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代王威发】站在胡锦涛的高度谈新疆问题 -- 张七公子

蒋介石退居台湾以后的经济建设

时间：2009/09/23 出处：历史研究

作者：王作荣

无论蒋介石的出身如何，亦无论各方面对他的评价如何，而且我也知道他的许多缺点，但老总统在我的心目中，是民族英雄，始终受到我最高的崇敬。不是我这一代的大陆中国人，不会知道我们国家与人民受到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侮辱与屠杀之惨，也不会知道其他帝国主义者对我们的侵略与屠杀，使我们过的日子比亡国还不如。老总统一如我们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有强烈的爱国心与救国志愿。他与我们不同的是，他有能力实现他的志愿。

在老总统的领导之下，全国人民奋发图强与日本人血战八年，终于打败了日本，得到最后胜利，虽然胜得很惨，胜得日本人不服气，心中仍然看不起中国人；但无论如何，自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外国人所给与我们的屈辱，外国人所强行加诸我们的不平等条约，外国人所侵夺的我们的土地，全部得以洗清、取消与恢复。也使得中国得以在国际上列名大国，成爲联合国的发起国家及五常任理事国之一，使我们梦寐以求的民族尊严得以恢复，真正地实现了民族主义。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八日，美国罗斯福总统广播：「我们要记得中国是第一个起来抵抗侵略的民族。这个打不倒的中国，在将来，不但对于东亚的和平与繁荣，并且对于全世界的和平与繁荣都要担负相当的责任。」（摘自《傅安明先生纪念文集》）这是对久被帝国主义者，尤其是日本长久欺侮的中国，何等的讚扬与钦佩，而这个打不倒的中国正是老总统所领导的中国。这将使他在历史上永垂不朽。那些爲个人与政党的私怨而贬抑他的人，绝对无法剥去他的历史地位；这些贬抑他的个人与政党，实在无知到不足以了解老总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当然，我也知道老总统受到他的出身、教育、中国文化与传统，以及时代背景等限制，脱离不了旧式军人的专权作风，缺少对民主政治的了解，深受宗族家庭观念的束缚，以及不知道如何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政府与国家；以致专制独裁，喜用同乡、亲戚及学生干部，不能广开贤路，不能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廉洁的行政及军事系统，造成军政两方面的贪污腐化。再加以一念之私，蓄意製造派系互斗，以便于控制；来台以后，更培养自己的儿子继位。在大陆时期，终于因此种种而失去人心，爲共产党所乘，失去了自己亲手打下的江山，自己得之，自己失之，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见的。无论对国家，对他个人，都是一个悲剧。

但另一方面，他不爱钱，自奉俭朴，折节读书，努力吸收新知，尊重专家意见。来台以后，更汲汲于行政革新及国家现代化，在历史上也不失爲一贤明之主，可惜残照馀晖，爲时己晚。但无论如何，他对台湾的贡献是巨大而永久的。他应是自郑成功开疆闢土以来，第二位对台湾贡献最大的人。郑成功当时率领大陆一批不愿做亡国奴的军民，来到台湾，开疆闢土，建造此一遗民世界，子孙繁衍，移民不断，遂使台湾收入中国版图。老总统也率领两百万不愿接受中共统治的大陆军民，播迁来台，一方面捍卫台湾，免受中共侵占统治；另一方面积极建设台湾，使台湾从一战后破败不堪、人民啼饥号寒的困境中，一变而爲富裕及逐渐现代化，成爲举世称讚的经济奇蹟。一个开疆，一个再造，其贡献同垂不朽。老总统对台湾的具体贡献有如下述：

一、儘管少数本省籍人士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与中国没有关係，这是他们的自由，无人敢说他们对或不对。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老总统领导中国人与日本血战八年，使得本省人由日本的三等国民、亡国奴的地位，变成了中华民国的一等国民，能自己当家作主，站在日本人面前可以抬头挺胸，不再有自卑感。这点作爲一个人的尊严来说，特别是在国际社会场合是很重要的。

我所谓三等国民，係指日本人爲一等国民。日本政府特准皇民化的本省人爲二等国民，人数并不是很多，直到二次大战后期，日本人爲利用本省人力及资源从事作战，皇民化的人数才大量增加。其馀绝大多数本省人则爲三等国民。在日本统治台湾期间，三等国民不准与日本人同住一个地区，同上一所学校，同乘一节火车厢，上大学也有学系的限制，据说还不准吃蓬莱米与鲳鱼，日本公司可以任意徵收土地经营糖业，日本警察更是任意打人耳光，开口就駡清国奴、支那人。我就有个已故的同事王孝崑，因个性倔强，做点小生意，常挨日本警察的耳光，对日本人恨之入骨。这些都是典型的亡国奴待遇。所有这些行爲都是对本省人在人格上的羞辱，对稍有志节的人来说，比杀头还难过，所谓「士可杀，不可辱」，因此有志气的本省世家子弟当然受不了，纷纷回归大陆，如谢东闵、连震东诸位先生就是如此。

也许有人会说，光复初期来台的外省人对待本省人也好不到哪裡去，诚然。但那是不同性质的对待，与日本人歧视羞辱本省人，不以平等地位对待完全不同。政府在大陆时代，党、政、军、情四种公务人员品质参差不齐，尤以党工与情治人员爲最，军队亦复如此，视一般无知百姓如土芥，尤其在较偏僻地区，对善良百姓更是生杀予夺，所谓下民易虐，爲所欲爲，百姓只有逆来顺受。但这是普遍性的，不分省区，没有等级。这些人来到台湾固然如此，在大陆各地区更是如此，其虐待百姓的程度远远超过对本省人的若干倍。换句话说，他们是普遍地欺压老百姓，不像日本人专门欺压台湾的三等国民，羞辱本省人的人格；当然还有韩国，是以韩国人迄今对日本人仍恨意未消，毫不假以颜色。而有一部分本省人却对日本人怀念不己，真不知道爲什麽民族性有如此大的差别。

也许有人会说，假如当年老总统不在开罗会议上索回台湾，则台湾就会像琉球一样，仍在日本人手中，日本人也一定会像对琉球人一样，给与一等国民待遇，既可过着进步国家人民的生活，也不怕中共来统一。是耶？非耶？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假如台湾现仍由日本人统治，本省人必受到一等国民待遇，是日本国民，但不会变成日本人。在日本人心目中，日本人是优秀的大和民族，而本省人是低劣的支那种，在种族的优越感之下，这两者是有很大差别的。

写到这裡，正巧一九九七年九月十五日《中央日报》副刊载了一则小消息，谈在日朝鲜人作家柳美里受到种族歧视一事，作者辜振台说：「在日本社会中，大多数老百姓仍然具有夸大妄想的心理，他们相信只有『纯日本人』，才会有成就，至于境内的少数民族则不值一顾。」依此类推，本省人归化爲日本人或仍受日本人统治，最多只是在日支那人而已，说不定还是在日清国奴哩。英国人对香港中国人及对整个中国人也是同一心态，看不起中国人。

总之，没有老总统率领中国人与日本血战八年，就没有资格出席开罗会议。没有出席开罗会议，台湾就不一定会归还中国，本省人也就没有今天的当家作主，不受任何人或任何种族的轻视与歧视了。

二、一九四九年大陆撤守，老总统率领两百万军民播迁来台，这两百万军民都是効忠老总统，信任老总统，自愿追随的。他们在老总统的领导之下，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对台湾作了如下重大的贡献：

㈠ 确保台湾的安全。两百万军民中，有六十万军人，成爲当时保卫台湾的长城。一九四九年十月金门古宁头之战，将来犯共军全部歼灭，以及数十万大军布防全台湾岛，日夜防守，阻止了共军进一步攻击台湾的计画，延迟到一九五○年六月韩战爆发，美国第七舰队巡防台湾海峡，台湾始转危爲安。以后即以来台的军队爲基础，在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协助及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签订之下，训练成防卫台湾的国防劲旅。一直到今天，中共不能像对香港一样地取得台湾，这支劲旅是决定性的因素之一，而追源溯始，不能不归功于老总统。

要附带说明的，古宁头之战，我军伤亡亦重，几乎全部爲外省籍，他们有些未曾踏上台湾本土一步，即爲保卫台湾而战死，埋骨他乡。如果没有他们的牺牲，及几十万外省籍军人佈防台湾，台湾早在一九四九或一九五○年初就爲中共所占领了，但是现在谁还记得他们的牺牲与贡献呢？

㈡ 带领一批技术官僚与技术人员全力从事台湾经济建设，打开台湾经济繁荣之路，创造了台湾经济奇蹟。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台湾正式光复，回归中国。当时的台湾经济，受到日本人战时的压榨，物资供应战争之用，人员抽调前线作战。再加上美军夜以继日地毯式的轰炸，所有稍具规模的工厂与生产设备、铁路、电力及大建筑物均被炸毁，而赖以维持农业生产的灌溉系统，亦因无人维护而荒圮，肥料极端缺乏，是以农工生产及电力交通几乎全部瘫痪，人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大部分居民赖番薯充饥，美援麵粉袋则抢着拿回家做衣料。物资奇缺，物价飞涨，事实上经济已等于崩溃。一九四六年，即光复后的次年，米产量仅约九十万公吨，棉纱四百一十吨，肥料五千吨，发电量四亿七千万度。

即是在这种情形之下，老总统带来一批操守廉洁、现代知识丰富、忠爱国家人民、生活简朴的高级技术官僚及中、高级技术人员，建立有效率而廉洁的行政系统，及在公民营企业中从事实际经济建设，不仅使政治社会安定下来，并进一步从事有计画的建设。一部分运用政府及民间带来的黄金、美钞，一部分运用美援，先修复被美军炸毁的工厂及公共设施，如铁路、电力等，迅速恢复生产，再在此一基础上从事农工建设，很快就控制了通货膨胀，大幅改善了人民的生活。

当时追随老总统来台的高级技术官僚，如叶公超、俞大维、尹仲容、蒋梦麟、严家淦、杨继曾、徐柏园等人及其大部分部属，无一不是具备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知识，中外文俱佳，雍容大度，而又爱国守分，操守廉洁，现在的官员与他们相比差得太远了。那时我追随他们之后，只听到他们如何忧国忧民，如何尽忠职守，开闢新出路，从未听说有卡位之争，更未听说官员一夕之宴，等于寻常百姓家一年之费的豪华生活。大战残破之后，日本人的物质建设全被摧毁，而且大军初败，能在短短几年之内，造成中兴之局，爲台湾建造经济奇蹟，爲居住在台湾的全体国人创造了富裕生活，永远脱离了贫穷，就是在这些人的领导之下完成的，而这些人都是追随老总统而来的。

至于老总统本人，在经济状况紧急时，经常召开财经会议，亲自主持，听取财经首长的报告，详细讨论问题，然后作决定。宵旰勤忧，令人感动，我们背后常戏称此种会议爲「御前会议」。

当时主持这些建设的，几乎全爲老总统带来的外省菁英，甚少本省人士参加，这当然不是排斥本省人，而是本省人当时缺乏这样的人才。即使是现在，要找这样品格、知识与气度的人才，仍有才难之歎。这是因爲日本人长期压制本省人，不培养奉省籍人才。据说台湾光复时，本省籍官员达到简任级的只有三位，又说只有一位，而做到一个乡镇长，或法院法官，已经是光耀祖宗几代了。连大学教授、企业中级主管及技术人员都绝大部分是日本人，日本人被遣送回国后，遗下真空，只好由外省人暂时填补。而国家领导人物之培养历练，需很长一段时间，故想要起用本省人士，亦一时无从着手。而由大陆返台的本省籍人士如黄国书、谢东闵、连震东、黄朝琴、吴三连、游弥坚等人，及原在台湾稍有地位的本省籍人士如蒋渭川、杨肇嘉、陈尚文等人，都曾得到政府重用。

㈢ 带来了一批民间企业家与大量资金，成爲发展台湾经济的主力。

有人说外省人是光着屁股来台湾的，这句话距离事实太远了。除了人尽皆知，政府曾将在大陆汇集的大量黄金、白银与外汇运来台湾外，追随老总统来台的两百万军民中，只有部分士兵们也许没带什麽钱来，其馀或多或少都会带着一些储蓄来台，全家来台者，很可能带着全部的储蓄。以我家爲例，全家来台，便带有约一千五百美元的储蓄，这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钱。可惜不会运用，每月在衡阳街黑市卖一、二十美元补贴九口之家用，就这样贴光了。这些外省人带来的储蓄，很多都变成了建设台湾经济的大小投资。

大陆撤守时，大资本家分成几股应变。大部分留在大陆，结果都很惨。很少到国外。一部分到香港，成爲日后发展香港经济最主要的资金与企业人才来源，香港经济之有今日，这批人才与资金应居首功。美国《新闻週刊》曾有如下一段话：「当联合国于一九五一年宣布对中国大陆禁运时，作爲大陆通往外界大门的香港立即面临死亡，而香港的反应则是在无数由大陆逃往香港的上海工业家的领导之下，转变成爲一个製造业的中心，在以后的四十年中，这个殖民地开了将近十五万个工厂……。」（Special Commemorative Edition, Newsweek, May～July,1997）

同样情形也适用于台湾，撤退当时，也有相当部分企业人才与资金随老总统来到台湾，而成爲当时台湾发展经济最主要民间资金与企业人才的来源。任何研究台湾经济或那一段时期台湾史的人士，都应该知道当时最主要的产业是棉纺织业。这些纺织业在一九五○年代供应台湾最缺乏的民生物资之一——布，也提供了大量的劳工就业机会。在一九六○年至一九七○年代，又变成台湾最主要的出口工业，直到一九八○年代由电子业取代第一位出口业爲止，但迄今仍是最重要的出口工业之一。

当时几家大纺织厂或公司，据我的记忆所及，有大秦、中国、雍兴、远东、台元、申一、六和、台北、工矿公司台北厂、台南等家。其中仅工矿公司台北厂爲接收日人之产业，设备小而陈旧，可能是本省企业经营的仅台南纺织厂，不过五千不到的破纱锭而已。其馀除中国係政府在大陆经营之厂迁来台湾外，全部爲大陆民间或银行在大陆投资迁来台湾之纺织厂。

这些厂除大秦、中国、雍兴、台北等厂以后因经营不善而次第关闭外，其他如远东、台元（裕隆集团）、六和（六和汽车集团）、申一等公司都以其盈馀转投资于其他产业，而成爲大财团，亦有由其内部分出之股东自行经营企业，而成爲大小财团者。当然，外省人当初来台之企业不仅限于棉纺织业，还有其他大小企业，只是纺织工业太重要，太凸显而已。所有这些大小企业，无论以后经营是成功或失败，都对当时及以后台湾的经济发展有重大的贡献，正如外省人在香港所作之贡献一样，殆属毫无疑问。

读者也许要问，那麽本省的企业呢？我要坦白地指出，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几乎所有稍具规模的大企业都在日本人手中，中上层企业经理人才也都是日本人，本省所谓大财主，大都是大地主而已。日人所留下的工厂设备都被美军炸毁，日人离去也带走了技术与管理，留下一堆废铁，主要係由外省籍的技术与管理人员来修复生产。那时属于本省籍有规模的企业，北有大同，南有唐荣，再加上几家煤矿与金矿公司而己。政府爲求平衡，对本省稍有规模的企业都刻意予以扶植。大同与唐荣都是受扶植最多的本省籍企业，当时对他们的融资以千万计，唐荣甚至以亿计，这是一个天文数字。唐荣是个扶不起的阿斗，最后倒闭，欠台湾银行巨额资金无法清偿，乃改组成省营唐荣公司，苟延残喘至今日。

在老总统领导之下的政府，爲平衡外省与本省籍企业的发展，在当时既少本省籍企业人才，又缺少资金的情形下，乃将有利的新投资计画，配以银行资金及美援，规定由本省籍人士经营。

我还记得有两个着名的例子：

㈠ 台湾塑胶公司。这一生产PVC投资计画，係由工业委员会委员严演存所推动主持的，生产方法、部分资金来源、设备规模等等都设计妥当，要找一本省籍企业家出面经营。先找到南部何家被拒绝，改由王永庆先生经营，王先生以其经营天才，在经历一段艰苦日子后，终于成爲国际性的大企业，而王先生也成了台湾的经营之神。

㈡ 新竹玻璃厂。约在一九五一年前后，时任中央信託局局长的尹仲容先生爲美援物资到达基隆港口，仓库容纳不了，乃至基隆海关仓库亲自查看，发现仓库一隅堆满装箱机器，问管理人是何物，答以係大陆耀华玻璃厂向美所订购之製玻璃机器全套，装船运至中途，上海失守，乃在基隆卸货，堆放迄今，无人过问。时台湾因战争影响，公私房屋门窗均破损，而又无外汇进口玻璃，乃用纸煳，破布补，颱风来时则钉木板，故需玻璃十分迫切。尹仲容先生立即查询台湾有无製玻璃原料，经查新竹有，又查有无人知道製玻璃技术，经查温步颐原爲製玻璃之工程师。

于是设备、技术、原料、市场齐备，乃由中信局拨款两百万元筹设新竹玻璃厂，一切就绪。至于由何人经营，尹仲容先生坚持二点：一是民营，一是鑑于外省人经营的大企业太多，玻璃厂必须交由本省人经营。但因係新工业，遍觅不到本省企业界愿意投资，最后乃看中刚卸任建设厅长职务的陈尚文出任董事长。不料陈尚文坚拒。据传陈尚文躲在卧室牀上不接见来请他出任董事长的代表，最后係从牀上捉出来始应允的。结果新竹玻璃厂在当时是利润最高、待遇最好的企业，曾送巨额酬劳金给尹仲容先生，被拒收；尹先生逝世，又送巨额奠仪，亦被拒收。

我举出这两例，足以说明当时本省资金及企业人才两者皆缺乏的情形，新式大型企业绝大部分在外省人之手，哪裡是光着屁股来到台湾的？在政府刻意运用台银资金及美援之下，本省籍大企业乃逐渐发展起来。今日有名的本省籍财团如台塑、大同、和信、新光等等，无一不是在政府强力扶植保护之下成长繁荣起来的。而政府的这种决策在当时都是在御前会议下决定的。

我这样叙述当然不是轻视本省企业界的才能与努力，更不是轻视本省一般人民的勤俭与敬业所作的贡献。相反的，我是在默默旁观中，最能欣赏与佩服奉省籍同胞的冒险犯难与创新去旧的企业精神的人。我常思索本省籍同胞如何会有这种企业精神，我的答桉是一半由于血统；一半由于台湾的自然环境。所谓血统，是指他们的祖先都是从大陆移民过来的。这羣移民如果没有冒险犯难与创新去旧的企业精神，就不会远渡重洋到一座荒岛上求新生路，就会留在老家穷苦一辈子。

所以他们及他们的子孙都有企业家所特有的天赋，以及勤苦耐劳的工作态度。换句话说，他们及其子孙有这种血统。所谓自然环境，係指台湾的天然资源并不丰富，专就环境而言，台湾是美丽而贫乏。走出大门，所见不是高山，就是大海。要谋生，就得靠智力、靠努力、靠冒险、靠吃苦。总之，靠爱拚才会赢，也因此而养成了好斗的特性。我因爲致力于台湾经济发展的工作，对本省籍同胞这一方面性格的观察，少有人比我更深入。

但是所有了解一点西方进步国家经济发展史及经济发展理论的人士，都会同意一个残破不堪的落后经济体，如果没有政府领导，如果没有外来的企业人才、技术与资金的输入，儘管有勤劳的劳工与富有企业精神的本上企业人才，也很难在短时间内突破困境，创造新局。我希望在这一方面有学养而又态度公正持平的学者，对当年的经济发展作一深入研究。

「日据时代与光复后重要农工产品产量比较表」（本帖从略）说明了几个关键年代，台湾经济发展进步的情形，也最足以代表老总统领导台湾经济发展所作的贡献。

一九四六年，是台湾光复的次年，仅凭农工生产与电力运输等统计数字，与日据时代最高产量相比，便可知道日本人交给我们的是一个如何破烂，实际上已经破产的经济。那时所有重要硬体设施可说全被美军炸毁，日人撤退后，管理与技术均呈真空，生产资金更是匮乏，甚至连果腹都难。即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开始台湾经济重建的。

一九四九年，距离光复已有四年，由于台湾本身既缺乏重建资金与管理技术人才，而中央政府又因内战自顾不暇，致台湾经济复甦进程缓慢，人民生活仍在穷困不堪中，恶性通货膨胀更日形恶化。这些也可从表列统计数字中看出来。

一九五二年，即中央政府迁台三年后，在政府携来的政府人才与资金、外省籍民间所移来的企业人才与资金、本省籍的人才与资金，以及美援的协助之下，三年之内，就将农工生产与电力运输等恢复到日据时代的最高产量，有些且远远超过，通货膨胀也获得控制。至此，台湾经济才算从战争破坏中站起来，才能够从事正常的经济发展。

一九七六年，即是老总统逝世的次年，从表列数字中，可以很清楚地对比出来，台湾经济已经起飞了，台湾经济奇蹟已经形成了。这张表所涵盖的期间，正好是老总统在台湾主政的期间。而且充分说明了台湾经济之所以能迅速复兴，得力于外来人才与资金至大。要不然，何以在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四年，仅凭本省力量，经济重建如此之慢呢？当然，美援也有重大帮助，但必须注意，美援的恢复虽是一九五○年，大量到达则是一九五一年开始的事，至一九五二年，仅有二年。而美援中止是一九六五年，此处的统计数字要到一九七六年。

关于台湾经济因战时日本人的压榨与战争破坏而陷于绝望境地，老总统及其所领导的政府，如何艰苦奋斗，如何作正确的决策，如何发挥高度的廉能政府效率，终于打开一条生路，创造了台湾经济奇蹟，以有今日的富裕社会，兹再引述两位与台湾经济发展有密切关係的美国高级官员的言论作爲佐证。

美国国务院助理援外执行官兼美国海外开发会议主席葛兰持氏，于一九七二年五月三日，在众院的亚洲暨太平洋事务外交小组委员会作证的言论，即可证明。葛氏徙距今二十五年前台湾在险恶环境中开始重建成绩说起，极讚佩台湾的经建政策，及其由此导致的高速度生产成长率、国际贸易年增率、人民就业率、国民所得额、储蓄增加数与都市农村财富分配佳况、教育卫生普及情形、生育节制成绩、空气污染预防措施，以及运用美援特别有效的事实，认为其中若干的成就，远不是一般开发中国家所能及，都是开发中国家的一面镜子，并且是如何消弭社会革命的镜子。最后指出在今后的年月中，开发中国家面临的问题极大，在它们寻求有效辨法之际，无论其理论的根源为何，世界上的农业研究者，为了解决出现中的粮食危机，于六○年代初颇借重台湾的经验。

世界上的经济学家，于六○年代中期，为了寻求成功的成长与输出的类型，亦借重台湾的经验。对于仍然试图解决无法控制的失业、贫穷与人口问题的其他国家，台湾的经验可能有更大的贡献。以及美国驻华大使马康卫祝我建国六十一年说及的，由于「弹性决心企业心，到一九七六年时，将可达成一爲数一百亿美元的国民生产和一百亿美元的对外贸易的新双十」，「已使台湾人民深受其利的许多改进，都是一种富于想像的社会计画，可以被用做其他国家的楷模，为其他人民提供彷效的实例」。

这些都是铁的数字与事实证据，无人能加以否认。本省籍极少数人士动辄说日本人对台湾贡献如何大，而感恩怀德不已，却故意抹煞当时外省籍人士对台湾经济的复兴与起飞的重大贡献，岂是持平之论。前面曾提到香港之有今日的发展繁荣，一九四九年大陆撤至香港的企业家、资金与劳力，有很大的贡献。台湾也是同样的情形，却无人提及，爲什麽偏见至于此极。而且对老总统动辄漫骂污辱，以怨报德，令人遗憾不已。对于这种情形，无论本省人或外省人，尤其政治领导人物，也无人置一辞，更是令人遗憾。

在这裡，我还要特别指出两点：

㈠日本人占据台湾五十年，确实对台湾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有相当大的贡献。这些贡献虽然在战时及撤退时大部分被摧毁与带走，但有一部分无形的、软体的珍贵贡献却留下来了，这对台湾日后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帮助至大。包括普及教育制度、全省交通运输与电力网、治安制度、司法制度、农业组织与实验推广制度、金融制度，包括农会信用、中小企业信用、消费信用等，全省自然资源调查、全省水利灌溉制度等。我应是极少数注意日本人的这些贡献，并公开写文章予以承认的人士之一。

㈡自一九五一至一九六五年，共十五年间，美国给与台湾经济援助约十五亿美元，对台湾经济稳定与经济及社会发展的贡献，当然很大，而处理这些美援的全部爲外省籍官员，本省籍仅有比较基层的、纯技术性的官员。当时站在第一线与美国驻华经援官员打交道的，包括尹仲容、严家淦、杨继曾、王蓬、蒋梦麟、叶公超等人，都是精明能干，操守廉洁，中英文俱佳，得到美方官员的信任与尊重。

而我们运用美援的效率在全世界所有落后国家中，位居第一位。在亚洲，与进步国家日本并列爲最不贪污、效率最高者。因此常成爲美国向国际宣传美援成功的橱窗，也成爲美国国会争取拨款的举证范例。亚洲国家如印度、东南亚诸国、韩国等等，都不能与我们相比。而我们因运用美援成绩好，也是落后国家中最早结束美援的国家。所有这些第一线甚至第二线官员都是追随老总统来台湾的。眼看今日情形，对照当年，真是感慨万千。

三、在一九五○年代，周至柔任台湾省主席时之祕书长郭澄，曾亲口向我说，彼赴任时，老总统召见，命其在任上拔擢及培养本省籍菁英份子两百人，备爲国用。而当时政府也确实一方面延揽擢升本省籍中生代，一方面注意培训年轻一代，以致民间传说当时是「崔苔菁」（谐音吹、台、青，即会吹牛的台籍青年）当红的时代。可惜本省籍部分菁英份子沉潜能力不够，急着冒出头，不时演出走样的剧本，我想老总统一定感到失望。

但也有极少数偏激的政治人物、思想狭窄的学者，与少不更事的知识青年，他们根本不知道在日人统治之下所受的亡国奴待遇，或是知道而不在乎。他们更不知道在大战结束后，那一段艰苦岁月是怎麽过来的。也不知道老总统所领导的政府爲了台湾的安全、人民生活的改善，以及爲了求取省籍的平衡，付出了多少代价与心血。他们从不回溯过去那一段历史，而竟然视老总统如寇雠，开口就駡，动手就侮辱他的铜像，以快个人恩仇。

他们所持的唯一理由，就是老总统实施白色恐怖的统治。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实施白色恐怖的背景与对象。在大陆撤守前一、二年，国民政府濒临崩溃前夕，中共渗透政府、军队、学校、工厂，乃致于国营事业，倒戈起义，游行示威，此起彼落，人民一夕数惊，终至人心涣散，全面瓦解。迁台之后的二、三年，台湾与中共隔岸对峙，金马前线砲声不绝，沿海小岛海陆战斗未断，而一九五八年八二三砲战规模之大，战斗之激烈，更是震动全世界，台湾实际上处在战争前线。

台湾内部则人心浮动，共谍桉层出不穷，大陆撤守前的内应与倒戈现象，隐隐然有再度出现的可能。爲求确保台湾的安全与安定，乃不得不採取严厉的管制措施，后来并宣布戒严令。实际上，此项戒严令与西方国家在交战区所宣布的军事戒严令相去甚远，并没有实施军事统治，更没有军方人员接管民政。直至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中美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大局始稍微稳定，但仍有一九五八年八月之砲战，此即所谓白色恐怖之背景。

至于白色恐怖的对象，则绝大多数爲外省人。在一九五○年前后数年，可说每年均有几件牵连甚多的共谍桉发生，被执行死刑者都爲外省人。本省人即使有之，亦百不得一、二。以后对于台独人士，则多採取短期徒刑或放逐国外的办法，基本原则是安抚重于处罚。所以所谓白色恐怖，牺牲最大者是外省人。

毋庸讳言，在执行这种政策时，执行人员不免有所偏差，而其中若干不肖之徒，亦常挟怨寻仇，致使许多无辜者蒙冤受屈，冤杀冤囚者颇多。但就整个社会而言，则得到相当的安定，得以集中力量于经济建设及对抗中共，亦爲不争之事实。在两代蒋总统治理期中，台湾很少民主，但人民却享有政治以外的充分自由。而政治只要不涉及中共、台独、组党、污辱两代蒋总统，其他则并无严苛限制，与中共毛泽东时代、苏俄史达林时代及德国希特勒时代，甚至老总统在大陆时代，节要温和很多，谈不上是什麽白色恐怖。而比之日据时代，动辄杀人盈城，全村遭屠，则更是天壤之别。翻遍中外历史，一个活在所谓「恐怖」中的人民，哪来如此的经济繁荣？又哪来培养如此多的各类人才？

什麽叫做知识份子？就是衡情论理，有其客观标准，不爲私心所蔽。但是，现在有些人在安定与富裕生活环境中，坐在舒适的办公室或研究室中，口沫横飞地指责当年的白色恐怖，并将其归罪于老总统，完全蔑视了老总统对台湾的巨大贡献，岂得谓之公平。何况没有当年的安全措施，不幸爲中共所乘，则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在侮辱老总统的事例中，有两件事我要在此一提：

一、有极少数的人想尽办法要将老总统罗织到二二八事件中，翻箱倒柜地找证据，是否当年係老总统下令派兵来台镇压，要藉此进一步加上老总统的罪名，还要镌刻在二二八纪念碑上，迄未得逞。我要在此指出几点：

㈠无论当年是否是老总统下令派兵来台，都不会构成老总统的罪行。二二八是一个偶发事件逐渐演变成武装对抗，许多无辜外省人被屠杀，更多的外省人被武装囚禁，任何当政者处在这种情形之下，都要派兵镇压，不然，如何解决问题。陈仪并非没有试图以谈判安抚解决，无奈起事者节节进逼，走上绝路，当时纪录俱在，岂是任何人可以湮灭栽诬的。

㈡当时国民政府所统辖的地区是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六亿的人口，而台湾不过三万六千平方公里土地，人口不过六百万，在整个中国的比重上不是很大。老总统一定是很重视台湾，不然他不会亲自来台湾视察。但在整个国家施政的优先次序上，不会很前面，所以派兵一事，可能有人签报核准，不一定是他下命令。

㈢当时台湾属于边疆地区，而中央政府对于边疆地区，历史上都是採安抚政策，儘量优容宽厚，不会严苛。二二八事件发生，不但中央决策机关一再谴责台湾当局者平日治理不善，而且闽浙浙监察使杨亮功立即冒险来台调查真相，老总统并派当时之国防部长白崇禧爲宣抚使，代表他来台安抚台湾人民。可见在老总统心目中，毫无滥杀无辜之意。

极少数奉省籍政客及部分受难者家属，这几年可说年年都在二二八前后炒热一阵子，唯恐族羣之间不分裂，唯恐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于此政府政策实有鼓励作用。另一方面，对日据时代，日本人屠杀本省同胞则根本无人提及，甚至在所有的《认识台湾》的国中教科书中亦少提及，不知是何心态。根据日本官方统计，仅一八九八至一九○二年的五年之间，本省同胞被杀者即已达一万一千九百五十人（本帖从略）。

又据同一资料来源第十二页载：「又据台湾革命同盟会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七日发表『马关条约』五十週年纪念宣言中估计，『五十年间，牺牲六十五万人』（转引自陈芝笙，《台湾地方史》，页二三二，一九八二年八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日本人屠杀「支那种人」是整村整乡屠杀的，老弱妇孺一律杀光，日俄战争期间，日本人对旅顺；中日战争期间，对南京，更是整城的杀，这都是有纪录可查的。

在中国大陆是如此，在据台期间，对台胞亦复如此。儘管有些本省同胞自认不是支那种，但日本人并不作如是想，当年杀起来照杀。我提这些往事，毫无意思要煽动与日本人之间的仇恨，尤其我是基督徒，而且本性就不记仇，希望忘记过去，人类都能和平相处。我好奇的是爲什麽现今的政府与极少数民间人士每年却炒热二二八，而丝毫无亡国之恨。

顺带一提的是，一九九七年《认识台湾》的国中教科书内容之争。我对此事无兴趣，也未读该教科书，但从报上得知书内曾使用「终战」一字。我必须要指出，太平洋战争是以日本无条件投降（unconditional surrender）结束的。所谓无条件投降，就是日本直截了当投降，不能讨价还价或有什麽条件。投降对象包括中国在内，老总统时任同盟国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

日本人对其国内人民不承认是投降，说是终战。终战者，终止战争也，有两种含意：一是并未投降，只是战争暂时终止；一是暂时终止，日后还会再战。所以终战是彻底隐瞒日本无条件投降这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实的日本皇民用语。这些编教科书的人士有权将其子女皇民化，但绝无权编在教科书中，让其他支那种人（日本人用语）的子女皇民化。我们可以原谅日本人屠杀支那人的暴行，但不会忘记被屠杀的耻辱，而认贼作父。

二、前台北市长陈水扁对老总统的侮辱。陈水扁就任市长伊始，便下令将介寿路改名爲凯达格兰大道，其意谓老总统不如最早登陆宜兰、最先进入台北盆地的凯达格兰原始民族，藉以羞辱老总统。我在前面说过，我们外省人那是追随老总统而来的，老总统永远是我们外省人的精神领袖，羞辱老总统，对三百万的外省人而言，是非常严重的事。好在外省人承平生活过得太久了，上层忙于争权卡位，下层忙于攘利谋生，早已麻木不仁，醉生梦死，可能根本不知道老总统是在被羞辱，或者知道也懒得去过问，故都沉默以对，哀莫大于心死，诚然。

国人中有两个人应该站出来爲这件事说话的，但都没有：一位是李登辉总统，应以元首之尊爲故元首的受辱说几句话，更何况身受经国先生栽培提携之恩，方有今日；另一位是郝柏村，更受两代蒋总统的栽培提携之恩，跻于高位，既有兴趣去选副总统，理该爲老长官受辱说几句话。

我希望以后无论哪一任的市长，能将凯达格兰大道路名改回来，须知介寿路是一个很典雅的名称，有两种含意：其一，当然是纪念老总统，因爲他字介石，介寿正好祝其长寿；其二，介寿典出《诗经》：「爲此春酒，以介眉寿」，用现代话来说，就是敬你一杯春酒，祝你活到眉毛长出白长毛来。眉毛长出白长毛大约年龄要到七十岁左右。古人平均寿命短，人生七十已是古来稀了。所以介寿路者，是祝全国人都长寿的意思，并不限于老总统介公。当然也可改成总统路、府前路等等。

我是坚决反对搞个人崇拜的。一个无论多麽伟大的人物，一旦逝世，便应让他平静地走入历史，一生功过是非，百年之后，公正的历史家也许会给他一个定论，留名青史。华盛顿爲美国开国国父，邱吉尔爲拯救英国于危亡的功臣，还不都是平静地走入历史，留下一坏黄土，几页青史，供人凭弔而已。所以我一向主张，除非是出自广大人民的自动自发，千万不要用公权力与公帑搞什麽铜像、中山路、中正路、中正大学、中山大学、国父纪念馆、中正纪念堂。尤其不必在公共场所就要挂四幅像，国父、老总统、经国先生的遗像都应该取下，只挂现任元首的像，表示对国家的尊敬。

我也不赞成放纪念假，搞什麽谒陵，以前皇帝都并未如此。坦白地说，民主国家政权可以随时转手，一夕之间，可以全面更换，有什麽意义。我们既然号称民主国家，就应该有一个民主国家的模样。我也主张国民党或政府经由海基会透过海协会与中共高层密商，或派遣国民党中常委去北京协调，将两代蒋总统的灵柩运回其故乡奉化安葬。两代蒋总统灵柩之所以浮厝。就是要归葬大陆的意思。狐死正首丘，此爲人情之常，应该帮他们完成这个心愿，但必须低调处理，仪式简单隆重，千万不要搞什麽国葬，以致使中共不同意。

现在我要谈一下我与老总统的个人关係。我第一次见到老总统，是一九三三年的夏季，我以汉口市立第一中学初中一年级学生代表身分，聆听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蒋中正，在汉口明星电影院召集武汉教育界人士的训话。他长得什麽样子，说了一些什麽话，当场就没弄清楚，只见到勤务兵提一个热水瓶倒水给他喝。一九四三年，他兼任我的母校中央大学的校长，远远地见过几次，我的毕业文凭署名的校长就是他。一九四四年，我进中央设计局任职，他是我的长官，爲了青年从军被集体召见训了一顿。一九六五年，我以绩优公务员再被集体召见一次，我与他的关係如此而已，但我可以称他一声老师或校长。

一九六七年六月，老总统在国家安全会议上曾向出席的党政大员提到我。大意是说：「有一个叫王作荣的，写了一奉书叫作《台湾经济发展之路》，其中百分之八十我都同意，你们下去找一本读一读。」散会后，这些大员纷纷向我原来服务的机关经合会索取，报上说一时洛阳纸贵。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国民党九届五中全会，他又在约八百人的党政军人员前介绍这本书，并宣读，要大家下去读，于是他们又向经合会索取了一次，经合会爲此印了好多版本，还有大字版。那时我远在曼谷。后来，他告诉左右，说王作荣是个什麽样的人，他要见见。这是他的祕书孙义宣告诉我的。

不久，经建会便打电报给我及联合国亚远经会，要我回来一趟，但并末告知我是老总统要见我，只是要我研究台湾经济问题，提供意见给政府参考。我于一九六七年八月返国，便老老实实地坐在经合会给我的一间办公室裡，埋头做研究写报告，除了被请吃饭外，没有主动要求晋见任何人。我于九月十二日离台前夕，经合会才通知我要去见老总统。我晋见时，老总统连声说好，并说《台湾经济发展之路》他都看过，内容也很同意，只有两点他有点意见：一、战时中央银行的运作，我不了解实际情形，有些误会；二、交通建设很重要。但语气十分温和客气，接见约十馀分钟后我即辞出。当时接待的祕书是王正谊。自始至终，我都未被告知这次回来是因爲老总统要见我，特别电召我回来的，而且一直拖延到我必须返任的前一日才安排晋见，这就是官场的险恶。

这次回来写的报告，我当面呈上一份摘要，以后又补送了一份全文，也送了经国先生全文，相信老总统都仔细看过了。这篇报告连同前面提到的《台湾经济发展之路》中所提出的建议，大部分都被採纳，举其要者如下：

一、培养人才。本来设有国防研究院做几个月短期训练，来培养干部，以后便延长爲一年，并派往国外考察。

二、立即推行九年国民教育，并设立国科会等机构，发展高级科技。

三、发展资本密集重工业，如大炼钢厂、造船厂，以后都纳入经国先生的十大建设计书中。

四、整顿司法，提高待遇，建立优遇制度，淘汰年老不能办桉之法官。

五、整顿税收。设立行政院赋税改革委员会，历时二年，以求赋税之改革。

六、改革金融。设立银行改革小组，派专人出国考察，亦历时数年，提出改革报告。

七、在行政院设立决策小组。

以上仅就记忆所及，简单提出几项，因年代久远，并不齐全。请读者参阅附录四、五，当可有进一步的了解。这裡有几点值得特别指出者：

一、所有採纳之意见并付诸实施，从未有政府决策阶层人士告知我，对我而言，可说毫无回应，当然更无一言半语嘉奖或因此而给我适当职位。换言之，建议可以採纳，建议人则丢在一边，连通知一声都没有，真不知道这究竟是什麽心态。

二、据说赋税改革，财经当局怕老总统要我回来主持，抢先签请老总统要海外学人刘大中回来主持，我连参与的资格都没有。银行改革则由张兹闓主持，我则被聘爲小组委员。正如一九六○年我提出十九点财经改革措施，被排除在改革小组之外，不能参与一样。官场排挤打压人，可说不择手段，然而却误了国家大事。这些改革，包括司法改革在内，我都有一套如何推动的构想，可以使其落实，得到成果。现在连参与发言的机会都被剥夺，我也只有看着这些改革失败而己。

三、早在一九六七年，我提出的三大优先改革工作中，就有司法改革一项，所见不爲不早，对司法之重要性所知不爲不深。现在三十年已经过去了，司法情况每下愈况，如果不从根拔起改革，很难有成功希望。一拖三十年，实在令人气馁。

四、早在一九**年及一九六七年，二度建议行政改革，培训优秀文官，使政府行政现代比，迄今三十馀年，仍在喊提高行政效率，文官制度及文官品质仍是落后状态。即使从现在开始全力改革，收效也将在十年以后，换句话说，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了。

五、除九年国教係老总统亲自主导，卓有成效外，其馀各项建议虽都付诸实施，可说全都失败。包括重工业的建立在内。唯一的理由是决策阶层官员本身知识落后，又不愿意屈尊下问，敷衍塞责，做些「纸面工夫」，骗过老总统仍可升官或占稳位置；以及可能已爲老总统所察觉，因此几次在数百人的大会中痛骂「文书政治」误国。然而老总统那时已是八十馀岁高龄，兼且国势日下，有心无力，徒呼奈何而己，悲夫。

以上就是我与老总统的全部关係，但这是非比寻常的关係。以老总统当时威望之隆，阅历之深，识人之多，而其一生所见到的提桉、建议、文书何止千万件，我那时的地位不过区区一处长而已，实在算不了什麽，但他一读我的《台湾经济发展之路》，便十分称讚，要召见我。我想主要理由不外求治心切，认爲我的论点颇合于他求治的需要。据他的亲信告诉我，他很少公开同意别人的意见。

据他的祕书钱复告诉我，他曾吩咐左右人员，所有我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意见，片纸隻字都要剪呈给他看，可见他对人才的重视。而他之所以对我这样地位的人如此重视，一定是他已厌烦他眼前所用的那些人不堪用，不足以执行他的任务，满足他的需要，急于另觅人才。我返国后，曾有几次在国民党如全会之类的集会上听他讲话，他都是严峻地指责大官们不认真做事，也不认真读书，搞文书政治。

有一次他还说：「你们都不读书，只好我这八十几岁的老总裁去读书了。」这该是多麽沉痛、多麽失望的话。我说他求治心切，是因爲他一生都在求中国富强，建设一个现代中国。现在既不可能，又值衰老残年，来日无多，于是便想在台湾实现他的理想。英雄暮年，倨处台湾一隅之地，有志难展，令人无限同情。

一九七一年，我国被迫退出联合国及所有与其相关的机构，老总统犹能支援，并公开露面。一九七二年，日本与中共建交，以怨报德，对他打击太大，从此健康恶化，即未再露面。一九七五年四月逝世，万民震悼。灵柩暂厝大溪，犹冀有返回大陆之一日，令人悲恸不已。

最后，我要特别在这裡指出的，便是老总统愈是看重我的文章，愈是提到我这个人，我便会愈被隔离中伤，愈不能接近他，不能爲他所用。事实上，他那时已年迈，也无精力去用新人、行新政了。我之不被用，毋宁是极其自然的事，过失并不完全在我。

——以上《蒋中正总统》，摘录自1999年第一版《壮志未酬：王作荣自传》（台北： 天下远见）

——附注：王作荣，生于1919年，湖北汉川人，南京中央大学经济学系毕业，美国范登堡大学经济学硕士。国民党党员、经济学家；中华民国前考选部长、监察院长。早年服务于行政院美援会，曾任台湾大学经济学系教授、《中国时报》总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