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四问经济学家张维迎 目前国内到底应该善待谁？ -- Chieftain

文/邵道生

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在深圳“中国企业的生存环境与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讲演中提出了许多似是而非的观点，为此特作以下询问。

一问张教授：“中国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中国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这是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在深圳讲演中提出的问题。他的回答是：“是国家政府侵害私人的产权，侵吞私有财产”，而不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其根据呢？他说：“我算一笔帐，我们有二千万个私人企业主，如果按照四分之一算的话，戴红帽子就是五百万，如果你戴着红帽子就注册不了经营不了，所以很多人不戴红帽子，保守算一下，20%的资产留给政府，如果一个企业有一百万的资产，那就是20亿留给了政府，那就有一万亿的资产。我这个估计过大，就算是五千万，也许过低，可能有二万、三万，我只是打一个比方。”

这就是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得出的“中国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结论的“根据”，而且是从“如果”、“估计”、“可能”、“比方”中得出的。

这当然是经济学家做学问的一种方法，坐在书斋里拍拍脑子，灵感冲动一来，一个“伟大的思想”就出来了。于是，我也想模仿一下张教授的做学问的方法，也从“如果”、“估计”、“可能”、“比方”这类“假设”着手，看一看结论究竟会怎么样。

“根据现有国有企业改制中的腐败案，其国有资产流失量一般都是几百万和几千万，要远远高于张教授所说的‘一百万’，全国有多少个国有企业进行了改制，‘估计’也不会低于‘二千万个私人企业主’这个数，‘如果’按照国资委的‘国有资产流失的已经是很普遍的了’的这一说法是准确的话，那么，进行‘改制’而造成了国有资产流失的企业就‘可能’不会低于这个‘四分之一’，‘比方’将全国改制了的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流失量加起来，肯定是会大大超过张教授的‘一万亿的资产’这个数，当然，我也‘只是打一个比方’而已。”

总之，同样用张教授的“从‘如果’、‘估计’、‘可能’、‘比方’这类假设中做学问”的方法，那么，我的结论与张教授的完全相反：中国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国有资产的流失。

而且，我还得“自吹”一下，我的关于“现有国有企业改制中的腐败案”可不是像张教授式的“如果”、“估计”、“可能”、“比方”这类“纯粹假设”，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举出百个案例来。

为什么我与张教授的观点会如此大相径庭呢？

我想，根本的问题是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看法完全不一样。在张教授眼里，国企改革派除了卖还是卖，所以他就有这样的话：“本来一些值钱的企业可以卖，但是不敢卖，结果变得不值钱了，这是改革的目的吗？”而我则认为，“卖”决不是国企改革的惟一选择，而且更不能“一窝蜂式地卖”，我还认为，正因为在张教授式的“卖光理论”的“指导”下，一些地方的国有企业的改制，的确成了“腐败分子的最后一顿丰盛的、免费的、权力性的晚餐”。

的确，我们的社会正为一些经济学家“创造”的“代价论”、“靓女先嫁论”、“冰棍论”、“烂苹果论”和“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付出沉重的代价！

二问张教授：善待谁？怎样善待？

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在深圳讲演中提出似是而非的怪论的确不少，其中之一，就是“一定要善待那些曾经为社会做出过贡献的优秀的人。”

我想，张教授不会特意从北京赶到深圳去论证这个谁都懂得的真理。细看张教授的全文，不难明白，他的“善待”，是指特定的对象的，那就是“民营企业家”。

纯粹地谈对“民营企业家”的“善待”，依我看，亦是一个“伪问题”，它必须放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中去讨论。若是这样，那么，提出这个问题的张教授起码是犯了“偏心眼”的毛病。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在国有企业改革中，我们对“民营企业家”已经根本不是“善待”的问题了，而是“善待过度”了。之所以这样说，就是因为在不少地方的国企改制是在对“民营企业家”的“非常善待”和对“广大职工”的“非常不善待”这样极不对称的条件下进行的。在国企改制中，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提出的“代价论”――“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而“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而与此相联的“靓女先嫁论”、“冰棍论”、“烂苹果论”和“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等亦成了一些地方父母官进行“一窝蜂式国企改制”的“理论依据”。所以，如果像张维迎式的教授能到一些改制企业进行调查，那么你就会得出以下两个结论：一是有相当多的国企改制是牺牲了广大职工的利益的；二是改制后的职工生存状态趋于下降状态，有的急剧恶化。

张教授口口声声说“一定要善待那些曾经为社会做出过贡献的优秀的人”，那么，我问你：难道“3000万老工人”不是“曾经为社会做出过贡献的优秀的人”？中国作为强国屹立在世界上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究竟是谁的贡献？我认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3000万老工人”作出的，他们当时享受到的“低工资、低报酬、低福利”，目的只有一个：“为了国家的高速积累”，这是不是“贡献”？我看是，不仅是而且是无私的、伟大的贡献！上海文化学者王晓明算了一笔简单的账：1970年代前期他在上海一家工厂当工人，当时全厂年产值摊到每个工人身上是将近9万元，而他一年拿到的工资和各种津贴是600元左右，其余的89000元则被积累为全民财产。全国有亿万个王晓明，40多年来积累下了数量庞大的财产。然而在一些“前卫经济学家”的嘴里，却轻描淡写一句话，将其基本生存权、工作权一笔勾销了，哪有一点同情心？哪有一点社会良心？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张教授振振有词大谈特谈他的“善待论”呢？我想，关键是一些经济学家的屁股坐歪了，若是坐到了有钱有势的“民营企业家”一边，他会感永远“善待不够”的。而这，就是问题的根子！

三问张教授：网络时代的舆论环境究竟处在什么样的时代

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在深圳讲演中，对当今网络时代的舆论环境提出了一个“高论”：“我们现在是一个网络时代，舆论环境变化非常大，网络时代是信息特别容易偏离的时代，是一个少数人的意见被认为是多数人意见的时代，是一个很多人可以说话但是又可以不负责任的时代，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一点。我们不能低估这种舆论对中国企业生存发展的危害性。”

看得出来，张教授对中国当今网络时代的舆论环境的评价是很不满意的，是牢骚满腹的，是负面的。这的确是我们应该拿出来好好讨论的问题。

第一，网络时代的舆论环境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时代？

我当然不同意张教授对中国当今网络时代的舆论环境的总体性评价。我在人民网发表了十三论“互联网式的民主”，总体的观点是：当今网络时代的舆论环境(即“互联网式的民主”)是健康的，对中国社会的社会民主进程是具有促进意义的，对中国社会的发展的作用是积极的，对社会发展中的消极的、落后的、腐朽的东西是具有杀伤力的，中国的思想家甚至有可能在“互联网式的民主”产生……就用2003年“互联网”所发生的所谓“三大冲击波”――“孙志刚”案件、对“非典”的反思和“辽宁高法对刘涌案改判”的讨论为例，它冲击的是整个社会的一个收容制度，冲击的是一些执法部门的草菅人命，冲击的是一些部门的腐败现象，冲击的是过去盛行的责任不追究……总之，没有“互联网式的民主”，要靠一些“有关部门”的“自律性解决”，是不可能的出现可喜的结果的。因而它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所以，它根本不是“信息特别容易偏离的时代”，这种现象有，但决不是这个时代的主流！

第二，究竟谁是“少数人”？谁是“多数人”？

“谁是‘少数人’谁是‘多数人’”，张教授是彻底将问题搞颠倒了。我不知道张教授是不是有胆量作一个民意测验，看一看在我们的社会中持有像你这样的经济学家观点的中国人是“少数”还是“多数”？我可以肯定，持有像你这样观点的中国人不仅人数极少，还是少得可怜。

那么，为什么像张教授的“少数人的意见”在一段时间?“被认为是多数人意见”呢？那就是因为张教授这样的“少数知识分子”是掌握了“话语权”的“重量级知识分子”啊！因而不仅能影响相当一部分地方父母官，而且还能影响中国的最高层，因而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在经济热点问题的讨论中，普通民众经常“失声”，一点话语权都没有。因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像张教授这样的“少数知识分子”“误以为”自己就是“多数知识分子”的化身。

但是，当今网络时代的舆论环境却打破了“知识精英层”对“话语权”的“绝对垄断”，“话语权”以一种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速度扩大到了为数多达9000万的、以中青年为主的、有一定文化程度的、随时在关心社会发生“事件”、表现欲望又非常强烈的“平民层”，一旦发现像张教授这样“重量级知识分子”的“话语”违背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就起来挑战，起来批驳，从而使整个社会出现了以下这样的、谁都没有想到的、谁也没法阻止的“戏剧性效果”。

所以，依我看，当今网络时代的舆论环境是一个“少数人的意见不能随便践踏多数人意见的时代”，是一个“多数人意见必须让少数人意见尊重的时代”！

第三，究竟是谁“可以说话但是又可以不负责任”？

张教授煞有介事地提出现在“是一个很多人可以说话但是又可以不负责任的时代”。其实，真正随便乱提理论而又可以不负责任的人，就是提出“代价论”、“靓女先嫁论”、“冰棍论”、“烂苹果论”和“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等“重量级的知识分子”，是你们误导了一些省市的地方父母官，是你们一度误导了社会的舆论，因而使社会刮起了“一窝风”式地贱卖、甩卖国有企业的浪潮，因而使“国有资产流失的已经是很普遍的了”(国资委人士语)当笔者在《人民网》发表了七论“将国资当作‘唐僧肉’的改制必须改回去”的文章，并严厉地批判了一些经济学家不负责任的理论后，有一些人却说：“我们只是说一些咨询意见而已，决策者是权力者，我们能负什么责任？”

所以，若是让我说现在是什么时代的话，那么，我就说：“现在是一些经济学家可以随便说话、随便乱发理论但是又可以不负责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的时代。”

四问张教授：富豪的生存环境究竟是什么样的环境

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在深圳讲演中有这样一段话：“山西最大的民营企业海鑫集团，它的董事长在去年元月份的时候被人枪杀了……他有四十多亿资产，九千二百多名员工，无论是在企业还是在当地社会，他都有非常高的威望，因为他不仅仅是在赚钱，而是为整个社会，为他的工人，为他的家乡创造财富，所以他死了之后，花圈收到四千多个……这样的一个企业家，就因为个人的私愤，就可以被别人将你嘣了……所以我们不要低估舆论对企业生存带来的影响。”

看得出来，张教授是将李海仓的被杀与“舆论环境”，再说得透一点，就是与整个社会的“仇富心态”联在了一起。而我则认为，它就如同四川的亿万富豪葛君明、浙江皮革大王周祖豹、甘肃地产大王刘恩谦被枪杀一样，是中国富豪 “遭遇不测”的“个案”，像发生在普通老百姓的这类因“私愤”引起的“个案”，也多得很。而且从生命的价值来看，富豪的一条命与老百姓的一条命完全是等值的，因而对富豪“遭遇不测”的“个案” 不必大惊小怪，不必标上一个“仇富心态”。

中国富豪成长的环境究竟如何？按照我的观点，根本不是一个“舆论环境恶劣”或是“舆论环境严峻”的问题，实在是太优越了。

美林集团同凯捷顾问公司发布的一项二零零四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去年拥有一百万美元资产以上的人，接近二十四万。这些中国富人的总资产超过九千六百亿美元，相对中国去年国民生产总值一万四千亿美元，是个非常庞大的数字。报告指出，中国富人增加的速度在亚洲仅次于印度，中国的财富其实正在向少数人的手中积聚。想一想，如果中国富豪成长的环境不优越，富豪暴富速度能达世界第一吗？

再看一看一些地方“民营企业家”的成长环境。据说在福建、广东、浙江等沿海发达地区，今年都相继或多或少地出现了民工短缺的现象。据报道，在福建、广东、浙江等沿海发达地区，今年出现了“民工荒”。在剩余劳动力这么丰富的中国居然会发生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我想，主要原因还是在这些地区的父母官对一些“民营企业家”太骄宠了，太撒手不管了，而对广大民工的权益太忽视了，因而这些地区民工的生存状态趋于恶化，工作时间越快越长，工资十来年一直“保持稳定”，工作条件越快越差，社会福利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广大的民工们还能来吗？想一想，这些地方“民营企业家”成长的环境”的确很优越，我们的一些经济家还要替他们大声疾呼，不知为什么？

其实，仔细分析一下一些富豪被杀的“个案”，有一个重要因素不可忽略，那就是富豪本身的“为富不仁”问题。就以四川亿万富豪葛君明来说，自己要建水电站，就要霸占别人的采沙场，自恃自己是当地的“利税大户”，水利局、公安局都在自己一边，拿出“不平等条约”要别人签，这又说明什么？

总之，在前一段时间?，中国富豪的“生存环境”实在是“太优越”了。我的观点是，我们的网络“舆论”对这种现象进行批评、指责不仅是应该的，而且还做得很不够，还必须大大加强！（和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