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大家了解一下菲律宾zt -- 犀光
菲律宾较其他东南亚国家有着更深厚的民主传统和更长的民主经历。在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菲律宾领风气之先，在亚洲率先实现了由权威主义向民主的过渡。它对韩国和东南亚其它国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１.战后的民主试验及其终结
菲律宾群岛包括大小岛屿7，100多个，地理版图十分破碎。与东南亚其他国家不同，在西班牙人侵入之前，菲律宾还未形成统一的国家，更不存在统一的行政体系。当西班牙人于1521年首次来到这里时，信奉伊斯兰教的马来人曾经在苏禄和棉兰老分别建立了两个小国，但群岛的其余大部分地方仍然只有规模很小而且文化水平很低的部落组织，称为巴朗盖(barangay)，彼此间势如水火，争斗不已。〖ＺＷ(〗Lucian W.Pye,Asian Power and Politics :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p.124.〖ＺＷ）〗
菲律宾也没有统一的文化。“今日所谓的菲律宾文化，不论是就社会层次还是政治层次而言，完全是西班牙和美国殖民统治历史所留下的遗产与本地原始风俗习惯相结合的混合物。”〖ＺＷ（〗江炳伦：《亚洲政治文化个案研究》，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第139页。〖ＺＷ）〗
西班牙人三百多年的殖民统治留下了两个主要遗产：一是政教合一的权力结构。天主教会在殖民统治中具有突出的作用，它也使菲律宾成为亚洲最突出的基督教国家。二是土地的高度集中和财富分配不均。这方面的影响直到本世纪80年代还非常明显。
1898年美国人取代西班牙人之后，比较注重教育，注意培养本地籍政治人才和行政管理人员，尤其是近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美国人给菲律宾留下了一整套的政治思想体系和政治制度。在独立以后，菲律宾实行的是美国人主持制定的和体现美国风格的宪法：美国式两党制，美国式的总统制，司法独立，军队服从文人政府的领导。在1946~1972年期间，菲律宾实行美国式民主宪政，国民党和自由党两大政党轮流执政。在这种制度的培育下，民众参与意愿高涨，被誉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国家”，“东方的民主橱窗”。
实际上，菲律宾人把西班人留下来的近乎封建的社会结构与美国人所带来的民主制度结合在一起，以传统的财富和人际关系进行政治活动，以政治权威巩固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把政治炒得一团火热。每个参与者都渴望从中分到一些利益。〖ＺＷ（〗同上，第140页。〖ＺＷ）〗因而菲律宾的民主政治表面上是丰富多彩的，而基础却是十分脆弱的。
进入70年代以后，在菲律宾宪政史上第一次成功地实现总统连任的马科斯萌发了长期执政，做终身总统，建立家族王朝统治的权力野心。
根据当时宪法，总统只能连任一届。1969年马科斯连任成功之后，第二任期将于1973年届满，但他决意打破宪法对总统任期的限制。1972年9月23日，马科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颁布军管法，中止实行宪法，解散国会，禁止一切政党活动。11月，制宪会议正式通过了新宪法草案，将总统制改为议会内阁制，权力向内阁总理转移。根据新宪法过渡条款规定，马科斯行使新、旧宪法规定的总理和总统的全部权力 ，并以公民投票方式获得认可。1978年4月，在临时国民议会选举中，马科斯大获全胜，宣誓就任总理，并根据宪法过渡条款，继续兼任总统。至此，马科斯终于实现了长期掌权的目的。
２．“二月革命”及民主化的实现
集权统治在一段时间里带来了菲律宾经济的长足发展。70年代后期，菲律宾工业年均增长8%，成为东南亚地区增长比较快的国家之一。但长期的独裁统治也激化了社会矛盾，人民日益不满，引起政治动荡。在内外压力之下，马科斯于1981年1月下令取消军管。但其个人独裁和家族统治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军管解除以后，菲律宾掀起了大规模群众性的民主运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举行反对政府独裁统治的抗议活动，要求提高工资，捍卫学生的各项民主权利。1983年8月21日，反对派领袖阿基诺为了准备参加1984年的国民议会选举和1987年的总统选举，从国外返回菲律宾，不料在马尼拉机场遇刺身亡。阿基诺遇害成为菲律宾民主运动升级的新起点。民众蓄之已久的积怨和不满一下迸发出来。一场被称为“人民权力”的运动迅速兴起，几十万人规模的集会和示威游行遍布全国。由各反对派组成的大联盟“统一民族民主组织”在劳雷尔的领导下，公开宣布要以民主的原则开展“中产阶级的革命”，结束独裁统治，恢复人民的自由主权，建立廉洁政府。教会这时也参加了公开谴责马科斯政权的活动。
此时，美国开始直接对马科斯政权施加影响和压力。美国的军政要员纷纷到菲律宾活动，力促马科斯实行政治和军事改革，并要求他提前举行公开而自由的总统选举。
迫于压力，马科斯宣布于1986年1月17日提前举行总统选举，以显示自己的信心。反对派方面经过多方磋商，联合推荐科?阿基诺夫人和劳雷尔为正副总统侯选人参加竞选。结果，在绝大多数民众和部分军官的拥护下，毫无政治经验的科?阿基诺获胜。2月，统治菲律宾长达20年之久的马科斯被赶下台，携家眷和亲信乘美国专用飞机离开了菲律宾。这就是所谓“二月革命”。
二月革命结束了马科斯的独裁统治，菲律宾重新走上了民主的轨道。但是，由于民主制度长期被践踏，要重新恢复和巩固民主，新政府面临着重重困难。
科?阿基诺首先面临的是建立秩序、稳定局面、树立民主形象的迫切任务。为了实现这一任务，阿?阿基诺宣布她的政府为革命政府，实行临时宪法。总统行使行政、立法、司法三大权力，实行暂时的集权统治。直到一年以后，颁布了新宪法，产生了新的国民议会。在这一过程中，她还采取了一系列革命性措施，以解决紧迫的社会经济问题。
这些政策和措施的采取使科?阿基诺政府面貌为之一新，在广大公众中产生了良好的反响。然而在新政府内部，由于大敌已去，以及对总统某些政策的争议和分歧，逐渐出现了裂痕和冲突。这种情况促使政府一再进行调整和改组，还导致了一系列的未遂军事政变，造成政局的动荡。
尽管如此，科?阿基诺依靠基本政治力量的支持，一再渡过难关。在十分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科?阿基诺政府在恢复民主、建立秩序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1987年2月，全国2，500万选民中的87%参加投票，通过了一部“保证民主”的新宪法。在5月的新国民议会选举中，科?阿基诺提名的参议员候选人获得了参议院全部24席中的23个席位。在众议院，科?阿基诺提出的候选人也获得压倒多数的席位。这说明，菲律宾的民主是有基础的，向民主的过渡是成功的。科?阿基诺政府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使命，为菲律宾结束了一个旧时代，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根据1987年宪法，菲律宾总统任期为六年，不得连任。1992年和1998年，菲律宾又顺利地举行了两届总统大选。至此，这位亚洲民主化进程的先行者已经按民主程序完成了三次政府领导人的权力转移，民主政治已经有了较深的根基。
３．建设公民文化的难题
菲律宾的民主化主要表现在政治制度层面，而在政治文化层面的发展则较为滞后。传统的家庭结构和主从关系还顽强地影响着人们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它使先进的民主制度还不能得到相应的发育成熟的公民文化的有力支持。
菲律宾民族文化的特点之一是重视家庭关系。在菲律宾家，子女必须尊重长辈，绝对听从父母的教训。因而菲律宾人在做任何重大决定之前，都要事先征求家长的同意。在家庭的摇篮里培养了菲律宾人权威主义的政治人格，按尊敬长辈原则所建立起来的家庭秩序，也被引申为社会政治的规范。个人在家庭中学会了在社会上扮演各自角色的行为规范。菲律宾人尽力帮助家人和亲戚的义务感，带来政治上的裙带关系，已成为菲律宾政治发展中风气腐化且难以根除的原因之一。
菲律宾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政治文化现象，是所谓“主从关系”(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或“庇护制”，即一个有一定社会与经济地位的人，利用其物质财富、社会声望、政治权力等影响力，去帮助和保护某些人，成为其恩主或保护人。后者成为其附从或被保护人，必须对恩主提供支持和援助，作为回报。整个国家就由金字塔式的层层相叠的庇护网络和组织联为一体。这种关系的影响使个人难以独立，使政治关系私人化，使人习惯于处理垂直的纵向的关系，而不善于处理独立平等的人之间的横向关系，结果使现代型的社会政治组织难以形成。每个菲律宾人都需要通过自己的主从网络获取政治信息、政治资源、政治价值，通过这个非制度化的渠道才能得到升迁和支持。即使在现代的政党、政府和军队组织中，这种垂直链式的庇护关系也起着重要作用。它大大降低了菲律宾政治体系的制度化水平。
因此，家族主义与主从关系是理解现代菲律宾政治发展的两个关键。菲律宾人与政治的关系是直接而个性化的。政治竞争总是着上宗派斗争的颜色。整个政权结构就是建构在一个巨大的私人主从关系网络之上的。
自从独立以来，菲律宾人经过多年西方民主思想的薰陶。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体制也使他们追求自由与独立的价值。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他们又摆脱不了传统的包袱。知恩图报，有来有往的伦理，使传统政治文化转化为现代的极端人情化的政治，蛀蚀着有“民主橱窗”美誉的政治体制。所以，今天的菲律宾虽然在政治制度层面已经实现了民主化，但在政治文化领域仍然受着传统的权威主义、主从观念、世袭制、裙带关系等的影响。〖ＺＷ（〗有关菲律宾传统政治文化内容参见江炳伦：《亚洲政治文化个案研究》，第137~158页。李路曲：《论东亚式民主》。〖ＺＷ）〗
所以，在制度层面上已经现代化的菲律宾仍蹒跚于传统与现代政治文化之间，在传统的惯性与现代化的冲动之间经受着折磨。它使从西方移植来的菲律宾民主着上民族和时代的颜色。文化因素的嬗变是十分缓慢的，菲律宾既然有着如此的政治文化传统，其建设现代公民文化的任务就必然是长期而艰巨的。然而，菲律宾经过漫长的民主化阵痛后，毕竟已经走上了不可逆转的民主道路。市场经济结构和经济的发展，为公民文化的形成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新的民主体制和经常性的民主政治生活，都会成为培育公
泰国由于从未有过殖民统治的经历，所以它在制度上和政治文化上有着连续性，这在东南亚是独一无二的，在全世界发展中国家中也是罕见的。现代泰国民主化进程表现出宪政民主与军人政权交错更迭的历史。〖ＺＷ（〗Catharin E.Dalpino,Thailand's Search for Accountability,in Larry Diamond and Marc F.Plattner(eds.),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Democracy,p.206.〖ＺＷ）〗民主化在这种曲折反复的政治进程中得到发展。
１．从军人政治到民主政治
1932年的革命推翻了泰国的绝对君主专制政体，次年举行了历史上的第一次选举，在泰国建立起议会制的君主立宪政体。泰国还比东南亚其它国家更早地确立了男人和妇女的普选权，从这一点看，它的民主似乎很发达。但从1932年至1995年的50多年间，80%的时间是军人的统治。1932年到1992年，泰国发生过19次军事政变，其中多数取得成功。〖ＺＷ（〗Clark D.Neher,Ross Marlay,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in Southeast Asia,The Winds of Change,p.29.〖ＺＷ）〗军队在泰国是最有组织的力量。冷战的环境，对周边共产主义国家的恐惧，加强了军队的政治地位，使它经常直接介入政治生活，左右政局。不过，泰国军人政权的特点在于，它只掌握国家最高权力，不是包揽所有权力，不控制地方政府，更不介入经济生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抗日爱国的自由泰运动中壮大起来的自由泰文人集团组成了自由泰的文人政府，执行了一条比较自由、温和、开明的政策。这期间还通过了一部宪法，废除了原来立法机构的议员半数由行政首脑任命的规定，改为下议院全部由选举产生，再由下院选举上院，从而形成了一个比较民主的体制。自由泰政府是战后泰国漫长军人统治过程中一个短暂的文人统治时期。
1947年11月8日，泰国发生了战后第一次军事政变。翌年4月，陆军司令披文重新上台，开始了长达26年的军人执政的新时期。
长期的军人独裁统治积累的矛盾，到1973年10月，终于激起了泰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反政府示威，形成了一场政治危机。在国王干预下，结束了军人统治，通过了新宪法。1974年10月，新宪法生效。新宪法规定，实行两院制议会，即民选的下议院，和由议会领袖推荐，由国王任命的上议院。军官和部长以下的文官不得进入内阁。这就完全排除了军队对政府的影响。1975年1月举行大选，产生了新政府，从此开始了“民主试验”时期。
在民主实验时期，政府实行了一些开明政策，如取消新闻检查等。这个时期，泰国民主政治的一个突出变化是，工商界在政治上的地位上升了，商人和政治家的结合更加密切。不但政界要员在工商界有自己的利益，而且工商界的代表也直接进入了政府。而在整个民主开放阶段，学生和工农运动始终不断，到中后期，更形成了高潮。这也成为后来军人干政的一个原因。
1976年10月，军队再次政变，推翻文人政权，终止宪法。几经周折后，第二年10月，武装部队最高司令江萨?差玛南出任总理，开始了新的军人统治时期。
在江萨和后来的以现役军人身份出任总理的炳?庭素拉暖时期，军人政权与以往的军人独裁相比有了变化：第一，他们力求维持民主政治的运行机制。宪法、政党、选举、议会得以有控制地运作。第二，在内政外交上，均实行比较温和、宽松、开明的政策。取消了军管法，放松新闻检查，实行大赦。工人最低工资也有提高。第三，尽可能协调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和利益，尤其在军内，实现了各种势力间的平衡。特别在炳任总理期间，重视国民经济的发展，制定了适当的经济发展战略，重视专家作用，从而使泰国在80年代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
1985年7月，泰国举行大选。此前，炳总理拒绝接受新一轮总理任期，这就为泰国重建民主制度，走向文人政治准备了条件。选举结果，下院议员差猜?春哈旺领导的“泰国民族党”赢得过半数的选票，因此组成了以差猜为总理的文人政府。
这似乎标志着军人统治的时代成为过去，民主时代已经到来。但差猜任期不到三年，1991年2月13日，军人政变再次发生。主要原因是政府和军队之间矛盾日益激化。政变之后，军事当局在内外压力下任命了一个实业家阿南?班雅拉春为临时政府总理，组成了临时国会。1992年3月22日，泰国举行新的大选，选举结果没有一个政党赢得多数。这导致军方与反对党发生冲突，死伤数百人，3，000多人被逮捕。为避免进一步流血，普密蓬国王出面干预，通过宪法修正案，规定总理必须为当选议员。9月，泰国再次举行大选。选举结果，仍未有一个政党获得议会绝对多数席位。于是由支持民主的四个前主要反对党民主党、新希望党、正义力量党和统一党在赢得下院360个议席中的185席后，组成联合政府。第二天，获得选票最多的民主党领袖川立派被国王任命为泰国新一届总理。从此，泰国开始新一轮文人民主政治时期。但近几年联合政府内各党争论不休，给人以政府软弱的印象。尽管如此，毕竟军人已不能像过去那样左右政局。特别是泰国的市场经济较为成功，经济获得持续而稳定增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20年前的200美元上升到1991年的1，800美元，为民主打下了良好基础。
1997年7月2日，东南亚金融风暴首先登陆泰国，给泰国带来巨大震荡，新生的民主体制经历着严峻的考验。但是，一年过去了，泰国经济已经出现转机，而严重的金融危机也并没有引发相应的政治危机，显示了民主政治的优越性。也说明泰国的民主在经历了多次挫折后，已经更为稳定和成熟。
２．传统政治文化的负累
泰国的民主政治体制已经建立起来了，但是，它能否巩固和健康运作，能否充分发挥其优越性，还有赖于它能否培育起成熟的公民文化。而为了培育现代公民文化，就要清理传统政治文化的基地，实现由传统政治文化向现代政治文化的转型。
泰国先民是中国人。他们自13世纪摆脱受外族奴役的地位建立独立国家后，自称为“泰(Thai)”，即自由人之意。其国家称“速古泰”，意为“自由国土”。但是，泰国的传统社会却是极端专制的。一位研究泰国政治文化的学者写道：“如果问，亚洲曾有那一个国家，最能符合K.A.魏特夫所描述的‘东方专制’的理论模式，即统治者的权力在理论上和实际上皆不受任何限制，对臣民的生命财产可任意予以处置，我的回答无疑地是传统时代的泰国。”〖ＺＷ（〗江炳伦：《亚洲政治文化个案研究》，第87页。〖ＺＷ）〗
台湾学者汪炳伦指出，泰国政治文化中贯穿着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家长制原则，二是神权原则。
家长制原则引申到政治领域，整个国家就被看作一个大家族，各个地区就是这个家族的分支，或亚家族。国王是全国人民的家长，各地的长官是当地的家长。在家庭中，家长必须乐善好施，关心照顾他的家庭成员；而家庭成员必须尊重家长的权威。因此，国王也把人民看成子民，把自己看成人民的主宰和保护神。他的地位和权威不受侵犯。
这种家长制观念与佛教相结合，形成神权观念。国王被看成是毗湿奴、湿婆和梵天在凡世的化身。对神的崇拜转化为对国王的崇拜，国王具有了精神权威和神圣的光环，被看成拥有绝对权力的神，主宰着人们的命运。家长制原则与神权原则相结合，在政治领域形成现代权威主义和独裁政治的心理文化基础。
与此相适应的还有社会权力的等级观念。在等级制的权威主义观念下，泰国人形成两个行为准则：一是必须服从，二是只服从上级。在家庭、学校和寺庙，从小就向人们灌输服从和尊重的习惯，要服从父母、兄长、教师和上级。官职、年龄、地位、财富等都是享有尊严的依据。这在政治制度的等级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任何官员对待其上级都要绝对尊敬、恭顺和服从。因此，官员只对上级负责而不是同时对人民负责。在严格的等级体系内，人的身份地位甚至都被数量化了。人们习惯于对上的服从和对下的发号施令，不懂得如何处理平等人之间的关系。
在这种文化传统之下，政治制度往往带有专制和独裁的特征，而人民很少抵抗。这是现代泰国长期受军人独裁统治，而人民往往又甘心忍受的原因之一。对上级和统治者的恭顺和服从及不敢批评反抗，又带来人们对政治的冷漠和消极态度，也导致泰国人政治参与愿望低沉和政治参与水平低下。在普通百姓看来，政治完全是达官贵人们的事情。政坛风云变幻，而百姓无动于衷。
泰国政治文化的另一个特征是庇护关系。它是地位不同的人之间形成的保护和被保护关系。处于较高地位的人利用他的权力、财产和影响给地位较低的人带来安全和利益，而被保护者通过他的依从、效力为保护人提供力量源泉和权力基础。在泰国，主从关系成为社会关系的基本模式，渗入社会广泛的领域。其特点是成对的、等级的、个人化的、自愿的和有来有往的联系。这种社会传统影响着当代的官僚体制、政党制度和种族关系，将其内部关系塑造成纵向的(而非横向的)和个人化的(而非抽象的)关系。
不过，泰国政治文化中这种依附关系表现得并不牢固，常常因保护人权位的丢失而中断。泰国频繁的政变导致了保护人不断更换。因而，被保护人也常常从一个保护人转向另外一个保护人。这种不稳固的依附关系也使得泰国很难形成稳定强大的社会集团，也直接导致泰国政党制度的不成熟。许多政党没有固定的政治纲领，而只有暂时的相互利益。这使泰国的政党更像利益集团。
泰国是佛教国度，人民信奉佛教者占全国总人口的94%。佛教信仰也塑造了泰国人的国民性格、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
佛教信仰使泰国人相信，一个人社会地位的尊卑，是前世修行的结果。这使他们规避政治，不求变革，以冷漠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处境和国家的政局。在泰国，人与人的关系基础十分脆弱，社会结构松驰。泰国流行的小乘佛教是个人主义的宗教，它认为一个人行善积德和作恶造业都是自己的事，每个人的来世命运只与自己有关。受佛教观念影响，泰国人具有明显的个人主义性格。但根据汪炳伦的研究，这种个人主义不是维护个人权利和履行个人义务相统一的个人主义，而是对他人和集体的漠不关心。在他们内心深处没有义务感，唯有面对一个无法回避的权威时，才履行义务。
这种个人主义的另一面便是对他人行为的宽容。上级对下级、父母对子女，虽时常命令嘱咐，但当后者未完全执行时，他们也并不苛求和深究。平辈人在一起，多是互不干涉。所以泰国人对任何事情都不愿意深刻卷入，以保持轻松冷静的心情，静观周遭的变化。有利的因素则尽量利用之，难免的后果则慨然承受之。强调温良恭顺谦让，与人为善，避免为难他人或损害其尊严。〖ＺＷ（〗有关泰国政治文化特征的内容参见江炳伦：《亚洲政治文化个案研究》，第87~105页。李路曲：《论东亚式民主》。〖ＺＷ）〗
泰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这些因素和特性对公民文化的建设无疑会产生许多负面影响。首先，官僚体制中的普遍权威主义使泰国人难以接受平等的观念。而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之一，便是确认公民在人格尊严和政治权利上的平等。其次，家族主义和庇护制传统使社会关系私人化，难以形成现代契约式的抽象关系。最后，要实现真正的民主，必须有发育成熟的社会团体，各种社会团体之间还必须有某种权力竞争和制衡机制，而泰国人独具的极端个人主义风格不利于建立牢固的现代社会团体，也不利于形成不同社会团体的竞争制约机制。民主政治无疑是以保障公民个人权利为其目的，但泰国式的个人主义使民众缺乏团体意识，缺乏纪律和公共道德，这会妨碍民主政治健康成长和正常运作。
民主化是由权威主义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转变，是以民主为目标的政治变革。民主化进程起源于民主意识的觉醒，民主派的形成，以及争取民主斗争的发起。然后经过权威主义政权的垮台，其终点是民主制度的确立。东南亚还有几个国家分别处于向民主转变的不同阶段上。
１．印尼：老迈权威主义政权的猝死
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的巨人，原为荷兰殖民地。自1949年获得完全独立以来，其政治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1949~1958年，议会民主的政治实验期；(2)1958~1965年，保留民主的形式，但总统大权独揽，称“指导民主”时期；(3)1965~1998年，是军人统治的“新秩序”时期。
自1967年苏哈托借镇压共产党的威势上台执政以来，印尼一直是稳定的权威主义军人统治。苏哈托蔑视以一人一票、多党竞争为特征的西方民主模式，认为它是导致社会和国家分裂之源。他倡导一种“真正的民主”或“有领导的民主”，这种“民主”以传统的村社决策过程为基础，所有问题都得到公开审议，每个人的意见都会被考虑到，但是，一旦领导人作出了决定，这个决定被视为是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形成的，每个人必须支持。32年间，苏哈托操纵所谓民意机构，不断使他连选连任。到1998年，他已经蝉联7届总统。在他的统治下，军人控制了政府所有要害部门，限制和严厉镇压反对派。通过权力的高度集中和实行高压统治，保持了政局的稳定。苏哈托还有“发展之父”的雅号。在他的领导下，自70年代以来，印尼经济以每年6.5~7%的速度增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65年的50美元跃升到1997年金融危机前的1，100美元。印尼可以说是以权威主义政治保证和促进发展的一个典型。
然而，1997年发端于泰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迅速漫延到印尼。金融危机的冲击，将这个由稳定繁荣的金玉外表掩饰下的社会败絮暴露无遗：独裁政治、裙带政治、贪污腐败、官商勾结、贫富悬殊、低效率等。受世界性的民主化浪潮影响，自90年代起，印尼社会的民主意识开始觉醒，出现了对政府的不满和批评。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经济形势的急剧恶化。大批银行倒闭，工厂停产，失业率剧增，通货膨胀持续攀升，民众的生活日趋艰难，从而导致社会抗议浪潮的急剧升温。在这种情况下，1998年2月，已经年迈的苏哈托再次当选为总统，民众的不满终于爆发出来。大多数人认为，政治腐败是造成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一些研究者认为，腐败导致印尼产品成本增加30%，政府丧失50%的税收。民众更认定苏哈托家族侵吞大量国家财产，是经济灾难的罪魁祸首。
抗议活动最初由学生发起。学生们在校园里举行集会和示威，要求苏哈托下台，而后又不顾政府的禁令，走上街头。学生的活动在社会各界得到广泛的呼应。一个庞大的反对派开始形成。这个反对派内部构成很复杂，但在要求苏哈托下台方面却是一致的。一位反对派领袖说：我们的政府已经失去了道义、政治和经济上的合法性。
1998年5月12日，在首都雅加达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中，有6个学生被军警开枪打死。这个事件成为导火线，矛盾迅速激化，5月13~15日，雅加达出现了严重的骚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暴行。500多人在暴乱中丧命，许多商店被焚毁。
面对这种局势，政府内的许多人士也认识到，民众反对苏哈托的情绪难以遏止，只有苏哈托下台，形势才能缓和。于是，他们决定抛弃苏哈托。5月18日，一直是苏哈托亲信的议会议长哈尔莫斯宣布，议会要求苏哈托下台。他与武装部队议会代表团的领导人哈米德将军表示，如果苏哈托不自动辞职，国会就会弹劾他。政府中至少有11位部长表示，如果苏哈托不下台，他们就会辞职。苏哈托发现，没有人愿意参加他拼凑的改革委员会，也找不到人参加他改组后的内阁。同一天，拥有2，800万成员的全国穆斯林团体的领袖阿米安?赖斯表示，如果苏哈托不下台，他和他的组织要动员数百万人上街游行。
面对四面楚歌的处境，苏哈托先是表示愿意进行改革，尽早重新举行选举，而他不再参加竞选。但这个方案不为反对派和政府内的亲信所接受，于是，5月21日，苏哈托正式宣布辞职。由副总统哈比比继任总统。哈比比在就职演说中表示，人们期盼已久的全面改革已经正式启动。至此，在印尼这个权威主义大国，民主化浪潮冲破了封冻30多年的坚冰。
印尼权威主义政权的垮台可以概括为：30年的政治稳定，3个月的民主躁动，3天中土崩瓦解。一位政治学家不无夸张地说：“32年没发生任何变化，但是在3天之内一切都变了。”
苏哈托下台后，印尼开始了向民主的过渡。哈比比政府释放了一批政治犯，放宽了对媒体的控制，批准成立了一大批政党。〖ＺＷ（〗截止1998年9月份，就有50多个政党获准成立。〖ＺＷ）〗新政府正式宣布将于1999年6月7日举行议会选举，8月29日新议会将开始工作。议会将选出新总统，哈比比将提前结束任期。政府还迫于民众的压力，解除了苏哈托亲属在政府和军队中的要职，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苏哈托及其亲属侵吞国家财产的情况进行调查，并下令苏哈托及涉嫌亲属不得离境。
一直作为苏哈托控制政权工具，垄断政治权力的印尼专业集团，也进行了内部整顿，以迎接预期于1999年6月举行的大选。它决定，要在大选前正式宣布成为政党，要建成一个独立的、对各民族和宗教开放的政党，在组织上，与政府和军队脱钩。
印尼的民主化虽然启动了，但它的前方充满了变幻莫测的因素，人们对它的前景难以乐观。
首先，印尼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形势。导致苏哈托下台的金融危机的影响不但没有过去，反而由于政权更迭和社会动乱而雪上加霜。到1998年10月份，这个国家的通货膨涨率高达82%，大米价格上涨400%，企业一半亏损，失业人口陡增。预计到年底，会有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新政府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就无法平息社会动乱。能否收拾苏哈托32年独裁统治留下的乱摊子，对于过渡时期政府或未来的民选政府是一个巨大挑战。
印尼不是菲律宾。这里没有深厚的民主传统，没有成熟的反对派。所以在权威主义政权无法继续的时候，民主的条件尚未成熟。苏哈托下台后，印尼社会一直动荡不宁。1998年9月7日起，学生和工人又走上街头，抗议价格上涨，要求加快改革，形成学生运动的“第二次浪潮”。11月，在印尼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学生和民众又掀起了“第三次浪潮”，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彻底改革。每一次民主运动都伴随着社会骚乱。
印尼有2亿多人口，是世界上第四人口大国。它的国土由13，360个岛屿组成，在赤道线上横跨5，000公里。内部种族、宗教和文化极其多元化。有250多种语言，366个有自觉意识的种族。经济发展水平也差异甚大。在苏哈托的时代，依靠强大的中央集权，保证了国家的统一。但是，向民主过渡时期的政府不可避免地具有软弱性，面对长期被压抑的民族和宗教矛盾的迸发，它能否保持国家的统一和实现社会稳定，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特别是穆斯林运动迅速发展，更加令人担忧。印尼有88%的穆斯林(1.7亿)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穆斯林运动长期受苏哈托政权的压制，现在，他们开始要求成为主人，成为东家，而不再是客人。他们要住在正房里，而不是住在客房里。他们还要求废除压制伊斯兰教的法律，禁止烈性酒的消费，要求重新分配财富(针对华人)等。随着他们势力的发展，他们还会提出更多的要求。而这些偏激的要求又难以为其他人所接受。有人担心，印尼权威主义政权的猝死和向民主的快速过渡，也许会使其成为亚洲的南斯拉夫。〖ＺＷ（〗James Putzel,Why has Democratization been a Weaker Impulse in Indonesia and Malaysia than in the Philippines?in David Potter(ed.),Democratization,p.261.〖ＺＷ）〗权威主义的垮台不是带来健康的民主，而是国家破碎，衰落残败。
２．马来西亚的民主躁动
马来西亚有着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基本属于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多年来，它维持着准权威主义的政治制度，民众温顺，政府较有成效，社会也比较稳定。在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中，马来西亚政治强人马哈蒂尔一向以抵制西方政治模式，强调东亚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而著称。
但是，西风美雨还是对这个国家政治生活发生了重大影响。1998年9月2日，总理马哈蒂尔下令解除了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安瓦尔的职务，而后又以刑事罪嫌疑将其逮捕。这个事件就像给受到民主化浪潮冲击和金融危机煎熬中的马来西亚社会火上浇油，民众的不满和反抗一下子迸发出来。马来西亚街头涌出在这个一向沉静的国家罕见的大批抗议民众。他们同情安瓦尔，高喊“老人让位”的口号，要求执政17年之久的年迈的马哈蒂尔下台。长期沉默的反对派也立即活跃起来，十几个伊斯兰反对派组织亮相，他们要求更新领导，也要求更多的发言权和民主化改革。当民众得知安瓦尔在狱中受到酷刑折磨后，抗议浪潮又进一步升级。
安瓦尔被外界视为东南亚最具政治改革精神的政治家。东南亚其它一些国家政府领导人如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总统都表示同情安瓦尔。美国副总统戈尔于1998年11月份在吉隆坡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国家首脑会议期间，公开表示支持民众的民主要求，要求马来西亚领导人能够倾听街头的政治改革呼声。这样一来，一向以强硬、好斗、敢于向国际社会挑战著称的政治强人马哈蒂尔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孤立之中。
无论安瓦尔事件如何收场，马来西亚社会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马来西亚社会了。民主之潮已经涌入这个国家，民众多年来对政府的忠诚驯服结束了。他们开始作出自己的判断，提出自己的要求，并不顾政府的禁令采取积极行动来争取使自己的要求得到满足。这是民主化的开端。
３．柬埔寨和缅甸的政治僵局
柬埔寨和缅甸都是中南半岛上很落后的国家。在那里，人民不仅经受着经济低度发展的痛苦，还饱受政治上低度发展的折磨。这两个国家近几十年的政治经历，充斥着专横的强权、战乱和政治动荡。人民付出了太多的代价，民主化的进程举步维艰。
柬埔寨在经历了推翻西哈努克亲王的政变、内战、红色高棉的极权统治、灭绝人性的屠杀、越南的入侵以及红色高棉的游击战后，终于在国际社会的干预下，走上了和平的轨道。但长期的流血斗争造成柬埔寨社会深刻的难以弥合的分裂。
受国际社会的影响，以民主的方式解决各派的冲突，决定权力的分配，成为新政权合法性的基础。1993年，在国际社会的监督下举行了大选。但是，有实力基础而在大选中失利的洪森扬言要诉诸暴力，并强行与拉那烈结成两首相的伙伴关系，即拉那烈任第一首相，洪森任第二首相。实权仍掌握在洪森手中。
这种情况勉强维持了几年。当新一轮大选临近的时候，洪森看到拉那烈加强了大选前的活动，于是发动政变，把拉那烈赶出政府，迫使其流亡国外。但是，洪森政权也因此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联合国没有洪森政府的席位，各国的援助也被冻结。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洪森政府同意拉那烈回国，并于1998年7月26日在国际社会监督下举行大选。
大选如期举行，国际社会派大批专家监督了这次大选。在大选这天，柬埔寨民众表现出空前的热情，许多人一大早就等在投票站，几乎所有登记选民都投了票。选举基本上是在和平的气氛中进行的，国际社会的监督人员认为，选举中虽有舞弊现象，但整个来说，选举是公正的。
选举结果是洪森的人民党获41%的选票，拉那烈的奉辛比克党获31.7%的选票，另有桑兰西党获14%的选票。按宪法规定，只有得到议会三分之二的支持，才能建立政府。洪森的人民党没有另外两党的合作，便无法组建新政府。而另两个党都指责选举的舞弊行为，拒绝与人民党合作，并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于是，大选后，柬埔寨没有能建立起民选的合法政府，政局长期处于动荡之中。直到1998年11月，人民党与奉辛比克党才达成协议，由洪森出任首相，拉那烈担任议会议长，内政部和国防部都设两个平行的部长，由两党各推举一人出任。关于副议长和内阁部长职位的分配也在两党间达成了相应协议。11月30日，新一届联合政府经议会通过正式成立。至此，柬埔寨民主化的前景又露出了一线曙光。
两党组成联合政府暂时打破了政治僵局，但两党间的长期冲突带来的敌视和不信任并不能因此而消失。由于两党间的联合是脆弱的，并且，柬埔寨政坛上各政党间还没有形成合法的、合乎民主程序的政治竞争习惯，所以，柬埔寨的民主还不能说真正确立了起来。
1962年以前，缅甸有过民主的经历。但自那时到现在，它经历了30多年的军人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缅甸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武装斗争连续不断的国家。这加强了军人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也使民主化进程受到阻滞。
10年前，民众的不满终于爆发出来，数百万人走上街头，举行示威，要求结束军人统治，恢复1962年前的民主。迫于民众的压力，军方同意举行选举。然而1990年的选举结果令军方感到意外，由民主派领袖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以压倒多数取得胜利。获议会485个席位中的392席。军方无视民意和选举结果，继续恋栈不去，并软禁了大选的获胜者昂山素季。
缅甸的军政权十分腐败而不得人心。在它的统治下，缅甸经济陷于停滞和瘫痪。原本是亚洲粮仓的缅甸成了世界上少有的最不发达国家之一，人均收入还不足200美元。军政权专横粗暴地对待奉行佛教道德原则、具有温和谦卑性格的国民，践踏人权，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由于担心政治骚乱，大学一再被长时间地关闭，整整一代人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为了垄断政权，军人统治者牺牲了国家的发展和繁荣。
目前，缅甸政治陷入僵局。一方面，1990年大选的获胜者昂山素季仍被公认为国家合法的领导人，她要求召开1990年选举产生的议会，使国家走上正轨；另一方面，军人仍拒不交出权力。他们把保证国家安全作为继续掌权的根据，声称他们所做的，就是为了国家最终走上正轨，为了给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铺平道路。目前，军人仍紧紧地控制着权力，民主势力受到压抑。但如果考虑到缅甸人有过民主的经历，考虑到他们在1988年的抗议活动和1990年选举中的表现，人们就会对他们争得民主权利充满信心。军方虽然掌握着强权，但即使他们自己也承认，他们的统治是临时性的、过渡性的。既然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