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房龙 宽容 序言 -- 老兵帅客
现代诗人中的最伟大者把世界看做一片大海，有着许多船只在航行。每当一只
船撞上另一只，便产生“美妙的音乐”，人们称它为历史。
我愿意借用海涅的大海，不过只是为了自己的目的和比喻。我们在孩提的时候
喜欢向水池里扔石子，觉得好玩。石子溅起美丽的水花，漂亮的涟漪引起不断扩大
的圆圈，很好看。如果手边有砖头（有时正好有），还能用核桃壳和火柴做成“无
敌舰队”，让它陷于壮观的人为风暴之中。沉重的投掷物可别让人失去平衡，不然
会把离水太近的小孩摔下去，弄得他事后躺在床上，连晚饭都吃不了。
在专门为成人保留的世界里，同样的消遣并不是无人知晓，但结局却远为惨痛。
一切都平静安然，阳光明媚，滑冰者欢快地摇摆着。突然，一个胆大的坏孩子
抱着块大石头来了（天晓得他是从哪儿找来的），别人还没来得及拦住他，他已经
用力把石头扔在池塘中间，接着是一场大乱。大家问是谁干的，该怎样揍他的屁股。
有人说：“放他走吧。”其它人嫉妒这孩子，因为他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就也
拾起周围的旧东西扔进水洼，大家都溅了一身。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结局往往是一
场群殴，几百万人打破了脑袋。
亚力山大就是这样一个胆大的坏孩子。
特洛伊的海伦美丽动人，是个胆大的坏女人。这些人充斥了历史。
但从古至今，最坏的肇事者是那些卑鄙的小人，他们怀有自己的目的，把人们
一潭死水般的思想上的冷漠态度作为用武之地。头脑正常的人对他们恨之入骨，一
旦抓住他们，就非科以重罚不可，我对这一点毫不奇怪。
想一想近四百年他们造成的灾难吧。
他们是复辟旧世界的首领。中世纪的雄伟城壕反映这样一个社会的影子：它在
颜色和结构上都很谐调。它并非完美无缺，但人民喜欢它，爱看自己小宅院的红砖
墙与昏灰色的天主教堂溶为一体，教堂塔楼居高临下，望着他们的灵魂。
文艺复兴可怕地飞溅而起，隔夜间天翻地覆。不过这仅仅是开始。可怜的自由
民刚从震惊中清醒过来，吓人的日耳曼僧人又出现了。他们带来整整一车特意准备
的砖头，扔进教皇的环礁湖中心。这的确太过份了，难怪世界花了三个世纪才从震
惊中恢复过来。
研究这段历史的老历史学家常犯一个小错误。他们看到动乱，下定论说涟漪是
由一个共同原因引起的，并轮换称它是文艺复兴或宗教改革。
如今我们了解得清楚多了。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是两项运动，都宣称追求同一个目的。不过它们为达到最
终目标所采取的手段却截然不同，以致人文主义者和新教徒双方经常互怀敌意。
双方都信仰人应享有最高的权利。在中世纪，个人淹没于集体之中。这不象约
翰?多伊。约翰?多伊是个聪明人，随意来去，任意做买卖，十几个教堂中他想去
哪个便去哪个（也许哪个都不去，这要看他的嗜好和偏见）。他一辈子从生到死都
遵循经济和精神礼节的僵板小册子行事，这小册子教导他说，身体是从自然之母哪
儿随便借来的次品衣服，除用来暂时寄托灵魂外毫无价值。
这种训练使他相信，这个世界只不过是通往未来美好位界的中继站，对它应持
鄙视态度，就象去纽约旅行的人鄙视昆斯敦和哈利法克斯一样。
约翰很安于这个世界，幸福地生活着（因为他只知道这个世界）。这时来了两
个神仙教母：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她们说：“高贵的公民，起来吧，从今住后你
自由啦。”
约翰问道：“自由去干什么？”她们回答不一。
“自由去追求美的东西”，文艺复兴回答。
“自由去探求真理”，宗教改革告诫他。
“自由去探索过去，那时的世界是真正属于人类的。自由去实现诗人、画家、
雕塑家和建筑家曾一心一意追求的理想。自由去把整个宇宙囊括在你的永恒的实验
室里，使你知道它的一切奥秘，”文艺复兴许诺道。
“自由去研究上帝的言词，你会得到灵魂的拯救和对罪孽的饶恕”，宗教改革
警告道。
她们转身走了，留下可怜的约翰?多伊享有新的自由。但是，新自由比昔日的
束缚更令人难受。
不管是万幸还是不幸，文艺复兴很快与既定的秩序携手和好了。菲狄亚斯和贺
瑞斯的后裔发现，对上帝的信仰和表面上对教会法规的顺从大相径庭，只要小心称
呼了赫尔克里斯神、施法者约翰?赫拉和圣母玛丽亚，便可以极不圣洁地画异教图
画，谱写异教协奏曲。
这就象去印度的旅行音，只要遵守一些无关重要的法律，便能进入庙宇，还可
以自由自在地旅行，惹不了麻烦。
但在路德的真诚追随者眼里，最小的细节也会成为无比重大的事。《旧约全书》
中错了一个逗号便意味着流放。要是在《启示录》里用错了一个句号，就会立即处
死。
这种人以极其严肃的态度对待宗教信仰，在他们看来。文艺复兴的轻松的折衷
精神是懦夫的行为。
结果，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分手了，再也没有联合。
于是宗教改革单独抵挡整个世界，穿上“正确”的铠甲，准备保卫它最神圣的
财产。
开始时，反叛的军队几乎全是日耳曼人。他们战斗，受难，英勇无比。但是，
相互嫉妒是灾祸之根，北方各国间的争吵很快抵消了他们的努力，最后被迫接受停
战。导致最后胜利的策略是由一个完全不同的天才提出来的。路德让位给了加尔文。
早该如此。
在伊拉斯谟度过许多不愉快时日的同一个法国学院里，有一个瘸腿（高卢人子
弹的结果）黑胡子的西班牙年轻人，他梦想一天能率领上帝的一支新军队，扫清世
上所有异教徒。
需要由一个狂热者打败另一个狂热者。
只有象加尔文这样坚韧不拔的人，才能打败罗耀拉的计划。
我很高兴没有生活在十六世纪的日内瓦。不过同时，我也深感庆幸十六世纪有
日内瓦存在。
没有它，二十世纪的世界会更为糟糕，我这样的人很可能会啷入狱。
这场光荣之战的英雄，著名的约翰?加尔文，比路德年小几岁。出生日：一五
○九年六月十日。出生地：法国北部诺扬城。出身：法国中产阶级。父亲：低级的
圣职人员。母亲：酒馆老板之女。家庭成员：五个儿子，两个女儿。少年受教育的
特点：敏捷、单纯、做事有秩序、不吝啬、细致、有效率。
约翰是二儿子，家里本打算让他当教士。父亲有一些有势力的朋友，可以把他
安排在好教区。他没满十三岁就在城里的教堂做事，有一小笔固定收入，这笔钱被
用来送他在巴黎的好学校读书。这孩子很出众，和他接触过的人都说：“留神这个
小伙子！”
十六世纪的法国教育制度能够培养这样的孩子，尽量发挥他的才能。十九岁时，
约翰被批准布道，他做一个称职的副主祭的前程似乎注定了。
但是家中有五儿两女，教堂的晋升又很缓慢，而法律却能提供更好的机会。况
且那正是宗教动乱之时，前途难测。一个叫彼尔?奥利维坦的远亲刚刚把《圣经》
译成法文。约翰在巴黎时经常与他在一起。一个家庭里有两个异教徒就无法相处，
于是约翰便打起行李被送往奥尔良，拜一个老律师为师，以便学会辩护、争论和起
草辩护状的业务。
在巴黎发生的事在这里也发生了。到了年底，这个学生变成了老师，教那些不
够刻苦的同学法学概要。他很快掌握了所需要的一切，可以理案。他的父亲高兴地
希望儿子有朝一日能成为著名律师的对手，那些律师发表一点意见就能得到一百个
金币，远方的贡比涅的国王召见时还坐四轮马车去。
可是这些梦想从未实现，约翰?加尔文没有干过法律工作。
他又回到自己的第一爱好，卖掉了法律汇集和法典，专心收集神学著作，一丝
不苟地开始了使他成为二十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历史人物的工作。
不过那几年学的罗马法典为他以后的活动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再让他用感情看
问题是根本不可能了。他对事物很有感受，而且入木三分。请读一读他写给追随者
的信吧，这些人后来落入天主教会手里，被判处用做火活活烤死。在无望的痛苦中，
他们依然把他的信视为世间最优美的佳作，信中表达了对人的心理的入微理解，致
使那些可怜的受害者在临死前还在为一个人祝福，而正是这个人的教诲使他们陷入
危境。
不，加尔文不象他的许多敌人所说的，是个铁石心肠的人。但是生活对他是神
圣的职责。
他竭尽全力对上帝和对自己诚实，因而他必须把每一个问题化简为基础的原则
和教义，再把它交付人类感情的试金石检验。
教皇庇护四世得知他的死讯时说：“这个异教徒的力量在于他对金钱的冷漠。”
如果教皇是在称颂他的死敌毫不考虑个人的私利，那么他说对了。加尔文一生一直
很穷，并拒绝接受最后的一笔季薪，因为“疾病已经使他不能再象从前那样挣钱了。”
但是他的力量却表现在另一方面。
他只怀有一个信念，一生只有一个强大的推动力：认清《圣经》中体现的真正
的上帝，当他最后得出的结论在他看来已经能够经得起所有的争辩和反对时，他就
把它纳入到自己的生活准则中。从此他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完全无视自己的决定
会引起的后果，成为不可战胜、不可阻挡的人。
然而这个品质直到许多年后才表露出来。在转变信念后的前十年，他不得不竭
尽全力对付一个平庸的问题：谋生。
“新学”在巴黎大学获得的短暂胜利，关于希腊文词尾变化、希伯莱文的不规
财动词和其它受禁的知识的几次授课，全部引起了反响。连坐在著名的博学宝座上
的教区长也受了有害的日耳曼新教义的污染，于是人们采取措施，清洗那些现代医
学会称为“思想传播者”的人。据说加尔文曾经把几篇最会引起异议的讲演稿交给
教区长，于是他的名字出现在嫌疑犯名单的前列。他的房间被搜查，文章被没收，
还签署了逮捕他的命令。
他闻讯藏到了朋友家里。
诚然，小小学院里的风浪不会持久，但在罗马教会里供职已经不可能了。到了
做出明确决断的时刻。
一五三四年，加尔文与旧信仰绝裂了。几乎与此同时，在俯瞰法国首都的蒙特
马特山上，罗耀拉和他的几个学生也庄严起皙，誓言后来纳入了耶稣会法规。
接着，他们都离开了巴黎。
罗耀拉往东而去，但一想到他第一次攻击圣地的不幸结局，又原路返回了，来
到罗马。他在那儿开始的工作使他的英名（也许是臭名）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约翰却不同。他的上帝王国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他四处漫游，希望能找到一
席安静之地，用余下的时间阅读、思索和平静地宣讲他的道理。
他在去斯特拉斯堡的路上时，查理五世和弗朗西斯一位交战了，这迫使他绕道
瑞士西部。在日内瓦他受到吉勒莫?法里尔的欢迎，他是法国宗教改革中的海燕，
是从长老会和宗教法庭的牢笼里逃出来的杰出人物。法里尔张开双臂迎接了他，告
诉他在小小的瑞士公园里可以完成的业绩，并请他留下。加尔文要求有时间考虑，
然后他留下了。
为了躲避战争，新天国应该建立在阿尔卑斯山脚下。
那是个奇怪的世界。
哥伦布出发寻找印度，偶然发现了新大陆。
加尔文寻找一席静地，以便以研究和思索圣教度过余生。他漫步来到一个三等
的瑞士小镇，把它做为精神首都，人们很快把天主教王国的领地变成了庞大的基督
教帝国。
读历史既然能达到包罗万象的目的，为什么还要读小说？
我不知道加尔文的家庭圣经是否仍被保存着。如果有，人们会发现，载有丹尼
尔的书的第六章磨损得特别厉害。这个法国改革家是个有节制的人，但他常常要从
一个坚定不移的上帝仆从的故事里获取安慰，那个人被扔进狮穴，后来他的清白救
了他，使他没有悲惨地过早死去。
日内瓦不是巴比伦。它是个令人起敬的小城，居住着体面的瑞士裁缝。他们严
肃地对待生活，却比不上这位新宗教领袖，他象圣彼得一样在讲坛上滔滔不绝地布
道。
况且，有一个叫内布查尼萨的，是撒沃依的公爵。凯撒的后裔正是在与撒沃依
家族的无休止的争吵中决定和瑞士的其他地区联合起来，加入宗教改革运动。日内
瓦和维登堡的联合犹如相互利用的婚姻，是建立在共同利益而不是相互爱慕基础上
的结合。
但是，日内瓦改奉新教的消息一传开，所有热衷于各种新的千奇百怪的教义的
传教士――它们不下五十个――都涌到了莱芒湖边。他们干劲十足，开始宣讲迄今
活人所能想出的最怪诞的教义。
加尔文从心里憎恶这些业余预言家。他深知他们只会对自己所标榜的事业带来
危险，他们是热情的战士，但走错了路。他休息了几个月后，做的头一件事便是尽
可能准确、简练地写下他希望新教民能够掌握的对与错的界线。这样，谁也不能挪
用老掉牙的借口：“我不知道呀。”他和朋友德里尔亲自把日内瓦人分为十人一组
进行检查，只有宣誓效忠这个奇怪的宗教法才能享有全部公民权力。
接着，他为年轻人编写了一本庞大的教义问答手册。
他又说服了市议会，把所有仍然坚持错误的旧观点的人赶出城去。
为下一步行动清扫了道路之后，他按照《出埃及》和《申命记》中政治经济学
家制定的规范，开始建立一个公国。加尔文象其它许多大改革者一样，不是现代基
督徒，倒更多象个古典犹太人。他嘴上崇拜上帝耶稣，但心里却向往摩西的耶和华。
当然，在感情压力很大的时候常会出现这种现象。卑贱的拿撒勒木匠对仇恨和
斗争的看法明确无误，以至于在他的见解和暴力办法之间不可能找到折衷物。两千
年来，各个民族、每一个人都想以暴力达到目的。
所以战争一爆发，所有有关的人便都默许了；人们暂时合上福音书，在血泊和
雷鸣中兴高彩烈地打滚，沉迷于《旧约》的以眼还眼哲学之中。
宗教改革的确是场战争，而且很凶残。没人乞求生命保障，也没有饶恕，加尔
文的公国实际上是个军营，任何个性自由的表现都逐一被压制了。
当然，这一切的取得并非没有阻力。一五三八年，组织中比较开朗的份子的出
现对加尔文形成很大的威胁，他被迫离开了城市。但到了一五四一年，他的支持者
又一次掌权。在一片钟声和教土们响亮的赞美声中，乔安尼斯行政长官又回到了罗
呐河的城堡。从此他成为日内瓦没有王冠的国王，在以后的二十三年中致力于建立
和完善神权形式的政府，这自从伊齐基尔和埃兹拉的年代以来还没人见过。
按照《牛津大辞典》的解释，“纪律”一词意为：“使受控制，训练服从和执
行。”它最好地表达了加尔文梦想中的整个政治宗教结构的实质。
路德的本性和大部分日耳曼人的一样，是感伤主义者。在他看来，只有上帝的
话才足以向人们指出通向永恒世界的道路。
这大不确切了，不适合法国改革家的口味。上帝的话可以是希望的灯塔，但是
道路漫长黑暗，还有能使人忘记自己目的的各种诱惑。
然而这个新教牧师却不会走弯路，他是个例外。他知道所有陷阱，也不会被收
买。如果偶尔要走出正道，每周的教士例会就很快能使他认清自己的责任，在会上，
所有名符其实的正人君子都可以自由地相互批评。因此他是所有真切追求拯救的人
心目中的理想人物。
我们爬过山的人都知道，职业导游偶尔可能成为不折不扣的暴君。他们知道一
堆岩石的险处，了解一块看来很平坦的雪地的危险，他们对自己所照顾的旅行者有
完全的命令权，哪个傻爪胆敢不听命令，强言厉语便会劈头盖脸泼下来。
加尔文的理想公国中的教士也有同样的责任感。对那些跌倒了、要求别人扶起
来的人，他们高兴地伸出援助之手。但是，一意孤行的人只要想离开已经开辟好的
道路，离开大学，那只手便抽回来变成了拳头，击出又快又可怕的惩罚。
在其它许多宗教组织里，教士也喜欢使用同样的权力。但是地方长官嫉妒他们
的特权，极少允许教士与法庭和行刑官并驾抗衡。加尔文知道这些，在他的管辖区，
他建立了一种教会纪律，实际上超过了法律。
大战之后出现了许多怪异的错误历史概念，坯流传甚广，但其中最令人吃惊的
是说法国人（与条顿人相比）是热爱自由的民族，憎恨所有的管辖。数世纪以来，
法国一直在官僚体制统治之下，很庞杂，却比战前普鲁土政府的效率低很多。官员
们上班迟到早退，领子也系得不周正，还抽着劣等纸烟。要不然他们就乱搞一顿，
引起人们反感，象东欧的政府官员一样，而公众却很温顺地接受官员们的粗鲁，这
对于一个醉心于反叛的民族来说真是使人惊讶。
加尔文钟爱集权，是个理想的法国人。他在某些细节上已经接近了拿破仑成功
的诀窍。但他不象那个伟大的皇帝。缺乏个人的雄心大志，他的胃口很差，也没有
幽默感，只是个严肃得可怕的家伙。
他为了寻找适应于他那个耶和华的词句，翻遍了《旧约》，然后让日内瓦人接
受他对犹太历史的解释，把它做为上帝意愿的直接体现。一夜之间，罗呐河的这座
迷人城市变成了悲哀的罪人云集之地。由六个教士和十二个长者组成的城市宗教法
庭日夜监听着市民的私下议论。谁被怀疑有“受禁的异教观点”的倾向，便被传讯
到长老会法庭，检查他的所有论点，解释从哪里、怎样得到那些向他灌输有害思想
使他迷失路径的书的。被告如果有悔过表示，使可免刑，判处他到主日学校旁听。
如果他固执已见，便要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城市，不许再在日内瓦联邦管辖区内露
面。
但是与所谓的“教议会上院”发生矛盾，并不只是因为缺乏一点正统感。下午
在邻村玩一玩滚木球，如果被控告（常常会这样），便有理由被狠狠责骂一番。玩
笑，不管有用没用，都被认为是最坏的形式。婚礼上搞一些智力题目就足够啷铛入
狱了。
渐渐地，新天国里充满了法律、法令、规则、命令和政令，生活变得无比复杂，
失去了昔日的风采。
不许跳舞、不许唱歌、不许玩扑克牌，当然也不许赌博。不许举办生日宴会，
不许举办乡间市场，不允许有丝绸和所有外表华丽的装饰品。允许的只是去教堂，
去学校，因为加尔文是个思想主张鲜明的人。
胡乱的禁止可以免除罪孽，但不能强迫人热爱美德，美德来源于内心的启迪。
于是建立了优秀的学校和第一流大学，鼓励一切治学活动。还建立了有趣的集体生
活，以吸引大家的剩余精力，使人忘记苦难和限制。加尔文的制度如果完全不考虑
人的情趣，就不能存在下去，也就不会在近三百年历史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不过，
所有这些要归功于一本论述政治思想发展的书。现在我们感兴趣的是日内瓦为宽容
事业做了些什么，结论是，新教徒的罗马一点不比天主教的罗马强。
我在前面几页历数了可以减轻罪孽的情况。那个时代有诸如圣巴陀洛梅大屠杀
和铲除许多荷兰城市的野蛮行径，困此期望一方（弱的一方）实现等于坐以待毙的
美德完全是荒谬无稽的。
但这并不能开脱加尔文煽动法庭杀害格鲁艾和塞维图斯的罪责。
在第一个人的案件中，加尔文尚且可以说，雅克?格鲁艾有重大嫌疑煽动市民
暴动，是图谋推翻加尔文主义的政党。但是，塞维图斯很难说是对社会安全，也就
是对日内瓦构成任何威胁。
按用现代护照的规则，他只是“过境者”，再过二十四小时就离境，但他误了
船，为此丧了命。这是个耸人听闻的故事。
麦格尔?塞维图斯是西班牙人，父亲是受尊敬的公证人（这在欧洲有半法律的
地位，不只是拿着盖章机看人家签了字使索取两毛五的年轻人）。麦格尔也准备从
事法律工作，被送到土鲁兹大学。那些日子很快洁，所有教学都用拉丁文，学习范
围广及各业，整个世界的智慧对所有人都敞张，只要学会五个词尾变化和几个不规
则的动词就行。
塞维图斯在法国大学里认识了胡安?德?金塔那。金塔那不久成为查理五世皇
帝的忏悔教父。
中世纪的皇帝加冕很象现代的国际展览会。 一五三○年查理在波罗那加冕时，
金塔那把麦格尔带去做秘书。这个聪明的年轻西班牙人看到了所有的一切，他象当
时的许多人，有永远满足不了的好奇心，在以后的十年里接触了各种各样的学科，
有医学、天文学。占星术、希伯莱文、希腊文、还有最要命的神学。他是个很有潜
力的医生，在研究神学时产生了血液循环的想法。这可以在他的反对三位一体教义
的第一本书第十五章中找到，检查过塞维图斯著作的人竟没有看出他做出了这样一
项最伟大的发现，这充分说明十六世纪神学思想的偏执。
塞维图斯要是坚持医学研究该有多好啊！他可以活到老年平安死去。
但他简直不能避开那时被激烈争论的紧要问题。他认识了里昂的印刷厂，便开
始对形形色色的题目发表自己的看法。
如今一个慷慨的百万富翁可以说服一所学院把“三位一体学院”改成一种流行
烟草的商标，而且还安然无事。宣传机器说，“丁古斯先生如此大方解囊，难道不
好吗？”大家便说：“阿门！”
今日的世界似乎已经不再对亵渎神明这种事情感到震惊，因而要想描绘过去的
情况――在那时，仅仅怀疑一个市民对三位一体说了些不敬之言，便足以使整个社
会陷入惊恐――这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我们要是不充分体会这些，就不能理解
十六世纪上半叶塞维图斯在善良的基督徒心目中所造成的恐怖。
他根本不是激进派。
他是我们现在所称的自由派。
他抵制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承认的三位一体旧信仰。由于他坚信自己的看法正
确，使给加尔文写信，建议到日内瓦和他进行私人会晤，彻底讨论整个问题。他写
信是犯了极大的错误。
他没有被邀请。
其实他也不可能接受邀请，里昂的宗教法庭大法官已插手此事，塞维图斯人狱
了。法官早已风闻这个年轻人的亵渎行为，因为他秘密收到了受加尔文指使的日内
瓦人送来的一封信。
不久，又有一些手稿证实了对塞维图斯的控告，也是加尔文秘密提供的。看来
加尔文并不在乎谁绞死这个可怜家伙，只要他被绞死就行。可是宗教法官玩忽了圣
职，塞维图斯跑掉了。
他首先想穿越西班牙边境，但他的名字人所共知，长途旅行穿过法国南部很危
险，于是他决定绕道日内瓦、米兰、那不勒斯和地中海。
一五五三年八月一个星期六的黄昏，他来到日内瓦。他本想搭船到湖对岸去，
可是在安息日将近的时候是不开船的，要等到星期一。
第二天是星期日，当地人和陌生人都不许逃避宗教礼拜式，否则便是不端行为。
塞维图斯也去教堂了。他被人认出来，遭到逮捕。塞维图斯是西班牙国民，没有被
指控违反日内瓦的任何法律。但他在教旨上是自由派，不敬神明，胆敢对三位一体
发表异端言论。这种人要想得到法律的保护才是荒唐哩。罪犯或许可以，但异教者
却不行！他不由分说被锁进肮脏潮湿的小洞，钱财及一切个人物品全被没收。两天
后，他被带上法庭，要求回答问题单上的三十八个不同问题。
审判延续了两个月零十二天。
最后，他被控有“坚持反对基督教基础的异端邪说”罪。在谈到他的观点时，
他的回答使法官暴跳如雷。对这类案件的一般判处，尤其是对外国人，是永远赶出
日内瓦城，而塞维图斯的案子却是例外。他被判处活活烧死。
与此同时，法国法庭也重新开庭审理这个逃亡者的案子，与新教徒达成同样结
论，判处塞维图斯死刑，并派出司法长官到日内瓦，要求把罪犯交给他带回法国。
要求被回绝了。
加尔文也能执行火刑。
走向刑场的路程确实很艰难，一队牧师跟着这异教者走完最后的旅程，嘴里还
喋喋不休地进行说服。极度的痛苦持续了半个多小时，直到人们出于对可怜牺牲者
的同情向火焰里扔出一把刚采集的柴枝为止。对于喜欢这类事情的人来说，这读起
来倒是有意思，不过还是略过不谈为好。死刑多一个或少一个，在宗教狂热放肆无
忌的年代又有什么区别呢？
可是塞维图斯案件不会事过境迁，它的后果实在可怕。业已赤裸裸地表明，那
些新教徒虽然口口声声地叫嚷“保留已见的权利”，实际上不过是伪装的天主教徒，
心胸狭窄，对待不同己见者象对敌人一样残酷；他们只是等待时机，建立他们自己
的恐怖统治。
这个指控是严肃的，不能只耸耸肩膀说“咳，你还能期望什么”便一了百了。
我们有关于这次审判的大量材料，也详细知道外界是怎样看待这次判决的，读
起来的确令人痛心。加尔文曾经出于一时的慷慨，倒也建议过不烧死塞维图斯，改
为砍头。塞维图斯感谢他的仁慈，却要求另一种解决方法。他要求获释自由。他坚
持认为（道理全在他这一方）法庭对他没有裁判权，他只是探求真理的正人君子，
因此有权利在大庭广众之下与对手加尔文大夫辩论。
但加尔文不要听这些。
他已经起过誓，这个异教徒一旦落入手中就决不让他活着逃走，他要信守誓言。
他要给塞维图斯判罪，就必须得到头号大敌――宗教法庭的合作，但这无关紧要，
如果教皇有可以进一步给那个不幸的西班牙人加罪的文件，他甚至也可以与教皇携
手。
还有更糟的事情。
塞维图斯临死的那天早上求见加尔文，加尔文便来到又黑又脏的牢房。
此时此刻，他应该大度一点，也要有点人性。
他全都没有。
他站在这个两个小时后就要去见上帝的人的面前，争辩着，唾星四溅，脸色铁
青，大发雷霆，却没有一句怜悯仁慈的话，一个字都没有。有的只是恶毒和仇恨：
“活该，顽固的流氓。烧死你这该死的！”
这是很多很多年以前的事。
塞维图斯死了。
所有的塑像和纪念碑都不能使他重生。
加尔文死了。
上千卷咒骂他的书也触及不到他那不为人知的坟墓。
狂热的宗教改革者在审判时浑身战栗，生怕亵渎的流氓逃掉；教会的坚定支持
者在行刑后赞美欢呼，相互写信道：“日内瓦万岁！采取行动啦。”
他们全都死了，也许最好也被人们遗忘。
我们只需要留心一件事。
宽容就如同自由。
只是乞求是得不到的。只有永远保持警惕才能保住它。
为了子孙中的新的塞维图斯，让我们记住这一点吧。
每一代都有自己的怪物。
我们有“赤党”。
父辈有社会主义者。
祖辈有莫利?马圭尔。
曾祖辈有雅各宾派。
三百年前的祖先不比现在好。
他们有再洗礼教徒。
十六世纪最流行的《世界史纲》是一本“世界之书”或编年表，作者塞巴斯蒂
安是个肥皂匠，禁酒主义者，住在乌尔姆城；这本书是在一五三四年出版的。
塞巴斯蒂安了解再洗礼教徒。他和一个再洗礼教徒家庭的女儿结了婚姻。他与
他们的信念不同，因为他是个坚定的自由思想者。但是关于他们，他写道：“他们
只教授爱、信仰和十字架杀身，在任何苦难里都能保持耐心和谦卑，彼此真诚相助，
互称兄弟，还认为大家可以分享一切。”
应该不苟言词地夸赞他们，但一百年来他们却笠笆抟谎?被猎取，最血腥年纯
中的最残忍处罚加在了他们身上。这却是怪事。
但是有一个原因，要理解它，必须记往宗教改革中的一些事。
宗教改革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解决。
宗教改革给世界带来了两个监狱而不是一个，制造了一本一贯正确的书，用来
取代某一个一贯正确人，建立了（不如说是试图建立）黑袍教士的统治以代替白袍
教士。
经过半个世纪的奋斗和牺牲，只获得这样贫乏的成果，这的确使千百万人心灰
意冷。他们本来盼望尔后能有一千年的社会和宗教安定，根本没有准备对付迫害和
经济奴役。
改革者本来准备做一次大冒险，却发生了一件事。他们掉进码头和船的空隙里，
不得不拼命挣扎，尽量露出水面。
他们处在了可怕的境地，他们已离开旧教会，良知又不准他们加入新信仰。在
官方眼里他们已经不存在，可是他们还活着，还在呼吸，既然继续活着和呼吸是他
们的责任，他们便想把邪恶的世界从愚昧中解救出来。
最后他们活下来了，不过请不要问是怎样活的。
他们被剥夺了旧的关系，就必须结成一个新组织，找到新领袖。
但神经正常的人怎么会去管这群可怜的疯子呢？
结果，有预见力的鞋匠以及充满幻觉和歇斯底里的助产婆担当了预言家的角色。
他们乞求、祷告、胡言乱语，开会用的小黑屋的椽木都在虔诚信徒的赞美声中颤抖，
直到村里的法警不得不来察看这不体面的干扰时寸罢休。
接着，好几个男女被捕入狱，村镇议员们开始进行所谓的“调查”。
这些人既不去天主教堂，也不敬新教徒的苏格兰教会。因此要请他们说明自己
是什么人、信仰什么教。
说实在的，那些可怜的议员们的处境委实尴尬困难，因为囚犯是所有异教徒中
最不幸的，对宗教信仰一丝不苟。许多最受敬重的改革者颇为世故，只要能过舒适
体面的生活，做一点妥协也未尝不可。
但真正的再洗礼教徒却是另一种人，他厌恶所有不彻底的措施。耶稣曾告诉过
追随者，遭敌人打时，要把另半边脸也转过去让他打，持剑者必死于剑下。对再洗
礼教徒来说，这意味着绝对的命令，不许使用暴力。他们慢条斯理无休止地小声说
什么环境会使情况改变，他们当然反对战争，但这场战争不同往常，扔几颗炸弹，
偶尔使用一下，只此一回，上帝是不会介意的。
圣令毕竟是圣令，不过如此。
他们拒绝应征，拒绝扛枪。当他们因为主张和平主义而被捕时（他们的敌人正
是这样称呼这种实用基督徒的），他们总是心甘情愿地接受命运，背诵《马太福音》
第三十一章第五十二节，直到以死亡结束他们的苦难。
但是反对好战主义只是他们怪僻行径中的一小部分。耶稣教导说，上帝的王国
和凯撒的王国大相径庭，彼此不能也不应该溶合。很好，说得一清二楚。据此，所
有的好的再洗礼教徒都小心地避开了国家的公职，拒绝当官，把别人浪费在政治上
的时间用来研究《圣经》。
耶稣告诫他的信徒不要丧失体面去争吵，再洗礼教徒便宁可丧失财产所有权，
也不向法庭提出异议。还有其它几点使这些怪人与世界隔开了，但是这几个怪僻行
为的例子却引起过着享受生活的肥胖邻人的疑心和厌恶，他们总是把“待人宽则人
亦待己宽”的宜人教旨和虔诚混为一谈。
即使是这样，如果再洗礼教徒有能力保护自己不被朋友伤害，也可以象洗礼徒
及其他许多观点不同的人一样，找到和官方调解的方法。
然而作为一个教派，他们被怀疑有许多奇怪的罪责，而同有根有据。首先，他
们一丝不苟地读《圣经》 。 这当然不是罪责，但让我把话说完。再洗礼教徒研究
《圣经》时不带任何偏见，但谁要是特别喜欢《天启录》，那可是很危险的。
直到十五世纪，这本怪书仍然因为有点“虚伪”而遭抵制，但是对易于感情冲
动的人来说，这本书很受欢迎，流放中的帕特莫斯说的语言，这些被猎捕的可怜虫
完全可以理解。当虚弱的怒火使他浸沉于现代巴比伦的歇斯底里预言时，所有再洗
札教徒就齐声高呼“阿门”，祈祷新天国新大地快些到来。
软弱的头脑屈从于高度狂热的压力，这并不是头一次。对再洗礼教徒的每一次
迫害几乎都伴随着宗教疯狂的爆发。男人女人赤条条地冲上大街，宣布世界的未日，
竭力想在怪诞的牺牲中平息上帝的怒火。老巫婆闪入其它教派正在举行的仪式，打
断会议，刺耳地嚎叫着，胡言乱语，说魔鬼就要来了。
这类苦恼（程度轻一些）当然总是和我们形影不离。读一读日报，你会看到在
俄亥俄州、衣阿华州或佛罗里达州的偏僻小村里，有一个女人用切肉刀把丈夫大卸
八块，因为天使的声音“让她如此”；或是头脑清醒的父亲预见到七支号角的声音，
便杀死了妻子和八个孩子。不过，这是绝无仅有的例外。他们很容易被当地警察抓
住，也不会给国家的生活和安全带来影响。
但是一五三四年在美丽的小城蒙斯特发生的事却不同往常，严格按照再洗礼教
徒的理论讲，新天国确在那里宣布建立了。
所有北欧人一想起那恐怖的冬春就浑身打战。
这件事中的恶根是个漂亮的裁缝，叫简?比克斯宗。史书上称他是莱顿的约翰，
因为约翰是那个勤奋小城的人氏，在脏乱不堪的莱茵河畔度过了童年。他象当年所
有的学徒一样，东游西转，南奔北跑学习他那行当的秘诀。
他读和写的本事只够偶尔玩一玩的，没有受过正规教育。许多人明白自己社会
地位的卑贱和知识的缺乏，有一股自卑感，但他没有。他年轻漂亮，脸皮厚，酷爱
虚荣。
他离开英国和德国很久之后，又回到了故乡，做起长袍和礼服的生意。同时他
加入宗教，开始了不寻常的生涯，成为托马斯?芒泽尔的信徒。
这个芒泽尔以做面包为业，是个著名人物。一五二一年，有三个再洗礼预言家
突然出现在维腾贝格，要向路德指出通往拯救的真正道路，芒泽尔便是其中之一。
他的本意虽好，却不受赏识，被赶出了新教徒城堡，永远不许在撒克森尼公爵的管
辖范围内露面。
到了一五三四年，再洗礼教徒已经历了许多失败，于是他们孤注一掷，把一切
押在一次大胆的大规模行动上。
他们选中威斯特法伦的蒙斯特做为最后的尝试点，这倒不使人惊讶。该城的公
爵主教弗朗兹?范?沃尔德克是个鲁莽的醉汉，长年和六个女人公开姘居，从十六
岁起就因为生活的堕落无道而得罪了所有正派人士。城市兴起新教时他让步了。但
他是个远近闻名的骗子，他的和平条约并没有使新教徒得到安全感，而没有安全的
生活太难受了。于是蒙斯特的居民都憋足了劲，等着下一次选举。这带来了一桩吃
惊之事，城市政权落入了再洗礼教徒手中，主席是个叫伯纳德?尼普多林克的人，
他白天是布商，晚上是预言家。
那个主教看了一眼新长官，便溜走了。
这时莱顿的约翰出场了。他来到蒙斯特的身份是简?马希兹的圣徒。马希兹自
己创建了一个教派，被拥为圣人。约翰听说正义事业进行了一次有力的出击，便留
下来庆祝胜利，并清除原主教在教区里的影响。再洗礼教徒为了斩草除根，把教堂
变成采石场，没收了为无家可归的人建造的女修道会，焚烧除去《圣经》外的所有
图书。更有甚者，他们把所有拒绝按照再洗礼教徒的仪式进行再洗礼的人赶到主教
营地，不是砍头就是溺毙，原因是，他们都是异教徙，他们死了对社会不会造成什
么损失。
这便是序幕。
戏剧本身的可怕程度有增无已。
信仰几十种新教旨的上层教士涌向这个新耶路撒冷。他们在那儿遇到一些人，
他们以为自己对虔诚、正直、向上的人们有号召力，但一遇到政治和手腕就象孩子
一样无知了。
蒙斯特被占领了五个月，在这期间，所有社会和精神复活的计划、制度和议程
都尝试了一遍，每一个羽毛初成的预言家都在议会上炫露了一番。
不过一个充满逃犯、瘟疫和饥饿的小城显然不是一个合适的社会学实验室。不
同宗派之间的分歧和争吵削弱了军队首领的努力。在这危机关头，裁缝约翰挺身而
出。
他荣耀地昙花一现之时刻到来了。
在饥饿的人们和受难的孩子中，一切事情都是可能的。约翰照搬他在《旧约》
里读到的旧神学政府的形式，开始建立他的王国。蒙斯特的自由民被分为以色列的
十二个部落，他自己当国王。他本来已经和预言家尼普多林克的女儿结了婚，现在
他又娶了一个寡妇、他从前的老师约翰?马希兹的妻子。后来他想起索罗门，便又
加了两三个妃子。从此一出令人作呕的滑稽剧开场了。
约翰整天坐在商业区的大卫宝座上，人们站在周围，听宫廷牧师宣读最新命令。
这来得又快又猛，因为城市的命运日趋恶化，人民迫切需要它。
然而约翰是乐观派，他完全相信一纸条令的无上权威性。
人们抱怨太饿了，约翰便许诺解决他们的问题。接着国王陛下签署了一道圣旨，
城中财产在富人和穷人中均分。铲除街道做菜园，所有餐馆共同享用。
到此还算顺利。但有人说，富人藏起了一部分财产。约翰让臣民不要着急。第
二次法令宣布，谁违反任何一条法律就立即砍头。注意，这个警告可不是随随便便
的恐吓，因为这个皇室裁缝手里总握着剑和剪刀，经常亲自动手行刑。
接着到了幻觉时期，人们都陷入各种宗教狂热，成千上万的人不分白天黑夜地
挤在商业区，等待报喜天使吹起的号角。
然后是恐怖时期，这个预言家靠嗜血成性积攒起来的勇气，割断了他的一个王
后的喉咙。
下面便是报应的可怕日子，两个绝望的市民为主教的军队打开了城门，预言家
们被锁在铁笼里，在威斯特法伦的各个乡间市场上示众，最后被折磨至死。
这是个怪诞的尾声，但对众多惧怕上帝的朴素灵魂却具有可怕的后果。
从此，所有再洗礼教徒都被通缉。逃过蒙斯特大屠杀的首领也象野兔一样被猎
捕，就地处决。在每一个讲坛上。大臣和牧师都谴责再洗礼教徒，恶毒咒诅他们的
叛逆，他们要妄图推翻现有的秩序，还不如狼狗值得同情。
对异端的围剿很少能如此成功。再洗礼教徒作为一个教派不复存在了。但是有
一件怪事，他们的思想活了下来。被其它教派汲取，溶于形形色色的宗教和哲学体
系，变得令人起敬，如今成为每个人精神和智力遗产的一部分。
这件事叙述起来倒不是难事，但解释原因却很困难。
再洗礼教徒几乎无一例外是把墨水瓶甚至都看做无用的奢侈品的阶层。
过去，撰写再洗礼教徒历史的人都把这个教派看成恶毒的宗教激进派。只有在
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才开始理解，在把基督教发展得更理智更宽容的事业中，
这些平贱农民和艺术家的思想起到了多么伟大的作用。
但是，思想犹如闪电，谁也不知道第二个霹雳会落在哪里。狂风暴雨在锡耶纳上空迸裂而下的时候，蒙斯特的避雷针还有什么用处呢？
意大利的宗教改革从没有成功过。其实它也成功不了。首先，南部的人并不把
宗教看得很重，不需要为它而刀枪相见；其次，罗马近在咫尺，它是宗教法庭的中
心，五脏俱全，随便发表见解很危险，还得付出代价。
不过半岛住着成千上万个人文主义者，他们中间当然会有几个害群之马，重亚
里士多德而轻圣克里索斯顿。但这些人也有许多机会来发泄精力，有俱乐部、咖啡
馆和注重礼节的沙龙，男男女女可以发挥知识热情又不得罪帝国。这一切都是那样
悠闲宜人。其实生活不就是调和吗？它过去不是一直这样吗，在世界的未日到来之
前难道就不调和了吗？
为什么要为信仰中的枝节琐事而大动肝火呢？
经过几句介绍之后，读者在我们的两名主角登场的时候，也就不会再希望有大
吹大擂或隆隆炮声了。他们是讲话斯文木?子，做事情都讲究体面】
然而在推翻使人受难许久的暴政上，他们的贡献却比所有咋咋唬唬的改革者还
要大。但这是无法预见的怪事。事情发生了，我们谢天谢地，可是要问原因，哎呀，
连我们也不太明白。
在理智的葡萄圆里安安静静干活的这两个人叫索兹尼。
他们是叔侄。
不知是为什么缘故， 年纪大的雷利欧?弗朗西斯科拼写名字时用一个“z”，
而年轻的福斯图?保罗用两个“Z” 。不过，人们更熟悉他们名字的拉丁文形式索
西尼厄斯，不熟悉意大利文的形式索兹尼，我们可以把这细节留给语法学家和词源
学家去解决。
在影响上，叔叔远不及侄子重要，因此我们先谈叔叔，然后再讲侄子。
雷利欧?索兹尼是锡耶纳人，出身于银行家和法官世家，命中注定在博洛尼亚
大学毕业后要从事法律行当。但他却和许多同代的人一样自行其事地搞起神学来，
不再读法律了，摆弄起希腊文、希伯莱文和阿拉伯文，最后（也象大多数同类人的
结局一样）成为理智神秘主义者――既很通晓世故，又不够老练。这听来相当复杂，
不过能理解我意思的人用不着多加解释，不能理解的人我再费唇舌也没用。
然而他的父亲还认为儿子能成为世界文坛上的人物。他给了儿子一张支票，让
他出去开开眼界。于是雷利欧离开了锡耶纳，在以后的十年里从威尼斯到日内瓦，
从日内瓦到苏黎世，从苏黎世到维藤贝格，然后又到伦敦、布拉格、维也纳和克拉
科夫，不时在城镇或小村里住上几个月或一年半载，希望能找到有趣的伙伴和学到
有趣的新东西。在那个年代，人们一谈起宗教就没完没了，就象现在我们谈生意一
样。雷利欧积累了许多五花八门的怪思想，他竖起耳朵到处打听，很快熟悉了从地
中海到波罗的海的所有异端论调。
不过当他带着知识的行李来到日内瓦的时候，迎接他的却是不甚友好的表示客
气。加尔文那暗淡的双眼疑心重重地看着这个意大利来访者。他是个出身高贵的杰
出年轻人，不象塞维图斯那样贫困无亲无靠。可是据说他倾向塞维图斯。按加尔文
所想的，随着对那个西班牙异端派的火刑，三位一体已经是非论定了。其实，恰恰
相反！从马德里到斯德哥尔摩，塞维图斯的命运已经成为人们谈论的主题，世界各
地思想严肃的人开始站在反对三位一体的一边。这还没有完。他们还利用古登堡的
该死发明，四处宣扬自己的观点，由于离日内瓦很远，他们的言辞也多有不敬。
在这之前不久，出现一本才学横溢的小册子，收有历代教会神父对迫害和惩罚
异端者的事情所说所写的一字一句。在加尔文所说的“憎恨上帝”的人们、或按他
们自己反驳的“憎恨加尔文”的人们中，这本书立刻大力畅销。加尔文放出风声，
要和这个珍贵小册子的作者单独谈谈。不过作者预见到了这个邀请，明智地在封面
上删去了姓名。
据说他叫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曾经是日内瓦一所中学的老师。他对形形
色色神学罪孽很有看法，这促成他憎恶加尔文而赞赏蒙田。不过这并没有人证实，
只是道听途说。但是，一有人领头，其他人便会起步紧随。
因此加尔文对索兹尼敬而远之，却建议说巴塞尔的柔和空气比萨沃伊的潮湿气
候更适于这位锡耶纳的朋友；索兹尼一动身去著名的古伊拉斯米安要塞，他就衷心
祝他一路平安。
使加尔文庆幸的是，索兹尼叔侄不久便引起了宗教法庭的怀疑，雷利欧被没收
了基金，还发高烧，年仅三十六岁便在苏黎世死去了。
他的过早去世在日内瓦引起了欢腾，不过高兴的时候不长。
雷利欧除去遗孀和几箱子笔记本外，还有个侄子。他不仅继承了叔叔未尽的手
稿，还很快成为更胜于叔叔的塞维图斯热衷者。
福斯图斯?索兹尼从小就象老雷利欧一样广泛旅行。他的祖父给他留下了一小
块不动产。他直到近五十岁才结婚，因此可以把全部时间用在他喜欢的神学上。
他似乎在里昂做过一段时间的生意。
我不知道他是怎样的买卖人，但他做买卖经营具体商品而不是精神财富，这一
经验使他相信，如果对方在买卖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那么靠屠杀或发脾气是无济
于事的。他在一生中一直保持这个清醒的头脑，这种头脑在公司办公室里固然可以
找到，但是在神学院里却象海里捞针。
一五六三年福斯图斯回到意大利。在返程中他来到日内瓦。他好象没有去向当
地主教表示敬意。况且加尔文那时已经生病，索兹尼家族的人拜访他只能增加他的
烦恼。
在以后的十多年里，索兹尼在伊莎贝拉?德?梅迪希那儿工作。但一五七六年
在这位大太结婚狂喜的几天之后，就被丈夫保罗?奥希尼杀死了。于是索兹尼辞了
职，永远离开了意大利，来到巴塞尔，把《赞美诗》译成意大利白话文，还写了一
本关于耶稣的书。
福斯图斯正象他在作品中表露的那样，是个审慎小心的人。首先他的耳朵不好
使，耳聋的人都天性谨慎。
第二，他能从阿尔卑斯山另一面的几块地产中获取收益，托斯卡那的当政者暗
示他说，被怀疑是“路德学说”的人在评论使宗教法庭恼火的题目时，只要不太过
分就行。于是他采用了许多笔名，出版一本书之前，必须请朋友们看一遍，认为比
较安全才送去印刷。
这样一来，他的书没有列入禁书目录，那本关于耶稣生平的书一直流传到南喀
尔巴阡山，落到另一个思想自由的意大利人手里。他是米兰和佛罗伦萨的一些贵妇
的私人医生，与波兰和南喀尔巴阡山的贵族结了亲。
南喀尔巴阡山在那时是欧洲的“远东”，直到十二世纪初期还是一片荒野，一
直被用来安顿德国的多余人口。勤劳的撒克逊农民把这片沃上变成了一个繁荣昌盛、
秩序井然的小国家，有城市、学校，还有几所大学。但这小国家还是远离旅行通商
的要道。一些人由于某种原因，希望远离宗教法庭的亲信，最好与他们相隔几英里
的沼泽地和高山，于是这个小国家便成了理想的栖身之地。
至于波兰，多少个世纪以来，人们一提到这个不幸的国家便联想到保守和沙文
主义。但是我要告诉读者，在十六世纪上半叶，它却是名副其实的庇护所，保护了
所有由于宗教信仰而在欧洲其它地方饱受折磨的人，这是个令人高兴的惊讶吧。
这个出乎意料的情况是由典型的波兰风格形成的。
在很长时间里，这个共和国是全欧洲管理得最为拙劣的国家，这是大家都知道
的。波兰的上层教士玩忽职守，但西方各国主教的放荡和乡村牧师的酗酒也已经成
为司空见惯的恼事，因此没能充分重视波兰的情况。
但在十五世纪下半叶，日耳曼大学里的波兰学生迅速增多，这引起了维藤贝格
和莱比锡当权者的注意。学生们开始提出质问。接着，事态发展到由波兰教会管理
的克拉科夫波兰学院一垮到底，可怜的波兰人要受教育就必须背井离乡。不久之后，
条顿大学受到新教旨的影响，华沙、拉杜姆和琴斯托霍瓦的学生也随之入流。
他们功满还乡的时候，已经是羽毛丰满的路德派了。
在宗教改革的前期，国王、贵族和教士要消除错误思想的传播还很容易。不过
这样的措施要求共和国的统治者必须团结在一项明确普通的政策之下，这当然很矛
盾，因为这个奇怪国家的最神圣的传统是，一张反对票便能推翻一项法律，即使有
国会其他所有议员的支持也不行。
不久之后，那位著名的维藤贝格教授在宣扬他的宗教时又搞了一个经济副产品，
那就是没收所有教会的财产，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之间的肥沃平原上的博尔劳斯家族、
乌拉蒂斯家族和其他骑士、伯爵、男爵、王子和公爵，都明显倾向另一种信念，即
口袋里要有钱的信念。
随着这个发现，出现了为修道院的真正领地而进行的非神圣的抢夺，造成了出
名的“间歇”，自从有人类记载之时起，波兰人就是靠这种“间歇”拖延思索时间
的。在这期间，所有权力都按兵不动，新教徒便利用机会，不到一年就建起了自己
的教堂，而且遍布全国。
当然，新教长之间的争吵最后又使农民回到教会的怀抱，波兰又成为天主教的
一个坚固堡垒。可是到了十六世纪下半叶，波兰获得了允许各种宗教派别并存的许
可证。西欧的天主教和新教开始了杀绝再洗礼教徒的战争，残存者便向东逃窜，最
后定居在维斯杜拉河畔。正是这时，布兰德拉塔大夫拿到了索兹尼关于耶稣的书，
表示想认识作者。
乔古奥?布兰德拉塔是意大利人，医生，而且多才多艺。他毕业于蒙彼利埃大
学，是出色的妇科专家。他从始至终都桀骛不驯，却很聪明。他象当时的许多医生
一样（想一想拉伯雷和塞维图斯），既是神学家又是神经病专家，扮演的角色时常
更换。他成功地治愈了波兰皇太后的病，她原总是有幻觉，认为凡是怀疑三位一体
的人都错了，病愈后开始悔恨自己的错误，以后就只判决赞同三位一体教义的人。
这个好母后已经死了（是被情人杀死的），她的两个女儿嫁给了当地的贵族，
布兰德拉塔作为医疗顾问，在政治上发挥了很大影响力。他知道内战已是一触即发，
除非采取行动终止宗教上的争吵，于是他尽力想在对立教派之间竖起免战牌。但是
达到目的需要一个比他更精于错综复杂的宗教论战的人。他灵机一动，想起了写耶
稣生平的那个作者。
他给索兹尼写了一封信，请他东行。
不幸的是，索兹尼到达南喀尔巴阡山的时候，刚刚公布了布兰德拉塔私生活中
的一大丑闻，那个意大利人也已被迫辞职，到无人知晓的地方去了。索兹尼留在了
这个遥远的土地上，娶了个波兰姑娘，一六○四年死在那里。
他一生的最后二十年是最为有趣的阶段，因为这时他具体表达了他的宽容思想。
十六世纪后半叶是大量出版宗教问答手册，进行信仰、信条和教旨告解的时代，
在德国、瑞士、法国、荷兰和丹麦，人们都在写这些东西。可是各地印刷草率的小
册子都表明一个糟糕的信条：他们（也只有他们）才代表真正的真理，所有宣过誓
的当政者的职责，就是支持这个特殊形式的真理，用剑、十字架和火刑柱惩处那些
肆意信仰其它劣等真理的人。
索兹尼的信仰具有截然不同的精神。它一开始便开门见山地说，它的真正意图
绝不是和别人吵架。
他继续说道，“许多虔诚的人有理由地埋怨说，现在已经出版以及各个教会正
在出版的形形色色的教义和宗教手册是基督徒之间产生分歧的根源，因为它们都试
图把某些原则强加在人们的良知上，把持异议者视为异端。”
据此，他以最正式的方法宣布，索兹尼派绝不主张剥夺或压抑任何人的宗教信
仰。讲到广义的人性，他又做了如下的呼吁：
“让每个人自由判断他的宗教吧，因为这是《新约》定下的法则，最初的教会
已经做出了先例。我们这些悲惨的人有什么资格要压抑我熄灭上帝已经在人们心中
点燃的圣灵之火？我们谁能独占《圣经》的含义？我们为什么不记住，我们唯一的
主是耶稣基督，大家都是兄弟，有谁被赋予了压服别人的力量呢？可能其中一个兄
弟比别人博学一点，但是在自由和基督的联系上，我们是平等的。”
所有这些都绝美无伦，只是早了三百年。索兹尼派和其它新教派都不能指望在
那个动荡的世界里长期坚持自己的立场。反对宗教改革的潮流已经气势汹汹地开始
了。成群的耶稣会神父在失去的省份里大肆放纵。新教徒们一边工作一边争吵，致
使东部人很快又回到罗马一边。今天来到这些远隔文明欧洲的地方的旅游者，很难
会想到曾几何时这里曾经是最先进最自由的堡垒，也不会猜到在可怕的路德山丛里
曾经有一个小村子，世界在那儿第一次获得了实现宽客的明确的途径。
我出于闲散好奇的缘故，最近一天上午来到图书馆，浏览了供我国青年了解过
去的最流行的教科书。没有一个字提到索兹尼派或索兹尼叔侄，所有的书都从社会
民主派跳越到汉诺威的索菲亚，从撒拉森斯跳越到索比斯基。其实在这个被跳越的
时期里，伟大宗教革命的领袖是大有人在的，包括厄可兰帕鸠斯和一些次要人物。
只有一卷提及了这两个锡耶纳人文主义者，不过是出现在罗列路德或加尔文所
说所做的事情的一个含混不清的附录里。
预见的确有危险，但是我却怀疑，在以后三百年的通俗历史里，这一切会被改
变的，索兹尼叔侄会独自享有一小章节，而宗教改革的传统主角则下降到次要的地
位。
他们的名字即使放在脚注里也会显得咄咄逼人。
有人说中世纪的城市空气有益于自由。
的确如此。
躲在高高石墙后面的人尽可以安全地对男爵和教士嗤之以鼻。
不久以后，欧洲大陆的条件大为好转，国际商业又成为可能，于是产生了另一
种历史现象。
以三个双字词组表示便是：生意益于宽容。
你在一周内的任何一天，特别是在星期天，都可以改变这个论点。
温斯堡和俄亥俄可以支持三K党， 纽约却不行。纽约人如果掀起一场运动，驱
逐所有犹太人、所有天主教徒和外籍人，华尔街就会乱做一团，劳工运动冲天而起，
一切都化为废墟，不可收拾。
中世纪后半期正是如此，莫斯科是一个貌似公爵的小小伯爵的所在地，可以激
恼新教徒，但是在国际商业中心的诺夫格罗德却需要小心从事，不然便会惹恼前来
做生意的瑞典、挪威、日耳曼和佛兰芒商人，把他们赶到维斯比去。
一个纯农业国可以用一整套丰盛的份饭来泰然款待农民。似是，如果威尼斯人、
热那亚人和布吕赫人在他的围墙里开始屠杀异教徒，那么代表外国公司的人便会马
上外流，随之资金也会被抽回，使城市陷于破产。
不少国家并不能从根本上汲取教训（如西班牙、教皇统治区和哈普斯堡的领地），
却依然被所谓的“对信仰的忠诚”所左右，无情地把信仰的敌人驱逐出去。结果，
它们不是化为乌有，就是缩小到第七等国家。
然而商业国家和城市的掌管人通常都很尊崇既定事实，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
所以在精神世界上严守中立，天主教、新教、犹太人和中国主顾都能照常经商，同
时继续忠诚于各自的宗教。
为了外表的体面，威尼斯通过了一项反对加尔文教派的法案，但是十人内阁却
小心地告诉宪兵，这条法令不必执行得太认真，让那些教徒自行其事吧，愿意信仰
什么都可以，除非他们真的动手把圣马尔可抓到他们自己的会场去。
他们在阿姆斯特丹的好友也如此行事。 每个星期天， 新教牧师们都高声叱责
“淫荡女人”的罪孽。但是在旁边的街道里，可怕的天主教徒也在一个不显眼的房
子里默默地做弥撒，外面还有新教警长警戒，提防日内瓦宗教千册的狂热崇拜者闯
入这个犯禁的会议，他有用的法国和意大利客人吓跑。
这丝毫不是说，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的人们已经不再是自己的可敬教会的忠诚
弟子。他们一如既住，仍然是好天主教徒或新教徒。不过他们记得，汉堡、吕贝克
或里斯本的十个经商的异教徒的善良愿望，要比日内瓦或罗马的十个寒酸教士的允
许更有价值，于是他们便宜行事了。
蒙田有开明自由的见解（并不总是一种），而他的父亲和祖父却经营鲱鱼生意，
母亲又是西班牙犹太人的后裔，把这两者联系起来未免有些牵强附会。不过据我看，
商人长辈对蒙田的观点有很大影响。他作为战士和政治家，整个一生的特点就是深
恶盲信和偏执，这要起源于离波尔多主要码头不远的一家小鱼铺。
我如果当着蒙田的面这样说， 他是不会感谢我的， 因为他出生的时候，所有
“生意”的痕迹都从华丽的家族纹章中小心地抹去了。
他的父亲获得了蒙田地方的产业，便无度地花钱，想让儿子成为绅士。蒙田刚
刚会走路，私人教师便在他的可怜小脑瓜里塞满了拉丁文和希腊文。六岁的时候他
被送往高级学校，不到二十岁便成为波尔多市议会的羽毛丰满的一员了。
接着他从了军，还在法院工作过。三十八岁时父亲死了，他退出了所有的外界
活动，把余下的二十一年（除去几次违心地短期介人政治）都消磨在他的马匹、狗
和书的上面，而且都有所研究。
蒙田可以称做是划时代的人物，却有几个弱点。他从没有彻底摆脱某些感情和
礼仪，这个鱼贩的孙子相信这才是真正的绅士风度。他直到死去的时候，还一直说
他不是真正的作家，只是个乡村绅土，到了冬天没有事情做，才草草记下一点略有
哲学内容的杂乱思想。这全是废话。如果说有谁把他整个的心、灵魂、美德和罪恶
以及一切都献给自己的书，那就是这位能和不朽的达尔塔昂匹敌的开朗的绅士。
由于心、灵魂、美德和罪孽都属于这个豁达大方、深有教养和性格宜人的人，
他的全部作品要比文学作品更胜一筹，它们已经发展成为明确的生活哲理，它们以
常识和实际的日常体面为基础。
蒙田生为天主教徒，死时依然故我，年轻的时候还加入过法国贵族为把加尔文
主义逐出法国而成立的天主教贵族联盟。
一五七二年八月，教皇格列高里八世欢庆杀死三千名法国新教徒，这是决定命
运的一天，从这以后蒙田永远离开了天主教会。他从来没有加入另外一派，而且继
续参加某些重大礼仪，免得旁人饶舌，然而自从圣巴塞洛梅惨案之夜以后，他的作
品便全都与马尔库斯、奥里利厄斯、爱比克泰德或其他十来个希腊罗马哲学家的著
作同归一辙了。有一篇题为《论良知的自由》，很值得缅怀，他在文章里使用的语
气就好象是古时帕里克利的同代人，而不是法国皇后凯瑟琳?德?美第奇的仆臣，
他还以背教者朱利安为例，阐明真正宽容的政治家应该取得的业绩。
文章很短，充具量才五页，你可以在第二册的第十九章中找到。
蒙田已经看腻了众多顽固不化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倡导的绝对自由，这种自由
（在当时环境中）只会导致新的内战。但是一经条件允许，那些新教徒和天主教徒
睡觉时不再把两把匕首和手枪放在枕头下面了，明智的政府就应该尽量避免干预别
人的思想，应该允许所有臣民依照最能使自己心灵能获得幸福的方式热爱上帝。
蒙田既不是唯一也不是第一个产生这种想法并且大胆公诸于世的法园人。早在
一五六○年， 凯瑟琳?德?美第奇的前大臣麦克尔?德?豪皮塔尔和好儿个意大
利大学的毕业生（由此被怀疑是受了再洗礼教的熏染）就曾经说过，对异端者只宜
用文字论战。他的使人惊讶的观点是，良知有自己的本来面目，不是靠武力可以改
变的。两年以后，他促成了《皇家宽容法》的产生，该法使胡格诺教派有权召开自
己的集会，举行宗教会议讨论本宗教的事务，俨然象一个自由独立的教派，而不是
寄人篱下的小派别。
巴黎律师让?保丹是个令人尊敬的公民（他保卫了私人财产，反对托马斯?莫
尔在《乌托邦》里表达的共产倾向〕，他的观点也是这样，否认国王有权运用武力
强迫臣民进这个或那个教堂。
大臣们的演讲和政治哲学家的论文极少受人欢迎，但蒙田的书却在以智慧之士
座谈会的名义下聚在一起的文明人中阅读、翻译和讨论，并且持续达三百多年之久。
他的业余身份和他只为乐趣而写作的说法，使他深得大众之心；不然人们绝不会买（或借阅）一本被官方列为“哲学”的图书的。
“有机社会”把“整体”的安全放在所有考虑的前面，而智力或精力非凡的个
人却认为世界迄今的发展全赖个人的努力，不是靠集体（说穿了就是不相信所有变
革），因此个人的权力要比集体的权力重要得多，他们之间代复一代的冲突正是争
取宽容的斗争的一部分。
我们如果认为这个前提是正确的，那么一个国家的宽容程度便与大多数居民的
个性自由程度成正比。
过去，有时会出现非常开明的统治者，他对孩子说：“我坚信‘待人宽则人亦
待己宽’的原则。我希望所有可爱的臣民们都对别人施以宽容，不然就会白食其果，”
于是，性急的臣民们就赶忙贮存官方徽章，上面刻有壮丽的几个字：“宽容第
一”。
但是这个突然的转变是出于对国王绞刑吏的畏惧，并不会长久。国王只有在恫
吓的同时再建立起一整套逐级教育的明智体系，把它当做每天的政治活动，才能取
得成果。
十六世纪后半叶，这种幸运的环境在荷兰共和国出现了。
首先，这个国家有数千个半自给自足的城镇和乡村。居民大都是渔夫、水手和
商人。这三种人习惯于一定程度的独立行动，职业的性质迫使他们做决定时要迅速
果断，按照自己的利弊判断出工作中的机遇。
我不是说他们比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更聪明，心胸更开阔。但是艰苦的工作和下
达目的不罢休的干劲使他们成为整个北欧和西欧的谷物渔类搬运夫。他们懂得，天
主教徒的钱和新教徒的钱一样好用，他们喜欢付现钱的土耳其人，讨厌要赊账六个
月的长老会教徒。于是他们成为进行一点宽容试验的理想国度，而且重要的是，每
个人都能各得其所，占了天时地利人和。
寡言的威廉是“意图统治世界者必须了解世界”这个古老格言的光辉典范，他
开始时是个着装入时、钱多财广的年轻人，有令人羡慕的社会地位，给当时最大的
君王当机要秘书。他在晚宴和舞会上挥霍无度，娶了好几个颇为闻名的女继承人，
生活放荡，今朝有酒今朝醉。他不很用功，对他来说竞赛图表远比宗教小册子更为
有趣。
宗教改革引起的生活动荡在他眼里起初不过是雇佣者之间的又一场争吵，只要
稍用手腕，再摆出几个五大三粗的警察，便可以解决了。
不过，等他了解了国王和臣民之间的争端的本质时，这个和蔼的贵人已经突然
变成了卓有能力的领袖。其实，他所要从事的是当时已经完全失势的事业。他在短
期内卖掉了宫殿、马匹、金盘和乡间地产（或者立即予以放弃）。这个布鲁塞尔的
花花公子成为哈普斯堡的最顽固最成功的敌人。
然而财产的变动并没有改变他的个性。威廉在仓满囤流的时候是哲学家，住在
两?间出租房子里、星期六都不知道如何付洗衣费的时候也还是哲学家。过去有铱
个主教想建造足够的绞架来处死所有的新教徒，他竭尽全力挫败了主教的企图，如
今他同样尽量要刹住热情的加尔文教徒要绞死所有天主教徒的干劲。
他的心血几乎毫无指望。
二万至三万人已经惨遭杀戮，宗教法庭的监狱里装满了新的牺牲品，遥远的西
班牙正在召集一支军队，准备在叛乱还没有传播至欧洲其它地方的时候就把它粉碎。
有人说应该热爱刚刚绞死自己父兄、叔叔和爷爷的人，也有人在拼命反对这个
说法，在这里无需告诉读者是谁在反对。但是他通过自己的事例和他对反对者的和
解态度，已经向追随者表明有性格的人应该超脱摩西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律法。
在争取实现公共道德的论战中，他得到一个杰出人物的支持。在豪华的教室里，
你会看到一个极为奇特的简短碑文，记载德克?孔赫特的美德，他的遗体就埋在那
里。这个孔赫特挺有意思。他是富裕家庭的孩子，年轻时长年旅行国外，获得关于
德国、西班牙和法国的第一手资料。他一回国，便爱上了一个身无分文的姑娘。他
的荷兰父亲处事谨慎，个准他们结婚。儿子照样结了婚，父亲便做了长辈在这种情
况下必然要做的事：指责儿子忘恩负义，并剥夺了他的继承权。
年轻的孔赫特不得不干活谋生了，这的确有些困难。不过他是个多寸多艺的年
轻人，学会了一门手艺，成了铜雕匠。
哎呀，一做荷兰人，便永远要说教。到了晚上，他就急忙扔下雕刻刀，拿起鹅
毛笔，记下一天的大事。他的文笔并不大象现在人们所说的“引人入胜”。但是他
的书里有许多类似于伊拉斯谟所阐述易为人接受的道理，这使他交了许多朋友，也
与寡言的威廉有了接触，威廉高度赞赏了他的能力，雇他做机要顾问。
当时威廉正忙于一桩奇怪的争论。国王菲利浦有教皇撑腰，要干掉人类的大敌
（也就是他的敌人威廉），他以两万五千金币、贵族头衔和赦免一切罪行的代价，
找人去荷兰杀死这个头号异端者。威廉已经五次遇险，可是他觉得用一套小册子驳
倒菲利浦国王是他的职责，孔赫特助了他一臂之力。
论点直指哈普斯堡内阁，不过要是指望内阁会由此而变得宽容，那才是妄想，
然而整个世界都在注视威廉和菲力浦的决斗，小册子也被译成了不同文字，广泛阅
读，其中许多题目人们过去只敢低声说说，现在却热烈地讨论起来。
不幸的是，争论并没有多久就结束了。一五八四年七月九日，一个法国天主教
徒拿到了两万五千金币的报酬，六年以后，孔赫特还没有完成把伊拉斯谟著作译成
荷兰文的工作，也与世长辞了。
在以后的二十年中，狼烟四起，炮声隆隆，湮没了不同观点的神学家之间的叱
骂。最后敌人被逐出了新共和国的边界。但此时却没有威廉这样的人来掌管内部事
务。不同的教派本来在大批西班牙雇佣军的压力下暂时很不自然地和解了，现在又
要彼此割断对方的喉咙。
他们的争战当然要有个借口，可是，有哪个神学家没有一点要抱怨的事呢？
在莱顿大学里，有两个教授持不同的见解。这既不新鲜也不出众。但是，他们
不同意人有意志的自由，这倒是个严重的事。兴奋的人们立即参加到讨论中去，不
到两个月，整个国家便分成两大敌对的阵营。
一面是阿米尼斯的朋友。
另一面是戈马鲁斯的追随着。
后者虽然出生在荷兰家庭，却在德国度过了一生，是条顿教育体系的出色产物。
他的学问十分广博，却又缺乏起码的常识。他的大脑精通希伯莱律学的奥秘，而心
脏却按照阿拉米语的句法规则跳动。
他的对手阿米尼斯却迥然不同。他生于奥德沃特，是离伊拉斯谟度过不愉快的
少年时代的斯特恩修道院不远的小城市。他幼年时赢得邻居、马古堡大学著名数学
家和天文学教授的友谊。这个人叫鲁道夫?斯内里斯，他把阿米尼斯带回德国，让
他受良好的教育。可是这个孩子在第一个假期回家时，发现家乡已被西班牙人劫掠
一空，亲戚也都遇难了。
这似乎结束了他的学业，幸亏一些好心的有钱入听说这个年幼孤儿的遭遇，慷
慨解囊，送他到莱顿大学学习神学。他刻苦努力，六年以后便学完了所有的课程，
又去寻找新的知识源泉了。
当时，出类拔萃的学生总可以找到资助人为他们的前程花几块钱。阿米尼斯很
快拿到了阿姆斯特丹几个行会给他开的介绍信，高高兴兴去南方寻找受教育的机会
了。
做为一个颇受尊敬的神学继承人，他首先来到日内瓦。加尔文已经死了，但是
他的从人西奥多?贝扎象天使的牧羊人似地接替了加尔文。这个捕捉异端邪说的老
手鼻子很灵敏，立刻闻出这个年轻荷兰人教旨中的拉姆主义气味，对他的拜访也缩
短了。
拉姆主义这个词对现代读者毫无意义。不过熟悉米尔顿文集的人了解，三百年
前它却被看成是十分危险的宗教新说。它是由一个名叫彼尔?德?拉?拉姆发明或
创始的（随你怎样用词）。他做学生时，十分反感老师的过时教学方法，于是选了
一个颇使人惊讶的题目做为他的博士论文：《亚里士多德教诲的一切全是错误的》。
不用说，“这个题目得不到老师的好感，几年以后，他又把自己的想法写进几
卷很有才华的书里，这使他的死成了定局，他是圣巴塞洛梅大屠杀的第一批牺牲者。
但是恼人的书并不会随着作者一起被杀掉，拉姆的书残存了下来，他的惊异逻
辑体系也在西欧和北欧受到欢迎。不过真正的虔诚人士却认为拉姆主义是去地狱的
通行证，于是有人建议阿米尼斯去巴塞尔，这个多难的城市自从堕入对一切持探索
态度的伊拉斯谟的魔网，一直把“自由派”当做好样的人物。
阿米尼斯得到警告以后，便启程北行。但是他又做出一项颇为反常的决定。他
大胆踏入到敌人的境内，在帕多瓦大学学习了几个学期，还去了一趟罗马。一五八
七年他返回故土时，这使他成为国人眼里的危险分子。不过他似乎既没有长角也没
有添尾巴，于是渐渐地赢得了大家的好感，被允许担任阿姆斯特丹的新教牧师。
他不仅使自己发挥了作用，还在瘟疫横行的时候博得了英雄的美名。人们很快
就真心拥戴他， 委托他重建城市的公共教育体系，一六0三年，当他作为羽毛丰满
的神学教授被调往莱顿时，首都的所有居民还都依依不舍。
他要是知道在莱顿等待他的是什么，我肯定他不会去。他到达的时候，正好下
拉普萨里安派教徒和上拉普萨里安派教徒之间的战斗发展到白热化。
阿米尼斯的家庭出身和所受的教育都是下拉普萨里安派的。他本想不带偏见地
对待同事――上拉普萨里安派的戈马鲁斯。但是两派的差异不容调和。阿米尼斯被
迫宣布自己是不折不扣的下拉普萨里安派教徒。
读者当然会问我，这两派是什么啊，我不知道，好象也无法了解这些玩艺儿。
不过据我所知，两派的争论由来已久，一派（如阿米尼斯）认为，人们某种程度上
有意志的自由，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另一派是索弗克利斯、加尔文和戈马鲁斯之
辈，他们说我们一生中的一切早在出生之前便注定了，命运取决于造物时圣骰的一
掷。
一六○○年，北欧的大部分人都是上拉普萨里安派。他们愿意听布道说除了自
己以外的大多数人已经命定要进地狱，如果有那么几个牧师竟胆大包天，敢于宜讲
善意和仁慈的福音，他们便立即会被怀疑患有罪恶的软弱症，象心慈手软的医生的
一样，不能给人们开苦口的良药，却以他们的软弱心肠把病人置于死地。
莱顿的许多饶舌老妇一发现阿米尼斯是下拉普萨里安派教徒，他的作用也就终
止了。他从前的朋友和支持者大肆攻击咒骂他，把他折磨至死。继而，两派都介入
政治，这在十六世纪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上拉普萨里安派在选举中获胜，下拉普萨
里安派被宣布为公共秩序的敌人和国家的叛徒。
这场荒诞无稽的争战还没有结束，奥尔登?巴内维尔特就脑袋夹在两脚中间死
去了，他曾是寡言的威廉的助手。有功于共和国的建立，格罗蒂斯逃到瑞典女王的
王宫里过寄人篱下的生活，尽管他的温和节制曾经使他成为国际法律公正体系的第
一个伟大倡导者；寡言的威廉所献身的事业似乎中途而废了。
但是加尔文主义者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
荷兰共和国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是商人和银行家的俱乐部，由几百个颇有势
力的家族统治着。这些绅士对平等和博爱毫无兴趣，却信仰法律和秩序。他们承认
并支持已有的教会。每逢星期天，他们就满怀热情来到四壁洁白的圣物存放地，这
里过去是天主教堂，现在是新教徒的布道厅。可是到了星期一，教士前往拜见市长
大人和议员们，想愤愤不满他说说这人不行那人不好的时候，官员们却又“开会”，
不能接见这些虔诚的人。如果虔诚的人坚持不懈，召集好几千名忠诚的教民在市政
大厅前“示威”（这种事常常发生），官员们也会彬彬有礼地垂顾，接过虔诚的人
抄写整齐的诉苦书和建议书。可是，大门在最后一个穿黑袍的请愿者后面关上以后，
官员们就会用那些文稿点烟斗。
他们已经采纳了实际有效的格言：“一次足矣，下不为例。”上拉普萨里安教
派掀起的大规模内战的骇人年月把他们吓坏了，于是他们坚定地压抑宗教狂的发展。
后代并不总是夸赞这些贵族。他们无疑把国家视为私有财产，也不能持之以恒
地把祖国的利益和他们自己的利益区分得一清二楚。他们缺乏从整个帝国角度的宏
观，因此常常小事精明大事糊涂。但是他们做了一件事，值得我们发自内心的推崇。
他们把国家变成了国际交换站，持各种思想的人物在这里都有最广泛的自由，随心
所欲地去说、去想、去写、去出版。
我并不想描绘得太动人。不时在内阁否决的威胁下，市议员也会被迫镇压天主
教的一个秘密协会，或没收某一本过于嚣张的异端派印发的小册子。不过一般说来，
只要不爬到市场区中央的肥皂箱上高声诋毁宿命论的宗旨，不把天主教的念珠带到
公共餐厅里，不否认南方卫理公会的上帝的存在，就可以确保一定程度上的太平无
事。在差不多两个世纪里，许多人在世界其它地方会因为思想而受到迫害，而荷兰
共和国却成为他们的名符其实的天堂。
这里又重新变伐为天堂的消息四处传开了。在以后的两百年里，荷兰的印刷所和咖啡馆里挤满了形形色色的热情者，他们是精神解放的奇特新军的先锋。
据说（而且很有根据）世界大战是没有军衔的军官们的战争。将军、上校和三
星战略家坐在某个无人光顾的大别墅的大厅里，守着孤独的光亮，盯着数英尺长的
地图沉思，直到想出一点新战术，使他们能得到半英里的领土（以三千人丧生做代
价），而与此同时，下级军官、中尉、下士却在聪明下士的帮助和鼓动下，做着所
谓“黑活”，最后导致了德国边线的崩溃。
为精神世界的独立进行的伟大征战与它相差无几。
没有投入几十万人的正面交锋。
没有孤注一掷的冲锋为敌人的炮兵提供叨显顺手的靶子。
我说得更进一步，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在打仗。好奇心会不时驱使人们寻问早
晨烧死了谁，明天下午又会把谁绞死。然后他们也许会发现，有几个亡命徒还在继
续为天主教徒和基督徒从心底下赞成的几项自由原则而抗争。但是我想，这消息只
会使人们轻叹惋惜而已。下过，要是自己的叔叔落得如此可怕的下场，亲戚们一定
会痛不欲生。
情况大概只会如此。殉道者为事业献出了生命，他们的业绩不能简化成数字公
式，也不能用安培和马力的概念表示。
攻读博士学位的勤奋学生会仔细阅读乔达诺?布鲁诺文集，通过耐心地收集所
有充满感情的话语，如“国家无权告诉人们应该想什么”和“社会不应该用剑惩处
不同意通常公认的教理的人”，写出以《乔达诺?布鲁诺（一五四九――一六○○
年）和宗教自由的原则》为题的可以被人接受的论文。
但是，不再研究这样重要课题的人，看问题的角度也有所不同。
我们在最后的分析中说过，有一批虔诚之士，他们对当时的宗教狂热深感震惊，
也震惊于人们头上的枷锁，各国百姓被迫在枷锁下生活。于是他们起来反叛。他们
真是穷鬼，除了背上的披风以外几乎一无所有，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保证。但是圣
火在他们胸中燃烧，他们穿梭在大地上，演讲，写作，把高深学府里的高深教授拉
进高深的争论里。在普通的乡间酒馆里与普通的乡巴佬进行普通的辩论，并且一如
既往地宣讲要善意、理解和仁慈地待人。他们提着书和小册子，穿着破衣烂衫，四
处奔走，最后患肺炎死在波美拉尼亚的穷乡僻壤的悲惨小村里，或者被苏格兰小村
里的醉醺醺的村民私刑处死，要不就是在法国的大道上被车轮碾得粉身碎骨。
如果我提到乔达诺?布鲁诺的名字，我并不是说他是这类人中唯一的一个。不
过他的生活、他的思想、他为自己认为正确合意的东西所产生的不息热情，确是所
有先驱者的典型，是很好的例子。
布鲁诺的父母很穷，他们的儿子是个普通的意大利孩子，没有什么天资，只是
按照一般惯例来到修道院。后来也成为多明我会僧人Ｋ?与这个团体格格不入，铱
为多明我会教徒热情支持所有的迫害，当时被称为“真正信仰的警犬”。他们都很
机警。异端者无需把观点写出来让追踪的暗探嗅出味道。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
耸肩膀，便常常足以露馅，使他与宗教法庭打打交道。
布鲁诺成长在一切都要俯首听命的环境中，他是怎样成为叛逆、丢弃《圣经》
而捧起塞诺和阿纳克萨哥拉的著作的，我也搞不清楚。但是这个奇怪的新手还没有
完成规定的课程，就被赶出了多明我会，成为大地上的流浪者。
他翻过阿尔卑斯山。在他之前，有多少人冒险穿过了这个古老的山口，希望能
在罗纳河和阿尔弗河交汇处的大森林里找到美好的自由啊！
又有多少人心灰意冷地离开了，他们发现这里和那里总有那么一个内在的精灵
迷惑了人们的心，改变一个教义并不一定意味着改变了人们的心灵。
布鲁诺在日内瓦住了不足三个月。城里挤满了意大利难民，他们给这个同乡弄
了套新衣服，还找了个工作，当校对员。到了晚间，他就读书写作。他得到了一本
德?拉?拉梅的书，终于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人。德?拉?拉梅也相信，中世纪教科
书所宣扬的暴政不打碎，世界便不能进步。布鲁诺并没有象自己的著名法国老师走
得那样远，不认为希腊人教诲的一切全都错了。但是十六世纪的人为什么还要受早
在基督出生前四个世纪写下的字句的束缚呢？究竟为什么？
“因为一直都是这样”，正统信仰的支持者回答他。
“我们与祖先有什么关系，他们与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让死去的人死去吧，”
这年轻的反传统观念者答道。
很快，警方便来找他，建议他最好打起行李到别处碰运气去。
布鲁诺以后的生活是无休无止的旅行，想找个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和安全的地方
生活和工作，却从未如愿。他从日内瓦来到里昂，又到图卢滋。那时他已经开始研
究天文学，成为哥白尼的热情支持者，这是危险的一步，因为在那个时代，人们都
在狂吼：“世界围绕大阳转动？世界是绕太阳转动的普通行星？呸！谁听说过这种
胡言？”
图卢滋也使他感到不快。他横穿法国，步行到巴黎，接着作为法国大使的私人
秘书来到英国。但是等待他的又是失望，英国的神学家并不比大陆的强。也许他们
更实用一点，譬如在牛津大学，他们并不惩处犯有违反亚里士多德教诲错误的学生，
而是罚他十个先令。
布鲁诺变得好讽刺挖苦了。他开始写一些文采勃发却又颇为危险的短篇散文和
以宗教哲学政治为内容的对话；在对话中，整个现存的秩序被弄得颠三例四，受到
细致但绝无奉承之意的检查。
他还讲授他喜爱的科目：天文学。
但是学院的当权者对受学生欢迎的教授是极少给笑脸的。布鲁诺又一次被请离
开。他回到法国，又到马尔堡。不久前路德和兹温格尔曾在那里争论在虔诚的匈牙
利伊丽莎白地堡里发生的化体的实质。
他的“自由派”大名早已先他而行。他连授课都得不到允许。维藤贝格应该好
客一些，可是这座路德信仰的堡垒刚开始被加尔文大夫的教徒把持，从此，布鲁诺
自由倾向的人也不再有容身之地了。
他向南行，到约翰?赫斯的地盘碰运气。新的失望在等待着他。布拉格成了哈
普斯堡的首都。哈普斯堡一从前门进入，自由便从后门离去。再回到大路来吧，走
向遥远的苏黎世。
在苏黎世他收到一个意大利年轻人乔瓦尼. 莫塞尼哥的信，诸他去威尼斯。我
不知道什么使布鲁诺接受了邀请。也许这个意大利农民被一个贵族名字的光采迷惑
了，为这个邀请而受宠若惊。
乔瓦尼?莫塞尼哥的前辈敢于蔑视苏丹和教皇，但他自己却不是这副材料。他
意志薄弱，胆小如鼠，当宗教法庭的官员到他家要把客人带到罗马时，他连手指头
都没有动一下。
威尼斯政府一贯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的权力。布鲁诺如果是个日耳曼商人或荷
兰船长，他们还会强烈抗议，如果外国军队胆敢在他们的管辖区抓人，他们甚至会
发起战争。可是为了一个除思想外不能给城市带来任何好处的流浪汉，为什么要触
怒教皇呢？
的确他自称学者，共和国也甚感荣幸，不过国内自己的学者已经绰绰有余了。
和布鲁诺告别吧，愿圣马可怜悯他的灵魂。
布鲁诺在宗教法庭的监狱里呆了六年之久。
一六○○年二月十六日，他在火刑柱上被烧死，骨灰随凤扬去。
他的行刑地在坎普迪菲奥利，懂意大利文的人能从这个短小美妙的比喻中获取
灵感。
历史中的一些事情我从来没能弄明白，其中之一便是过去年代中一些艺术家和
文人的工作量。
现代写作行会的成员有打字机、录音机、秘书和自来水笔，每天能写三四千字。
莎士比亚有十多种工作分散精力，有个碎嘴疯泼的老婆，蘸水笔也不好用，他怎么
能写三十七个剧本呢？
“无故舰队”的老兵洛浦?德?维加一生都忙忙碌碌，他从哪儿弄来必要的墨
水和纸张写下一千八百个喜剧和五百篇文章呢？
那个奇怪的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又是什么样的人呢？他的小屋里有二十个
孩子吵吵闹闹，而他却有时间谱写了五个清唱剧，一百九十个教堂大合唱，三个婚
礼大合唱，十二支圣歌，六支庄严弥撒曲，三部小提琴协奏曲（仅一部双小提琴协
奏曲就足以使他的名字永载史册〕，七部钢琴管弦乐队协奏曲，三部两架钢琴的协
奏曲，两部三架钢琴的协奏曲，三十部管弦乐谱，还为长笛、竖琴、风琴、提琴、
法国号管写了曲子，足够让普通学生练一辈子的。
还有，伦勃朗和鲁本斯在三十年中几乎每个月都创作四幅画或四幅蚀刻画，他
们是怎样勤奋用功的呢？不起眼的平民安东尼奥?斯特拉地瓦利怎样在一生中做了
五百四十把小提琴、五十把大提琴和十二把中提琴呢？
我现在不是讨论他们的头脑怎么能想出所有的情节，听出所有的旋律，看出各
式各样的颜色和线条的组合，选择所有的木材。我只是奇怪体力的一面。他们怎么
能胜任呢？他们不睡觉吗？他们也下打几小时台球吗？他们从不疲倦吗？他们听说
过“神经”这个东西吗？
十六和十八世纪充满了这种人。他们无视健康法则，大吃大喝有害的东西，根
本不知道作为光荣的人类的一员所负有的崇高使命，但他们有的是时间，发泄起艺
术的才智来煞是骇人。
艺术和科学的情形也出现在繁琐和多番推敲的神学上。
如果你在二百年前去图书馆，就会发现天花板和顶楼上都塞满了八开、十二开
和十八开的宗教小册子，布道书、讨论集、驳论、文摘和评论，用皮革、羊皮纸和
纸张装帧，上面尘土堆集，早已被人忘却了。不过这些书都包含着广博而又无用的
学识。
其中谈论的题目和采用的许多词汇在现代人看来已经丧失了意义。可是这些发
了霉的汇编却有着重要的目的。如果它们一事无成，至少还是清洁了空气，因为它
们或者解决了讨论的问题，使有关人士满意，或者使读者相信那些问题并不是逻辑
推理和辩论所能解决的，干脆随便扔在什么地方算了。
这听来好象是讽刺挖苦式的恭维话。不过我希望将来三十世纪的批评家们在啃
嚼我们残留的文学和科学成就时也能这样仁慈。
※ ※ ※ ※ ※
巴鲁克?德?斯宾诺莎是这一章的主角，他在数量上没有追随当时的时尚。他
的全集不过是三四个小本子和几捆信札。
但是，用正确的数学方法解决他的伦理学和哲学中的抽象问题所必需的大量学
习，会使普通的健康人不知所措。这个可怜的结核病人的死，正是由于这个缘故，
因为他试图通过乘法口诀表来理解上帝。
斯宾诺莎是犹太人。不过那时的犹太人还没有受过犹太隔离区的侮辱。他们的
祖先在西班牙半岛定居的时候，那里还是摩尔人居住的一个省。西班牙征服以后，
引进了“西班牙属于西班牙人”的政策，最后使国家陷入崩溃，斯宾诺莎一家被迫
离开了老家，他们走水路来到荷兰，在阿姆斯特丹买了幢房子，辛勤工作，积攒钱
财，很快就大名鼎鼎成为“葡萄牙移民”中最受尊敬的家族中的一员。
如果说他们的儿子巴鲁克意识到了他们犹太血统，那么除去邻居小孩的讥讽外，
更要归结于在塔尔穆德学校受的训练。由于荷兰共和国被阶层的偏见所窒息，无暇
顾及种族偏见，所以外来的民族可以在北海和须德海的海岸找到避难所，过上平静
和谐的生活。这是荷兰生活的一大特点，现代的旅行者在撰写“游记”时绝下会遗
忘这一点，这是有充足原因的。
在欧洲其他大部分地方，甚至到了相当晚的时代，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关系还
是极不理想。二者之间的争吵简直达到无可救药的程度，因为双方都正确也都错了，
都可以说是对方专横和偏见的受害者。这本书里已经说过，宽容是自我保护的一种
方法，按照这个理论，很明显，只要基督徒和犹太人忠诚于各自的宗教，就会认为
对方是敌人。首先双方都坚持自己信奉的是唯一真正的上帝，其它民族的其它上帝
全是假的。其次，双方是危险的商业对头。犹太人象最初到巴勒斯坦一样来到西欧，
是寻觅新家园的移民。当时的工会即“行会”不让他们找到职业，所以他们甘愿开
个当铺和银行作为经济上的权宜之计。这两种行当在中世纪很相近，在人们眼里，
正派人不会去干这一行业。教会直到加尔文时期一直对金钱（税收除外）深恶痛绝，
把拿利息看成罪孽，这真难以理解。当然，没有一个政府会容忍高利贷，早在四十
个世纪以前，巴比伦人就通过一项严厉的法律，对付那些企图从别人钱中谋利的金
钱交易者。我们从两千年前写下的《旧的》的几章中读到，摩西曾经强力禁止追随
者以高利息借给别人钱，不过借给外国人除外。以后，包括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在
内的大希腊哲学家都表示不赞同从别人的钱中生出钱来，教会神父对这种事情的态
度更明确。在整个中世纪中，放债人一直被人瞧不起。但丁在地狱里为他的金融界
朋友们专门准备了一个小壁龛。
从理论上可以证明，开当铺和开银行的是不受欢迎的公民，世界要是没有他们
该多好啊。不过，只要世界不再是清一色的农业，那么不借助于信用贷款就连最普
通的生意都做不成。于是放债人成了大家需要的魔鬼（按照基督徒的看法），注定
要下地狱的犹太人被迫从事人们需要的行当，但体面人绝不会问津。
这样，不幸的出走者被迫干上了不光彩的行当，这使他们自然而然地成为富人
和穷人的对头。他们一发迹，对方便翻脸无情，诋毁谩骂，把他们锁在城市最脏的
地方，冲动之下还会把他们作为不信教的恶棍绞死或作为基督叛徒烧死。
真是愚蠢，而且无知。无休无止的攻击和迫害并没能使犹太人喜欢基督徒。直
接的结果是，一大批第一流的智慧从公共交往中退出了，成千上万天性聪明的年轻
人本来可以在商业和科学中进取，却把脑筋和精力浪费在了无用地研究那些深奥莫
测的难题和吹毛求疵的诡辩的旧书上，数以百万计无依无靠的男女青年注定要在发
臭的小屋里过着畸形的生活，一面听老人讲他们是肯定会继承大地和所有财富的上
帝的选民，一面却又听到别人不停地骂他们是猪罗，只配上绞架或刑车，并为此吓
得魂不附体。
要让在这种逆境中生活的人（不管是谁）保持用正常的眼光看待生活是不可能
的。
犹太人一次又一次被逼得对基督徒同胞采取疯狂行动，白热化时还起来反抗压
迫者，于是他们又被称为“叛徒”，“不知报恩的恶棍”，受到更严重的欺侮和限
制。但是这种限制只有一个结果，它使心怀怨恨的犹太人增多，使其他人意志颓丧，
使犹太区成为受挫的雄心和积累的仇恨的可怕栖身地。
斯宾诺莎生在阿姆斯特丹，因此幸而没有遭到大部分亲戚生来就遭到的苦难。
他首先被送进犹太教堂（合适的称呼是“生命之树”）掌管的学校，学会希伯莱文
的动词变化以后，便被送到博学的弗朗西斯科?阿皮尼厄斯?范?登?恩德博士那
儿，攻读拉丁文和科学。
弗朗西斯科博士正如他的名字所示，出身于天主教徒家庭，传闻他是卢万大学
毕业生，按照城中最为广傅的教堂执事的说法，他是伪装的耶稣会成员，是个危险
人物。不过这是胡说。范?登?恩德年轻时确实在天主教学校呆过几年，但他对功
课心不在焉。离开家乡安特卫普以后，他来到阿姆斯特丹，自己开办了一所私立学
校。
他有卓绝的鉴别能力，善于想办法使学生们喜欢古文课，阿姆斯特丹的加尔文
派自由民不顾他过去与天主教的关系，情愿把孩子托付给他，而且很自豪，因为这
个学校的孩子在六韵步诗和变格上总比别的学校强。
范?登?恩德教小巴鲁克拉丁文，但他热情追求科学领域的最新发现，对乔达
诺?布鲁诺崇拜得五体投地，因此毫无疑问教给了这孩子一些正统犹太家庭一般不
应提及的事情。
小斯宾诺莎一反当时的习惯，没有和其他学生同住，而是住在家里。他的学识
很深，颇使家人惊奇，亲戚们都自豪地叫他小先生，毫不吝啬地给他零用钱。他没
把这钱浪费在烟草上，而是买了哲学书。
有一个作者最使他感兴趣。
这就是笛卡尔。
雷内?笛卡尔是法国贵族，出生在图尔和布瓦蒂耶交界处，查理曼的祖父曾在
这里挡住了穆罕默德征服欧洲。他不满十岁就被送到耶稣会受教育，呆了十二年，
很惹人讨厌，因为他肯思考，没经过证明的东西就拒不接受。耶稣会会士能调理这
种难管的孩子，既不挫伤他们又训练得很成功，他们也许是世界上唯一这样的人。
要检验布丁就要吃一吃。办教育也是一样。如果现代教育家学会了耶稣会罗耀拉兄
弟的方法，我们也会有几部自己的笛卡尔了。
笛卡尔二十岁时开始服兵役，他到了荷兰，在那里，纳索的莫里斯曾经彻底完
善了他的军事体系，使他的军队成为有志当将军的年轻人的进修学校。笛卡尔并不
经常去纳索亲王的司令部。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怎能当新教徒首领的仆人！这听来
就象叛国罪。不过笛卡尔憾兴趣的是数学和炮兵，不是宗教和政治。荷兰刚刚和西
班牙休战，他便辞了职，来到慕尼黑，在巴伐利亚的天主教公爵麾下作战。
但是那场战争并不长，唯一一场至关重要的战斗是在拉罗谢尔附近进行的，那
时，胡格诺派正在抵御黎塞留。笛卡尔回到法国，想学一点高级攻坚战。可是军营
生活使他厌倦了。他决定告别戎马生涯，致力于哲学和科学。
他自己有一笔小收入。他不想结婚，奢望也无几，只想过安静快乐的生活，而
且如愿以偿了。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中荷兰做为居住地。不过这个国家充满印刷商、出版商和
书店，只要不公开攻击政府和宗教，出版检查的法律就形同虚设。况且，他从未学
会他所移居的国家的文字（这种文字对真正的法国人来说本来并不难），所以避开
了不必要的伙伴和没用的谈话，能够把全部时间（每天差不多二十个小时）用在自
己的工作上。
对于当过兵的人来说，这种生活太枯燥了。但是笛卡尔有生活的目的，很满足
于这种自我折磨的背井离乡生活。随着光阴的流逝，他逐渐相信，世界仍然被深不
可测的无知笼罩着，被称做“科学”的东西其实连真正科学的边都不沾，陈旧的错
误和荒谬不首先铲平，总体的进步就不可能实现。这可不是小的命题。不过笛卡尔
的耐性很好，到了三十岁，他开始向我们奉献出了崭新的哲学体系。他深为自己的
工作所激励，在最初的提纲里加进了几何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在工作中他毫不偏
袒，这使得天主教徒宣布他是加尔文派，而加尔文派又驾他是无神论者。
这些喧闹传到他的耳朵里，丝毫不去干扰他。他平静地继续自己的探索，在斯
德哥尔摩同瑞典女王谈论了哲学，最后安详地死在城里。
在十七世纪的人们中，笛卡尔主义就如同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达尔文主义，引
起了很大轰动。 当一名笛卡尔主义者在一六八0年是件可怕的事，很不光彩。它表
明某人是社会制度的敌人，是索西奴斯教徒，是自认不能与体面人同伍的下等人。
这并没能阻止知识界大部分人如饥似渴地接受笛卡尔主义，就象我们的前辈接受达
尔文主义一样。但是在阿姆斯特丹的正统犹太人中，这类题目却没有人提及。在塔
尔穆德和托拉赫也没有人间津笛卡尔主义，因此它也就不存在。一经表明它在巴鲁
克?德?斯宾诺莎的头脑里存在，结局就注定了，只要犹太教堂的权威人士一出面
调查此事，采取官方行动，斯宾诺莎也会同样不复存在。
那时阿姆斯特丹的犹太教会刚刚度过一场严重的危机。小巴鲁克十五岁的时候，
来了一个名叫尤里尔?艾考斯塔的葡萄牙流亡者。他断然抛弃了在死亡威胁下被迫
接受的天主教，又回到前辈的宗教。可是这个艾考斯塔不是等闲的犹太人，而是个
绅士，惯于在帽子上插一根羽毛，腰上挎一把剑。那些在日耳曼和波兰学校受过训
练的荷兰犹太教士所表现出的自高自大使他惊讶和恼怒，他也很自傲，他从不屑掩
饰自己的观点。
在那种小的社会组织里，如此公开的蔑视是不可能被容忍的。一场你死我活的
斗争开始了，一方是清高的梦幻者，半先知半贵族，另一方是铁面无情的法律护卫
士。
结局是悲剧。
首先，在当地警察局，艾考斯塔被控是几本否认灵魂不朽的渎圣小册子的作者。
这使他与加尔文派教士发生摩擦。不过事实很快澄清，控告也撤消了。于是犹太教
会把这个犟头的反叛逐出教会，剥夺了他的谋生之路。
在以后几个月里，这个可怜人在阿姆斯特丹的街头流浪，最后贫困和孤独又驱
使他回到教会。但是他要首先当众认罪，任所有犹太人鞭抽脚踢，然后才能被批准
重新入会。这侮辱使他精神失常了。他买了一支手枪，把自己的脑袋打开了花。
自杀事件在阿姆斯特丹市民中引起很多议论。犹太团体觉得不能冒险再惹起另
一场风波。当“生命之树”中最有前途的学生已经无疑彼笛卡尔的新异端思想所污
染的时候，犹太教会就立即行动起来，试图加以遮掩。人们找巴布克谈话，只要他
答应听话，去犹太教堂，不再发表或散布任何反对法律的言论，就可以给他一笔年
金。
斯宾诺莎最厌恶妥协，三言两语就回绝了这些事。结果，根据出名的古老《惩
处准则》，他被逐出教会。那个准则毫不给人思考的余地，全是照搬耶利哥时代的
诅咒谩骂的字眼。
面对五花八门的咒骂，他泰然坐在屋里，从报纸上了解前一天发生的事。甚至
当一个《准则》的狂热者想结果他的性命时，他也不肯离开城市。
这对犹太教士的威信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们尽管乞灵于约书亚和伊莱沙，在
短短的几年里却仍有人再次公开向他们挑战。他们心急火燎地向市政厅提出诉讼，
要和市长见面，告诉他这个刚被赶出教会的巴鲁克?德?斯宾诺莎的确是个危险分
子，是不可知论者，不信仰上帝，在阿姆斯特丹这样受人尊敬的基督社团中不应该
容忍这种人。
那些大官人有个好习惯，凡事都不插手，而是推给基督教牧师的小组委员会去
办理。这个小组委员会研究之后。发现斯宾诺莎并没有做有害于城市法律的事，便
如实向市政府的官老爷做了报告。不过他们又觉得一个教派的人能如此团结一致是
好事，便向市长建议，请这个似乎独立性很强的年轻人离开阿姆斯特丹几个月，等
风头过了再回来。
从那以后，斯宾诺莎的生活一直平坦无波，就象他从窗口看到的大地一样。他
离开了阿姆斯特丹，在莱顿附近的莱茵斯堡小村里租了一间房子，白天修磨光学仪
器的镜头，晚上抽着烟斗，根据自己的兴致读点什么或写点什么。他一直没有结婚。
谣传说他和拉丁文老师范?登?恩德的女儿有私情，可是斯宾诺莎离开阿姆斯特丹
时那孩子才十岁，所以不大可能。
他有几个挚友，每年至少两次提出要给他一点接济，使他能用全部时间致力于
研究。他回答说他感谢他们的好意，但他更愿意独立，除了一个有钱的笛卡尔主义
者每年给他八十块钱外，他不再多要一分钱，生活在真正哲学家应有的受尊敬的贫
穷之中。
他曾经有机会去德国当教授，但他谢绝了。著名的普鲁士国王给他写信，愿意
当他的资助人和保护人，他也给予了否定回答，继续度过平静快活的流亡生活。
在莱茵斯堡住了几年后，他搬到海牙。他的身体一直不好，半成品镜头上的玻
璃沫感染了他的肺。
一六七七年，他孑然一身孤独地死去了。
使当地教士愤然的是，不下六辆宫廷豪门的私人马车陪伴着这个“无神论者”
直到墓地。两百年后，当纪念他的雕像落成的时候，倒霉的警察不得不大批出动去
保护参加这个隆重仪式的人，使他们不被成群的狂热加尔文教徒的怒火所害。
这就是他，他有什么影响呢？他难道只是把没完没了的理论塞进成摞的书里、
使用的语言能把奥马尔?卡雅姆气得脸皮发育的勤奋哲学家吗？
不。
他取得的成就绝不是靠发挥才智或靠用巧言善辩正确阐述自己的理论。他之所
以伟大，主要靠他的勇气。他属于这样一种人：他们只知道一种法则，它是在早已
被忘却的遥远的黑暗年代里定下的不可更改的一套规矩，这些规矩是为那些自命可
以解释圣理的职业教士创立的精神专制体系。
在他生活的世界中，知识自由的思想与政治上的无政府几乎是同义词。
他知道他的逻辑体系既会得罪犹太人，也会得罪非犹太人。
但他从来没有动摇过。
他把所有问题都视为普遍问题，一无例外地看做是一个无所不在的意志的体现，
是纯现实的表现，它将适用于最后审判日，就象适用于创世纪那样。
这样，他为人类的宽容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斯宾诺莎象前面的笛卡尔一样，摈弃了旧宗教设下的狭隘界线，以百万星辰为
基石，建立起了自己的崭新思想体系。
这样一来，他恢复了从希腊和罗马时代就被歪曲的人类的真正形象――作为真
正的世界一员的形象。
没有理由害怕斯宾诺莎的书会流传开来。他的书很象三角学教科书那么有趣，
然而很少有人能读三句以上，不管是哪一章节。
需要另一种人向人们传播新思想。
在法国，国家一旦转为君主集权制，独立思考和调查的热情便告终止。
在德国，三十年战争带来的是贫穷和恐怖，它扼杀了个人的创造力至少达二百
多年。
十六世纪下半叶，英国是欧洲大国中在独立思考方面有进步可能的唯一的国家，
国王与国会的长期不和增加了不安定的因素，促进了争取个性自由的事业。
首先我们要谈谈英国君主。多年来，不幸的国王一直夹在魔鬼般的天主教和汪
洋大海般的清教徒之间。
天主教臣民（包括许多暗地里投靠罗马的圣公会教徒）一直叫嚷要回到英国国
王当教皇的仆从的幸福时代。
而清教徒臣民却用另一只眼紧盯着日内瓦，梦想英国有一天没有国玉，英格兰
变得象蜷缩在瑞士山脉角落里的幸福联邦一样。
但这不是全部。
统治英格兰的人也是苏格兰国王，苏格兰臣民在宗教方面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要
求。他们完全相信自己坚决反对宗教信仰自由是正确的。在他们看来，在新教徒的
土地上有其它教派存在，还能自由信仰，这简直是邪恶。他们坚持认为，不仅天主
教徒和再洗礼教徒应该被赶出不列颠群岛。而且索西奴斯教徒、阿明尼教徒、笛卡
尔主义者，总之所有对活生生的上帝的存在怀有不同观点的人，都应该绞死。
但是，这个三角冲突产生了没有料到的后果。一些人想在对立的教派之间保持
中立，便不得不缄默寡言，这使他们变得比原来宽容些了。
如果斯图亚特和克伦威尔在一生的不同时间里都坚持各教派的同等权力――而
且历史告诉我们他们也这样做了――那绝不是由于他们对长老会教徒和高教会教徒
有什么感情，或者是他们受到那些教徒的爱戴。他们只是在一个非常困难的交易中
争取最好结果。马萨诸塞湾殖民地里的一个教派最后变得权力浩大，这件可怕的事
情告诉我们，如果英国的众多相互倾轧的小教派中的一个教派建立了全国范围的绝
对专制，那么英格兰的命运会变成什么样子。
克伦威尔当然达到了为所欲为的境地，但是这个护国公很明智。他知道他的统
治是靠铁的军旅维持的，便小心地避免一切会使反对派联手对付他的过人行为或法
令。不过他的宽容之心也就到此为止。
至于可怕的“无神论者”――也就是前面提到的索西奴斯教徒、阿明尼教徒、
笛卡尔主义者和其它人类神圣权力的信徒――他们的性命仍然象以前那样难保。
当然，英国的“持自由思想者”有一个很大的优势。他们靠近大海，只要晕上
三十六个小时的船就能到达安全的避难所――荷兰城市。荷兰城市的印刷所出版南
欧和西欧的犯禁文学，穿越北海就意味去出版商那儿得一笔稿酬，再看一看思想反
抗文学中有什么最新东西。
有些人用这个好机会进行安定的研究和宁静的思索，其中最有名望的是约翰?
洛克。
他和斯宾诺莎生在同一年。他象斯宾诺莎（其实也象大部分独立的思想家）一
样，是一个虔诚信教的家庭的儿子。巴鲁克的父母是正统的犹太人，约翰的双亲是
正统的基督徒。他们用不同教旨的严格教义训练孩子，当然他们是好意。不过这样
的教育不是摧毁孩子的心灵，就是使他们变成叛逆。约翰同巴鲁克一样，都不是易
于屈从的人，他紧咬牙关离开了家门，自己去谋生路。
到了二十岁，洛克来到牛津，第一次听到笛卡尔的讲话。可是在圣凯瑟琳大街
尘土堆积的书店里，他发现了其它一些更对口味的书，譬如托马斯?霍布斯的著作。
霍布斯是个有意思的人物，他在马格达朗学院做过学生，总也不安分，去意大
利和伽利略谈过话，与大名鼎鼎的笛卡尔通过信，一生的大部分都往在欧洲大陆，
为的是逃避清教徒的怒火。偶尔他写一本大部头的书，把他对所有可以想到的题目
的看法都装进去，用一个引人注目的书名：《极权主义国家，或曰长老会联盟和国
民联盟的物质、形式和权力》。
这本博学的书问世的时候，洛克正在大学里上二年级。它一针见血指明了诸侯
的本质、权力，尤其是他们的责任，就连最彻底的克伦威尔派也不得不赞同，许多
克伦威尔党徒都倾向于宽赦这个一贯抱怀疑态度的人，因为他尽管是个保皇派，却
在一本重量不在五磅以下的书里揭露了保皇派的虚伪。当然，霍布斯不是那种易于
划分规类的人。当时的人称他是“不拘于教条的人”，意思是，他更感兴趣的是基
督教的伦理学而不是基督教的教义，主张让人们在不太重要的问题上有一定程度的
“自由”。
洛克与霍布斯有相同的气质。他一生在教，却又从心底赞同对生活和信仰应做
大度的解释。他和朋友们认为，国家摆脱一个暴君（戴金冠的），如果只是为另一
个暴君（戴黑色耷拉帽的）来滥用权力，那还有什么用呢？为什么要今天否认这一
帮教士的忠诚，而第二天又接受另一帮同样傲慢专横的教士的统治呢？从逻辑上讲
这当然是对的，不过有那么一伙人，对他们来说，如果“自由人”一旦成功，把僵
化的社会体系变成伦理辩论的社会，他们就会没饭吃，因而这个观点在他们当中是
行不通的。
洛克本人似乎很有些魄力，他有几个颇有势力的朋友，能保护他不受地方长官
的怀疑，但是没过多久，他还是不能再逃避“无神论者”的嫌疑了。
这发生在一六八三年秋天，于是洛克来到阿姆斯特丹。斯宾诺莎已去世五六年
了，不过荷兰首都的学术气氛还很自由，洛克有机会学习和写作，而且不受官方的
干涉。他很勤奋，在外的四年里写下了著名的《关于宽容的信》，这使他成为我们
这本小历史书的主角。在信中（按照他的反对派的意见应该是三封信），他根本否
定国家有权干涉宗教。洛克认为（这源于另一个流亡者，法国人皮埃尔. 贝尔，那
时他住在鹿特丹，正在一个人编撰百科全书，很有才学），国家只是个保护性的组
织，由一批人创立和维持，为的是相互间的利益和安全。这么一个组织为什么要发
号施令、让人信仰这个而不允许信仰那个，洛克和他的信徒始终没有搞明白。国家
并没有规定他们应该吃什么喝什么，为什么非要强迫他们去这个教堂而躲开那个教
堂不可呢！
清教徒主义的不彻底的胜利使十六世纪成为奇怪的宗教妥协的时代。
威斯特法利亚的和平终止了所有宗教战争。它阐明了一条道理：“所有臣民都
必须服从统治者的宗教信仰。”这样一来，一个公国的臣民今天全是路德教徒（因
为大公爵是路德教徒），而第二天摇身一变又都成了天主教徒（因为男爵恰好信天
主教）。
洛克争辩说：“如果国家有权力命令人们的灵魂归宿，那么一半人都注定要沉
沦，因为不可能两种宗教都正确（按照宗教手册第一条的说法），生在边界这边的
肯定会进天堂，生在那边的注定要下地狱。这样一来，出生时的地理位置便能决定
一个人的灵魂能否被拯救了。”
洛克没有把天主教徒列入他的宽容计划中，这的确是件憾事，不过可以理解。
在十六世纪的不列颠百姓眼里，天主教不是宗教形式，而是个政党，从来没有停止
颠覆英国的安全，它建造了个“无敌舰队”，还弄来大桶大桶的炸药要把这个友好
国家的国会崩个稀巴烂。
所以洛克宁愿主张把权力交给殖民地的异教徒，也不给天主教徒，而且请他们
别再踏上英国的国土。但这只是因为他们危险的政治活动，不是因为他们的信仰不
同。
要听到这种看法就必须回溯十六个世纪。一个罗马皇帝曾经定下著名的原则：
宗教是人与上帝之间的事，上帝觉得自己尊严受到损害的时候，自己会照顾自己的。
英国人在不到六十年里经历了四个政府的变更，所以他们较容易接受基于常识
的宽容理想所包含的根本道理。
一六八八年，奥兰治的威廉渡过了北海，洛克也紧跟着他坐船来了，同船的还
有英格兰王后。从此，他的生活安定无事，高寿到七十二岁才瞑目，成为人们尊敬
的作者，不再是吓人的异端者了。
内战是件可怕的事，却有一大好处。它可以清洁气氛。
十六世纪英国的政见分歧耗尽了这个国的多余精力。其它国家还在为三位一体
相互拼杀的时候，大不列颠的宗教迫害业已停止。间或有一个过于放肆的批评家抨
击教会，象丹尼尔?笛福，这也许会倒霉地触犯法律。不过《鲁宾逊飘流记》的作
者被戴上颈手枷，不是因为他是业余神学家，而是因为他是个幽默家。盎格鲁一萨
克逊民族历来天生就是对讽刺疑心不已。假如笛福写的是严肃维护宽容的书，也不
至于身受责难。他把对教会暴政的攻击化为一本半幽默的小册子，名叫《持不同意
见者的捷径》，这表明他是个不知体面的粗人，不亚于监狱中的小偷。
笛福还是幸运的，因为他的旅行从没有超出不列颠群岛。专横从发源地被赶出
去以后，在大洋彼岸的殖民地找到了倍受欢迎的栖身之地。与其说这应该归因于刚
刚搬进那片土地的人们的性格，不如说是因为新世界比旧世界更具有广阔的经济优
势。
英格兰是个小岛，人口稠密，只是大部分人有立足之地，人们如果不愿意再履
行古老可敬的“平等交换”的规律，所有的生意都会终止。但是在美国，它是一个
范围不知有多大、财富多得难以置信的国家，是一个只住有寥寥无几的农夫和工人
的大陆，这种妥协就没有必要了。
因此，在马萨诸塞海岸的小小共产团体里，产生了防范坚固的自诩正确的正统
教，自从加尔文在瑞士西部充当了警察署长和最高审判长的快活年月以后，这种情
况就从来没有出现过。
在查理河的冰天雪地里第一次住上了人，这是人称“朝圣神父”的一小伙人。
朝圣者一般是指“为表达宗教虔诚而去圣地旅行的人”。按照这个意思讲，“五月
花”号的旅客并不是朝圣者，他们是英国的瓦匠、裁缝、搓绳匠、铁匠和修车匠，
他们僧恨别人所崇拜的天主教教义，为了离开它才离开英国。
他们首先渡过北海来到荷兰，到达这里时正赶上经济大萧条。我们的教科书还
继续描写说，他们决意继续旅行是因为不愿意让孩子们学荷兰语，不然就会被这个
国家同化。这些纯朴的人居然不图报恩，却跑去做什么美国公民。这听起来似乎不
可能。其实他们大部分时间都不得不住在贫民窟里，在人口已经很稠密的国家里谋
求生路的确很难。据说在美国种烟草的收入远胜于在莱顿梳羊毛，于是他们便起程
去弗吉尼亚。谁知遇上了逆风，马萨堵塞岸边的水手又笨手笨脚，他们就决定就地
住下，不再乘着漏船到海上的恐怖中去冒险了。
但是他们虽然逃脱了淹死和晕船的危险，却仍然处在危险之中。他们大多是英
国内地的小城镇的人，没有开创生活的能力。共产思想被寒冷打得粉碎，城市的热
情被不息的狂风吹得冰凉，妻子和孩子由于没有象样的食物而死去。只有很少的人
熬过了三个冬夭，他们秉性善良，习惯于家乡的粗鲁而又质朴的宽容。可是由于随
后又来了好几千新的殖民者，他们完全被吞没了。那些后来的人无一例外全是更严
厉、更不妥协的清教徒，他们使马萨诸塞成为查理河畔的日内瓦，达数世纪之久。
清教徒在弹丸之地上挣扎谋生，总是灾难重重，他们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想从
《旧约》中找到他们所想所做的事情的依据了。他们与体面的社会和图书一刀两断，
悟出了自己的一套奇怪的宗教精神。他们把自己看做是摩西和纪登的后裔，很快会
成为西部印地安人的马卡比。他们没有办法聊慰自己的艰苦乏味的生活，只能相信
他们受难是为了唯一真正的信仰，还由此得出结论说，其他的人都是错误的。谁要
是含蓄地说清教徒的所做所为并不完全正确，便会由于观点不同而遭到虐待，不是
被无情地鞭苔一顿赶到荒野里，就是被割去耳朵和舌头，还要驱赶出境，除非他们
万幸逃到邻近瑞典和荷兰的殖民地藏起来。
这块殖民地对宗教自由和宽容事业毫无贡献，它起的作用并不是出于本心，而
是歪打正着，这在人类进步历史中颇不少见。宗教专制的暴力引起了更为自由的政
策的反作用。在差不多两个世纪的教士专制以后，涌现了新的一代，他们是各种形
式的教士统治的公开可怕的敌人，认为政教分家是很必要的，厌恶前人把宗教和政
治混为一体。
这个发展过程很缓慢，却很有点运气，直到大不列颠和它的美国殖民地的敌对
爆发之前危机才出现。结果是，撰写美国宪法的人不是自由思想者就是旧式加尔文
主义的秘密敌人，他们在这个文件里注入了颇为现代化的原则，经过验证，这些原
则在维持共和国的和平稳定中有巨大价值。
可是在这以前，新世界在宽容领域里已经经历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发展，而且是
在天主教区里，在现在马里兰州的一个地方。
这次有意思的事情的主要人物是卡尔佛特父子，原籍在佛兰芒，不过父亲后来
迁居到了英国，为斯图亚特王朝效劳，干得很不错。他们起先是新教徒，但是乔治
?卡尔佛特――他做了国王詹姆士一世的私人秘书和总管――烦透了当时人们的神
学纠缠，便又回到古老的信仰，老的信仰甭管是好、是坏、还是不好不坏，反正它
称黑为黑，称白为白，不把每项教义的最后判定权留给一帮半文盲的教士。
这个乔治?卡尔佛特似乎多才多艺，他的倒退（那时很严重的罪名！）并没有
使他丧失他的皇上主子的恩宠。相反，他被封为巴尔的摩的巴尔的摩男爵，在计划
为受迫害的天主教徒建立一小块居住地时，还获得了各方帮忙的许诺。他先在纽芬
兰试运气，但是他派去的居住者都被人赶出了家门，于是他申请在弗吉尼亚要几千
平方英里的土地。谁知弗吉尼亚人是顽固的圣公会教徒，他们也不要这些危险分子
做邻居。巴尔的摩接着要求得到弗吉尼亚和荷兰、瑞典领地之间的一条荒野，但没
等获准就死了。他的儿子塞西尔继续这件好事，一六三三至一六三四年冬天，“方
舟”号和“鸽子”号两只小船在乔治的兄弟伦纳德的命令下，穿过大西洋，于一六
三四年三月满载着旅客平安抵达切萨皮克海湾。这个新国家叫马里兰，以法兰西国
王亨利四世的女儿玛丽命名。亨利四世本来计划建立一个欧洲各国的联盟，但这计
划却被一个发疯的僧人用匕首打破了，玛丽成为英国国王的妻子，而这个国王不久
又在清教徒手里丢了脑袋。
这个移民区迥然不同，它不剪除印第女人，对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也平等相待，
度过了好几个困难年头。首先移民区里有很多圣公会教徒，他们是为了逃避马萨诸
塞清教徒的专横才来的。后来清教徒也踏进这块移民区，为的是逃避弗吉尼亚圣公
会教徒的专横。这两伙人都是亡命徒，盛气凌人，都想把自己的“正确信仰”带进
这个刚刚给他们安身之地的州。由于“所有会引起宗教狂热的争执”在马里兰的土
地上都被禁止，老移民者便有权力让圣公会教徒和清教徒都安安静静的别惹事。但
是，家乡的保皇党和圆颅党的战争爆发不久，马里兰人就害怕不管哪一方获胜，他
们过去的自由都会丧失。因此，一六四九年四月，刚刚获得查理一世被处以极刑的
消息以后，在塞维尔?卡尔佛特的直接倡议下，就通过了著名的《宽容法》。其中
有这样一段，很出色，
“由于宗教对思想的高压统治在所及的范围内常常产生有害的结果，为了本省
份政权的安定，为了保护居民相互之间的友爱和团结，特此决定，任何人不得以宗
教或宗教信仰为理由，对本省所有信仰耶稣基督的人进行干预、骚扰和迫害。”
在一个耶稣会会士掌管重权的国家里，能够通过这样的法案，这显示了巴尔的
摩家族的杰出政治能力和非凡的勇气。这种宽宏大度的精神深受来访者的赞扬。后
来，一伙外逃的清教徒推翻了马里兰的政权，废除了《宽容法》，以自己的《关于
宗教的法案》取而代之，它给予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以宗教自由，但天主教徒和圣公
会教徒却除外。
幸运的是， 这个反动的时期并不长。一六六○年，斯图亚特分子重新当权，
巴尔的摩派的人也重掌马里兰的大印。
对他们政策的又一次攻击来自另一边。圣公会教徒在本国获得了完全胜利，因
此硬要让自己的教会变成所有移民区的官方宗教。卡尔弗特家族继续奋战，但他们
看到要把新移民者吸引到自己一边是不可能了。经过整整一代人的斗争，这次试验
宣告终止。
新教徒胜利了。
专横也占了上风。
十八世纪常被指为专制的年代。在现今信仰民主的年代里，专制无论多么开明，
也不是理想的政府。
总是说人类好话的历史学家也会对路易十四国王伸出责难之指，然后让我们自
己去做结论。这个聪明的国王带上王冠的时候，在他继承的国家里天主教和基督徒
两派势均力敌。他们经过一个世纪的相互残杀（天主教人占了很大便宜），最后终
于达成了和平，双方许诺，尽管对方是不受欢迎的，但既然是躲下开的邻居和公民，
就要承认其存在。一五九八年发布的“永久的和不可改变的”《南特法令》包括了
双方达成的各项协议，即：天主教为国教，基督徒可以充分享有信仰自由，不得因
其信仰而遭迫害。他们还获准建造自己的教堂和担任公职。基督徒还获准掌管法国
境内二百个要塞城市，以此表示对他们的信赖。
这当然是不赡苁迪值陌才拧：?格诺派教徒不是天使，把二百多座繁荣的城士
和乡村放在敌视政府的政党手中，简直就象我们把芝加哥、旧金山和费城交给民主
党人以换取他们接受共和党人的统治一样荒谬无稽。
黎塞留是统治过这个国家的一个聪明人，他看出这一点。经过长期奋斗，他剥
夺了基督教徒的政治权利，却丝毫不干涉他们的宗教自由，尽管他本人的职业是大
主教。胡格诺派教徒不再能与国家的敌人进行单独的外交谈判了，不过享受的权利
还和从前一样，可以唱赞美诗，听布道，全都听便。
下一个执行类似政策的法国统治者是马萨林，但是他于一六六一年就死了。年
轻的路易十四开始当政，这便是人心向善的时代的终止。
这个国王很聪明，却又引起了人们的争沦，似乎十分不幸的是，他一辈子只有
一次不得不与正派人结交，却落入一个宗教狂的女人手里，她叫弗朗斯?多碧娜，
是御用文人斯科隆的遗孀。她在宫中担任路易十四和蒙特斯丹的七个私生子的家庭
教师，由此开始发迹，等到那位夫人的春药已经丧失了魔力，国玉已经偶尔表露出
厌烦的时候，这位女教师便取而代之。她与以前所有国王情妇的唯一不同是，在搬
入国王的居室时，巴黎大主教为他们的结婚举行了隆重的宗教仪式。
在以后的二十年里，王位后面的权力全抓在这个女人手中，而她又听凭她的忏
悔神父的摆布。法国的天主教神职人员从来没有原谅过黎塞留和马萨林对基督徒的
和解态度。现在他们终于有机会毁掉那些明智的政治家的成就了，便大干起来，因
为他们不仅是王后的官方顾问，也是国王的银行家。
这是又一个奇怪的故事。
在前八个世纪里，修道院积攒了法国的大部分财富，他们不顾国库开支的与日
俱增，拒不向国家交税，因而他们握有大量过剩的财产。国王陛下――他的荣耀比
他的信誉大得多――抓住了这个机会，重新填满了自己的金库。为此，他给支持他
的教士一点好处，作为报答，他被允许随意向教会借钱，想借多少就给多少。
这样一来，“不可改变”的《南特法令》被一项一项地改变了。起初基督徒还
没有被禁除，但是坚持信仰胡格诺派事业的人总是得不到安宁。据说一些省份里的
错误教义很顽固，龙骑兵的人马便去大肆横行，住在老百姓家，发号施令，很使人
讨厌。他们狂吃豪饮，偷走勺子和叉子，打破家具，侮辱安分人家的妻女，就象在
被征服的国土上一样无恶不作。主人们失望无度，便冲到法庭要求保护，谁知却被
嘲弄一番，还说这是他们自作自受，自己应该知道怎样摆脱这些不受欢迎的来客，
重新博得政府的好感。
只有很少的人听从了劝告，到附近的乡间牧士那里接受天主教洗礼。但是绝大
部分纯朴的人还是坚持自幼就信仰的理想。最后等教堂一个接一个被关闭，教士被
送上了十字架，他们才懂得原来他们命里注定要倒霉。他们不想投降，使决定一走
了之，可是刚到边境，才得知谁也不许离境，抓住就被绞死，帮忙的人大概也得上
绞架。
显然，当时发生了一些后人永远不会知道的事。
其实自从法老的时候起，各个政府也都不时“关闭边境”，却从来没有成功过。
决意要走的人只要不惜冒各种危险，总是可以找到路的。成千上万的法国基督
徒通过“秘密途径”来到伦敦、阿姆斯特丹、柏林和巴塞尔。当然这些外逃者没有
很多钱，但他们是以忠诚肯干而闻名的商人和艺术家，信誉很好，精力又充沛，没
过几年便重新繁盛起来。这繁盛本来应该是属于法国的，法国在经济上失去了无法
计算的价值。
如果说《南特法令》的取缔是法国大革命的前奏，并不算夸张。
法国一直是富有的国家。但是商业和宗教从来没能合作。
法国的政权一落入女人和教士的手里，命运就注定了。写下驱逐胡格诺教徒法
令的那支笔，后来也签署了宣判路易十六的死刑。
德国王族从来也没有因为喜欢平民执政的政府而出名。但是这个家族的人头脑
清醒，喜欢藏书和救济穷人，在巴伐利亚人的疯狂气质侵蚀他们之前，还为宽容的
事业做了一些非常有益的贡献。
在某种难度上这是实际需要的结果。德国王族继承了欧洲最穷的地方，那是漫
无边际的沙地和森林，只有一半的地方有人住。三十年战争使得那里的居民家破人
亡。他们需要人力和资金，以便重整家业，于是开始去寻求这一切，不论其来源于
什么种族，信奉什么教义和以前的卑贱身份。
弗雷德里克大帝的父亲是个粗俗的家伙，言谈举止活象个采煤工，对酒吧女招
待很感兴趣。不过他会见外国逃亡者代表团的时候倒是能彬彬有礼。在处理涉及到
王国重要统计数字的事情时，他的座右铭是“越多越好”，他有意识地收集所有国
家抛弃的?西，就象是在收集六点三英尺高的掷弹兵担任自己的警卫一样】
他的儿子的能力非同一般人，很有教养。父亲不允许他学习拉丁文和法文，可
他偏要研究这两种语言。他喜欢蒙田的散文，讨厌路德的诗歌，喜欢爱比克泰德的
智慧，讨厌那些天主教的无知。父亲按照《旧约》中的教义对孩子很严厉（为了让
孩子学会服从，父亲命令把孩子的最要好的朋友在窗前斩首），但这没有使儿子倾
向于正直的犹太理想，那时路德派和加尔文派牧师都对犹太理想赞不绝口。弗雷德
里克把所有的宗教都看做是史前的恐惧和无知状态的复苏，信教等于陷入一种被一
小撮聪明却又无耻的家伙们小心操纵的奴性状态，这些家伙知道怎样充分利用自己
的优越地位靠着损人利己来享乐。弗雷德里克不仅对基督教义感兴趣，而且对基督
本人的兴趣更大，但是他是按照洛克和索兹尼的观点来接触这个问题的，所以至少
在宗教问题上是个宽容大量的人，而且可以毫不吹嘘地说，在他的国家里，“每个
人都能按照自己的方法寻求拯救”。
弗雷德里克做出的这个英明论断为他沿着宽容的道路做进一步的试验奠定了基
础。譬如他颁布说，只要传授宗教的人是正直的，过着正派和遵纪守法的生活，那
么所有的宗教就都是好的，因此所有的信念都必须享有同等权利，政府不许干涉宗
教事务，只需充当警察的角色，维持不同宗派之间的和平就够了。他的确相信这一
点，只要求臣民顺从和忠诚，把对思想和行为的最后评判权留给上帝，“只有上帝
才了解人的良知”，他从不对上帝的旨意做哪怕是很小的评论，免得使人们以为他
需要人的帮助，也就是用暴力和凶残来推行神圣的目的。
弗雷德里克在思想境界比他所处的年代早了两个世纪。国王在首都的中心给天
主教徒们拨出了一块土地，让他们自己修建教堂，当时的人都摇头不止。耶稣会的
人从大多数天主教国家被赶了出来，他又挺身保护他们，于是人们开始咕哝一些恶
毒的警告。他宣布说道德和宗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每个人只要交纳税款
和服兵役，就可以随意信奉什么宗教，这时候人们再也不认为他是个基督徒了。
由于当时他们恰好住在普鲁士境内，批评家都不敢轻举妄动，因为陛下精通警
句，在皇家法律上稍加评论，就可以给那些在某些方面没能博得他欢心的人的事业
造成一些不寻常的后果。
不过事实上他是一个掌权三十年的开明的专制君主，他第一次给欧洲带来了几
乎是完全的宗教自由。
在欧洲的这个偏僻的角落里，新教徒、天主教、犹太人、土耳其人和不可知论
者第一次享有了平等的权利和平等的待遇。喜欢穿红衣服的人不能对穿绿衣服的人
称王称霸，穿绿衣服的人也不能对穿红衣服的人称王称霸。那些回到尼西亚寻找精
神安慰的人，被迫与那些既和坏人打交道、又和罗马主教打交道的人和平友好地相
处。
弗雷德里克真的很满意他的努力成果吗？我很怀疑。他在行将辞世的时候，让
人把他忠实的狗叫来。在这最重要的时刻，狗看来是比“所谓的人类”更好的伴侣
（陛下是一个能力很强的报刊专栏作者）。
他去世了，这是第一个误入这个错误世纪的马可?奥勒留，他象他的先辈一样，
给他的继承者们留下了一份很好的遗产。
在当今时代里，我们常听人们说起新闻广告人员的恶毒努力，许多好人都指责
“宣传”是现代魔鬼的一项成功发明，是一种既新奇又拙劣的方法，为的是使人们
注意某个人或某项事业。不过这种责备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一般认为“宣传”是最
近才发明的。但是如果不带偏见地看待过去的事件，就会发现这与事实恰恰相反。
《旧约》中的预言家们，不管大小，都曾是精通吸引老百姓注意力的大师。用新闻
行业的话说，希腊和罗马的历史是一个长长的连绵不断的“宣传噱头”。有些宣传
是体面的。但大部分都是现在连百老汇都拒绝刊登的眼花缭乱、粗俗卑劣的宣传。
象路德和加尔文这样的改革者们都充分懂得精心布置的广告的巨大价值。我们
不能责怪他们。他们不能象红菊花那样，只要谦卑愉快地生长在路边就行。他们非
常认真。他们想让自己的观点发扬光大。要取得成功，不吸引一大群追随者怎么行
呢？
肯皮斯的某一个托马斯，在一个寺院的安静角落里生活了整整八十年，这种长
期的自愿流放，如果及时做广告（原原本本地），就会产生深远的道德影响，好奇
心会驱使着人们去阅读那本关于他一生祈祷和思考结晶的书，销路会很好。但是阿
西斯的某一个弗朗西斯或罗耀拉如果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劳动确实成效，
那他们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地使用现在常常与马戏团或电影新星联系在一起的那种
方法。
基督教特别强调谦虚，赞美那些精神谦卑的人。但是赞扬这些美德的布道现在
之所以能成为人们谈论的一个话题，却是因为当时在宣扬时用了特定的方法。
难怪那些被谴责为教堂不共戴天的敌人的男男女女们，在抗争西方世界的精神
专制侄梏时，从圣经上撕下一页来，并采用了一种相当奇特的宣传方法。
我提供这个不足挂齿的解释，是因为善于做大量宣传的最伟大的学者伏尔泰，
有时不择手段地利用了人们思想上的空虚，因而经常受到抨击。也许他的手法并不
总是那么高明，但是那些因他而得救的人或许不这么看。
进一步来说，就象检验布了要通过品尝一样，对象伏尔泰这样的人的成功或失
败也应该根据他究竟为他的同胞们做了些什么贡献来评定，而不是他所喜欢的衣服、
玩笑或糊墙纸。
这个奇怪的人有一天忽然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便说：“我没有王权又有什么关
系？我有一支笔。”他对了。他有一支笔。他有许多支笔。他是鹅的天敌，因为他
使用的鹅毛笔比二十多个一般作家用的还要多。他属于文学巨人那一类人，他们都
孤独一人，在最可怕的逆境中写的文章也和作家协会所有的作家总数写的一样多。
他在肮脏的乡下客栈里伏案彩椤Ｋ?在冰冷孤独的乡下客房里创作出了无以数计悼
六韵步诗歌。他的稿纸布满了他在格林威治寄宿的屋子的破地板。他把墨水飞溅到
普鲁士王家住宅的地毯上，还用了大量印有巴士底狱监狱长名字的私人信笺。当他
还在玩滚铁环和做弹球游戏时，尼农?德?兰克罗曾送给他一笔数目可观的零用钱，
让他“买一些书”，八十年后在同一个巴黎，我们听见他说要买一本大页纸和散装
咖啡，以便在无法逃脱的死亡长眠来到之前再写完一部书。
关于他撰写的悲剧、故事、诗歌、哲学以及物理论文，都无需在本书里用整整
一章的篇幅加以评论。他的十四行诗并不比同时期的几十个诗人写得好。作为历史
学家，他的资料并不可靠，而且乏味得很，他在科学领域的探险也只能达到我们在
星期日的报纸上看到的那种水平。
但他是愚蠢、狭隘、固执和残忍的敌人，由于勇敢而坚强，他的影响一直持续
到一九一四年的大战之前。
伏尔泰生活的年代是个走极端的时期，一方面是一个极端自私和腐败过时的宗
教、社会和经济制度，另一方面是一大批积极但又过分热忱的青年男女，他们想搞
个太平盛世，但完全没有实际基础，只不过是一片好心罢了。他是个不引人注意的
公证员的儿子，体弱多病，诙谐的命运把他扔进了鲨鱼和蝌蚪的大旋涡里，要么溺
死，要么游出来。他愿意游出来冲到岸上。他长期同逆境作斗争的方法常常令人怀
疑。他乞求、谄媚、充当小丑的角色。但这是在他没有版税和成为文学巨人之前的
所做所为。让这个从来也不为混饭吃而粗制滥造作品的作者扔出第一块石头吧！
这并不是说，伏尔泰为了几块多余的砖块发愁。在他漫长而繁忙的一生中，他
献身于与愚蠢的斗争，经历了无数次挫败，因此不在乎被当众打一顿或是挨了人家
扔来的香蕉皮这类小事。但他是一个不屈不挠、充满了希望的乐天派。如果他今天
在陛下的监狱里消磨了时光，说不定明天就会在驱逐他的同一个宫庭里得到一个名
声显赫的职位。如果说他的一生都被迫去听那些愤怒的乡村牧师骂他是基督教的敌
人，有谁知道在塞满了情书的碗橱的某个角落里，说不定扔着教皇赠送给他的一枚
漂亮的勋章，以证明他既能遭到教会的非难，也能受到教会的赞许。
这是不足为奇的。
他尽情地领略人间的快乐，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过着奇怪的、丰富多彩的生
活。
伏尔泰在血统上属于中间阶层。他的父亲，由于缺少一个得体的名称，可以称
为开私立信托公司的那类人。他给许多富豪贵族的心腹打杂，兼管他们的法律和财
务利益，因此年轻的亚鲁艾（因为这是他家的姓）习惯于接触比自己的家庭境遇稍
为好点的阶层，这在后来的生活中给予了他压倒大多数文学对手的有利条件，他的
母亲是一个叫德?奥玛尔德小姐的人。她是个穷姑娘，没给丈夫带来一分钱的嫁妆。
但是她的姓前有一个小小的“德”字，所有法国中产阶级（和一般欧洲人，特别是
为数不少的美国人）对此都肃然起敬，她丈夫觉得获得这样的奖赏是相当幸运了。
她的儿子也沉浸在被封为贵族的祖辈给他带来的荣耀里，他一开始写作就把带有平
民色彩的弗朗西斯?玛丽?德亚鲁艾改为更具有贵族特色的弗朗西斯?玛丽?伏尔
泰，但是他如何更改、在什么地方更改了自己的姓氏，还是一个不解之谜。他有一
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伏尔泰非常喜欢姐姐，她在母亲去世后一直照料他。他哥哥是
詹森教派的忠实牧师，非常热情和正直，但伏尔泰讨厌他，这是他尽量不在父亲名
下生活的一个原因。
父亲亚鲁艾不是傻瓜，他很快就发现小儿子是一个不逞之徒。为此他把儿子送
到耶稣会，希望他成为一个精通拉丁文六步韵诗和斯巴达式的严于律己的人。虔诚
的神父们尽最大的努力开导他，给这个下肢细长的学生进行已经消亡和正在使用的
语言的扎扎实实的基础训练。但是他们感到不可能根除这孩子的某种“古怪”才能，
这从一开始就使他有别于其他的学生。
伏尔泰十六岁的时候，教士们都很乐意让他离开耶稣会。为了赢得父亲的欢心，
年轻的弗朗西斯开始学习法律。不幸的是，一个人不可能整天闭目塞听地读书。晚
上有许多困散的时间。为了消磨时光，伏尔泰不是为地方报纸撰写一些滑稽风趣的
小故事，就是在附近的咖啡店给他亲密的朋友们朗读他的文学新作。两个世纪以前
过这种生活一般是被认为要下地狱的。父亲亚鲁艾充分意识到儿子所冒的危险。他
求助于一个颇有影响的朋友，为弗朗西斯在海牙的法国使馆里谋得一个秘书职位。
荷兰的首都，当时和现在一样，单调得出奇。由于没有事情好做，伏尔泰就开始和
一个不特别漂亮的女孩谈恋爱了。女孩的母亲是一个社交界的记者，一个令人生畏
的女人。这位夫人希望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更有前途的党徒，就赶忙找到法国大
使，请求他在整个城市还不知道这件丑闻的时候赶走这个危险的罗密欧。大使自己
已经是自身艰保了，不想再找麻烦。他把自己的秘书匆匆忙忙地撵上去巴黎的下一
辆公共马车，弗朗西斯丢掉了工作，再次处于父亲的支配之中，
在这种紧急的时刻，亚鲁艾想了一个权宜之计，这种方法常常被有朋友在法庭
工作的法国人采用。他要求并得到一封“盖有国王封印的信”，把信放到儿子面前，
让他要么到强制空闲的监狱去，要么写一份到法律学校勤奋用功的申请书。儿子说
他选择后一种出路，并保证做勤奋和用功的模范。他信守诺言，投入自由创作小册
子的幸福生活，这方面的勤奋使整个镇子都议论纷纷。这当然不符合父亲的口味，
于是他决定运用做父亲的权利把儿子从塞纳河的寻欢作乐的场所赶走，让他到乡下
的一位朋友家里住一年。
在乡下，天天都有二十四小时的闲暇时间（包括星期日在内），伏尔泰开始非
常认真地学习文学并且创作出了他的第一个剧本。十二个月的清新空气和受益不浅
的单调生活之后，他被准许回到花天酒地的首都，他马上写了一系列讽刺摄政王的
文章来弥补失去的时间。其实对于那个卑鄙的老家伙，骂他什么都不过份，但是他
一点也不喜欢伏尔泰这样替他做宣传。以后的文章招来了第二次流放，最后还不得
不去巴土底狱呆一段时间。但是当时的监狱，也就是说为象伏尔泰这样在社会上很
有名望的年轻绅土准备的监狱，并不是坏地方。囚犯不允许擅自离开房间，但是可
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的事情。这正是伏尔泰所需要的。巴黎中心的孤独牢房给了他
做一些认真工作的机会。他被释放的时候已经完成了好几个剧本，都非常成功，其
中一个连续上演了四十五个晚上，打破了十八世纪的所有纪录。
这不仅使他赚了一笔钱（他非常需要钱），而且使他获得了才子的名声，这对
于一个还得为前途奋斗的年轻人来说是最不幸的，因为从此以后，人们把在林荫大
道上或是咖啡馆里开的能在几小时内博得人们欢迎的玩笑都归罪于他。顺便提一句，
这也是他到英国学习自由党政治家的研究生课程的原因。
一七二五年，伏尔泰对古老而又无用的罗汉家族开了（或没开）几句玩笑，罗
汉的骑士感到自尊心受到打击，一定要对此报复一下。当然不可能让古代统治者的
后代和一个公证员的儿子举行决斗，这位骑士就把复仇的事交给了他的侍从们。
一天晚上伏尔泰正与父亲的一个主顾苏里公爵一起吃饭，有人告诉他外面有人
要找他。他到了门口，就被罗汉爵士的侍从们狠揍了一顿。第二天这件事在镇子里
不胫而走。伏尔泰在打扮得最体面的时候也活像漫画上的丑陋的小猴子。他鼻青眼
肿，头上缠满了绷带，成了人们评论的再好不过的话题。只有采取一种非常断然的
措施才能挽救他，使他不在滑稽报纸的手里名声扫地。肚子里的生牛排一给他鼓劲，
伏尔泰先生就把他的见证人送到罗汉骑士那里，然后开始紧张地练习击剑，准备进
行一场殊死的决斗。
哎呀，等到大战的那天早晨，伏尔泰发现自己再次被送进监狱了。罗汉这个地
地道道的无赖，把这场决斗交给了警察，于是决斗的勇士被拘留起来，直到给了他
一张去英国的车票才被释放。伏尔泰被打发向西北方向起程，并且被告知，只要陛
下的宪兵不发邀请，他就不许回法国。
伏尔泰在伦敦和伦敦附近住了整整四年。不列颠王国并不是个真正的天堂，但
和法国相比，多少还有一点天国的样子。
皇家断头台给这块土地撒下了一道阴影。一六四九年一月三十日是所有身居要
职的人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发生在死去的查理王身上的事也会发生在任何胆敢把
自己置干法律之上的人的身上。至于国教，当然官方教堂要享受某种权力和优厚的
待遇，但是喜欢在别的地方做礼拜的人也可以平安度日，与法国相比，宗教神职人
员对国家事务的直接影响几乎是微不足道的。承认是无神论者的人和一些令人讨厌
的不信奉国教的人，偶尔可能得到赏光到监狱里逛一逛，不过对于路易十五的臣民
来说，英国一般的生活状况还是完美的。
一七二九年，伏尔泰回到法国，虽然得到了允许生活在巴黎，但是他很少利用
这种特权。他象一只战战兢兢的动物，乐意从朋友们手里接过一块白糖，却又总是
十分警觉，稍微有一点危险的迹象就会逃之夭夭。他努力地工作。他写了大量作品，
根本不管时间和事实，自己选定题目，从利马和秘鲁讲到俄国和莫斯科，写了一系
列知识渊博、通俗易懂的历史剧、悲剧和喜剧。四十岁时，他已经是当时独步一时
的文学家了。
另一件事，使伏尔泰接触到了一种不同的文明。
在遥远的普鲁士，善良的弗雷德里克国王在土里土气的院子里被一帮土包子簇
拥着，大声地打着呵欠，想能找到几个能使他快活的人作伴。他非常羡慕伏尔泰，
多年来一直想把伏尔泰请到柏林来。但是对于一七五○年的法国人来说，这样的移
居就等于迁到荒无人烟的维吉尼亚，弗雷德里克一再提高给他的款项，伏尔泰这才
接受了邀请。
他来到柏林，矛盾也就开始了。普鲁士国王和这个法国剧作家都是不可救药的
个人主义者，不可能毫无怨恨地在同一个屋顶下和睦相处。经过两年的龙争虎斗，
一场无关紧要的争吵就把伏尔泰赶回了他乐意称为“文明”的地方。
不过伏尔泰汲取了一个有益的教训。也许他是对的，普鲁士国王写的法国诗歌
的确很糟糕。但是国王陛下对宗教自由的态度是无可指责的，这就是他比欧洲任何
君主更值得一提的地方。
差不多六十岁的时候，伏尔泰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他没有心情去接受严酷的判
决，而法国的法庭正是靠这种判决来维护其秩序的，不允许有什么严厉的反抗词句。
上帝在创世纪的第六天赋予了他的最伟大的产品以神圣的智慧之光，而人类却不愿
意利用它，这使伏尔泰一生都为之恼火。他（伏尔泰）痛恨各种形式、各种样子的
愚蠢。他把大部分愤恨都发泄在那些“邪恶的敌人”身上，象古罗马的政治家一样，
总是威胁要摧毁它。这个“邪恶的敌人”不是别的，就是”大家”。他们只要有吃
有喝，有地方休息就拒绝思考。
从孩提时代，伏尔泰就感到自己是被一架巨大的机器驱赶着，这架机器似乎是
通过一种完全没有生气的力量，把残酷和固执联在了一起。摧毁或至少打翻这个东
西成了他老年的遐想。法国政府并没有亏待这个特殊的魔鬼，在这个世界上制造了
一大堆法律上的丑闻，着实帮了伏尔泰的大忙。
第一件事发生在一七六一年。
在法国南部的土鲁斯城里住着一个叫吉恩?卡拉斯的店主，是个新教徒。土鲁
斯一直是个虔诚的城市。那儿的新教徒不许担任公职，也不许当医生、律师、书商
或是助产士。天主教的家庭里不准任用新教徒佣人。每年的八月二十三和二十四日，
全体居民要用隆重的赞美盛宴和感恩来纪念杀戳新教徒的圣巴塞格梅大惨案。
尽管环境不太妙，卡拉斯一辈子还是和左邻右合和睦相处。他的一个儿子改信
了天主教，但是父亲对儿子仍然很好，还对人们说，就他自己来说，他完全可以让
孩子们自己选择喜爱的宗教。
但是吉恩家发生了一件不可外扬的丑事，那就是关于他的大儿子麦克?安东尼。
麦克是个不幸的人。他想成为一名律师，但是这个职业不让新教徒参加。他是虔诚
的加尔文主义者，还拒绝改变自己的信条。思想斗争使他患了忧郁症，最后病魔深
深地摧残了这位年轻人的思想。他开始为父母背诵哈姆雷特的著名独自，他独自长
时间散步，并常常向朋友们讲自杀的好处。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一天晚上，家里人正在招待一个朋友，这个可怜的孩子悄
然离去，跑到父亲的储藏室里，拿了一根打包的绳于，在门柱上悬梁自尽了。
他父亲几小时以后发现了他，他的罩衣和衬衣都叠得整整齐齐放在鞋子的上面。
家里人绝望了。那时自杀的人要脸朝下赤身裸体地被拖着穿过城里的街道，然
后绑在门外的绞刑架上，让鸟把尸体吃光。
卡拉斯一家是有身份的人，对这样的奇耻大辱是不甘心的。他们站成一圈，讨
论应该做什么和准备做什么，这时一个邻居听到了这场混乱，报告了警察。丑闻迅
速传开了，这条街上马上挤满了愤怒的人群，他们大声呼喊要求处死老卡拉斯，”
因为他为了不让儿子成为天主教徒就把他杀了。”
在小城市里是无奇不有的，而且在十八世纪法国的乡下，无聊就象一个黑色的
送葬棺材，沉重地压在人们的身上，因而最无知离奇的故事也有人相信，它们能使
人们如释重负似地松一口气。
高级官员完全清楚在这种可疑的情况下自己应该做什么，于是他们立即逮捕了
卡拉斯全家、客人、佣人及最近去过或接近过卡拉斯家的人。他们把犯人送到镇公
所，给他们戴上镣铐，扔到专门关押怙恶不悛的敌人的地牢里，第二天对他们进行
了审查。所有人讲的都一样，麦克?安东尼怎样不露声色地进了家门，怎样离开了
房间，他们认为他是去一个人散步了，等等。
然而这时土鲁斯城的教士们也参与了这件事，在他们的帮助下，可怕的消息传
开了：这个胡格诺派教徒杀害了自己的儿子，因为他要树立真正的信念，他嗜血成
性，因为儿子要转回到真正的信仰，就杀死了他。
熟悉现代侦破方法的人们会认为官方一定要利用当天对谋杀现场的调查结果。
人们都知道马克?安东尼身强力壮，他二十八岁，父亲六十三岁。他父亲不经任何
搏斗就轻而易举地把他挂到门柱上吊死的可能性实在是微乎其微。但是没有一个镇
议会议员为这微不足道的细节费脑筋，他们忙着收拾受害者的尸体，因为麦克?安
东尼的自杀现在被认为应当受到殉教者的待遇，尸体在礼堂里停放了三个星期，被
穿白服的忏悔者们按最隆重的仪式埋葬了。他们出于一些不可思议的原因把已死去
的加尔文主义看作为自己组织的成员，把他的涂抹了防腐药料的尸体隆重地送到大
教堂，这通常是为主教或当地最富有的资助人采用的仪式。
在这三个星期中，城里每个布道坛都一再敦促土鲁斯虔诚的人们提供反对吉恩
?卡拉斯和他们家的证据，最后大众报刊彻底抛出了这个案件，审判在马克自杀了
五个月之后开始了。
当时一个审判官灵机一动，提出应该到这位老人的铺子里去看看他所描述的那
种自杀是否可能，但他被十二票对一票压倒了，卡拉斯被宣判施以酷刑，用车轮把
他撕裂。
他们把卡拉斯带到刑讯室吊起来，脚离地有一米高，然后使劲拽他的四肢，直
到拉得“脱臼为止”（我是抄自官方的报导）。由于他拒不承认自己根本没有犯过
的罪行，就又被放了下来，灌了大量的水，一会儿他的身体就比“原来大了一倍”。
他还是否认自己的罪行，就又被抬上死囚车送到刽子手那里，要把他胳膊和腿都撕
开。在后来的两个小时里，他心灰意冷地躺在铁砧上，地方官和教士们还继续喋喋
不休地用问题打扰他，老人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继续申辩自己无罪。首席执行
官被这种固执的谎话弄得火冒三丈，便放弃了对这个无望案子的审理，命令把他绞
死。
这时大家的愤怒已经平息了，就没有处死他家里的人。卡拉斯的遗孀被剥夺了
所有财产，允许她隐居起来，在忠心耿耿的佣人陪伴下，忍饥挨饿地度日。孩子们
全都送到修道院去了，只有最小的孩子在哥哥自杀的时候正在尼姆读书，他很明智
地跑到了日内瓦。
这个案子引起了好多人的关注。伏尔泰居住在费内的城堡里（城堡建得离瑞士
的边界很近，只有几分钟的路程），听到了这个案件，但一开始他拒绝穷源究委。
他一直与瑞士的加尔文主义的牧师们不和，他们也把矗立在他们自己城里的那个小
小的私人戏院视为明目张胆地挑衅，是恶魔的建筑。因此，伏尔泰在目空一切的心
境下写道，这个所谓的新教殉难者并不能激起他的任何热情，因为如果天主教不好
的话，那么胡格诺教徒一意孤行，拒绝了他的戏剧，就更坏！另外，在他看来（也
就是其他许多人看来），那十二个法官似乎很得人尊敬，要说他们无缘无故就把一
个无辜的人判处死刑，简直是不可能。
费内的这个圣人很好客，来者不拒，几天后从马赛来了一个商人，他在审判期
间正好在土鲁斯。他向伏尔泰提供了一些第一手的资料。伏尔泰终于开始明白了已
经犯下的这种罪行的可怕之处，从那儿以后，他就再也放不下这个问题了。
勇气有许多种，但一等功勋应该留给那些举世无双的人们的，他们单枪匹马，
敢于面对整个社会，在最高法庭进行了宣判，而且整个社会都认为审判是合法和公
正的时候，敢于大声疾呼正义。
伏尔泰清楚地知道，如果他敢于控告土鲁斯法庭合法但不公正的死刑判决，大
风暴就会降临，他象一个职业律师那样，精心准备自己的诉讼。他访问了卡拉斯家
跑到瑞士的孩子。他给每个可能知道内情的人写信。他还雇用了辩护人来检查和修
改他的结论，以免自己由于满腔怒火和义愤而丧失了理智。等他自己的根据有了把
握，他就开始了这场战斗。
首先，伏尔泰推动每一个在法国有影响的人（他认识大部分人）给国务大臣写
信，要求修正卡拉斯案件。然后他开始寻找卡拉斯的遗孀，找到她以后，又慷慨解
囊把她带到巴黎，雇用了一个最有名的律师照看她。这个女人的精神已经完全崩溃
了。她呆呆地祈祷要在她死之前把女儿们从修道院里领出来。除此之外，她再没有
任何希望。
然后，伏尔泰又和卡拉斯的信奉天主教的儿子取得了联系，帮助他逃出学校，
到日内瓦找他。最后，他把所有的事实以题为《关于卡拉斯家庭的最原始材料》的
小册子出版了，这个小册于由悲剧的幸存者们的书信组成，一点也没有涉及伏尔泰
自己。
后来，在修改这个案件过程中，伏尔泰还是审慎地躲在幕后，但是他成功地策
划了这场宣传战，不久卡拉斯家的诉讼就成为欧洲所有国家所有家庭关心的事情，
各地成千上万的人（包括英格兰国王和俄国的沙皇）都为帮助被告而捐款。
最后伏尔泰打了一生中最艰苦的一仗，并取得了胜利。
当时，声名狼藉的路易十五占据着法国王位。幸亏他的情妇对耶稣会和他们所
做的一切（包括教堂在内）都深恶痛绝，因此站到了伏尔泰一边。但是国王喜欢使
享乐高于一切，人们对一个死了的默默无闻的新教徒喋喋不休，这使他很恼火。当
然国王只要不签署新的判决，大臣就不敢采取行动，只要大臣不轻举妄动，土鲁斯
法庭就安然无事。他们自认为很强大，用高压手段不让伏尔泰和他的律师们接近判
决的原始文件。
在这可怕的九个月里，伏尔泰坚持不懈地做鼓动工作，最后在一七六五年三月，
大法官要求土鲁斯法庭交出所有关于卡拉斯案件的记录，并提议进行新的判决。当
这项决定公布于众时，吉恩?卡拉斯的遗孀和最后回到她身边的两个女儿，都来到
了凡尔赛。一年以后，受命调查这个上诉案件的特别法庭判决吉恩?卡拉斯是由于
一项他没有犯过的罪被处死的。人们经过巨大的努力，总算说服国王赐给卡拉斯的
遗孀和孩子们一小笔钱。此外，处理卡拉斯案件的地方官们都被解了职，这件事很
委婉地向土鲁斯人民暗示，这种事情不许再重演了。
虽然法国政府对这件事可以采取委婉的态度，但是法国人民的内心里却激起了
愤怒。伏尔泰突然意识到这并不是独此一桩的误判案，还有许许多多象卡拉斯那样
清白的人蒙受了折磨。
一七六○年，土鲁斯附近的一个新教徒乡绅在家里盛情招待了一个前来参观的
加尔文主义牧师。由于这是个骇人听闻的罪行，他被剥夺了财产并被处罚作划船苦
工。他一定是个非常强壮的人，因为十三年后他居然还活着。别人告诉了伏尔泰他
的困境。伏尔泰又着手于这项工作，把这个不幸的人从船上弄走，送到瑞士；妻子
儿女也在那儿靠政府施舍度日。伏尔泰一直照料他们全家，直到政府退还了他们一
部分没收的财产，并允许他们回到荒废的家宅为止。
下一个是绍蒙的案件，这个可怜的人在参加新教徒的露天会上被抓了起来，由
于这个罪名，他被遣送到船上作无期的划船苦工，但是后来经过伏尔泰的多方调解，
他被释放了。
然而这些案件对于下面所发生的情况来说，不过是一桩小事。
地点还是在法国屡遭蹂躏的朗格多克，阿尔比和沃尔多异教徒灭绝之后，剩下
的是无知和偏见的荒野。
在靠近土鲁斯附近的一个村庄里，住着一位名叫瑟文的老新教徒，很受人们的
尊敬，靠钻研中世纪的法律度日，当时的封建司法制度已经变得非常复杂，连一张
普通的租契都象所得税申报单一样，能赚大钱。
瑟文有三个女儿。最小的是个从不省事的傻子，专门爱瞎琢磨。一七六四年三
月她离开了家。父母四处寻找，音信全无，几天之后，地区的主教告诉瑟文说，他
的女儿拜访了他，表示要当尼姑，现在她在一个女修道院里。
几百年的迫害已经使法国这个地方的新教徒的精神完全崩溃了。瑟文毕恭毕敬
地口答说，在这个糟糕的世界里，每件事都会有好报，并温顺地接受了不可避免的
命运。但是在修道院的异常气氛里，这个可怜的孩子很快就丧失了最后一点理智，
等她开始令人生厌时，就被送回了家。那时她的精神非常沮丧，四周总是有可怕的
声音和魔鬼，她的父母很担心她的生命。没过多久她又失踪了。两个星期后。人们
从一口旧井里把她打捞了出来。
当时吉恩?卡拉斯的案件正在受审，对新教徒的造谣和诽谤大家都相信。瑟文
一家还记得发生在无辜的吉恩?卡拉斯身上的事情，便决定不再重蹈覆辙。他们落
荒而逃了，在穿过阿尔卑斯山的可怕的旅行中，他的一个小孙子冻死了，最后他们
到达了瑞士。但他们走得有点晚了。几个月之后，父母被判处犯有杀害自己孩子的
罪（缺席判罪），并命令要把他们吊死。女儿们被宣判目睹父母的死刑，然后终身
流放。
卢梭的一个朋友把这个案件告诉了伏尔泰，他一处理完卡拉斯的事情，就马上
转到诉讼瑟文一家的案件上。这时瑟文的妻子已经死了，剩下的任务只是为她的丈
夫辩护。伏尔泰用了整整七年的时间做这项工作。土鲁斯法庭再次拒绝提供任何资
料证据，伏尔泰只好又一次开始宣传，请求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俄国的凯瑟林、
波兰的波尼亚陀斯基捐款，直到迫使国王问津这件事为止。最后在伏尔泰七十八岁
时那年，也就是他不屈不挠上诉的第八个年头，瑟文被宣判无罪，幸存的人得到允
许重返家园。
第二个案件就这样结束了。
第三个案子接踵而来。
一七六五年八月，在离亚眠不远的阿布维尔镇子里，有两个矗立在路边的十字
架不知被谁折断了。三个男少年被怀疑犯了渎圣罪，所以下令把他们抓起来。其中
一个逃到了普鲁士，剩下的两个被抓住了。这两个人中，大一点的名叫巴尔骑士，
人们怀疑他是无神论者。人们在他的书堆里发现了一本《哲学辞典》，所有思想自
由的大师都汇集在这本著名的辞典里，这一点就很值得怀疑。法官们决定调查这个
年轻人的过去，他们寻找能把他和阿布维尔案件联系在一起的证据。在一次宗教队
伍路过时，他不是没有下跪、脱帽致敬吗？
巴尔回答说是的，但是当时他正忙着赶乘一辆公共马车，并不是有意冒犯。
法官便拷打他，他由于年轻，不能象老卡拉斯那样忍受痛苦，就承认毁坏了其
中的一个十字架，这样由于他“不虔诚，故意不在圣饼前下跪，不脱帽，唱亵渎的
歌，对渎神的书有赞许的表示”，还有类似性质不尊敬的罪行，被判处了死刑。
判决非常残忍（要把他的舌头用烧得通红的铁块撕下来，右手要被砍掉，并要
把他慢慢烧死，而这只是一个半世纪以前发生的事！），激起了民众的非议。即使
犯了所有写在罗列详细的起诉书上的罪行，也不能用这种惨绝人寰的方法来屠杀一
个少年！人们向国王请愿，大臣们被请求缓刑的呼声包围了。但是国家动荡不安，
必须杀一儆百，巴尔受了和卡拉斯相同的折磨后，被送上断头台斩首了（这是对他
的特别恩惠）。他的尸体，连同他的《哲学辞典》以及我们的老朋友拜勒的一些书，
都在大庭广众之下被刽子手们付之一炬。
对于那些害怕索兹尼、斯宾诺莎和笛卡尔的不断增长的影响的人们来说，这倒
是赏心悦目的一天。它表明，对于那些误入歧途的年轻人来说，如果背离正确与错
误之间这条窄狭道路，追随一小撮激进的哲学家，这便是不可避免的结局。
伏尔泰听说后就接受了挑战。他已快过八十岁生日了，但他还是以过去的热情
和充满正直怒火的头脑投入到这个案件中。
巴尔由于“亵渎”而被处死。伏尔泰首先要找出是否有这样一条法律，人们犯
了假设的罪就能够被处死。他找不到这样一条法律，接着他又询问他的律师朋友们。
他们也我不到这样的法律。人们渐渐地明白了，是法官们用他们邪恶的狂热“发明”
了这样一个合法捏造，以便干掉犯人。
在处决巴尔的时候，到处都是不堪入耳的谣言。现在出现的这场风暴迫使法官
们不得不审时度势，对第三个年轻犯人的审判从来没有得出结论。至于巴尔，他一
直未能雪冤。复审案件拖拉了许多年，到伏尔泰去世的时候还没有结果。但是他打
出的这一击已经开始奏效了，它即使不是为了宽容，至少也是为了反对不宽容。
由于爱搬弄是非的老妇人的煽动和腐朽法庭的判决而作出的种种可怖的行径到
此结束了。
怀有宗教企图的法庭只有在黑暗中偷偷摸摸地行事才能成功。伏尔泰采取的这
种进攻方法法庭是抵挡不住的。
伏尔泰打亮了所有的灯，雇用了庞大的乐队，邀请大家来参加，逼得敌人走投
无路。
结果，敌人一筹莫展。
有三种不同学派的政治家。第一种人教授的学说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星球上
挤满了可怜的愚昧无知的人，他们不能为自己着想，一当需要自己决策的时候，就
头脑发昏，会被第一个游说拉票的政客引入歧途。如果这些老百姓受某个了解他们
思想的人的统治，对整个世界来说不仅是一件好事，而且他们自己也会感到其乐无
穷，因为他们无需再过问议会和投票箱的事，可以全心致力于自己的车间、孩子、
廉价小汽车和菜园。”
这一学派的信徒们成了皇帝、苏丹、巨头、酋长、大主教，他们很少把工会看
做是文明的主要部分。他们努力工作，修筑公路、营房、大教堂和监狱。
第二种政治思想流派倡导者有如下的议论：“普通人是上帝的最高尚的发明，
上帝有权力做一个统治者，他具有超凡绝伦的智慧，审慎和高尚的动机。他完全有
能力关照好自己的利益，他想通过一个委员会来达到统治世界，而这个委员会在处
理国家的一些棘手问题时慢得出奇，这是尽人皆知的。因此人们应该把执政的事情
交给几位可以信赖的朋友，他们用不着总惦记养家糊口，所以能把全部时间用于为
人们造福。”
不用说，这种灿烂理想的鼓吹者在逻辑上就是寡头政府、独裁者、第一执政官
和贵族保护者。
他们拼命地工作，修筑公路和营房，却把教堂变成了监狱。
但是第三种人是人民。他们用严肃的科学眼光观察人，认清人的真面目。他们
喜欢人的好品质，也了解他的局限性。他们通过对过去事件的长期观察，认为一般
的人只要不受感情或自私心的影响，就的确能竭尽全力做正确的事情。但是他们不
对自己抱任何虚假的幻想。他们知道生长的自然过程非常缓慢，要想加快人们智慧
的增长就象要加快潮流或季节的进程一样，只能是枉费心机。他们难得被邀请参加
一个州的政府，但是每当有机会把他们的思想变成行动时，他们就开始修筑公路、
改进监狱，并把剩余基金用在学校和大学上。这些坚定不移的乐观主义者相信，正
确的教育将会逐步消除世界上遗留下来的部分年代已久的弊病，因此这样的事业应
不遗余力地予以支持。
作为实现这个理想的最后一个步骤，他们通常是写一部百科全书。
象其它许多需要巨大智慧和极度忍耐力的东西一样，第一部具有百科全书性质
的书源于中国。中国的康熙皇帝想用一部五千零二十卷的百科全书博得臣民的欢心。
第一个向西方引进百科全书的是薄林尼，他有三十七本书就心满意足了。
基督教时代的最初一千五百年在启蒙的方面没有搞出一点有价值的东西。圣?
奥古斯丁的一个同乡、非洲人费利克斯?卡佩拉浪费了许多年写成了一本书，自以
为是汇集了各种知识的宝库。为了使人们能够轻而易举他记住他提供的许多有趣事
情，他采用了诗歌的形式。这是一大堆可怕的误传，却被中世纪以后的十八代子孙
记住了，他们把这些玩艺儿当成了文学、音乐和科学领域的定论。
二百年以后，塞维利亚一个叫艾西多尔的主教撰写了一部崭新的百科全书，从
此，百科全书以每一百年两本的速度增长起来。这些书的情况如何，我一无所知。
蛀书虫（最有用的家禽）可能担当了我们的搬运工。如果所有这些书都保存下来的
话，地球上就没有其他东西的立足之地了。
最后，在十八世纪上半叶，欧洲经历了声势浩大的求知运动，百科全书的撰写
人进入了真正的天国。这些书和现在的一样，通常是由一贪如洗的学者们编写的，
他们靠每星期八美元过活，劳苦钱还不够买纸和墨水的。英国尤其是这种文学的伟
大国家，所以生活在巴黎的英国人约翰?米尔斯自然想到要把伊弗雷姆?钱伯斯成
功的《万能辞典》译成法文，以便向路易国王的臣民们兜售他的作品，从中捞些油
水，出于这个目的，他和德国的一位教授合作，然后又和国王的印刷商雷伯莱顿打
交道，让他做实际的出版工作。长话短说，雷伯莱顿发现了这个小小的生财之道，
就故意敲诈他的同伙，把米尔斯和那个条顿医生赶走以后，便为了自己而继续盗印。
他把即将出版的著作称为《艺术与科学的万能百科全书辞典》，并发出了一系列颇
能招来顾客的漂亮书讯，很能吸引人，预订单很快就排满了。
然后，他雇用了法国中学的一名哲学教授作总编辑，买了大量的纸张，然后就
坐等着结果。不幸的是，等一部大百科全书并不象雷伯莱顿的如意算盘那样简单。
教授搞出了笔记，但这不是文章，预订者大吵人闹地要得到第一卷，一切都弄得一
团糟。
在这紧急时刻，雷伯莱顿想起了几个月前出版的颇受欢迎的《医学万能辞典》。
他把医学卷的编辑找来，当场就雇用了他。这样，一本专科的全书就变戌了《百科
全书》。这个新编辑就是丹尼斯?狄德罗，这项本来是艰苦无味的工作变成了十八
世纪对人类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狄德罗那时三十七岁，他的生活既不安逸也不幸福。他拒绝做一个年轻体面的
法国人应做的事，不愿意上大学。他一离开耶稣会的老师，就到巴黎当一个文人。
经过短时间啼饥号寒的生活（按照两个人挨饿和一个人挨饿是一样的逻辑），他和
一个后来证明是虔诚得可怕的妇女、一个不可理喻的悍妇结了婚，这种结合并不是
象有人认为的那样罕见。但是他得养活她，就不得不做各种各样希奇古怪的工作，
编辑各种各样的书，从《关于美德与价值的探讨》到名声扫地的修改薄伽丘的《十
日谈》。然而在他心里，这个拜勒的学生还是忠于他的自由思想。不久政府（象处
于艰难时期的政府一样）发现这个并不使人讨厌的年轻作者，他对《创世记》第一
章描述的创世故事持严重怀疑的态度，是一个重要的异教徒。结果，狄德罗彼送进
了万塞纳监狱，严密监禁达三个月之人。
直到从监狱被释放以后，狄德罗才当了雷伯莱顿的雇工。狄德罗是当时最善于
雄辩的人。他看到在这个终生事业中会有出人头地的机会。仅仅修改钱伯斯的旧资
料简直是降低身份。当时正处于轰轰烈烈的思想活跃时期。太好了！雷伯莱顿的百
科全书要让每一个可以想到的题目具有最新消息，文章要让最有权威的人撰写。
狄德罗热血沸腾了，他实际上说服了雷伯莱顿让他全权指挥，而且不限制时间。
然后， 他列出了一个同他合作的人员名单，拿出一张大页纸，开始写道：“A：字
母表的第一个字母”，等等，等等。
二十年以后， 他写到了Z，工作完成了。然而很少有人能在这种极为不利的条
件下工作。雷伯莱顿雇用狄德罗时，他原有的资本已经增加了，恫他每年给编辑的
钱从不超过五百美元。至于那些应该提供帮助的人，唉，我们都知道会是怎样一种
情况。他们要不就是当时很忙，要不就是下个月再说，或者得去乡下探望祖母。所
以，尽管教会和政府的官员们的谩骂使他感到痛苦，他还得亲自做大部分的工作。
现在他的百科全书的版本非常罕见了。这倒不是因为好多人想得到它，而是因
为好多人都要除掉它。一个半世纪之前这本书就作为毒害非浅的激进主义表现形式
被怒吼声吞没了，而在今天读起来却象喂婴儿的器官一样单调无害。但是，对于十
八世纪教士们中更为保守的分子来说，这部书就象吹响了走向毁灭、无政府、无神
论和无秩序的嘹亮号角。
当然，人们进行了那种司空见惯的谴责，指责总编辑是社会和宗教的敌人，是
既不信上帝和国家、又不相信神圣家庭关系的放荡恶棍。但是一七七○年的巴黎只
是一个规模宏大的乡村， 人们之间都很了解。 狄德罗不但主张生活的目的应该是
“做好事，寻找真理”，而且也真正实践了自己的座右铭，他敞开大门招待饥饿的
人，为了人类每天工作二十个小时，除了要一张床、一个写字台和一叠纸外，从没
有要求过任何报答。这个纯正、朴实、努力工作的人是这些美德的典范，而这正是
高级教士和君王们明显缺少的，因此要从这个角度攻击他不容易。于是官方就想方
设法找他的麻烦，建立了一个谍报网，总在他的办公室周围打探情况，抄狄德罗的
家，没收他的笔记或者有时干脆禁止他工作。
然而这些障碍都不能阻抑他的热情。工作终于完成了，《百科全书》真的按狄
德罗所期望的那样竣工了。有些人已经在某种程度嗅到了新时代的气息，知道世界
亟需全面彻底的大检修，《百科全书》便是他们重振旗鼓的转折点。
看起来我有点夸大了这位编辑的真实形象。但他毕竟还是狄德罗，穿着一身褴
褛的衣服，每星期聪明的朋友霍尔巴西男爵请他去饱吃一顿的时候，他就高兴得手
舞足蹈。当四千册书销售一空时，他会感到非常满意吗？他和卢梭、达兰贝尔、杜
尔哥、爱尔维修、沃尔涅、孔多塞，还有其他许多人是同时代的人，所有这些人都
比他享有高得多的声誉。但是如果没有《百科全书》，这些好人就不可能发挥他们
的影响。这不止是一本书，它是社会和经济的纲领。它告诉我们当时领导人的真实
思想。它具体陈述了不久之后就统治了整个世界那些思想。它是人类历史上的决定
性时刻。
有耳朵有眼睛的人都知道，法国已经到了紧要关头，必须采取某种严厉措施避
免即将临头的灭顶之灾，然而这些有耳朵有眼睛的人却拒绝这样做。他们全都非常
固执地坚持和平只能靠严格执行梅罗文加王朝的一套废弃了的法律来维护这个论调。
当时这两个党派势均力敌，都保持着原样，这却导致了奇怪的复杂情况。法国在保
卫自由中起了引人注目的作用，它给乔治?华盛顿先生（一名共济会成员）写了最
亲切的信，并且为本杰明?富兰克林部长先生安排了愉快的周未晚会，别人称富兰
克林是“不可知论者”，我们称他为朴素的无神论者。这个屹立在大西洋岸边的同
一个国家又是各式各样进步的仇敌，只有在判处哲学家和农民都要过同一种单调贫
困的生活时，才表现出一点不带偏见的民主意识。
最后，所有这一切都改变了。
然而变化的方式却是出乎预料，这次斗争是要扫清非皇廷的人在精神上和社会
上的障碍，而参加斗争的却不是奴隶本人，这是少数几个公正无私的人的活动，新
教徒对他们恨之入骨，就象天主教压迫者痛恨他们一样。那些无私的人的唯一指望
就是期待所有诚实的人都能进天堂。
十八世纪保卫宽容事业的人很少属于某个特殊的派别。为了个人方便起见，他
们有时也参加一些可以把宪兵从写字台前赶开的表面上的宗教活动。然而就内心活
动来说，他们不妨说是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纪的雅典或是中国的孔子时代。
他们常常后悔没有同时代的大部分人对各种事物的敬畏感，认为这不过是过去
遗留下来的、虽然没什么害处却很幼稚的东西。
他们很少注意古代民族的历史，西方的人们出于某些好奇的原因，从巴比伦亚
人、埃及人、赫梯人和迦勒底人的历史中挑出一些记载，作为道德和习俗的行动指
南。但是大师苏格拉底的真正信徒们只倾听自己良心的呼唤，根本不管后果，他们
无所畏惧地生活在早已变得屈服温顺的世界。
有一座标志着达官贵人的荣誉和平民百姓的痛苦的大厦，名叫法兰西王国，一
七八九年八月的一个令人难忘的晚上，它终于倒塌了。
那天晚上天气闷热，一星期来人们的怒火不断上涨，国民议会沉浸在真正的兄
弟博爱的狂欢之中。只是到了这个群情激昂的时刻，特权阶层才交出了他们花了三
个世纪获得的古老权力和特权；广大民众宣布赞成人权理伦，这便为以后的民众自
治奠定了基础。
就法国而言，这意味着封建制度的消亡。第一流的人实际上就是社会上最具有
进取心的人，他们勇敢地担起领导权，决定着这个普通国家的命运，而且也得到了
生存的机会。贵族们都甘愿退出公职，在政府的不同部门里做一点冠冕堂皇的教士
工作就心满意足了。他们现在只适合在纽约的五号街上喝茶或者在二号街上开饭馆。
旧的法兰西死亡了。
我不知道这到底是福还是祸。
但是它死了，和它一起死去的还有一个看不见的最残暴的统治，自从黎塞留时
代以来，教会一直把这种统治强加在涂了圣油的圣?路易斯的子孙们身上。
毫无疑问，人类又获得了一次机会，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冲天的热情激励着所有诚实的男男女女，这不言白明。
太平盛世已经很近，甚至可以说已经到来了。
独裁政府的专横及其种种邪恶都要干净彻底地从美好的地球上永远清除掉。
前进吧，祖国的后代，暴政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对于它的后果可以多说几句。
帷幕落下来了，社会上许多不公正的事被荡涤得一干二净，一切都重新开始。
但是这一切过去以后，我们又看到了面熟的“下宽容”，它穿上了无产阶级的裤子，
梳着罗伯斯比尔式的发型，与检查官并肩坐在一起，度过它罪恶的晚年。
一年前，有人要是说当权者只是靠上帝的垂青度日，有时也会出差错，“不宽
容”便会把他们送上断头台。
现在，谁要是坚持认为人民的意愿不一定总是上帝的志愿，“不宽容”也会把
他们推向死亡的道路。
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玩笑！
然而这个玩笑（大家还都喜欢它）却换来了一百万无辜旁观者的鲜血。
不幸的是，我要讲的不是什么新鲜事情。人们可以从古典作家的著作中找到表
达同一个意思的比较文雅的词句。
在人类的精神生活方面，一直明显他存在、而且很可能会永远存在着两种完全
不同的类型。
少数人没完没了地学习和思考，认真寻求自己的不朽灵魂，他们将会悟出某些
恰如其份的哲学结论，终能摆脱常人的苦恼。
但是大多数人并不满足精神上的“淡酒”，他们想找些能刺激精神、烫坏舌头、
割断食管、使他们突然坐起来振奋一下的东西。那“东西”是什么倒无关紧要，只
要能起到上述的作用，能采用直截了当的方法而且没有数量上的限制就行。
历史学家似乎不懂得这个事实，这使许多人大失所望。愤怒的民众刚刚摧毁了
过去的城堡（当地的黑罗多弟和塔西提及时而又热情地报导了这件事），就马上让
泥瓦匠把旧城堡的废墟运往城市的另一端，重新建起一个地牢，它和旧堡垒一样卑
鄙、暴虐，也是为了镇压和恐怖的目的。
恰好在这个时候，一些自尊心很强的民族终于摆脱了“一贯正确的人”强加在
他们头上的枷锁，但他们却接受了一本“一贯正确的书”的指挥。
就在旧掌权人装扮成仆从骑着马向边境狂奔出逃的同一天，自由党进入了这座
被遗弃的宫殿，他们穿上被丢下的皇袍，又陷入到迫使他们的前任背井离乡的错误
和残酷之中。
这一切都令人沮丧，但这是我们故事里一个真实的部分，必须告诉大家。
毫无疑问，那些对法国大动乱负有直接责任的人是出于好意。《人权声明》规
定的原则是，不得干预任何公民依照自己的观点，”包括宗教观点”，安静地寻求
自己的道路的自由，只要他的观点不扰乱由各项法令和法律制定的社会秩序就行。
然而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宗教派别都享有同等的权力。新教从此以后得到容许，
新教徒不会因为不和天主教徒在同一个教堂里做礼拜而遭到任何麻烦，但天主教仍
然是“占统治地位”的国教。
米拉博在认识政治生活本质的方面有准确无误的本能，他知道这个扬名远近的
让步是不彻底的办法。他试图把一场社会大变革变成一个人的革命，但壮志未酬就
谢世了。许多贵族和主教很后悔他们在八月四日晚上作出的宽宏大量的表示，便开
始采用设置障碍的方法，这给他们的国王主子造成了致命的后果。直到两年以后的
一七九一年（整整两年，这对于任何实际目的来说都太迟了），所有宗教派别，包
括新教徒和犹太人在内，才取得了完全平等的基础，被宣布在法律面前享有同等的
自由。
从那时开始，各种角色就反转过来。法国人民的代表给这个前途无量的国家制
订了宪法，要求教士们无论具有什么信仰，都必须宣誓忠于这个新政体，就象同胞
学校的教师、邮局雇员、灯塔看守人和海关官员一样，要把自己严格视为国家的公
仆。
教皇庇护六世反对这样做。新宪法对神职人员的规定直接践踏了一五一六年法
国和罗马教庭签定的各项正式协定。但是议会没有时间考虑先例或条约这类不足挂
齿的小事。教士要么宣誓效忠宪法，要么退职饿死。一些主教和教士接受了这个看
来是不可避免的命运。他们把手指交叉在一起，履行了宣誓手续。但是绝大多数教
士是老实人，他们拒绝发假誓。他们已经迫害了胡格诺教派许多年，现在他们又效
仿胡格诺派，开始在荒废了的马厩里作弥撒，在猪圈里交流思想，在乡下的树篱后
面布道，并且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到他们以前教民的家里进行秘密拜访。
一般来说，他们比新教徒在类似的情况下过的生活好得多，因为法国的秩序已
散乱不堪，连采取对付宪法的敌人的敷衍了事的措施都顾不上。由于他们似乎都不
想冒上断头台的危险，所以那些杰出的神职人员――人们一般称他们是拒绝宣誓的
倔强分子――很快就壮着胆子要求官方承认自己是“可以被容忍的宗派”，并要求
得到特权，而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也正是他们坚决拒绝把这些特权交给自己的同
胞加尔文教徒。
我们如今处在没有这方面风险的一九二五年来回顾那个年代，难免感到它又冷
酷又滑稽。但是官方当时并没有就他们的要求采取明确的措施，因为议会已经很快
被极端的激进分子完全控制了。由于法庭的背信弃义，加上国王陛下愚蠢地与外国
结盟，结果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就引起了从比利时海岸到地中海海滨的惊恐慌
乱，它导致了从一七九二年九月二日至七日的一系列屠杀。
从那时起，这场革命注定要堕落为恐怖统治。饥饿的民众开始怀疑自己的领袖
正在搞一个大阴谋，要把国家出卖给敌人，这时哲学家们想徐图渐进取得成果的打
算便成了泡影。下面发生的剧变在历史中并不足为奇。在这样大的危机之中，处理
事务的权力很容易落在无情无义的人手里，认真学习历史的学生都很熟悉这种情况。
但是这出戏的主要演员竟是个一本正经的人，一个楷模，一个美德的不折不扣的化
身，这的确出人意料。
等法国开始明白了新主人的真正本质，已经为时太晚了，这就象在协和广场的
绞架上枉费口舌说一阵过时的警告一样。
到此为止，我们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这几个角度研究了这场革命，但是只
有等历史学家变成了心理学家，或者心理学家变成了历史学家，我们才能真正解释
或理解那些黑暗的力量，它们在极度痛苦中决定了民族的命运。
有些人认为是愉快和光明支配着世界。有些人认为人类只尊重一个东西：蛮横
力量。从现在起几百年后，我们可能会在这二者之间做出一个选择。然而有一点似
乎是肯定的，在社会学的试验室里，法国革命是所有试验中最伟大的，它是暴力的
神圣化。
一些人想通过理智建立一个更具有人性的世界，但他们不是寿终正寝，就是被
他们原想给予荣誉的人们处死。随着伏尔泰、狄德罗、杜尔哥、孔多塞这些人的销
声匿迹，新至善论的无知倡寻者变成了国家命运的名正言顺的主人，他们把这项崇
高的使命弄得一团糟。
在他们统治的第一阶段，胜利掌握在宗教的敌人手里，这些人出于某些原因，
痛恨基督教的象征。他们在过去教士专权的日子里默默地忍受了很大痛苦，一看到
教士穿的黑色长袍就气忿不己，香人的气味使他们的脸色发白，引起他们早已忘却
的狂怒。还有些人认为可以借助数学和化学来反对上帝本人的存在。他们联合起来，
开始摧毁教会和它的作品。这是件毫无希望的事，充其量是一场徒劳无功的任务，
但它是革命心理的一个特点，正常的变成了不正常的，不可能的事变成了每天发生
的事。于是一纸法律公文就废除了基督的旧历，废除了万圣节，废除了圣诞节和复
活节，废除了星期和月份，重新划分一年为十天一段，每十天有一个异教徒的休息
日。接着，又出现了一张废除崇拜上帝的声明，使世界没有主心骨了。
但这时间并不长。
在四壁空空的雅各宾俱乐部里，不论怎样滔滔不绝地做着各种解释和辩解，这
种虚无缥渺的主张还是很不得人心，大部分人连两个星期就忍耐不了。旧上帝满足
不了人们的要求，那为什么不效仿摩西和穆罕默德，制造出一个合于时代要求的新
上帝呢？
于是出现了理智女神！
她的确实身份还是后来才弄明白的。在当时，一个标致的女演员，穿上合适的
古希腊服装，就完全符合了人们的要求。这个女士是从前任国王的芭蕾舞团舞蹈演
员中找到的，在一个适当的机会，她被人们很隆重地送到了旧信仰追随者早已抛弃
了的巴黎圣母院的高大祭坛上。
至于圣母，许多世纪以来她一直站在祭坛上，用完全理解的容忍目光温和地注
视着灵魂受到了创伤的人们。现在她也消失了，在被送进石灰窑变成灰浆之前，被
一双怜爱的下勿忙地藏了起来。她的位置被自由女神的塑像取而代之。这是一个业
余雕塑家的得意之作，用白色的石膏随便雕塑而成。但这并没有完，巴黎圣母院还
见识过其他发明。在唱诗班中间有四个柱子和一个屋顶，它们象征着“哲学圣堂”，
在国家的重大日子里就成为新舞神的宝座。当这个可怜的女孩子不主持仪式、不接
受追随者的崇拜时，哲学圣堂就高高燃起“真理的火炬”，意在用这火照亮世界的
文明，直到最后的时刻。
但“最后的时刻”不到六个月就来临了。
一七九四年五月七日早晨，法国人民被正式告知说上帝又重新确立了，灵魂的
不朽又一次被公认为是一条信仰。六月八日，新上帝（那是用已故的让?雅克?卢
梭遗留下的旧材料匆忙塑造出来的）正式向盼望已久的信徒们亮相了。
罗伯斯比尔身着一件崭新的蓝色马甲，发表了欢迎词。他得到了一生中最高的
地位，从一个三流城市里的默默无闻的法律执事变成了法国革命的高级教士。更有
甚者，一个可怜的精神错乱的修女凯瑟琳?泰奥特竟被千百万的人拥戴为上帝的真
正母亲，因为她刚刚宣布了救世主即将到来，还透露了救世主的名字，这就是马克
西米利安?罗伯斯比尔。这个马克西米利安穿着自己设计的奇异制服，高傲地大讲
了一番，向上帝保证说从今以后他所掌管的小世界一定会完善起来。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两天后他又通过了一项法律，法律规定，凡被怀疑犯有叛
国罪和异教罪的人（二者又一次被视为一体，就象宗教法庭时代一样）都被剥夺一
切自卫手段。这个措施非常奏效，在后来的六个星期中，就有一千四百多人在断头
台倾斜的刀下掉了脑袋。
剩下的事情是大家熟知的。
罗伯斯比尔认为自己是他所认为美好的东西的完美化身，在品质上是有头脑的
狂热者，因此不可能承认其他不够完美的人有和他在同一星球上生活的权利。随着
时间的推移，他对罪恶的仇恨扩展到如此的地步，致法国于濒临人口灭绝的边缘。
最后，由于担心自已的性命，美德的敌人开始回击。经过一场短暂的殊死搏斗，
这个正直得可怕的信徒遭到了毁灭。
从这以后，法国革命的力量很快消弱了。法国人民当时采用的宪法承认了不同
宗派的存在，给它们以平等的权利和特权，至少共和国官方不再管宗教方面的事情
了。那些希望成立教堂、公理会和联盟的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做，但是必须在支持
自己的教士和牧师的同时，承认国家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和个人选择的完全自由。
从那时起，法国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开始和平共处。
天主教会从未承认过自己的失败， 这倒是真的。 它继续诋毁政教分家的原则
（见一八六四年十二月八日罗马教皇庇护九世的教令），并且支持那些妄图颠覆共
和国体制恢复君王制或帝国的政党，以图东山再起重掌大权。但是这些战斗一般都
是在大臣太太的起居室里或者是在退伍将军加上一个野心勃勃的岳母在打兔子的山
林小屋里进行的。
他们为趣味读物提供了极好的素材，但这只能证明他们是枉费心机。
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日晚上，一场战斗在法国的革命军和前来剿灭这场可怕暴
动的君主联盟军之间打响了。
这是一次战果辉煌的胜利，但胜者不是联盟军。联盟军的步兵在瓦尔密村滑溜
溜的山坡上施展不开。战斗变成了接连不断的炮战，可是叛军比皇家军队射击得更
猛烈迅速，这样后者就率先撤离战场，晚上向北方撤退了。参加这场战斗的有一个
名叫歌德的人，他是世袭魏玛王子的助手。
几年后，这个年轻人出版了对这一天的回忆录。他那时站在洛林的又稠又粘的
没踝泥浆里，却变成了一个先知。他预言经过这场炮战，世界再也不会是原来的样
子了。他说得对。在永远值得记忆的那天，受上帝垂青的君主权力被扔进了垃圾堆。
人权运动的参加者们并没有象人们预想的那样象鸡一样逃之夭夭。他们挺着枪，穿
过山谷，翻越高山，把“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传播到欧洲最边远的角落。把
他们的马拴在整个大陆的每座城堡和教堂里。
我们写一写这样的言词倒是毫不费力。这场革命的领导人已经死去大约一百五
十年了，我们尽可以取笑他们。我们甚至还可以感谢他们为这个世界做了好事。
但是从那些日子里熬过来的男男女女们――他们曾在某一天的早晨聚在自由之
村的下面高兴地跳舞，但在以后的三个月中又象城市下水道里的耗子一样被到处追
赶――不可能对这场动乱采取作壁上观的态度。他们一从地窖和阁楼里爬出来，梳
理一下乱得象鸡窝似的假发，就开始想方设法避免重演这种可怕的灾难。
但是为了对抗敌手的成功，他们必须首先掩盖过去。这不是历史学意义上的那
个含混的过去，而是他们自己偷偷摸摸地阅读伏尔泰先生的书并公开表示对百科全
书派的钦佩的“过去”。现在他们把伏尔泰先生的书堆放在阁楼里。把狄罗德先生
的书卖给了废品贩子，把曾经虔诚拜读过的揭示真理的小册子扔进了煤箱。为了掩
盖可能暴露他们曾在自由主义领域里逗留过的蛛丝马迹，他们用尽了一切可能的方
法，真可谓是煞费苦心。
哎呀，就象屡见不鲜的摧毁一应文字材料的情况一样，这些忏悔人忽视了一件
事，这比那些众说纷纭的谣传更糟糕，这就是戏剧舞台。他们曾经为《费加罗的婚
礼》说了整车整车的恭维话，现在再宣布他们从没有相信过人人平等的理想有可能
实现，也未免有些幼稚。他们曾为“聪明的南森”流过泪，所以现在也无法再证明
自己一直坚持认为宗教宽容是政府软弱的表现。
这出戏和它的成功所证明的与他们所说的恰恰相反。
这出戏是十八世纪后期迎合民众感情的著名戏剧。它的作者是德国人，名叫戈
思霍尔德?伊弗雷姆?莱辛。他是一名路德派牧师的儿子，在莱比锡大学攻读神学。
但是他不愿意以宗教为职业，经常逃学。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后，把他叫回家，让他
选择是马上退学还是写一份到医学系学习的申请书。戈思霍尔德当医生的兴趣并不
比当牧师大，他保证做到父亲的每项要求。他虽然又回到莱比锡，却继续为一些他
喜爱的演员朋友们做保借贷。后来这些人从城里跑得无影无踪了，莱辛为了避免因
负债而被捕，就不得不落荒逃到维腾贝格。
他的逃跑意味着长时间的步行和忍饥挨饿的开始。他先来到柏林，有好几年为
几个神学刊物写稿，稿费很低。后来他又给一个准备做环球旅行的有钱朋友当私人
秘书。他们刚一起程，七年战争就爆发了。这个朋友被迫从军，坐上第一辆马车回
家乡。莱辛又失了业，流落在莱比锡城里。
但莱辛是个善于交际的人，不久又找到了一个新朋友，名叫艾德华?克里斯蒂
娜?克莱斯特。这位朋友白天做官，晚上写诗，是个敏感的人，他给予这个饥饿的
神学家以洞察力，使他看到了慢慢步入这个世界的新精神，但是克莱斯特在库内道
夫战役中被打死了，莱辛被逼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不得不当一名报刊专栏作者。
接着，莱辛又为布雷斯勒（现弗罗茨瓦夫）城堡的指挥官作了一段时间的私人
秘书，由于驻防生活很无聊，他就认真钻研起斯宾诺莎的著作来消遣，这位哲学家
去世一百年之后，他的著作才开始流传到国外。
然而所有这一切还是解决不了日常生活的问题。莱辛这时已经差不多四十岁了，
他想成家。他的朋友们建议任命他当皇家图书馆的馆员。但是许多年前发生的事已
经使莱辛成为了受普鲁士宫庭欢迎的人。他第一次访问柏林时就结识了伏尔泰。这
个法国哲学家是个极为慷慨的人，一点没有架子。他允许这个年青人借阅当时已经
准备出版的《路易十四的世纪》的手稿。不幸的是，莱辛匆匆忙忙地离开柏林时，
把手稿打在自己的行李里（完全是出于偶然）。伏尔泰本来就对吝啬的普鲁士宫庭
的劣质咖啡和硬板床很恼火，便马上大喊大叫说自己被盗了，那个年青的德国人偷
走了他最重要的手稿，警方必须监视边界等等，样子完全象一个客居外国的激动万
分的法国人。几天之内，邮递员带来了他丢失的稿件，但里面还附有莱辛的一封信，
这个直率的年青条顿人在信中对敢于怀疑他诚实的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这场发生在巧克力罐里的风波应该很容易被人们遗忘，但是十八世纪是巧克力
罐在男人女人的生活中起巨大作用的时期。直到二十年以后，弗雷德里克国王仍然
不喜欢他那位爱找麻烦的法国朋友伏尔泰，所以也就不同意莱辛到宫庭来。
莱辛告别了柏林，来到汉堡。这里有个谣传，说要新建一个国家剧院。但是这
项规划未能实现，莱辛在绝望中接受了在世袭大公爵布伦斯威克的图书馆当馆员的
工作。那时他居住的沃尔芬布泰尔城不算是大城市，但是大公爵的图书馆在德国却
是首屈一指的。它存有一万多部手稿，其中好几部是历史上基督教改革运动的最重
要的文献。
无聊当然是恶意中伤和流言蜚语的主要源泉。在沃尔芬布泰尔城，当过艺术批
评家、报刊专栏作者和戏剧小品文作者的人很令人怀疑，莱辛不久就再次陷入困境。
这倒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事，但是有人传闻他干了些事情，即出版一系列攻击老一
派路德神学正统言论的文章。
这些布道（因为它们是布道的形式出现的）实际上是汉堡一位前任教长撰写的，
但是布伦斯威克大公爵对于在他的领地里开展一场宗教战的前景惶恐不安，便命令
他的图书馆馆员谨慎行事，避开一切争论。莱辛按照主人的要求做了，然而当时谁
也没有旗帜鲜明地论述过这个问题，于是莱辛开始工作，通过戏剧形式重新闸述他
的看法。
在小镇子娱乐室里诞生的这出戏叫做《聪明的南森》。这个主题非常古老，我
在前面提到过它。喜欢古典文学的人能在薄伽丘《十日谈》中找到它，在那里它被
称为《三个戒指的悲惨故事》。情节如下：
很早很早以前，伊斯兰教的一位王子想从他的一个犹太臣民那儿榨取一大笔钱。
但是他苦于无正当的理由剥夺这个可怜人的财产，就想出一条诡计。他派人把这个
受害者找来，对他的学识和智慧大加赞赏一番，然后问他，在三种流传最广的宗教
――土耳其教、犹太教和基督教――中，他认为哪一个最真实？这个令人尊敬的老
人没有正面回答王子，而是说：“噢，伟大的苏丹，让我给你讲个小故事吧！从前，
一个有钱人，他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戒指。他在遗嘱里写道，他死的时候，哪个儿子
手上带着这个戒指，哪个儿子就能继承他的全部财产。他的儿子后来也立了同样的
遗嘱，孙子也一样，如此好几百年来，戒指一代一代传下去，一直完美无缺。但是
最后有一个主人，他有三个儿子，他都很喜爱，简直无法决定哪一个应该享有这无
价之宝。于是他到一个金匠那里，让他做了两个和自己手上的一模一样的戒指。他
临终时躺在床上，把三个孩子都叫来，为每个人祝福，他们也都认为自己是那个戒
指的继承人。父亲的葬礼完毕后，三个孩子都宣布自己是继承人，因为他们都有那
个戒指。这导致了许多争吵，最后这件事被提交给法官处理。由于这三个戒指一模
一样，连法官也无法确定哪个是真的，所以这个案件就拖了下来，一拖再拖，很可
能要拖到世界的末日。阿门。”
莱辛用这个古老的民间故事来证明他的信念：没有一种宗教可以垄断真理。人
的内心世界比他表面上遵奉某种规定的仪式和教条更有价值，因此人们的任务就是
友好地相处，任何人也无权把自己视为完美无缺的偶像让别人崇拜，无权宣布“我
比其他任何人都好，因为只有我掌握真理。”
但是这个在一七七八年曾倍受欢迎的思想，这时在小诸侯国里却不得人心。小
诸侯们大风暴中都极力设法保住残存的财产和牲畜，为了恢复他们丧失了的声望，
他们把土地拱手交给警察管辖，并期望那些依赖他们谋生的牧师先生起到精神支柱
的作用，帮助警方重建法律和秩序。
这场不折不扣的反动完全成功了，那些试图按照五十年前的宗教宽容的模式重
新塑造人们思想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结果也不可能不是这样。各国大多数人们对
革命和骚乱、对议会和那些毫无意义的讲演、对于完全破坏了工商业的各种关税已
经感到厌倦，这的确是事实。他们想要和平，不惜一切代价的和平。他们想做生意，
想坐在自己的客厅里喝咖啡，不再受到住在家里的士兵的骚扰，下再被迫喝令人作
呕的从橡树上挤出的汁。如果能享受到这种幸福愉快的生活，他们就宁愿容忍一些
小小不言的不方便，譬如向每个戴有铜钮扣的人行礼，在每个皇家信箱前面鞠躬，
并用“先生”来欢呼官方的打扫烟囱的助手。
但是这种谦卑的态度完全是出于需要，出于经过漫长动荡不安的年代后要有一
个短促的喘息之机的结果。那时每天早晨都会出现新制服、新的政治讲台、新政策
和既属于上帝又属于平民的新统治者。然而，单从这种一般的奴性状态、从对上帝
任命的主人的高声欢呼中，就断定人们在心灵深处已经把曾经激励过他们的头脑和
心胸的格朗中士的鼓动忘得一干二净，那可就错了。
他们的政府具有所有反动独裁者都固有的玩世不恭的思想，主要要求表面的循
规蹈矩和秩序，对于人们的精神生活倒毫不介意，所以平民百姓就享有了很大程度
的自由。星期日平民百姓挟着一大本《圣经》去教堂，一周剩余的时间便可以随心
所欲地思考。但他们必须保持喊默，不公开个人的见解，发表言论之前要仔细看一
看，先要保证沙发底下或是炉子后边没藏有暗探。不过他们尽管可以兴致勃勃地谈
论当日发生的事情，却又从经过正式检查、反复推敲、消过毒的报纸上得知新主人
又采取了某种新的愚蠢方法来保证王国的和平，把人们带回到公元一六○○年的岁
月，于是他们就又会凄惨地摇摇头。
他们的主人所做的，正是自从公元一年以来所有对人类历史一窍不通同类主人
们在类似情况下一直做的事情。这些主人命令搬走装饼干的大桶，因为有人站在上
面发表了攻击政府的激烈言词，以为这样就能摧毁言论自由。只要有可能，他们就
把出言不逊的讲演家送进监狱，从严宣判（四十、五十或一百年的监禁），使这些
可怜的人得到烈士的声誉。不过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主人不过是轻率浮躁的白痴，
只读过几本书和一些他们根本看不懂的小册子罢了。
受到这种例子的警告，其它的人都避开公共游憩场，躲到偏僻的酒馆里或拥挤
不堪的城市中的公共旅店里发牢骚，因为他们确信在这里有谨慎的听众，他们的影
响比在公共讲台上更大。
上帝以其智慧赋予某人一丁点权力，又时刻害怕因此而丧失自己的官方声望，
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可怜了。一个国王可以失去他的王位，并且对这场打断
他枯燥无味的生活的小插曲报之一笑。不论他是戴上男仆的褐色圆顶礼帽，还是戴
上他祖父的王冠，他总还是一个国王。但是对于一个三流城市的市长来说，只要他
被剥夺了小木槌和办公室的徽章，就只不过是一位普通的张三李四，一个可笑的自
以为是的人，一个被人们嘲笑跌入困境的人。因此，谁要是胆敢接近当时的掌权人
而没有明显向他表示应有的尊敬和崇拜，灾难就会降临到他的头上。
但是对于那些在市长面前不低头的人们，那些用学术巨著、地质手册、人类学、
经济学来公开质问现存秩序的人们，他们的处境却糟不可言。
他们立即被不光彩地剥夺了谋生之路，然后被从他们散布有毒教条的镇子里赶
出去，妻子和儿女全要由邻居们照看。
这种反动精神的爆发给大批真挚的原想根除许多社会弊病的人带来很大不便。
然而时间是伟大的洗衣工，它早已把地方警察能够在这些和善学者们的制服上发现
的污迹去除了。今天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威廉能够被人记住。主要是因为他干涉
了危险的激进分子伊曼纽尔?康德的学说。根据康德的教诲，我们行动的准则要具
有变成字宙规律的价值，按照警方的记录，他的教导只能取悦于“嘴上无毛的年青
人和一无所知的傻子”。昆布兰公爵之所以总是臭名远扬，就是因为他作为汉诺威
的国王，流放了一位名叫雅各布?格利姆的人，这个人在一份《陛下不合法地取消
国家宪法》的抗议上签过字。梅特涅的名声也不好，因为他把怀疑之举伸进了音乐
领域，审查了舒伯特的音乐。
可怜的奥地利！
既然奥地利已经死亡而且消失了，整个世界就对“快乐帝国”产生好感，忘记
了这个国家曾经有过积极的学术生活，有一些东西更胜于体面有趣的乡村集市上的
物美价廉的酒、粗劣的雪茄和由约翰?施特劳斯本人作曲和指挥的迷人的华尔兹。
进一步看，我们可以说，在整个十八世纪中，奥地利在传播宗教宽容方面起了
非常重要的作用。基督教改革运动之后，新教徒马上在多瑙河和喀尔巴阡山脉之间
找到一块肥沃的土地作为他们用武的地方。但是一等鲁道夫二世成为皇帝，这一切
就都变了。
这位鲁道夫是西班牙菲利普的德国化身，在这个统治者眼里，和异教徒签定的
条约没有任何意义。虽然鲁道夫受的是耶稣会的教育，但他懒得不可救药，这倒使
他的帝国免于政策上的剧烈变动。
等到费迪南德被选做皇帝，这种事就发生了。他当君主的主要资格是，他在哈
普斯堡皇室中是唯一有好几个儿子的人。他在统治初期还参观了有名的天使报喜馆，
这个建筑是一二九一年被一群从拿撒勒到达尔马提亚的天使们搬迁到意大利的中心
的。费迪南德在宗教热情的爆发中发誓要把他的国家变成百分之百的天主教国家。
他恪守诺言。一六二九年，天主教再一次被宣布为奥地利、施蒂里亚、波希米
亚和西里西亚的官教和唯一信仰。
与此同时，匈牙利与这个奇怪的家族建立了裙带关系，每个新妻子都带来了大
片欧洲地产作为嫁妆。费迪南德便着力把新教徒从马扎尔人集中居住的地区赶出去。
但是，由于特兰西瓦尼亚的唯一神教派教徒和土耳其异教徒的支持，匈牙利直到十
八世纪的后五十年还能让新教徒保持独立。这时奥地利内部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哈普斯堡皇室是教廷的忠实支持者，但是最后就连这些思想最迟钝的人也对教
皇的不断干涉产生了厌烦，很想冒一次风险，制定一项违反罗马意愿的政策。
在本书的前一部分里我已经讲过，有许多中世纪的天主教徒认为教会体制是完
全错误的。评论家们评论说，在殉道者的时代，教会是真正的民主机构，因为它是
由年长者和主教掌管的，而这些人又是由教区居民推选的。他们乐意承认罗马主教，
因为他自称是圣徒彼得的直接继承人，有权在教会委员会里享受优惠的位置。但是
他们坚持认为这种权力只是一种荣誉性的，因此教皇就不应该认为自己高于其他主
教，并且不应把自己的影响伸展出应有的范围。
教皇利用各种训令、诅咒、逐出教会的惩罚来对付这种思想，结果有好几个勇
敢的改革者由于大胆地倡导圣职下放而丧生。
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明确解决，后来在十八世纪中叶，这种思想被有钱有势特利
尔主教的代理主教给复苏了。他叫约翰?范?抗泰姆，但他以拉丁文的笔名弗布罗
纽斯而著称。他受过自由思想的教育。在卢万大学学习几年以后，他暂时离开家人
到莱顿大学读书。他到达那里时，正值纯加尔文主义的老城堡开始被怀疑城堡内部
有自由派存在。等到法律部成员杰勒德教授得到允许进入神学界、并发表赞扬宗教
宽容的理想的讲演的时候，这种怀疑就成为公开的罪证了。
至少可以说，抗泰姆的推理方法是有独创性的。
他说：“上帝是万能的，他可以制定出对所有人民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都适
用的科学定律。所以，只要他想做，就可以很容易地引导人们的思想，使人们在宗
教问题上持相同的观点。我们知道上帝并没有这么干。因此，如果我们用武力迫使
别人相信自己是正确的，我们就违背了上帝的明确旨意。”
很难说抗泰姆是否受到伊拉斯谟的直接影响。但是从抗泰姆的著作中可以发现
伊拉斯谟唯理主义思想的痕迹，后来他在主教权限和分散罗马教皇权限的问题上发
展了自己的思想。
不出所料，他的书马上受到罗马教廷（一七六四年二月）的谴责。但这时玛丽
亚?泰雷兹支持了抗泰姆，因为这符合她的利益。他发起的这场运动被称为费布罗
尼主义或主教统治主义，它继续在奥地利繁荣起来，最后形成了实用的《宽容专利
权》，玛丽亚?泰雷兹的儿子约瑟夫二世在一七八一年十月十三日把它赐予给了自
己的臣民。
约瑟夫是他母亲的大敌、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的化身，他有在错误时刻作出正
确事情的惊人天才。最近的二百年里，奥地利的家长让孩子入睡时就吓唬说，要是
不睡新教徒就把他领走。这样一来，要让孩子们再把新教徒（他们知道的样子是长
着角和一条又黑又长的尾巴的人）当做亲如手足的兄弟姐妹是根本不可能的。同样，
可怜、诚实、勤奋、易犯错误的约瑟夫总是被那些高薪厚禄的主教、红衣主教和女
执事的伯父、伯母和表兄妹包围着，因此他突如其来的勇气很值得赞扬。在天主教
统治者中，他第一个大胆地宣布宽容是治理国家的理想实用的财富。
他三个月以后做的事更令人震惊。公元一七八二年二月二日，他颁布了涉及犹
太人的著名法令，把仅仅是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才享有的自由扩展到这些直到现在才
认为自己是幸运儿的犹太人那里，他们得到允许可以和基督徒的邻居们呼吸同样的
空气。
我们应该在这儿停笔了，让读者们相信这个好事还在继续，奥地利现在成了那
些希望按用自己的良心行事的人们的天堂。
我希望这是真的。约瑟夫和他的几位大臣们可能在常识上来了一个飞跃，但是
奥地利的农民自从古代以来就一直被教导说犹太人是他们的天故，新教徒是反叛者
和背教者，所以他们不可能克服视犹太人和新教徒为天故的根深蒂固的偏见。
杰出的《宽容法令》已经公布一个半世纪了，可是天主教会以外人的地位仍然
和十六世纪一样不利。从理论上说，一个犹太人或一个新教徒可以指望当首相或被
任命为军队总司令。但实际上，他就连和皇帝的擦皮鞋匠吃一顿饭都不行。
关于这份纸上谈兵的法令就讲到这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