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德国国防军大本营 -- foundera

第四章东方战局的序幕及其前半局

1、准备时期

陆军总司令部被置于优先地位

1940 年7 月底至12 月初，在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一次战局中，

德国国防军最高参谋部及其最高到今，只发挥了微不足道的作用，这在德国

大本营的历史上也许是最罕见的现象之一。对俄国的战争，既没有按普鲁士

――德国总参谋部的工作方式，制定一个基本的、经全面考证的计划，而且

在关于作战的指挥问题上①，希特勒除了在西方战局即将开始前，寥寥数语，

草率地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之外，再没有任何表示。从一开始，希特勒使将此

战局的全部计划――从展开到确定首批进攻目标都听任陆军总司令部安排。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完全被排斥在一边，甚至陆军总参谋部1940 年秋举行

东方战局的大型司令部演习时，指挥参谋部的成员都没有作为客人或观察员

被邀请参加。约德尔将军也有意识没有采取任何步骤，因为他个想根据参谋

部的任务和性质，以倾导者的身份参与事态的发展。但也有一些例外，如1940

夏季，他委托国防处长对苏俄作战的基本要素，进行一次研究并拟制一份研

究报告。其目的是，熟悉苏俄地理和军事现状，并企图先于陆军向希特勒提

出自己的建议。①9 月初，国防处长根据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的

指示，通知卡纳里斯海军上将的谍报局，“东方领域”在最近几周要进驻大

量部队，并提出几条采取隐蔽措施的原则。除此之外，国防军指挥参谋部还

担负了1940 年秋向罗马尼亚派送陆、空军“军事代表团”的任务。这无疑也

是“东方战局”准备工作之一②1940 年11 月12 日统帅部“为尔后作战”所

制定的第18 号指令中，所多次提到的转变方向，在上述系列事情中终于找到

了答案。指令只是说：“探明下一步俄国态度的政治会商已经开始了。不管

这种会商的结果如何，凡是已经口头命令的东方各项准备工作，将照常进行。

一旦陆军将作战计划呈送于我（希特勒一译注）井经我批准备，一系列指令

就会随之签发。”

这样看来，约德尔将军1946 年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对质询所作的

回答，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实的。他解释说：“我不是⋯⋯第一个为进攻苏联

而作准备工作的人。当我在陆军总参谋部从见证人保卢斯那里得知⋯⋯陆军

总参谋部正在制定进攻苏联的方案，我大吃一惊。”我们暂且不谈指挥参谋

部参谋长约德尔在供词的其他段落所谈到的他的主要任务，即将希特勒的决

断，通过他的“总参谋部的工作⋯⋯以国防军整个机构所需要的军事形式体

现出来”①上述的事情就再一次清楚地表明，国防军统帅部的结构，在战争

达到白热化时，也不能适应国防军指挥的最低实际需要。

希特勒的介入

人们总是有这样一种假设，即统帅部集这一时期的经验，应自觉地拒绝

任何为东方战局制定作战基础的上作。然而，事态的发展从根本上驳倒了这

一假设。首先，当陆军首脑于12 月5 日向希特勒报告其研究结果时，希特勒

毫无保留地同意了这一作战计划，尽管他作了一些评述。遵照他的“据此计

划，准备工作全面铺开”的指示，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委托国防

处，按惯例在与陆、海，空三军作战处取得一致的基础上，将陆军的“思想”

以统帅部指令的形式体现出来。同时，约德尔还强调说：“元首⋯⋯已决心

实施东方作战行动⋯⋯因为陆军从没有象今天这样强大，而且最近再次向苏

俄表明⋯⋯凡是德国想去的地方，都可以到达”

在国防处长在巴黎期间，曾提出指令的第一份“草案”必须进行补充。

12 月16 日，瓦利蒙特向约德尔呈递了第二份草案，同时强调指出“在制定

过程中，国防处对处在两线作战的形势，以及对有待解决的燃料消耗量的问

题，作出了判断”。

希特勒的思想集中在作战开始和实施的方式方法上。因此，当约德尔将

军于12 月17 日提交指令草案时，希特勒命令，计划要作“重大变动”。此

前，陆军总司令部认为，整个东方战局的胜利希望在于，将进攻重点放在莫

斯科方向。因为据估计，敌人“主力”可能在此方向上，只有把重点放在此，

才有可能将敌主力一举歼灭。而现在希特勒却要求，中央集团军群在击溃白

俄罗斯的苏军后，其大部分快速部队要挥师北上，“与北方集团军群⋯⋯协

同，歼灭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内的敌人”，待夺占列宁格勒和喀琅施塔德后，

才向莫斯科挺进。促使希特勒下此决心的原因是十分有代表性的，即此前尤

其是尔后，他经常是放弃不容更改的、所有作战行动所追求的首要目标――

歼火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代之以二等目标。一个月后希特勒又再次提出“迅

速切断波罗的海地域的联系”是“最重要的任务”，他的本怠在于保障这一

沿海地区的经济运输畅通无阻；保障与芬兰的最短的联系距离。

东方战局的作战基础，是陆军总参谋部经数月精心研究和最富才干的首

脑们的多方论证的结晶，然而却被希特勒如此大笔挥，被另一方案所取代，

因此，认为国防处的研究方案参与此事的猜测是不正确的。因为按照参谋部

的习惯.此项研究工作应事先交付陆军作战处承担。因此，另一种设想也是不

能成立的，即国防处在1941 年夏季需要对两种对立意见作出决断时，两次利

用书面的形势判断，有力地支持了陆军总司令部的立场。同时，也没有其他

迹象表明，希特勒在下此决断时，受到了约德尔将军的影响。一切迹象证明，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与在制定西线作战计划时相反，没有给陆军

总司令部一个重新发表意见的机会。而他自己却要亲自对指令的基本要点重

新进行修订――他认为这里与其职责相协调的――而已将以前所用的代号

“奥托”和“弗里茨”改为现在众所周知的“巴巴罗萨”①就是通过这种途

径而拼凑起来的这份文件，终于经希特勒签字，使德国国防军踏上了开向东

方的艰难历程。

陆军总司令部如同约德尔将军――在这里，他又完全沦为希特勒工作班

子的领导――一样，除了对他们苦心制定的计划作如此重大改动深感震惊之

外，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有人队为，在东方战局的进程中，希特勒会被迫重

新接受陆军总司令部原来制定的计划，这种把回避现实当成是解决问题的逻

辑推理，实际上是自欺欺人。

“巴巴罗萨”指令下达后，在东方战局的准备工作中，陆军总司令部仍

起着主导作用。陆军这一优先权是在三次大型会商会上提出的――头两次在

贝希特斯加登，最后一次在柏林举行。在1 月至3 月中旬举行的这三次会上，

希特勒向陆军头目们提出了他关于军队展开和近期作战目标的决断。

在这种情况下，约德尔将军凭着他的性格和素质。只能如同每天在希特

勒“侍从”的小圈子里举行一般的形势报告一样，来充当希特勒的常务顾问。

在这种场合，尽管他可以谈论东方战局的有关情况，也可以亲手去完成希特

勒的某种特殊愿望；但他的参谋部从未能承担过纯粹的准备工作。按照他自

己的工作方式，他越是长时间地远离国防处，他越是一筹莫展，只得自己依

靠自己。同时他似乎也认识到，他所应得的权威，基本来自于与希特勒的亲

密关系，而不是由于他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的职位，对于他代表的事

业他已完全荒废了。

驻在柏林附近的克拉普尼茨的国防处长及其军官们，处在一种与世隔绝

的环境中。在1 月到2 月的时间里，他们几乎没有接触一点即将开始的、成

为整个国防军头等大事的俄国战局。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等于宣告在各高

级参谋部内，已分为东部战场和其他战场，这为后来的作战造成大量灾祸；

另一方面在这殷时间里，参谋部与它的参谋长分离所带来的弊端日益显露出

来。约德尔将军一向从简短的通告或从某位副官草率的记录中所能获取的信

息不足以证实1 月19 日，国防处长几个星期中唯一一次到贝希特斯加登访问

时，向他的上司询问一个这样的问题，“元首是否仍坚持实施‘巴巴罗萨，

行动”。约德尔对这个三番五次提出的问题十分不满。回答中，他表明了希

特勒对这次作战的毫不动摇的坚定决心，而且还说了一句至今难忘的话，他

说：“俄国这个庞然大物如同一个猪尿泡，只需一戳就会把它捅破。”国防

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的这种表达方式与希特勒1 月9 日的话，有过之而无不

及。希特勒在谈话中曾这样说过：“俄国军队虽然象一尊无头的泥塑像，但

它将来的发展还难以预料⋯⋯现在还不能低估俄国人。因此，德国的进攻必

须以最强的手段实施”。

国防处长及其军官们，并不同意“上层”的观点。他们一方面象往常一

样，尽力去完成东方战局赋予他们的微不足道的任务；另一方面，尽可能与

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部保持密切联系。但这些活动与真正的国防军指挥任

务还相差甚远，只能解决一些低层次的问题。譬如，在一次在陆军总参谋部

进行的会高中，讨论的是如何尽力满足东方战局对长车、轮胎、备件和发动

机燃料的大量需求――国防处长曾带指挥参谋部负责组织和前迭任务的军

官、当时的明希上校和冯?蒂佩尔斯基尔希上校参加了这一会议。汇总陆、

海、空三军总令部的命令、地图和其他资料，并拟制“大事年表”，以供希

特勒按时发号施令用，也是他们的任务。按照一个真正的国防军指挥标准来

说，如果说国防处在那几个月里，在与俄国战局有关系的事情上作出了成绩，

那就是为适应新的形势，为继续实施对英作战和维护西欧占领区的安全，提

出新的方针。与此紧密相关的是上文已经提到的任务，即利用情报机构的一

切手段迷惑敌人，使“对俄的展开行动⋯⋯成为战争史上最大的一次欺骗行

动”，以转移人们“对在英国登陆实施最后准备工作的注意力”。

从3 月起，东方战局对于德国大本营的各个分部来说已日益变成最重要

的工作。3 月中旬，当部队的展开行动全面铺开时，希特勒再次介人了陆军

的基本作战计划。他断然命令，放弃南翼（第12 集团军）由摩乐多瓦出击的

计划。第聂伯河这个巨大障碍，最好从后方打开缺口，从而使卢布林地域的

南方集团军群的北翼（第6 集团军）得到其快速部队的加强。这里不太清楚，

对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是否在每日的形势报告会上，通过通常对最高司

令的这种“灵感”进行一番解释而参与了希特勒的这惭的专横独断。但值得

一提的是，希特勒在一次与陆军首脑以及陪同军官总参谋部豪辛格上校，进

行的长达5 个半小时的谈话中，向他们宣布了这一决定。根据一切迹象表明，

陆军方面没有表示任何反对意见。但陆军总参谋长却在他的日记里，对希特

勒这次发表的以及其他日渐动摇东方作战计划基本框架的意见，发了不少牢

骚。看一看南方集团军群在战局的头几周所遇到的巨大困难，就足以对这位

站在最高位置卜的统帅人物的活动所造成的后果作出充分估价。

此外，还有一项特别重要的涉及国防军最高层指挥体制的决定值得一

提。这项决定不应归咎于希特勒，而应归咎于陆军总司令自己。约德尔认为，

陆军总司令部由于被排除于挪威战局之外，布劳希奇元帅可能出于气愤，于

这天宣布，由挪威和芬兰向白俄罗斯地区开进的计划“全部听任统帅部安

排”。

这样，当时在芬兰就出现了第二个“统帅部战场”。但是同挪威战局相

反，在这里陆军本来一贯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体现出某些特性。然而，陆

军总司令对在一个纯粹陆地战场上的大量陆军部队所拥有的职责和控制权，

心甘情愿地拱手让给国防军统帅部，即让给希特勒。由于在东方战局开始前

芬兰军队总司令曼纳

海姆元帅拒绝了德国统帅部关于担任芬兰境内全部对苏作战部队――包

括德军――总指挥的请求，致使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和国防处分别接管

了陆军总参谋长和作战处在芬兰此部的任务，就狭义的作战意义而言，这两

个职位都是陆军理应和有条件担负的，根本谈不上别人接管。除作战外，其

他一切任务，如部队征召、补充、前送和补给象在挪威一样，仍由陆军总司

令部负责。

人们若想寻求这一特殊的指挥上的调整所带来的后果，也是无益的，而

且得不出任何结果。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无论如何不是

好的，或者说不是最好的。还可以肯定的是，如果陆军首脑是一个强大的人

物，他会重新夺回对挪威陆军部队的指挥权，而不会走相反的路①。

盟友

对俄国的进攻，由于巴尔干战局从5 月中旬推迟到6 月22 日，因此，在

进攻俄国前夕，与结盟和友好国家接触，并与德同一起共同进行这场东方战

局，再次成了国防军最高参谋部的特殊任务。然而，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参

谋部的独立自主性也同样受到很大限制。

起初，希特勒挑选的对象只是一些能为德军展开提供方便的俄国的近

邻，或者要与苏俄清算旧帐的国家，如罗马尼亚和芬兰。排在第二线的国家

也许还有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瑞典起码也能为德国提供间接支援，即可借道

瑞典向芬兰输送德国部队，因此也旱被列为考虑之列了。希特勒指出，对主

要盟国意大利，必须注意保守秘密，不能暴露自己的观点。任与其他各盟国

接触的

时机和方式上，要十分留心，因为一方面，东方战局带有突然性和先发

制人的性质；另一方面，这是希特勒领导军事联盟所一贯采取的原则①。

芬兰尽管不是与德国结盟的国家，但两国有“战斗情谊”的关系，是德

国特别信赖的国家。6 月初，两国举行了一次短暂的“总参谋部会商”。鉴

于在芬兰的特殊指挥关系，这次会商仟务主要由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承担。在

会上，约德尔将军再次以转移方向为开场白，大谈其已经赢得战争，现在必

须结束战争云云。接着，要德国陆军总参谋部，与芬兰代表就未来双方在拉

多加湖一线关系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希特勒亲自同罗马尼亚国家元着安东内

斯库元帅举行了会谈。对其他国家。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主要依靠向友好政府

所在地派驻老资格的军事武官，或按照在意大利的作法，派遣高级军官，这

种军官后来通常被称为“驻盟国国防军大本营的德国将军”。但是，这决不

会自然形成喇：在山双方或多方组成的固定的参谋部领导下的协同作战的局

面②。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与盟友谈判的内容，一般只局限于国防军统帅部指令

里所提到的战争问题，即陆军总参谋部由其展开计划和作战计划派生出来的

以及经希特勒同意的思想和建议。更大的战略问题――虽然也属国防军指挥

参谋部的任务范畴――如鉴于意大利的软弱，考虑与日本达成一项日本在远

东进攻苏俄的协议，就需要在1940 年9 月27 日签订的德、意、日“三国条

约”的基础上进行。但是当时，双方都尚未考虑这种可能性。日本外相在柏

林进行长时间逗留后，1941 年4 月中旬回国时，途经莫斯科，与苏俄签订了

一项中立条约，日本以此向德表明自己的态度。德国方面没有料到其盟国会

走这一步棋。德国认为，日本是想通过此举免去后顾之忧，以利放手打击英

国在远东的地位。德国只能以符合其战胜英国这个最终和最高目标而聊以自

慰。因此，当德国的东方战局揭开序幕时，得到日本的直接帮助微乎其微。

直到1941 年秋季，由于苏俄的崩溃即在眼前两国才恢复了过去的相互信赖的

关系。当时，德国大个营的人们甚至针对日本的所谓倡议，趾高气扬地说：

“我们不需要梁上君子”！

我们暂且不管站在关键军事职位上――不仅限于国防军统帅部――的

人，在关于未来对俄作战的快速进程问题上与希特勒的观点是否一致，这里

再一次说明，仅仅被视为希特勒军事工作班子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在作战

指挥的基本问题上，不可能提出与希特勒相悖的观点。因此，统帅部包括海

军总司令部在那时期的全部言论，都是关于这些盟友支持德国即将到来的对

英战争、以及必要时的对美战争。1941 年3 月5 日国防军统帅部的第24 号

指令，在海军一份备忘录和此后国防处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将这些观点总结

为基本方针。它的最后一句话是：“关于巴巴罗萨行动不允许对日本有丝毫

暗示。”

最后的指挥措施

国防处在约德尔的领导下，在对俄战局的最后准备阶段，除完成所受领

的指挥领域的任务外，还负责汇总陆、海、空三军每日上报的侦察情报，以

及向陆军总司令部传达希特勒对展开和最初进攻目标的大大小小的反复变

动；在涉及国防军统帅部芬兰战场”的问题上，则与挪成集团军司令部联系，

希特勒的一切言词，都来源于他个人的孜孜不倦的脑力劳动，而且不但被他

的亲信――首先是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而且被有关的军种总司令部作

为命令，无条件地加以接受。最突出的事例是1941 年7 月14 日在柏林总理

府举行的。一次“大型会商会”。在这次会上，希特勒打破一切惯例，向到

会的集团军群、集团军、装甲集群司令；海、空军与此相当的将领；以及国

防军统帅部首脑及其最亲密同僚了解关于任务和企图的全部细节。出于伪装

的缘故，这一大批高级军官在希特勒的副官的周密安排下，通过新、老总理

府的各条人口，并按不同时间准时到会。报告按各条战线，分组举行。被点

名的成员。按指定时间，到老总理府的议会大厅集合。在这里他们受到了希

特勒无拘束的欢迎。14 时，会商结束。在共进午餐的宴度上，希特勒发表了

一次“包罗万象的政治讲话”。讲话中，他再一次说明进攻俄闺的理由，并

反复解释说，俄国的覆灭将促使英国放弃战争。从外表上看在与会者中，信

任的气氛占绝对优势。

“大事年表”对指挥参谋部的准备工作，起了巨大作用。鉴于作战规模

之大和范围之广，以及在东线、西线、北线所采取的措施的相互依赖性，“大

事年表”按照料各军种的愿望，将大量的困难问题汇编起来。由于巴尔干战

局，推迟了进攻时间，因此需在5 月份拟制第二份“大事年表”。此外，还

需要与卡纳里斯情报局的有关部安排好边界和消息封锁问题，以保证突然袭

击的达成。但另一方面，要保证满载贵重的战时经济物资的俄国列车源源不

断地运往德国，直至进攻发起前的最后几分钟①。

国防处终于受领了一项特殊任务，即以外交部照会的形式、将俄军在近

几个月内侵犯德国边界和领空以及类似事件归纳整理出来。这种文件要根据

其内容在国际法上的重要程度。按不同级别签字上报。不太严重的事件由国

防处长签字，中等严重的事件由约德尔将军签字，重大、严重事件则由统帅

部参谋长签字。其目的是十分清楚的。正如6 月19 日，外交部驻统帅部联络

官通知国防处长时说的：“对于国防军统帅部⋯⋯截止今晚前向元首所作的

关于俄闰侵犯边界的报告，元首昨晚已委托外交部长发出最后警告，意在表

明德国对俄国军队展开所造成的威胁不能再继续犹豫不决了。”

据回忆当时要求拟制的这一报告，基本是一份以事实为依据并有大量数

据的文件②。说到这里，似乎通过前文讲述的事实，已经揭示了“非正义战

争”的实质。然而，“非正义战争”这个词汇对于当时每个军官来说都还前

所未闻！后来，从边境会战中俘虏的大量苏俄战俘口中，以及从苏俄在边界

附近新建大量机场一事中得知，俄国人在军事上的充分准备，远远超出德的

意料，然而，即使如此也无法改变德国战争的“非正义”性。最后，只能到

它自己的所谓“国家至上”论中去寻找答案。

“罪恶的命令”

对于希特勒的、已为大家所熟知的“罪恶”命令，国防军指挥参谋和国

防处肯定有过密切接触。详细地描述一下事情经过，以及此项命令在德国大

本营里的产生过程，比仅仅依靠纽伦堡判决所作的描述要重要得多，况且对

于一个参与者的见证也是不应当忽视的。在我们一件一件地列举一些文件和

其他资料之前，首先回忆一下两个情况：

1、居于国家最高位置上的独裁者拥有无限的权力，受到了德国人民几乎

一致的拥戴他的“十字军东征思想”①，至少也不亚于他后来的几个敌对国。

在这种状况下，任何公开的异议都行不通，只能暗地里秘密地阻挠他的企图

的实现；

2、军官们习惯干将服从、法制和荣誉，以普鲁士德国国家历史上的典范，

作为他们的自然观念，但由于他们在能力施展上所受到的局限以及现实与义

务之间的矛盾，特别是看到希特勒政府犯下的种种罪行，促使他们在战争的

生死存亡的关头，毅然起来反抗。因为国家和政府元首所发出的命令，与他

们军人的伦理极不吻合。

除此而外，还有一个客观情况尤其需要说明和加以考虑：在入侵俄国一

事上，陆军总司令比在其他任何场合都能够更多地坚持履行所谓“执行权”；

至少在“作战地域”和所属的“后方地域”。除了陆军总司令和由他授权的

陆军高级指挥机构外，再没有任何其他机构能脱离陆军而独自下达任务。但

陆军总司令却在希特勒的压力下，不得不与本不属国防军的“保安局”和警

察特种部队达成必要的协议，然而他却没有意识到特别行动队”①的本来任

务是什么。

人们可以今大的观点，去看待1941 年3 月3 日约德尔将军对他交付给国

防处拟制的“第21 号指令（‘巴巴罗萨，行动）在特别地区的方针”草案的

批语。这份草案的前言部分称，此草案已经约德尔亲自加工修改，并已呈送

元首过目”，接着他将希特勒对“最后文本”所提出的“方针”归纳如下：

“这场即将到来的战局，不仅仅是一场武装斗争；它还是两种世界观的搏斗。在幅

员辽阔的地域里，只击败敌人的国防军还不足以结束战争。必须解散整个地区的国家体

制，建立它们自己的、可与我们进行和谈的政府。

这些政府的组建需要极大的政治灵活性和制定审慎周到的原则。

每一次大规模的革命，都会造成不可磨灭的既成事实，社会主义思想，已无法从今

天的俄国除掉。它能够成为建立新的国家和政府的内政基础。作为迄今的人民的“压迫

者”的犹太布尔什维克的知识分子，必须予以铲除，流亡国外的那些尚存的资产阶级贵

族知识分子，也同样予以铲除。他们将被俄国人民所抛弃，他们终究是仇视德国的，这

一点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当初的波罗的海沿岸国家。

此外，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必须避免一个民族的俄国取代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因为，

正如历史所证明的那样这样的国家最终仍将成为仇视德国的国家。

我们的任务是尽快、以最低限度的军事力量，重建一个依附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

机构。

该任务十分艰巨，仅靠陆军无法完成。”

继续写道：“根据元首确定的方针，约德尔指令必须作如下修改：

1、陆军需要一块作战地域。但其纵深，必须尽可能加以限制：在其后方不应设立军

事管制机构，而是向一些根据民族特点而划分的较大地区派遣帝国全权代表，负责在那

里迅速建立新的国家政治机构。此外，应派遗“国防军司令”作帝国全权代表的助手，

仅处理与继续作战有关的纯军事问题，隶属于陆军总司令和国防军统帅部。在这个班子

里，应设立能处理国防军事务的各种组织机构，（如国防经济、通讯谍报等）

警察主力也将由帝国全权代表指挥。

2、边界封锁只能在作战地区实施。除秘密野战警察外，有无必要在这些地区设立党

卫队领袖的机构，须由党卫队领袖酌定。有必要将一切布尔什维克头目和政治委员除掉。

对此类问题，军事法庭不须审理，军事法庭只负责审理部队内部事宜。

3、草案的第3 部分（对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匈牙利和芬兰）的方针应采纳这一指

示，即陆军总司令拥有在必要时对这些国家的问题，向统帅部提出建议的特殊权力，再

由统帅部与外交部取得联系。陆军可向驻这些国家的德国公使提出“直接请求”。

此后，“特别地区的方针”由国防处重新修改，1941 年3 月13 日经国

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签字，其全文如下。

关于第21 号指令（巴巴罗萨行动）中特别地区的方针

1、作战地区和执行权

1）在东普鲁士和总督辖区内，国防军内部的、对作战区域指挥权和补给规定，应最

迟于作战行动开始前一周年国防军统帅部宣布生效。陆军总司令部应在与空军总司令取

得一致意见后，及时提出建议。

宣布东普鲁士和总98 督辖区为陆军作战区域不是有意的。相反陆军总司令有权根据

1939 年10 月19 日和21 日未发布的元首敕令，对实施其军事任务和保证部队安全所有

必要的措施作出规定

陆军总司令可授于其集团军群司令和集团军司令以同样权利。陆军总司令部的这种

规定。优先于其他一切职责规定和地方当局的指示。

2）一旦作战进程允许，凡在作战中占领的俄国地区，都要按照特别方针，将其国家

机构解体，建立自己的政府。由此，特作如下规定：

a）由于陆军越过帝国和邻国边界向前推进而形成的陆军作战区域，要尽量限制其纵

深。陆军，总司令有权在这一地区行使权力，也可授权于集团军群司令和集团军司令。

b）在陆军作战区域里，党卫队领袖为准备实行政治管理，受元首委托，接受由于两

种对立的政治体制的最后斗争而产生的特殊任务。在这些任务范围内，党卫队领袖可自

主行事，自己对自己负责。但陆军总司令和受其委托的勤务机构所行使的执行权，不能

因此受到触动。党卫队领袖应注意，在执行任务时，不得干扰作战。具体规定，陆军总

司令部可直接与党卫队领袖磋商作出。

c）一旦作战区域达到足够纵深，其后方区域将受到局限。在新占领区的作战区域后

方，要建立自己的政治管理机构。它的划分，要依据民族条件，以及在北方（波罗地海

沿岸）、中央（白俄罗斯）和南方（乌克兰）的集团军群的分界线而定。在这些地区里，

由帝国全权代表实施政治管理，他们将从元首那里接受实施方针。

3）在作战区域后面的政治管理地区，将由国防军的司令官们实施全部军事任务，他

们隶属于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

国防军司令官是国防军在有关地区的最高代表，行使军事主权，他负有地方司令的

任务，行使集团军司令或军长的权限。

他的主要任务是：

a）与帝国全权代表紧密配合，支持他履行其政治任务。

b）利用和保护该国的经济财富为德国的经济服务。

c）按照陆军总司令部的要求，利用该国条件，为部队提供补给。

d）保障整个地区的军事安全，尤其是要保障机场运输公路和补给设施免遭暴乱、破

坏分子和敌伞乓部队的袭击。

e）整顿交通秩序。

f）负责为在其管理区逗留的国防军、警察、各种组织和战俘安排住宿。

对于地方机关，国防军司令有权采取为完成军事任务所必要的措施。在这一地区内，

任何人包括帝国全权代表都要服从于他所作出的决定。

有关乓力分配的勤务条例、编成命令和指令，以后将加以区分。

在不干扰作战的情况下，一旦军事态势允许指挥关系的转换，国防军司令便可受命

行使指挥权。

4）对作战区域和政治管理区域里的经济管理的统一领导，元首己委托帝国元帅担

负。帝国元帅将这一任务交付经济、军备局长完成。有关该方面的特别方针，将由国防

军统帅部经济、军备局颁发。

5）警察力量由帝国全权代表领导。在作战区域内，若要求转隶警察力量，陆军总司

令部应提前向统帅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国防处提出请求。

6）部队对居民的态度和国防军军事法庭的任务将分别作出规定。并下达命令。

Ⅱ、人员物贡和消息的交往

7）作战开始前，为控制与俄国的人员。物资和消息交往所采取的必要措施，已由统

帅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发布了特别方针。

8）随着作战的开始，陆军总司令应对德、苏边界，以及尔后的作战区域的后方边界，

实施封锁，禁止任何非军事人员，非军事物资和消息的交往，党卫队领袖按照元首指示

安排的警察组织除外。这些组织的食宿由陆军总司令部总军需长负责安排.他也可在党卫

队领袖处设置联络官。

边界封锁也适用于帝国最高当局和党的机关的领导人和特派员。国防军统帅部指挥

参谋部将对此向帝国最高当局和党的机关作相应通告。边境封锁的例外情况。由陆军总

司令及其委托的机构决定。

除对党卫队领袖的警察组织所作的必要的特殊安排外，入境许可的审批权完全由陆

军总司令掌握。

Ⅲ、对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匈牙利和芬兰的方针

9）与这些国家达成的必要协议，是根据国防军三军总司令部的动议，由统帅部和外

交部一起经办的。在作战进程中表明，国防军统帅部有必要提出特殊的权力。

10）为直接保护部队所采取的警方措施，可不依据授予的特殊权力而实施。

其他规定待以后作出。

11）对这些国家的下述领域的特殊规定以后作出：给养和饲料的筹措

宿营地和器材、货物的采购和寄发，货币的筹措和支付规定，

薪金，

索赔权。

邮电业。

交通业。

审判权。

国防军三军和统帅部机关，关于在上述领域对这些国家政府的愿望，应于1941 年3

月27 日前报告国防军统帅部指挥参谋部国防处。

Ⅳ、对瑞典的方针政策

12）由于瑞典只能作为开进经过区，因此德军部队司令在这一地区没有特殊权限。

只有保障铁路运输免遭破环和攻击的权力和义务。

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

（签字）凯特尔

1941 年3 月13 日

关于“特别任务”的规定[（I.2）b）]，仅从内容上就可以肯定地看出，

希特勒在第三稿中，作了这样的补充：他将任务委托给党卫队领袖，只有他

能有权充任“德国警察头目”，有权独立自主行事。对于当时的情况知之甚

少的人来说，似乎有必要指出下列几点由此而带来的结果：

1、按3 月3 日“方针”才需进行审查的问题，即党卫队领袖是否在陆军作战区域内

活动的问题，在此期间已成为既成事实，而没有就统帅部或陆军总司令部进行合作作出

任何决定。

2、“特别任务”的形式和范围都没有详加阐述。只是就政治警察的使用，作了较多

的解释。这种方法所产生的结果是，处在前线的国防军如同国内的国防军一样几乎无所

事事。另一方面，鉴于俄国境内的情况，增加警察力量以保障战线背后的安全，也是必

要的。

3、从该命令最后的签发顺序上，也不能说明党卫队领袖与陆军总司令部的任务已作

出了具体安排。而更多的是让两者就允许党卫队领袖的机关在陆军作战区域内自由活

动，以及设立营地，进行补给等，达成必要的协议。

国防处对这一“方针”持批评态度。因为它极大地侵犯了陆军总司令在

作战区域的主权，将给陆军总司令部带来新的困难。然而，出乎预料之外，

人们很快接受了希特勒的安排。早在3 月13 日，总参谋长就记录了“瓦格纳

与海德里希关干警察问题的谈话”，并于第二天，在统帅部指令的开头，增

加了“巴巴罗萨的特别安排”的话，却没有加任何注释，几天以后，在上文

提到的那次形势讨论会结束时，希特勒对陆军总司令及陆军总参谋部军官们

就他对东线“后方地域”的意图发表了一次粗狂的讲话，面对陆军将领们来

说，却加强了他们以一切可能限制党卫队领袖及其机关活动的意志。在作战

区域的特殊条件下，陆军总司令部及其前线指挥官的这种可能性是大量的，

比如封锁公路或扣留燃料等权利。

在这种精神驱使下，一贯赞成陆军总司令在作战区域拥有绝对指挥权的

瓦格纳将军，与海德希希进行了一次必要的谈话。而海德里希肯定对此早有

考虑，对“特别任务”的真正性质没有透露半句。此后拟制的、经陆军总司

令部以及国防军统帅部和指挥参谋部审阅的命令草稿，即不会让人产生任何

怀疑。也不会使人提出疑义。其全文如下：

秘密

1941 年3 月26 日

陆军总司令部

陆军总参谋部军需总监

在部队之外实施特别安全警务任务，需要在作战区域内增设保安警察特遗队。

征得保安警察和保安局局长的同意，在作战区域里，对保安警察和保安局的使用特

作如下安排：

1、任务

a）在集团军后方地域：

作战开始前，确保固定目标（物资、档案、德国或敌国组织、部队、集团的卡片等，

特别是重要人物：流亡政治领袖、破坏者、恐怖主义者等）的安全。

在由于增派特遗队可能使集团军的作战行动受到干扰的下属区域内，集团军司令可

不予以增设。

b）陆军后方地区：

研究和对付故国非军队实施的敌对行动，以及向陆军后方地域司令通报一般政治形

势。

1937 年1 月1 日与帝国国防部谍报处共同拟制的“国家秘密警察和国防军谍报机关

之间的合作原则”的基本精神，也适合于与谍报军官或谍报机关的合作。

2、特遗队与集团军后方地域军事指挥当局之间的合作。

保安警察特遗队在自己负责范围内执行任务。在行军、补给宿营等方面隶属于集团

军，在惩戒法律方面由国家秘密警察和保安局长官处理，集团军无需过问。

在专业方面他们执行国家秘密警察和保安警察长官的指示。在某些活动受到集团军

规定的限制时，应服从集团军安排。

为对这些特遣队实施统一领导，应在每一集团军地域内，委任一名国家秘密警察和

保安警察长官的代理人。他有义务将国家秘密警察和保安警察特遗队长官下达的指示及

时通知集团军司令。为避免干扰作战正常进行。集团军司令有权向代理人下达有关指示；

这种指示压倒一切指示。

代理人要经常与敌情军官紧密配合。代理人可按指挥当局的要求，派一名联络官员

与敌情军官保持联系。敌情军官需将特遣队的任务同军事谍报、战地秘密警察的活动和

作战协调起来。

特遣队有权庄其职责范围内，对当地居民采取行政措施。在此方面，应与谋报机构

实施最密切的合作。可能会对作战发生影响的措施需经集团军司令批准。

3、保安警察的特别行动组和特别行动队与陆军后方地域司令之间的合作。

4、特遣队、特别行动队、特别行动组和战地秘密警察的权限。在部队内部的政治谋

报任务和直接保护部队的任务，是唯一由战地秘密警察担负的任务。全部此类事务，特

遣队、立即交给战地秘密警察处理，反之，一切属特遣队任务范围的事情，战地秘密警

察要毫不迟疑地交给特遣队、特别行动组和特别行动队处理。此外，1937 年1 月1 日的

协议有效。

代理人

签字

不久，“保安警察特别行动组”在这个协议的俺护下，在东方战局开始

不久，便按照希特勒向希姆莱下达的秘密指令，在东线后方地域有计划地大

批屠杀犹太人。对这一点。参加会商和拟制命令的军官中，恐怕没有一个人

会预料到。

早在1941 年3 月30 日举行的约200―250 名高级军官――主要是三军即

将担任东方战局的高级指挥官及其最亲密的同僚一一参加的会议上，希特勒

在民达两个半小时的讲话中，就公开提出了违法的要求。按希特勒的本意，

同1939 年8 月22 日波兰战局和11 月23 日西方战局前夕的“动员”一样，

即向高级将领及其高级参谋助手们，就即将来临的东方战局，灌输他的观点，

要求全体与会者，应将东方战局作为“两种世界观的斗争”。由于无法改变

的“世界观”上的巨大差别，他的讲话慷慨激昂，言词尖刻，全场鸦雀无声

气氛十分紧张。只有两次起立打破了场上的寂静――一次是当希特勒从后门

走上讲台时，一次是当他离开会场时。

在这次讲话中，希特勒还宣布了“政治委员命令”，颁布了在“巴已罗

萨”地区实施审判权的法令，简称为“巴巴罗萨命令”。希特勒在讲话的一

开始就提出一条方针：苏俄的政治委员和干部，不管是部队的还是地方的，

一律是罪犯。因此，既不能把他们当成不人看待，也不能当成战犯处理。如

果他们被俘，应将他们转交保安局的特别行动组处理；如果条件不容许，当

地部队可将其就地处决，对另一道命令，希特勒早在3 月3 日所提出的要求

叫就作了解释。他要求军事法庭对待部队要采取双重原则，德国士兵有侵犯

“敌国居民”行为时，不应严格按军事惩处法和纪律条令处理；相反“敌国

居民任何侵犯国防军的行为”都要以最严厉手段，其中包括立即处决来加以

惩处，而不受军事法庭的起诉。希特勒的这些指令，基本上就是他对布尔什

维克主义的判决，他把布尔什维克主义与“社会犯罪”等同，特别指出了红

军在进犯波兰、巴尔干国家、芬兰和罗马尼亚时，政治委员和干部所犯下的

残无人道的暴行。在这一基础上，他反复强调，试图让他的听众相信，对俄

作战绝不能以军人的侠义精神进行，军人情谊的“过时观念”已不适用；这

是一种特殊战斗，不仅要打垮红军，而且要把共产主义永远从地球上根除。

据后来传说，当希特勒离开会场后，他的讲话引起了某些与会者的抗议

和强烈反响。然而，据我的观察或当时的史料记载都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证据，

譬如，陆军总参谋长详细记录了会议的过程，但对希特勒的最后几句话他只

记道：“将领们必须有自我牺牲精神，要消除他们的疑虑”在这两句话的旁

边还注有“陆军总司令命令”的字样。紧接着上面的话记有“上午：共进早

餐――，下午：在元首处会商”从下面的记录可以知道，这两次活动是在陆

军集团军群司令和个别下一级将领的小范围内举行的，只听说他们中间有一

个名叫古德里安的由于哈尔德对尔后的会商，只用了一句话即“没有新东西”

来表示，因此可以断定，与会者中没有一个人利用这一机会，再一次讨论希

特勒在上午的讲话中提出的要求。陆军高级军官们的这种保留态度，也许决

定了陆军的大多数人不会照希特勒的每一句话去办；另一些人可能会低估他

的企图的全部意义；也许还有一些人认为最好不要立即加深对问题的认识，

可以先看上司的反应如何再说。

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元帅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简明扼要地

解释说：“在这次会商之后，没有发生什么情况。”也许他应当这样说：他

对人们对希特勒计划的反应和异议一无所知。凯特尔的话也可以这样理解，

即他身为统帅部参谋长，没有参与将希特勒的要求变成命令、从而将其赋予

一种固定形式的活动。然而，这一解释并不符合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在战争

时期和战后的表现。在巴尔干战局，在夺取克里特岛行动中，在赫斯出走以

及“伸斯麦”号战列舰沉没，那些多事之秋，不管是凯特尔还是约德尔，都

一反常态，对希特勒百依百硕，尽阿谀之能事。

在沉默了整整5 个多星期之后，陆军总司令部终于5 月6 日呈递了一份

文件，推动了事态的发展。这份题为“陆军总司令派出的特别用途的将军”

的文件是一份命令草稿，由陆军总司令签字，“报统帅部参谋长，国防处长

瓦利蒙特将军亲启”。这份命令草稿是作为“关于处理国家政治权力代表，

以及为统一实施1941 年3 月31 日下达的任务的方针”。在“集团军地域”

一段里写道：

国家政治权力代表和领导（政治委员）是⋯⋯部队安全和被占领国安定的极大危

险⋯⋯

他们一旦被部队抓俘，可由他处转交部队，都要将其送交一名具有惩戒权的军官。

该军官需与另外两名军人（军官或士官）确认，被俘者或移交者是不是国家政治权力代

表或领导（政治委员）。其政治身份一经证实，枪决并立即执行。

部队的政治领导（政治委员）属于政治干部。及时发现他们并把他们剔除、具有特

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他们可能作为战俘，继续在后方从事鼓动宣传。尽可能先将他们押

在俘虏集合处，最后在临时战俘营将他们干掉。行政管理机构和党内的政治委员，以及

其他政治人物也在此列，因为他们可使部队凝聚到一起。经济和技术企业的政治领导，

如果他们采取对抗德国国防军的行动，也顷予以逮习捕。

应禁止将被逮捕的国家政治权力代表和政治委员遣送后方的作法⋯⋯”

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的日记清楚的说明，尽管这位运用于特别领域的将军不隶属于

他，而是隶属于陆军总司令，但由于这份命令革稿的特殊意义，他也不在其外。在5 月

6 日的有关记载中有这样几句话：

“特别用途将军米勒及其最高军事法庭委员会：

a）要以元首最近时将军们的讲话精神命令部队在东方战局中，部队必须在这场世界

观的斗争中，英勇奋战。

b）审判权问题⋯⋯”

收到陆军总司令这份文件的瓦利蒙特感到意外和为难。因为，到迄今为

止，陆军总司令只是用书面形式，将早已忘怀的希特勒口头提出的方针，在

少数高级军官的小范围内传阅。与此同时，他们通过具体的“实施规定”，

对部队下达了命令。瓦利蒙特以直接了当的、但又谨慎小心的措词、在陆军

总司令部污信的原件上写道：

有无必要发布这种形式的法令，育待考虑。是否将其自己的安排⋯⋯向统帅部参谋

长提交报告？①

国防处有关工作组（军需组），以这一批语作为自己考虑方案的基础，进行工作。

与此同时，国防处长瓦利蒙特打破“业务程序”擅自将陆军总司令部的命令芦案、与希

特勒口头提出的方针进行比较，并注上相应批语，转呈收件人（凯特尔）。瓦利蒙特未

将收到陆军总司令部的命令草案一事通告其上司，并利用这段时间。与军需纽一起寻求

解决问题的办法、禁止这种命令的下发，基于这种企图，当时采取了以下步骤：

1、将陆军总司令部的命令草案送交国防军司法处进一步处理。司法处参与了该命令

草案的起革，但司法部门提出的法律上的论据比自己的见解，更能使统帅部参谋长信服。

结果：电话通知司法处长勒曼博士，凯特尔禁止使用这个材料，并于5 月9 日将陆

军总司令部的草案退还国防处。

2、国防处长与陆军总军需长瓦格纳将军――他前不久曾受陆军总司令的委托与海德

里希进行过磋商――进行秘密会商，看是否有可能让陆军总司令部收回命令草案。

结果：遭到瓦格纳的坚决回绝。其理由是，正是由于与海德里希谈话后，才感到有

绝对必要向希特勒呈送这样一份命令草案。如果不这样作，希特勒就会向前线派遣“保

安警察”，并借此力量贯彻他的意志。瓦格纳补充说，为避免出现骚乱和不法行为，陆

军总司令部已起草了一份“维护纪律的命令”准备下发到陆军最基层的分队。面对这种

情况，瓦格纳只得向国防处长紧急建议，“不要再插手此事”①

3、对当时已被国防处所知晓的“帝国领导人”罗森贝格向希特勒呈递的“第3 号备

忘录”进行分析利用。罗森贝格作为即将走马上任的“东方部长”，在备忘录里指出，

在占领区年，地方政治委员和干部在进行行政管理建设中是不可少的。只有“较高和最

高级”的干部，才应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将其除掉。

尽管统帅部和国防处没有参加与东方的行政管理建设，但当瓦利蒙特从瓦格纳那里

得到对陆军前线地区令人放心的担保之后，认为，发展罗森贝格的想法是反对国防军迫

害非军事政治委员和干部的极好手段。

经过一周之久的调查和多方权衡，认为反对实施政治委员命令已有

足够保证之后，国防处长遂于5 月12 日，提出了一份“报告摘记”。

摘记开头写道：

“Ⅰ、陆军总司令部对方针呈报了一份草案⋯⋯并将其作为附件附上。”在简述了

陆军总司令部草案的主要内容之后，国防处将自己的意见陈述如下：

Ⅱ、帝国领导人罗森贝格的第3 号备忘录认为，只有较高和最高级干部才应除掉。

因为，国家，地区的和经济干部在被占领区的行政管理上，是必不可少的Ⅲ、因此，应

要求元首作出抉择，其原则应具有权威性。

对第Ⅱ点国防处建议如下：

1、对于对抗国防军的干部⋯⋯可作为游击队员加以处决。

2、对于没有敌对行动的干部，可暂不触动⋯⋯只有当向该国深远纵深突击时，才有

可能决定，能否将尚存的干部留在原地，还是应移交给特别行动队，否则无法进行移交。

3、军队干部应根据陆军总司令部的建议处理。这些干部不作俘虏对待，最后在临时

战俘营处决，绝不能向后方遣送。”

国防处长瓦利蒙特未将提案呈送陆军总司令草案的收件人凯特尔，而是

送交约德尔。他认为，约德尔会对此给以更多的理解和支持。这一判断是正

确的。他订先指出，“报告摘记”不是什么命令草案，只是对事实情况一种

简短概述，对上司的意见尽可能地影响。另外，在这里还要指出，在那种条

件下，进行公开对抗.除了只能成为殉葬品之外，不会有任何收获。因此，对

希特勒这样的命令只能从内容和措词上极力进行破坏。此时此刻，国防处长

瓦利蒙特象前线的指挥官一样，除了时不时地上报一批处一决政治委员的数

字外，别无他法。其实，他们既没有统计，也没有进行筛选，更谈不到处决

①。军官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顾全脸面”，而是出之于法律和人道的良

心。

国防处长将报告记录呈报给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之后，便暂时脱离

了此事。据我回忆，约德尔亲笔在提案上写的批语，直到战后在纽伦堡法庭

上才为人们所知，这些批语是：“必须再次向元首报告（5 月13 日）”，以

及“我们必须顾及到对德国飞行员的报复行动，最好将整个行动作为报复来

安排”（注：在审判中，约德尔大将交待：“我是想⋯⋯利用这些批注，向

凯特尔元帅指出一条或许能回避⋯⋯这⋯⋯命令⋯⋯的途径⋯⋯，我认为，

必须看一看实际中，政治委员是不是象元首所事先估计的那样；如果确实如

此，就可以进行镇压。”据作者回忆所及，这份报告记录直到战后才在组伦

堡法庭上公诸于世，但在总理府或山间别墅的谈话，时至今日还未为人们所

知晓。

国防处长“旧业重操”，再次处理这项工作是5 月底开始的。当时他在

巴黎参加了长时间的谈判后返回在萨尔茨堡火车站“阿特拉斯”号特别列车

的办公桌上，看到了由希特勒通过的“政治委员命令”的最后稿本。他首先

发现，他模仿罗森贝格的口吻提出的建议，全部取代了陆军总司令部拟制的

命令草案中的相应条款，几乎连措词都被采纳了。瓦利蒙特在欣慰之余，还

感到兴奋的是，命令没有希特勒的签字，也没有提出向希特勒或国防军统帅

部呈递“实施报告”的要求。于是，国防处长决定自己签署一份说明，连同

“政治委员命令”一起下发陆军和空军总司令部。此外他还曾加了一句话：

书面命令仅“发至集团军司令、航空队队长以上”。他认为，一切与他具有

同样思想的人，都会借用他的这些说明和补充，正面回避希特勒的命令。在

这件事的前后，国防处长都没有向他的上司――凯特尔和约德尔――透露过

一个字。

这就是“政治委员命令”出笼的全部的未加任何粉饰的历史。在给“政

治委员命令”降调的工作中，当时的国防处长瓦利蒙特少将以及他的军官们

作出了重大贡献①在希特勒尔后发布历次命令时，情况都大致类似。希特勒

在制定其东方战争的司法权的方针时，国防处及柏林国防军大本营的其他单

位不仅没有参与，约德尔也只是偶尔与凯特尔的谈话中，施加一点个人影响，

甚至连希特勒的军事工作班子也不清楚这种事情的全过程，或者在希特勒签

字时，才了解一二。

后来的发展结果是，“政治委员命令”只局限在内部小范围内而且据作

者所知，后来只有两次涉及到该命令的事。②1941 年9 月26 日，东方战局

大约已进行了3 个月，约德尔收到一份陆军总司令部9 月23 日签署、由米勒

将军签字的函件。函件称，前线的经验表明“应重新考虑迄今的对处理政治

委员的方法”约德尔在函件上批道：“对迄今所下达的关于处置政治委员的

命令元首拒绝作任何修改”并将函件退回。后来，在1942 年5 月6 日，即陆

军总司令部第一份命令草案拟制一周年的日子里，国防军统帅部战争史处的

勤务日记里有这样一段话：“为促使被围俄军的倒戈和投降，无道命令，凡

投诚的俄军指挥员、政治委员、党代表，可首先保全他们的生命。”

由于希特勒作了这样的解释，“政治委员命令”从形式上也等于被废弃

了。在东方战局开始后的数周里，“政治委员命令”只是在部分地区得到贯

彻，尽管大本营对此没有作过任何报道。但到了1941 年12 月初，严重的冬

季危机开始之时，命令已失去了任何实际意义。

但是，也没有充足的证据说明，在对俄战局初期，“政治委员命令”到

底在德国国防军战斗区域和占领区多小的范围内得到了贯彻。而事实是在

1941 年盛夏，在战俘营里却关押着无数各级政治委员。国防处长对此自然一

无所知，而希特勒却有耳闻，并为此专门下达了“处置苏俄战俘的命令”’。

根据这一切迹象表明，这道新命令的主要目的是，在前线地区“筛选”

俘虏营里的政治委员和干部，以此作为弥补措施，战后，有些人将这个新命

令看作“政治委员命令”的组成部分，这是不正确的。新命令的发起人和撰

写者是希特勒本人，以及命令的接受者、不幸的凯特尔。不同的受命者会产

生完全不同的结果。命令的接受者一个是前线指挥部，另一个是国防军战俘

机关。新的命令对刽子手希姆莱来说，是大开杀戒的上方宝剑；而对前线指

挥部来说则完全是另一种事。他们知道，非法处置战俘营里政治委员的消息，

很快就会被敌方知道。它只能迫使俄军政治委员们及其部队战斗到最后一颗

子弹。因此，到1942 年6 月对战俘营所下达的命令、尽管未被废弃，也基本

未加贯彻。

在结束这一充满忧郁回忆的一章时，还要说：人们经常从军方听到这样

一种说法，即在北非或意大利，德国陆军在进行“正派的战斗”。其言外之

意不仅是对东方陆军的否定，同时也是对陆军绝大多数的毫无道现的贬低。

暂且不说东线和南线的大量部队进行过换防，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军

人，尽管承受了闻所未闻的负担――来自己方“高级领导机构”的和敌方的

――但是他们仍然懂得维护其传统作风。

2、从战局开始到冬季危机

新的战地大本营

与1940 年西线不同，在希特勒命令大本营自东普鲁士迁移之前，他为能

获悉德国陆军6 月22 日清晨越过苏俄边界后的结果，一直等了大约36 个小

时。直到第二天中午，当苏俄宣布当天为第一个动员日时，德国领率机构才

分别乘飞机和特别列车踏上东进的道路。其中，国防处原班人马干14 时45

份由柏林格吕内瓦尔德出发，于翌日早晨3 时45 分到达距拉斯膝堡城东数公

里的目的地“格尔利茨林场”。

参谋部新的第Ⅱ号宿营地设在距一条火车支线车站仅几百公尺的地方。

营地后面高架着铁丝网，但从大街向后了望，什么也看不见。宿营地内还有

一家简陋的森林客店，是拉斯滕堡居民的短途旅行的歇脚处。在这个客店周

围建造了几所木制简陋房屋。大部分工作室就设在这些房屋内。这些房屋的

规格、窗户的数量以及内部设施，都是以柏林的各个部为标准建造的。更使

人吃惊的是有一半隐蔽在地下的设施，它象一列长长的卧车室，一个门挨着

一个门，这里是军官们的工作室和卧室，甚至国防处长在这里有两间卧室，

水泥墙壁上镶着淡雅的木板，洗漱室和浴室铺设着瓷砖，有制式衣橱，取暖

设备、电气装置等等，应有尽有，这一切与“战地”大本营几乎有些不相称。

几天之后，国防处长第个脱离这坐地下墓穴，搬到车站附近的列车上，后又

迁移到老式客店里。不久，国防处的其他成员也搬到工棚里。

在第Ⅱ号宿营地里，除了参谋部的战地队外，还有陆军的所谓“元首卫

队营”，负责警戒，卫队营指挥宫还兼营地卫戍官。人们相互间很少见面，

也不了解，但生活在大本营区域里，总还是生活在自己人中间，无需丝毫戒

备。

在大街的另一边，向东不到1 公里处，是大本营第1 号宿营地。在这里

住着希特勒和他的“国家、党和国防军”的来信。军队方面，除希特勒的副

官外，只有凯特尔、约德尔，以及新增加的“编史官”、总参谋部中校舍尔

夫。在这里，也有几所木制房间作为会议室和“饭厅”。而作为卧室和工作

室的都是由钢筋混凝土构筑的掩体，每个掩体都有两个和更多的小房间。在

最北角，是希特勒的掩体，因为希特勒怕见阳光，窗户依旧朝北。这个被希

特勒称之为“狼穴”的地方，时至今日仍被波兰列为名胜古迹，供游人参观。

陆军总司令部设在安格尔堡周围的森林里，乘车1 个小时可到达大本

营。空军总司令戈林和他的司令部也住在大本营附近。然而，国防处长在3

年多的时间里，没有一次去过空军总司令部的驻地；与此同时，他却与陆军

总司令部――在勤务之内和勤务之外问题上――保持着密切联系。在这里，

作者还想起另外一件事，很能说明两者的差别：当陆军总司令部首脑前往“狼

穴”时，只乘坐一辆旧式灰色小型列车，这种车辆只适合在“郊区路轨”上

行驶；而戈林前往大本营时，最低要乘坐由3.4 节大型现代化车厢组成的豪

华列车，行驶在仅100 多米的单线铁轨上，车上设备舒适华丽，配有身着白

色服装的服务人员。海军总司令留在柏林，在头几个月里，仅派一名海军上

将作为其常驻代表，住在1 号宿营地里。虽然“狼穴”设在前线附近，可是

处在这穷乡僻壤中，却几乎没有当初西线大规模军事行动中所应有的感觉。

甚至在第一次乘车“向前”开进时，在辽阔的区域里，也常见到一些散兵游

勇。但不久，国防处长便无法前进，只得换乘一架旅行飞机，以便在仅有的

数小时内，到达指定地点，与部队取得联系。装甲部队和摩托化部队的先头

部队，越是快速向东方推进，拉斯滕堡的森林里越是显得寂寞。由于离前线

需要几天几夜的时间，而且中间无处休息，所以飞往前线的可能性已变得绝

无仅有，何况约德尔也自然不会批准。为能摆脱钢筋混凝土和简易住房的窒

息空气，作者曾好几次与当时的参谋部副官、有名的赛马能手莫姆上校，在

晨雾朦胧的黎明，骑马驰骋在原野上，以享受几分近似战争的气味。有时，

也利用下午的时间，漫步在东普鲁士的田野上和森林中，得以休养生息。

在大本营驻地的最初几个月里，每大的上作都是在这种消遣之中完成

的。按常规，国防处战地队的大部分工作都是每大早、晚各收集一次陆，海、

空三军由发自东线、西线、北非、巴尔下和地中海其他地区，以及“国防军

统帅部战场”的详尽报告，经过整理，由绘图员将新情况标在“态势图”上，

通过信使转呈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以外，要举行形势讨论会，有时傍

晚在大本营I 号宿营地举行。除了约德尔照例参加外，还增加了国防军指挥

参谋部的一名军官。国防处长的另一项例行任务是，每天晚上听取战时日志

记录员对当天最重要事件的报告，还常常就有关企图和展望坦率地交换意

见。

第三章西方与东方之间

打破僵局

由于与法国停战而带来的心醉神迷很快逝去了，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军

官们日益感到，现实与他们设想当中的富有计划性的总参谋部工作越来越不

一致。人们很清楚、“围困”大不列颠岛的作战还要继续进行。早在6 月中

旬，有关命令就已签发。据此，陆军兵力将减少到120 个师，被减编下来的

全部部队和装备，都用来协助海军和空军，对欧洲唯一剩下来的敌人英国作

战①但是，鉴于力量单薄的海军，以及攻击力量一直有限的空军――正如其

在敦刻尔克所表现的那样，能否单靠这一计划就能取得胜利并带来和平？这

是不是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一个唯一中断“工作班子”状态的契机？能不能借

此机会打破一切都等待希特勒点头。而代之以更多的按自己的思想去进行战

争的局面？作者认为，在这种形势下，将英勇绝伦、久经考验的军种陆军闲

置一旁，是完全不正确的！

然而向何方去，打击谁，才能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在欧洲大陆上，从

直布罗陀海滨向北望去，已经没有敌人。出于多种考虑，北非被划为地中海

的边缘地区，井作为意大利盟国的具有特殊权益之地。正象人们认为的那样，

在德国彻底战胜法国和英国陆军之后，不大可能再向意大利交付较大的作战

任务。多数人所期望的目标、最强有力的解决方案是：在英国登陆这个目标

已日益临近了。早在几周之前，在敦刻尔克的日子里。国防处的参谋们就曾

围坐在罗德特农庄的壁炉旁谈论过，是不是当时应即刻横渡海峡，对英国人

实施追击为上策，法国的半壁河山是否应听任法国自己管理。这种思想只是

由当时的热情所致，但很快便烟消云散了。现在，这种思想又重新浮现在脑

海里；并同时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即目前是否已经坐失良机。时至今日，

这一问题一直没有提到日程上来。

国防处长携带几份粗略草拟的方案，由他的黑森林客店，来到I 号宿营

地的掩体群。然而，他在这里却遭到其上司从未有过的冷遇。约德尔从不喜

欢看见他的参谋部提出超出所制定的作战方针的建议。此时，他似乎处于极

其复杂的内心冲突之中。也许他想的与其参谋部完全一样，只是现在不想说。

因为前不久，雷德尔海军大将向希特勒提出这一问题时，希特勒对此几乎不

感兴趣，随便搪塞过去。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民的这种拒绝态度使瓦利蒙

特费解。返回途中，他猜想，约德尔也许是出于政治动机。接着，瓦利蒙特

去找大本营的外交部的代表。外交部代表极其保留告诉他，现正以外交手段

试探伦敦的态度，将来也许会使以军事手段对付英国成为多余之举。但这一

信息也没有从军事上对德国最高领导正处于僵局的问题给予满意的解释。在

人们心里不由地出现了一种象意大利外长齐亚诺伯爵前不久在慕尼墨与希特

勒会晤后，以尖刻的笔调所描写的那种印象：“希特勒现在好比一个把赌本

输得精尤的赌徒，他相离开赌桌，不愿再冒一点风险了。”

国防处的军官们没有放弃努力。这一次，他们查明，陆军总参谋部再次

与他们站在一边。此外，他们还深信他们会得到海军总司令部的支持。第一

步，只是他们努力的间接结果，他们于6 月28 日促成国防军统帅部签署了一

道命令。据此命令，“各通讯单位应利用一切途径”，制造假象，使敌人相

信，德军将准备在爱尔兰实施登陆，以此加强对英国的“围困”。

在此期间，约德尔为阐明他的观点而继续奔走。在国防军统帅抵达“圣

诞树山”的当天，约德尔便向希特勒呈送了一份他对形势的判断。

约德尔考虑到希特勒曾拒绝雷德尔建议这一事实，以及正在进行的对英

国的外交试探，他把在英国的登陆仅看成是“最后的手段”。这位指挥参谋

部参谋长认为，德国战胜英国只是个时间问题。因此，德国应该也能够选择

一条既不冒险又能保存实力的上策。他进言希特勒，德国应首先以占优势的

空军力量，消灭英国皇家空军。接着，空、海军协同作战，攻击英国列岛的

仓库、重要运输线，同时对人口集中地区实行恐怖性轰炸。如果能以此折服

英国人民的抵抗意志，英政府提出投降，然后便可在英国实施登陆，给其“致

命一刀”。备战工作必须立即着手，约在8 月底，9 月初就绪。另外，也不

可忽视利用世界范围的反英力量对大英帝国进行作战的可能性，特别要争取

那些对摧毁大英帝国感兴趣的国家，首先是意大利，其次是西班牙、俄国和

日本。

当时，国防处长及其同僚对这份备忘录以及他们与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在

观点上的根本区别，既未耳闻，也没有意识到。于是，他们竭尽全力，将一

切手段都集中使用到“海狮”行动上，想方设法加强德国战争计划上最强大

的攻势。这样，按照约德尔的计划，对英作战的主要任务由空军担负，而登

陆成了最后一个，也是最薄弱的环节。

希特勒最终同意的这个计划，成了7 月2 日和7 月16 日国防军统帅部命

令的基础，命令中首先规定，登陆的各项准备工作应即刻着手；14 天后，将

提出详细方针。1940 年8 月1 日，国防军统帅部又发布了第三道“指示”即

第17 号指令，这份题为“空、海军对英作战的指挥”的指示特别强调了此次

行动的目的，即“德国空军部队⋯⋯要尽速征服（英国）⋯⋯，为最终战胜

英国创造先决条件”。在所有这些由国防处军官们遵照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

谋长的作战方针起草的命令，都搀杂有国防处军官们的观点。然而，根据这

些命令，夺取制空权的战斗――即英国人后来所称的“闪电”行动――似乎，

仅是登陆作战的前奏，但也是整个作战的高潮。但其前提是，空军要能完成

应尽的使命。

从这个基础和这些观点出发，国防处军官们倾注了他们的全部愿望和才

能，为登陆计划的顺利实施，排除接踵而来的各种障碍。此前此后，国防处

军官们都没有象这次作战准备工作中，有这样能充分发挥自己主观能动性的

自由天地。但是，从他们的上司直至希特勒，也从来没有象这一次表示出如

此冷淡和懈怠。值得人们特别注意的是，希特勒对戈林和空军一贯宽容大度，

甚至对英的空中攻势直到8 月13 日即与法国停战后两个月才开始的重大延

误，没有给以更多的责怪。但是，当9 月中旬国防处长到格里内角的空军第

2 航空队指挥所访问时所耳闻目睹的，却使他感到莫名其妙：在这里人们刚

刚开始讨论支援渡海和上陆问题，还根本没有形成任何固定看法。从飞机和

码头向近处望去，海峡沿岸的所有港口都已挤满了运输船和驳船。

约德尔将军在他的处长向他报告前线之行时，仍然没有告诉他，根据他

的建议和希特勒的意志，空战依然是对英作战的重要手段，登陆只是“附属

物”。国防处的军官们――据他们当时判断――还有陆军和海军总司令部一

直认为，赢得对大不列颠列岛的制空权，只是为成功地实施登陆创造条件，

只有登陆才是决定性的战斗行动。这不仅在目的上，而且在实施、时间和进

攻重点上都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事物。从战后公布的一些资料可以表明，近30

年来德国空军一些上层机构所进行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空军依靠自己的力

量，或者再加上海军，也无法达到使“大不列颠投降”的目的，这一目的只

有通过占领不列颠列岛才能达到。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当时一名身居国防军

统帅部高级职务的军官，也误入迷途。希特勒至少应向一问戈林，空军到底

有多大能量。

另一个思想――这在约德尔将军6 月末的日记中已有记载――即从外围

来解决大英帝国问题，也没有任何结果。但大约一个月以后，国防处和陆军

总参谋部在未受约德尔的影响下，也不约而同地进行了同样的努力――尽管

程度有限。此事的起因可能是德国驻罗马大使馆武官林特伦将军向国防处和

陆军总参谋部所作的一次口头汇报，他认为，几周来意大利人对埃及的作战，

即使到将来，成功的希望也不大。同时，国防处长由于对希特勒在英国登陆

的坚定态度也日益产生怀疑，遂于1940 年7 月30 日向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

谋长呈递了一份“对总态势的判断”，建议“向意大利人提供装甲兵力，以

加强其对苏伊士运河的攻势”。国防处的建议以及陆军总司令部同样内容的

口头动议经约德尔综合整理后，呈送希特勒，赢得了希特勒的赞许，同意给

陆、海军总司令部写信，责成他们进一步研究向盟友提供这种援助的可能性。

这份于8 月11 日由希特勒签署的文件，再次清楚地反映了德国的作战指挥在

那段时间里的摇摆不定。文件中称，在下列前提下：（1）“海狮”行动不能

在今年实施；（2）意大利对苏伊士运河的攻势未能奏效，或是推迟到秋季进

行；那么就可能要考虑元首的想法，即向意大利人提供装甲部队，支援意军

的进攻，或待尔后再夺回苏伊士运河。

在这件事情上，似乎既没有对前因后果的综合认识，也没有联系陆军总

司令部的新的设想，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就于第二天即8 月13 日，向希

特勒呈交了一份自己对形势的新判断。一开始，他就开门见山地写道：“登

陆行动无论如何不能失败。失败将会带来政治后果，其影响将远远超出军事

范围”。在另一段，他以同样的观点补充说：他认为，倘若全部先决条件―

―包括海军方面的――均未达到，那么，“登陆行动是一次在绝望形势下，

必须实施的绝望行动，但现在我们并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做”。约德尔继续写

道，对英国，“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迫其屈膝”。然后，与意大利一起进行一

场真正的联盟战争，共同对付大英帝国，以取代劳而无获的“平行战争”。

为此，意大利应尽可能派遣大量空军和潜艇部队，将不列颠列岛紧紧围困；

除了对埃及采取军事行动外，还要准备在同西班牙、意大利达成一致的基础

上，占领直布罗陀。

约德尔的同僚们在消化并进一步发展这一思想的同时，希特勒对这些建

议――其中涉及到地中海问题――仍保持着谨慎的克制态度。经过长时间考

虑后，他仍然将在英国登陆放在次要位置。1940 年9 月初，希特勒却命令对

占领东大西洋群岛，即从马德拉群岛、卡纳里亚群岛、直至亚速尔群岛和弗

得德角群岛的可行性进行研究，“情况允许时，也考虑⋯⋯占领⋯⋯葡萄牙”。

他的这一战略远远背离了“海狮”计划。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对这些―

―部分是海军制定的――计划居然没有采取断然否定态度，反而让他的参谋

部用这一新的方针对他们的方案作出回答。这样，长达一个月的时间，白白

地耗费在这个无益的和毫无结果的问题上。

然而，在此期间，又出现了一件意外的情况，它比其他任何计划都更严

重地危及到在英国的登陆，这就是希特勒突然要掉转方向对付苏联！这一可

怕的决策颠倒了当时的各种关系，留下难以测度的后果，甚至时至今日。

希特勒在柏林作了短暂逗留，7 月19 日在国会发表演说，竭诚希望与英

国和解，重归干好。此后，德国大本营分若干小组，再次在贝希特斯加登地

域集中。国防处乘坐他们的特别列车“阿特拉斯”号由巴特赖兴哈尔车站出

发。在这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在这次国会上被希特勒由少将越

级提升为炮兵上将――在7 月29 日突然来到国防处，与处里的领导们磋商军

情，这种难得的作法，使大家惊异作常。国防处的军官们，尽管贡献甚

少，没有其他奢望，但这一极不寻常的访问，也算是西方战局胜利后，对他

们的一种不一般的嘉奖①。约德尔将四面门窗关死，坐在餐车的桌子旁，对

四位参谋军官②开门见山地说，希特勒已经决定，尽可能在早些时候即1941

年5 月，对苏俄发动一次突然袭击，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危险，从世界上“彻

底”铲除。

约德尔的活尤如晴天劈雷。更使他们感到迷惑不解的是：对英国的作战

无论如何不会先于对俄作战结束，而恰恰相反，即在不能通过其他途径迫使

英国和谈的情况下，取得对俄国这个最后的“大陆勇士”将是最好的手段。

然而，约德尔的话音刚落，四名军官情绪激昂地异口同声表示反对：迄今得

以幸免的两线作战，难道要由我们自己发动吗？尽管陆军主力能够调向东

方。而空军又以什么来对付日益给德国城市带来沉重负担的空战呢？为什么

与莫斯科缔结的“友好互不侵犯条约”几乎还不到1 年，迄今俄国一直按照

条约，准时、充分地向德国提供武器装备时却突然调转矛头呢？约德尔对所

有问题，都作了回答，但没有一个令人信服。记忆中，有一句话印象颇深：

他说，希特勒认为――也许他自己也这样认为，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分歧是

无法回避的；因此，对俄战局最好是己方军事实力处于鼎盛时期进行，这要

比若干年后重新号召德国人民赴敌作战好得多。而且，德国空军在经受了东

线作战的锻炼之后，可最迟于1941 年秋季，以强盛的战斗力重返英国战场。

在经过约一个小时的激烈辩论之后，他要求我们起草一份命令。据此，陆、

空军在波兰西部占领区的输送展开和宿营准备工作应即刻着手。这项命令是

有关“进攻苏俄的最早文件，代号“东方建设”。

在所有计划突然转向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当时，即约德尔刚刚披露

此事后，人们仅仅知道。根据希特勒的意愿，对俄战争本应早在1940 年晚夏

就开始了。只是凯特尔与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一起向希特勒呈递了一份紧急进

谏书，说明时间、空间、气候等因素均不利于对俄作战之后，似乎才说服希

特勒罢手。国防军统帅部的首脑们的这一异议是应当赞扬的，但可以肯定地

说，他们提出异议并不是为了取消这场战争，只不过是推迟而已。

为了使读者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作者想再列举几件战后才了解到的事

情：

上面提及的希特勒的指示，是1940 年春季对他的亲信提出的；①

英国政府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于1940 年7 月初，通过英国驻莫斯科大使斯塔福德?克

里普斯爵士转交给斯大林一封信。信中建议俄国将矛头转向德国。几天后，苏联便将该

信内容通告德国驻莫斯科大使：

陆军总参谋长的日记：1940 年7 月3 日与作战处长的谈话：“当前，摆在首位的是

英国问题题⋯⋯和⋯⋯⋯东方问题。对后者必须重点考虑，即给俄国以军事打击，迫使

它承认德国在欧洲的统治地位；”

1940 年7 月13 日，在听了希特勒的一次报告之后：“元首最关心的问题是，英国

为什么不愿求和⋯⋯⋯对这个问题，他似乎与我们找到的答案不谋而合，即英国对俄国

还抱有希望；”

1940 年7 月22 日，陆军总司令对他前一天与希特勒进行的一次谈话的印象是：“俄

国问题应着手解决。要做好思想准备；”

1940 年7 月30 日，与陆军总司令一起对总态势作的部分判断：“如果不能迫使英

国就范，并出现英俄结盟的危险，那么是不是要首先对付俄国，从而实施两线作战。对

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保持与俄国的友谊更为适宜”。

1940 年7 月31 日，希特勒终于在山间别墅指示：“⋯⋯俄国将主要赌注压在英国

身上⋯⋯但俄国一旦被摧毁，英国的最后希望也将破灭。德国便将成为欧洲和巴尔干的

主人。

决心：在一系列冲突中，必须将俄国除掉。

时间：1941 年春。

仅从这简短的引语中，就能十分清楚地看出，希特勒的反俄决心早就是

无条件的，用他自己常用的表达方式叫作“无法更改”的。此外，还可以看

出，他的这一决心无疑是建筑在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根深蒂固和从未泯灭的

深仇大恨之上。这一思想大约是在1940 年7 月中旬形成的。也就是在同一时

间里，希特勒又由于受军队方面的催迫，下达了在英国登陆的命令。

由此可以看出，这两个决定的份量差别，一目了然。1940 年夏季，参预

者中能认识到这一点的已大有人在。然而，这种打破德国战略僵局的方式，

并没有结束战争，相反却意味着一场新的战争的开始。

新旧矛盾

在国防处内外，凡知道希特勒这一新的企图的人，再次提出这个急迫的

问题：如何对付希特勒的新企图；怎么才能避免这场在时间和空间上也许是

没有止境的新的战争。虽然未作深入研究，但他们确信，“与俄国保持友好

关系是上策”。进攻俄国将给人民和国家带来可怕的威胁。在这种形势下，

人们希望能够在国防军首脑人物中找到一位军人。人们信赖他，理解他，他

能以无法辩驳的军事论据，加上自己在军队中的威望，与独裁者及其基于政

治和世界观而作出的决定相对抗。然而.这只足徒劳空想。现在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更加清楚，希特勒已及时地排除了这种可能性，他已亲自站在了国防军

统帅的职位上，同时也将国防军参谋部――它的参谋长却为此欢心鼓舞――

作为他的“工作班子”为其服务。

国防处所能物色到的对象超不出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然而也就是

他，目前在这个问题上，已无法指望发挥重要的政治和战略影响。至于凯特

尔就更不足挂齿，他越来越依赖约德尔，毫无主见。尽管如此，国防处第一

海军总参谋部军官仍于8 月初，前往贝希特斯加登，向约德尔陈述从长远看

矛头转向俄国后，英国及其海军对德国处境势必带来的后果。这一进谏看来

相当必要，因为海军总司令丝毫不知道希特勒的计划。然而，这次拜访却证

实了这样一件事：希特勒之所以认为要打败这个岛国，必须要走首先除掉俄

国这样一条“迂回道路”，是因为希特勒对英国海军力量估计过高。而对自

己的装备估计不足。

这种新的设想，同过去的一样，缺少说服力，然而它却促使网防处下定

决心，全力以赴，为“海狮”行动铺平道路。依靠这一途径似乎还有避免冒

俄国风险的可能性。据战后传言，希特勒长时间为渡海登陆作准备，唯一目

的是为了威胁和恫吓英国。这一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他在此问题上的反复强

调，更多地是为了说明他还是赞同登陆计划的，只是德国还没有赢得能确保

排除来自英海、空军巨大威胁的空中优势。他的这一观点作者似乎在他的言

谈中亲耳聆听过。他说，如果德国士兵不得不为德国而捐躯，他是可以忍受

的：但他绝不会为成千上万人无谓地葬身于海底而承担责任。

毫无疑问，其结果是，他越是关心俄国问题，气候越是不利于空战的实

施，他就越会将登陆计划置于次等地位。事实上早在1940 年晚夏，希特勒已

经将登陆准备仅仅当作恫吓和威胁英国的手段。到1940 年10 月12 日，情况

终于迫使他向国防军的首脑们公开亮出自己的观点；所谓暂时废止登陆计

划。这里顺便提一句，1941 年春季，为了迷惑敌人，希特勒又重操“海狮”

计划。与此同时，他还命令各情报单位广为散播一种说法，即向俄国进军是

为了转移人们对在英国登陆的注意力。

空军和海军对放弃在英国登陆一事轻易妥协了。因为，海军从一开始就

没考虑过此事；而空军则认为无力取得海峡上空的绝对制空权。只是陆军总

司令部和国防处对此事坚定不移。他们尽管处于被分隔状态，但仍想方设法

企图迫使空军通过不断改善装备和战术，以足够的优势，实施登陆。

1940 年11 月12 日第18 号，便是国防处锲而不舍的努力和在其有限的

范围内所产生影响的证据。这份指令综合了国防军统帅部对尔后德国战争计

划的基本要点。国防处长在这份指令的初稿里，――将“海狮”行动放在头

等位置上――尽管到1941 年春季才实施；然而，第二天，约德尔向他指出，

这种强调问题的方式也许符合陆军总司令部的观点。但却不合希特勒的胃

口。瓦利蒙特反驳说，他之所以坚持在英国登陆的观点，是因为它是决定战

争成败的重大问题。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也许同意了瓦利蒙特的观点，

但是。他还是指出――显然他对希特勒的意图理解颇深――必须将“海狮”

这段文字从指令的第一段移至最后一段。同时，他还大笔一挥，划掉了瓦利

蒙特对这一条文所加的加重号。①。

这样，遍体鳞伤的“海狮”又挨了“致命一刀”，而这一刀本来是应落

在不列颠列岛身上的。随着未来大规模作战行动可能性的逐渐消失，德国大

本营再次化整为零，以小组为单位活动。8 月29 日，希特勒在英国皇家空军

第一次空袭柏林的轰炸声中回到德国首都，如从前一样，与他的亲信住在总

理府。而国防处野战队，鉴于其有较大的机动性，因此仍暂留在停于格吕讷

瓦尔德车站的特别列车上。由于时令的变迁，到了秋季，他们希望能为参谋

部找到一所既能办公又能住宿的驻地。直到11 月中旬即战争爆发前夕，他们

才住进波茨坦附近的克拉姆波尼茨骑兵学校，离总理府约有一小时的汽车路

程。第二年的头几个月，国防处仍住在这里；国防军统帅部的首脑凯特尔和

约德尔将军则与希特勒一起，住在贝希特斯加登。在此期间，陆军总司令部

还在枫丹白露等待统帅部对“海狮”行动作出决断。此后，他们便又迁回到

措森。海军回到了它以前柏林蒂尔皮茨驻地；空军回到了它在波茨坦附近的

掩体群。

这样，到了1940 年秋季，出现了一种从总体上说与法国战局前夕相仿的

状况。信使、军官或官员来往于大本营各小组与三军总司令部之间保持着相

互联系。同过去一样，由国防处收集的情报，仍是约德尔每天在总理府或山

间别墅中作形势报告的基本材料。陆、海、空三军总司令大部分时间里，只

是到这里作口头汇报，接受希特勒的命令和安排。在这种场合下，希特勒总

是对一些悬而未决的政治问题发表滔滔空论。

表面看来，国防军领率机构里一派协和气氛。但进一步观察便可发现三

军总司令部在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上的原始缺点。依然如故。首先，象以前

一样，陆、海、空三军总参谋长从未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一起磋商军

情。此外。不是因为特殊原由，三军总司令们也很少聚会，既使碰头。在希

特勒的淫威下，谁也不会说一句真话。更有甚者，在海军和空军以不充裕的

手段艰难地对英国实施“围困”的时候。陆军却通过研究和图上作业逐渐形

成了俄国战局的作战基础；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对此却丝毫没有参

与。第三点――尽管不很重要――国防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与其参谋长直

到1941 年，一直被分隔在柏林――克拉姆波尼茨和贝希特斯加登两地，只有

通过电话以及国防处长亲自乘飞机取得联系。

因此，被大为称颂的“国防军领率机构的团结”，是名不副实的，完全

是纸上文章。如果说，早在准备在英国登陆期间，国防军总参谋部的工作就

缺乏统一步伐和共同目标，那么在尔后的数月时间里，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

问题上的意见和观点就更是大相径庭。

国防处长及其军官们象约德尔将军一样，直到1940 年12 月，几乎没有

参与过东方战局的准备工作。这在以往重大战局是极少见的。在这种情况下，

国防处却在全神贯注于适合于将国防军全部兵力调向西线的计划，并将其

1940 年7、8 月的最初成果部分纳入上文提及的11 月12 日的国防军统帅部

第18 号指令中。进攻直布罗陀的计划是指令的中心内容。希特勒放弃在英国

登陆以及10 月23 日与佛朗哥将军进行一次不太成功的会晤之后，大力推进

这一计划的实施。原来设想，由空军将海港摧毁，尔后赶走英国舰队，就算

达到预期目的。在国防处的建议下，最后将占领全部陆地作为目标。与此同

时，国防处还在致力于另一项计划：德国派一个空军军和一个装甲军去支援

意大利军队对苏伊土运河的迟缓推进。他们认为，这种对英国人的主要基地

的双管齐下的进攻，似乎有可能最终“摧毁英国在地中海的地位”，使战争

进程有一个转折。但在支援意大利的问题上，希特勒却改变初衷，拒绝进一

步向意大利提供支援。然而，在坚决拒绝支援意大利之后，希特勒却又违心

地要袭击希腊。可以肯定，他的这一态度是由于德国拒绝提供援助，促使墨

索里尼及其统帅部坚持其原来观点而造成的。但是，当时，希特勒并不是不

愿意放弃远征北非。因为，他不愿看到为了推动这项计划的实施，而将兵力

由对付俄国转向其他地方。由于这个缘故，进攻直布罗陀的行动最迟不应超

过2 月初。

在这个阶段，作为国防处大然“盟友”的海军总司令部，也将当时大家

已经知晓的希特勒进攻苏联的计划，看成错误的和灾难深重的。由于国防处

的海军军官们对这一共同观点的不懈支持，于8 月底，提出了第三个建议，

即在世界海洋上“德意联合实施海战”的计划，以便将注意力由东方移开。

这一计划，一开始得到了希特勒的赞许，但因必须待到彻底解决地中海地区

问题以后才能下定决心而作罢。

1940 年11 月1 日，国防处长在一次商讨关于“冬季作战企图”的会上

想再次使约德尔将军确信，这些计划“不可能⋯⋯全部令人满意⋯⋯。假如

德国不向利比亚派兵，那么意大利对埃及的进攻就难以取得重大成果，⋯⋯

也不会解决地中海的问题。因此，意大利舰队应继续坚守地中海，不应考

虑⋯⋯与德国重型舰只在大西洋联合作战的问题”。然而，约德尔――不管

他自己确信与否――只是把希望寄托于在此期间采取的德国空军对西西里岛

的行动，并希望能为占领直布罗陀，在地中海地区赢得充足的空中优势。因

此，这一设想也写入“第18 号指令”里。

指令的开头还有一项计划，这是国防处长倾其全部心血的一件事，即与

法国进行军事合作。如果说在战争进程中，这种“通敌行为”至今还仍被两

国官方视为声名狼藉的冒险行为，那么对当时参与这一合作的军官来说，只

能意味着是次利用他们力所能及的途径和手段促成欧洲邻邦真诚谅解的尝

试。这种联合反英的尝试，或者用“指令”的话说，由初期的共同安全任务，

发展成“法国全面参加反英战争”，是从当前现实出发的。这一目的的最充

分的理由是，没有那个计划更能阻止可怕的战争，向东方扩展，以及有效地

阻止美国参战。

在这里，不可能对由于希特勒一贯运用政治欺骗伎俩，将法德军事关系

搞成僵局的发展过程，作详细描述。但不妨只回忆一下初期，它与1940 年7

月英国攻击停泊在凯比尔港和达喀尔的法国军舰，是联系在一起的。此后，

德法高级官员在威斯巴登，尔后在维希不断进行接触，在1940 年9 月23 日

德国从海上对达喀尔实施攻击之后，约德尔向他的亲信说：“他与国防处长

协调一致，充分利用每一时机说服元首。利用德法共同利益，进行高于一切

的对英国的战斗。”在他对当前“元首观点的转变”进行一番评论之后，完

全接瓦利蒙特的思想补充说：“人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是关于继续进行

战争和战争目的的基本观点的彻底转变”。最后，约德尔出人意料地宣布，

一个月以后，即1940 年10 月24 日，希特勒将与贝当元帅会晤。

在对“与法国进行合作⋯⋯的形式”进行详细研究之后。国防处长应约

德尔的要求，对合作形式提出的原则是：“法国人的参加⋯⋯必须同时为法

国的生命攸关的利益服务”。双方进行耐心合作共同对大不列颠列岛作战的

问题，在此之前就已被排除在外。瓦利蒙特认为，保障和维护法国殖民地，

是符合德法双方利益的。因此，停战协定的实施。以及与意大利的关系，都

应置于这一目的之下。

在以后的数周时间里，即希特勒与贝当元帅会晤前后，与这一军事愿望

相联系的“严重的政治问题”在各方都变得突出起来。意大利人认为，德法

亲近会危及他的战争目的，因此不顾眼前其他方面的许诺，断然拒绝德国人

的要求，并得到德国外交部长的支持。在这种状况下，贝当元帅说了一句人

人皆知的话：“6 个月讨论问题，6 个月后便把它遗忘。”最后希特勒――在

凯特尔的热情支持下――提出，“将来对法国的让步，应附以超出停战协定

的要求”。这样，在“第18 号指令”的有关条文还没有出台之前，其份量就

已大大降低了。

在国防处长与大使阿贝茨一起，在巴黎与法国人谈判期间，有机会到约

德尔那里商谈“重大调整”问题，同时向他强调指出“有一半措施似乎不妥”。

其间，凯特尔再次强调了希特勒的要求，“与法国人的谈判仅按步就班地进

行⋯⋯这不符合⋯⋯德国作战的利益。因为，这会使用以继续对英作战的非

洲基地长时间不得开放；而且在这情况下，法国人还可能要求德国，在其所

属的非洲殖民地国家里。恢复秩序和安定，更谈不上，在预见的未来，与德

国实行有效的军事合作，共同对英作战。”尽管有各方面的反对意见，希特

勒最后仍指示他的军事全权代表，可采取全盘“接受”的方针。

11 月29 日，德、法总司令部代表，在巴黎德国大使馆举行了会晤。这

是德法战争结束半年后，两国代表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第一次无拘束

的会谈。瓦利蒙特少将出乎意料地看到，坐在他对面的除了法国陆、海军首

脑恩特西热将军和达尔朗海军上将外，还有副总理皮埃尔?赖伐尔。此后不

久，这位副总理和达尔朗便成了法国的栋梁。会谈中，双方没有采用恩特西

热提出的将来旨在针对非洲内部地区而安排的计划，而是在全面谅解的基础

上，接受了瓦利蒙特少将提出的方案，即――违背全部既定方针，加强法属

西北非和西部非洲的安全，德国国防军将此作为德、法军事合作的最重要和

最迫切的目标。然而，上述所指地区不仅包括在战略上保卫薄弱的欧洲南翼

而且还包括摆脱了英国封锁的重要的经济区。12 月10 日，在同一地点，相

同的代表，举行了第二次会晤。会谈中，法国方面提出的部分问题，第一次

得到满意的回答。同时，使人们加深了一种印象，即只有法国人自己能够有

效地保卫他们在海外的领地。今后会谈的内容将是，通过远远超出停战协定

的，在军事上作出重大让步。以及进行必要的政治和军事的“一体化”，使

法国能够胜任这些任务。

然而，德国再次――决不是最后一次――自食其言。作为德国大本营的

一名军官，除了按时赴会以外，几乎什么都无权决定。而这就足以使刚刚建

立的联系中断。在第一次同法国代表会晤之后，希特勒一反惯例――尽管是

明显克制地――亲自审阅了国防处长的报告。在瓦利蒙特第二次在巴黎参加

会谈时，希特勒接到了一份关于法国驻北非总司令魏刚将军不可靠的情报，

而希特勒早就对他怀有疑心。于是，命令国防军统帅部，近日内火速发布指

令，一旦法属北非脱离维希政府，便占领全部法国领土，并接收法国的舰队。

在这种情况下，国防处长发往贝希特斯加登关于第二次与法国人会晤的书面

报告，看来不会受到重视。此前，约德尔曾写道：“要趁热打铁，我们的盟

友的进一步反悔”――指在利比亚的意大利人――“很容易导致法国态度强

硬”；而现在，希特勒已将大局造就。12 月13 日，当法国贝当无帅突然解

除了他的副手德法合作法方的奠基人――赖伐尔的职务，甚至暂时关押起来

之后，希特勒立即丢下全部外交策略，重又恢复了他对法国的战胜者姿态。

半年后，即到1941 年5 月下旬，在达尔朗海军上将――在贝当政府里接

任赖伐尔的职务――以及阿贝茨大使的共同努力下，希特勒才同意恢复德、

法双边军事会谈。经过10 多天会谈――双方代表仍为恩特西热和瓦利蒙特―

―产生的纪要形式的条约，并未能发挥德国的倡议者过去所寻求的政治和战

略作用。因为进攻俄国的战局即在眼前。但是，一些极好的机会，希特勒也

没有充分利用。譬如，当时一方面按照条约法国应支援德国夺取尼罗河谷和

中东的战争；另一方面――比前者还重要――在法属北作和西非从背后构成

对英国的威胁。希特勒的疑心妨碍了法国在军事上作出任何真正的让步。在

政治上，法国要求给以回报，但希特勒以欧洲独裁霸主自居，不愿受到任何

约束。

国防处长于5 月底从巴黎返回德国。凯特尔和约德尔十分冷淡和毫无兴

趣听了他的报告，接着便让瓦利蒙特单独一个人前往山间别墅向希特勒报告

――这真是一种前所未闻的程序。随后来到山间别墅的是一个令人生厌、举

止粗俗的人，此人便是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瓦利蒙特的汇报，赢得了

希特勒的注意，当瓦利蒙特讲到的按照法国的态度，法属北非和西非可能给

德国形势带来的利益及其作法时，里宾特洛甫插了几句话，使人难以遗忘。

他说：“这一切又会对您怎么样呢，我的元首”如果在非洲真的发生了事变，

只需隆美尔将军的坦克，就能将全部骚乱平息。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肯定不

需要法国人⋯⋯”里宾特洛甫一边说着，一边抽出插在上衣口袋的手，指着

在希特勒面前摊开的地中海地图，首先从埃及、利比亚边界开始，经过突尼

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一直指向下面的达喀尔”希特勒终于打破了里宾

特洛哺对这一方案的自问自答，给这位将军造成的尴尬局面，他要求瓦利蒙

特“向外交部长先生再说一遍”，这些地区在非洲相距多远；坦克在这些地

区、机动靠什么取得地面联系；还会遇到哪些障碍。

几个月后，法国在叙利亚受挫，但没有德国支持倘能坚持；与此同时，

德国在俄国旗开得胜，取得重大战果。所有这些事，都有使德法协议有全部

被遗忘的危险。直到1941 年8、9 月，国防处才利用东线战事暂停的机会，

向威斯巴登的停战委员会发出一项新指示，命令他们恢复就“协定书”的实

施的谈判。鉴于德国继续考虑到与意大利的关系，又因为法国拒绝就承担力

所能及的任务作出妥协，会谈未取得重要成果。最后一次会谈是由德国驻巴

黎大使促成，于1941 年12 月底在柏林举行的，法方参加会谈的是新任驻北

非司令朱安元帅，德方为戈林。此时，正是德国在俄国陷入严重危机，以及

美国参战的时刻。当法国贵宾早已等候一个多小时的时候，戈林才赶到，并

匆忙向国防处长打听这次谈判的军事题目；而且在会谈中，戈林似乎总是处

在一种瞌睡状况，造成会谈迅速不了了之。无疑，戈林的态度是希特勒对此

毫无兴趣的一种反映。希特勒经常说，成功时不需要谈判，处于困境时不想

谈判①。

地中海、巴尔干和中东

如果追溯到1940 年底。就会发现，早在那个时候，根据第18 号指令所

制定的旨在从外围解决与英国冲突的一切计划，都已宣告失败。这个给1941

年头几个月留下阴影的事态的根本原因在于，德国战胜法国后，德国的作战

已与现实不相符合，似乎被小事所纠缠。毫无目的，处于瘫痪状态。它将一

大部分精力花费在挽救其盟国意大利在海洋、希腊和东北非所遭受的严重挫

折上。佛朗哥将军之所以拒绝同意向直布罗陀的进攻，并不是因为意大利的

这些失败，而是德国未能在英国登陆的结果。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

尔在1940 年8 月对形势判断中就提出，“通过其他途径迫使英国就范”。如

果希特勒对其他一切反英计划都给予全力支持，那么约德尔对形势判断本身

就可能是不正确的。

从1940 年底发生的一些事情上，“轴心国”的作战就已显露出困难重重、

危机四伏的征兆。1940 年11 月中旬，经国防处组织安排，德国统帅部的首

领凯特尔和约德尔，与意大利统帅部参谋长巴多里奥元帅，举行了此次战争

中的第一次会晤。致词时，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高仰着头颅，一脸傲气。

开头他便说：“我们已赢得战争，它不可能再失去，我们必须结束战争。为

此，必须使英国认炽到，它已失去这场战争。”相比之下，雷德尔海军大将

倒现实一些。1940 年底当谈到对英战争的现状时，他对希特勒说：“想把英

国舰队赶出地中海，不是短时间能办到的。――虽然海军总部一直将此看成

是寻求战争出路的关键，并多次提出。但目前问题不在这里，而是在非洲又

出现了一种危害德国和欧洲利益的形势。”

1940 年12 月中旬，德国空军第10 军移防意大利南部：此后，迫于利比

亚和希腊的形势，于新年过后，派隆美尔远征军远征北非；同时派精兵进行

巴尔干战局。这全部对意大利的支援计划意味着――在两个独裁者看来，是

一种勉强达成的妥协。经数月犹豫之后，在一方面希特勒通过与墨索里尼协

商，另一方面与陆、空军协商后，这些决定终于付诸实施了。在此期间，指

挥参谋部充分扮演了一个希特勒工作班子的角色。它的全部工作主要是协调

友好和结盟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利益，尤其是在巴尔干地区；除此之外，还要

为希特勒完全根据陆军总司令部的建议所采取的决断，以及为监督准备工作

的实施而起草命令。

德国在北非和巴尔干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尽管是针对英国的，但由于俄

国战局的迫近，这些措施基本是防御性的。德国空军第10 军所取得了伟大胜

利；特别是隆美尔率领的那支力量单薄的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提前

到达利比亚、埃及边界；与此同时，由于总参谋部和部队表现非凡，在很短

的时间里，到达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南缘。这样，到1941 年4 月中旬，出现了

一种事先未曾预见的战略态势，似乎有使整个战争进程发生转折的希望。在

英国，人们一贯将地中海看成桥梁，而不是鸿沟，因此，人们当时只希望通

过对克里特岛的强大的空中突击，对亚里山大的英国舰队，以及中地中海和

东地中海的基地构成严重的危胁，此外，人们还希望美国海军能占领克里特

岛，将英国舰队驱逐出地中海，从而结束战争。这样，德国领率机构最关心

的是，不能在巴尔干耽搁太久、以防俄国战局的开始时间拖得太久当时，德

国在地中海北岸和南岸，已经开始了统一的战略行动。但现在的一些考虑与

1940 年春季想尽快到达英吉利海峡时的想法并不是没有相似之处，它并不完

全是仅带有防御性质，而是为胜利结束东方战局后的形势而安排的。此外，

毋庸置疑的是，国防军的活动范围――仅就其有限的向国外和海外输送能力

而言，使它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现状，改变作战方向。1941 年5 月和

6、7 月间，德国对伊拉克暴动和对叙利亚的法国人的支援，就是这方面的一

个有力证据。尽管如此，如果国防军统帅部是一个反应灵活、对各种可能性

都预有准备的指挥机构，如果它的首脑不背上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实施十字军

东征的包袱，也不是不可能借此机会重新斟酌一下下一步的战争计划。

落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头上的工作，依然毫无意义。值得一提的是，4

月22 日，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奉希特勒之命前往伊皮鲁斯，与希腊第二

次签订停战协定。因为第一次是德国常胜的第12 军司令、利斯特元帅经希特

勒批准同希腊签订的，但它未满足墨索里尼的要求――这在全部战争史上恐

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事。此外，国防处在巴尔干战局刚刚开始的日子里，还就

占领克里特岛或马耳他是否对地中海的尔后作战具有重要作用，专门进行了

一次分析判断。国防处的陆、海、空军官一致同意国防处长关于占领马耳他

的意见，他们认为，只有如此才能保证通往北非的海上通道永久畅通。但是，

在约德尔将军还没有跟上这一思路之前，他们的判断已经过时了。因为希特

勒已经决定，为避免罗马尼亚油田遭敌突袭的危险，绝不能将克里特岛让给

英国人；同时，同意空军从克里特岛上的一个德国空军基地起飞，成进攻之

势，在地中海东部海域对克里特岛施加广泛的影响。在这事情上值得一提的

是，此后不久，希特勒的副官长施蒙特上校来到国防处，要求国防处将最高

指挥层的这一不同意见以及尔后出现的分歧看法都载入战争日志里。此外，

在巴尔干战局期间，两列特别列车之间的联系相当松散。战地大本营曾在这

里度过三周。两列专车在施泰尔马克一段僻静的铁路线上，附近便有两个铁

路隧道入口，一有空袭危险，两列专车便立刻进入隧洞。

德国大本营一回到柏林，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便突然受领了一项出人意外

的新任务：“利用一切手段和可能实现希特勒的部署，即通过一切可行的途

径，尽速给伊拉克――对英国人――的战斗以支持”。不久就有入提出，要

想迅速提供支援，只有从签订停战协定的法国驻叙利亚军队里提取轻型武

器。而空军的介入――更不用说在克里特岛登陆――不仅需要法国驻叙利亚

行政机构的同意，而且还需要土耳其的友好的忍耐。然而在此期间，伊拉克

的暴动到5 月底，在英国的强大压力下已岌岌可危。

此后不久，指挥参谋部面临的是一种完全类似的局面：6 月8 日，英军

和从巴勒斯坦开来的法国戴高乐部队，对叙利亚的法国人发动了进攻。根据

德、法在巴黎达成的协议，德国应当对在叙利亚处于防御地位的法国人给予

支援。过去的讨价还价和犹豫不诀都抛在脑后，现在，希特勒允许法国借道

德国南部和巴尔干占领区，用铁路将若干个法国营从本上运往萨洛尼卡；同

时，允许法国海、空快速部队通过地中海，开向希腊基地。法国部队通过英

国海军舰队在塞浦路斯水域设置的障碍，到达叙利亚；德国第10 航空军也在

具有效航程内，在贝鲁特前成功地牵制了英国的巡洋舰队。在叙利亚的战争，

终于1941 年7 月12 日功亏一箦，前后仅一月有余。

在这场失败即将酿成之时――它清楚地表明，在遥远的异国它乡进行军

事行动，需要周密的计划――1941 年6 月，在德国大本营产生了在军事文献

上倍受重视的“第32 号指令草案”。这个文件初稿首先分析了欧洲大陆的形

势，认为“在摧毁俄国国防力量之后”，“轴心国”将称霸欧洲。其作战争

目标是“埃及由利比亚、土耳其由保加利亚、⋯⋯以及必要时伊朗由外高加

索，集中力量对英国在地中海和近东的地位发动进攻。”在西方，夺取直布

罗陀，也被列入该计划之内。

如果追根溯源，德国的这一“长远”战略计划，最早还是由希特勒提出

的。1941 年2 月，国防处受命以希特勒的名义，对在阿富汗进军印度一事进

行研究。1941 年4 月初，希特勒还认为，东方战局将在数个月内结束，1941

年秋有望在“北非展开大规模攻势”。此外，希特勒在与齐亚诺伯爵谈话时，

还附带提到巴尔干战局可以通过经由土耳其和叙利亚向前推进以寻求出路的

可能性。他的这一占领直布罗陀、紧接着占领法属摩洛哥的设想，在此期间

几经推延。因此，根据战争头两年的经验，陆军总参谋部对“澄清俄国战局

后的未来作战行动”的倡议作到预有准备，不是没有根据的。这一设想所涉

及的范围，可以从哈尔德1941 年4 月7 日的日记中找到详细依据。其中有“未

来编制组织的要求”，以及按兵力和兵种对“作战集群”进行精确的“兵力

计算”的一览表，并按区划分为西班牙――摩洛哥，北非――埃及，安纳托

利亚――阿富汗。1941 年6 月初，陆军总司令部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便建议

国防军统帅部和指挥参谋部将上述内容作为指令发出。此后不久，海军总司

令部又提交了一份将全部控制东地中海为作战目的的形势判断，促使国防军

指挥参谋部于几天后，即1941 年6 月19 日，经希特勒批准，三军各总司令

部下发了这一计划的初稿。

这一全球战略的前景，主要取决于俄国战局的进程，这里无需详加分析。

但需要指出的是，它首先再次证明，在这些思想的背后，隐藏的并不仅仅是

大本营或三军总司令部的狂妄自大――如战后某些评论家所评论的那样。当

时的一些敌对国家，如丘吉尔和英国军事领导也曾经严肃地考虑过以与德国

相似的计划和可能性进军俄国。之所以在这里特别强调一下国防军的这一长

远计划，是因为一些批评家――他们对这些计划要么不予以承认。要么无所

了解――不可能对所谓在各个时期表现出的“国防军统帅部狭隘的大陆观

念”给予足够的批判，并将责任归咎到在领导岗位上的陆军军官身上。

在尔后的事态发展中，还有几个可说明其胃口过大，以及片面的大陆设

想的事例。国防处长在实施陆军总司令部的倡议过程中，为他的同僚们提出

了一条方针，即：“（1）通过夺取直布罗陀、马耳他、塞浦路斯岛和苏伊士

运河，解决地中海问题；（2）扩建欧洲――西非阵地，反对英、美联合；（3）

在英国登陆，给其致命一刀。”这仍是一种将德国军事力量的重点，致力于

西方的思想。然而，在第32 号指令的第二稿中，却企图在俄国取得巨大初步

战果后，将中东作为未来作战的主要目标――它主要代表希特勒的观点，同

时也是陆、海军总司令部的思想。其中，没有提到马耳他、北非和西非海岸

的防御应由法国承担，由德国提供空中保护；经希特勒的批准，准备给法国

以必要的支援。

所有的计划最终都要回到英国。东方战局一俟告成，便以全部力量再次

对不列颠群岛实施“包围”，与此同时，摧毁大英帝国在地中海的生命线，

使不列颠列岛“呈现”“崩溃”迹象，最后，“以登陆结束”全部作战。

第二章西方战局

5 月14 日即西方战局开始后的第4 天，希特勒发布了“第11 号指令”，

确定了继续作战的方针。根据这份指令中部分已众所周知、部分已过时的内

容来看――如应“尽快粉碎”荷兰军队的“抵抗”，而荷兰军队已于当天投

降――指令的主要目的一目了然，它是要清清楚地告诉陆军总司令部，国防

军最高统帅已今非昔比，他要从现在起执掌作战的指挥权。在国防军指挥参

谋部参谋长的日记中，对于希特勒干涉陆军职权范围的事也有鲜明反映。而

在这次行动中，国防处在拟制指令过程中，再次贯彻了“任务式指挥法”，

因此他们还为其所从事的“编辑”工作所发挥的作用沾沾自喜。

从陆军参谋长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对“指令”’并不十分重视，要求

他将其大量坦克和摩托化兵团于适当时候，从比利时地域向左翼转移时，他

却大为恼火。作者曾看见希特勒用一部军用电话机，艰难地质问第6 集团军

司令冯?赖歇瑙大将，为什么迟迟不投入他的装甲军。对这件事，约德尔在

5 月16 日写道：“元首催逼B 集团军群和A 集团军群的全部装甲和摩托化部

队尽速行动。”凯特尔随即飞抵B 集团军群司令部，当面向其传达希特勒的

要求。这天，哈尔德在日记中写道：“问题的关键是，要开辟一条前送道路⋯⋯

分别通过第6 集团军地域和第16 集团军地域，⋯⋯将兵力前送至突破部队的

右翼和左翼”。几小时后，他又补充写道，希特勒点到的那个装甲军，正在

它迄今的作战地域，为取得最后胜利再次投入战斗。从他的日记中看出，哈

尔德大概使每一个外行都得到这样一种印象，似乎部队机动困难重重，而且

需要相应的时间。

次日，希特勒――大概是昨天晚间受与戈林一席长谈的影响――突然决

定，将经长时间准备的、关于在荷兰进行军事管制的全部措施统统废除。他

纯粹从党政观点出发，以波兰和挪威为样板，在荷兰实行民事管理，完全没

有考虑到这还是一块极不安定的地区。国防处长立即向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

就忽视军事管理的必要性提出异议，但无济于事。当哈尔德听到这个消息后，

于5 月17 日的日记中写道：“在荷兰军事管制问题上采取的态度，再次表明

最高统帅对待陆军总司令部的极度不真诚”。

这是一个即将发生严重冲突的征兆。这场冲突涉及的是整个作战行动的

核心思想，即迅速向海岸突破。当德国装甲部队主力畅通无阻地渡过马斯河，

并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迅速向西挺进时，国防军领率机构与陆军总司令部的

思想，产生了根本的分歧。5 月16 日哈尔德趾高气扬地写道：“尖子部队正

以一流的速度推进⋯⋯敌人装甲部队的进攻被击溃。步兵的开进速度⋯⋯也

极为迅速。”据可靠的消息得知，由南向北开进的法国军队所实施的“进攻⋯⋯

开始攻势还很弱”。此时陆军总参谋长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毫不动摇地坚持

装甲部队的“快速推进”。南部的翼侧安全可通过“梯队”的不断机动得到

充分保障。他写道：“尔后，此线可通过后续部队得以加强”，并决定次日

将其想法付诸实践。而希特勒的想法却与此大相径庭。虽然，他在坦克作战

上不是没有花费一定精力，但他现在一直担心翼侧安全。因此，他把一切希

望都寄托在步兵师身上。他希望，在装甲部队继续向前推进之前，步兵应骑

马或步行赶到翼侧。5 月17 日中午，他向陆军总司令说明他这一担心――正

如哈尔德在日记中所记载的：“他认为主要危险来自南面”“我认为当前没

有任何危险”当天下午，希特勒乘汽车亲自赶到巴斯托涅①，向A 集团军群

司令、冯?龙德施泰特元帅表示他的这一忧虑。希特勒强调说，为防止敌人

死灰复燃，在这一时刻，无论如何不能出现任何纵漏。因此，当前不能如此

迅速地向海峡突击，而应以最快速度沿埃纳河、尔后沿索姆河①建立绝对可

靠的防御，即使失去西进的时间也在所不惜。

5 月17 日傍晚，陆军总参谋长对这一决定以忧虑的语句写道：“真是不

愉快的一天，元首大发神经。他在成功面前畏缩不前，不想冒任何风险，宁

可让我们停止前进。”翌日清晨，哈尔德再次向希特勒陈述了他对形势的分

析，最终他认为。作战“不能有任何停顿”，除此之外，别无出路，“每一

小时都是宝贵的”。上午10 时――这对Ⅰ号宿营地的人们来说、可算是起了

个少有的大清早――陆军总参谋长和布劳希奇与希特勒发生了一场极不愉快

的争论。约德尔称之为“极度紧张之日”。他写道：“陆军总司令部不同意

以最快速度巩固南翼的企图⋯⋯希特勒则以最严厉的方式命令陆军总司令和

哈尔德将军，立即采取必要的措施”⋯⋯此后凯特尔再次仓促飞往龙德施泰

特集团军群，命令其参谋长，立即按希特勒的要求行动，不要等待陆军总司

令部的命令。约德尔也没有袖手旁观，他利用他的权威，下达了补充命令。

而哈尔德却极为恼怒地回到了他附近的猎屋。他写道：“在元首大本营，另

一种观点占了统治地位。元首对南翼有着一种莫明其妙的惧怕心理。他大发

雷霆，暴跳如雷，似乎我们正在葬送整个作战，正在导致全军覆没。他根本

不想继续向西推进。”

直到下午晚些时候，这场风波才平静下来。陆军总司令部收到了一份新

的“命令”②。甚至还有关于早晨说话的“谈话记要”―――这是一种过去

几乎从未采用过的、表示赞同陆军总司令意见的形式。当天18 时，希特勒终

于被哈尔德呈送的新的报告说服了，决定“放弃对机动权的控制”，由陆军

自行决定。“从此，正确路线终于能付诸于实践”，陆军总参谋长在分析这

一事件的过程中，这样写道。但他又说：“这是在引起普遍义愤的情况下才

出现的结果，而且从表面看似乎是作为国防军统帅部采取的指挥措施”。这

场风波迅速了结了，国防处是在事后才了解到这一情况。

在后来的日子里，约德尔的日记如同温度计一样，反映出指挥层仍处于

一种动荡不定的状况。他们对作战指挥缺乏深刻的认识和经验，他们的行动

准则是受其起伏不定的感情和情绪来决定的。因此，到5 月19 日，国防军统

帅部对于来自北面的法、英装甲部队的突击，又一次表示出“极大的忧虑”；

而敌人的这一行动正中陆军总参谋长的下怀，他“恰恰表示欢迎”。结果，

两个最高指挥机构对空军的参预提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要求。5 月20 日傍晚，

大约在西方战局开始后10 天，德军就到达了阿布维尔地域的索姆河河口，并

在河口北部将拥有数个集团军的敌人合围。“山崖城堡”沉浸在不寻常的胜

利喜悦之中。约德尔写道：“元首大喜过望，高度评价了德国陆军及其领导。”

5 月21 日傍晚，希特勒“对于步兵师向前推进不够又有点心神不定”。约德

尔看到希特勒在“地图室里一直呆到一点半”。

第二天，便开始了戏剧性的敦刻尔克事件。在这些日子里，希特勒将刚

刚庄严表示的对陆军的“赞许”抛到九霄云外，再次于预作战行动，因此使

西方战局，甚至整个战争的结局，都对德国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许多战史

书籍已对这一事件作过描述，为使这一事件的介绍更加丰富，作者想以个人

在大本营的经历作一些补充。

此次对立的阵容仍如同以往：一方是希特勒、凯特尔和约德尔，还有戈

林；另一方为布劳希奇、哈尔德，以及国防处的陆军参谋军官们。希特勒及

其追随他的那些人自以为是，毫无顾忌地将他们的观点和意志强加给陆军总

司令部。经过多次“不友好的会商”之后，哈尔德于5 月25 日只好屈从于无

法更改的事实，他说：“迅速推进的左翼前面并没有敌人⋯⋯但被元首的不

可更改的意志阻止了。”次日，哈尔德用极其尖刻、嘲讽的词句概括了全部

的灾祸：“装甲和摩托化兵团遵照至高无上的命令，象大树一样，扎根在贝

顿和圣奥梅尔之间的高地上，不能进攻。⋯⋯而此在正是敌人的暴露后方，

本可大干一场”。在此期间，由比利时匆忙开来的、仅由步兵师组成的B 集

团军群，“在对付着谨慎后撤、但仍保持战斗力的敌人⋯⋯以一定的代价缓

慢向前推进”。而敌人在此期间，却匆忙准备于第二天将其被围部队运过海

峡。

象哈尔德及其周围的军官一样，国防处的陆军参谋军官们，也对希特勒

的命令大吃一惊。希特勒对他下达的这一命令，不想作任何解释。瓦利蒙特

和洛斯贝格毫不迟疑，立即通过“上层路线”，详细打听事情的来龙去脉。

约德尔极不耐烦、并十分自信地说：他、凯特尔以及希特勒，在第一次世界

大战中就相当熟悉弗兰德的低洼沼泽地带，那里无法使用坦克。在狭窄的小

路上，排成长串的坦克会相继被摧毁，加上迄今已经损失的坦克，到法国第

二阶段攻势开始时，将没有坦克可以投入。目前在弗兰德唯一能够作的，就

是大胆使用空军。戈林向希特勒担保，他的飞行员有足够的把握，可以在沿

岸完成对敌人的合围①。

在这种情况下，作者以其在战前和平年代里，在比利时海滨度假时的所

见所闻，强调指出，1918 年以来弗兰德地理的条件已发生根本变化，但却是

徒费口舌。作者对空军在黑夜和恶劣天气里的作用的怀疑，也没有引起任何

反响。至今还留下难忘的不愉快印象的谈话，还有两点值得一提：约德尔没

有一句是引用龙德施泰特元帅多次表示赞同希特勒命令的话，尽管龙德施泰

特由于他在当时的总参谋部军官中享有崇高威信，利用他的话最能消除其下

级的矛盾；约德尔更没有谈到――那怕只是暗示――政治动机，即希特勒可

能出于对英国远征军的怜悯。龙德施泰特在这件事的态度，在陆军总参谋长

的日记里没有任何记载。相反。在5 月26 日的日记里却提到，“龙德施泰特

不再坚持，径直去找霍特①和克莱斯特②，向他们说明快速部队继续推进的

条件。”因此，根据上述情况，只能证明冯?龙德施泰特元帅和他的参谋军

官们――更不用说陆军司令部――尽管在观点和安排上与希特勒有部分的一

致，但目标绝不是一样的。这一切说明，龙德施泰特仅仅为了调整装甲部队

而下达的短期“停止令”――对此，陆军总司令部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成

了希特勒在关键时刻中断作战行动自然发展的借口③。5 月26 日下午，装甲

部队恢复机动权。但为时已晚，已无法从总体上阴止英、法军队向海峡彼岸

的撤退，德国空军也只能起到干扰作用。

为了使读者对那个时期有更全面的了解，作者还想补充一些对西方战局

尔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印象，因为它对于大本营的性质和作用据有典型的意

义。

当德军于5 月20 日快速到达索姆河口后，希特勒立即撤消了以多个意大

利师在阿尔卑斯山脉北缘发动进攻的计划。希特勒的这种对盟国意大利反复

无党的态度，只能是出之于纯军事原因，别无其他解释。5 月30 日墨索里尼

照会希特勒，宣布意大利于6 月5 日参战。希特勒对意大利独裁者的这一决

定非常恼火，建议他最好再等几天，这似乎义与“轴心国”的政治目的不相

协调。破绽百出的理由是意大利的参战，将会干扰德军于同一时间计划在法

国中部开始的第二阶段作战。但是，如果看一看哈尔德在这些天给的答复，

就会知道希特勒的理由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哈尔德曾答复陆军总司令说：“意

大利在下几周”才能参战。此外，希特勒对于墨索里尼提出的关于两国总参

谋部进行不承担义务的对话的动议置之不理，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希特勒

而对德国国防军所取得的出人意料的巨大战绩，并不想与盟友分享胜利与和

平的硕果，而必须由他一人独占。

当时，不管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得知希特勒的公开的或秘密的企图，是多

是少，都应从这些事情中比以往更清楚地认识到，在这种形势下，两个盟国

不可能拟制共同的作战计划，更谈不上并肩战斗。因此，当意大利于6 月10

日参战时，两国既没有统一的指挥，也没有最起码的军事联盟所必需的计划

和目标。

随着6 月5 日在法国开始的第二阶段作战，希特勒与陆军总司令部首脑

进行了第一次会商。会上再次出现的对立很能说明问题。在说明下一步的目

标时，哈尔德说：“必须把敌人的有生力量作为作战的目标”。他的话是符

合总参谋部的久经考验的理论的。可是第二天，陆军总司令却告诉他一个希

特勒的新想法，“其中关键的一句话是：“他首先想以十分的把握夺占洛林

铁矿，从而剥夺法国的装备基地。”如果在当时取得一系列胜利的日子里，

一个目标与另一个目标能够衔接起来，那么后来就没有足够的办法和施加充

分的影响说服希特勒相信这样一种观点，即“夺取特别是坚守一个领土目标，

是以战胜敌军为前提”，“未取得这一军事成果，⋯⋯夺占具有军事经济价

值的地区，即夺取领土目标，是成问题的，长时间坚守也是不可能的”。在

这个观点对立的整个过程中陆军总司令和陆军总参谋长，以及陆军高级指挥

官们仍然是处于孤立的境地；约德尔保持沉默，凯特尔和“四年计划”所谓

内行领导戈林，百分之百地支持希特勒。

6 月3 日，大本营结束了在“山崖城堡”的生活。撤离前，根据希特勒

的命令，整个“山崖城堡”区域被列为“文物保护对象”：每个房间和每扇

门上的名牌都应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作者周围的人们看到大本营的第一个

驻地正在开始变成德国的纪念地，颇感不快。但人们心里也非常明白，在法

国所取得巨大胜利，主要不是归功于希特勒和他的军事工作班子。西线作战

精神上的倡导者、时任军长的曼施泰因将军写道：“在德国西线攻势的初期

行动中”，他“基本被挤到一个旁观者的地位”。胜利的真正获得者陆军总

参谋部也受到希特勒的压抑。

大本营新的营地，设在比利时南部一个名为布吕利一德佩什的小村庄。

当国防处的大部军官乘飞机在这里着陆时，一大批托特组织①的工人正在忙

于最后一批工程：希特勒个个掩蔽部、花园，以及一条用砂砾铺设的道路，

在“内部区域”还有一个小喷泉。在希特勒到达后的两小时，这个老百姓已

经撤离的地方，冷寂无声，似乎变得渺无人迹。仓库设在乡村校舍；临时木

板房被当作国防处的办公室。国防处军官们的宿营地则设在离希特勒较远的

村子里。陆军总司令部将其大本营设在离希特勒数里远的地方。

到这次战局结束前的短短的时间里，作者曾亲耳聆听了希特勒和戈林在

乡村的一块场地上进行的一次令人难忘的谈话。谈话的起因和内容是英国空

军轰炸德国城市居民区一事，这在当时，第一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戈林大

话连篇，说什么他早就对敌人的这种冒险公开发出过警告，敌人的活动不会

持久，它立即会遭到“十倍”炸弹的报复。希特勒立刻表示坚决反对。他认

为，英国人这样作很可能是由于英国领导人在敦刻尔克的压力下、一时失去

冷静；也许是由于英国的轰炸机缺乏瞄准设备，或是由于英国人投弹手操作

不熟练，才致使他们攻击平民百性。总之，他认为无论如何要等一段时间再

采取相应措施。这一立场，德国曾在30 年代进行的国际谈判中采取过，在对

英国进行大规模空中突击前，又一次得到证实。

如果说指挥参谋部在希特勒与戈林――他们总是谈论空军的事的这种谈

话中间――只是充当旁听人，那么到了6 月中旬，却突如其来地受领一项任

务，即准备与法国签订停火协定。在法国提出媾和要求之后，希特勒便于6

月17 日动身前往慕尼黑与墨索里尼进行会谈，行前没有就准备工作交代任何

方针。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不得不多方征求意见，除了1918 年11 月贡比涅的

协约国的有关规定可作借鉴外，无法找到更好的依据。6 月19 日希特勒从慕

尼黑回来后，情况才发生变化。他象在慕尼黑对意大利人一样提出将保持最

大克制作为基本原则。他认为，停战无论如何不会受到威胁，因此，法国不

可能重新采取敌对行动。现在要着手进行的，是在将来的停战协定中提出更

高的要求除了匆忙原因之外，由于上述这种对法国的估计不足，使德国没有

在法属北非采取充分的安全措施――这是违反意大利人的愿望的，这一疏忽

为尔后的严重后果埋下了祸根。①6 月21 日是令人欢欣鼓舞的一天。在这一

天也维护了法国代表的尊严。此后，大本营人员各奔东西。希特勒由两个他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同连服役的战友陪同，在当年法国的战场中进行了一次

旅行。此外，在一个初夏的清晨，希特勒还秘密地在一个法国通的引导下，

观赏了巴黎的建筑和名胜古迹。而此时，他再次放弃了他长期构思的，在法

国首都举行一次大规模阅兵式的计划――以象征性地表示战争将要继续进行

下去。其原因是戈林不想担负空中安全的责任――这是在那些被胜利冲昏头

脑的日子里出现的不详之兆，国防处的几位军官也借这一机会，到敦刻尔克

地区作了一次参观旅行。

经希特勒的允许，陆军总司令部将其驻地迁往枫丹白露。自6 月25 日，

大本营的各个小组先后向北部黑森林一个战前就已准备就绪的掩体群――代

号“圣诞树山”――集中。希特勒在回柏林之前，之所以选中这一地点作短

暂停留，主要是为了由此出发去参观法国马奇诺防线这一伟大杰作。国防处

的成员工作和居住在黑森林附近的客栈里。希特勒还特别为此发布了一项指

示，对于店主所遭受的生意亏损，要照价赔偿。这些都照此办理了。

第一章初期形势

5 月初“从挪威传来的捷报”，为西线攻势开辟了道路。希特勒决定“几

天后”开始新的战局；约德尔则建议，两次作战行动要在“时间上和力量上

区别开”，因为空军在5 月份仍有大批空军部队被牵制在挪威。

西方战局开始前的几天是令人心神不定的几天，在这几天里天气预报和

进攻命令不断更改。空军总司令每天坐在司令部里“收听”天气预报，因为

他的飞行员和伞兵部队比其他军种更需要好天气。在总理府举行的有关会商

会上，照旧没有陆军代表出席，也没有向陆军提出任何问题，“只是”要求

他们准备200 万兵力，在24 小时之内随时准备参战。希特勒自己在5 月7

日这天“对再次延期极为恼火，这有泄密的危险”。次日，他依然，“暴躁

异常”，声言他再也不想等了。但是他还是――用他自己的话――“违心”

地让戈林，将开始行动日期最后一次推迟至5 月10 日，“但再也不能往后推

延一天了”这一决定是希特勒准备行动的信号，他不想再等待有利天气了。

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对希特勒的决定随声附和――这已成了他的习惯。然

而，运气帮了希特勒的忙：5 月9 日傍晚9 时，即按大事年表中“元首发布

进攻命令的最后期限”的前半小时，空军总参谋长报告说，“10 日天气晴朗”。

为表彰空军气象工作者们的功绩，该处领导荣获一块金表。

5 月10 日清晨，领率机构的各个小组――后来就是由这些小组组成了德

国战地大本营。从四面八方于不同时间，分乘火车和飞机向奥伊斯基兴地域

集中。希特勒及其左右也象往日一样，乘坐“元首专列”，于前日下午从柏

林附近的小站出发，向北驶去，以便在黄昏前踏上西进之路。将近半夜时分，

国防处长和国防处担任要职的军官们乘国防军统帅部“信使队”的一架飞机

由施潘道附近的一个机场起飞；国防处的其他军官和官员，会同秘书、绘图

员和通信人员乘坐国防处的特别列车。与此同时陆军总司令及其总参谋长第

一个精干的参谋部，由措森出发，进驻希特勒大本营附近的“林务所”①。

翌日清晨6 时许，国防处“战地队”在明斯特艾弗尔城北部的罗德尔特

村的一座大庄园里聚齐。距这里仅数百米的大小道路上，挤满了开进的纵队，

潮水般地向西方边境拥去；头顶上，已方的飞机划破了黎明的晨空。从庄园

外几乎无法看到的简单实用的房屋，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为我们大约5 名

军官和官员以及30―40 名辅助人员，提供了充足良好的工作和就寝条件。然

而，我们却不得不与最不受欢迎的邻居毗邻，其中有希特勒左右的人，包括

他的贴身卫队，这些人不分昼夜喧闹不止。希特勒对饮食不厌其精，需求量

颇大。为运输这些补给品，更是车马喧嚣，不绝于耳。在整个战争期间，Ⅰ

号宿营地一直如此，而国防处战地队的供应却与陆军各单位的一样。这两个

同住在这个大院里的单位，是建立在一种平等基础上的关系，在后来的战争

岁月里，再未在一起住过。

在“山崖城堡”的第一天上午，希特勒及其随员们一同来察看国防处的

办公室和设施。他时不时地向一些他熟悉的军官点点头，但是他的军事“工

作班子”的大部分成员，不论是军官还是职员，如同过去一样都似从不相识。

在尔后的战争年月里，他从未再光顾过Ⅱ号宿营地。

希特勒自己，以及来柏林总理府的将军和副官们居住1 号宿营地，有一

条由高高的铁丝网篱笆围起来的路，由大院一直延伸到一二百米外的低矮的

灌木丛中。灌木丛中散布着许多混凝土筑成的掩蔽所，充当他们的工作室和

寝室。餐厅也设在掩蔽所里。在这些掩蔽所的中心位置的一个小高地上，建

造了一所约三四米见方的临时木板房，作为地图室和情况研究室，一切大型

的会商也在这里举行。从这里举目远眺，一派春光明媚的景色，群山起伏，

层林叠翠，充满着生机，充满着和平。战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在国

际军事法庭上曾说：“元首大本营纯属修道院和集中营的混合体⋯⋯除了许

多令人振奋的时刻以外，对于我们这样一些军人来说，元首大本营里的生活

简直是一种殉葬⋯⋯，因为它不是一个军事的，而是一个民事的大本营，我

们这些军人是那里的客人，在那里工作满5 年半绝不是什么容易的事。”这

种想法，约德尔将军在1940 年5 月肯定是有的，更不用说他在这一过程中，

是想利用“工作班子”与希特勒的关系，在希特勒那里占一席之地。他的这

一描述，用在希特勒那批亲信头上，也许比用在Ⅱ号宿营地的头上更为合适，

在这里生活的都是兵，而且完全按照军人的准则生活着。不过，约德尔的话

倒是恰如其份地道出了整个大本营的精神实质。然而，最能代表这种精神实

质，不是来源于由那些大多数身着军灰色制服的非军人所构成的内部实体；

也不是来源于不得不在希特勒周围的军事要人之间搞平衡的那些党内要人的

不甚强烈的冲击；而恰恰是驾驭大本营的希特勒自己，是他给大本营的这一

精神实质赋予内涵和形式。尽管希特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打过仗，尽管他

对国防军的发展发挥过决定性影响，尽管从战争爆发就把整个身心倾注在战

争指挥上，然而他却缺少一种合作共事的观念――这是世界所有军人独具的

气质，具有这种气质人能够在思想和行动上保持正派庄重，能作到信赖、真

诚、坦率和自我牺牲。然而，希特勒对他身边的任何一个军官都无诚实可言。

他毫不顾及地窥探他的部下，利用他们的长处和弱点，随时准备端出他在

1939 年11 月23 日对三军总司令讲话中的一句威胁的话：“我什么都不怕，

谁要与我作对，我就消灭他。”但是他的活并不是实话。约德尔在纽伦堡国

际法庭上谈到希特勒时，说：“他对政治家、对党说话时的口气，完全不同

于对国防军，而他对党卫队讲话时，又不同干对国防军和政治家讲话。”在

国防军的领率机构内，希特勒也是玩弄这种手腕。其目的，归根到底还是防

备危及他的政权的危险，保护他自己的和“党”的最高威望。

约德尔所理解的“民事大本营”，大概也正渊源于它与真正的军人气质

的差异。生活在Ⅱ号宿营地的陆军军官，对附近陆军大本营里的军官羡慕不

已。那里的军官虽然也属于他人，但大家都生活在“自己人中间”。有一件

事十分清楚地反映出这种思想：为了陪希特勒进餐，国防军副官长每次派一

名国防处的军官前往。起初，年轻军官们还争先恐后，可后来，副官长不得

不开列一个“次序名单”因为几乎没有一个人再自愿前往了。

在“山崖城堡”以及后来在其他地点的日程安排与在柏林时几乎没什么

两样。国防处在24 小时内，至少收集两次由陆、海、空三军提供的情报，然

后进行审阅。整理、补充态势图，最后送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

将军以此为基础，准备“形势报告”。参加形势报告会的一般是希特勒及其

手下的“侍从官”们。遇有特别重要的情报，要么由国防军各军种总司令利

用电话直接向希特勒报告，要么由国防处民迅速转呈约德尔，并在形势分析

室里临时举行小范围的聚会。

从报道和讨论前线战事的方法上，也可反映出大本营工作的随意性。面

对强大的敌人和前线瞬息万变的态势，希特勒不顾哈尔德的警告，继续玩弄

危险的赌注，而且企图坐在大本营中接管战场的指挥权，真是狂妄至极。他

的观点产生于连篇累牍的废话，从这些观点中产生决心，又从这些决心中产

生书面“指令”，甚至产生直接干涉陆军下级指挥机构的措施。而这一切都

是他虽然与陆军总司令部近在尺咫而事先没有与其进行任何接触的情况下进

行。

国防军这两个最高指挥机构，不久便怒目而视，分庭抗礼。在国防军统

帅部这一方，有一个统治一切的希特勒。以脾气暴躁，满腹狐疑，在时间和

空间上从不考虑军事准则，不顾后果，一意孤行，然而在关键时刻――如在

纳尔维克问题上，他又惊慌失措，将自己的大胆决心抛到九霄云外，代之以

滥用手中大权，随心所欲地掣肘战事的进程。紧跟希特勒的凯特尔，将随声

附合视为已任，以此则任劳任怨地为希特勒铺平道路，竭尽全力地扫清障碍，

比起凯特尔来，约德尔发挥了较大影响。他似乎将挪威战局的教训忘得一干

二净，随时准备对付“将军们的不顺”，为“元首的天才”开辟道路。尖锐

的意见分歧在他的日记里有鲜明的反映。勤勉的副官们只知道聆听和传递希

特勒的意见和决定，对全局漠不关心，即便是他们作为信使被派往前线高级

指挥机构时，也依然如此。

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大将，几乎每天乘坐飞机或汽车四处奔波，与各级

重要的人员保持面对面的接触，以全力监督全部计划和命令的贯彻执行。但

是，从这些接触中.他无法搜罗到反对希特勒和确保自已应得的国防军统帅部

高级顾问之称的力量。哈尔德也不想为此奋斗。身为陆军总参谋长的，他有

他的主权管辖范围，在他的周围有一批相互信任、志同道合、紧密配合的总

参谋军官，他企图借这股潜在的优势最终证明他是强者。事实也是如此，在

这次战局的数周时间里，特别是当希特勒神经不正常时，他曾多次逾越自己

的职权行事。他将他自己及其总参谋部的工作，作为伟大战局中经久屹立的

丰碑，载入他的日记。

在幕后，空军总司令戈林也一直在活动。他通过他的联络官，不时获悉

大本营里的各种不同观点，他身为空军总司令和民族社会主义的第二显赫人

物，不断想方设法限制在德国人民中享有荣誉的“反动”陆军。他能以电话

与希特勒保持联系，必要时还可搭乘停在附近的专列去见希特勒。与希特勒

见面时，通常没有第三者在场。与陆军总司令相比，他是历经考验的“元首

最忠诚的骑士”，这一点是勿容置疑的。然而，还是同一个戈林――还没有

忘记自己是一个军人――在后来的战争中，他经常为一些被希特勒无理判处

死刑或遭其他惩处的陆军军官说情。

处在“大人物”之间的国防处军官们，活动余地极为狭窄。除了不能参

加在希特勒那里举行的形势报告会以外，国防处军官们所受到的限制并不亚

于陆军总司令部的首脑们。他们往往被置于既成决议面前，通常没有表达的

余地――除了在敦刻尔克问题上他们曾大发过雷霆。在另外一些不大紧迫的

情况下――偶尔的和有限范围内――尚有一些“共同参事”的可能性，而这

种“参事”也只不过是对大本营拟制的命令。在内容和形式上进行删删改改，

使其更符合当前态势。

国防处长和国防处的陆军军官们默默地工作着。其基础是，他们与陆军

总参谋部保持着生动活泼和相互信赖的关系；此外，只要条件允许，他们还

不时到前线看一看。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没有多少活动余地，因

为除了希特勒的副官之外，不是一般的小人物，而是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强

迫他们到前线要广为传播希特勒的意志和言论。国防处军官们的前线之行，

并不身负重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到前线只能看看朋友或部队，不能

作为大本营的“联系人”发挥任何作用。约德尔对这种旅行极不感兴趣。记

得在占领巴黎的那一天，国防处长油然记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这一天，突

然决定飞往巴黎。飞机降落在一个荒芜人烟的场地，接着他同一个向巴黎开

进的师进入巴黎。当他回到大本营时，居然没有一个上司过问他的巴黎之行。

对于国防处与陆军总参谋部以及与前线的接触，即凡是牵涉到指挥参谋部高

级军官的事，希特勒和约德尔“都不喜欢看到”，因为他们认为，军官们的

此种举动会给双方造成有害影响。其实，双方的这种努力与损害军人思想毫

不相干。

在叙述了前面发生的一切之后，读者对充斥于德国大本营中国防军统帅

部与陆军总司令部首脑们之间的明争暗斗――如我下面几章所描述的――就

不会感到惊讶。这种根深缔固的对立，早在“取得战果的时期”就已经将由

此而形成的合作共事挤到次要位置。甚至新的紧张关系都来自于新的胜利，

因为在希特勒领导下――从军事和政治角度上看――这些胜利永远是“失去

的胜利”。

第三章特别行动：占领丹麦―挪威

1940 年春季，德国大本营的建设工作尚未就绪，德军便占领了丹麦和挪

威。它从诸多方面反映出德国在战争期间所实施的特别行动的特点。这一点，

前文已经作了简要阐述，它主要表现在：

希特勒对于海军总司令向他提出的德军主要应采取守势的观点，起初是犹犹豫豫地

采纳了；尔后，又顽固坚持，其程度远远胜过他的倡议者。同时，将原来的纯军事和受

战争制约的根据，置于他自己的世界政治和进攻目标之下；

在此次战局中，希特勒将陆军总司令、陆军总参谋长及其作战处，排斥在陆军兵团

的备战和指挥工作之外，仅依靠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和其他他自己指定的机构，第一次亲

自担负起陆军总司令部的指挥任务；

在他尚未将大本营全部组建完毕之前，就已经以一种违背迄今一切准则的指挥体

制，将大本营的组织基础破坏殆尽；

此次战局带来的危机，已经将在性格和军事能力上的缺陷表露无遗，给以后的指挥

带来了灾难性后果。

1938 年12 月12 日，海军大将雷德尔，结合前不久刚刚爆发的俄芬冬季

战争，提醒希特勒注意英国占领挪威可能给德国的作战和军事经济带来的危

险。他不仅把这看成是他的权力，而且是海军总司令的应尽义务。他不知道，

此时他所作的与温斯顿?丘吉尔不谋而合：这位英国海军大臣此时正急于占

领挪威重要港口，其中包括纳尔维克和卑尔根，企图以此和其他手段控制挪

威的海岸线。如果在这种论据十分充分的情况下仍然保持沉默，那么对雷德

尔来说，将意味着对国家和人民的严重央职。至于由这种观点得出什么结论，

只能留待国家元首根据政治和战争之间的关系作出定夺。

希特勒选择了军事道路。在1939 年在总理府举行的12 月大会上，――

凯特尔和约德尔在座，经过一番讨论，首先提出问题和任务。对此国防军指

挥参谋部参谋长在他的日记里写道：

“两个方案：如果我们宣战，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我们必须以武力站住脚跟，

我们要作此什么？国防军统帅部应拟定方案”。

这里，给人一种假象，似乎希特勒只满足于他作为最高统所应尽的义务，

即将有关军事部门召来，从各种不同角度深入探讨作战中的新问题。可是我

们再看一看约德尔下面这句话，刚刚那种假象就会被彻底揭穿，他写道：“同

时就应支持前国防大臣”。这里指的是吉斯林，他并不是受挪威政府的委托

而是作为挪威政府的敌人来到柏林的。指挥参谋部参谋长日记中的这后一句

活，对于吉斯林来说，是一语双关。然而，希特勒却公然宣称，吉斯林会“有

求于我们”，并认为他是“我们必须以武力站住脚跟”这一方案中的重要的

中间人。

希特勒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走着。他原来的军事动机，随着1940 年3 月

12 日俄国和芬兰冬季战争地迅速结束，失去了它的紧迫意义，取而代之的是

他最原始的政治思想愿望。然而“阿尔特马克”事件①又使他竭全力为占领

挪威寻找理由。1940 年3 月10 日，当约德尔第一次获悉俄芬战争停战的消

息后，写道：“对于我们来说，军事形势已被打乱，因为两国一旦媾和，我

们准备采取行动的动机⋯⋯就会站不住脚”。两天后，他更露骨地写道：“芬

俄媾和，剥夺了英国，但同时也剥夺了我们占领挪威的政治依据”。

对于这件事，国防处长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他经过自己独立思考之后，

在这些天里向他的上司递呈了一份书面的“形势判断”，从各个不同角度充

分阐述了他认为目前占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是大可不必的观点。同时，他还

令人信服的论据指出，德国即将发动的西方攻势，必将把英、法的全部兵力

吸到该线，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无需考虑英国进攻挪威的问题。约德尔

的观点却恰恰与此相反。他认为，由于德国在发起西方战局时，将要破坏比

荷卢三国的中立，英国将会“立即占领纳尔纵克”。然而，他在3 月13 日的

日记里，却完全抛弃了他以前的论点，他写道：“元首还没有下达进行维悉

河演习――此次作战行动的代号――的命令他还在寻找藉口”。

3 月1 日，希特勒签署了占领丹麦和挪威的“指令”，促使他下定这一

决心的主要动力可以从他下面的言行中找到说明。4 月9 日傍晚，即开始行

动的第一天，希特勒对“帝国领袖”①罗森贝格说：“1866 年出现了俾斯麦

帝国，今天，将要出现大日耳曼帝国！”②在这种思想里隐藏着一种特殊的

期望，即扩展海、空军基地以对付英国，从长远考虑，即从狭窄的德国海湾

中解放出来，为确立帝国的海上优势地位创造条件。

在大本营里能够发挥巨大影响的海军总司令。为了表示他对英国侵犯斯

堪的纳维亚的担忧，徒劳地强调维护挪威中立的好处，以阻止事态的发展①。

担负此次行动的陆军部队司令法尔肯霍尔斯特将军提出，在军事占领前，应

采取“外交行动”，争取在时间上有更大的活动余地，以尽量避免付诸武力。

他的这一建议遭到希特勒的断然拒绝。对抱有与法尔肯霍尔斯特相同思想的

些担任要职的下级军官，约德尔也以同样方式打发了他们，就象以前打发国

防处长一样。约德尔在3 月28 日日记里写道：“某些海军军官在威悉河演习

问题上表现得滑稽可笑，看样子要使用灭火器了。法尔肯霍尔斯特的三位参

谋长的想法怎么样。”

这些充满希特勒本性和意志的语言，是“总理府精神”的一种强烈象征，

它意味着“审慎”在“冒险”中是怯懦的表现。同时，也典型地表现出当时

大本营存在的那些基本的、从未克服的缺点，即人们相信无需掌握部队及其

指挥宫们的脉搏，就可以发号施令――甚至具体到细枝末节，――就可“指

挥”军队。

众所周知，同盟国也已经决定占领挪威，并几乎与德国同时即4 月7 日，

开始向挪威港口运送部队。但人们很少知道，英国原来借以采取行动的所谓

防御和战争经济的理由，个久便被否决，认为是超越了界限。在德国西线攻

势的强大压力下，英国战时内阁于1940 年5 月24 日从挪威的纳尔维克地区

撤出最后一批，也是最重要的一批盟军部队。到1940 年6 月10 日，英军全

部从挪威撤出。德军未受任何攻击便占领了挪威和丹麦，直至1945 年5 月停

战，其全部兵力一直驻扎在那里。

在挪威战局中出现的第二个奇怪现象。是违反一切常规和准则的命令体

制。

需要三军强大部队实施准确协同的“联合作战”，恰恰要求有一个联合

司令部，并根据当初组建指挥参谋部时的指导思想进行工作。然而，约德尔

将军也许不会忘记，1937 年秋季举行国防军演习期间，由于他的指挥参谋部

力单势薄，国防军统帅部不得不只赋予他下达一般指示的任务，把组织演习

的大大小小工作都委托给陆军总司令部。此间，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体制几

乎没有扩大，因此对约德尔来说，在这战争的严重关头，他不得不选择两年

前在军事演习中那样的出路。由于受这种旧事的束缚，以及受一种认为挪威

行动的重担应由空军担负的意见的影响，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首先想到

是，根据统帅部的指示，将挪威作战行动的组织和指挥转交给空军总司令部。

按照这个逻辑，约德尔便违反常规地将希特勒12 月13 日的命令转给了国防

处中空军第一总参谋部军官施佩克?冯?施特恩堡上尉。命令中写道：“应

探讨以最小型的参谋部占领挪威的方法。”数天后，约德尔在与空军总参谋

长耶顺内克将军谈论“挪威事宜”时，他的中心一句话是：“挪威问题应怎

样进一步处理？”似乎就在约德尔向希特勒报告了这次谈话之后，希特勒第

一次出面进行干涉，并指出，“挪威方案不能放手”。这样，此项任务又回

到了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手里。

12 月底，国防处将加工后的第一份草案呈报给希特勒，不久，希特勒―

―可能是偷偷地――将草案转给了三军总司令部。其中有一条虽是新的、但

改动不甚大的建议，要求组建一个由空军总司令领导的指挥部，继续筹划。

希特勒对组织形式一贯弃新厌旧，贪婪地接受了这一思想，认为必须为占领

挪威成立一个特别司令部。但是他再次拒绝在空军组建；他指示应在国防军

统帅部里组建一个“特别司令部”。希特勒还拒绝这个“特别司令部”由一

名空军军官领导的建议，而是由三军各派一名”组成，由统帅部参谋长领导。

戈林对这一规定一直表示反对，但未获任何结果。

促使希特勒采取这种态度的原因，可以从1 月27 日的命令中找到答案。

命令说：北方行动草案，应在“他个人直接影响下，并紧密结合作战全局进

行拟制”。这就是说――事态的发展也表明，希特勒认为“威悉河演习”这

一不寻常的艰巨的作战行动，只有掌握在他自己手里，才是上策。此外，他

还想以这种最简单的方法，并以此为转机，挽回约德尔草率允诺空军对挪威

战局指挥权的要求而造成的局面，他认为，不论是空军总参谋部，还是其总

司令戈林，对组织计划一次大规模的联合作战，都是力不能及的。不仅如此，

他比约德尔更早地认识到，“威悉河演习”的重任，不能交给空军，也不能

交给海军。

约德尔在2 月5 日的日记中有一句简短的话：“特别司令部”开会时，

“空军代表缺席”。这是戈林对“他的”空军所遭到的冷遇的恼怒和失望的

表现，在以后的几天里，只有海军和陆军的两名军官，在国防处毗邻的房间

里开始他们的工作。他们连地图都没有，更不用说缺少有关“北方行动草案”

的任何资料，因为过去德国总参谋部从未对斯堪的纳维亚进行过研究。而且，

人们不久就看清楚了，“特别司令部”在作为一个固定的高效率的指挥机构

方面，几乎无法与指挥参谋部相比。

在“阿尔特马克”事件压力下，希特勒经过一段犹豫之后，急迫决定“尽

速准备威悉河演习行动”。这使得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到2 月19 日清楚

地认识到，此次行动只能由一个具备各种领导职能的指挥机构来领导，这也

是能最快解决目前状况的唯一办法。希特勒在听了他报告以后，当天便同意

委任陆军的“一名新任军长”连同其司令部，继续进行“威悉河演习”的准

备工作，并在国防军统帅部领导下，负责整个行动的指挥。

由于约德尔的建议，短短几天内，终于在“威悉河演习”的指挥机构中，

形成了一个坚强的核心。然而，就在这以后，不可思议之事仍然接瞳而至。

首先是，在经过一系列动荡之后陆军重新回到中心位置。此时，统帅部不是

请陆军总司令至少将任务委派给一个集团军司令部；而是利用自己的绝对权

威，将这一特殊任务交给了一个军司令部，也就是说是陆军位于考虑之列的

指挥级别中最低的一级。驱使统帅郎采取如此作法的重要原因，可能是认为

在未来的西方战局中，不可能指望陆军派出一个较高级的司令部。而更大的

可能性是，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和副官处长将此看成第一次机遇，即通

过不考虑合适人选级别的方法，按照希特勒的意向并以革新者的姿态，对陆

军习以为常的等级制度加以考验。最后，陆军总司令部只是得到这样的通知：

“元首认为冯?法尔肯霍尔斯特将军是个芬兰通。”①

第二天，希特勒亲自接见了法尔肯霍尔斯特，面授机宜，并委以此任。

当他和他的第21 军司令部进入“特别司令部”，再次与国防处紧密配合着手

工作时，出现了一种稀有的奇特状态：国防军统帅不是由于陆军对挪威作战

行动的参与而依靠陆军总司令部，而是仅仅依靠一个军司令部，甚至――在

同防军统帅部领导下，将全盘指挥权都交给了它！凯特尔和约德尔也是上行

下效，越过陆军，直接与后备军总司令协作，挑选他们认为适于担负执行“威

悉河演习”任务的部队。正是由于这件事情，陆军总参谋长才进一步获悉占

领丹麦和挪威计划的有关情况。为此，他在他的日记里无可奈何地写道：“在

这件事情上，元首与陆军总司令之间没有交流过一字一句。这应当载入战

史。”

促使希特勒采取这种前所米闻的蔑视陆军总司令部态度的动机，只能用

这样一句话来解释：“为避免来自空军的困难第21 军司令部应隶属于国防军

统帅部。”②这种缺乏说服力的理由――几天后经戈林的调解，说明这一理

由纯属虚构，完全是希特勒意志的另一种表现，是为了在三军所担负的战局

中，维持“他个人的直接影响”，或者说，是为了早日戴上那顶朝思暮盼的

统帅桂冠。另一种简单的推测认为，希特勒在让陆军总司令部准备西方战局

的同时，不想再给它增加挪威的负担。这种理由也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陆

军作战处以及它的高级领导们，还有陆军其他部门，如情报、运输、后勤等

都统统会被排斥在西方战局之外的它们的真正负担不是来自于这里，而是来

自于将同时为两个机构服务，即一个大的――陆军总司令部；一个小的――

“特别司令部”。尽管挪威战局中的指挥机构是一件“即兴之作”，但它仍

成了尔后整个战争中建立的所谓“统帅部战场”①的样板②。

希特勒和他的参谋部对于直接领导一次作战行动的能力，在“关于威悉

河演习方案的指令”颁发之后，便开始经受严格的考验。

法尔肯霍尔斯特和他的军司令部的进展迅速，颇有起色。在他们的口头

报告和希特勒赞同的基础上，约德尔立即亲自草拟“指令”文稿，国防处仅

负责“签发”。希特勒将挪威行动视为个人的事情，这对大家来说已习以为

常。在这种情况下，指挥参谋部参谋长象从前那样与国防军陆、海、空三军

总司令部进行接触，将陆军和空军能够筹措到的兵力数量和种类，写入命令

中，并规定了与陆军实施协同的空军部队，在战术上接受法尔肯霍尔斯特的

指挥。

从下面的日记中①可以再清楚不过地看出由于希特勒和国防军首脑违反

军事常规而带来的副作用。

3 月1 日

哈尔德：“提出要求之前应事先与我们接触，这一诺言并没有遵守。”

约德尔：“陆军总司令对于我与那顺年克商谈⋯⋯工作安排大发雷霆，降低了要求。”

3 月2 日

哈尔德：“凯特尔要求提供精良的部队⋯⋯布劳希奇指出，我们陆军总司令部的20

％预备队已经重任在身。”

约德尔：“与陆军协调。元帅（戈林）勃然大怒，对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态度粗暴。

13 时，他去见元首。下午，在经过与陆军和空军商谈后，提出新的要求，调子有所降

低⋯⋯”

3 月3 日

约德尔：“元首尖锐指出，对挪威迅速采取有力行动的必要性⋯⋯，空军总司令反

对空军部队隶属于第21 军指挥的任何安排。”

4 月4 日

约德尔：“空军的全部兵力隶属于第10 航空军。根据第21 军司令部的要求，第10

航空军受命于空军总司令。博登莎茨将军对把元帅排斥在威悉河演习之外牢骚满腹。他

认为，事先没有征求空军任何一个军官的意见。隶属陆军是无法忍受的。对凯特尔大将

大发雷霆。我纠正了这一错误认识。”

4 月5 日

约德尔：“与国防军三位总司令就成悉河演习进行认真磋商。元帅从未发过这么大

脾气。他抢过话头，指出，迄今的一切准备工作，全部无效⋯⋯

讨论结果：

（1）向纳尔维克运送强大兵力；

（2）海军应向各港口派遣舰只；

（3）⋯⋯⋯

（4）对挪威，计划投入6 个师的兵力。

3 月6 日

约德尔：“准备工作的框架已经确定。元首签署指令，3 月5 日磋商中确定的各种

改动均写入指令之内。自此，再不允许有任何变动。”

从上面这件事情的发展过程，可以充分看出当时德国大本营在建设时期

的特征：

1、国防军统帅部下达的命令缺少权威性，就连希特勒亲笔签署的指令，

下级都可以违背军队的上下级关系，加以反对并迫使其修改，更不用说“元

首国家”的准则了。

2、由于特别司令部的组建，陆军总司令完全被排斥在一边，未提出任何

反对意见①；而空军总司令则不只一次地提出，担负支援陆军的空军部队的

指挥权不能交任何人；也不能暂时隶属于陆军一个军司令部②。

3、经过多次申辩，陆军的兵力终于可以增加一个整师和其他部队；空军

也由此保住了自己的主动权。

4、起初海军似乎尚未提出什么异议，但不久，便要求希特勒取消他关于

在登陆以后海军舰只留在挪威各港口决定。③。

5、希特勒在与众多人员，特别是与戈林和雷德尔的谈话中，尽量克制自

己；但事后，他对其身边的人却出言不逊，要求苛刻。

在行动准备时期发生的诸般事情，已经给担负总司令角色的希特勒的形

象，投下不光彩的阴影；而他在作战中的行为举止更为这种阴影雪上加霜。

由于对眼前危机判断错误――每次大的作战行动前均是如此――头一天晚上

他还陶醉在“大日耳曼帝国”的幻景之中，然而仅一个多星期过后，接踵而

来的却是危机四起，漏洞百出。约德尔将军的日记是一个无可怀疑的证人，

但是，充斥其全部日记的是那些日子里他的地位和责任感，以及他站在领导

职位上，为获取战局的胜利而立下的汁马功劳。在这里，将约德尔这些天的

日记，再加上哈尔德的部分日记摘引如上，给读者提供一个直观概念，并由

此为作出自己的判断提供依据。

4 月14 日

约德尔：“迪特尔未受到攻击，但与北部集群的联系被切断。（希特勒）激动异常。

事无巨细，一切命令都要从这里下达。”

哈尔德：“布劳希奇大将从元首那里回来。结果：人们认为纳尔维克无法坚守。”

“我们算倒了霉“（希特勒的话）。

4 月15――16 日

约德尔：“责备海军，主要是因为未派战舰参加战斗②，也未能加速运输。这是没

有道理的――我（约德尔）表示强烈反对。”

哈尔德：“陆军总司令从凯特尔那里获悉，应撤离纳尔维克。我们不能这样做――

与约德尔商讨。约德尔说：纳尔维克城无法守住。山地部队将撤入山里。是否最后放弃

纳尔维克地域的问题，尚未决定。”

4 月17 日

约德尔：“元首再次激动异常地指出，迪特尔集群必须向南开进，或者替换下来。

我（约德尔）

再次强烈主张：

（1）向南开进是不可能的；

（2）部队，物资只有很少一部分能运走，会损失大量飞机，同时，迪特尔集群的士

气将受到挫伤。

他们可长时间地在瑞典边界作战。只有当一件事失败了，才应将其丢弃⋯⋯

15 时30 分⋯⋯

由纳尔维克集群进行的战斗重新打响。每个坏消息都使人增添一分忧虑。国防处长

和国防处陆军组长对形势的判断，我完全同意。

我（约德尔）将这一形势判断，以及我们没有足够的远程飞机将部队从纳尔维克运

回的证据，呈送元首。此外，还有一份指令草稿⋯其中包含了我们的（约德尔、国防处

长和国防处陆军组长）意愿。战斗和兵力将我们束缚，无法中途停止。

甚至将研究挪威的教授，从因斯布鲁克请来（根据希特勒的安排），关于山地部队

能否从纳尔维克向福斯克转移的意见。根据我的（约德尔的）山地经验，这是不可能的。

傍晚，元首签署了给迪特尔的命令，⋯⋯“要尽可能长时间地坚守。”

4 月18 日

约德尔：“元首恢复了平静⋯⋯甚至有可能按照坚守的思想来修改昨天晚上的命

令⋯⋯

平静的一天，使神经紧张的人们颇感惬意。”哈尔德：“（1）约德尔说：陆军总司

令必须听取纳尔维克的情况。对陆军施加影响⋯⋯

（2）元首说：不能长时间坚守纳尔维克⋯⋯昨天，元首想撤回纳尔维克的部队，首

先放弃纳尔维克。”

4 月19 日

约德尔：“危机再现。

政治行动已经失败，按照元首的观点，必须付诸武力。省党部头目特博文应当上任

①

元帅也在这方面推波助澜。他指责没有对老百姓采取足够有力的，⋯⋯海军没有运

送足够部队。空军不能什么都干。

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退出会议大厅；因为（希特勒）对所有有小事情都亲手安排，

使有关军事指挥机构的每项井然有序的工作被打乱⋯⋯

傍晚，特博文到来，元首单独与他谈话。能否将他的全权代表工作仅局限在民事领

域――根据国防处的建议，这还很成问题，必须与他亲自谈话。”

4 月20 日

约德尔：“元首的诞辰⋯⋯全部攻击停止。

显然，是空军的报告促使元首产生这样的想法，即认为挪威人已经广泛开展小型战

争和破坏活动。我已在19 日表示反对这种观点。我们不允许挪威人进行消极的或积极的

抵抗，因为这正是英国人的目的。”

4 月21 日

约德尔：“大将（凯特尔）于4 月20 日晚，（与希特勒进行了长时间争辩）。在起

草特博文任职命令中关系到军事必要性时元首想用大型船只“不来梅”号将人员和物资

运往特隆赫姆。海军总司令认为现在毫无考虑的余地。”

4 月22 日

约德尔：“元首对英国（在翁达尔斯内斯和纳姆索斯）的登陆日益不安⋯⋯而我则

认为英国人的处境困难，因为他们没有合适的港口和机场。”

4 月23 日

约德尔：“不安的心情有增无减⋯⋯在纳尔维克的兵力应立即（在国内）整编，以

重整第3 山地师的旗鼓。”

4 月24 日

约德尔：“形势似乎有利得多了。”

4 月25 日

约德尔：“继续保持乐观情绪。”

4 月30 日

约德尔：“13 时55 分我向元首报告，奥斯陆与特隆赫姆之间的陆上联系已经建立

①。元首格外高兴，中午，我必顷坐在他的身边。”

每一个人不抱偏见的人都会从事情的发展过程中，得出这样一种看法，

即挪威战局的胜利并不归功于希特勒，而应当归功于敢于抵制他对下级指挥

和部队进行粗暴干预的强大的国防军。可以肯定，纳尔维克这个整个作战的

关键环节，如果按照希特勒的意见办，就会在占领之后的几天里，在海军损

失一多半大型驱逐舰，而且在并非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再次放弃。

德国独裁者企图将指挥机构和作战指挥权从属于个野心和政治威望的首

次冒险，由于国防军各级指挥的充满理解的合作，终于获得一个良好的结局。

然而，人们要求除去这个立于帝国之首的人的情绪依然根深蒂固。对于希特

勒那些缺乏头脑的暴躁场面，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的日记已经作了绘声绘色的

反映。作者想作一些补充，这是作者在那些紧张的日子里到总理府拜访约德

尔时所亲眼目睹的场面。当时，希特勒蜷缩在房间角落的一张椅子里，呆若

木鸡，默默无语，与指挥参谋邮参谋民守在电话机旁，象盼救星一样等待新

消息的到来。国防处长看到这一有失尊严的场面只好回避了。这不由处主地

使人们想起德国历史上那些伟大的统帅。他们的素质、自我控制能力和经验，

无愧于领袖的地位和身份。毛奇由于他的“镇定自若，沉着冷静“使”他在

波希米亚和法国战场上不断创造惊人之举”，至今还为后人所传颂。一位伟

大的历史学家这样写道：毛奇的举止“与其说来源于钢铁般的意志，倒不如

说是他准确清晰的判断力的结果”，而归根结底，他的“全部人格”的最深

厚的根源是他的“理性和伦理之间无法割裂的紧密结合”。

而希特勒在挪威战局中，却揭示了另外一种“人品”。但是，大本营的

混乱的组织体制，在总理府的那些日子里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约德尔将军

在挪威事件的高潮时刻，曾多次表现出“刚直不阿”，但他却忽视了一点，

即恰恰是他，过去曾竭尽全力排除众议支持希特勒直接掌握军事领导权，也

正是他在将陆军总司令部排斥在挪威战局之外一件事中助桀为虐，起了重要

作用。此后，指挥参谋部参谋长或许也感到了惊讶，一个希特勒竟无法无天，

超越了一切界限，他插手一切，甚至干预具体的战术细节，并为他尔后的全

部“领导”，树立了带有警告性质的样板。国防军统帅部首脑在总理府办公

可以使希特勒随意串来串去，接连不断地向他们提出新的问题和要求。在这

种情况下，他们通常是将任务转嫁给他们的国防处。国防处懂得摆脱希特勒

的影响，在当时和以后，都尽力给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以支持。

战地大本营在它首次聚会之前，还没有在其外部的或是内部形式方面，

吸取任何经验教训。由于挪威战局的值得庆幸的结局――其他战局也是如

此，就其组织体制和最高领导的指挥来说，真不亚于天方夜谭――人们不仅

要将一切败笔都忘掉，而且还想证明――不久就这样作了――他们所运用的

指挥方法是正确无误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将军从中得到了一

份最危险的报酬：除了他的办公桌被荣幸地“允许”安放在希特勒的案旁达

两年多以外，他的诚实态度还巩固了最高统帅对他在军事判断方面的信任―

―他同时也背起了一个败坏名声、束缚双手的包袱。

第二章核心

希特勒从东部边境地区返回柏林后，仍在总理府办公和居住。后几个月，

他也只是偶尔到贝希特斯加登作短时间逗留，还有一次是圣诞节到西部展开

地域，走访了武装党卫队的一些部队。这几次外出旅行，陪同他的军人只有

他的几个副官。在柏林，他仍象在“元首专列”上一样，与国防军统帅部参

谋部的首脑们住在一起。按照他的安排，凯特尔和约德尔的办公室设在老总

理府的二层楼，隔壁是联邦议会大厅，兼作地图室和会议室。这样，这两位

将军便不知不觉成了希特勒的“侍从官”，和所谓的“贴身”。约德尔还要

按时参加有众多第三帝国头面人物出席的午餐会。

希特勒的这些“新调整”乍看起来似乎无关紧要，其实是他分散权力的

本能表现；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整个大本营“体系”必然落得一个

充满紧张和弊端的结局。虽然根据陆军的要求，陆军能经常有机会与领率机

构接触，如参加希特勒自波兰战局以来每天举行的形势讨论会，但它所发挥

的却是“无名的、没有权威的影响”，正如贝克将军在过去争执中所说的，

陆军“在战争的领导和指挥机构里⋯⋯没有位置”。讨论会上尽管谈论的绝

大部分还是陆军问题，然而却没有陆军总司令部的代表在场，只有“侍从官”

凯特尔、约德尔，以及他的副官们参加。一般情况下，戈林的“个人联络官”

博登沙茨将军也在座，原来到会的陆军联络官因为在约德尔眼里被认为可有

可无，被挤出这个讨论会。身负重任的国防处处长及其军官们，不管是从前

线，还是从别的什么地方回来，一般也不得参加形势讨论会――特殊情况除

外。在一段时间内，约德尔将军依然以主要发言人自居。由于他所具有的资

历和知识，被希特勒特意任命为部队高级指挥的助手。他借此机会，超越他

的上司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事事处处不与凯特尔商议，然而他的高谈阔论

也只不过是强调一下希特勒的观点。他将每日情况报告的一部分，交给他的

两名助手担负，使希特勒的副官们从此沦为听众――这也是约德尔的安排。

每个报告的最基本的依据，都是由国防处收集来的三军总司令部的消息

和报告。其实，这些消息和报道充其量也只不过是日常情况及其一些变动，

不可能有象各指挥员从部队实际中得到的那些具有更大价值的内容。希特勒

及其在他周围工作的国防军统帅部的将军们，并未受此种报道的左右，他们

是根据自己那一套不充分的论据，漫不经心的发表他们的议论，作出他们的

决定，时不时地向陆军总司令发表一些无根无据的意见，虽然不是每次，但

通常是将陆军置于既成事实面前。

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已完全被置于希特勒的

魔力之下，疏离了国防军，特别是疏离了他们出身的军种陆军的精神，这是

产生另一个巨大危险的根源。这两个在布洛姆贝格离职时曾为国防军的统一

领导而担扰和为之奋斗的人，现在又在很大程度上为破坏国防军的内部团结

而卖力。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内的紧张关系和玩忽职守

在约德尔自己的参谋部内已经暴露出不和的端倪。国防处长急切等待他

的上司返回柏林，以便向他请调工作。也许人们还没感觉到，在波兰战局的

数周里，人们之间的陌生感有增无减。当然，促使瓦利蒙特产生这种愿望还

出于其他理由，起初，他觉得战争将为大批高级军官大开用武之地，可事实

上，出路越来越窄，职位越来越少。当然，在战争中单靠这一条理由也不能

成立。从迄今一系列事实看出，一个总参谋部上校军官在约德尔身边的这样

一个职位上，没有什么正经的事可干。因此，瓦利蒙特认为，调动一下工作

似乎对全局都有利。他自己就曾于9 月末趁国防处实施动员时，将一大批军

官免职，重新分配。

约德尔未答复瓦利蒙特的请调，不知可否地将他留了下来。在此期间，

约德尔对于领率机构里工作的日益烦琐，越来越感到反感。在约德尔晋升到

现在这个职位以后，也开始启用“工作班子”这个名称，这个“工作班子”

曾是1938 年他和统帅部与希特勒发生关系的主要形成，约德尔记忆犹新，津

津乐道，现在他也把这一称呼用到了国防处中，他工作急需的那部分人员身

上。这首先就意味着，仅拥有12―15 名军官的国防处，在战地大本营组建过

程中，将再度被分割①。然而，当时显得更为重要的问题不在其外部形式，

而在其实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把“工作班子”这个称呼应用到他的

参谋部内，这对国防军领率机构尔后工作方式的发展发挥了决定性影响。约

德尔与陆军总参谋部的传统恰恰相反，他效仿希特勒，只想让其参谋部的军

官们成为起草命令的机器，不把他们看成能够独立思考、能够提出建议和咨

询的同僚。他的这种倾向不仅是由他的个性决定的，而且完全符合总参谋部

一种新流派的观念，这种观念戈林早在1939 年就想在空军加以实现。这种观

念要求“对上绝对负责，对下绝对专制。”①两者无疑都是纳粹的准则，总

参谋部内部工作的变革与其外部形式的变化是相适应的，都是由约德尔接收

下来的希特勒所创立的体系，也就是用一种最高指挥来取代德国陆军采用过

的、经过历史考验的“任务式指挥法”②，试图通过一种对细枝末节都规定

得死死的命令，强行贯彻他的意志。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与他的参谋部之间的距离，更促成他这种倾向

的发展。但疏远与否并不在乎空间距离的大小。不管在柏林时，由本德勒区

到总理府，还是后来在战地大本营时，由“Ⅰ号滤波电路”――希特勒及其

左右的宿营地，到“Ⅱ号滤波电路”③――国防处的宿营地；不管是几分钟

的路程，还是几小时的航程，都无管大局。约德尔一方面按自己的风格亲手

将希特勒提出的方针以一定的形式加以贯彻，另一方面又使国防处以及三军

种指挥处作为他的方案的表决机构，但更多是充当他的办公室和档案室，这

就使约德尔与他的参谋部日益疏远。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在与三军总参谋

部进行口头联系中形成了一种“工作程序”，这种工作程序常常把国防处撇

在一边，只有指挥参谋部参谋长是希特勒思想和意愿的可靠知情人。

空间上的距离还带来另一个后果，即约德尔将军如同希特勒一样，对他

的参谋部的年青军官不屑一顾。以国防处长为首的一些老军官，不能不承认

约德尔在品格上的一些突出长处，比如试图摆脱希特勒的摆布，努力为一个

纯粹的军事参谋部注入新鲜空气。然而在工作上，他们却处在与世隔绝的境

地，被排除在事态进程之外，从而破坏了在国防军领率机构建立一个统一的

指挥参谋部的要求，而这一要求恰恰是约德尔自己力主提出的。

参谋部内比这一切更为严重的弊端是，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与他的

最亲密同事、国防处长，在政治和军事上所持的截然不同的观点。约德尔对

希特勒的崇拜，在他早期的日记里就以异乎寻常的军事表达方式显露出来，

而在他全部的举止、行动中一一尽管是无言的，更是表露无遗。1939 年10

月15 日，正当陆军总司令部为西方攻势迷惑不解时，他在日记里写道：“如

果战争背离总参谋部的理论，我们就会赢得战争；因为我们有较强的军队，

较好的装备，较高的士气，还有一个亲密无间、目标明确的领导。”然而，

作者从一开始就没有对战争抱有幻想。正是由于这一缘故，在这两位担负指

挥参谋部领导的军官之间，无法在战争与和平、战争的基本特点问题上、以

及一触即发的民族社会主义的文化政策、占领政策上，开诚布公地交换各自

的看法，以求消除对立。鉴于时间的推移，以及在统帅部内极少的活动自由，

使瓦利蒙特早在1939 年秋就两次进行以单枪匹马阻止事态发展的尝试①，更

难以见到成效。但是，离开国防军统帅部，到前线另谋职务的出路，也由于

缺少众多的老参谋部军官的大力支持，而不断受阻。自1943 年秋，根据希特

勒的命令，严禁大本营内具有固定职位的人进行调动。此外，还向统帅部内

的大约20 名将级军官，另外还有陆、空军的军官指出，他们应当为曾在第一

次世界大战中在前线服过役而知足。但希特勒或许是由于“厌恶那些新面

孔”，或许对谋杀的担心，终于在1944 年7 月20 日，允许军官进行调动。

除了那些躺在病榻上的和被判刑的军官之外。今天还有些人指责某些司令部

的将领们“前线业务生疏”，看来是找错了对象。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在国防军中的地位和任务，一直模糊不清，战前没有

解决，在波兰和法国战局之间的建设时期，仍然没有解决。当战争刚刚开始

时，德国的独裁者便强调指出，他的主要活动要转向战争指导；国防军统帅

部参谋部的首脑们，也与他保持最紧密的联系。此时，约德尔将军大概也自

以为，他为希特勒设计的军事“工作班子”准备就绪。但另一方面，由于“工

作班子”对希特勒唯命是从，使参谋部既使在战争年月里，也依然是他的军

事办公室，他的传声筒，或者用另一种说法，是他在军事领域里下达专制命

令的编辑和监督机关。大概下面这一事例是这种关系的最好说明：希特勒如

果出于某种原因没有出席每天的形势报告会上，那么在约德尔的日记本上就

必然缺少这一天的日记②。

在这种状况下，继续受到最高统帅魔力驱使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军官

们，更乐于在国防处长的领导下，寻求新的方法和道路，根据战争的要求改

进参谋部的结构和任务。然而，这一努力也被迫终止。之所以如此，既不因

为内部的紧张和对立，也不是由于三军总司令部的反对，而完全是一种疏忽。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不能完全怪罪于参谋部的军官们，因为他们对改变不合

理现状的全部建议，均因毫无例外地遭到约德尔的彻底否定而夭折。

因此，在德国大本营建设时期。就根本没有制定出任何在30 年代中期，

组建一个真正的、高效率的国防军总参谋部的组织计划，国防军指挥参谋部

的各项任务，依然是根据临时需要、没有长远规划、随心所欲地加以解决。

例如，进攻西方的行动，以及作战指挥的基本特征，都是希特勒一人决

定的。这种事情绝不会发生在另外任何一个军事参谋部内。约德尔在纽伦堡

国际法庭上对此事作了进一步供述，他说：按常规“统帅，在这种情况下，

元首为作出决定⋯⋯需要下级提供资料、地图和兵力报告――己方的和敌方

的⋯⋯”以便作出他的安排；而事实上，希特勒却采取了完全相反的程序。

他的进攻西方的命令，仅仅是基于直觉上对敌人的估计，根本不考虑将战争

扩大到波兰以外，在他的军事政治决策中已不再是儿戏。他后来作出的一些

决断，特别是进攻俄国、对美宣战和胁迫意大利参战等决断，都主要是受其

政治狂热的驱使，没有考虑这些决断在当时的军事条件下将要产生的结局。

这种腐败的工作方式，与政治优先于战争这一正统的定理毫无共同之处。但

另一方面，希特勒手头却异乎寻常的有大量外国装备、工事、舰艇和飞机的

数据；他对世界军事地理状况也大体熟悉。然而这些因素却促使他产生了这

样一种理想，即要求下级的精确的军事判断和报告，必须与他事先的设想相

吻合；否则，他就断然弃之不用，将其编入“总参谋部失败主义”的卷宗里。

1939 年10 月9 日，希特勒的内容丰富的“备忘录”出笼了。“备忘录”

中，他针对陆军有意识的反抗，阐述了他进军西方的计划和安排①。在这个

阶段，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担负的唯一一项任务是，将希特勒的计划和想法以

“指令”的形式体现出来，编为第6 号指令，于当天下达。指令有8 条内容，

最后写道：“我（希特勒）请诸位总司令先生们，在这份指令的基础上，迅

速具体地阐明你们的观点，并将其准备情况通过国防军统帅部不断向我报

告。”

在这最后一段话――这是类似“指令”一贯采用的形式――的背后，隐

藏着一般老百姓无法看到的事实；从即日起，陆军总司令部的任务是，根据

国防军统帅部“指令”的一般方针，制定自己兵力区分和初期作战行动、计

划，即通常所说的“展开指令”，以便使海、空军尤其是空军，能据此制定

自己的详细计划。在这种情况下――正如约德尔将军在纽伦堡国际法庭上所

说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直到1944 年秋季，不可能对“作战”有任何“准备”

②。西方战局的准备工作可以更清楚地说明，陆军的“展开指令”完全是以

国防军统帅部的方向性“指令”和“作战”构想为依据而制定的。下面这件

事情也许能进一步说明这一点：

10 月21 日，凯特尔向希特勒报告了“陆军对黄色方案（西方）的观点”；两天前，

陆军总司令部已将其展开指令的复写副本由国防处转呈国防军统帅部；

约德尔为此次行动亲手绘制了一份草图，标出了陆军的兵力区分，也包括空军的兵

力区分。陆、空军之间的协议，是在没有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合作的情况下达成的；

希特勒仔细审阅了这一计划，提出了新的要求；

第二天，凯特尔和约德尔结伴同行前往措森，向哈尔德说明希特勒的指摘和新的想

法；

在经过希特勒和国防军统帅部首脑为一方，与陆军总司令部及其总参谋长为另一方

的多次会商之后，于10 月29 日制定出了新的“展开指令”；

这份按希特勒的要求又新补充了若干内容、以统帅部名义下达的指令，连同“作战

指导第8 号指令”，于1939 年11 月20 日下发，在整个国防军生效。

以类似的方法，又分别于1940 年1 月30 日和1940 年2 月24 日拟制了

“第3 号展开指令”，和“第4 号展开指令”，成为5 月份对西方发动进攻

的依据。在此期间，希特勒运用具权威性的影响，彻底改变了他原来的作战

计划，制定了所谓的“曼施泰因计划”，为法国战局的成功奠定了基础，而

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一直到最后还力图阻止此事的进程①。

此后，为制定西线作战计划，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加希特勒与凯特尔和

约德尔将军几乎每天举行的会商。如有必要，会商的结果将由他们自己，或

委托国防处军官，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向三军总司令部传达。这其中还有对所

谓的“单个行动”所下达的命令，这些行动大部分都是希特勒终尽脑汁、经

过多次反复而确定的，即随着西线进攻的开始，将以运输滑翔机、强击工兵

和伞兵群，采取一系列行动，以便迅速夺占重要的边防工事和桥梁，保证部

队的快速机动。第一道命令是1939 年11 月7 日下达的，接着在尔后的两个

多月内，一般每隔2 至7 大便发布一次命令，共计有30 道命令。在这些命令

中，进攻时间朝令夕改，不断推延。而在此期间，“事务”工作全部落在了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身上。但是，指挥参谋部也至少作出了自己本应作出的成

绩，其中包括2 月2 日制定的为隐蔽德方意图的“迷惑敌人的方针”，以及

1940 年2 月22 日汇编的“大事年表”它按日期、内容和伪装方法，汇集了

希特勒后期所作出的历次决定。

除指挥工作外，指挥参谋部还担负了大量其他工作，其中主要是组织工

作，即尽力挖掘国内的人力、物力、潜力，弥补装备与兵力之间的巨大差距，

并为前送物资积累必要的储备。此外、还要同帝国最高当局一起，澄清和修

订占领区行政管理的依据①。起初，这些任务由国防处内的“组织”和“管

理”两个工作小组担负，后来，指挥参谋部参谋氏为完成内容广泛的任务，

在建立领率机构的通讯网和为进攻作宣传准备工作之际，又组建了两个处。

除了西方攻势以外，国防军统帅部在这几个月里，还发布了在海上进行

贸易战的指令，它的依据无疑都是基于海军和空军的计划和建议。国防军指

挥参谋部为此尽了自己最大努力，将海、空军有限的力量集中使用到最重要

的目标上，然而多数情况仍未能满足空军及其总司令戈林的特殊愿望。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除了俯首听命、孜孜不倦地，以各种言辞和形式来表

达希特勒准备发动西线攻势的意愿，却没有在这段建设时期，用更宽广的军

事、政治和战略眼光来研究战争的发展趋势，从而起码能为制定一份“战争

计划”提供依据。为了进一步说明上述观点，可以举出下面这个事例作为充

足的证据，即当时德国统帅部对地中海地区的完全疏忽；特别能说明这一点

的是，当西方战局在短短的6 个星期就胜利结束时。统帅部没有制定任何有

关该地区的计划，也没有作任何准备工作。在战争条件和目标一致的情况下，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本来完全能够在其参谋长领导下，立于国防军之首，恢复

它本应担负的任务。如果是这样，那么这种工作及其所产生的效益而赋予他

的巨大份量，将会阻止最高统帅将指挥参谋部视为他的“办公室”’，甚至

也许会对他的武断决定产生一定影响。这样一来，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地位，

就将高于三军总司令部，且更加巩固，就不会象已经发生的那样，由于希特

勒的不断插手而被人另眼相看；参谋长和约德尔将军就必然会与陆、海、空

三军总参谋长保持紧密联系。而事实上，在整个战争中都缺乏这种联系，或

者从未形成一种固定的形式。作为领率机构，在英国称之为“参谋长委员会”，

在美国称之为“参谋长联席会议”，它们的联合机构为“盟国参谋长联席会

议”，而在德国却是个多灾多难的真空。

现在来看这一切失误似乎都难以理解。然而，即使在那种状况下，指挥

参谋部也完全能够在没有希特勒同意和命令的情况下，完成一些大型任务。

之所以没有如此，是因为国防处在它人力、物力有限的状况下，只能发表一

些鉴定性意见，在统帅部多方阻挠下，无法成为各军种总参谋部的自愿合作

者。事实上，希特勒不但没有要求过这种合作，反而将各军种总参谋部的多

次提示――至少可以作为一种倡议，弃之一边，没有一次传达给国防处长及

其军官们。例如，希特勒在他1939 年10 月9 日的备忘录中说，战胜法国后

夺占的大西洋沿岸地段，足可以为“空军残酷轰炸英国抵抗意志的心脏”提

供基地，以最终结束战争。如果这个思想在国防军统帅部于1939 年冬季正在

为“围困英国”而拟制的指令中有进一步的表述，那么就很容易被发现，从

而将工作停下来，对作战的前景进行认真负责的审查――尽管当时还缺乏“空

战”的经验，潜艇数量也有限。但是，在那几个月里，国防军最高领导根本

就没有对英国列岛实施登陆作战的想法，当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而

不是他的参谋部，从1939 年11 月日志中第一次得知，海军总部正在作在英

国登陆的研究，他并没有对此表示赞同。12 月初，他又得知陆军总司令部也

有登陆的考虑。甚至当海军总司令于1940 年5 月和6 月两次向希特勒报告其

研究情况时，约德尔依然无动于衷，其最中要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希特勒本人

对登陆计划并不感兴趣。另外一个在1939 年秋尚属正确的理由，在这个时期

也不尽合理了，即有人说国防军年老的军官们，还有希特勒自己，正沉浸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回忆之中，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西线攻势会如此迅速地取得

决定性胜利。

1940 年春季，国防军最高统帅还多次有过这种想法，即争取大加称颂的

“钢铁同盟”的盟友意大利，派20 至30 个师，经德国突破马奇诺防线，向

朗格勒高原方向进攻。这种思想也成了当时陆军总参谋部进行深入研究的作

战课题①。但是，靠联盟的力量即联合意大利来完成的大型战略任务，或者

对在地中海作战的条件和前景的问题的研究，当时都一概未加考虑。当时，

德国军事领导部门只是对叙利亚的魏刚的法国军队采取了认真的防范措施，

以应付他可能对萨洛尼卡②和罗马尼亚油田的进攻，对这一危险的估计当然

不是没有道理的。希特勒如同墨索里尼特别是那些罗马将军们一样，决心将

地中海这一战争舞台交给意大利人单独掌握，这无疑是他拒绝指挥参谋部进

攻地中海地区建议的另一个原因。

这样，俄国东方问题最迟要在1940 年春以后才能列入国防军最高领导的

研究计划。1940 年3 月27 日，希特勒在总理府当着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和陆

军总参谋部参谋长的面，谈到他对“东方的形势⋯⋯不断给以极大关注”，

对这句话的抵触情绪大概前者要比后者少得多。当时俄国仍坚守在波兰的分

界线上，另外，希特勒对按协议向俄国提供作战物资表现出犹豫不决，这些

对一个反应敏锐的军事领导来说，都是应当进行初步研究的明显征兆，而无

需发出警告。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1940 年春季以前这段德国领率机构进行内部建设

时期，很少将统帅部参谋部用来为准备未来作战服务。这与毛奇或施利芬时

期不同，那个时候的总参谋部缺少在和平时期对超越国防以外目标的研究。

希特勒以其“单个行动”取代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日常中心工作，对陆军总

司令部的作战计划和各项措施严加管束，甚至将其排斥在外――如进攻丹麦

和挪威的行动，而自己包揽一切，这是一种不务正业的倾向，它不仅会给国

防军带来严重后果，而且还会损害更大范围的内部联系。

与三军种的关系

如果说国防军统帅部同各军种总司令部的紧张关系，――或者说其核心

是统帅部与陆军总司令部的紧张关系，在1938 年晚秋时还尚未表面化，那么

到1939 年9 月27 日，当希特勒提出要在西线发动攻势时，他们之间的关系

便骤然紧张起来。对于陆军来讲，已不是单纯地抵制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部人

憎恶的“作战上的干预”，对于这一点，陆军早己从约德尔以往的活动中领

教过了。现在的问题是，希特勒将陆军首脑完全撇在一边，擅自决断；而且，

除了定下进攻决心外，还亲自为作战指挥制定方针，规定“何时”和“如何”

行动。这意味着，国防军最高统帅已着手接管陆军的指挥了。如果希特勒能

把陆军总司令部及其总参谋部这股国防军中最强大的指挥力量拉到自己一

边，同时将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排挤出这种指挥领域，那么就意味着他在处于

建设时期的德国大本营内培植了理想的核心，同时又以陆军总参谋部取代了

指挥参谋部的位置。然而，希特勒的干预所带来的结果，与他期望的截然相

反。对他来说，最主要的是巩固他在军事领域里的独裁，以“对下绝对专制”

来替代陆军总司令部的――迄今如此，将来依然如此――在军事专业上的、

认真负责的咨询，摆脱陆军总司令部的抵制和警告。为了尽快和稳妥地实现

这一目的，为了将陆军总参谋部排挤到――象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一样，仅是

他的决心和命令的执行机构的位置，同时为了竭力利用这部得到他赞许但又

无法代替的下达命令的机器，希特勒想在未来作战中，将陆军总司令、陆军

总参谋长及其一个小参谋部安排在自己身边，从距离人手约束他们的行动。

这样，陆军总司令部到1939 年秋季面临着一种冯?弗里奇大将①曾经发出警

告的形势，弗里奇男爵在过去围绕领率机构体制的争论中，曾以警告的语言

指出：“人们休想要求一位陆军总司令根据别人的方案去夺取胜利。”但是，

事态发展的结果还是形成了一种元首与总参谋部那样的关系。在以后的年月

里，希特勒不厌其烦地以他当年任土官时，与其8 个人的“班”的关系来比

喻今天这种关系。

凯特尔和约德尔将军没有参与最高统帅下定西进的决心。但是，由于他

们在这种情况下对希特勒唯命是从，百依百顺，所以他们及其参谋部与陆军

总司令部的关系，再次陷入苏台德危机时期那样的对立状态――尽管程度不

同。凯特尔自己在希特勒的所想所为面前不是没有压抑感，但他仍是对陆军

首脑好言相劝，在独裁者的要求下无把握的担保――一厢情愿地从中斡旋。

约德尔却恰恰相反，他将这一事态的发展，视为是朝他所主张的小型陆军总

参谋部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他丝毫也没有考虑划分职责界限的问题，而是

毫不犹豫、充分地利用希特勒所提供的基石，利用一切机会打入陆军的领导。

贝克曾警告过，严防“暗处的和不负责任的影响”；而今，陆军却为这种影

响打开放便之门。

陆军总司令及其总参谋长并不是轻易地屈从于最高指挥的要求。在他们

两者之间，再次出现了对方向问题存在的截然不同看法的分歧。一方依仗“民

族社会主义运动”的强大专制权势，相信能够迫使德国人民乃至全世界接受

他们的要求；另一方，没有被政变所吓倒，主张应自觉为普鲁士德国军人的

财富免遭厄运而尽力。1938 年秋当危机达到高峰时，布劳希奇曾向国防军统

帅部参谋长“发誓”，他要忠于职守，而现在他却将以往的豪言壮语抛在脑

后，不敢起来反抗希特勒的西进决定。这样，陆军对战争计划施加决定性影

响的要求不但每每落空，而且还必须违心地按照希特勒的设想来拟制作战计

划。

在这种情况下，陆军总司令部起初只能进行“消极抵抗”，仅对希特勒

的意愿表示支持。后来，陆军总司令在西线部队高级指挥官们的一致支持下，

终于在1939 年11 月5 日，这个下达最终进攻命令的第一个规定日期，采取

行动，提出反对在西线发动进攻和迄今的战争计划的观点，至使希特勒粗暴

地打断了陆军总司令的报告。在戏剧性的11 月23 日，气氛依然十分紧张，

希特勒在空、海两军种将军代表面前，指摘陆军全体将军们是掣肘于他的优

柔寡断之徒，并拒绝了布劳希奇会后提出的退职申请。尽管如此，大约从1939

年岁末开始，陆军总司令部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愿意符合希特勒意愿的倾向，

紧张气氛暂时有所缓和，这样将凶线攻势的发起时间推至1940 年存季就有了

客观基础。但这丝毫没有改变希特勒重国防军统帅部，轻陆军总司令部的状

况，而且，不久就带来灾难性后果，使陆军受害非浅。

在这里，似应再次强调指出，战后敌、友广为传播的看法是不正确的，

他们把在国防军和陆军高级指挥机构在大本营建设时期，重新燃起的，而已

完全是由对希特勒及其作战指挥的态度而引起的尖锐冲突，也归咎于冲突双

方的全体军官。

具有独立思想观念的一个典型例子，是人们存有很多误解了赖歇瑙大

将。起初，他心甘情愿地与民族社会主义为伍，使得他在1938 年1 月和2

月危机中，几乎成了弗里奇大将的接班人。对此不仅希特勒竭力反对，就连

凯特尔和约德尔都认为他是陆军老军官团中一个没有指望的人。早在波兰战

局前，赖歇踏对希特勒的战争政策就表示了极大的怀疑，并公然反对希特勒

在1939 年秋季在西线发动攻势从而扩大战争的企图①。两年后，由于情况的

逆转直下，希特勒于1941 年12 月拒绝了赖歇刷作布劳希奇的接班人的建议，

并说：“他对我来说过于政治化了；猫总是要捉老鼠的②”。

海军和空军在那几个月里，在关于西线的问题上没有提出对战争计划施

加决定性影响的要求③。在那些不直接依靠陆军实施的作战行动和指挥上，

空、海军总司令也懂得尽力避开希特勒的影响和干涉，或者在发生意见分歧

时，竭力贯彻自己的意图。希特勒由于在空、海军问题上的知识贫乏，所以

对戈林和雷德尔十分尊重，至使约德尔在他们面前也退避三舍。海军和空军

由于在专业和人事上的特殊关系，与陆军相比，保持着相当大的独立性，除

个别事件外，整个战争期间都是如此。与空军的关系是由于空军的力量不断

下降，以及由于戈林拒绝出兵，导致希特勒介入以后，才变得紧张的。

直至战争后期，在希特勒与国防军统帅部和三军总司令部之间进行交往

的形式和程序中，仍对海、空军总司令有特殊照顾。在他们的任务范围内，

他们按照希特勒偶尔所作的口头报告行事就足够了，自己保持有较大的独

立。他们对希特勒周围的一群军事幕僚敬而远之，他们也常常目睹陆军首脑

在总理府受刁难的窘态。在雷德尔自己的与希特勒谈话记录中，很少或根本

没有第三者。戈林几乎总是“下不违例”的得益者，除了正式报告时间以外，

他还可以经常出入希特勒的房门。而他对战争的影响很少是有根有据的，这

就足以使第三帝国的这两个巨头的诡秘举止，多次产生灾难深重的后果。遇

有机会，戈林便派他的总参谋长，越过约德尔，直接去见希特勒。海军和空

军总司令采取的这种作法，常常在海战和空战领域产生弊端。希特勒在海、

空战方面所作的有关决定，也没有一次通知指挥参谋部参谋长。

希特勒和他周围的将军们，对陆军总司令、对本军种的责任感，有意采

取蔑视态度――除非陆军对战争全局具有关键作用之时。

陆军总司令及其总参谋长到希特勒那里去作口头汇报，一般都是应召而

去，而且在大本营建设时期的数月里，也只是屈指可数的几次。甚至连希特

勒举行的为决定进攻开始日期或拖延的天气形势报告会，直到1939 年12 月

初以前还没有陆军代表参加。这种矜持态度，早在波兰战局中，陆军总参谋

长哈尔德就曾采取过，这在“措森精神”①与希特勒的个性对立情况下，是

非常容易理解的。特别是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尽管在其高级军事职位上，

表现得能力超群，举止高雅，但与希特勒的会见，对他来说，简直是一种肉

体上的折磨，经常使他处于“瘫痪”状态。哈尔德的思想与他的总司令完全

一致，但是他对这种影响不甚敏感；相反，他在维护自己立场时，能以准备

充分、把握十足的论据，辅之以铿锵有力、透彻精辟的语言，远远胜过希特

勒周围的高参。

由于凯特尔和约德尔分头与陆军总司令部里的新任军官们保持口头联

系，国防军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之间潜在的紧张有增无减：统帅部参谋长

与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保持联系，约德尔则与陆军作战处长、总参谋部上校

冯?格赖芬贝格保持联系。当希特勒的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新思想”需要

向陆军总参谋邻传达一一更确切地说，是强行让他们接受时，多次被召来总

理府的是冯。格赖芬贝格上校及其最得力的助手总参谋部中校豪辛格。据当

时8、9 个月的日志记载，约德尔与哈尔德只进行了一次较长时间的谈话。同

样，在这段时间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也仅同哈尔德的第一助手冯?施

蒂尔普纳格尔将军进行过一次工作会晤。凯特尔和哈尔德之间也进行过一次

谈话，并达成谅解。

不久，这种工作会晤少、更多是应召来总理府的现象――这是效仿，1938

年春季进军奥地利前的作法――还逐渐变成与受宠的陆军将军们进行个别磋

商。譬如，希特勒与当时的第16 集团军司令布施将军曾讨论组建一个特种突

杰群，用以突破阿登防线；凯特尔也为此向占德里安将军面授机宜。几个月

以后，即在准备进攻丹麦和挪威之时，约德尔甚至将陆军高级职位的任命视

为己任①――这使国防军统帅部将干预陆军指挥领域全然成了习惯。

当时和后来德国大本营颁发的重要书面意见即“国防军统帅部指令”，

大致可分成两类：一部分是具有较强的战略性质，在这类指令中，大部分是

将希特勒的决定作为尔后的作战方针下达的，第6 号指令；另一部分是陆军

总参谋部的“思想财富”。是指导某次战局的，譬如第8 号指令，或者是在

夺取某一地段后为尔后作战拟制，并以国防军统帅部的名义下达的命令。这

两部分文件要么是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根据希特勒的指示，亲自起草

的，要么由国防处提供必要的数据。而后者是经常性的。

以类似方式完成的，还有国防军统帅部对个别战局所下达的“特别指令”

在拟制这些指令过程中，往往要克服许多特殊困难，因为其中的政治成份要

由希特勒亲自来定，而无数其他决定，如边界和消息的封锁、货币兑换率以

及许多其他问题。均需有帝国最高民事当局的合作，但这些又因保密缘故，

不能及时加以解决。

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大量其他文字交往变得十分困难，因为希特勒并

不是在任何情况都允许国防军统帅部借用他的名字或权威，因此，统帅部的

地位仍然十分低下①。

与盟国的关系

在波兰战局和法国战局之间的数月里，德国在军事上处于孤立的境地。

意大利这个德国未来唯一的盟国，在战争一开始就让希特勒大失所望，它在

参战与不参战之间摇摆不定；但希特勒完全忽视了自己造成这种结果的原

因。到1940 年1 月，希特勒曾一度同意由约德尔将军转呈的国防处的意见。

该意见认为，鉴于未来对作战物资的大量要求，意大利的参战不会给德国带

来多大利益。如果这样，那么就没有必要在组织上与意大利进行联合作战。

然而，希特勒对“与领袖（指墨索里尼）的会谈，喜形于色，十分满足”―

―似乎意大利不久即将参战。1940 年3 月19 日他自会谈返回后，情况便发

生了根本变化。尽管如此，希特勒为了迷惑朋友和敌人，与墨索里尼的第一

次会晤中，仍向对方展示了一份远远夸大的“己方兵力区分图”②，这就是

德、意双方即将合作的唯一基础。在一阵欢欣鼓舞之后，德国逐渐冷静下来。

双方商定，两国军队总参谋部保持进一步接触，就战略方面互相通报各自的

依据和目的。德国方面对此事犹豫不决。这一心理状态在几天后国防军指挥

参谋部参谋长所写的日记中有恰如其份的反映：

“元首在报告中讲到了，我们如何在与意大利总参谋部会谈中取得领先地位。首先，

通过驻罗马大使馆弄清，他们准备通过什么途径，来减轻我们的负担，然后，才有可能

谈渡过莱茵河上游实施作战的问题。只有当我们的牌亮出以后，才能考虑双方总参谋部

的会谈①”

由于意大利的军事首脑们一直反对他们的国家参战，更谈不上与德国国

防军的紧密合作②。因此，根本不会作任何思想准备工作，因此，双方不可

能组成联合参谋部，共同指挥这场同盟战争。

在“轴心国”进行联合作战的整个时期里，这种状况一直没有什么改变。

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希特勒不相信墨索里尼周围的人――这不是没有道

理的，不愿提前透露他的作战计划；而意大利人考虑的是，首先进行一场“平

行战争”③，尔后，在德国进行的战争中，成为或多或少的受益者。希特勒

不愿意对意大利施加更大的影响，因为他认为目前还没有发生伤害意大利领

袖的事情，也没有导致损害“轴心”最宝贵的链节，即两国元首间的相互信

任的因素。后来的观察证实了人们的这样一种推测，即希特勒的真正用意在

于，靠这种方法竭力维护墨索里尼这位“轴心”政策在意大利的真正执行者，

在意大利人民、军官团和王室面前的威望。

意大利、日本和德国，根据三国条约，于1942 年1 月成立了“军事委员

会”。它给人以假象，似乎这个军事委员会的效仿西方同盟国的“盟因参谋

长联席会议”而成立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实际，它自成立之日起就背离了

它原来的目标――起码从希特勒方面来说是如此。如果军事委员会中的德国

成员。连自己本国的作战计划都知之甚少，那就谈不上对作战问题进行任何

形式的研究，军事委员会也就失去了它的全部意义。

军事委员会的工作方式仍是为希特勒自己设置的，他打算以此来取代联

合参谋部的有计划、有预见性的工作。在整个战争期间，国家首脑的偶尔会

晤、文件往来，成了他们进行联合作战的最基本的手段。三军驻意大利武官

被任命为为军事委员会中的“联络将宫”，但只在需要时，才命令他们参加

工作。德国步兵上将冯?林特伦是“驻意大利大本营的德国将官”’，驻地

安排在罗马的意大利大本营附近，能够每天参加那里的形势讨论会，但他很

少到会；意大利长驻柏林的代表，也同样很少在希特勒的战地大本营里露面。

第一章框架

早在1939 年9 月上旬，在“元首专列”上就有人认识到，这个动荡不定、

拥挤不堪、行驶在铁路上的临时大本营，难以应付即将到来的更重大的作战

指挥任务。如果最高统帅想要担负这一任务，或者完全从军事角度说，不仅

仅满足于制定战争计划，而且还要亲手实施作战指挥的话，那么，就必须首

先有一个新的固定的大本营。

有人说，希特勒自己也对现状很反感并倡议进行改革，这是不真实的。

因为他已经完全陶醉于他在波兰战局中所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在他对军事

指挥“机器”缺乏认识的情况下，难以看到由此而产生的必然结果。而与他

相反的是，立志要实现国防军严格、统一指挥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

对于“元首专列”的状态很不满意，急于要求改变现状，组建新的大本营。

约德尔将军认为，应首先组建一个如同指挥参谋部那样的高效率的参谋部，

以及一个能适应各方面需要的通讯网。

这些条件要想得到满足，希特勒就必须决心留在柏林的帝国政府所在地

办公，并能与他当时和以后的世界上的助手和对手。如墨索里尼、丘吉尔、

罗斯福和斯大林的行为举止相匹配。然而，这一简便易行的解决方案，似乎

只有在一种过渡时期内才能加以考虑。但是不管怎样，国防处长从他第一次

到“元首专列”直至9 月10 日这一段时间，他已经受约德尔之托，在德国西

部中心地带，为组建一个统帅部战地大本营寻找营址，以便使战争顺利进行。

此行动的主要依据是由希特勒亲自签发的指令。指令指出，他要尽可能地靠

近西线，但要在远程火炮射程之外。陆军、空军总参谋部也必须在他的附近

寻找各自的驻地。

第一个战地大本营的合适地点，是于5 年后即1944 年末至1945 年初，

由国防处一名总参谋部军官选中的，位于吉森――劳海姆地区陶努斯山脉的

东部。这座齐根贝格贵族庄园拥有豪华住宅和宽敞的附属建筑，似乎一切条

件均已具备。据说，庄园主人已准备出售；扩建和布置工作也在建筑总监托

特领导下立即着手进行。然而，由于希特勒执意要在1939 年晚秋时分开始西

方攻势，在此之前无法完成扩建的准备工作。因此，10 月份，临时为国防处

准备了一列专车，准备必要时参谋部随“元首专列”一同行动。在比较简朴

的开始阶段，这个专列只配有三节车厢，两节寝车，另一节为工作、就餐两

用；然而在大战期间，逐渐扩展为两个大型专列，一直作为办公车和运送国

防军指挥参谋部人员的车辆随时备用。

西方攻势的开始时间由于气候的影响，不得不一推再推。此间，希特勒

的军事副官处视大本营营址问题为己任。以领导身份介人此事。不久，他们

便强调指出，国防处的选择方案，在许多方面都不合希特勒的个人口味。希

特勒既不愿住在庄园主的住宅里，也不想看到周围尽是牲畜马圈、农田莱庄。

因此，副官们转移视线，很快在“西壁工事”后方地带找到了他们理想中的

目标。有三个永备工事体系同时作为考虑对象，一处在明斯特艾弗尔北段，

第二处在兰德施图尔和法尔茨的中部，第三处在克尼比斯不远的黑森林的南

部。1940 年2 月中旬，当希特勒得知齐根贝格庄园的通信技术设施不能在7

月前安装完毕时，便最终决定，“作战开始时⋯⋯不去齐根贝格，而去山崖

城堡”――位于明斯特艾弗尔营址的代号。希特勒命令陆军总司令部在同一

地区安营扎寨，并亲自为陆军总司令、陆军总参谋长及其一个精干的工作班

子，选择附近的一间猪舍为其驻地。与此相反，希特勒却让空军任其安排它

的大本营。在此期间，“海因里希”专列载着外交部长，拉默斯和希姆莱却

被撇在了莱茵河右岸。

将陆军总司令部的驻地安排在“元首大本营”附近，意味深长。凯特尔

觉得，这样一来，他就可以作希特勒与陆军总参谋长之间的传递员，尽力满

足希特勒的要求，赢得更多的美言。然而事情并不如他所愿，希特勒如此安

排，意在严格控制陆军总参谋部；而哈尔德却另有一番心思，他想利用靠近

大本营的这个有利条件，对作战进程施加决定性影响，起码能遏制国防军统

帅部参谋部的约束。然而，事与愿违！

战地大本营的营址建设，随着任命约德尔为通讯长官而暂告结束。“山

崖城堡”连同陆军总司令部的“林务所”①，于1940 年3 月11 日完全准备

就绪。

第二章波兰战局期间的经验

1939 年8 月31 日由柏林发出的“第1 号指令”和9 月3 日的“第2 号

指令”，是全军实施统一指挥首次采用的手段。国防军统帅部所颁发的这种

指令是吸取了普鲁士德国总参谋部的经验，模仿命令的措辞和内容拟制的，

它对最高军事指挥来说是一种适宜的手段。但是“指令”不同于“命令”，

它不是将下级约束在指令上，而是为了避免超出具有远见的方针所规定的范

围，有意不表露领导的意志。此外，“指令”应当尽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行之有效。起初，为了与当时国防军领率机构的体制相适应，1939 年国防军

统帅部的指令只下达给陆、海、空二军总司令部。后来，统帅部开始将指令

直接下达给下属单位，数量与日俱增，同时也逐渐失去了它原来的特性。

第1 号指令发出之时，在“大事年表”上所安排的最后准备工作已经完

成。8 月31 日0 时30 分，即最后期限前14 个小时，由总理府副官处发出的

一则短讯足以说明部队已根据由希特勒批准的三军计划，由展开转入“武力

解决”。指令中也只说，“进攻波兰是根据‘白色方案’（波兰）所采取的

准备措施进行的”。同时，根据三军总司令部的建议，对“西部作战部队”

的行动作了调整。指令不但对细节而且对战略方针作了规定。指令指出，为

应付英、法的敌对行动，驻西线的弱小部队的任务是，“尽可能地保存实力，

为胜利结束对波兰的作战创造条件”。

紧接着颁布了对英、法宣战的第2 号指令。指令规定了或“自主”采取

的对付西方列强的实战措施，如布设水雷障碍，海上经济战等。这些同样不

是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思想财富”，而是海军总司令部的主意，这些措施

早在海军总司令作报告时，就得到了希特勒的批准，后以最高统帅的名义、

以指令的形式下达。

很显然，从1、2 号指令中可以看出，两线作战是希特勒违背有良知的人

的意愿而发动的，它需要国防军领导事先为此作大量工作。然而，由于希特

勒对波兰采取的政策的仓促性和对波兰的切骨之仇，使这位国家元首和最高

统帅未能将参谋部置于国防军最高位置上，也没有在对政治、军事总体形势

进行负责的现实的考查基础上，充分实践指令的内涵，并事先估计到爆发新

的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如果不继续按希特勒在1939 年5 月2 日“关键性会商”

中的意见行事，如果国防处不是获悉了这次会商的内容，参谋部也没有可能

在它于1939 年春提出的关于在最广泛的背景下举行一次司令部战略演习的

建议遭到拒绝后，按照自己的研究结果按排工作。只有形成最高统帅的工作

班子，而不是国防军的一个总参谋部，才能得到陆、海、空三军总参谋部的

全面合作，从而为这种“演习”提供重要的基础性意见。但是这没有希特勒

的命令是无法实现的。然而，当西方列强的政治领导违反一切担保居然站在

波兰一边时，最高统帅既没有给他的参谋部，也没有给陆、海、空三军总司

令部提出必要的方针，以应付超出第2 号指令范围而出现的新情况。在这里，

我们已经看出，在他全部的军事指挥活动中，缺乏高瞻远瞩，统盘筹划，缺

少一根贯穿全部活动的红线。

仓促开赴前线；脱离自己的参谋部和三军总司令；以及工作条件残缺不

全的“元首专列”――这一切正好迎合了希特勒的杂乱无章、心血来潮的工

作方式。凯特尔在纽伦堡日记里这样写道：

“我们的元首专列停在格罗斯―波恩（波莫瑞）。我们由此出发，昼夜兼程，第二

天休息，第三天继续前进，奔赴各集团军和军司令部⋯⋯，在这些地方，元首应邀作了

形势报告，也与陆军总司令碰了几次头⋯⋯对作战指挥问题⋯⋯希特勒很少介入；我记

得的只有两次⋯⋯。在其他时候，他只限于与陆军总司令交换意见和谈话，有时也提出

一些建议，但不是以命令的口吻。”

对作战拥有更大指挥权的陆军总参谋长在整个战局期间，没有同希特勒

或凯特尔、约德尔以及陆军联络官冯?福尔曼上校通过一次长途电话，好象

作战指挥在他手里胜若任何人①。

在对波兰作战的第一个月，迅速取得的决定性战果，以及由于法国在西

线采取静观战略而出现的“奇迹”，使德国临时组建大本营的工作能力井未

受到更艰巨任务的考验。他们满足于那种曾在9 月初在总理府举行的没有固

定形式的“形势讨论会”。这种讨论会的依据是每日两次由柏林首脑机构和

国防处发出的三军报告。会上，希特勒坐在他的“卫作车厢”内，夸夸其谈，

喋喋不休，与其说是讲给周围的人听，倒不如说是在自言自语。就连每天的

《国防军通讯》也是由新闻宣传处起草，由约德尔在“元首专列”上加以修

改，最后经希特勒大删大改后发出的。在这些日子里，唯一让人深恩的是国

防军统帅部9 月9 日和25 日分别发布的第3 号指令和第4 号指令。这两个指

令的主要内容是将多余的陆军和空军兵力调向西方，并进一步加强对付英、

法的措施。两个指令的基本框架是在列车上形成的，尔后，“草稿”送往国

防处，国防处受命与三军各总司令部作战处共同进行全面审查、加工和确认，

最后退归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参谋长越过凯特尔，直接送呈希特勒签

字后下发。

柏林国防处的军官们决不会过度忙碌，他们只将与三军种总参谋部保持

尽可能的密切联系为已任。国防处还每天以自己的形势讨论会的形式，与留

守的国防军统帅部的其他机构互通情报。参加讨论会的除了国防处担负领导

职务的军官和作战日志人员外，还有谍报局联络官，经济、装备局联络宫，

国防军新闻宣传处联络官，通讯联络处联络宫，国防军运输处联络官和外交

部长联络官。对于形势报告、国外消息和其他重要事件的报告，通常还要举

行一次“内部讨论”。在内部讨论会上，国防处长向他的最亲密同事通报他

从上级机关所获悉的一些考虑和企图，提出完成特殊任务的方针。在波兰战

局期间，国防处长还担负一项任务，即不经常地去威廉街办公大楼，向“元

首代理人”’鲁道夫?赫斯报告战争形势。对此事还唯一留有记忆的是，在

每次简短的报告后，对方都是缄口不言，至今回忆起来还犹在心目。

此外，瓦利蒙特上校还尽一切可能与他的上司们保持个人联系。出自这

个目的，他于9 月10 日首次从波莫瑞地区（波兰）上西里西亚的依尔瑙，“元

首专列”已到达这里。动乱的军营生活再次给作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它与在

作者本人和公众心目中所设想的最高大本营没有一丝共同之处。尽管在波兰

的作战顺利进行，西线仍然保持宁静，但是一种明显的不安心情在作者心中

油然而生，尤其担心的是，目前正在快速为陆军组建新的预备队。在此过程

中，希特勒以动员方式，首先加强希姆莱和达吕格①的力量，组建了一个“保

安师”，而其真正意图是想培养大批训练有素的军事警察。这一措施虽具有

党政性质，但仍使凯特尔感到怏怏不快，而约德尔将军有意避开这种头等棘

手的事，不发表任何意见。但这并没有改变发布必要命令时通常把他的国防

处“组织小组”撇在一边的局面；而且在陆军眼里，国防军统帅部也仍然是

最有资格的党的隶属机关。由俄国红军进攻波兰而引发的一些事情，最能说

明临时组建的大本营在形式和体制上存在的缺陷。9 月16 日深夜，德国驻莫

斯科大使馆武官克斯特林骑兵上将给柏林打电话通知作者，俄国军队即将越

过边界，开进波兰东部地区。克斯特林想必是――以后他自己也确认，他被

德国领率机构内的关系槁得糊里糊涂，因为接电话的国防军统帅部指挥部部

长根本没有想到，电话会打给他。因此，一开始，他几乎不理解电话里讲的

到底是什么，他只能保证，立即将情况上报。凯特尔和约德尔也不了解此事。

当他们其中一个人第一次听到俄国人向西开进的消息后，惊恐地问：“进攻

谁？”在下达紧急命令之前，数小时的宝贵时间，就这样流逝了。俄军和德

军在波兰相向推进，当德军已越过里宾特洛甫与俄国人共同商定的分界线

200 公里时，一场恶战似乎在所难免。

9 月17 日下午，俄国驻柏林大使馆武官在海军上将卡纳里斯的陪同下，

来到本德勒大街国防处办公室，向作者了解德国军队在波兰的机动位置和所

达到的目标。上校身着褐色制服，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地听着国防处长的介

绍。然而由此却引出一个使人不愉快的、很能说明问题的结局：第二天早上，

约德尔在电话里向作者透露，前一天夜里，斯大林在莫斯科强烈谴责了德国

外交部长冯?里宾特洛甫，因为德国在通告了他的驻德武官后，德军仍想占

据波兰南部的德罗戈贝奇油田。斯大林认为，这违背了8 月23 日秘密条约中

所划定的分界线！瓦利蒙特知道德国缺少石油，但由于不知有条约一事，因

此在俄国武官面前突出强调了德国对这一地区的领土要求，看来他要成为

德，俄不稳定的交易的第一个牺牲品了。瓦利蒙特还从约德尔那里得知，里

宾特洛甫对此事大为脑火，埋怨军事干扰了他的政策。结果他引火烧身，反

被希特勒训斥了一通。希特勒说：“如果外交官在战争中犯了错误，应当让

他永远去当兵。”此事似乎就这样完结了，至于后事如何，不得而知。人们

从这件事情中并没有吸取关于外交政策与国防军领导之间达成真诚合作的经

验教训，尽管这两者都集希特勒于一身，外交部长也经常在他的鞍前马后①。

那个时期在纯军事领域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即希特勒作出的关于不久对西

方发动进攻的决定，能使人们对德国领率机构的状况获得最深刻的认识。鉴

于1940 年春德军迅速取得的巨大胜利，使人们一时认为真理在希特勒一边。

然而曾几何时，德军灾难性的失利，使人们逐渐改变了对希特勒的认识，在

人们头脑中，再无法唤起当初希特勒在各军种总参谋部内宣扬胜利时所产生

的印象。早在9 月3 日，西方列强对德宣战时，一些旧军官就深感震惊，他

们深知1939 年德国的军备状况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准备极不充分。然

而，敌、我双方在德法边界的工事内无所行动地对峙了数周。这种状况连同

波兰的迅速覆灭，作为一种政治和军卓因素，似乎激发了西方尤其是德国国

防军的迫切愿望，即战争可能会通过政治途径得到解决，从而避免将中欧再

次夷为废墟，拖入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战乱之中。这种思想不足为奇。如果

上述愿望不能兑现，将在西线组织强大防御，在短时间内征集大量兵力，广

辟运输供应线，从东方输入工、农业物资，争取在不长的时间内，促使西方

列强停战。陆军总参谋部已下达命令，命令陆军主力变更部署，准备实施防

御。在什么时候，或者在什么状况下，促使国防军最高统帅作出决定，在西

线转入进攻，这难以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当9 月9 日和9 月12 日陆军总

司令布劳希奇应希特勒召见，在“元首专列”上单独进行长达两个多小时的

谈话中，希特勒绝没以向布劳希奇透露一句他的企图②。也肯定没有哪个负

责军官考虑被希特勒召去，共同商讨这一重大决断，尽管这一决断的最终结

局必然是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当作者于9 月20 日第二次来到大本营时，却成

了知情人，此时大本营已从专列迁至索波特的俱乐部旅馆。凯特尔没有直截

了当地，而是利用各种暗示，心有余悸地向作者透露了这个绝对军事秘密。

即希特勒进攻西方的企图。就连他，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这位唯一的“国

防军问题顾问”，也不是从希特勒那里，而是从一名副官嘴里获悉这一消息

的。凯特尔认为，事已至此，已没有可能提出异议。国防处长则果断决定，

既不找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也不找再度变得缄默不语的约德尔，而是联合

陆军总参谋部对希特勒的决断展开斗争。因为，没有任何义务比保护人民和

国家免遭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更为重大。看来只有依靠陆军总参谋部这一

条路。因为作者曾多次与陆军总参谋部第一总军需官接触，知道冯?施蒂尔

普纳格尔将军①受他的总司令委托，正在修订一份文件，准备再一次以大量

的、能够找到的资料为依据，来陈述陆军总司令关于在西线在若干年内只能

进行防御战争的观点。

然而，通向措森②的道路，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③。希特勒返回柏林

后，于9 月27 日在新的总理府召见三军总司令――到会的还有凯特尔和作者

――通告了他的西进意图。在场的人，包括戈林在内，无不瞠目结舌。看样

子，没有任何一个人看过刚发布的国防军统帅部第4 号指令中的这句话：“在

西方⋯⋯必须时刻维持发动进攻的可能性”，或者还没有完全理解它的含义。

希特勒在讲完话之后，随手将写有讲话提纲的便笺投进他工作室的壁炉里烧

掉了，便笺上有他作出以决断的理由和基本作战方针。会上没有任何人对他

的讲话提出异议。

作者在索波特大本营逗留期间，还看到一些潜伏着危机的怪诞不经的事

情。一天早上，有二三十辆车成两路纵队由旅馆出发，向格丁根①北部的战

场开进。大本营司令隆美尔将军的一项任务就是将希特勒安排在车队最前

方。作者不解地问隆美尔：为什么要成两路纵队行进？隆美尔回答，这个“行

车队型”是他从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中吸取教训之后采取的，因为在大批到大

本营的来访者中，有许多非军人，要显示他们的级别、身份的差别，只有采

取这种队形，这是一种最适宜的办法。但是，这一天仍使隆美尔出了洋相。

当车队行驶到一条田间小路时，队形再无法保持了，而且一大批车突然被一

障碍所阻，而希特勒及前几辆车却撇下车队，独自前行了。尽管组织这些滞

留的人参观了附近的一座医院，以打发这段时间，但党务办公厅主任马丁?博

尔曼仍对战场的道路未加清理而大发雷霆，并对将他们的车子排在后面对隆

美尔将军痛加辱骂。隆美尔面对这种肆无忌惮的言行似乎无能为力。当作者

出来打抱不平，指责博尔曼的举止时，隆美尔却只要求能将此事报告国防军

副官长施蒙特就行了。

第一章国防军的领事机构

总司令和他的参谋部

早在1933 年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的布洛姆贝格（后晋升为元帅）同时被任

命为“国防军总司令”。如果说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国防部长们就已经具有这

种权力，那么布洛姆贝格与他们不同的是，他仿效国家的集权领导，将其活

动的重点放在“指挥权”之上。自1935 年3 月宣布“国防自由”①以来，这

位“战争部长兼国防军总司令”，便开始致力于组建新的军事指挥机构（注：

参见国防军领率机构附图一），提高其权威。他凌驾于陆、海、空三军之上，

将整个德国国防军的行动纳入国家最高领导的方针之下。除了“武装战争”’

之外，他还将“总体战争”②的其他手段，如国防宣传、经济战争，乃至全

国民防各个领域的领导权，都集中在他一人手中。

随着这种严格的、表面看来有条不紊的高级军事指挥机构的组建。德国

从此走上了一条没有任何一个军事大国走过的路，而且也没有任何一个国

家效仿。然而，新建立的各级指挥机构却在各自的军事领域里遭到冷遇，被

视为弊端。象其他国家一样，只有帝国总理一人被视为武装部队“法定”的

最高领导，而总司令的权限通常只局限在一些私人和社交性领域。因此，一

个新的执掌

附图一

全面指挥大权的国防军总司令，必须在国家元首和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们

之间寻找自己的位置。这也就是说，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们必须将他们各

自的领域，特别是对本军种的指挥权限的一大部分让给新的上司。这种现象

带来的结果是，在尚未对这种权力和职责分配的可行性进行认真研究之前，

三军总司令们的军事等级就已经降了一大截。

对他们来说，更为明显的变化是由下列事情引起的：为了对国防军实施

统一指挥，自1934 年，国防军总司令小心谨慎地在他国防部的首脑机构中增

加了一些参谋部的成份，而在此以前，他的首脑机构还只是一个履行行政管

理任务的“局”①。但与各军种的指挥参谋部的关系上，他的这个参谋部仍

扮演了一个上司的角色。在德国当时的条件下，这种组织形式对于最重要、

最强大的军种陆军总参谋部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同时对于习惯于独立执掌

海战指挥权的海军总参谋部，以及野心勃勃的年轻的空军总参谋部来说，也

被视为一种不小的阻力。人所皆知，即使在国王和皇帝发号施令的时代，也

没有出现过凌驾于陆军、海军之上的指挥参谋部，更何况“陆军总参谋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称之为“最高统帅部”――决定着整个战争的进

程。

争取国防军形式和内部的协调统一

鉴于以上情况，陆军总司令部及其总参谋部对布洛姆贝格的国防军指挥

参谋部”进行了极其猛烈的和不懈的抗争。陆军总司令、上将冯?弗里奇男

爵认为，在德国乃全将来的大陆，陆军仍将是国防军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部分。

因此，他对新出现的空军作战理论置之不理，要求陆军在战争中对三军指挥

施加权威性影响。他在30 年代中期与统帅部交换的备忘录里就写道：“陆军

总司令是‘战争中的头目’”。“因此，他必须是国家元首在全部战争指导

问题上――也包括空、海军作战问题上的首席顾问，以及陆战问题的唯一顾

问”。所以，当新组建的、作为其上级的国防军司令部，利用一批陆军将官

和总参谋部军官，而这些将军和总参谋部军官们本来是应当为陆军作事的，

占据了他的全部重要位置时，他越发为上述观点的无法兑现而焦躁不安。而

海军和空军并不为此而忧虑，因为两军总司令及其参谋部可以另辟蹊径来维

护他们的独立性。譬如，海军总司领雷德尔大将依靠的是这样一种现实：德

国由于处在大陆这一自然条件下，因此在实施统一指挥时很少涉及到海军；

而帝国航空部长、空军总司令戈林，依靠的则是他在国内和党内的优越地位，

以及他与希特勒的亲密的个人关系①。

在这种情况下，布洛姆贝格及其指挥参谋部的地位一直处在激烈的争议

之中。在国防军首脑机关的日常工作处在无休止的争吵的条件下，举行了数

次国防军统帅部图上演习、军事调研会、司令部演习，以及1937 年的唯一一

次国防军军事演习。在这些演习中，这一新组建的指挥机构首次受到考验，

同时也受到不断的非难，以及军争上异乎寻常的反抗。

面对这一切，国防军最高司令不为所动，坚定不移地走着他已经开辟的

路，同时――自1935 年――他的作战处处长约德尔上校给予他以狂热的支

持，为此约德尔甚至拒绝担任空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布洛姆贝格除了计划在

将来组建一个包括戈林航空部在内的“国防军部”’以及无所不管的“国防

军总参谋部”以外，1937 年所要解决的眼前问题是要设立隶属于国防军统帅

部的所谓“国防军总司令”。他应当取代陆军各军区司令的职位，包揽国防

军的一切任务，其中包括维护领土主权、内政和防御问题、国防经济和征兵

事宜。

工作上的紧张和对立也渗透到了人际关系之中。结果，隐藏在从陆军脱

颖而出的、目前担任要职的将军们之中的分裂逐步公开化。他们毫不犹豫地

与周围同事结成亲密伙伴，使最高军官团分为两大派：一派是民族社会主义

革新派，一派是因循守旧的陆军派。

尽管如此，布洛姆贝格不仅在一触即发的混乱之中，使国防军的领率机

构在组织上得到进一步发展，而且他还想利用他优越的地位及其军事权威，

对战争政策施加决定性、至少是制约性的影响，或者对希特勒的军事指挥施

加影响。当时发生的几件典型事例，足以说明布洛姆贝格的态度。希特勒曾

于1937 年11 月5 日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提出“生存空间”理论，国防军总

司令和陆军在反对这一理论问题上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当希特勒为占领

捷克斯洛伐克要求进行备战时，布洛姆贝格在同年12 月13 日作的一次报告

中，深入、有力地指出国防军战争潜力的极端不足，特别是弹药的短缺，此

事也表明他为避免战争危险而持的反抗态度。一年前，他还曾激烈反对大量

军队参加西班牙内战――此事很少为人所知，至使陆军总司令没有表态的余

地。这位我不禁想起希特勒在指摘那些担任要职的将军们、总参谋部和陆军

时，经常重复的一句话：“布洛姆贝格用他宽厚的脊背隔在我与国防军之间。

这是时代的产物。”

希特勒攫取军权

1938 年2 月4 日，希特勒终于找到了一个借口，将这一“障碍”铲除了，

自己接管了国防军的最高指挥权，当上了“最高司令”。自此，除了在希特

勒接管的、原封未动的布洛姆贝格的参谋部里委任凯特尔为“国防军统帅部

参谋长”①之外，在希特勒与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之间再没有任何机构了。

实际上，当时围绕国防军参谋部，特别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防军抬挥

参谋部，在陆军和海军的备忘录里或口头表述中，又再次引起争论。从那时

候起，戈林一头倾倒在凯特尔一边。所以，从以后的事实来看，他对国防军

统帅部的偏爱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还在很早以前，他就表示要无条件地做

一名希特勒的“忠实信徒”，而他的本意是野心勃勃地觊觎整个国防军的指

挥大权。即使不能成为布洛姆贝格的继承者②，也许会有希望被希特勒任命

为国防军最高指挥机构中的一名常务代表。基于上述原因以及他的空军总司

令的职位，使他与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和海军总司令联合起来，激烈反对新

任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大将提出的，也是其前任曾提出的要求。自希特勒亲

自接任国防军最高指挥后，他的这一要求就更加直截了当。他认为现在不是

组建一个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部的问题，而是必须使陆军总司令及其参谋长成

为全部作战指挥问题的最高顾问；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应当编入陆军总参谋

部。

使人感到离奇的是，贝克上将①于1938 年2 月再次在凯特尔面前对陆军

的要求进行辩护时，其所用的言辞与希特勒同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的第一次

谈话相差无儿。约德尔在他的记录中对他们如出一辙的谈话作了这样的记

载：两者都说：“陆军对德国来说是决定性因素。”于是，贝克便从中得出

结论：“陆军必须领导战争。”希特勒则指出：――尽管是充满理智的――

“其他军种只能起辅助和补充的作用”。但是，身为政治家的希特勒一直是

谨慎从事，防止将来他对国防军的指挥权受到了陆军总司令部，以及陆军总

参谋部精神的束缚。然而，贝克也不仅仅是企图为当时的国防军树立一个健

全的领率体制，他想的是另外一码事，即当陆军执掌国防军控制大仅之后，

不是“进行”战争，而是避免战争。关于他的这一思想――撇开他后来的行

动不谈，仅从他所说过的话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他写道：“政治⋯⋯产生

于陆军的效率。陆军是政治的最强大、最具决定性作用的工具，但此工具的

效率也可以决定政治企图的界限。”这些潜在的、重大的矛盾，陆军想设法

给以解决，但直到1938 年2 月仍悬而未解。这种矛盾不用说是当时，就是时

至今日还未被世人所知。

1938 年春，希特勒再一次批准了现行体制，似乎最终结束了在组织领域

内甚至波及到陆军高级职位的争夺。然而，没过多久，人们便看到，这一由

布洛姆贝格所建立的体系的主要承担者，他多年的助手凯特尔和约德尔所取

得的胜利，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国防军最高指挥机

构被无所不管的独裁者兼并，他们对国防军实施统一指挥的期望也化为泡

影。很显然，他们还没有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国防军统帅部由于希特勒

的接管，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部已失去了它的纯军事特点。更有甚者，过去在

布洛姆贝格领导下的国防军总司令部“对政治领导来说曾是维护军队利益、

对国家领导来说是履行自己职责的实际军事指挥机构”，现在，却成了一个

“工作班子”，更确切地说，是“政治家希特勒的军事办公室”。这位新任

最高统帅从走马上任伊始，几乎没有几个星期，即在他还未开始滥用职权达

到强权目标之前，就遭到了各方面的抵制。

根据凯特尔将军的能力和素质，未被委以重任，而是委屈求全地充当了

“办公室主任”的角色，以参谋长的身份辅佐希特勒。他完全不知道，从一

开始希特勒就没有考虑给他什么职务①可是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却对

希特勒在贺饲中的一句话深信不移，经久不忘。希特勒说：“您是我的知己，

是我在国防军问题上的唯一顾问。”凯特尔铭记着这一颂词走上了国防军统

帅部参谋长的职位。从此，他在虔诚的信念驱使下，一心一意地履行他的任

务，即无条件地、坚决地――尽管他自己也不赞同――贯彻他的最高统帅的

意图和指令。他以认真的态度、不倦的精力，任劳任怨地工作着；然而他的

嗜好似乎是不需要自己的坚定信念，只是一味地寻求平衡，这就成了他走向

灾难的原由。约德尔也在忠于职守，勤恳地工作着――尽管是出于其它企图

和目的。在“元首的天才”面前，他谨小慎微，把任何一点点自己的和别人

的批评意见都深深地埋在肚子里①。由于对希特勒的绝对相信以及在他们脑

子里已形成的国防军已构成统一指挥的固定看法，使国防军统帅部的这两位

首脑对他们的“娘家”――陆军总司令部及其总参谋部产生了对立情绪，而

且愈演愈烈。这样，国防军的内部团结每况愈下，特别是国防军统帅部的一

些军官把维护与“党”的关系视为自己独有的、不允许任何人介入的事情，

使国防军的分裂有增无减。

另一方面，从1938 年春季起，国防军也逐渐被卷入希特勒的欧洲政策。

在这一片混乱之中，任何一种为实现军事上的统一指挥、而在精神上、理论

上或实践上为改进现行体制而作的努力都宣告破产。由于希特勒的反复无常

的、对一切都指手划脚的令人生厌的作法，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只不过是个徒

有虚名的空架子。2 月18 日，希特勒再一次向凯特尔保证，“在没有听取他

的参谋长的意见之前，他绝不在有关国防军的问题上作任何决断”。然而，

仅在数周之后，在准备“合并”奥地利的问题上，他不给周密的军事计划工

作留出时间和余地，一味追求政治上的冒险，造成了无法挽救的混乱。

事情是这样开始的：当希特勒获知许士尼格要进行“公民投票”①的消

息后，这位国防军最高司令便于3 月9 日夜晚，紧急召见戈林、赖歇瑙――

从罗马赶回，以及另外两名他熟悉的将军，共同磋商对奥地利施加军事恐吓

和高压的措施。也许到3 月10 日清晨，凯特尔才从他副官那里知道戈林等人

已在希特勒那里。“10 时驱车去总理府”，约德尔写道，“我随后前往，向

他呈交一份旧的作战方案”。过了一会儿，陆军总参谋长也被召来，他向希

特勒报告说，陆军对此没有丝毫准备，要想动员计划内的部队，必须在5 个

小时之内临时起草一份紧急命令。于是在此基础上，3 月11 日国防军统帅部

发出了一份“指令”。指令说，希特勒将亲自指挥这次行动。为了预防可能

出现的错综复杂的情况，海军未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配合，便独自命令“全

部舰船返国”。

同年，由于在苏台德危机过程中准备以武装袭击捷克斯洛伐克的“绿色

方案”一事，使国防军最高司令及其参谋部与陆军总司令部之间的关系出现

了极度紧张。这是作者1938 年暮春奉陆军总参谋长贝克炮兵上将之命前往柏

林参加总参谋部制定的“绝色方案”的“最终会商”时，得到的第一个印象，

当时作者正在杜塞尔多夫任团长。在一大群与会者中间，没有看到国防军统

帅部的成员，没有看到凯特尔，也没有看到约德尔，更没有看到一名他们的

总参谋部军官。对于这个使人感惊讶的问题，陆军总参谋部人事处长霍斯巴

赫上校作了令人惊讶的回答：“这里研究的是陆军的事，与国防军统帅部无

关。”贝克紧接着所作的发言，是唯一的对希特勒和国防军统部所制定的计

划和下达的命令的示威。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大将对统帅部的计划和命令只

能有保留地表示赞同。此后，贝克还公开地以其他各种方式想打消希特勒的

企图，直至1938 年夏他被黜职。

对抗的典型性在其他几件事情上也表露无遗，直至哈尔德接任贝克的陆

军总参谋长之职后为止。在1938 年9 月9 日夜直至次日4 时召开的纽伦堡“帝

国党代会”上，又发生了一次争论。在会上，希特勒面对陆军首领的顽固态

度，要求他们改变其独出心裁的展开和作战计划。当时作为旁听者出席这次

会议的凯特尔在回到柏林后，对约德尔抱怨说：“他对布劳希奇被任命为陆

军总司令曾尽过很大努力，现在已对他大失所望，这种争论⋯⋯将最终导致

陆军总司令及其参谋长哈尔德将军的失败，但他无力阻小。”国防军统帅部

参谋长利用这一机会，“根据他从纽伦堡得出的令人沮丧的经验，对国防军

统帅部的军官们，发表了一次慷慨激昂的讲话”。他强调说：“他绝不容忍

国防军统帅部的军官们随意进行批评，不允许他们牢骚满腹和吹毛求庇”。

对凯特尔表示完全支持的约德尔上校，根据希特勒在9 月12 日一次讲话中谈

到的“与捷克进行一次了不起的清算”，这句话，希望“在我们人民和军官

团中有更多的人，能够为他们的怯懦和自负而脸红”约德尔在他这篇日记的

结尾写道：此外，元首还知道，陆军总司令向他的将军们寻求支持，企图借

助他们的力量，使元首能看清他的冒险行动并幡然悔悟。他自己表示无力对

元首施加影响。

正因为如此，纽伦堡笼罩在冷若冰霜的气氛之中。令人痛感悲切的是，

元首背后虽有全国人民作后盾，却得不到陆军将军们的支持。

我认为，他们只能以实际行动来补偿他们由于缺乏精神力量和忠顺而犯

下的过错。这与1914 年出现的问题如出一辙。在军队里只有一种不顺从，即

将军们的不顺从，这种不顺从归根结底来自于他们的狂妄自大。他们不再相

信和顺从元首，因为他们不承认元首的天才，他们看到的只是世界大战中的

二等兵，而不是俾斯麦以来的最伟大的政治家。”①

早在纽伦堡会议以前，就明显地出现了危险征兆，它是希特勒推行的灾

难性政策及其在军事要求上执掌大权的必然结果。新任陆军总司令在忠于职

守，以及包含其中的“对全国人民的高度责任感”方面可与其先辈媲美，②

然而却被希特勒扼杀在萌芽之中。希特勒的“工作班子”即国防军统帅部的

首脑们，对布劳希奇在哈尔德的支持下，在纯军事指挥问题上仍固执己见表

示愤懑不平。为此，他们重申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完成希特勒的意志，在军事

领域为他铺平道路。这显然同布洛姆贝格所寻求的目标完全不同。布洛姆贝

格的司令部未得到充分发展而过早夭折，但在其作战处里，始终保持有6 至

8 名军官。然而从现在起，它的工作界限却落得一个在独裁音进行本能的政

治干预与其所产生的军事后果之间摇摆不定的状况。往这边移动，则毫无影

响；往另一边移动，就必须得到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部的认可。这样，参

谋部在国防军传统体制里，比过去更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因此它除了一次

又一次地借用希特勒的权威之外，别无他法。这是不足为奇的。

当苏台德危机达到白热化程度时，作者被调到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准备

在熟悉一段工作之后接替约德尔的职务。作者当时的亲自经历也许更能说明

当时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状态。约德尔首先向我简要地介绍了当前的形势。

他说，不仅苏台德地区已并入德国――这已通过新闻界为众人所知，而且还

将彻底消灭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政体作为备战的目的。紧接着，约悠尔将话

锋一转，又谈到了国防军内部的紧张关系。他说，陆军总参谋长贝克将军因

反对希特勒计划而被免职，由哈尔德接任。此消息未向舆论界以及在国防军

的更大范围内宣布。尽管人员作了更换，但在陆军总参谋部内，仍存在着一

股强大的反抗希特勒观点和命令思潮。因此，要求国防军统帅部的每个成员，

采取更明确的态度，注意个人与陆军总参谋部接触时的言行举止。

使人震惊的事情层出不穷，使他不能向作者一一列举。接着他说，在这

种紧张的态势下，什么是国防军最高参谋部在世界范围内要完成的任务呢？

英国和法国是潜在的对手，意大利和日本是友邦。对问题必须从战略角度去

思考。这位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没有对问题作出回答，而是指着地图，

介绍了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细节，顺便提到了预先占领“西壁工事”①的意

图。此项准备工作所花费的款额之大令人吃惊，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内，此

项工作主要是为了配合为进行将来的对捷作战，陆军总参谋部所作的一系列

准备工作中的一项。

新的力量和新的方式

自1938 年11 月至1939 年8 月，作者作为约德尔的接班人，接管了国防

处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的工作，但仅仅9 个月的时间，作者也无法彻

底改变当时的状况。也许有一种观点为他指明了道路，这种观点认为，只有

当指挥参谋部不再独立地置身于希特勒和国防军之间，而是作为国防军的一

部分立于他们之中时，也就是说不是依赖于希特勒，而是首先依靠陆军总参

谋部时，它才能够克服其各方面的弱点。在经过努力争取之后，凯特尔同意

并决定，约德尔――在此期间已晋升为少将――不再返回他的原岗位，而是

于1939 年10 月1 日由一名陆军所信赖的将军取而代之。然而，约德尔却重

返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的职位，这一突如其来的事件使原来的如意打算化为

泡影。

1939 年3 月占领“捷克剩余领土”，以及月底收复梅梅尔地区的行动，

都没有为国防军领率机关中的合作，创造出什么有价值的经验。相反，在波

兰战局伊始，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中存在的缺乏内部和外部秩序的混乱状态再

次达到今人生畏的程度。

希特勒未要求国防军提供任何咨询，只是在3 月下旬顺便通知陆军总司

令部，如果通过外交途径直至晚夏还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他就要以武力威逼

波兰就范。数日后，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也获悉这条“元首意见”、并指示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将此作为一个附件补充到自1938 年开始、每年在动员之

初下达的所谓的“国防军统一备战指令”里。所谓“指令”只是一种在和平

时期按总参谋部的一般工作程序制定出的为指挥、训练、组织等方面服务的

基本方针，现在它如同一年前进攻捷克斯洛伐克时一样，增加了异样成份。

它不仅涉及到国防军根据世界一般形势制定出的年度任务，而且还涉及到对

某次作战行动的准备，这种作战行动是根据当前一定的政治条件采取的，但

更多是计划在将来某特定时间采取的。

鉴于任务意义的重大，以及他对国防军统帅部与陆军总参谋部关系的认

识，瓦利蒙特在起草“附件”的重要部分时，邀请了陆军总参谋部第一总军

需长①海内里希?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逐字逐句地推敲，当然这是经陆

军总参谋长允许的。这样，文件没有使用任何束缚陆军的饲句，反而却充满

了能发挥陆军总司令部行动自由的言辞。海军和空军也将各自的任务以自己

的表达方式简要地写进附件。国防军统帅部参谋氏按照惯例把已经完成的方

案，用“元首字母”即大型字体抄写出来，呈送希特勒，使他不戴眼镜便能

阅读，同时还向总理府呈送一份。几天后，希特勒亲笔批上一段代有政治内

容的引言退还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于4 月3 日将文件下发

给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部。以及其他指挥部门。

后几个月的情况，再次证明作者在苏台德危机时所得到的印象。希特勒

的工作方法使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活动范围越来越窄，只能起到一种国家领

导人的军事“档案室”的作用。然而，在没有任何越出波兰战局及捍卫西疆

边防的长远战略方针的情况下，“档案室”的活动也只能局限在陆、海、空

三军的报表上。

另一方面，三军总司令部在其备战工作中，通过联络官得到必要的协调，

他们既不请指挥参谋部参加，也不要它作仲裁。他们置国防军总司令这个过

去的中间上司予不顾，竭尽全力与希特勒建立直接关系。希特勒乍前马后的

副官们也把失宠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撇在一边随意超越它行事。这样，国防

军统帅部参谋长的地位江河日下，变得无足轻重了，这个“国防军问题的唯

一顾问”在三军总司令眼里与其说是一个中间人，倒不如说是在无人敢处理

的棘手问题上的“替罪羊”。

过去，由于国防军领率机构里各种力量的竞争，而尚未处理的所有提案、

备忘录和口头建议，在希特勒夺取军事大权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便全部被

打入冷宫。国防军统帅部的“指挥参谋部”被排挤出国防军指挥层，甚至连

希特勒自己都不把它看成是他的领率机构。这些表面现象也唆使陆军总参谋

部放弃了他们一度走过的、与国防处保持密切合作这样一条正确道路，尽管

国防处作出各种妥协和让步。

希特勒是这种事态发展的唯一受益者，他可以在这种尔虞我诈之中，按

照“分权制和主管人员分散制”的思想坐收渔人之利。国防军高级参谋部的

这些弱点及其灾难性的影响，不单单是由于国防军统帅部组织无能造成

的，其中很大一部分应归咎于三军种的态度。他们不是联合希特勒的“工作

班子”一道反对希特勒，而是想法设法对这个“工作班子”行破坏之能事。

踏上战争之路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在那个时期的地位和威望可以从――纽伦堡法庭称之

为――“关键性会商”中看得一清二楚。此次会商是于1939 年5 月23 日举

行的。会上，陆军总司令部的将领在柏林总理府向希特勒报告了进攻波兰的

展开、作战计划。这个计划事先既没有向国防军指挥参谋部通报，也没有邀

请他们参加这次会商，替代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的却是陆、海军总司

令。在会商会上，希特勒无视他的指挥参谋部的存在，为准备未来的欧洲“进

攻计划”，他要求在国防军统帅部里组建一个“小型研究班子”，凯特尔对

此毫无察觉。希特勒要求，这个班子应包括陆、海、空三军代表，负责进行

“最高等级上的作战精神准备”，――大概是指战略上的精神准备――“以

及由此而产生的技术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工作”⋯⋯希特勒在这里以蹩脚的军

语所描绘的任务，正是在正常条件下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所肩负的职责，也是

他一开始就赋予它的任务，尽管它的职贡不是拟制一项进攻计划，它的真正

军事职责是保卫帝国和人民的安全。接下去，希特勒再也没有提到未来的战

略方针，也没有涉及到“研究班子”。

5 月23 日的会议还从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角度说明，国防军内严重缺乏

秩序和信赖，这也是身为最高统帅的希特勒在当时和后来时常向国防军首脑

们流露的。会议的前一天即5 月22 日，在没有高级军事首脑参加的情况下，

在柏林举行了经长时间谈判而与意大利缔结的所谓“钢铁盟约”的隆重签字

仪式。这份条约所附加的秘密议定书，从性质上说毫无疑义是军事同盟，它

要求国防军要承担重大义务。然而，在这个条约的准备和缔结过程中却没有

那个军事机构参与；甚至希特勒还在于1939 年3、4 月间在因斯布鲁克举行

的唯一一次有双方国防军司令部代表（意方为帕里阿尼将军，德方为凯特尔

将军）参加的，会谈中严禁讨论战略问题，因此在5 月23 日的会议上，希特

勒没有向与会者透露任何有关该条约的重要军事内容。议定书的主持人施蒙

特中校仅向与会者传达了这样一句话：“保守秘密――即指进攻波兰的计划

――是取得胜利的前提。这个计划，即便是对意大利和日本也要保密。对于

意大利来说，只有突破马奇诺防线，此问题还有待研究。”①尽管作者当时

是国防军统帅部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但所获悉的有关这次会商的内容，也只

是凯特尔知道的那一点点。其中没有任何超出波兰战局计划的内容。这些消

息，同时联系到当时的政治事态，作者毫无疑义地认为，希特勒企图发动一

场新的“鲜花战争”②，并将扮演一名重要角色。

1939 年新春，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内，一名长年作约德尔的首席助手―

―当时的蔡茨勒中校，由洛斯贝格中校接替。此后，他们不再心甘情愿地继

续充当希特勒“工作班子”的角色，为其战争目标服务。他们尽管认识到自

己地位的严重虚弱，但仍集中力量反对希特勒企图进攻波兰的行动，以及用

现有兵力和可能性挑起新的世界战争的企图。

他们的第一次行动是基于这样一种想法：不提及任何直接关系到希特勒

的战争计划的事，而只以他特别感兴趣的数据使这位国防军最高统帅相信，

欧洲西方列强的军备远远超过德国的潜力――虽然希特勒不愿意将西方的介

入考虑在内。他们将此项计划的目的向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作了说明，凯特

尔稍加思索后便给以否定。因为他认为，希特勒会立刻看穿他们的真正企图

是对他的决断施加影响，参谋部从而将失去他的信任，此项计划由此宣告失

败。紧接着，有人提出另一个建议；按照过去的模式，于1939 年夏季，根据

当时的世界形势，由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举行一次规模宏大的国防军司令部演

习，请希特勒亲自指挥。他们希望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要特别向希特勒说明，

指挥此次演习，对位居国防军最高统帅的希特勒来说，是一次对内对外进行

宣传的大好机会。他们满以为这次会稳操胜券。结果，这个本想让希特勒在

演习中亲眼看一看他的冒险行动将遭何种厄运的计划，又败在凯特尔手里。

凯特尔说，让元首和总理指挥一次司令部演习是一种绝推可能的苛求。结果，

这个企图利用希特勒想在战争中指挥国防军欲望的计划仍未获任何结果。

对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来说，利用凯特尔的地位，对时局施加影响的经

验，似乎已经失效。在此期间，希特勒及其左右的人也没有再透露出一点关

于战争危险增大的消息；另一方面，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部对其备战工作

也一如既往，不找国防处商谈，使国防军最高参谋部的军官们，在历史上最

大规模战争的前几周，处在一种奇特的、使人不适的真空之中。他们承担的

唯一具有意义的任务是，按照“鲜花战争”时期的格式为武力解决与波兰冲

突的行动拟制一份“大事年表”。其中列举了根据陆、海、空三军的报告而

制定的最重要的准备措施及其完成的时限，关于完成这些措施的命令须由希

特勒作出最后决定。此外，除了指出对敌情报机构进行伪装外，还指出了在

非常情况下，停止从展开转入进攻或取消这次行动的时间①。这份大事年表

堪称指挥参谋部从事“档案”工作的典型事例，但这份文件也没有使领率机

构就战争还是和平的问题作出决断。

早就住在“山间别墅”的希特勒，从8 月中旬起，由于陆军对其展开计

划又提出新的要求和企图，使他的军事活动再度频繁起来。希特勒的副官也

将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请来参加这一活动。使他感到心满意足的是，

他能按希特勒的思想口头对陆军总参谋部长施加影响。以凯特尔看来，利用

这种方式可以避免象一年前由于希特勒的直接介人和国防军统帅部的书面

“指令”而引起的陆军的过份反抗或新的不和。陆军的展开方案也确有改进，

这是显而易见的。

8 月22 日，希特勒在“山间别墅”的大厅里，对将在进攻波兰的作战中

担任三军指挥的全体高级将领们发表了数小时的讲话，给人一种大战在即的

感觉。然而，他的讲话的基本目的是想最后一次说服三军将领们，深信他所

指引的道路的正确性，特别是确信西方列强将不会介入冲突。前一天，斯大

林准备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消息已众所周知，这正是促使希特勒论证

他这一“命题”的主要原因。当天下午，三军总司令详细报告了各军种直至

集团军的作战计划。希特勒询问了每个细节，兴致越来越高，竟将在座的国

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和国防处长忘得一干二净。

发表这种鼓动演讲，三军总司令随后作报告，少数指挥官大谈其军人的

信念，这成了作为政治家和最高统帅的希特勒的习惯。在以后的每次重大战

局前，以及其他重大军事行动前，直至1944 年秋季阿登战役和莱茵河上游战

役前，都采取这种方式。但是，它根本代替不了“司令部演习”这种经过考

验的、具有说服力的形式。

到了8 月23 日，希特勒急不可待，再也无法忍耐到“大事年表”上规定

的最后期限，命令国防军于8 月26 日向波兰发动进攻，使紧张气氛骤然达到

顶点。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一项主要任务是向最高党政机关发出通报，以便

使它们采取一切措施支援国防军，特别是在战争爆发时保护居民安全，维护

公共秩序。这件事再一次表现了希特勒如何粗暴地践踏任何一项按计划进行

的军事工作。在国防军统帅部领导下，多年与政府各部和“党务办公厅”共

同为战时所作的准备工作，并按军事惯例编写的《民事管理动员手册》，均

在最后一刻被希特勒毁弃。希特勒将波兰战局当成国防军的一次“特别行

动”，而不看作战争，因此要求暂时在“民事领域”避免一场可能引起民众

生活持久性混乱的事件发生。然而，国防军的主力要在8 月26 日至31 日之

内进行动员，国防工业及大部工商企业也要于9 月3 日随之实施动员，因此，

人人心绪不定，处处杂乱无章。起初，这种混乱状态给工业造成重大负担，

它必须在这种逐级动员情况下，放弃它长年的准备工作，负起“不可推卸”

的义务；随后又给国防军造成负担，它必须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琐碎工作，

将专业技术工人从军队里挑出来，以充实国防工业。

在战争爆发的当天，戈林终于说服了希特勒，取消国防军统帅部指挥参

谋部作为领导机构的职能，使这个支离破碎的组织再一次受到冲击。指挥参

谋部“秘书处”所一直担负的任务，移交给“总理府”，这个“秘书处”被

国防军统帅部操纵的“国防委员会”解散，安排到“国防部长会议”内，“党”

在这里发挥着决定性影响。《国防法》的第二个文本在它的军事指导权威方

面已经作了极大的限制，希特勒再次无视《国防法》的规定，最终将国防军

挤下了“战时全民之领导”的位置。国防军统帅部参谋民被完全撇在一边，

而他却未提出任何异议。

8 月25 日傍晚，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希特勒再一次取消了武装部

队进入波兰边境的命令。当作者受凯特尔紧急调遣，匆匆来到总理府时，这

个命令已经按“大事年表”所规定的最后时限，通过电话通知了有关部队。

用希特勒的军事“办公室”――国防处的一句话，就是以证实希特勒取消命

令一事。作者在去总理府的路上，充满了一种由于和平再一次得到的保障而

产生的喜悦和激动。然而，当作者刚刚到达听到施蒙特①的第一句话却是：

“您不要高兴得太早，这只不过是推迟几天罢了！”

的确是这样，对于总参谋部一名军官来说，令人感到极度厌恶和惊恐的

是，亲眼看到在那个时刻总理府内潜伏着巨大危险的混乱状态。特别是由此

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不久真的发生战争，国防军最高司令是否还想将

他的“大本营”留在这个杂乱无章、动荡不安的环境里？这个想法并不足为

奇，因为现在除了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外，只有海军总司令部仍然留在柏林这

个和平圣地。相反，陆军和空军已在人员和装备上作好动员准备，并迁入为

战时准备的工作区和营区，其中陆军部队驻扎在柏林南面约50 公里处的措森

训练场附近，住进临时搭起的简易木房或库房；空军部队则驻扎在波茨坦附

近的维尔德帕克空军学校。国防军统帅部在这几天直至9 月1 日，没有考虑

搬迁的问题。后来得知，在当时条件下没有考虑搬进布洛姆贝格在任时在柏

林附近建造的拥有各种防护和通讯设备的别墅式的建筑物里，同时也没有采

取其他准备措施。

是什么原因使希特勒拒绝任何关于建立国防军统帅部战地大本营的建议

呢？对这个问题，人们很难得到确切答案。很显然，希特勒是怕人们说他在

重大抉择面前畏缩不前。在波茨坦地区的一座军营里为希特勒修建下榻时，

希特勒向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说，当国防军开赴东部战场时，他作为最高司

令却从柏林向西转移，舆论界必然认为他是逃避危险”更大的可能性也许是

因为希特勒认为，在动乱时期，他只有呆在柏林，呆在政府中心，才能对内、

对外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必须留在首都。希特勒有意向外界显露他关于西

方列强不会介入战争的信念，而柏林处在东、西方的中间位置上，他可以借

题发挥，大作文章。然而，希特勒却于9 月3 日出人意料地决定从柏林出发。

这一行动也许是由于他动荡不定的性格造成的，在审慎行动与“即兴创作”

之间，他更喜欢后者；也许纯粹是心血来潮，想密切与部队的关系；但可以

肯定的是，他是想藉此显示一下他篡夺来的统帅角色，出一出风头。

希特勒自然并不指望在他的专列里能组成一个井然有序、名副其实的军

事指挥班子，然而却要求有最好的通信、技术设备。在列车上，除了凯特尔

和约德尔及其副官以及希特勒的副官外，还有匆忙从陆军、空军调来的联络

官――这是事先没有安排的义一个排挤指挥参谋部的措施――，从而形成一

个完整的“工作班子”。然而，希特勒对这一切却漠然置之。对他更重要的

是党、记者、摄影师、医生和随身警卫，还有他信赖的、陪他晚间聊天、听

音乐的女随从，这是他习以为常的生活圈子，他是不会忘记的。在几次“鲜

花战争”中，他也是以同样方式横跨国土驶向奥地利，通过苏德台抵达布拉

格。因此，此次波兰战局只不过是一次特别行动而已！①