城建税。

·一袋价格为2元的盐，包含大约0.29元的增值税和0.03元的城建税。

·如果花100元买一瓶化妆品，其中除14.53元的增值税外，还包含25.64元的消费税和4.02元的城建税。

总之，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哪怕是乞丐，只要有购买行为，就免不了交税。在其它国家，这些包含在商品里的税收都会打在账单上，而中国没有。这就使得大多数人认识不到商品含税，即便知道，也不清楚含了多少税。

二、税负的痛苦取决于政府如何使用税收，而不是税率。

在发达国家中，有高税国家，比如瑞典，税收占GDP的51%，也有低税国家，比如美国，税收占GDP的27%。为什么它们的差距如此之大？而为什么差距这么大的情况下，它们的生活水平却差异不大？中国的税收只占GDP的20%，为什么人们却怨声载道？

【常识三】

税收的根本目的是用于购买公共服务，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它需要拨出其中的一部分来给政府官员和公务员发工资。后者是使用税收的社会成本，它的数额越高，税的无效消耗越重。

在发达国家中，无论是高税还是低税，税收的主要用途都是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保健和一般公共服务。这些功能一般占税收总额的70-80%。而政府成本相对较少。中国正好相反，看不起病，交不起学费，很难领到失业救济。在中国，这些支出的比例只占税收总额的25%，大量的税收被政府自身消耗和浪费。

在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上，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浙江大学教授冯培恩委员列举了部分政府浪费行为：

·公务用车浪费——我国目前大约有400万辆公车，每年消耗超过2000多亿元。

对比：德国首都柏林，公务用车一共92辆，其中专车不到30辆，很多车仅用于运送文件。在芬兰中央政府，只有总理和外交、内务、国防部长有固定公车。

·公款吃喝消费——粗略统计，公款吃喝每年不少于2000个亿，至少吃掉一个三峡工程。

·公费出国消费——近年来官员出国考察和培训热在各地持续升温，目前我国官员公费出国一年耗资已经超过3000亿元。这些培训实为旅游。

在法国巴黎，奢侈品店里几乎都设有中文导购，专门接待每年从中国前来购物的官员和官太太。在南非，当地华人协会抱怨说，每年有200到300个中国公务团体前来游山玩水。令他们疲于接待，估算一年起码消费5000万。

·政府会议浪费——例如西部某县2003年召开涉及乡镇的会议达375次，其中县委县政府召开会议95次，以县委办政府办名义召开的会议147次，县级各部门自行召开会议117次。

·“政绩工程”和办公楼建设浪费——一些政府举债建设超豪华大广场、大剧院、大体育馆、大机场、高尔夫球场等。还有，一个省级贫困县政府的办公楼耗资7000多万元，相当于全县年财政收入的1／3；西部一个镇建起了形似天安门城楼的办公楼；南部一个只有7个村干部的村委会，耗资400多万元兴建办公楼。

对比：在美国，找政府部门，外地人得带上地图按地址寻找。因为政府部门常为小型平房或直接租用民宅。与中国地市政府的高楼大厦，深院围墙，警察站岗的一目了然，迥然不同。

【常识四】

在中国，除了税收以外，政府还有其它收入，包括行政收费，预算外收入，垄断行业收入以及腐败收入。这四项金额加起来几乎与合法税收总额相当。从而使得中国实际迈入了高税国家的行列。而与其它高税高福利国家相反的是，中国的社会福利却少得可怜。

·行政收费

根据2005年经济普查，中国的行政收费中工商、质监、城管、消防、交通五个部门，加上法院，共收取费用9724亿。全体政府部门大约收取行政费用12500亿。相当于提高了约30%的税收。除税务部门以外，全国各种部门通过行政法规、文件通知等“合法”收费就有上千种。（收费条目详情请翻阅手册）而违法的苛捐杂税更是多如牛毛。民间有“一税轻、二税重、三费四费无底洞”的说法来描述这种现象。

【故事一】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在2006年的一项调查中，问过一个小饭馆的老板，除税收外，还需向政府缴纳多少费用。老板拿出了缴费单，单子上显示，一共有19个部门，收取了69项费用。

【故事二】

政协委员王超斌举例说，他公司旗下的任何一个正常房地产开发项目，从开始获取土地，到竣工结算备案，跑部门、交费用、盖章，贯穿始终。从征地开始，到把楼房建成，让购房者入住，王超斌的公司管理人员乃至王超斌本人，要跑遍25个局、委的80多个科室，共缴纳50多项费用。A大厦项目从规划局到建委部门这个审批阶段就已经发生14项费用，总金额已经超过1000万元。 其它房地产公司，老板未必有王超斌这样的高级身份，所需要的费用和受到的刁难更多，往往超过百项。

在目前中国的房价中，实际上大约有55%是交给政府的税费。税收占10%，土地费用30%，奥秘无穷的“其它”费用则占去15%-20%。天价房和豆腐渣工程也由此而生。这还没有算上贿赂等腐败费用。

·预算外收入

除了收费以外，中国的地方政府还有一个重大的预算外收入，就是土地，根据国土资源部统计，2006年全国的土地出让金约为7700亿，与土地出让价格相比，农民的土地补偿金额大约只有10%。政府净收益7000亿，相当于提高了近20%的税收。在很多地方，土地出让金成为了政府的摇钱树和财政支柱。

·垄断收入和腐败收入

在正常税收之外，政府还掌握了一些垄断企业，包括电信、石油、金融等。这些垄断企业通过政府保护的垄断地位所获得的巨额利润，除掉交税和自用以外，还剩余很大一部分，是用于给政府官员摊销费用。几乎每个垄断企业背后都供养了一大批官员，互为背景，相互支援。

腐败收入则是更难预测的一部分收入，学者们的估计一般在每年3000亿到10000亿之间。即便这个可以说是恐怖的估算数额，怕是也和民间的感受相去甚远。

【故事三】

2009年全国公务员考试，报名者多达百万，而残联一个职位，竞争者达4500人。供需比年年提高，且报考人员很多是能够在社会上找到高薪工作的高学历者。公务员的火热折射出其畸形的待遇。如果一个社会，高水平，高知识，高能力的人才都去做公务员，去消耗纳税人财富，而不是成为生产财富的企业家和工人，那么这个社会就很难有高质量的财富增长。

三、如果纳税人对税收使用无法监管，那么纳税并不光荣。

如果黑社会收保护费时高喊“交保护费光荣”，你一定会觉得很可笑。政府税收之所以与黑社会的保护费有区别，并不是因为政府行使的是合法暴力，而是因为交给政府的税收可以监督。

【故事四】

阜阳市政府兴建了豪华办公楼，被称为“白宫”。纳税人李国福将办公大楼的照片放在了网上，并多次到北京举报建造办公楼的区委书记张治安。对此，网民议论纷纷。随后，李国福被逮捕，并在见律师之前的几小时内死在了监狱里。经检察院鉴定，系“正常死亡”。

【故事五】

在北京生活的69岁老汉付达信，由于无钱养老，在北京火车站抢劫后，站在原地等待警察的到来。被抓获后，法官判他2年有期徒刑，他非常不满，要求加到五年。在监狱里，他吃到了两年来的第一顿肉。三个多月后，他足足胖了十斤。并考虑出狱后继续靠抢劫入狱养老。

【常识五】

只有政府首先依照合法的程序，在纳税人同意的情况下，确定税收的种类和额度，然后才谈得上公民的纳税义务。对于未经合法程序确立的税收，公民本不应有任何纳税的义务，也更谈不上什么纳税意识。对此，人们往往采取消极抵抗的方式，就是尽可能偷税漏税，或者是为了少缴税向有关官员行贿。单方面制定的税收不可能在社会中具有任何权威性和正当性。如果纳税人被强制征税，他们也就普遍不以偷税为耻，也不以为此而行贿为耻。

税收是一项纳税人购买政府公共服务的一项契约，既然是契约，就需要公民的授权才能征税。因此现代国家都有一整套的公民授权、监督、运作税收的方案。而中国的税收往往是行政部门主导，制定和征税成为行政部门不可控制的权力，各种税收条例、部门规章和地方规章混乱不堪。而人大只有理论上的预算审批权，没有修改和调整权。并且由于人大在中国的实际运作中普遍处于弱势，收税就成了政府单方面决定的事。

【故事六】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政府的预算外支出大约与预算内支出相当，占据支出额的50%左右。这部分支出严重影响了公共财政的有效性。

至于预算内支出的审计复核，也几乎无效。这涉及到中国人大代表选举本身的弊端。人大代表对于国家事务实际没有决定权也没有监督权，没有责任心，很难做到向纳税人负责。海淀区人大代表许志永说了这么一个故事：在2004年海淀区人大会议时，列出政府财政预算，要人大表决。其中，不到60亿元的预算中，居然有12.6亿属于“其他”支出。“其他”是什么意思？谁也不知道。最后在他的异议下，财政局修改了预算报告。但是到了2006年人大会议时，问题依然如故。代表们根本连详细的预算都拿不到，甚至连看都没有看，就举手通过。与会的将近四百名代表，在绝大部分人没有看见预算的情况下就投了赞成票，只有两人投了弃权票。很多代表既不为纳税人考虑，也不认为自己是纳税人选出，极端地不负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任意截留税收的情况非常普遍，在预算支出外有意留下大量预算外资金，成为各级政府的潜规则，无人过问。

很多人深为中国人的纳税意识忧虑，他们希望中国人像其它国家的公民那样，积极、主动地去税务部门交税。他们提出“纳税光荣”、“纳税是公民的义务”等各式各样的口号，甚至编入了教科书，但收效甚微。人们往往更愿意采取偷税漏税，向官员行贿的方式来逃避税收。这是为什么呢？

·不把税收建立在纳税人同意的基础上，靠暴力为后盾来征税，形同黑社会收保护费。这个时候，纳税永远不可能“光荣”，反而会被人视为“无能”、“傻蛋”。

·人们对自己到底应交多少税，什么时候纳的税，税收是否合理，税收如何使用，都一头雾水的时候，就不可能不反感税收。多如牛毛的随意收费和屡禁不绝的腐败现象，使得税收征管成为一种威慑和欺诈行为，而不再符合公民购买政府公共服务的初衷。

·当征税成为政府为获私利而采取的行为时，性质就完全变异。有些部门通过经济管制，层层设卡，通过几十道审批手续对纳税人进行盘剥和索贿；有些部门则仰仗暴力手段对待纳税人，喜欢用“突击”、“打组合拳”的手段来对待纳税人，拳头打在纳税人脸上，钱被抢夺到征税人的口袋；有些部门则使用报复性征税，一旦你得罪了他们，不乖乖上供行贿，则会受到报复性监管，使公司无法正常运营，企业无法正常生产。

·食税人偷税。纳税人从个人辛苦劳作中支付税款给政府的食税人，而食税人不用这些钱完善公共服务，反而经常偷税、抢税，用于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款旅游。往往这些大肆偷吃公民税收的食税人，反而经常指责供养他们的纳税人偷税。何其荒唐可笑？

四、为什么我们的税越来越多？

·你不管税，税就管你。如果对政府财政支出不作监管，政府收税的胃口就会越来越大，机构会越来越膨胀。

【故事七】

2006年，湖南常宁市财政局违法购买了两辆小车，超过政府预算和对车辆的编制。该市一位村主任，蒋石林，在获知此事后，向市财政局提交了行政复议书。由于对答复并不满意，他又将一纸诉状递到常宁市人民法院，要求裁定市财政局超预算超政府小车编制购买豪华轿车的行为违法。一周后，法院做出了《行政裁定书》，不予受理。对此，常宁市财政局局长周年贵向记者问道：如果每个人都起诉，那岂不是给购车的单位带来很多的麻烦？他同时质疑，原告蒋石林是一个农民，现在已经取消农业税，他是否具有纳税人的资格呢？与此类似，蒋石林的朋友们也纷纷责怪他“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这类事件是我国社会的一个真实缩影。现代社会的基本常识是：公民纳税，政府使用税款，提供良好的社会服务。纳税人也有控制和监督税收使用的权利。但是这种最基础的知识却不为大多数官员和纳税人所知，传统的皇粮国税观念和长期不平等的征税关系导致了现状。纳税人把税收当成上贡，而官员也不认为自己是纳税人养活，甚至对税款来源也一无所知。

这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由于税收无法监管，在私欲的驱动下，政府部门可以方便地将税收挪为己用，公共支出自然不足。随着政府官员的各种明暗收入的增加，利益不断扩大，更多有“关系”的人员则通过各种方式走后门进入政府部门，分食这些利益，造成政府机构膨胀。机构膨胀后，再想办法通过各种手段征税收费，养活更多的政府工作人员。到最后，税收不再用来提供公共服务，而是用来支付官员的工资、福利、灰色收入、贿赂纪检人员以及日常的吃穿住行。

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把税收当成纳税人上贡的皇粮，把纳税人当成提款机，政府部门会膨胀到什么程度？一般来说，政府会将税负扩张到招致纳税人集体反抗的边界点为止。在中国历史上的每个皇朝，尽管纳税人要求很低，往往只要能官府能让人活命就行了，但是最终政府机构一定会膨胀并横征暴敛到他们活不下去为止。

·非法征税的合法化

【故事八】

首都机场高速公路在设计时定为“政府收费还贷公路”，即承诺纳税人，这条公路在收费结束后即可免费使用。但是，至2005年，这条贷款11.65亿元高速公路在已经收取32亿元的情况下，还在继续收费，预计剩余收费期还能收到90亿元。这一信息被审计署披露后，相关利益部门或只字不提，或是“研究研究”施行缓兵之计，或是称经费早已挪用于修建其它公路。

【故事九】

燃油税改革方案中宣称，开征燃油税取代公路养路费、公路客货运附加费、公路运输管理费、航道养护费、水路运输管理费、水运客货运附加费。其中，除了养路费，各种公路客货附加费，如二级公路收费取消并入燃油税的法规引起了很大反响。交通运输部规划司战略规划处处长刘占山表示，交通部门将确定逐步取消二级公路收费的可行性时间表。因为我国二级公路收费站点人员有近9万人，要安置这些人需要时间。而网友则坚决驳斥，认为这是各级政府留出违法空间，将大量二级公路改为一级公路继续收费，是违法推迟法律执行时间之举。

实际上，这些网民大部分并不知道，早在2004年，《收费公路管理条例》就已规定：技术等级为二级以下（含二级）的公路不得收费。也就是说，这些二级公路早在四年多以前就已经是违法收费。其它所取代的税费，也有很多是此前不合法收费的集合体，早该停止征收。例如很多使用养路费保养的公路，却重复征收过路费。然而在税制改革时，这些违法税收却被打包成了合法的税，将其合法化。可笑的是，它还打着取消苛捐杂税的旗号。这样的事例中国历史上无数次出现。黄宗羲精辟地把它总结为“积累莫返之害”。

·国家与地方争税

【常识六】

政府收取税收，负担提供公共产品的事务。使用的税越多，负担的事务也多，反之亦然。

中国政府在1994年进行了重大的税制改革，分设中央和地方两套税务机构，分别征税。在该套税收实施的第一年，中央财政收入暴增了两倍。占全国财政收入比例增长到56%，地方财政则降低为44%。但是中央和地方的事务却正好相反，由于地方是各种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地方的财政支出的比例占总额的70%，中央政府仅占30%。地方政府是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的主要提供者，分税制使得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大幅提高，却造成了地方政府资金的严重匮乏。出现了如下结果：

★地方政府普遍负债甚至破产。很多基层政府出现了拖欠工资和连年赤字的问题。

★地方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质量下降，长期领不到的薪水的乡村教师和破烂的教室是中国很多地区永恒的一景，而在一些资源枯竭型城市，比如东北的一些大型企业所在的城市，曾经上缴了巨额税收的纳税人们，失业之后却得不到多少保障，只能到菜市场拣剩菜回家果腹。

★地方政府为了摆脱财政困境，巧立名目乱收费，横征暴敛。

★由于土地相关的税收是地方政府独享，为了获得财源，地方政府往往令房地产业畸形发展，各种暴力拆迁屡禁不止，房产价格居高不下。

★地方政府争夺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竞争白热化，各地纷纷常设驻京办，游说、行贿各个部委，造成大规模的腐败和资金效率流失。

目前国内不少群众对地方政府的这些行为极其不满，将其看成各种经济、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事实上，这些看法是片面的，其背后有根本的原因。

·高税收与弱监督的后果：经济萧条与贫富分化

【故事十】

2008年10月，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位于珠三角的东莞大型玩具厂商、香港合俊集团旗下两家工厂宣告倒闭，6000多名工人一夜之间失业，集体走上讨薪之路，

其实，早在金融危机之前，国内民营企业早已经营困难，广东省统计局的报告显示，2008年前5个月，广东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亏损数量达11006家，增长12.7%，占全省工业企业的26.0%；同时，企业亏损额增长49.3%，增幅同比提高25个百分点。而在市场经济发达的浙江台州，5371家上规模企业中，亏损1111家，亏损面达到20%，亏损企业亏损额为3.09亿元，增长55.7%。在这种大规模的亏损下，只要资金链条出一点问题，就会产生连锁反应，造成上下游企业、或关联的担保企业接连倒闭。而金融危机无疑起到了导火索的作用。

与企业经营普遍困难，艰难维系的同时，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却呈现“爆炸式增长”，自1995年以来，税收连续12年平均增长20%，而相应的，GDP平均每年增长不到10%。截止2008年7月，在经济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全国财政收入依然比去年增长了26%。

【故事十一】

在2005年，中国的教育投入仅占GDP的2.8%。排于世界各国末尾，联合国官员指出，中国政府的教育开支比非洲穷国乌干达还低。自2003年以来，政府对教育投入的增长一直低于税收增长。而且人们怀疑，这些投入大部分被行政部门消耗。因为“教育局吃教育”的情况屡见不鲜，如国家级贫困县湖南省新田县，修建教育局新办公大楼和购置豪华车，耗资巨大，导致亏损1100多万元；广东省吴川市教育局有17个办公室，在短短一年里吃分教育经费600多万元……最后，我们看到的结果是，近年来各地的政府大楼是越盖越气派，但公立中小学的校舍基本没有改观。

医疗方面，民众所能享受到的公共服务与政府支出规模很不相称。根据卫生部公布的数据，1990年政府投入在卫生总费用中占24.09%，社会投入占37.95%，个人投入占37.6%。政府投入原本就不足，却一直在下降。到2003年，政府投入占到17%，社会投入26.9%，个人投入所占比例为56.1%。从医疗投入占GDP的比例来看，美国是13.9％，而我国只有4.5%，在全球191个国家中排名第188位。

更严重的是，有限的政府投入，大部分被花在少数人身上。2006年9月16日，在上海举行的第二届健康产业高峰论坛上，原国家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说，“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中科院调查报告）；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

税收除购买公共服务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社会作用就是调节贫富差距。基于这一点，很多人认为，加税对穷人有利，减税则对穷人不利，降低了社会保障的力度。但事实上，在税收二次分配的过程中，未必朝着穷人倾斜。从使用税收的情况来看，各种与权力相关的人员，支配了大部分的税收，而真正用于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各种公共产品的税收，比例却连年减少，跟不上税收增长的比例。考虑目前中国社会权钱结合之紧密，实际上，税收很有可能不一定弥补贫富差距的程度。根据北大教授张维迎在中国31个省市的统计发现，政府的税收增加不能缓解中国的贫困问题，凡是政府支出占当地GDP越高的省份，贫富差距反而越大。

·作为纳税人，面对缺乏征税、用税意识的政府部门，面对税收越来越高，负担越来越重，政府人员支出比例越来越大的情况，怎样才能避免这样的历史循环呢？

★利用舆论，对每一项税收展开理性的辩论，警惕任何一项加税举动。

★时刻关注、提醒政府，有效率地运用税收，不要公税私用。

★要求政府，在每年人代会时向全社会公布详细科目的预算手册。

★支持那些在税事问题上承担责任的人大代表及常委会组成人员。

★抵制你认为不合理、不合法的税费，并不惜与政府部门对簿公堂。

——很多人认为，这些行为不属于正常的中国人行为。中国公民在维护自己的权益的事务上，常年的形象都是糊涂虫和缩头乌龟。但是，要建立现代国家，每一个人必需学习和普及税务知识，依法监督税收的使用，绝不能等到大家都纳贡纳到活不下去的时候再想起抗争。抗争得越迟，吸饱纳税人血汗的利益集团越强大，反弹就越厉害，痛苦也就越深，形成现代国家制度的可能性也就越低。

----第一个问题大家基本就不要看了，纯属浪费时间----

1，首先，您提出了“民主是权力参与和运作模式，与其无关的素质并不重要“，并举了韩寒说的人们开车习惯打远光灯的例子。但这个例子是否能够做这样的解读：对于”在同一条路上开车“这一共同行动而言，打远光灯不仅仅是侵犯他人利益，而是不遵守游戏规则。韩寒所担忧的是，习惯性的不遵守游戏规则的人群，如果进入了民主这个新游戏，同样会漠视其规则，破坏其秩序。这种担忧有它的道理吗？如果素质这个词刺耳，托克维尔曾用民情来代替。

破破的桥：托克维尔谈民情，但并未论述民情是实现民主制度的前提与基石，他的用意恰恰是相反。作为法国贵族，目睹大变革中平等化的趋势，他认为等级制度的毁灭，民主的到来无可避免。虽然无可避免，但他本人对人民主权原则怀抱警惕，对民主多有批评，例如他认为民主造成了平庸化、相互隔绝等。之所以引入美国的“民情”，托克维尔想说明的是，美国的这些民情，例如宗教，对于民主的这些坏处有抑制作用。而对“民情”这词本身，托克维尔指的是对个人自由的坚持，政治上的平等参与，乡镇自治，与宗教文化等。

而韩寒对“素质”的描述，集中于民众以私利对抗规则，无视他人利益等，而这一点对应的应是托克维尔所专门讲述的“正确的利益原则”。托克维尔认为，旧时代里，贵族社会宣扬的是对义务的崇高思想。而民主的趋势到来以后，这种思想将无人理睬。人们会日益发现，将个人福祉与他人福祉结合起来，是实现个人福祉的最好途径。一种将两者相结合的学说将会流行。而联邦党人则一再讲，民主制度并不排斥个人的私利，而是从制度上实现把个人利益导向服务公众利益的目的。也就是说，如果出现韩寒或你提问中所说的那种现象，比如每个人只关心自己的私利，却丝毫不顾忌公共规则和他人利益，那么，从逻辑上来讲，托克维尔对此的回答是非常明确的：其原因正是将个人利益导向公众利益的那套公共制度、公共生活本身出了问题。既然这些现象本身很大程度就是当前的制度所造成，那回避制度去谈素质还是道德就是舍本逐末，至于将其作为制度不能实施的原因，则是颠倒了因果关系。

至于有人破坏规则，这无需过度担忧。即便成熟民主制度下，破坏规则之事依然屡见不鲜，如水门事件等，连总统也在破坏规则。这需要有权威、可执行的制度来纠正，并非寄望于社会文化或人的素质。

美国开国时期生活状况的细节可以参考布尔斯廷的《美国历程》三部曲。托克维尔对美国的描述多是概念性的，理想化的。

----以上是浪费时间，以下供大家参考，在原文上修改补充----

我并不想多谈素质论，就这么个简单问题，谈了三十年越谈越糊涂，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统统面壁。

“素质”是个很宽泛的词。为什么越谈越糊涂，因为民主本来就只用到了“素质”的很小一部分，你硬要把人的全部“素质”和民主扯上关系，自然就把大家绕糊涂了。所以，谈素质之前，要先把人的素质分类，大部分素质是生活素质，跟什么民主、改良、革命，压根一点关系也没有。剩下的那些素质，是与公共利益和规则相关的，它们确实与民主有关，但大多只对民主质量有些影响，缺了也不打紧，比如韩寒所列举的那些。只有极少数“底线素质”，是必须保证的。但这些底线素质，中国并不弱于多数民主国家初建时。

最基本的民主程序，如定时投票，制定公共政策等，公民仅需少许技能就能完成，这是所谓底线素质。民主这套程序是为大众平等有效地参与政治而制定的，对技能要求很低。古希腊把不能交流，不能参与公共生活，不能投票的人，叫做idiotes，这个词后来演变成英文词idiot，就是白痴的意思。这些技能从低到高包括：(1).知道自己的利益，会数钱，比如清楚10元和100元哪个大。(2).识字，能填选票，能把名字和候选人那张脸对上。(3).受家庭或学校一点社会教育，能了解局部社会政策（如所在的小村、小镇、小城的地方政策）对自己利益的影响。

以上三条基本要求，做到第一条，就入门了，做到第二条，就相当合格，做到第三条，那你得注意自己的精英化倾向，不要太脱离人民大众。如果除这三条以外，你居然还能对个人自由权利特别敏感，对投票程序非常尊重，能对具体的公共经济政治政策提出有效意见，愿意为公共事务付出时间和金钱代价，那你的素质足以在成熟的民主国家里竞选议员和总统了。

有人说，韩寒说的是革命，不是民主。但革命只是社会崩溃时的一个现象，发生大规模残杀，往往和战争与极端意识形态有关，与人的素质无关。即便在社会有秩序时，通过极端意识形态鼓动，垄断权力和信息工具依然可以造就悲剧。就像纳粹时代，派出个把工作人员，每天规规矩矩上班，看着尼采的书，听着肖邦的曲，顺手拧一下毒气室的开关，严格遵守规则，不出错，不徇私，一丝不苟地就把几万人杀了。

2，应该说韩寒并没有表达“反革命”“反民主”的意思，他想说的似乎更多是——与其寄希望于新制度的从天而降，不如每个人在自己可能的范畴内先作出小小的改良，在采访中他表示，写前两篇文章都是为最后一篇要自由做铺垫（在新的一年里，作为一个文化人，他要继续争取创作上的自由)。您觉得这种态度如何，算一种犬儒吗？在《要自由》中韩寒有一句话，他说相比关心“应该如何”，他还是关心“该怎么办”更多。所以他说自己要争取创作自由（不断夭折的杂志还在搞），也呼吁更多人争取自己领域内的自由。这应该就是他所认为的“改良”。而您指出，如果一个人还不是一个正厅级干部，改良根本无从谈起，仅有求知上的意义。那么回到前面的问题上，抛去“应该如何”的问题，您认为他所提出的“怎么办”是否有意义，还是还不够积极？

3，可否一两句话总结一下您认为韩寒这系列文章最大的问题（或漏洞）？

破破的桥：韩寒首先是作家，不要用民主领袖的标准去要求，这对他太沉重。他能指出问题，表达忧虑，就够了，是积极还是犬儒，没必要揣测。“要自由”的路径我非常赞同，但韩寒说前两篇文章是在为第三篇做铺垫，我完全不能同意。很容易看出前两篇文章和第三篇文章逻辑上是不一致的。

你想，前两篇是在描述现象，主要谈论的是中国人的素质问题：大家公共意识不足，不遵守规则，只要钱不要公义，不关心他人，别人死绝了不吭声，只有自己吃亏才嗷嗷叫。如果你认为群众素质与民主进程极其相关，因为素质低，所以革命会造成灾难，民主会降低质量。那么，革命需要素质，民主也需要素质，改良就不要啦？民众没有素质，官员就有啦？这不可能对不对？民掌权了就是官，官没权了就是民。所以毫无疑问，改良也需要素质。既然如此，符合逻辑的结论就应该是：无论沿什么路径追求民主，我们都需要提高中国人的素质。对不对？

也就是说，在前两篇文章里，韩寒完成现象的罗列和逻辑分析，顺利的得出了中国人素质与民主进程密切相关的结论。接下来的第三篇自然应该是我们应该如何行动，提高中国人的素质，怎样让大家遵守规则，参与公共生活，关心他人。这样，我们就可以顺利地解决之前提出的素质影响民主进程的问题。如果这么写，那么这三篇文章，逻辑上就是完备的。结果，韩寒第三篇写的居然是“要自由”，不管你要不要得到，是不是有更多人去要，你前两篇说的那些问题并没有解决啊？该在的还在。既然大家素质那么低，影响了民主进程，革命会暴戾，改良和民主质量也很低劣，那你要自由，有啥用呢？没用。这个“要自由”的路径，成了无源之水，变成了一个毫无理由、不讲原因的行为。

那么“要自由”这个行为的正常逻辑应该是什么呢？为什么民主制度在目前的中国无法实现？大众为何无法有效地参与到公共权力的运作中？显然不是因为中国人的素质低，所以我们“要自由”，这无法构成一个因果关系；而是因为，有人剥夺了大家的政治自由，侵害了大家的经济自由，阻碍了大家实现民主制度和公共参与。所以，我们必须首先“要自由”，搬开这块绊脚石。这样，整个逻辑就通顺了嘛。

你看，韩寒在这里出现了非常奇怪的，完全不该在他身上发生的逻辑问题。他这三篇文章给我的感觉是，韩寒自身的知识和直觉出现了矛盾。他的知识告诉他，革命会暴戾，阻碍民主质量的问题，是群众的素质太低了。但是他的直觉又告诉他，民主的实现路径居然是和他那些知识，什么群众素质，八杆子打不着的“要自由”。这不是很滑稽么？

那么，到底是韩寒的知识正确，还是他的直觉正确？我们可以假设，如果有一天，大家遵守规则了，会关远光灯了，开始参与公共事务了，关心他人利益了，于是民主就如同韩寒所说的“国民素质到了那个份上，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真是这样么？不是的。这是一个谎言，是一件皇帝的新衣。即便大家的素质都很高，我们还是无法实现民主。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政治和经济自由被剥夺了、被侵害了啊！候选人都是上头指定的，代表我们利益的都被组织“酝酿”掉了，投票只能在安排好的，我们既不认识也不了解更不知道对方的政治立场的几个人里面画圈，代表选出后连电话号码、邮箱都不公开给选民，甚至名字都很快忘掉，他们怎么反映我们的诉求？请问，我们就算素质再高，不把这些被剥夺的自由和权利要回来，怎么实现民主啊？根本实现不了。所以还是得“要自由”。对不对？

所以问题很清晰，韩寒基于个人智力的直觉，是非常正确的，事情的关键在于“要自由”，其原因是我们的各项自由被剥夺了，被侵害了，阻碍了我们实现民主权利和公共参与。而所谓的“素质不好”，这是个借口，是个伪问题。在这个伪问题上，跟一个聪明人的借口进行辩论，是毫无意义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伪问题？和当前中国知识界有关。因为“我们的各项自由被剥夺、侵害了”这套话语模式，是无法出现在媒体上，和公共讨论上的。因为我们居住在一个非常和谐的国家，这句话是无法堂堂正正，理直气壮的，说出口的，也就无法进行相应的讨论，澄清问题。

既然中国的知识界，舆论界，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失语”症状。原因是不能直说的，那怎么办呢？他们只好去强调别的原因，比如，国民素质对民主会造成影响，对不对？政治学理论上毫无疑问这是对的，那国民素质低不低，韩寒说的这些现象存不存在？毫无疑问存在。即便这个借口被驳倒了。理由还多得很——物质条件、教育程度、传统文化、宗教矛盾、民族矛盾、国家安全……等等等等，都对民主有影响啊。你能说没影响吗？当然不能。但问题是，这些影响都解决了，你还是没法民主。为什么？因为你的政治自由，政治权利被剥夺了啊。这是个绕不过去的问题。我们知识界，整天在那里讨论伪问题，产生了一堆伪知识。有用么？唯一的用处就是把人搞糊涂。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韩寒受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不良影响。他的直觉是非常正确的，然而他在这个环境里接受到的错误信息，伪知识，影响了他的思维。

有人说，这种辨析纯粹是“键盘上的革命”，我们不关心应该如何，而应该关心“该怎么办”。并非如此。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你一定要先把做事的原因搞清楚，这叫“名正”，然后才能用逻辑去说服别人，让大家一起参与进来，这叫“言顺”，这样做事，才有可能“事成”。如果你的思维是混淆的，做事的原因都说不清楚，那事情成败就只能托付给老天爷了，这样不行。

如何行动？作为民主的追求者。你要面对的问题就是：(1).如何要自由？筹码是什么？被打压怎办？(2).如何让更多的人来要自由？其它种种，什么国民素质高不高，上层改不改良，会不会发生革命，你压根影响不了，都是社会环境决定的，瞎操心这些干嘛？具体“该怎么办”，我认为无需言语评判，现实会给出答案，谁喜获自由，谁头破血流，大家一清二楚。不同的具体环境会有不同的解决办法，只有做了才知道。我个人还是愿意多做些逻辑分析，帮大家把问题搞清楚。

我只见过高老师一次。2010年12月，我从一个好友那得知他重病，于是邀约了几个好友同去南京看他。

那次见到高华老师，他和我想象中的一摸一样：谦和、笑容灿烂、谈起党史时神采飞扬。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在疾病面前的尊严感。我们去看他时，他已经被诊断肝癌三年，穿着病号服躺在病床上，身体极其虚弱，甚至在我们与他交谈的过程中，需要时不时用手微微顶住腹部，似乎是在扛住突袭的疼痛。但是他脸上完全没有一个重症病人的期期艾艾感，好像我们不是在一个病房里，而是在一个咖啡馆里，一群年轻人围着一个长辈谈笑风生。由于他的病情，我们没有久留，但短短半个小时的交谈，话题却很快跳到苏斯洛夫、王鼎钧的回忆录、文革史……，讲到这些高老师如数家珍，又似一个博物馆长在领着一群孩子参观他心爱的博物馆。

去一个陌生的城市去看望一个陌生人，这在我的人生中迄今是唯一一次。之前我和高华老师没有任何私交，我甚至从未去过南京，鲁莽地跑去看望他，纯粹是出于一个读者对一个作者的敬仰之心。更确切地说，是义务。

2003年左右，我逐步确立了博士论文的主题：“毛时代的群众路线”。之前我对毛时代的各种史料虽然略有所知，但有限的知识七零八落、散乱无章，没有一根可以把它们串连起来的线索。虽然也在师友的引导下读了一些中外学术作品，但始终有云山雾罩感。正是此时，我读到了高华老师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这对于当时的我，有如在一个神秘洞穴里摸黑前行时，突然手里被塞进一把手电筒，一下子看到了洞穴里的来路和去路，岩壁与潜流。说看望高华老师对我是义务，是因为一个黑暗中迷路的人，应当感谢那个往她手里塞进一把手电筒的人。

很多人认为《红太阳》是一本传世之作，我认为这个说法毫不夸张。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高华能够接触到的史料极其有限，所以若干年后，随着更多档案解密，也许这本书里的某些史料细节会过时，但我相信这本书的价值却不会因之动摇，因此此书的价值不在于史料方面什么惊天动地的“发现”，而在于它敏锐的问题意识——通过剖析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红太阳》揭示了中国革命最核心的“秘密”：中国式思想改造的缘起与模式。

哪怕与其它共产主义国家相比，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也是极其独特的。这种独特性体现在，在政治动员的规模、程度与可持续上，其它国家都与中国无法相比，而这种空前绝后的政治动员又与共产党“思想改造”的能力密切相关。正是人们的“灵魂”被改造了，才使得革命的血雨腥风得以狂飙突进。也就是说，中国革命最独特的地方，在其洗脑之成功——如此成功，以至于与其它共产主义国家相比，毛时代的中国几乎不需要秘密警察：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监视以及人的自我监督已经足以支撑这个制度的运转。

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里，我们读到了这种思想改造的“配方”：资源的垄断式供给＋全面改写历史前提下的信息封闭＋观念的强制灌输＋在群体中孤立个体＋暴力威胁；以及这种“思想改造”外科手术般的“程序”：封闭的学习文件 -> 组织群体对个体进行批评与攻击 -> 自我羞辱式的检查与“交心” -> 必要时的惩罚甚至暴力惩罚 -> 纠偏阶段受害者的感激涕零。这一套“配方”与“程序”，在以后历次整风运动中屡试不爽，甚至被日常化和制度化，效果不断积累，最终形成了“亿万颗头脑中只有一颗可以自由运转”的悲剧。

很多人将《红太阳》看作一本“射日”之作，意即它解构了毛主席的神话。不错，高华的确通过丰富的史料和细腻的分析呈现了“红太阳”的权谋之术。在高华笔下，毛就象马基雅维利笔下的那个君主，同时有着狐狸的狡猾与狮子的凶猛，

他的政治策略正如他的军事策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避实击虚…… 但是，《红太阳》不仅仅是关于一个人，它甚至不仅仅关于一场运动，在最深的层面上，它是对人性的一次深描。在书中，毛的每一次胜利，都由“围观者们”的冷漠、嫉妒甚至贪婪推波助澜。那个著名的句式似乎也可以用在这里：“当他打AB团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AB团；当他打王明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王明；当他打王实味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王实味……”从这个意义上，《红太阳》不仅仅是一本剖析“王道”之书，更是一本关于人性幽暗之寓言。“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对于20世纪中国的左祸起源，有各种隔靴搔痒的看法：有的认为左祸始于文革，有的认为它始于反右，更远的追溯到土改，但在高华之前，极少有人去碰触“延安”这个神话。美国学者Mark Selden七十年代出版九十年代重版的《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也对“延安模式”也做了浪漫主义的诠释。直到今天，“延安精神”在很多人眼里，仍然代表着理想主义、官民平等和生死与共的“战斗情谊”。正是因此，高华对延安整风运动的反思性分析可以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如果说很多人的研究是将一个神话故事的枝节剪去，他却是将一个神话连根拔起。不少学者认为，如果没有大跃进，就不会有文革。进一步倒推，如果没有反右造成的万马齐喑，就不会有大跃进的成功。再推，如果没有土改镇反的成功，反右也不可能如此顺畅……在这个倒推的过程中，高华则走得更远：如果没有延安整风，就不会有“毛主席万岁”。今天很多人鞭笞文革中的“人性沦丧”，却对延安时期的“理想主义”赞赏有加，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高华的研究显示，延安整风中的人人过关“向党交心”，与文革中万众一心挥舞红宝书的场景，不过是多米诺骨牌第一张与最后一张的关系而已。

然而“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只是高华老师的一面。勇气与严谨的结合，才是《红太阳》成为经典的原因。因为解构“红太阳”的神话，自然冒犯了诸多神话信徒，一些恼羞成怒的信徒至今仍在攻击高华，但事实上真正仔细阅读高华的书与文章，就会发现高华绝不是一个偏激的“愤青”。他持重温和，细密精准，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评价历史人物总是引导读者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这是为什么写作《红太阳》一书，高华老师需要精耕细作十多年。在档案不解密、资料来源非常有限的情况下，高华老师的写作无异于一个巨型的“填字游戏”——他需要不断从已知的信息中推导未知的信息，而这种推导最终依赖于他对浩渺史料的掌握、比照、揣摩和衔接。一个人回忆录中不经意的某句话，和另一个人回忆录中不经意的某句话，叠加来看，也许就否证了第三个人回忆录中的不经意的另一句话。一份电报上某个名字的出现暗示了某个信息，而另一份电报上某个名字的缺席则指向另一个信息。正是对史料精细的把握和分析，将高华锻炼成了一个党史知识方面的“福尔摩斯”。有朋友告诉我，一位有机会接触绝密档案的学者曾感叹，高华没有读过档案情况下所推理出来的历史图景，竟与他看到的档案所揭示的图景惊人一致。这个故事的可信度我不清楚，但数十年苦心研读已使高华老师成为党史方面的百科全书式人物，却是有目共睹。

《一九八四》中，历史是不断被改写的——不断变化的现实需要不同的历史，于是历史就象橡皮泥一样不断被揉捏、被塑造成“政治正确”的形状服务于现实政治。在《红太阳》中，延安整风的成功恰恰依赖于毛对党史的“重塑”——纷繁复杂的党史被归结为“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斗争史，而“正确路线”的最卓越代表自然是“红太阳”本人。今天，权力的巩固仍然借助于对历史的改写与屏蔽。历史一层层被擦掉，或者被涂抹，失忆的人群也因此成为价值的木偶。

高华这样“不识时务”的历史学家则是在带领人们出走，突破对记忆的这种封锁。据说《红太阳》一书，是高华在深夜的厨房里，就着昏暗灯光写出来的。我想象那个画面，觉得无比动人，仿佛看见一个地质学家在翻山越岭，搜寻过去留下的遗迹，试图告诉我们这里曾经有一个湖泊，那里曾经有一个冰川。《一九八四》里，男主角温斯顿发现一个和自己一样怀疑伪造的历史的“同类”时无比惊喜，他举杯对那个人说：“为了过去”。不知道高华老师是否读过这本书，如果读过，读到这里也许会心有戚戚。是的，不是为了“美好的未来”，不是为了“欣欣向荣的今天”，他的努力仅仅是“为了过去”，为了一就是一、而不是零或者二、不多不少正好是一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