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我接触的国内知识工人的近期思想动态观察 -- wqnsihs
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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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因为*****而*******的中国（你可以把想象中一切替换成****，我就不多费这个功夫了。。。。）
说是永远可以说的，想是永远可以想的。。。。。。。
如果套个人人认同，人人接受，人人维护的背景，那就什么制度都可以了。。。。。。
还是那句话，像你这种永远只在考虑事成可如何的类型，说给同志听永远是好听的，说给外人听永远是荒唐的。。。。。。。。。。
在全球变暖的辩论中，谁来减排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或者说不需要由政客和政府来决定的。减排成本最低的国家或者行业进行减排，是任何一个运作良好的减排框架（Cap and Trade也好，Carbon Tax也好）都会最终实现的，这是科斯定理的一个自然延伸。不要觉得科斯定理老掉牙了，Cap and Trade的背后，直接就是科斯他老人家的洞见—你把产权（这里更具体的就是排放的权利）定义清楚了，市场能够找到最有效率的减排方式。
问题的关键是排放的权利如何划定。
我刚开始学经济的时候，做作业，关于科斯定理的。题目大概是这样的（经过我大量改动）：一个宿舍住六个男生，其中有一个人抽很多烟，让剩下5个人都吸二手烟。请运用科斯定理，缓解这个问题。
事实上，用无穷多的方案，或者说权利分配的方案，可以缓解这个问题。但有两个方案特别有趣。
方案一：定义在宿舍里抽烟是每个人的权利，如果想让一个人不抽烟，那可以通过补偿这个人的方式实现。
方案二：定义宿舍里的每个人都享有清洁空气的权利，如果一个人想在屋里抽烟，那也可以通过补偿其它人的方式实现。
两种方式，最终可以通过数学证明，都能实现让那个抽烟的人少抽烟（严格的说，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实现完全一样的减排效果）。但方案一意味着宿舍里剩下的5个人必须出钱，让那个人少抽，而方案二则意味着，那个抽烟的人必须出钱才能抽烟，从而自然而然的会减少抽烟。
从最终减排的结果上说，两种权利分配没有太多不同。但从真正的利益分配上说，两种分配则有天壤之别。
全球变暖问题上的利益分配，比这道作业题稍微复杂那么一点点。
现在的情况是，那6个人中，有2个人（欧美）已经抽了一整天，现在总算消停一点，但问题是整个屋子已经搞得乌烟瘴气，然后第3个人（中国）突然开始大口猛吸一种劣质烟，把屋子搞得更加乌烟瘴气，然后剩下的3个人（亚非拉）正在学抽烟，但还没怎么抽过。
从减排的角度说，最重要的目标恐怕是让那个抽劣质烟的少抽一点，也就是中国需要控制排放。但一样有无穷多的权利分配方式可以实现这个结果。
一个方案是：定义所有国家都没有再继续加强排放的权利，而且必须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20%，如果要增加排放，则必须从别的国家购买。这个方案当然会实现中国控制排放，因为如果中国多排放，就要花高昂的代价从别的国家购买（一个普遍的排碳税也会实现类似的效果）。但从利益分配的角度说，中国会是输家，亚非拉也会是输家，而欧美则会是（相对的）赢家。毕竟，增量的排放已经主要来自于中国和亚非拉，欧美的排放已经很稳定，并开始减少了。
还有一个方案是：定义每个地球人都享受一样的排放权利，这个权利就是，比如说1990年全球人均排放量的80%，当然，可以通过花钱的方式购买配额。这个方式一样可以实现让中国控制排放，因为不少国家会发现，在中国关闭一个高排放企业的成本要比在发达国家关闭一个已经很环保的企业成本要低得多，他们很可能会愿意出钱从中国买排放权利，而中国则相应的进行减排。这个方案，最大的受益者会是亚非拉，因为那些国家的人均排放量要远低于1990年全球的人均排放量，他们有大量的排碳权可以出售，而欧美则会是巨大的输家，他们的人均排放量比全球的人均排放量要高出很多。
再有一个方案就是：不看增量，而是看累计量。我们确定到2050年，地球中能够容忍的温室气体的总量，然后把这个总量按照国家的大小（比如说人口数）分配到各个国家头上。如果你累计的排放量已经超过了这个份额，那就不光是减排的问题了，而是要把自己过去排放的给吸回去，否则就必须出钱从其它国家购买份额，如果你没有达到这个份额，那就还可以继续排放，或者把份额卖给那些需要的国家。这个方案很明显，会让欧美成为更大的输家，因为他们累计排放得更多，而中国和亚非拉显然会得益更多。
这里只是几个例子，你可以设想无穷多的分配方式，如果执行起来，都能一样实现减排，而且最终实现的减排中，一定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中国实现的，毕竟中国是最大的排放国。但这里面的利益分配却是截然不同的，这才是关键。
在减排面前，地球人的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在利益分配面前，则完全不是，而在利益面前，每个国家都是自利的，否则就不用谈判了，大家各自使劲减自己的不就行了。
但是我们在一线工作的人，更喜欢可操作方案，喜欢那种有明确步骤、次序、重点，有时间表，有预算，有分工的东西。原理与实用距离实在巨大。如果仅仅是因为使用了某人一个原理，就说功劳都是他的，毛主席一定会从棺材里起来。例如我们国内有些人总喜欢说四大发明，其实也就是是个原理而已，西方人有谁会较真？指望他们认同就太可笑了。同样，科斯定理也就是个粗糙的原理而已，指望我们较真就同样太可笑了。其实你举的例子解决很简单，让那个抽烟的家伙搬到啊同样抽烟的房间去就完了。实际生活中就是这样解决的。至于减排，只有看谁有政治和经济本钱了，靠强权说话，其他都是瞎扯。国家之间的利益竞争就是力量的较量，这是美国鬼子的结论。请看我的读书笔记：
从我长期搞产品开发的经验来看，运十就是败在改开。用经济性、技术性、安全性等等问题来评价其实都是扯淡，如果能够采购，这些问题都可以在使用中逐步磨合、改进和提高，没有跨不过的门槛。
问题在于：运十的上马是计划经济的决策，下马的理由却是市场经济的分析。民航没有采购，主要的理由就是拿运十和波音比较，所以最终采购了波音飞机。这其实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种比较方法就是用幼稚工业和成熟工业比较。完全竞争的市场，一定是弱肉强食，没有一个幼稚工业能够生存下来。
举例说，日本之所以能够崛起，依靠的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策略，严格保护国内市场，扶持本国产业的发展，根本就不让外国产品进来的。经过30年的培养，到了70年代中期，才逐步发展出可以与美帝正面竞争的成熟产业，如汽车、家电、半导体等。这才是日本崛起的秘密。尚处于幼稚工业的国家，市场是不能随便开放的，开放给成熟工业，幼稚工业必死无疑。好像羊群里面放进几只狼，你想指望羊迅速变成狼是不现实的，肯定都要被咬死的。所以一定要给羊时间和空间，不断训练它培养它，才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和狼放在一起。
这也正是马凤山说的，如果周总理在，绝对不会让运十下马。而邓先富完全不懂这个道理。
这个问题不光是飞机行业，你看汽车、自行车、照相机、美容日化...等等，这些行业都是一样的。市场一旦开放给外国的成熟工业，那你的死亡就只是时间问题。90年代末期，朱镕基批准胶卷全行业卖给柯达，只保留了一家，就是乐凯胶卷。为什么啊？朱说，没办法，胶卷全行业亏损，年亏损额高达100多亿。这种情况，对于长期做市场和产品开发的我来说，一点都不奇怪。我要问，是谁搞的对外开放？是谁把柯达、富士这两只狼放进来的？你把他们放进来，你就要想到会有这个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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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从金一南的一次讲话中也可以看出，运十的下马对于今天的国防事业的重大损失。他说（大意）：空军有人指责当年民航不买运十，使得我们今天没有可用的大飞机，实际上，客观的讲，空军自己也是有责任的。我们空军自己也没有买自己的大飞机。如果运十在的话，我们今天会受制于俄罗斯的il76吗？恐怕我们早就有自己的100%国产的大型预警机了。
其实现在我也在问自己一个问题：下一步该怎么走？
全是科斯的功劳-这种说法我也不同意，我感觉也不是那篇文章的重点。
原理与实用距离实在巨大-很多有责任感的经济学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哈佛大学教授罗格夫曾经说过：
“后来，在90年代，斯坦.费雪尔(罗格夫的导师之一，当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第一副总裁,罗格夫当时恰巧也是普林斯顿的教授)两次邀请我去讨论我对固定汇率和开放资本市场的看法(我警告这有很大的风险)。最终，斯坦和我没有形成任何共识。但我不得不说，在进入他的办公室时，我99％的确信自己是对的。在我离开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应该谦虚一点，因为在一个高通胀国家稳定物价实在是太复杂了。”
凯恩斯也说过：
“经济学研究看起来并不要求那种出类拔萃的独特天赋。理智地说，与那些哲学和纯科学中的高深内容相比，经济学难道不是一个简单之极的学科吗？然而，优秀的，甚至是合格的经济学家却如凤毛麟角。一个简单的学科，而精通者寥寥！这种说法看似矛盾，但似乎能从这里得到解释：即一位经济学中的大师必须是诸种天赋的综合。他必须在各个方面都达到相当的水准，然后把这些很难捏合在一起的各种天分融为一体。在某种程度上，他必须既是数学家又是历史学家，同时还是政治家和哲学家。他必须能理会符号而又能诉诸言语。他必须在研究现在的同时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人类的天性与习俗没有哪些完全处于他的视野之外。他必须富有激情，追寻目标而又排除先入之见。他必须像艺术家那样远离尘世，又像政治家那样脚踏实地。”
大飞机的军用型号和民用型号是不一样的，运十最初上马，本来就是给民航开发的机型。(其实当初首要的目的，是为了国家领导人出访用的。陈毅一直强调，他这个外交部长，出访要乘坐国产飞机才有面子)
你见过哪一个军用飞机长着民航飞机的样子？今天我们上马的大飞机也还是分为民用(上海)和军用(西安)两种，因为他们的用途是不一样的，所以从设计开始就有明显的区别，不能混用。不过当年运十测试的时候，的确应西藏军区的要求，运过去多批物资的。但是邓先富改开后，钱都放在吃穿用了，军方不可能有钱买运十，这是肯定的。
就是当时空军也没什么钱买好东西了。这个应该由286的“军队要忍耐”的结论来负责。对金一南而言，当然不好在大会上公开指责286的政策。其实，我也部分同意286的“军队要忍耐”的结论，只是觉得度上太过了，好多东西都下马了，导致99炸馆的时候，手上连根打狗棍都没有。太被动了。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民机不能军用。美国的波音707就是预警机的载机。所以说，如果运十在的话，我们就用不着看俄国人的脸色了。实际上，运十的起飞重量还是挺大的，至少比现在我们搞的919要高，好像达到了100吨级。
你要是看有物理直觉的人做的题写的文章，从表面上看来，和其他人的也差不多，一堆公式这里算算那里代代，最后出来个答案。但是在某步为什么要用某个公式来算，为什么某步可以把情况简化，以至于某定律可以适用，这些就太有讲究了，其实就是对物理问题的数学模型的建立能力。要是没有物理直觉，那么要么你的实际问题过于复杂，以至于你发现你所掌握的每个物理定律都不适用，因为它们所需的条件都太理想了；要么你把你的定律乱用一气，最后出来一个完全不知所云的答案。
经济学方面的也应该有这种情况吧，凯恩斯说的大概就是需要有数学功底但是同样也要有经济学直觉，对每个经济学定律的来龙去脉，所需的条件都能洞察，经济学问题的数学模型建得好。这种人就少了。这种人一少，另两种人就多了。一种是大量用数学，可是绕来绕去连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最后出来个答案，跟实际差几百里，或者是根本没法验证；另外一种是看见这样乱算的，就觉得数学其实没用，我的直觉就够了，比如张五常。最后的结果就是，“原理与实用距离实在巨大”，经济学要么没有数学模型，要么数学模型是和实际脱节的。
是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