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告别香格里拉神话（一） -- 双石

　　“人权”这张牌挺有煽动性也挺能忽悠人的，这本来是张为鼓吹“独立”而煽情的副牌，现如今却变得比主牌的份量还要重的“王牌”。这当然在很大程度上缘于那些把当年的西藏描绘得象天堂一般的“香格里拉神话”的制造者，这些神话与那些走马观花在西藏晃荡过几天的大小布尔乔亚们一惊一乍的“感悟”往往一拍即合，于得乎便无视半个世纪以来西藏的巨大进步和变化，主观地赋予了这片土地一些连西藏人民自己都“莫名其妙”的东西——比如“西藏是净化人的心灵的精神家园，西藏是真正的圣地”，主观地就认定“原生态”的西藏就是最神圣最不应改变的“人间净土”——正如一位在西方生活的中国学者所言：“很多西方游客去西藏，就是为了看看中世纪的生活方式。他们在西藏一看见现代物质文明，就说西藏的文化被破坏了，他们心中最后的人间净土被污染了。他们希望西藏人永远不要享用现代文明的一切成果，像中世纪的活化石一样供他们观赏。”

　　这位学者写道：

　　这位学者说：这样的观点在西方人中颇具有代表性。在欧美，甚至在国内，“很有些人或明或暗、或曲笔春秋或赤膊上阵地批评近几十年来西藏社会及生活的改变。他们的心灵在人欲横流的城市里是如何的无所寄居，而藏地纯洁的空气与圣洁的信仰拯救了他们漂泊堕落的灵魂。”

　　在这样一种完全无视藏族人民数十年来切身感受为无物的认知基础上，“文化入侵”，“毁灭西藏文化”，“破坏人权”等等帽子当然也就有四处乱飞的空间了，乃至于众多的大小布尔乔亚们集体无意识地随着达赖喇嘛的佛手所指，回过头来又把这样的“香格里拉崇拜”延展到了西藏在政教合一统治下的“过去时”：西藏“无所不在的佛教影响”，“在一个未受污染的环境下的广阔空间里，产生了一个致力于和平和和谐的社会。我们都享受着自由和满足。”

　　很煽情的语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身份似乎更能加强煽情效果。

　　然而这只是高高在上的达赖喇嘛个人的感受，我的许多藏族朋友就不是这个看法。

　　314骚乱后，我的那位藏家小兄弟南木尔呷看不过眼，在铁血论坛上以“无敌哥”的网名表达了一系列与他曾经尊崇的“至尊上师”完全不同的看法。这位“80后”小兄弟从没在那个“过去时”的“香格里拉”生活过，他对那个“过去时”的认识都来自他的“耿登阿米”（爷爷）们，从那些亲历者们那里，他得到的是一种与“至尊上师”完全不同的感悟：

　　南木尔呷之所以产生出这般“煞风景”的感悟，是因为从“耿登阿米”们口中，他知道到了“香格里拉”在“过去时”中的另一类“神话”：

　　这位南木尔呷小兄弟真是一位现代版的“阿古登巴”［1]，很有些“黑色幽默”。

　　而对达赖喇嘛以及被他佛手所引的众多“香格里拉崇拜者”们来说非常扫兴的是，象这类“享受着自由和满足”的另类“神话”，在“过去时”的那个“未受污染的环境下的广阔空间里”，几乎天天都在上演。而且比南木尔呷小兄弟那位“耿登阿米”所亲历的故事，还要“丰富”得多得多！因为，在那个“过去时”，生活在这个“未受污染的环境下的广阔空间”中的大多数人，都有着一个在欧美大陆早已绝迹了的卑贱身份——农奴。走进藏区，只要你愿意听，几乎每个老人都可以讲出相同相似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一大串亲历故事来。

　　“人权”最基本的内容就是人的“生存权”，这样的权利，在“过去时”的那个“香格里拉”，那是一种只有少数“上等人”才能享用的奢侈品——旧西藏的法律的确是把人划了等级并标定了“命价”的：命贵者黄金等身，命贱者一根草绳，而那些身为“差巴”、“朗生”的大多数农奴们，除了支不完的“乌拉差”、还不完的高利贷，连自己人生自由都在领主支配之中，不知道达赖喇嘛所言的“自由和满足”又该从何说起。

　　活佛所言的“自由和满足”，肯定是不属于这片“人间净土”上大多数栖息者的。

　　对此，前文所言的那位“在西方生活的中国学者”很辛辣地评说道：

　　“屁股决定脑袋”，这句话可是真没有说错。

　　注释：

　　[1]阿古登巴，藏族讽刺传说故事中的一位主人公，身为农奴，却经常戏弄领主。类似于维吾尔族传说中的阿凡提。

　　在达赖喇嘛的看来，那“自由和满足”的日子，是在半个世纪前突然中止的。

　　那当然是指1959年中央政府平息农奴主叛乱以及随之而来的“民主改革”。在这场改革中，农奴主乃至寺院的庄园或被“没收”或被“赎买”，土地被分配给那些从前的“差巴”和“朗生”，一些参加叛乱的农奴主或被“镇压”或被收监，寺院和僧侣不仅数量大为减少，还失去了往日的诸多特权……

　　于是“破坏人权”、“种族灭绝”等等指控随即甚嚣尘上，至今也没有止息。在“种族灭绝”的指控中，甚至骇人听闻地“统计”出了1959年以来中央政府“屠杀了120万藏人”的数字来，也不知道这些“统计”者们是怎么解释半个世纪以来西藏人口是如何从120万人增加到了现在的273万人的。在“平叛”和“民主改革”之时，西藏的农奴主和农奴主代理人也不过占西藏人口的5%（其中有约1/3还没有参加叛乱），就算这些人士乃至其家人全都被“红汉人”斩尽杀绝了——达兰萨拉的人们也没法生出这个想象力吧，也还远远凑不足这个“120万”这个数字的一个零头。而较之于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追杀保王党的速度和范围，这场对西藏来说堪称巨大的社会变化称之为“和平改革”，那应该是远远算不上夸张的。如果“思想再解放一点”，放开胆子把当年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怎样对待印第安人的案例搬过来加以比照，那么西方世界诸多有着宗教情结的人们或许还会既惊讶而又极不情愿地发现：上帝的屁股也毫不犹豫地坐在了中国人一边。

　　而在所谓“西藏人权”问题上，唠叨得最多的就是这两个国家。

　　金沙江以东康巴藏区的人们更早见到“进军西藏”解放大军，也更早感受到“民主改革”带给他们“翻身解放”的感觉。甘孜州德格县一位名叫曲梅阿珍的女“差巴”回忆说：当年她战战兢兢去为这些“象地里长出的青稞一样整齐”的大军送粮支差时，却发现这支队伍跟以前那些“象草原上乱跑的牛羊一样撒野”的旧藏军完全不同：他们竟然要向“差巴”们支付报酬，送来的粮草物资也要按价付款。而此前她们为领主支“乌拉差役”时，不仅得不到分文，而且常常还得到皮鞭的回报……

　　“只半天功夫，我们就感觉到解放军是天下最好的人。”曲梅阿珍说。

　　这位女“差巴”后来与几位同伴拉着几匹马、十多头牦牛组成了一个运输队，成为“进军西藏”队伍中闻名暇尔的“小牦牛队”，巴珍本人后来也成了著名的“支前模范”，还受到过毛泽东的接见。

　　解放军纪律严明、待人和气、买卖公平、尊重宗教、尊重风俗、乐于助人（免费看病、办学、救灾、施舍等），“差巴”们跟他们一起工作劳动时，享受的是“同志”的待遇，能拿到劳动的报酬——工资，这样的日子，与他们回到领主庄园中的生活也必然形成鲜明的对比……

　　于是，一个很响亮的命名在藏族人民中口口相传，流传至今——金珠玛米。

　　“金珠”，原意与汉语相近，很宝贵很亮堂的意思，“玛米”，“军队”之意[1]。

　　金珠玛米，这就是藏家儿女对这支军队的命名，也意味着他们对这支军队的认同和接受，他们也成了藏家儿女心中的子弟兵——就如当时藏区一道很流行的歌谣所唱的：“哈达不要太多，有一条最洁白的就好；朋友不要太多，有一个金珠玛米就好”。

　　而在达兰萨拉和某些西方人士指控中，他们却是“破坏人权”、“侵略西藏”的“侵略军”。

　　十多年前，我将一篇《中国进藏与日本侵华之类比》的网文给一位当年进藏的长辈赏读，这位“老西藏”看完之后带着一脸苦笑着告诉我：“进军之前，我们可是花了好长时间熟悉藏族风俗民情，学习宗教政策和《十七条协议》，人手都有一册《进军守则》，个个都要熟背牢记，上头随时抽查，那里头的条款有34条之多，连‘不得在藏胞面前放屁吐痰’都写上了的。你说天底下有我们这样的“侵略军”么？还拿日本鬼子和我们比？……”

　　藏家小兄弟南木尔呷曾经这样描述他的“耿登阿米”们眼中的“金珠玛米”：

　　不仅如此，“金珠玛米”还是一支很能干很有本事的队伍，他们“进军西藏”却“不吃地方”。当年西藏噶厦政府千方百计想撵走饿走他们，他们却自己开荒种地，捡光了拉萨街头所有的人畜粪便，淘净了贵族家几十年不挖的厕所，清理了布达拉宫前几百年堆积的垃圾，然后种出了“象娃娃一样大的萝卜”、“象桌子那么大的南瓜”，惹得哲蚌寺里几十年不下山的老喇嘛都跑下山来看稀奇……

　　人们都说：“解放军带来的好处，像春天草原上长出来的草一样多。”

　　在藏区，“金珠玛米”迄今也仍然是最受爱戴也最受欢迎的人。南木尔呷告诉我，不久前的大震灾波及了他父母现在居住的四川理县，当“金珠玛米”要冲过滑坡塌方险段去救助群众时，藏家父老乡亲们躺在地上抱着他们的双腿不让他们冒险前进，虽然滑坡塌方那头还有他们自己的亲人急待救助……

　　这种“血肉相连”的场景，西方国度的某些人士恐怕是很难想象也很难相信的。

　　还是那位进藏长辈，告诉过我这样的故事：文革中的“武斗”之风也曾波及西藏。但相对于内地，西藏的“武斗”规模不大（也就是双方甩石头）而且还容易平息：只要“金珠玛米”赤手空拳往两派当间一站，双方马上就罢手不打——打谁也不能打“金珠玛米”呀！有内地来的“造反派”想冲击部队机关，当地藏族群众知道后，马上就集合起几个民兵骑兵连，要“保卫金珠玛米”，吓得“造反派”马上就没了声儿……

　　老人喃喃而语：“侵略军”还能跟老百姓有这样的情份？那些人都怎么啦……

　　在藏区，还曾经有过另一个可以与“金珠玛米”相互映照的命名——不过已经消失了近半个世纪，几乎被人遗忘了，那就是：“夹瓜玛米”。

　　夹瓜，即藏语“大粪”之意。夹瓜玛米，指的是旧藏军和后来的叛乱武装。

　　不难想见，农奴主武装发动叛乱之时，那些“差巴”和“朗生”们的选择会是什么——

　　要“金珠玛米”，不要“夹瓜玛米”。

　　要做主人，不再当农奴。

　　注释：

　　[1]“金珠玛米”后来派生出了两个引伸的涵义：一是“菩萨兵”，解放军是戴红星的菩萨兵，是“红星菩萨兵”；一是“砸碎锁链的人”，是解放军为农奴们砸碎了锁链，他们是解放者。

　　在南木尔呷的记忆中，“耿登阿米”们是这样评说“民主改革”和人民政府的：

　　这些声音飞过金沙江传到拉萨，对那些正“享受着自由和满足”的人们来说无异是一种“不详之兆”。共产党、解放军给西藏人民做的好事越多，他们就越是觉得屁股下面坐着的是座火山。毕竟，《十七条协议》中还有“改革”的条款，虽然是希望“西藏地方政府自动改革”、“改革要与西藏领导人协商”；虽然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的同时，川、青藏区已经开始“民主改革”，中央也还是对西藏上层明确宣布“6年不改革”而且6年以后改不改仍要与“西藏地方政府领导人协商”；虽然中央政府乃至毛泽东本人所设想的蓝图是：中央政府出钱把贵族、噶厦官员、上层喇嘛（三大领主）的土地、牲畜等生产资料赎买下来，然后无偿分给农奴，再给三大领主做官发薪，实行和平土改，以求减少阻力、皆大欢喜……

　　然而这一切与领主们的期望值仍然相去甚远，他们需要的是“永远不改革”。在他们看来，无论是《十七条协议》中关于“改革”条款，还是1956年中央政府关于“6年不改”的承诺，都是一柄随时可能落下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事实上，当不在《十七条协议》范围之内的四川藏区准备在个别地区进行“民主改革”试点的消息刚一传开之时，西藏噶厦政府一些人就组织策动当地农奴主在康巴藏区的武装叛乱——实际上也开始了西藏地区全面叛乱的准备。到了1959年3月，叛乱从拉萨开始全面暴发。

　　达兰萨拉和某些西方人士至今仍将这场叛乱定义为“人民起义”，美国名记者艾尔索普当年也幸灾乐祸地预言“中共平叛需要20万军队”，而且“根本不可能成功”；台湾的大学者胡适也说西藏地广山高，中共不可能消灭叛军。而事实上是，人民解放军仅用了不到3万的兵力，仅仅3年就基本平息全区叛乱，彻底平息叛乱也只用了6年。

　　如果这场叛乱真如“西藏流亡政府”所言是“一场全民大起义”的话，艾尔索普和胡适所言或许不无道理。然而，经过长达8年感同身受和两相比较，许许多多藏族同胞已经看明白了“金珠玛米”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他们已经从他们那里发现了另一种“劳而有获”而且有人的尊严的生活——至少，他们想不出有任何理由要与这些为藏家人修桥铺路送医送药扶危济困的“红汉人”为敌。虽然叛匪们打着保族保教的旗号或许还仍能迷惑一部分农奴，但他们的抢掠奸淫的作派又不能不让更多的农奴恨之如骨且避而远之。解放军平息叛乱，不仅得到了普通藏族群众和上层爱国人士的拥护，而且他们中很多人还直接参加战斗，或加入支前队伍，或向叛匪喊话。在内地学习的3000多藏族学员也回到藏区参加了平叛和民主改革。

　　既或是那些被蒙蔽裹入叛匪中的藏族群众，也没有多少人死心踏地要与“红汉人”血战到底——在整个整区的平叛肃清的叛匪中，有42.8%的人是举手投降或“政治瓦解”的。而这个“政治瓦解”攻势中最厉害的武器，就是与平叛同时开展起来的“民主改革”——也就是所谓的“边平边改”。在平叛后期，很多地方的农奴们还武装起来组成民兵自卫队，保卫自己的家园，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

　　有在藏区参加过“民主改革”的“老西藏”告诉我：较之于内地的土改，当时在藏区的“民主改革”政策掌握是非常严格也非常谨慎的，实行的是“两步走”方针。首先是实行“三反双减”（反叛乱、反乌拉差役、反人身奴役”和“减租减息”） ，解放农奴主的家奴朗生，废除农奴对农奴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废除高利贷，对参加叛乱的“反动农奴主”实行面对面的“批判斗争”，并没收其庄园土地等生产资料；而对未参加叛乱而又拥护改革的领主不当面斗争，只搞“背靠背斗争”（即在领主不在场的情况下开会控诉其罪恶）同，并对其庄园土地等生产资料实行“赎买”；然后将没收或“赎买”来的农奴主庄园土地等生产资料，将其分配给“翻身农奴”。

　　“赎买”的政策界限也很分明，一是一，二是二，不搞株连，不打折扣。贵族人士桑颇才旺仁增虽然有一个儿子因参加了叛乱被政府按政策没收了财产，但其他家庭成员仍然享受到了赎买政策——他的赎买金支付凭证的金额为596万元，当年兑现1950年度赎买金就有45.8万元。是当时得到赎买金最多的上层人士；朗顿贡噶旺秋不仅是西藏占有土地多最的大贵族之一，还是十三世达赖的侄子，曾任司伦，他得到的是一张总金额19万元多的赎买金支付凭证，当年支付的赎买金以及1959年“二八减租”应得的份额，就有人民币1.9万多元。

　　据统计，当时西藏全区贵族和大小头人共有642户，其中未参加叛乱的占27%；农奴主代理人约4000户，其中未参加叛乱的占70%；大小寺庙2138个，其中未参加叛乱的占55%；共有僧尼112605人，其中未参加叛乱的占40%。总计要赎买的未参加叛乱的农奴主的生产资料占三大领主的生产资料的三分之一左右，价值6000万元。赎金采取分期付款，5万元以下的8年付清，5万元至10万元的10年付清，10万元以上的13年付清。寺庙只保留553个，僧尼只保留约7000人，对于保留的寺庙也分给一定土地，政府还给予一定的补贴。

　　赎买金的分期支付政策在文革期间曾经有所中断，文革结束后均予补发。

　　迄至1960年底，“民主改革”基本完成，共没收和赎买了农奴主所占有的耕地280多万克，分给20万户、80万名无地的农奴和奴隶。

　　从这些数字不难看出，西藏大多数人都是“民主改革”的受益者，利益受损者只是极少数人，就是这“极少数人”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得到“赎买政策”的补偿。而由此置换而出的，却是西藏历史上开天辟地的人权进步和生产力的空前解放！

　　在达兰萨拉和西方某些人士的口中，这样一场使广大农奴获得了人身自由享有了基本人权的社会变革，竟然成了“侵犯人权”，这种道理不知该从何讲起。如果这样的逻辑都能成立，那么打了一场旷日持久死伤惨重的南北战争，解放了大批黑奴还维护了国家统一的林肯总统，又该当何罪呢？半个世纪以来屡屡为“西藏人权问题”跟中国人指指点点的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能不能先把林肯总统那件“伟烈丰功”给重新翻案成“滔天罪行”，再来对别人说三道四呢？

　　诚然，在藏区“民主改革”的“面对面斗争”阶段，的确有愤怒的农奴在“诉苦”中情绪失控从而对过去的领主施以拳脚的情况发生，个别地方还打死过人。但这毕竟是“违反政策”的少数情况。况且与农奴主们对他们及他们祖祖辈辈所施加的剥削压榨和人身伤害相比较，那也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更是难以相提并论的。正如我一个研究哲学的朋友所言：“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太阳的黑点在太阳之中，太阳还是太阳；把黑点从太阳中挖出来放在太阳对面，它也仍然遮盖不了太阳！“民主改革”中再有“过激过火”的瑕疵，也还是西藏历史上最大最快的人权进步和社会进步！

　　曾经也是农奴主的阿沛阿旺晋美以其特珠的地位与视角，对“民主改革”有过一个相当客观的评判：

　　的确，正是“民主改革”，让西藏这片虚幻的“人间净土”，告别了“过去时”。

　　“民主改革”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如今达兰萨拉的嗓门儿却越来越大，似乎中央政府欠着他们一笔永远也还不清的“人权高利贷”，一些西方媒体和“人权团体”也推波助澜，唯恐天下不乱，而中国藏学专家和学者对农奴制度每有所批判与揭露，都要被斥之为“中共的宣传”，那些站起来控诉农奴制度的“翻身农奴”们，也都成了“中共的代言人”。

　　与达兰萨达的大嗓门儿相比，在国际话语权上，百万翻身农奴竟然成了“沉默的大多数”！

　　其实我们的政府真应该让那些西方媒体自由地到西藏去走走看看，地方政府官员不要光领看他们去城市去庙宇，倾听那些喇嘛们的诉说——似乎他们的话对“树立良好的国际人权形象”才有更为重要的份量！他们更应该走进的是乡村里草原上的寻常百姓家，去看看他们几乎家家户户都用洁白哈达供奉着的毛泽东象，听听没有多少文化也写不了大块文章的他们亲口诉说对那场“民主改革”以及几十年变化的看法。至少，在我个人近十年来进出藏乡的经历中，还没见过一个经历了“过去时”的老人们对那场开天辟地的变革有过任何否定的评判，虽然他们同时也供奉着达赖或班惮，虽然他们常常倾其所有往寺庙中送供奉……

　　现世和来世孰轻孰重，他们心中还是一清二楚明明白白的：生靠共产党，死靠喇嘛！

　　学过佛也信过佛的藏家小兄弟南木尔呷对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是这样解释的：

　　前文提到的那位“生活在西方的中国学者”在多次往返西藏后写道：

　　他还引用一位如今在开着汽车做生意的藏族朋友的话说：

　　老人们是这样想，年轻人哩？

　　藏家小兄弟南木尔呷恰好就是一位“80后”，他对达赖喇嘛讲话比老人们更无顾忌：

　　既或是在内地被人们垢病很多的“人民公社制度”，藏族群众的看法也有所不同。前文所述的那位“在西方生活的中国学者”曾经在西藏询问过一位普通藏民：“听说人民公社饿死过人，是真的么？”而这位藏族同胞几乎是不假思索且斩钉截铁地回答：

　　“那个时候饿肚子的事是有的，但人民公社再不好，也不能买卖社员！”

　　这位学者感慨地说：不知在山那边的达赖喇嘛，听到这个回答是否还笑得出声来！

　　而对于达兰萨拉关于民主改革后“西藏传统文化灭绝”的指控，这位学者与我那位藏族小兄弟南木尔呷的看法惊人的一致：

　　达赖喇嘛自己是并不拒绝现代物质文明的：他在少年时代就醉心于玩汽车、电影放映机、留声机、西方画报、望远镜等来自英国的洋玩意儿。他今天也并不拒绝享用汽车、飞机、电灯、电话……

　　我本人则想对“牛津大学人类文化学讲座”上那位边放照片边发感叹的教授说——当然还有那些一惊一乍的大小布尔乔亚们：你有理由要求保护保护象布达拉宫和许多传统寺庙这类的具有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的重要传统建筑，可是你没有任何理由要求那些普通藏族群众拒绝现代物质文明，永远都居住在楼上住人楼下喂牲口的“藏式房屋”中，更没有理由指责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取现代文明的成果……

　　至于“宗教的虔诚”，那人家也是有自由选择权的，可以信，当然也可以不信。

　　达兰萨拉和某些西方人士对“民主改革”指控最多的，是“西藏宗教遭受毁灭”。

　　“民主改革”后西藏的寺院和僧侣数量的确有一个大幅度的下降，这在当时并不是一件不可理解的事情，西藏的寺院与西藏的农奴制本身就是连体婴儿，寺院就是最大的农奴主集团，“民主改革”触及到到了寺院那基本上就是一种必然！——当年欧洲的宗教改革不也一样触动到了宗教的权势和利益么？不也一样扼制了宗教的无度扩张么？怎么同样的事情拿到中国西藏就成了大逆不道了哩？况且，“民主改革”前西藏寺院达到了2000余座，僧侣人数11万余人，占到了当时西藏人口比例的10%，平均每两户百姓就要供养一个喇嘛，如此大比例的青壮年人群只有索取不事生产——这还没说那些耗资巨大挥霍无度的宗教活动，已经严重地影响和制约西藏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节制一下，有张有驰，于国于民于宗教自身，又有什么不好呢？

　　即便如此，现在西藏在编僧侣数量仍然达到了40000余人，占西藏藏族人口的2%，大大超过了佛教国家泰国僧尼占人口0.7%的比例，这能说是“遭受毁灭”么？至于“文革大革命”时期，一些在内地上学的藏族“红卫兵小将”回到西藏“破四旧”砸寺庙，那也是特殊时期在全国各地都存在的普遍现象，与“民族压迫”也基本无涉。

　　达赖喇嘛如果真的关心藏传佛教的弘扬和传承，那恐怕还是得从“改革”二字着手，先将自己这个“宗教领袖”从“政治漩涡”中脱身而出，离达兰萨拉那帮总嚷嚷着打打杀杀还要“独立”的“藏青会”远一点，掌握不了他们教化不了他们就离开他们，早日回到自己的庙堂自己的信众中间，好好地诵你的经弘你的法，别总掂记回到政教合一时期“信徒如蚂蚁、供奉如大山，三大寺就能决定西藏前途”的“过去好时光”，那日子肯定是一去不复返了。要还是这么着老是寄人篱下仰仗着外人替你架秧子起哄，最后再在外国的地界上找出一个“转世灵童”来，那可就真就是西藏宗教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笑话了！

　　最后以我的藏家小兄弟南木尔呷在314骚乱后给达赖喇嘛的进言作为这篇文字的结语：

如果用米国黑人解放运动类比，是否比较的更贴切一点？

这个“克”不知是打错了，还是西藏特有的土地单位。如果是后者，给个换算公式要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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