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我父亲的“文革”经历：与工人在一起的八年（一） -- northeast

1968年，我父亲迎来了人生的一次重要转折：离开了学习、生活了7年的大学，被分配工作，从此离开学校、走向了社会。

我父亲是1961年上的大学（当时的“东北工学院”，现在的“东北大学”），当时大学是五年制，1966年就毕业了。可1966年正好赶上“文革”开始，我父亲这个年级的同学与其他四个年级的同学一起又在学校多待了两年，直到1968年才被分配工作。

（PS：1968年与我父亲同时离开学校的不仅仅是同年级的同学，其他四个年级的同学也同时离开学校被分配了工作。“文革”后，有关部门制订的各项政策往往以1966年划线，我父亲这个年级的同学算是“正常毕业”，一般与1966年前毕业的大学生划分在一起；而其他四个年级的同学则往往被“打入另册”，搞得他们非常不满。）

1966年到1968年这两年，我父亲这个“大学毕业却没有被分配工作”的大学生就在学校经历了“文革”的头两年。（关于我父亲在这“文革”头两年的经历，我以前写过一些内容：链接出处、链接出处）可以这么说，我父亲的“文革”经历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头两年在大学，与大学生在一起；后八年在工厂，与工人在一起。

我父亲离开学校的时候，心情可以说非常不好，主要原因是因为我爷爷这两年挨了批斗（家也被抄过两次），谁也不知道我爷爷将来会怎么样。（PS：我父亲离开学校后，有关部门给我爷爷最后的结论是：一般历史问题。我父亲说这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就不算很大的事了，全家人就感觉压力稍微减轻了一些。文革结束后，我爷爷正式平反。不过在1968年，当时我父亲、我爷爷都不可能预见未来，所以当时的心情非常糟糕。）我爷爷当时甚至这么对我父亲说：“你这次离开家，就准备一辈子别回来了……”（行文至此，我的心情也感到很沉重。）

在去工作单位的路上，我父亲经过北京，去了一趟米粮库胡同，去看望他的大舅和三姨，这两位老人当时的处境也不好（链接出处），虽然大舅的那句“想想我这辈子也不亏，也没少享福，就连当年从日本人那里套情报的时候顺便都把北京好吃的吃遍了，现在就算吃亏也没什么可遗憾的了……”显得很想得开，但我父亲的心情却更加糟糕……

离开北京，我父亲坐火车终于到达了工作单位：当时位于山西省会太原市的第十三冶金建设公司（简称“十三冶”）。我父亲到单位报到后，发现自己当时一分钱也没了（真正的分文皆无），这是我父亲一辈子唯一一次“分文皆无”的经历。（在此之前，我父亲在父母身边生活，我爷爷很早就是月工资超100元的，仅在文革头两年处境不太好，但即使那两年也没到“分文皆无”的地步；在此之后，我父亲就自己有工资了。）我父亲后来与他的大学同学谈起这段“分文皆无”的经历，其他大学同学一般的反应是：“你这是唯一一次，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可是经常一分钱也没有呀……”我父亲当然能理解他的大学同学们的反应，因为当时他大学同班30人中有28人领过国家的助学金，仅有我父亲和另外一人大学五年没领过国家一分钱的助学金，其他同学“一分钱也没有”的时候一般都是向我父亲借钱。我父亲这种家庭条件，而且可以说就是在父母身旁上大学（链接出处），假如再领国家助学金的话，简直相当于现在开宝马轿车的人还申请国家安居工程的住房。

兜里没钱怎么办？因为刚到工作单位，周围的人都不熟，不好意思借钱，我父亲就打听财务部门在哪里，因为当时一般的规矩是刚到单位报到的新人到财务部门可以领到第一月的工资。打听到财务部门的位置后，我父亲赶到那里，看见排着两大排人，原来正赶上发工资的日子，来领工资的人很多。我父亲看见排着两个大长排，就想知道自己应该排在哪一排，就问旁边一个人，结果得到的答复让我父亲大吃一惊：“这一排是造反派，那一排是保皇派……”我父亲当时的第一反映是：“山西的革委会不早就成立了吗？……”

估计读到这里，有人会糊涂，我就解释一下：我父亲离开辽宁的时候，辽宁省的局势已经基本平稳了，我父亲的感觉是以辽宁省革委会成立后，各派的枪支被收缴了，武斗被平息了，整个社会至少在表面上实现了各派之间的“革命大团结”。（我父亲还清楚地记得与大学同学们一起参加辽宁省革委会成立大会的情景，近距离地看见了辽宁省革委会的主任陈锡联、副主任毛远新等领导。）辽宁省革委会的成立时间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算是比较晚的（辽宁省革委会成立之前已经有20几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革委会），而山西省革委会是成立比较早的几个省级革委会之一。我父亲理所当然地认为既然辽宁省革委会一成立，辽宁的局势就比较平稳了，那么革委会成立早得多的山西省一定已经是一派“革命大团结”的景象。没想到在第十三冶金建设公司，造反派和保皇派连领工资都不在一起，一定要分成两排各领各的，我父亲立刻感觉到山西的情况一定很复杂。

我父亲这个“十三冶”的新人，显然既不是当地的造反派，也不是当地的保皇派，其实他站哪一排领工资都无所谓了。我父亲下意识地站到保皇派那一排领工资去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父亲感觉保皇派那一排老同志多一些，造反派那一排年轻人多一些，我父亲虽然当时自己也是年轻人，但总感觉年轻人“嘴上无毛、办事不牢”，所以下意识地就站到老同志多的保皇派那一排。当然，这只是下意识的一个动作，作为一个外来户，我父亲后来根本就没参合山西本地两派之间的事。

领完工资，我父亲感觉山西当地形势不妙，就开始向周围的人打听情况。一打听才知道，原来当时不但山西的局势还没平稳，而且“十三冶”本身就是山西政治风暴的中心之一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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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就觉得奇怪呢，为啥68届参加工作的大学生比例这么高，原来是几届一起毕业的啊，受教了。

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播一条讣告，我父亲看到后，说了句：“是刘格平……”我问：“刘格平是谁？” 我父亲回答：“我刚工作时山西省革委会的一把手……”我父亲当时还简单说了几句刘格平与“六十一个叛徒案”之间的关系。刘格平就是当时山西省造反派的头号人物，我这里就不多加介绍了，如果谁想多了解一些，在几大搜索引擎中输入以下几个关键词：“刘格平、回族、六十一个叛徒案、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山西省副省长”就可以了。

我父亲当时所在的单位“十三冶”也有一位造反派方面的著名人物：杨承效。“十三冶”的工人是山西省造反派武斗的骨干力量，杨承效这个二级半电焊工就是“十三冶”造反派方面的领导人。我父亲并不认识杨承效，但在“十三冶”，我父亲可没少听到有关杨承效的故事，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保皇派的人都没少提到他（“十三冶”在外人眼中是造反派的大本营之一，但实际上“十三冶”内部也有保皇派的人，当然保皇派在“十三冶”是少数派）。就在我父亲1968年下半年到达“十三冶”的时候，山西的造反派和保皇派的斗争还在公开地进行，我父亲前面看到的“领工资都不在一起”的场面大概还只能算“文斗”，比较温和，而火暴的武斗还时有发生……

山西省有一个对造反派非常不利的情况：山西省的驻军大部分都是支持保皇派的，省军区司令张日清是刘格平的死对头，谢振华任军长的69军虽然不象山西省军区那样“强硬”地支持保皇派，但也是倾向于保皇派的（算是“温和”的保皇派）。在全国其他地方，经常出现省军区支持保皇派、野战军支持造反派的场面（一般来说，至少会有野战军中的部分领导、部队支持造反派），象山西造反派这样同时与省军区、野战军作对的情况还比较少见。但“十三冶”的武斗队却表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我曾经在一本书中读到“十三冶”的武斗队对外号称“68军”，表示其战斗力不逊色于谢振华任军长的69军（其实当时解放军有一支正牌的68军，驻扎在济南军区；“十三冶”的武斗队其实只是一支“山寨版”的“68军”）。

“十三冶”的武斗队虽然只是一支“山寨版68军”，但确实也有其独到之处。我父亲曾经听“十三冶”的人（无论是哪个派别的）谈到过“山寨版68军”的情况：“十三冶”武斗队的“强大”战斗力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十三冶”的工人中，东北人多……（这一条我就不多说了，毕竟不是太光彩的事）；第二，“十三冶”的汽车、工程车辆比较多（当时很少有单位有这么多车辆），“十三冶”武斗队经常可以用大批车辆快速输送、撤退人马。（这算不算实现了摩托化？）

当时“三支两军”的“军宣队”已经进驻了“十三冶”。进驻“十三冶”的“军宣队”人员既不是山西省军区的，也不是69军的，而是来自解放军总后勤部驻山西省的某机构的人员，这部分军人据说还算是支持造反派的，这让“十三冶”的造反派总算听到了一点好消息，可“十三冶”的保皇派立刻宣布“拒绝加入革委会”，“十三冶”的局势更加混乱了……因为“十三冶”的“军宣队”来自解放军总后勤部系统，所以“十三冶”的人背后管他们叫“邱会作的队伍”（邱会作是当时的总后勤部主任，林彪的“四大金刚”之一）。

这支“邱会作的队伍”面对“十三冶”的局面也挺挠头：保皇派根本不听他们的；造反派需要支持的时候态度还不错，想武斗的时候也不太听话。大概“邱会作的队伍”认为我父亲这样新分配来的大学生们还有可能“听从指挥”，有一天把分配到“十三冶”的大学生们全都叫去开会。我父亲与其他新分配来的大学生看着这些“军宣队”的人个个都是“一颗红星、两面红旗”，也分不清谁的职务高、谁的职务低（1965年解放军刚取消军衔制），只能从年龄大小方面估计一下他们的职务高低。“军宣队”的人讲了半天后，开始让新分配来的大学生们表态。表态，怎么表态？大学生们面面相觑，不知该怎么说。“军宣队”的人只好点名了，一位看起来年纪比较大的军官随便叫出来一个大学生：“你来说说吧……”

• 都在下面

参加工作的大学生那么多。以前倒是知道有个叔叔是67届毕业的，也是68年底分配工作的。

（因为标题有字数限制，所以标题中暂时省略“与工人在一起的八年”这几个字）

在“十三冶”的“军宣队”召集的会议上，一个刚分配来的大学生被点名发言，他琢磨了半天，终于表了态：“我坚决拥护解放军、拥护革委会。”妙！说得实在是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解放军是出面稳定社会的主要力量，革委会是代替以前各级人民政府的机构，说“坚决拥护解放军、拥护革委会”在政治上绝对正确，一点毛病没有。“邱会作的队伍”的各位军官听后显然也十分满意，在接下来的表态过程中，其他大学生（包括我父亲）也纷纷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于是大会圆满结束：“邱会作的队伍”感觉很满意，大学生们也如释重负。

事后，双方人员比较熟了，在相互交流的时候，才知道当时双方的心态：大学生们担心“军宣队”再搞什么“清理”、“审查”之类的事情，“军宣队”的人担心大学生们在新的单位继续发扬“造反精神”，双方是“麻竿打狼，两头害怕”。其实双方的担心都多余了，“军宣队”当时的任务是尽快恢复生产，大学生们普遍对文革头两年的运动也厌倦了，到了新地方就更没心思参合当地两派的斗争了。于是“十三冶”出现了如下的景象：造反派、保皇派继续他们的文斗和武斗；“邱会作的队伍”、新分配来的大学生、以及原来“十三冶”当中“打酱油的”（既不是造反派也不是保皇派的）则开始全面恢复生产的工作。

没多久，我父亲就得到通知，要参加一个国家重大项目，还要求严格保密。等到了工地现场，只见开来几辆大客车，从上面下来一些……外国人！！！从哪里来的？主持工作的“军宣队”人员宣布：“请大家欢迎奥地利和西德专家……”

不要说我父亲当时的反应，就是多年后我听我父亲讲起这一段经历的时候，也大吃一惊：文革时期，在社会还没有完全稳定的山西省太原市，居然出现一大批来自奥地利和西德的专家……我最初的感觉是莫非时空发生了倒流，改革开放的事情提前发生了？

时空没有发生倒流，奥地利和西德专家当时确实来了。我父亲后来才了解到，这个“国家重大项目”是文革前就与奥地利奥钢联公司方面进行了联系，甚至我父亲上大学时的同专业的同学中就已经有几个人被当时的冶金工业部安排准备大学毕业后参与这个项目，在毕业实习期间被安排到武汉学德语（莫非武汉这个城市与德国工业界有渊源？好象很多与德国有关的事情都与武汉有关）。结果文革一开始，我父亲所在的66届学生没有正常毕业，最后阴错阳差，那几位当初被安排到武汉学德语的最后都没能来参加这个项目，也我父亲却参与了这个项目。我父亲后来遇到那几为当初到武汉学德语的同学，都要说一句：“我替你们参加这个项目了……”。

这个项目是太原钢厂“50t氧气顶吹转炉项目（两台）”，氧气顶吹转炉技术就是奥地利人最先发明的（好象是1952年），此次项目是从奥地利奥钢联公司引进的，电气方面是由当时西德的西门子公司负责的，所以到现场的有奥地利、西德两个国家的专家。（PS：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好象奥钢联公司现在已经被西门子公司给收购了。）我父亲虽然参加了这个项目，但对项目决策层的事基本不太了解，很多事情他现在不知道前因后果，比如当时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新中国封锁的厉害（比如那个“巴统”），奥钢联公司为什么就能与新中国方面进行这个在当时规模不小的项目呢？莫非是因为奥地利是“永久中立国”的原因？

我父亲以及其他中方人员的衣服显得不太干净（因为经常到工地，没工夫经常洗衣服），而奥地利和西德专家们却显得一个个衣冠楚楚，还排队与中方人员挨个握手。其反差估计与二战时横扫欧洲的德军与中国的土八路会师的场景类似（仅仅是个比喻，二战时的德军中国的土八路永远不会会师，一是双方属于不同的阵营，二是地理方面距离太远。）

在此时此刻，工地现场有如下人员：

（1）“军宣队”人员，是项目的领导者；

（2）我父亲这样的刚分配到“十三冶”工作的大学生；（除了我父亲来自东北工学院，其他大部分来自吉林省长春市某大学，具体是哪所大学我也忘了，尤其是在长春市的很多大学都并入吉林大学之后，我就更加分不清当初长春市的各大学原来的名称了；）

（3）原来“十三冶”当中“打酱油的”（既不是造反派也不是保皇派的）；

以上（2）和（3）两类人员是“十三冶”当中比较听“军宣队”话的，所以参加了这个项目；

（4）奥地利和西德专家；

（5）来自全国各地的德语翻译；

（6）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参与进来的人员。

下面我就一一介绍这些人员吧……

• 都在下面

这个很NB。

应该是当时中国的TOP 3%了吧。

羡慕呀。

太祖一大功劳就是打开了西方的大门，实现了开放。

北朝鲜又哭又闹又放炮仗，到现在还是被封锁。

　　应该是超出百元不少了，两百左右甚至以上。

两百左右甚至以上? 你爸是高干子弟呀。

　　文革开始时俺老爸月工资已经是140，也没挨批斗。

瓦哦，你是高干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